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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我两个学校都考上了，因为想出国，想镀金，所以选了清华。那时我们出国和今天的不大一样，我们出国都想回来的，在国外镀镀金回来为国家服务。

我到了清华，学校要求文科的学生必选一门理科的课。如实在有困难的话，可用逻辑代替。当时教授不是太多，哲学系的三个教授，金岳霖、冯友兰、张崧年，都开了逻辑课。所以我们都用逻辑代替了。

蔡校长的想法是非常了不起的，但是我觉得我们的做法并没有体现出蔡校长原来的想法。将来怎么办?将来是否能体现?我们已经进入了21世纪，现在已是21世纪的第一年，新千年的第一年，文科和理科的关系怎么处理?刚才何芳川副校长讲的一句话叫文理互补。文科来补理科，理科来补文科。这句话讲得非常好。我想是不是可以再进一步，文理不但互补，而且互相渗透。这就非常困难啦。

我理科的知识不如在座的各位同学，具体我讲不出来，只有胡思乱想。

互补怎样补法呢?一个是文科学生学一点理科的课，比如学哲学的要学一门理科的课。不仅要互补，还要互相渗透。21世纪要发展社会科学，推进理论创新，非文理结合不可。新世纪才过了10个月，还有99年零2个月，大家可以有很多的时间来考虑这个问题。

现在报纸上老讲网络与基因。理科同学可能理解的多一些，文科的可能理解的少一些。我是外行，不懂。有一天我突然看到一篇文章，说基因有坏基因，好基因，有善有恶，这就比较有趣了。

我们中国哲学讲性恶性善。孟子讲性善，荀子讲性恶。讲了几千年，不是讲性善的就是讲性恶。当时，我自己有一个想法，就是性不能有善，什么原因呢?人就是动物，动物都有本能。鲁迅把本能归纳为：第一要温饱，第二要发展，第三要传宗接代。动物植物都这样。北大有一种草，你走过就会粘到你身上。这是干嘛?目的为传宗接代。桃为什么是甜的?苦的不好吗?甜的，人吃了以后，把桃核丢出去，传宗接代。动植物都有这种本能。中外的圣人都讲究道义，说一个人的本能不能过分发展，不能影响别人。影响别人，这个社会就无法存在。我们要自由，将北京的红绿灯都去掉，够自由了吧?但是，这样北京能存在一天吗?汽车不相撞吗?影响别人，你自己也发展不了。

基因有好的坏的。我家有个亲戚，4代包括外孙都长得很漂亮，这是为什么，别的家族没有这么漂亮。这是不是好基因，我不知道。

清华有两位大家，一位是大物理学家李政道，也是北大的教授；一位是大画家吴冠中，刚在中国美术馆搞了一个科学与艺术展，还出了一本书。展览会和书我都看了，说的是艺术和科学的相通之处。《光明日报》登过一个书评，评《物理学与艺术》，讲的是同一个问题。开座谈会时，北大物理系的一位教授参加了。我看了一下他们讨论的结果。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绝不像以前讲的那样泾渭分明。从一部科学史可以看到，科学越来越深化，越来越分化。最早的时候，只有哲学，后来分出物理、化学，再后来生物化学、物理化学等边沿学科越来越多。到了21世纪，我想边沿学科还要增加，增加的同时文科和理科的互相渗透能不能达到?我想真要创新，应该从这地方创起。

季羡林在首届北京大学文科论坛上的讲话(3)

（本整理稿经演讲者本人审阅）

2001年11月2日

分析不是研究学问的唯一手段《新日知录》之九(1)

无论是进行自然科学的研究工作，还是进行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工作，以分析手段为突破口，都是必要的，甚至是不可避免的。

摆在自然科学工作者面前的是实实在在真正存在的物质的东西。数学现在也归入自然科学，但是数学家眼前摆的不是物质的东西，他们具有的是蕴藏在脑海里的抽象数字。这问题应另当别论，不能与自然科学混为一谈。自然生成物，露在外面的是它的表面形象，构成的结构规律则是蕴藏在内部的。必须先用分析的手段，打开缺口，才能进入内部。

摆在人文社会科学工作者面前的东西比较复杂。有古书、古代文献资料、后代的文献资料，以及当前的资料，还有当前社会上各种活动和制度。在考古学者面前，一定会有自然生成物；但是这些东西的用处不在物质本身，而在它们所代表的时间意义。所有的这些东西，最初摆在你面前的时候，只不过是浑然一璞。不采用分析的手段，难得进入其中。

