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史上两件最有意义的事件发生在1873年“分水岭”前若干年：1857年的印度反抗及其10年后1867年的日本明治维新。前者保证了全球的“西方化”，后者则保证了它的“非殖民化”。
伟大的瑞士历史学家雅各布?布尔克哈特，是立即认识到19世纪70年代是大转折点的极少数同时代人之一。他在19世纪70年代初教授预言课时就这样说过。今天，题目为“对世界史的看法”的这些讲稿（1943年以《力量和自由》为题出版了它的英译本），被认为是经典著作。但是，尽管布尔克哈特享有历史学家的好名声，却没有人相信他。他的书甚至一直到他死后9年的1906年才被出版。布尔克哈特了解和爱好东方文学艺术。但他认为印度反抗和明治维新无关紧要而不予考虑。对他及其同时代的人来说，西方历史就是“世界历史”。然而，由于印度反抗和明治维新，世界历史不再是“西方”历史。
印度反抗是阻止西方化的一次孤注一掷的尝试。在得胜的反抗者认识到他们没有人也无法取代差不多已被废黜的英国主子时，反抗失败了。他们的失败保证了西方技术、西方社会组织、西方工业经济、西方科学和西方教育对世界的统治。摆脱西方控制的尝试继续出现，在印度反抗后43年的1900年中国义和团起义中达到了高潮。更近一些，80年代伊朗霍梅尼的革命仍是摆脱西方控制的另一次尝试。但是自印度反抗以来，所有这样的尝试都注定要失败。甚至霍梅尼也只能使用西方购买伊朗石油所付的钱，购买西方的技术和西方的武器来同西方作斗争。
当时的欧洲人清楚地认识到印度反抗及其失败的意义。它引起了1860年以后开始的殖民地竞争，并在40年时间里，把亚洲和非洲绝大部分非西方世界置于西方强国——英国、法国、比利时、德国，最后甚至还有美国——的政治控制之下。印度反抗使西方强国相信，整个世界将会西方化。这随后又导致它们得出结论：它们应该和能够在政治上、军事上和经济上控制整个世界，并使它转变为西方文化和西方帝国的延长部分。
1853年美国海军准将佩里的“黑船”第一次在横滨沿海抛锚后，日本犹豫了15年。但后来，在1867年，它决定成为彻头彻尾的“西方国家”，但保持对西方化过程的控制，以及对接踵而来的政府、社会、经济和技术的控制。几乎所有西方同时代人，同布尔克哈特一样，认为这个决定出现在西方强国在世界其他地方成功地横冲直撞之后，无关紧要，甚至微不足道。可是最后日本取得了胜利。日本的办法是要实现现代化即西方化，但必须置本国于非西方控制之下，这一方式，最终击败了西方。日本通过拥抱西方而逃脱了西方的统治。日本在历史上最有决定性的军事失利之一中输掉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日本也没有达到它成为主要殖民强国的目的。然而在政治上，是西方败北。日本成功地把西方赶出亚洲，并使西方殖民强国失去其权威性。这迫使西方放弃了对亚洲，但很快又对非洲已西方化但非西方世界的控制。
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非西方世界已在世界各地按照日本人在1867年明治维新中首先创造的模式变了样。它变成西方化了，但仍置于本地控制之下。这就是“反殖民主义”的基本含义。它并不意味着回复到殖民地以前的状态。甚至霍梅尼领导下的伊朗也不试图恢复18世纪的波斯，而是试图发展一个现代化的伊朗，它拥有西方的技术、工业、军队和工程学，但又拥有伊斯兰初期的宗教和价值。这与19世纪70年代日本把英国式议会同恢复1000年前奈良和平安时期的天皇制结合起来的尝试没有什么区别。
