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祖国在危机中(序)
我个人认为，当今中国，有六大危机困扰着我们，任何危机若不妥善解决，都足可以毁灭改革的成果，个人和国家的利益都可招致无穷的损失：政治体制改革的严重滞后，无法无天的制度性腐败，强大的就业压力和疲软的市场，萎顿迟缓的民主进程，难以到位的法制建设，陈腐僵化的教育制度。更可怕的是，我们处在一个险象环生的困境中，而许多人竟然麻木而不自知。本书便是对陈腐僵化的教育制度生猛的批判，细致的实证，可能的建设。
中国教育自从废除科举制度以来，与文化及制度的其它诸方面一样，走上了一条被动的现代化历程，尽管有无数的人为其做出了极大的贡献，但中国教育面临的问题和困境，却是全方位的，有的甚至是灾难性的。无论从效率不高，且不民主的教育制度——包括行政决策，校长任命，学校管理，考试制度，评价系统，经费拔给及其运用等方面，都存在非常多的问题。诚如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教育展望》主编扎古尔·摩西所言，“教育制度往往具有排它性、闭关自守和缺少自我批评的特点”——还是教育目的观的陈旧偏颇，忽视个人利益，缺少对个人价值的尊重，用整体利益来巧妙地代替个人利益等等，都足以使中国教育举步不前。不只是如此，我们经常看到老师惩处学生，无所不用其极的手段，充分显示出他们超凡的“想象力”，虽然他们也能拿出自己的“理由”。许多教育法规形同虚设，也是我们将法律视为玩具，任意解释法律，司法腐败等等一系列法律工具主义做法的总爆发。
我的幸与不幸都在于知道自己是一个公民。不幸在于，作为一个公民，我知道自己的权利常被莫名其妙的侵犯，但有时你还不易找到“元凶”，即便偶尔找到了“元凶”，也是毫无办法。因此我本能地，甚至是颇具切肤之痛地知道教育的重要性，而且还要所受之教育尽量减少其缺陷。我的幸运在于，知道自己是一个公民，可以自由地(目前自然是不可能做到)表达自己的思想。尽管从投资和管理行为上来看，教育是政府行为，但教育事关所有个人的利益，公民的福祉，国家的强盛，社会的进步。因此，任何一个公民都可以对教育发表自己独立的见解，何况政府收了纳税人的钱，理应真正为造福民众的教育服务。而现今的义务教育之走样，许多人还在企盼能够接受杯水车薪的“希望工程”——尽管我极为赞赏社会的爱心，我本人甚至愿给各位捐款者鞠躬，但我们不能因感动于捐款者的爱心甚至我们自己的泪水，而忘记政府应负的责任，像《落泪是金》这样的书都免不了如此的“负作用”——适足以反证政府在贯彻“人人都应获得受教育的机会”的“全民教育”方面，亦即义务教育的公正与平等方面，有不少欠缺，造成了新的社会不公及阶层性贫富分化，是值得深切反省的。如果仅仅是因为钱不够，那么请问，那些频频见诸报端的、贪官污吏的巨额资产从何而来?为什么不能从改进现存制度弊端的角度出发，来对制度性腐败加以根绝?只有这样，教育才能因此获救。
常识告诉我们，医生可以按医书给病人治病，而病人不可能按医书生病。那么，中国教育这个“病人”，还会生出什么样的病，这不是本书的任务，更不是本书所能预演的。我从来都不喜欢杜撰一个“理想国”的原因，是因为我们吃预先设计好的，被称为完美制度的亏太多了，尽管我在本书中对教育尽量多地做一些可能的建设。削足适履的蠢事我们已经做了不少，我们今后能否少做两件?这要取决于那些富于理性而科学的常识，是否更多地为民众所知晓和掌握。而要获得这些常识，不用问，需要接受一定的教育，这无疑是一个关于常识的常识。
1999年1月22日于成都
序 章 救救中国教育
冉云飞
教育的任务乃是设法去了解我们当前处身于其中的世界，并从事明智的抉择。
———舒马赫
我们天天唱着“中华民族到了最危急的时候”，实际上，中国人的危机感、威胁感，是太过薄弱了。妄自尊大，固步自封，盲目乐观，胡乱吹捧，姿意妄为，自欺欺人，给国家和民族造成了几多恶果!