上面说的这一些话，其目的是想说明，分析的方法是科学研究必不可少的。但是，我必须在这里补充一句：在分析的主导中，小的综合也会随时出现的。

对于分析与综合这两种思维模式或工作研究方式，大多数学者都耳熟能详，用不着过多的解释。但是，我自己对这个问题却多年来形成了一套看法。我认为，分析与综合是人类最基本的思维模式，用常用的词句来解释，一个是“一分为二”，一个是“合二而一”。我还认为，世界上东西方文明最基本的差异也在这两点上：西方的基本的思维模式是分析，而东方则是综合。这是就其大者而言的，天底下没有纯粹的分析，也没有纯粹的综合，二者总是并行进行，但有主次之别。

以上说的都是空话，只说空话是不能解决问题的。我想说几句实话，而实话的例子可以说俯拾皆是。我现在正在看有关美学的书，我就讲一讲美学吧。

美的现象或美的概念，人类在蒙昧的远古就已有了。连一些动物都是有的。动物总是雄性的美，而人则相反，女子美过男子。这问题已经引起了人们的注意。什么是美，也就是美的本质是什么？东西两方的哲人两千多年以来始终是有分歧的。杨辛、甘霖的《美学原理》（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P55）写道：“中国美学史上对美的本质探讨，有其独特性，与西方美学史有很大的不同。西方美学史在探讨美的本质时，直接与世界观联系起来；中国则是很朴素的，与世界观联系不是那么直接、紧密。”我对这一段话的理解是，世界观离不开基本的思维模式，西方的世界观是分析的。早期的西方哲人并不是没有看到“美是难的”。但是，他们的积习难移——还不如说本性难移——一碰到美，就分析起来。从古希腊起，每个哲学家都拿出自己独特的招数来分析美，我在下面根据《美学原理》稍作介绍。柏拉图自然离不开他那一套美的理式。亚里士多德反对之。他认为美在事物本身之中，主要是在事物的“秩序、匀称与明确”的形式方面。达·芬奇认为美并不是什么神意的体现，而是存在于现实生活中，是可以用感官认识到的事物的性质。到了18世纪，鲍姆嘉通认为感性认识没有一门科学去研究，他建议成立一门新的学科，定名为“感觉学”，以后一般称之为“美学”。从此西方的重要的哲学家几乎都在自己的哲学思想体系中加入美学思想。康德的美学是建立在先验论的唯心主义基础上的，他认为美只能是主观的。荷迦兹说：“美正是现在所探讨的主题。我所指的原则就是：适宜、变化、一致、单纯、错杂和量；——所有这一切彼此矫正，彼此偶然也约束、共同合作而产生了美。”黑格尔在哲学上是客观唯心主义者，他认为绝对精神是世界的本质，他提出了美是理念的感性显现。狄德罗提出“美是关系”。他说：“就哲学观点来说，一切能在我们心里引起对关系的知觉的，就是美的。”博克继承了英国经验主义的传统，他承认美的客观性，肯定美是物体的某些属性。车尔尼雪夫斯基主张“美是生活。”他说：“任何事物，凡是我们在那里面看得见依照我们的理解应当如此的生活，那就是美的；任何东西，只是显示出生活或使我们想起生活的，那就是美的。”普列汉诺夫不完全同意车尔尼雪夫斯基的说法。但是说：“我们的作者（指车氏）的学位论文毕竟是非常严肃的和卓越的著作。”

分析不是研究学问的唯一手段《新日知录》之九(2)