在所有非西方国家中，不管它们是像霍梅尼的伊朗和沙特阿拉伯那样的原教旨主义者国家还是世俗国家，也不管它们像毛泽东领导的中国那样否定过去，还是试图像非洲一些国家那样再现过去，其基本结构都是根据从西方进口的概念和制度建造的。占支配地位的思想也是如此。这些国家称自己为民主主义、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国家。它们谈论福利国家。它们都拥有按西方模式组建、并配备西方最新武器装备的庞大军队，它们都有中央银行，它们都试图发展经济。它们派遣学生到西方去读书。同时它们又决心继续把这些西方概念和西方制度控制在自己手中，并像日本在明治维新后那样通过自己的地方和本地权力结构行使控制。
最后的殖民强国
但是，现在还剩下一个庞大的殖民强国，一大块其历史仍然是“欧洲”历史，其权力和政府仍只由欧洲人掌管的地区：俄罗斯帝国。如果不是更早一些的话，在今后25年内，俄罗斯帝国也将会消失，或者至少将会从欧洲的帝国转变成欧洲后和主要是亚洲的帝国。产生这种变化所需的一切都已发生。唯一的问题是这个过程将会有多快，以及它将导致帝国的解体还是重新组织。不管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1982年开始的改革运动成功与否，这个过程都会发生。事实上，戈尔巴乔夫的改革在重振衰退的俄国经济方面取得的成功越大，俄罗斯帝国的解体就越快。
改革是一场“自上而下的革命”——它们很少取得成功。其实，改革与欧洲最后一次自上而下的革命一模一样，那是另一位“开明暴君”、18世纪的约瑟夫二世皇帝重振他那不景气的、衰落的奥地利帝国的一次完全不成功的尝试。然而有过两次其结果持久不衰的“自上而下的革命”，而且两次都是俄国的。第一次创建了我们现在所知道的俄国，这是伊凡四世发起的自上而下的革命。第二次是彼得大帝强制的西方化。因此，人们不能肯定戈尔巴乔夫先生的尝试会毫无效果。但是，苏联经济，不管其衰退有多严重，只是戈尔巴乔夫的一个小问题。中心问题是在民族主义和反殖民主义压力下帝国解体的威胁。
俄罗斯帝国与西方强国的殖民帝国不一样，以陆地为基地，但也像它们一样建立在其他民族服从的基础之上，在它西部欧洲地区是乌克兰人、爱沙尼亚人、列特人、拉脱维亚人和高加索人，在它东部亚洲地区是一些蒙古人、土耳其人和塔塔尔人。民族问题对俄国来说决不是新问题。在沙皇统治下，周密的俄罗斯化政策使这个问题日益尖锐起来。除了极少数例外（比如波罗的海沿岸国家中一些讲德语的大学），不管学生的本国语言是什么，高等教育完全使用俄语。俄语是官方语言以及允许在商业或军队中使用的唯一语言。对俄罗斯化的忿恨是布尔什维克获胜的一个主要因素。列宁许诺给所有民族充分的文化和教育自治权，使他获得了沙皇精锐团之一的列特狙击手的支持。没有他们，十月革命不可能取得胜利。到20年代末，列宁的民族政策将不起作用这一点已越来越明显了。事实上，3O年代斯大林第一次大清洗的受害者就是10年前形成列宁政策的教育领导人，到1927或1928年，他们开始催促本身就是格鲁吉亚人的斯大林修改列宁的政策。他们指出非俄罗斯人，特别是亚洲人，正在迅速成为使用他们自己语言的文化人，但是他们没有像沙皇统治下的祖先一样被迫学习俄语。这将产生一个新的民族问题。就为了他们的警告，斯大林杀了他们。60年后，他们的预言成为现实。但是现在成问题的不仅仅是在欧洲的非俄罗斯人，亚洲人可能更难弄。
到2000年，苏联一半人口将由非欧洲人组成，而非欧洲人中将近一半的亚洲人将是穆斯林。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在过去的40年中，俄国欧洲部分的人口统计像一个欧洲发达国家：人口出生率非常低，低到俄国的欧洲部分实际上已出现人口萎缩的程度。相反，俄国亚洲部分的人口统计像一个发展中国家，即人口出生率依然很高，而婴儿死亡率迅速降低。现在俄国亚洲部分的非欧洲人口增长率也许是世界上最高的，甚至超过了拉丁美洲。
