“只要不威胁到共产党对权力的垄断，就是社会主义。”这是俄国的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鼓吹的“党的新路线”。但是这不是西方报刊所说的新实用主义。它完全放弃了任何形式的共产主义（或社会主义）过去所主张的一切东西。
这项政策宣布放弃了使卡尔?马克思能把他的主义称作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主张：一个社会和个人都尽善尽美的永久社会、一个建立地球乐园的社会的许诺。是社会拯救这种信念使马克思主义具有极大的吸引力。可是，除了极少数年老的政党工作人员外，没有人对戈尔巴乔夫的权力思想感到惊异。其他所有的人，特别是共产党国家中的人，早已不再相信社会拯救。其他所有的人都已成为愤世嫉俗者，而不是实用主义者。
俄国的戈尔巴乔夫先生也许能在保持党对权力的垄断，甚至振兴经济方面取得成功。但是，他无法恢复的一件事就是对社会拯救的信念，不管他们是通过共产主义还是其他什么主义。它已一去不复返了。在非共产党国家里，对社会拯救的信念同样也已一去不复返了。也许除了南美洲的“解放神学家”外，没有人再相信社会行动的力量能创造一个十全十美的社会，甚至不再相信有一种能使社会更接近于这种理想的力量，也没有人再相信彻底改造个人以造就“新亚当”。
50年前，这样的信念司空见惯。不仅社会党人，而且世界上大多数政治思想家，都相信社会行动，特别是废除私有财产，将彻底改造人。于是就出现了社会党人、共产党人等等，其区别不在于基本信念本身，而在于前进的速度，在于采取怎样的具体行动将是最有成效的。主要争论是在方法问题上。铲除社会臻于完善的障碍应该是政治和政府的任务吗？或者政府是否应该积极创造新机构和新条件？现在这已一去不复返了。
政府将不会消亡；现在没有这方面的迹象。但是，现在任何人像仅仅20年以前的林登?贝思斯?约翰逊那样公开赞扬“伟大社会”，将会被一笑置之。我们争论具体措施。我们对政府是否应该资助这种活动或禁止那种活动提出疑问。对每项政策的得失将争论一番。对它的成功机会也将有一番争论：禁止使人上瘾的毒品是否比使它们合法化更有可能制止毒品的滥用？这种或那种措施是否有可能吸引选票，便一个政党继续掌权或把执政者赶下台？
当然，现在，而且也许在今后很长一段时间里，还有人称自己为“社会党人”，或“工党”。但是，1981年以来的法国总统弗朗索瓦?密特朗是它现在含义的最好说明。密特朗上台时，他是欧洲最后一个真正尽责的社会民主党人，30年代的纲领、希望和许诺的继承人。在180天内，以资本从法国外逃形式出现的现实迫使他改变了航向。密特朗的社会党政府几乎一夜之间变成了西方世界，几乎最赞成资本主义的政府。自1982年起，在密特朗领导下的法国，社会主义意味着将执政党的朋友和支持者安插到国有化行业的总裁职位上去。法国现在的社会主义就是只要能改善社会党对权力控制的任何事物。将这个同50年前发生的事情作一比较，1931年英国处于令人绝望的经济危机时，社会党首相拉姆齐?麦克唐纳把短期经济需要置于社会党原则之上。麦克唐纳被作为叛徒狠狠地嘲弄一番，并立即失去人们的敬重。密特朗却成了英雄。
约翰?肯尼迪是本世纪第一位甚至不假装除获得权力外还有“纲领”的美国总统。时至今日他仍是一个英雄，一个受人崇拜的人物，尽管他在3年总统任期内成就甚少。也许是仍然相信社会拯救的最后一位美国总统的林登?约翰赴，却因他的伟大社会而成为嘲笑的对象。他的向贫困宣战己成为失败的代名词。最后一个真正有影响的计划也许是1946～1947年实施的英国国家健康服务计划。现在它在英国还是很受欢迎，但已处于严重的、深刻的危机之中。
同样重要的是。找们已日益怀疑任何社会问题是否都有“一个正确的答案”。无疑，存在着错误的答案。但是现在我们知道，社会形势、社会行为和社会问题非常复杂，以致不能承认一个简单的“正确答案”。如果它们能得到解决的话，也总是有几种解决办法，而且没有一种是完全正确的。现在我们知道，不存在唯一正确的教学方法或学习方法。一个学生有一种正确的方法，另一个学生则有另一种正确的方法。保护环境、防止工业废物和污染物，也并非只有一种正确的方法。在某些情况下，颁布禁令是适当的，而在另一些情况下，罚款是适当的。在其他情况下，需要使非污染有利可图。然而，为了对大众有吸引力，“社会拯救”的任何许诺都必须能说，“这是唯一的方法”，或者至少说，“这是迄今最好的方法”。于是我们发现自己正处于西方200年历史的终端。
对信仰拯救的信念主宰着中世纪的欧洲。它在16世纪基督教改革运动中再次流行后，到17世纪中期又消逝了。无疑，每一个宗教派别以前都宜称过，而且现在仍在宣称，自己的方法是“唯一正确的方法”。但是，到17世纪中期，信仰是个人的事，这一点已为公众普遍接受。这并不意味着宗教迫害停止了，甚至在19世纪的西方仍有一些迫害。而且，甚至在西方国家里，基于宗教之上的政治无能一直到19世纪中期才完全消失。但是，宗教信仰能在地球上创造天国的信念早在100年前就已消失，或者已变得毫不相干。