上面讲的只是对西方两千多年来一些重要哲学家的对美的看法，极其粗略。此外还有成百上千的人谈论美的问题，我没有这个能力来一一介绍了。

写到这里，我自己先笑了起来：我眼前有一头大象，巍然站在那里，身边围了一群盲人，各自伸出了自己的尊贵的哲学手指和手掌，在大象身上戳了一下或胡噜了一把，便拿出了分析的刀子，自诩得到了大象的真像，个个举起了一面小旗，上面写着一个“美”字，最终就形成了一门新学问，叫做“美学”。这门新学问的研究对象的本质没有说清楚，我看永远也不会说清楚的。它像是曹子建笔下的洛神“翩若惊鸿，婉若游龙”；又如海上三山，可望而不可即。至于美的表现形式，也不比它的本质更容易抓住。我既不是哲学家，也不是科学家。但是根据我自己在生活中的体验，美的问题比学者们书中所讲到的要复杂百千倍。人躯体上的眼、耳、鼻、舌、身都能感受到美。而且大千世界、芸芸众生，有男女之别、老幼之别、阶级之别、地区之别、民族之别、宗教之别、时代之别、文化水平之别、职业之别，等等，等等。这些当然都影响了对美的理解和美感享受。此外还要加上偏见。记得我曾在什么书中读到，一位国王的爱姬只有一只眼，而在他眼中，世界上的人都多了一只眼。在非洲一些民族中，爱美的现象古怪到令人吃惊的程度。而且，美感在一个社会群体中，甚至在一个人身上，也是变动不居的。说时兴喇叭裤，则一夜之间，全城都喇叭了。然而转瞬之间，又能立刻消失。在这样的情况下而侈谈美和美感，不亦难乎！

西方也有聪明人，德国伟大诗人歌德就是一个。他说：“我对美学家们不免要笑，笑他们自讨苦吃，想通过一些抽象名词，把我们叫做美的那种不可言说的东西化成一种概念。”这话说得多么精彩啊！一直到今天，二百来年以后了，还能活生生地适用于东西方；我认为，特别适用于中国。

我现在想从西方转向中国，论题的重点仍然是关于分析的问题。我想谈两个问题：一个是继续谈美学，一个是谈“一分为二”和“合二而一”。

先谈第一个问题。

我在上面已经说到，两千多年以来，中国也谈美、美感等等的问题，但谈的与西方迥异其趣。请参阅《美学原理》P35—56，兹不赘。

近世以来，西方美学传入中国，好之者治之者颇不乏人。到了最近几十年，美学已浸浸乎成为显学。许多大学纷纷设讲座，创办研究所。专著论文，连篇累牍。但是，论点分歧，莫衷一是，于是纷呶喧争，各自是其是而非其非，谁也无法说服谁。不这样也是不可能的。美是一个能感觉得到却触摸不到的东西。“美这个东西你不问本来好像是清楚的，你问我，我倒觉得茫然了。”于是西方群哲盲目围摸大象的那一幅漫画似的幻像，又出现在我的眼前了。中国有一句“青出于蓝”的古话，常常真能搔到痒处。歌德所说的“通过一些抽象名词”，到了今天，到了中国，从数目上不知增加了多少百倍，从抽象程度上，也不知增加了多少度数。我读了个别中国美学家的文章，其中抽象名词成堆成摞，复杂到令人眼花缭乱。对于我这一个缺少哲学思考能力的人来说，简直感到玄之又玄，众妙无门。可是我想问一句：这些分析者自己能明白他们分析出来的名词吗？

现在谈第二个问题，这问题与美学无关，而讲的是分析。这就是“一分为二”和“合二而一”的问题。

“一分为二”这个命题是谁提出来的，大家都知道。提命题是学术问题，谁都有权利。不应该命题一提出就等于注册专利，这种专利同平常不一样，抄袭是允许的，但不能反对，谁不同意，谁就犯了弥天大罪。那一位年高德劭的马列主义哲学家提出了一个“合二而一”的主张，迎头一大棒就打了过去：修正主义。一个蕴含着东方综合思维的学术命题竟也蒙此“殊荣”，这只能说是天大的怪事。学术到了这种地步，岂不大可哀哉！其实中国当时已经没了什么学术，只有一个人的声音，一呼万应，而口是心非。其结果是大家都知道的。我参加了半辈子政治运动，曾被别人戴上过修正主义的帽子，自己也曾给别人戴过。什么叫修正主义，最初无师自通，似乎一看就明白。后来越想越糊涂，如堕入五里雾中了。改革开放以来，修正主义毕，而经济腾飞始。目前在全世界经济相对萧条中，中华一花独秀，而且前程似锦，连我这九旬老汉也手舞足蹈了。

分析不是研究学问的唯一手段《新日知录》之九(3)

