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拯救显然是最有条理的政治原则。然而，它不是唯一的。自19世纪90年代起，它有一个首先在美国，然后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日本取得支配地位的竞争者。用政治理论的旧术语来说，这个原则就是国家通过主要“利益集团”一体化为所谓“国家的经济等级”。它反对社会拯救的乌托邦经济许诺。
这个概念起源于罗马共和国。它只是在19世纪末，而且在美国，才变成政治现实。那时，俾斯麦的福利国家已开始击败阶级战争——俾斯麦特意设计福利国家的目的。西欧和中欧的社会党人正迅速转变为社会民主党人，并开始成为资产阶级分子。然而，在美国，一种新的、自由表达意见的人民党主义正在出现，它在许多方面比欧洲左翼更“反对”，更“激进”。为了反对制造分裂的阶级战争这种威胁，在1896年总统选举的时候，美国政治家马克?汉纳发明了一种新的政治一体化，其中主要经济利益集团（国家的经济等级），由我们现在所说的经济发展中的共同利益而结合在一起；当时经济发展被称作繁荣兴旺。
马克?汉纳是政治史上真正的创新者之一。除了《联邦制文件》的作者外，美国政治家中极少有人能与他相提并论。可是他在报刊上得不到好评。其原因就是他的成功：他使美国政治偏离了意识形态，政治学家们为此从未原谅过他。对他们来说，应受尊重的政治是意识形态的政治，这是不言自明的公理。应受尊重的政治必须处理问题，而不是活动。但是，在将近一个世纪的美国政治中起过作用的理论全都基于马克?汉纳的经济利益及其政治一体化之上。它们直接将胜利和权力交给了汉纳的共和党。当1912年共和党的分裂将胜利拱手还给民主党人时，他们的获胜候选人伍德罗?威尔逊像汉纳以前一样被认为是一个反意识形态的、利益集团的政治家。马克?汉纳打下了智力的基础，并在很大程度上创建了将他的政治概念转化为政治行动所需要的组织。他没有创建共和党，但他重建它。
40年后，民主党人富兰克林?罗斯福完成了马克?汉纳的大厦。1932年罗斯福战胜了该党长期的宠儿阿尔?史密斯，被提名为总统候选人，恰恰是因为他否认了史密斯以欧洲意识形态重建美国政治的尝试。罗斯福一入白宫，就立即开始重建被大萧条摧毁的汉纳经济一体化。在它上面，他又加上了政府作为一种有生气、富有创新精神并给予生命力的作用。政府将不仅是汉纳的农场主、劳工和商人等三个利益集团采取共同行动的渠道。它将在三者之间起平衡作用。它将保证任何一个集团都不会受到其他集团的压迫和剥削，还将保证任何一个集团都不会统治其他集团。罗斯福的政府将是统一者和平衡轮。它将使用它的权力维护社会均势。
在政治上和社会上，罗斯福的政府也许是美国历史上最成功的政府，尽管他的经济政策都不奏效。传统的商人把罗斯福看成是使劳工掌权的“激进分子”。但是罗斯福确信，工会没有像在欧洲那样成为独立的政治力量，控制着立法或行政。罗斯福的讲话大多是反商人的，但是他的行动从一开始就旨在创造购买力以引起消费需求和随之而来的商业利润。同样，罗斯福大大增加了对农场主的支持。但是，虽然他前任的农业政策是保护主义的，罗斯福的农业政策自觉地继承了马克?汉纳的思想，旨在使美国农业越来越有成效。通过在“复苏”上添加了“改革”，即在马克?汉纳的繁荣兴旺基础上添加了社会正义的许诺，罗斯福创造了希望。
在经济上，美国甚至到1940和1941年进入战时才开始经济复苏。然而在社会上和政治上，在所有西方主要国家中只有美国在罗斯福掌权后l年或18个月中，已完全恢复，确实已重新取得发展势头。尽管出现银行倒闭、灾难性失业、毁坏农业经济和农业社会的旱灾和尘暴，美国人民到1935年已开始把自己看成是胜利者和领先者。