对信仰拯救信念的消失产生的真空，在18世纪中期由对社会拯救信念的出现填补。社会拯救就是体现在时间短暂的政府中同样时间短暂的社会秩序拯救。这种信念最早是法国让?雅克?卢梭阐明的。30年后，英格兰的杰里米?边沁将它发展成一种政治体系。是“社会学之父”奥古斯特?孔德和德国黑格尔又把它永久地铸造成“科学的”绝对论。这两个人后来“生了”马克思。在西方成为世界主宰的过程中，机器、金钱和枪炮方面的优势也许没有社会拯救的许诺那么重要。而且，现在这已一去不复返了。
对社会拯救信念的终止意味着过去200年中最普遍存在的幻想的死亡：大革命的神秘性。在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敢于称列宁十月革命为“一次历史事件”时，它就被埋葬了。过去在共产党的词典里，它一直是“时代的结束”。当然，革命将继续像过去一样发生：政变、夺权、反对专制政府的造反以及最重要的“内部瓦解”，这是人类史上最频繁出现的暴力推翻政府的原因。这些革命中，只有少数将使事态有所改善，其他的只不过是暴君取代有名无实的君主。但是，大革命完全不一样。它是以救世主自居的事件，世俗的基督再临。它将恢复人和人类社会原始的纯洁。当然，大革命将是激烈的。但是，在“被压迫的无产阶级”挣脱枷锁，或者正直善良的雅利安人赶走犹太人后，新的黎明将迎来乌托邦。1794年，法国革命中被击败的“激进分子”，在他们的理想社会在身边崩溃，变成了恐怖统治，后来又变成五人执政内阁的反革命时，首先有这种以救世主自居的想法。在1848年欧洲大陆革命失败后，这种想法又出现了。1871年巴黎公社以血腥屠杀和军事镇压告终时，它对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来说变得极为重要了。
可能还会出现新的以救世主自居的运动。对社会拯救和世俗革命的基督再临信念的消失，可能会唤起新的预言家和救世主。但是这些新的以救世主自居的运动很可能是反社会的，并且建立在这样的断言之上：只能有社会以外的拯救，只能有人的拯救，也许甚至只能有退出社会的拯救。
美国的里根革命和英国的撒切尔革命（或者苏联戈尔巴乔夫先生的改革），不管他们言辞如何，都不是“反政府的”。里根总统和撒切尔首相都不断扩大他们各自政府的规模——戈尔巴乔夫主席可能也会这样做。这些发展以及邓先生的“新中国”的重要性在于他们放弃了社会拯救。他们不把政府看成是产生一个更好的社会、更不用说尽善尽美社会的机构。他们认为政府的功能具体来说是：改善美国的竞争力；削弱英国工会的权力，使英国地方当局营造的房屋租户成为房主；提高俄国农场的生产力；减少中国政府和共产党的腐败等等。我们在政治中看到了1700年前后“现代医术刚开始时发生的事情：从万应药到具体诊断的转变以及针对什么病吃什么药的探索。这个新焦点并不意味着减少医生和用药；它意味着要更多的药和更多的医生。同样，政治的变化不一定意味着要减少政府和政府的措施。但是它确实意味着政府的作用和功能被理解为是不同的，它的最终目的也是如此。
对社会拯救的信念在过去200年中曾是西方政治最有生气的力量，并日益成为世界政治最有生气的力量。它的死亡产生了真空。原教旨主义的伊斯兰教的出现是填补这个真空的一种企图。作为美国社会生活要素的宗教坚定不移地恢复活动，福音派新教会教堂和乡村教堂的恢复活动，部分是对世俗的社会拯救信念的消失作出的反应。然而，美国1988年选举运动有力地证明了，我们不会回到作为主要政治因素的对信仰拯救的信念上去，尽管宣传全部集中在“道德多数”上。回到19世纪初的放任主义上去也不太可能。因为放任主义也许诺社会拯救：清除追求个人利益的障碍，最终将会导致一个尽善尽美的社会，或至少是尽可能好的社会。
相信社会拯救的最后一位西方第一流政治家是70年代初德国社会党人、总理维利?勃兰特。他的德国社会党领袖接班人赫尔穆特?施密特，是一个“禁欲主义者”，而不是“信仰者”。他只有一种政治思想，即正派。另外，他相信并成功地实践了实用主义政治，用以解决短期的特定难题，而不是问题。他的指导原则根本就不是原则。它们是有效性、效率和得失比例。他的继任者，基督教民主党人赫尔穆特?科尔同样只能没有“原则”。对科尔来说，要紧的是事情是否起作用。什么事情有可能使一个政党继续掌权或帮它上台已日益成为政治的检验标准。
这是否足以提供派别、利益集团和作为现代复杂社会特征的多种短期压力的一体化？它是否足以提供统治、领导和政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