“一分为二”这个命题，大概是受到了原子分裂的影响，是专门指物质的东西的，因此同物质是否能够永远分裂这个问题相联系。关于这个问题有两派意见，一肯定，一否定。二者也都是学术问题，可以讨论的。让我大大地吃了一惊的是，“一分为二”的提出者竟然引用了庄子的“一尺之棰，日取其半，万世不竭”的说法，来为自己的命题护航。稍稍思考一下，就能够分辨出，“一分为二”的基础是物理概念，而庄子的说法是一个数学概念，二者泾渭分明，焉能混淆！这一位也许自命为哲学家的人，竟连这一点都没弄明白，真让我感到悲哀！光舞大棒是打不出哲学来的！被请去讨论的几位知名的科学家也都没有提出异议。这更令我吃惊。眼前物质永远可分论已经遇到了夸克封闭这一只拦路虎，将来究竟如何，还没有人敢说。

在上面，我从西方的分析手段写到西方美学的形成；又从西方讲到中国的“一分为二”和“合二而一”的问题。我的想法是，西方的分析手段在科技方面以及其他方面创造出辉煌的成绩，推动了人类社会的前进；但同时也产生了许多问题和弊端，能给人类前途带来灾害。东方（中国）的综合手段也给人类创造了许多福利；但也有它的偏颇之处。今后的动向应该是把二者结合起来，互济互补；这样一来，人类发展的前途，人类文明的走向，就能够出现许多灿烂的光点，人类就能够大踏步地向前迈进。这就是我的信念。

2002年9月16日

于301医院

大自然的报复

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一书中说过一段话，意思是说：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对自然的胜利，因为每一次大自然都进行了报复。

这一段话说得何等好啊！何等准确，何等透彻！一直到今天，一百多年以后了，读起来还那样虎虎有生气。

从历史上来看，人类最初也属于大自然。一种什么动物（猿之类？）闹独立性，终于变成了人，公然与大自然分庭抗礼了。在中国思想史上，这称之为天人关系，“天”在这里代表的就是大自然。我在别的地方讲过：人一生有三大任务，正确处理天人关系，正确处理人与人的关系，也就是所谓社会关系，正确处理个人心中思想感情的矛盾问题。

人类要想生存，必须有衣食住行等方面的物质供应，这种供应只取之于大自然。这里就出现了一个对待大自然的态度问题。态度千差万别；但是综而观之，不出两途：一东一西。东方主张天人合一，人与大自然要成为朋友，不要成为敌人。宋代大儒张载说：“民，吾同胞；物，吾与也。”充分体现了这种精神。西方一般倾向于“征服自然。”这是由东西两土文化体系的根本思维模式所决定的。

西方，特别是在产业革命以后，热衷于征服自然。征服的确有成绩，科学技术飞速发展，人民生活迅速改善。但是，大自然的报复也随之而来。例子俯拾皆是，比如物种天绝、生态失衡、人口爆炸、地球变暖、淡水匮乏、新疾病产生、臭氧出洞等等。这些弊端发展下去，将会影响人类发展的前途，这是十分明显的。前一阵子，世界上一些国家遭受“非典”（SARS）的袭击，不也应该看做是大自然的报复手段之一吗？

救之之方并不复杂，无非是改弦更张，改恶向善，同大自然交朋友，不再征服自然。

2003年6月24日

于301医院

一个预言的实现

大约在十几二十年前，我曾讲过一个预言：21世纪将是中国的世纪。

我没有研究过新兴科学预言学，我也不会算卦占卜，我不是季铁嘴、季半仙，但也并非全无根据。我根据只是一点类似地缘政治学的世界历史地理常识。

我发现，在这个地球村中，每一个时代都有自己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有的在东方，有的在西方，存在的时间长短不一，影响的程度也深浅不一。而这个中心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有规律地变动着。拿最近几百年的世界史来看，就可以看出下面的规律：17、18世纪，它是在欧洲大陆法、德等国，19世纪在英国，20世纪在美国，21世纪按规律应该在中国。所以我说：21世纪将是中国人民的世纪。这决不是无知妄言，也不出于狭隘的爱国主义，而是规律使然。可在当时，颇有一些什么什么之士嗤之以鼻。我并不在乎，是嗤之以鼻，还是嗤之以屁股，那是他们的事，与我无干。

值得庆幸的事是，我在十几二十年前提出来的预言完全说对了。中华民族所固有的大气磅礴的创造力，被种种内在的和外在的力量堵塞了几百年；现在，一旦乘机迸发，有如翻江倒海，势不可挡。例子多得不胜枚举。我只举一个看似虽小而意义实大的例子：“中国制造”（made in china）的商品现在流传全世界，包括美国在内，这在以前无论如何也是难以想象的。中国报刊以“中国和平崛起，世界拍案惊奇”等类的词句来表达这种感情。