在本世纪，任何地方都没有一个政府能证明比这更成功的了。在本世纪，其他没有一个处于意识形态分裂和内战之中的政府能够产生更大的民族内聚力。这一点解释了为什么30年代罗斯福的美国成为全球的指路明灯和鼓舞力量——达到了它成为真正激进分子“敌人”的程度——的原因。顺便地说，这一点也是对用其他方法不能说明的事情作出的似乎最有理的解释；在日本人袭击珍珠港后，希特勒毫无必要地对美宣战（它归根到底注定了纳粹德国的失败）。它还解释了为什么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一结束后，即使美国政府和人民更愿意支持他们战时的同盟国，资助它和与它交朋友，苏联还是不得不把美国作为它真正“敌人”的原因。罗斯福的传统一直延续到哈里?杜鲁门政府。杜鲁门也许比罗斯福本人更意识到构成罗斯福新政基础的概念。罗斯福传统在德怀特?艾森豪威尔时达到了顶点。他知道整理新政但又为共和党恢复马克?汉纳想象中的结合力是他的历史使命。
与政治意识形态作对照，通过繁荣兴旺的经济许诺实现政治一体化，一般被认为“只在美国”起作用。但是，这完全不是事实。它在所有外国土地上，就像以前在马克?汉纳或罗斯福的祖国一样起作用。二次大战以来的日本政府，过去35年中最有效率的政府，就是建立在马克?汉纳的经济利益结合的基础上。当然，在美国政治体系中，没有任何与日本行政机构独特的地位和权力相似之处。在日本体系中也没有任何与美国独特的政治制度、非政治家和非官修的“知情者”以及华盛顿“老手”的地位和权力相似之处。这些“老手”是律师、记者、教授和商界经理人员，有数千人之多，他们一而再地回到头和党和民主党政府中工作，并且在政府的主要部门和国会的主要委员会中占据了实际上所有的决策岗位。自1950年以来在日本掌权的自民党也有一些完全是日本独有的特征（虽然远非绝大多数日本人和西方人所想象的那么多）。但是，这个日本党的概念及其结构差不多就是30年代罗斯福的民主党的概念和结构，更是20年代柯立芝的共和党的概念和结构：相同的派别、相同的统治一个主要城市或地区的政治领袖、相同的主要利益集团之间不断变换的联盟，以及同样的“交易”和地方与地区党的核心中同样的政治腐败。美国的榜样还使西欧能在政治上、社会上以及经济上得到大部分的恢复。具有意识形态标志的旧政党仍然存在。但是实际上只有南欧的共产党仍然是“意识形态的”，并献身于“社会拯救”。这就是为什么它们几乎已无关紧要的原因。德国的康拉德?阿登纳和赫尔穆特?施密特，法国的夏尔?戴高乐和弗朗索瓦?密特朗，英国的玛格丽特?撒切尔，意大利的阿尔契德?加斯贝利和贝蒂诺?克拉克西，都通过反意识形态的利益集团一体化，在政治上取得了成功。其中没有一个人曾注意过他自己政党的意识形态宣言。
但是，现在马克?汉纳和富兰克林?罗斯福的通过经济利益实现一体化，像通过社会拯救实现一体化一样已经过时。美国试图这样做的最后一位总统是林登?约翰逊。他的伟大社会完全没有起到20年前可能会起到的政治一体化作用。自那时起，重新唤起汉纳和罗斯福想法的每一次企图都是一场灾难。在美国历史上很少有比1984年的沃尔特?蒙代尔更有能力、更正派和更有经验的总统候选人，也几乎没有比他输得更彻底的人。他重新铸造像罗斯福时代的美国一样的利益集团联盟的企图，使他听上去毫无希望地过时了；50岁以下的人中，几乎没有人甚至能领会他所说的东西。在4年后的1988年，迈克尔?杜卡基斯试图找到和动员新的“利益集团”，特别是“中产阶级”，同时又不疏远旧的利益集团。这也没有起作用。