由于俄国的欧洲人口老化和实际上的萎缩，苏联将日益不得不依靠非欧洲人。由于农村人口迅速老化，更糟的是由子能干的人逃离农田，农田上已缺乏劳动力。在工业领域，俄国人将不得不把亚洲工人带进欧洲心脏地区，或不得不把生产迁移到劳动力所在的地区也即亚洲，从而冒失去控制的危险。前者必定会受到患严重生人恐怖症的俄罗斯人的激烈反对。也许最严重的是武装力量的进退两难境地。为了保持它的军事力量，俄国将不得不越来越多地吸收亚洲人。但在历史上，亚洲人从未在俄罗斯人指挥下打过仗，这一点在阿富汗再次得到证实。俄国将不得不大幅度削减它的军事力量，或不得不冒将军队控制权拱手让给日益反俄罗斯人的亚洲人的危险。显然，正是这些人口统计上的考虑，使得戈尔巴乔夫先生在1988年秋天决定单方面削减苏联军队50万人。他的另一种选择，也是完全不能接受的选择，将是把对俄国欧洲卫星国的军事控制权交给亚洲人。
现在的苏联亚洲人都有文化，但其中只有1/3的人能用俄语阅读和写作。俄语仍像在沙皇统治时一样，是政府的语言、商业语言和科学语言。实际上，在俄国军队的指挥岗位上没有非欧洲人，在俄国经济的领导岗位上没有非欧洲人，在苏联科学院里也没有非欧洲人。在党的高层领导岗位上，无论是政治局还是中央委员会中，非欧洲人从不超过1至2人。
可以预言，这种形势不会持续下去。解体的过程也许会放慢。但这个过程一旦开始了，就不会逆转。而且它已经开始。正如我们现在所知道的，早在戈尔巴乔夫先生接任之前就开始了：在西部的波罗的海沿岸各省和乌克兰，在东南部的克里木和高加索，以及在中亚地区。80年代末，戈尔巴乔夫先生已经被迫采取守势，做每个殖民政权试图做而总是不能取得成功的事。他已向波罗的海地区的人民作出了让步，但威胁要对东南部的亚美尼亚人、阿塞拜疆人和中亚地区信奉伊斯兰教的蒙古人，实行严厉的惩罚。因此，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的改革是通过经济增长和发展实现新的团结的一种尝试。它能起作用吗？答案几乎肯定是否定的。如果改革失败，俄国将回复到斯大林主义的镇压上去。但是，如果改革在经济中发挥作用，它也不会有期望的统一效果。光人口统计准保可以使它无法击败正在发展之中的反俄罗斯民族主义。事实上，它将迅速创造出越来越强大的离心力量。
苏联帝国民族主义最盛行的地区也是它最繁荣的地区，即波罗的海沿岸各共和国，这一点绝非偶然。奥匈帝国的历史说明了它的原因，而且奥匈帝国同苏联帝国很相似，它们相互接集，都在陆上，而且都是正式的“非民族”国家。1848年匈牙利人反抗奥地利统治时，民族问题第一次出现在奥地利。到1887年，匈牙利人获得了政治、语言和文化自治权。奥地利还向贪婪的匈牙利大地主支付大量的并稳步增加的经济敲诈之款，以阻止他们的脱离。但是，其他民族立即要求享受同样的待遇，首先是捷克人，然后是意大利人、克罗地亚人、斯洛文尼亚人和波兰人。为了顶住他们的压力，奥地利的自由主义者，像戈尔巴乔夫先生那样的开明人士，发现经济发展是超民族的粘结剂。在经济上，这项政策效验如神地发挥了作用。历史上几乎没有与1870年后捷克心脏地区波希米亚的工业发展相类似的事件。到1914年，它已成为欧洲工业化程度最高和最繁荣的地区之一，那儿的生活水平和生产率相当于德国，并超过法国。奥地利帝国南部的斯洛文尼亚和东南部的克罗地亚同样目睹了经济的迅速发展。克拉科夫周围地区，尽管起步较晚，也取得了同样的发展。它现在仍是波兰的工业中心。