中国人不喜欢“老王卖瓜，自卖自夸”。认为这是没有出息的事。我现在从外国请一位贵宾来，帮着夸上几句。英国前外交大臣杰弗里·豪曾说过几句话：“过去二十五年，中国发生了巨大变化，它不仅确立了自己是国际社会一个稳定且负责任的成员的地位，它的政治制度及人民的聪明才智和能量已经产生了举世瞩目的经济成就，绝大多数人的生存条件和日常生活大大改善。”这一位英国绅士肯说几句真话，值得我们钦佩。我引用他的话来抹掉自己的自卖自夸之嫌。

2004年2月13日

爱国与奉献

最近清华大学和北京同方文化发展有限公司共同推出了大型电视专题片《我愿以身许国》暨《科学家的故事》。我参加了首映式。前者讲的是两弹一星二十三位科学家的故事，后者讲的是中国其他将近一百位科学家的故事，二者实相联系，合成一体。我看了后大为兴奋，大为震动，大为欣悦，大为感激，简直想手舞足蹈了。我们要感谢以顾秉林校长为首的清华大学的校领导，感谢同方文化发展有限公司的徐林旗总经理。没有他们的努力，这两部电视片是完成不了的。我欢呼这部优秀的电视专题片的诞生。我相信，将来当这部电视片在全国放映的时候，会有成千上万的观众参加到我们欢呼的行列里来的。

这两部片子的意义何在呢？

我归纳为两点：爱国与奉献。以爱国主义的情操来推动奉献精神；以奉献的实际行动来表达爱国主义的情操。二者紧密相联，否则爱国主义只是一句空话，而奉献则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爱国主义是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历数千年而未衰。原因是中国历代都有外敌窥伺，屠我人民，占吾土地，从而激起了我们民族的爱国义愤，奋起抵抗，前赴后继，保存了我们国家的领土完整，维护了我们人民的生命安全，一直到了今天。

到了今天，我们国家虽然仍然处于发展中国家行列中，但是早已换了人间，我们在众多方面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在全世界普遍的经济不景气的气氛中，我们却一枝独秀。我们国家在世界民族之林中的地位日益崇高。没有我国的参加，世界上任何重大问题都是解决不了的。在这样的情况下还有必要大声疾呼地提倡爱国主义吗？

我的意见是：有必要，而且比以前更迫切。我们目前的处境是，从一个弱国逐渐变为一个强国。我们是一个有十三亿人口的大国。这种转变会引起周边一些国家的不安。虽然我们国家的历届领导人都昭告天下：我们决不会侵略别的国家，但是我们也决不会听任别的国家侵略我们。这样的话，他们是听不进去的。特别是那一个狂舞大棒，以世界警察自居，肆意干涉别国内政的大国，更是视我为眼中钉。在这样的情况下，我认为，我们“国歌”中的一句话：“中华民族到了最危急的时候”，还有其现实的意义。

因此，我们眼前发扬爱国主义精神，不但不能削弱，而且更应加强。我们还要把爱国与奉献紧密结合起来。如果没有两弹一星的元勋们的无私奉献精神和行动，如果我们今天仍然没有两弹一星，我们的日子怎样过呀！那一个大国能像现在这样比较克制吗？说不定踏上我国土地的不仅是20世纪三四十年代打着膏药旗的侵略者，还会有打着另外一种旗帜的侵略者。

想到这里，我们不能不缅怀二十三位两弹一星的元勋们以及他们的助手们的丰功伟绩。他们长期从家中“失踪”，隐姓埋名，躲到沙漠深处，战严寒，斗酷暑，忍受风沙的袭击，奋发图强，终于制造出来了两弹一星，成了中国人民的新的万里长城。他们把爱国与奉献紧密地结合起来。他们是我们学习的楷模。我是不是过分夸大了两弹一星的作用呢？决不是。以那个大国为首的力图阻碍我们前进的国家，都是唯武器论者。他们怕的只是你手中的真家伙。希望我们全国人民认真学习两弹一星的元勋们，也把爱国与奉献紧密结合起来。我们将成为世界大国是历史的必然，是谁也阻挡不住的。