在美国以外的其他地方，利益集团一体化也在证明日益不能提供政治一体化。日本自民党仍然在每次选举中获胜，但这仅仅因为反对党在意识形态上都是社会拯救的信仰者，这使他们更加缺乏吸引力。利益集团一体化不再起作用的第一个原因是经济“利益集团”作为与众不同的实体和自我意识的本体正在消失。在任何发达国家里，“农场主”和“劳工”都不再具有成为“经济等级”所需的人数或政治重要性。在马克?汉纳的美国，农场主占人口的一半。当富兰克林?罗斯福开始执政时，劳工约占人口的2/5。现在，农场主只占人口的3%，而传统的“蓝领”劳工最多只占1/5。作为国家经济等级的“商人”也不再存在。马克?汉纳动员起来夺取政权的“商人利益”不是通用汽车公司或花旗银行，而是小城镇上的修鞋匠、小旅馆主和木匠。他们现在还大量存在。但是他们并不把自己看作“商人”,或独立的利益集团。
第二，更重要的是，在社会上，这些集团都不再是独特的。使每个集团具有政治团结和政治同一性的不是共同的经济利益。家畜饲养人是“农场主”，但他们始终有着同奶场主或烟草种植者完全不同的经济利益。熟练手工艺人有着同20年代成为“美国劳工”主力、没有特殊技能的大量生产工人完全不同的经济利益。使这些集团与众不同并能采取统一行动的是我们现在所说的文化。它们先在社会上取得更多的一致，然后才在经济上取得一致。先有“自尊的工人”和“农村社会”，然后才有小城镇和大城市中的“商人”。这些集团各自看不同的报纸，去不同的教堂，而且通常生活在城里的不同地区。每个集团都有独特的价值观和生活方式。最重要的是，每个集团都对自己有明确而独特的看法。它们没有马克思主义所说的“阶级觉悟”,它们也未必相信。它们受到社会上其他集团和阶级的剥削，至少在马克?汉纳发表它们对繁荣兴旺有着共同利益的看法之后是如此。然而，每个集团都非常清楚，它过着不同的生活，发挥着不同的作用，并在社会上占据着不同的位置。
马克?汉纳和富兰克林?罗斯福都把“经济利益”用作省略密码。这两个人可能知道，他们的意思是社会和文化价值和方式。他们谈论数量；但指的是质量。这些价值和方式现在所剩无几。剩下的，比如英格兰北部和苏格兰的“布帽”工人，现在被认为是“落后的”。西西里岛的农场主也是如此。美国的家畜饲养人或在自动化养鸡房里饲养适宜于烧烤的嫩鸡的人仍然认为自己是农场主，但他可能在世界任何职业集团中具有最高程度的计算机文化。底特律的“蓝领”汽车工人显然是工人，但是在他们的生活方式中，除了偏爱啤酒而不是葡萄酒外，已没有什么工人阶级的味道。另外，正如在美国最富于战斗性的汽车工厂中工作的工会代表不久前提醒我的那样，工会会员关心的是他们的住房、汽车、在诺斯伍德的钓鱼小屋以及他们的退休金。他们同美国社会中的其他人看完全一样的电视节目。他们在同样的超级市场里购买同样的消费品。他们同样有休假。他们做不同的工作，但他们不再过不同的生活。他们不是通过他们的经济利益，而是通过他们的开销能力来界定他们的地位。
第三，新的多数“知识工人”，不符合任何有关利益集团的定义。知识工人既不是农场主，也不是劳工或商人，他们是一些机构的雇员。然而他们不是“无产阶级者”，并不感到像一个阶级那样受“剥削”。他们全体是唯一依靠养老基金的“资本家”。其中许多人本身就是老板，有“部属”，然而他们自己也有老板。他们也不是中产阶级。杜撰一个新词，他们是“单一阶级”，虽然他们中的一些人赚的钱比其他人多。他们是为企业还是为医院或大学工作，这对他们的经济或社会地位来说毫无关系。在企业做会计工作的知识工人调到医院做会计工作，不会改变他们的经济或社会地位，他们改变的只是职位。
现代发达社会的绝大多数人都是机构的雇员。他们的教育程度越高，就越可能终身成为机构的雇员。然而，这种地位并不意味有特定的经济或社会利益、特定的经济或社会文化，也不意味着问题很少。他们完全蔑视马克?汉纳和富兰克林?罗斯福的美国借以建立起来的社会概念。但是至令还没有适合他们的政治概念和政治一体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