虽然奥地利的发展在经济上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但在政治上却是一场灾难。富裕非但没有抚慰各个民族，反而使它们日益表现出民族主义情绪。它们的经济境况越好，捷克人要求独立就越强烈。料同样的情况还发生在斯洛文尼亚、克罗地亚、奥地利统治下的波兰和讲意大利语的港口的里雅斯特。1913年以前，的里雅斯特是欧洲最富裕、也是反奥地利最激烈的城市之一。可是，奥地利向它的各民族作出的让步比俄国在任何时候愿意给予的要多得多。苏联帝国的所有大学都是讲俄语的大学，而奥地利帝国的大学一半是不讲德语——匈牙利语、捷克语、斯洛文尼亚语、克罗地亚语、波兰语和乌克兰语——的学校。奥地利议会接受许多种语言。奥地利军队的士兵只须学少量德语指挥用语，在其他方面，他们使用自己的民族语言。这些让步产生的只是进一步要求更多自治权和最终要求完全独立的压力。因为民族主义和反殖民主义不是农民和无产阶级的主义，它们是资产阶级，特别是受过教育的商人、工厂厂长和专业人员组成的中产阶级的主义。当然这些群体是经济发展的首批受益者。
在英国统治下印度发生的事情也给了我们同样的教训。19世纪70年代，在差不多同一时期像奥地利人一样，英国人决定促进经济发展，以便向印度人，特别是受过教育的印度人，提供英国统治带来的实际好处。他们扩大铁路和港口的建设，创办农村合作社和工程学校，促进印度出口作物的发展。最重要的是，他们创建了印度国会，把英国人和受过教育的印度人聚集在一起从事经济和社会发展工作。经济和社会效益是巨大的多现代印度基本上是由于这些努力而创建的。尽管在政治上，这些努力酿成了印度的独立运动，但它在1947年完成了90年前印度反抗所未能完成的事业：摆脱英国人的控制。实际上，独立运动的每一位领导人都来自印度国会。在奥地利和印度不起作用的东西，在俄国也不可能起作用。随着人们的“西方化”、更富裕、更多流动性和教育程度的提高，他们越来越相信民族主义。他们越来越对当“殖民地居民”表示不满，即使在束缚很少时也是如此。他们要求采取“日本解决方式”：在自己的控制、管理和政府领导之下实行西方化。因此，没有任何理由相信改革能拯救俄罗斯帝国。
有可能出现三种结果。一是俄国一分为二。其欧洲部分和亚洲部分都可能甚至进一步分裂成一些民族群体。在欧洲部分，假如不是独立的也是自治的波罗的海沿岸国家，假如不是独立的也是自治的乌克兰，假如不是独立的也是自治的高加索各共和国。在乌拉尔山脉以东的亚洲部分也会发生同样的进程。俄罗斯帝国的欧洲继承人肯定将不得不试图成为欧洲的一部分，并且很可能会不得不接受在政治上，而最重要的是在经济上隶属于欧洲。一些远东继承人会向中国靠拢。但是，数量最多的一部分人，即大多数是穆斯林的中亚人将往何处去呢？第二种可能性是亚洲人的统治。但这肯定意味着欧洲少数将持续不断地反对亚洲多数。第三种存在建立某种邦联的可能性，这种邦联是一种松散的结合，而且将处于不断的动乱之中，因为各民族在它们的自治共和国内和通过这些共和国相互争夺权力每个民族都试图统治其他民族。
无论出现什么样的结果，它既不会是“俄罗斯的”，也不会是“帝国”。俄罗斯帝国的解体将产生出崭新的国际政治现实，至今还没有人尤其是美国对这一现实有所准备。
这个阶段将是动荡不安，甚至危险的阶段。俄国将不得不彻底改变它同欧洲的关系。人们不能排除俄国在日益增加的内部压力下，试图进行军事冒险和入侵西欧的可能性。一场胜利的战争能使人“返老还童”的想法，毕竟是最常见的政治上衰老后产生的幻想。1914年，奥地利人被这种幻想所制服。1982年阿根廷将军夺取福克兰群岛（即马尔维纳斯群岛－——译者注）时也是如此。拿破仑也是如此，1812年，当他已被1809年奥地利的胜利和随后韦灵顿公爵在西班牙的胜利证明不再是不可战胜时，他决定进攻俄国。如果俄国的民族骚动扩散到它在欧洲的卫星国，并在匈牙利、波兰、捷克斯洛伐克或东德造成严重动乱，对西欧的军事入侵就可能会像1914年这样一种“入侵”引诱奥地利将军一样引诱俄国将军。换句话说，有必要保持西方的政治团结和军事备战。