2002年5月2日

恐怖主义与野蛮

现在世界上反恐怖主义之声洋洋乎盈耳矣。我首先声明，我是坚决反对恐怖主义的，恐怖主义总是与野蛮相联系的。

但是，我总觉得，这里面似乎有点问题。反恐怖主义活动应该是一场严肃的政治斗争。事实上，它却变成了一场闹剧，或者一出滑稽剧。因为，什么叫“恐怖主义”？谁是恐怖主义分子？大家的理解并不一致，其中有不同的看法和不同的意见。有的人不肯说，有的人不敢说。我想，虽然世界上绝大多数政府都宣称反恐怖主义；但是，并不是没有潜台词的。

不这样也是不可能的。对于什么是恐怖主义，有一半是有一致的看法的。劫持飞机，用人体作肉弹轰炸别国的摩天大楼，死伤数千人，这是不折不扣的恐怖主义，对此恐怕是没有异议的。可是右手持大棒，左手托原子弹，驻军全球，随意指责别的国家为“邪恶轴心”，随意派遣军队侵入别的国家，杀人当然不在话下，而自己还义形于道，恬不知耻。难道这不也是恐怖主义，而且比恐怖主义更恐怖的超恐怖主义吗？是谁给你们的这种权力？难道就是你们的上帝吗？世界上的政府和人民，并不是每一个都失掉了理智，他们能够明辨是非。

我必须在这里浓笔重彩地补上几句。这个国家的人民，同世界上其他国家的一样，也是有理智的，也是希望自己能过好日子也希望别人能过好日子的。

至于恐怖主义与野蛮的联系，那也是非常明显的，很容易理解的。拿活人当肉弹冲击别国的大厦，这不是野蛮又是什么呢？手托原子弹讹诈世界上其他国家的人，随意践踏别的国家，视人民如群蚁，我认为，这不但是野蛮，而且是比前一个野蛮更为野蛮的野蛮。

但是，我认为，野蛮是有区别的。我杜撰了两个词儿：正义的野蛮与非正义的野蛮。仗义执言，反对强凌弱、众暴寡的“西霸天”一类的国家，不得已而采用野蛮的手段，虽为我们反对，但不能不以“正义”二字归之。至于手托原子弹吓唬世人的野蛮，我只能称之为“非正义”的野蛮了。

世界已经进入21世纪，人类已经有了长期的文明发展的历史。按理说，野蛮行为应该绝迹了，然而事实却不是这样。说句公道话，两个野蛮产生根源是不同的。正义的野蛮是被非正义的野蛮激发出来的。我虽然坚决反对，但却不能不认为情有可原。非正义的野蛮则一无是处。他们胡作非为，反而洋洋自得。中国古人说：“多行不义必自毙。”这是根据无数历史事实归纳出来的真理，决不会落空的。回头是岸，是我对那些非正义野蛮者一句最后的忠告。

2002年6月21日

再谈爱国主义

爱国主义这样一个题目，不知道有多少人写了文章，做过发言。我自己在过去的一些文章中也曾谈到过这个题目。如果说我对这个题目有什么贡献的话，那就是，我曾指出来，不要一看爱国主义就认为是好东西。爱国主义有两种：一种是正义的爱国主义，一种是邪恶的爱国主义。日寇侵华时中日两国都高呼爱国，其根本区别就在于一个是正义的，一个是邪恶的。如果有人已经做过这样的论断，那就怪我老朽昏庸，孤陋寡闻，务请普天下大方家原谅则个。

我既不是哲学家，也不是思想家，但好胡思乱想。俗话说：愚者千虑，必有一得。我希望，这一句话能在我身上兑现。简短直说，我想从国籍这个角度上来探讨爱国主义。按现在的国际惯例，每个人都必须有一个国籍。听说有人有双国籍，情况不明，这里不谈。国际法大概允许无国籍。二战期间，我滞留德国。中国南京汪伪政府派去了大使。我是绝对不能与汉奸沾边的，我同张维到德国警察局去宣布自己无国籍。

爱国的国字，如果孤立起来看，是一个模糊名词。哪里的国？谁的国？都不清楚。但是，一旦同国籍联系在一起，就十分清楚了。国就是这个国籍的国。再讲爱国的话，指的就是爱你这个国籍的国。

如果一个国家热爱和平，决不想侵略、剥削、压迫、屠杀别的国家，愿意同别的国家和平共处。这样的国家是值得爱的，非爱不行的。这样的爱国主义就是我上面所说的正义的爱国主义。反之，如果一个国家，特别是它的领导人，专心致志地侵略别的国家，征服别的国家，最终统一全球，天上天下，唯我独尊。这样的国家是绝对不能爱的，爱它就成了统治者的帮凶。爱国主义与国际主义是相通的，是互有联系的。保卫世界和平是两者共同的愿望。

要举具体的例子嘛，就在眼前。二战期间，西方一个德国，领袖是希特勒。东方一个日本，头子是东条英机。两国在屠杀别国人民的时候，都狂呼爱国主义。这当然就是我上面所说的邪恶的爱国主义。两个国家，两个头子的下场是众所周知的。

这种情况已经是俱往矣。然而到了今天，居然还有一个大国，亦步亦趋地步希特勒、东条英机的后尘，手舞大棒，飞扬跋扈，驻军遍世界，航空母舰游弋于几大洋。明明知道，别的国家是不可能从外面进攻它的，却偏搞什么导弹防御系统。任何国家屁大的事，它都要过问。不经过它的批准，就是非圣无法。联合国它根本看不起，它就是天下的主人。

有这个国家国籍的人们的爱国主义怎样表现？这个国家，特别是它的领导人值不值得爱？这是有这个国家国籍的人们要慎重考虑的问题。我一个局外人不敢越俎代庖。

2002年12月27日

两个母亲

平常人都知道，我们有一个母亲，并且只有一个。这就是生我们的那个母亲。她对于我们的存在，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因为，没有她，我们就来不到这个世界上。

这就是我所说的第一个母亲，这可称做生身之母。

但是，一个人，并不是一生下来就算完成了任务，后面还有一个或长或短的生命过程在等待着他。想要完成这个过程，需要有“利养”，说句大白话，就是需要吃东西。一说到吃，同外国人比起来，就有突出的特点。我们胆子大，选择精，五谷杂粮，各种蔬菜，牛羊犬豕，鱼鳖虾蟹，天上飞的，水中游的，地上跑的，地下藏的，只要进入我们的注意圈内，就难逃出我们那血盆大口。

所有这一些养人的东西，我们的生身之母，我们的第一个母亲，除了用钱买一点以外，是不能够生产的。生产这些东西的，是我们的祖国大地。在这个意义上来说，祖国就成了我们的养身之母，我们的第二个母亲。

试拟小学教科书一篇课文

我们都有两个母亲。

我们平常只知道，我们有一个母亲，就是生身之母。

仔细考虑起来，应该说，我们都有两个母亲。除了生身之母外，还有一个养身之母，这就是我们的祖国。我们出生以后，由小渐长，所有的衣食住行之所需，都是祖国大地生长出来的东西。称祖国为养身之母，是非常恰当的。

2006年1月3日

一点关于“美”化的杞忧

这里的“‘美’化”，不是我们平常所说的“美化”，而是“美国化”的缩写。

我因为眼睛不好，晚上看电视只看“北京新闻”，加上前面的“体育新闻”，前后不过一小时。但是，在这短短的一小时内，广告却占了相当长的时间。我并不反对电视播放广告，这是对观众和电视台都有利的事情。我只是感觉到，现在的电视，还有报纸，上面的广告过多，多到干扰观者和读者的观看和阅读的兴趣的程度。我不否认，广告也有信息量的。但是这种信息与国家大事或世界大事还是有区别的，不能一概而论。

我现在要谈的不是广告的量，而是广告的内容。在北京电视台一个小时节目的广告中，内容很大一部分是讲美国货的。保健和美容商品几乎为美国货所垄断。专就牙膏一项而论，前一阵子宣传的是高露洁，描绘得有声有色，即使是没有牙齿的不需要刷牙的人也会为之动容。不知道是从什么时候起，一变而为佳洁士了，又描绘得有声有色。不知究竟谁优谁劣。是不是一种货而改用两个名字？我没有去考证过，反正都是美国货，这用不着怀疑。

我并不反对美国货。现在是市场经济时代，谁的货好，谁吆喝得厉害，我就用谁的。倘若质量差不多，我当然会用中国货的。这恐怕不能上纲到狭隘民族主义的高度吧。就拿牙膏来说，以前中国的牙膏现在到哪里去了呢？在辽阔的中国市场上竟让美国牙膏唯我独尊。我真是疑虑重重，忧心忡忡。再讲到食品，麦当劳、肯德基，飞扬跋扈，中国以食品名重天下，现在竟也节节败退，此理真不可解。再看一看其他方面的情况，在很多方面都是唯美国马首是瞻，我真不禁有点杞人忧天了。