但是，还有必要为俄国和西欧关系发生根本变化作好准备。这将肯定需要俄国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结构以及它的政策发生重大的变化。它将几乎肯定意味着北约和美欧联盟的终结。它将需要俄国的欧洲卫星国在政体和政策方面发生变化，而且几乎肯定它们将拒绝共产主义和俄国的控制。它还可能要求从俄国边界到莱茵河的中欧实现军事中立化。可是，它可能是俄国的欧洲部分能够逃避其亚洲部分统治的唯一办法。在俄国欧洲部分的任何政府将为它的人民所迫，把不受俄国亚洲部分控制作为它最优先考虑的事项。俄罗斯帝国的解体对其母国，俄国的欧洲部分，造成的损害有可能比本世纪初西班牙、英国，法国、荷兰或葡萄牙的海外帝国的解体对它们造成的损害大得多。而且俄罗斯帝国的解体对亚洲的影响会更大。它将深刻地改变中国和日本的相互关系，改变它们同亚洲其他国家以及同西方尤其是美国的关系。
对美国来说它意味着什么
对美国来说，俄罗斯帝国的解体意味着彻底改变外交政策，彻底改变1917年伍德罗?威尔逊放弃不干涉主义以来支撑着美国外交政策的设想。无疑，俄国，不管是共产主义的还是共产主义后的俄国，将不再是一个“超级大国”。但是美国也将会是这样。事实上，将不存在任何“超级大国”，将不存在世界政治“中心”这样的东西。
在整个19世纪，英帝国用它的海军统治着世界七大海洋，那时美国的外交政策是明确的。它由试图使美洲置身于世界政治之外的门罗主义组成。美洲可以是孤立主义的。这个阶段随着欧洲的衰落而告结束。第一次世界大战后，重建欧洲已越来越成为美国外交政策中最优先考虑的事项。1941年日本发动进攻时广美国决定优先考虑欧洲的战争，而不倾全力于太平洋地区。4O年代冷战开始时，美国外交政策的基础是欧洲的恢复和北约军事联盟。然而，欧洲这个方向的确定之所以是可能的，只是因为亚洲心脏地区仍然为一个欧洲强国俄国所控制和管辖。从美国的有利地位出发，在亚洲所需要的是在菲律宾或日本的保护美国侧翼的前沿基地。反过来，在欧洲处理与一个欧洲强国即以欧洲为中心的俄国的关系满足了亚洲的需要。更确切地说，美国在亚洲的政策和行动，不管是朝鲜战争、越南战争，还是尼克松总统与共产党中国的和解，都是用来遏制和抗衡以欧洲为中心的俄国的美国欧洲战略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当俄国将不再是控制亚洲的欧洲强国时，上述这些将证明是不够的，更不用说是成功的了。但是，到时需要什么样的政策，以及在欧洲不再得到优先考虑时，美国究竟如何制定政策，是不大可能预测的。在所有政治新现实中，这也许会是美国最严峻的现实。
美国对北美的新关心
由于北美迅速成为美国主要关心之事，美国外交政策将更加混乱。对于美国南面的墨西哥和北面的加拿大等邻国来说，和隔壁巨人的关系始终是外交政策所关心的事。然而，美国从来对其邻国不予重视。世界经济的迅速地区化正在创造一个新“北美”，随之也带来了新的机会和新的问题。
美国的南面邻国墨西哥正在经历一场将改变美国与拉丁世界关系的大转变。自贝尼托?胡亚雷斯以来的一百多年中，墨西哥政策始终为一个目标所支配着：独立于尤其是在经济上独立于北方虎视耽耽的巨人之外。这个“扬基”（美国佬）邻国在宗教、文化、价值、历史和传统（令人厌恶的和令人想往的都一样）方面同墨西哥很不一样，但关系又非常密切。胡亚雷斯试图通过使这个国家保持印第安人的和农业国的状况来维护墨西哥的独立。他的继任者波菲里奥?迪亚斯试图引进欧洲的货币、欧洲的银行家和欧洲的制造商，以抗衡令人畏惧的“扬基”。这种努力的失败导致了1911年迪亚斯的下台以及20年的内战。此后的目标变成了工业自给自足。墨西哥奋力推进受到严密保护的国内工业。它大部分由墨西哥政府所有，并且专门为国内市场生产。很多年来，特别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这似乎发挥了作用。但是，这项政策在80年代初彻底破了产，其部分原因是油价的暴跌，但更多的原因是保护主义使政府贪污腐败，使政府所有的工业效率低和没有竞争力。
一种出路，也许唯一的出路，是放弃墨西哥实行了一个世纪的经济独立政策，接受与美国的经济一体化。一体化在很大程度上已是既成事实。墨西哥效率最高、收益最好的工业——沿墨美边界的加工厂和内地由福特和国际商用机器公司等美国大企业拥有的一些工厂——主要（或全部）为美国市场生产。而且正在举行美国一墨西哥共同市场的谈判。从美国的观点来看，经济一体化肯定要比墨西哥持续的大量移民更可取，后者现在是许多墨西哥人能够得到有报酬工作的唯一办法。它还将在经济上有益于墨西哥，尽管过渡时期将会使墨西哥许多受到过分保护的公司、它们的工人和业主倒大霉。但是在文化上和政治上，这样一种变化将带来很大的创伤，以致威胁到墨西哥的政治凝聚力，甚至还可能威胁到它的政治团结。
然而，不这样做，墨西哥能生存吗？它至今还没有真正成为一个国家。北部基本上讲西班牙语，它拥有工业和这个国家的大部分肥沃上地。墨西哥的气候似乎不是太干燥以致不能生长较好作物（北部大多数地区）就是太潮湿（南部大多数地区）。“从瓦哈卡周围地区开始的南部基本上还是农业地区和印第安人地区，西班牙语主要在城市中使用。南部的大部分地区是部落地区，由当地酋长管理，他们同450年前西班牙人最初抵达时统治的印第安人酋长没有多大区别。正是在那个时候，最伟大的基督教传教士巴尔托洛梅奥?德拉斯卡萨斯说过：“印第安人在成为基督教徒前必须先成为公民。”墨西哥南部的印第安人尚须成为公民。
任何可以想象的美国对墨西哥的政策在美国肯定会像在墨西哥一样不受欢迎。例如，美国将在多长时间内继续接受大量逃避失业、饥饿和贫困的墨西哥人？他们中越来越多的是这个国家受过最好教育的人和最穷、最没有技术的人。墨西哥本身在政治上和社会上能长期承受它的公民大量逃往北方和日益严重的人材外流造成的后果吗？美国能接受墨西哥左翼反美政权吗？墨西哥能接受美国对它国内政策的干预吗？当墨西哥人的工资是美国人的1/10，以及边界南面墨西哥的水浇地上长出的农产品成本是边界北面种植它们所需成本的1/3时，美国人能够，更不用说愿意，接受经济一体化吗？
美国与北面邻国加拿大的关系，同样将变得日益量要起来。1988年加拿大和美国签订的自由资易协定是否完全有效，相对来说不太重要。这两个国家在经济上已经实现一体化。事实上，20年代以来美国制造商不平衡地统治加拿大市场的现象基本上已被纠正，加拿大制造商、加拿大金融家和加拿大不动产开发者越来趁活跃在边界线的美国一边。但是，现在加拿大面临着10年或更长时间，在这期间将最终不得不正视“加拿大表示什么意思”这个老问题。它是一个有3种文化，即中部的盎格鲁—苏格兰文化、魁北克的法国文化和西部大草原各省特有的加拿大—美国文化的国家？至今给“加拿大”下定义的唯一方法是根据它不是“美国”这一点。但是，两个国家的经济越是融合在一起，一个否定的定义就越不足以使一个巨大、参差不齐、居民稀少的国家团结一致。美国传统上宽厚的忽略态度，而且常常不那么很宽厚的态度，也不足以为加拿大或美国所用。
但是，国际事务中的主要“新事实”——而且绝不是光对美国而言——仍然是即将到来的“俄罗斯”帝国的解体。这将完成从“欧洲”历史向始于印度反抗和日本明治维新的“世界”历史的转变。任何政府、政治家和政治思想家都为之作好准备了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