我最近在许多报刊杂志上都谈到，“中国制造”（made in China）的字样在许多国家引起了恐慌。有人告诉我，在美国唐人街以外的地方也能买到中国货。这一点我们中国人当然会感到骄傲和高兴的。自从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国家国势日隆，国际地位日益提高。在全世界经济普遍不景气的情况下，我国一枝独秀，经济持续发展。我们原来是无声的中国，现在我们的声音响彻全球。这当然使我们中国人都十分兴奋和骄傲。但是，我觉得，北京电视台广告所提供的情况，我们可万不能掉以轻心。这是给我们敲响了警钟。我决不相信，made in China的牙膏会在China消逝而流向美国市场。

增强国与国之间的理解与友谊，进行国与国之间的文化交流，包括化妆品与饮食，是绝对必要的，我是完全赞成的。但是，中国有两句老话：“螳螂捕蝉，黄雀在后。”我们要记住这两句老话，不要让我们在潜移默化中“美”化了。

2002年5月6日

一个值得担忧的现象——再论包装

我在这里写的“值得担忧”，不限于中国，而是全世界。

我曾在本刊上写过一篇《论包装》的文章，内容主要是谈外面包装极大而里面的商品极小的问题。现在这一篇《再论包装》，主要谈的是外面包装和里面商品的价值问题。重点有所不同，而令人担忧则一也。

我先举一个小例子。

最近有友人从山东归来，带给我了一些周村烧饼。这是山东周村生产的一种点心。作料异常简单，只不过一点面粉、一点芝麻，再加上一点糖或盐，用水和好，擀成薄皮，做成圆饼，放在炉中烤干，即为成品，香脆可口，远近闻名，大概已经有几百年的历史了。因为成本极低，所以价钱不高。过去只是十个或八九个一摞，用白纸一包，即可出售。烧饼吃完，把纸一揉，变成垃圾，占地也不多。

常言道：“士别三日，当刮目相看。”岂知这一句话也能应用到周村烧饼身上。现在友人送给我的这些烧饼，完全换了新装，不是白纸，而是铁盒，彩绘烫金，光彩夺目。夥颐！我的老朋友阔起来了！我不禁大为惊诧。

在惊诧之余，我又不禁忧心忡忡起来。我不是经济学家，这里也用不着经济学。只草草地估算一下，那几个烧饼能值几个钱？这金碧辉煌的铁盒又能值多少钱？显然后者比前者要贵得多。可是哪一个有使用价值呢？又显然只是前者。烧饼吃下去，可以充饥，可以转变成营养成分，增强人的身体。铁盒，如果只有一、两个的话，小孩子可以拿着玩一玩。如果是成千上万的话，却只能变成了垃圾，遭人遗弃。《论包装》中提到的那一些大而无当的包装，把其中小小的一点商品取出来后，也都成为垃圾。

这有点像中国古书上的一个典故：“买椟还珠。”但是，这个典故不过是讥笑舍本逐末，取舍不当而已，那个椟还是有用的，决不会变成垃圾。

古代人生活简朴，没有多少垃圾，也决不会自己制造垃圾。到了今天，人类大大地进步了。然而却越来越蠢了，会自己制造垃圾，以致垃圾成为一个世界性问题。每一个国家的政府都为处理垃圾而大伤脑筋，至今也还没有能找到一个行之有效的办法。如此持续下去，将来的人类只能在垃圾堆里讨生活了。

但是，还有更严重的问题。人类衣、食、住、行的资料都取之于大自然。但是，小小的一个地球村里资源毕竟是有限的。当年苏东坡说：“惟江上之清风，与山间之明月，耳得之而为声，目遇之而成色，取之无禁，用之不竭，是造物之无尽藏也。”东坡认为造物无尽藏，是不正确的。造物是有尽藏的，用之是有竭的。可惜到了今天，世人还多是浑浑噩噩，懵懵懂懂，毫无反思悔改之意。尤其是那一个以世界警察自居的大国，在使用大自然资源方面，肆无忌惮地浪费，真不禁令人发指。有识之士已经感觉到，人类已经是“盲人骑瞎马，夜半临深池”，但感觉到这种危险者不多。这是事实，并不是我一个人的杞忧。

我希望有聪明智慧的中国人，悬崖勒马，改弦更张，再也不制造那一种大而无当的商品包装和那种金碧辉煌的商品铁盒，给我们的子孙后代多留下一点大自然的资源。

2002年5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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