———何博传
1
一位教育界人士曾痛心疾首地说：中国的教育是不把人弄成废物就绝不收场。这种警策之语，实在使听者五内沸腾，于心戚戚，必欲腾播众口，以醒更多麻木之人而后快。我们暂且不管此话偏激与否，但它至少透露了一个无可争议的事实，即中国的教育到今天已面临全面而深刻的危机，为个人进步与幸福算计，为国家民族未来着想，而解决这种危机于我们已刻不容缓。
一位学者断言：有饥饿感的人一定消化得好，有紧迫感的人一定效率高，有危机感的人一定进步快。这样看来，中国在各方面的进步缓慢，固有许多原因，但其中一条便是与没有痛彻骨髓的危机感有关。因为我们喜欢喜鹊睁眼说瞎话的“形势一派大好”，而不像西方文化里注重乌鸦预言的万劫不复的危机。中国几千年的专制制度，使得喜鹊过甚，而乌鸦太少，即便偶有对现实社会的指陈，也多半像郑观应的《盛世危言》一样，先上戴上一个“盛世”的高帽，接着再来“危言”一番。中国在八十年代中后期，曾出现过像黎鸣主编的《中国的危机与思考》一类的书，更出现过中国问题学家何博传《山坳上的中国》这样振聋发聩的著作，可惜这一切在进入九十年代后已成绝响。中国知识界更是流行着“启蒙过时论”，像《现代化的陷阱》这样忧时患世的著作，是少之又少。其时说启蒙在中国过时的人，真是有睁眼说瞎话的绝大功夫以及让人生畏的勇气。而西方文明发展的历史，几乎伴随着一系列的乌鸦的聒噪声，可以说是一部预言和揭橥危机的历史，从赫西俄德开始，我们可以开列一系列长长的名单：柏拉图、亚里斯多德、马基雅维里、霍布斯、马尔萨斯、斯宾格勒等。而在危机四伏的当今，更是不管乏成天说世界陷入危机泥淖中的人，如蕾切尔·卡逊的《寂静的春天》、巴巴拉·沃德和勒内·杜博斯主编的《只有一个地球》，奥雷利奥·佩西的《未来的一百页——罗马俱乐部总裁的报告》等等，实在是指不胜屈。
做一只喜鹊固然更省事，而且会立马得到当下体制对我们的赏赐。但是如果忽略我们周遭的危机，险象环生的危局，那么我们或许连做一只喜鹊的机会也会被各种深重的危机席卷而去，葬身不能自拔也不能他救的泥淖深渊，届时无药可治，才真是追悔莫及。我们也就不会看到“敌人一天天烂下去，我们一天天好起来”这样便宜的事，而是相反。
更加危险的是，当今“剪不断，理还乱”的各种危机是一张无法拆开的大网，是互相影响的连环套，处理某一方面的危机，无疑是牵一发而动全身。这就显示了危机天崩地解般的灾难性，以及山呼海啸般涌来的处理难度。而教育的危机无疑是这些危机的中心，因为教育不仅关涉到现实的发展与进步，影响到个人、群体以及一个国家光明的未来，而且更是影响社会进步及可持续发展的主要原动力和催化剂。因此解决教育方面存在着的危机，无疑是找到了化解矛盾的枢纽。基于此，国际教育发展委员会前主席埃德加·富尔曾在他提交的关于国际教育发展问题的报告中尖锐地指出：“教育是形成未来的一个主要因素”。尤是在我们这个贫穷且教育并不发达的国度，应该引起政府和整个社会的深切关注，否则不仅个人不可能得到受教育的基本权利，人权当中的生存权、发展权的实现将会沦为空洞的套话，恐怕就是中国的“球籍”亦将不保。1983年美国政府就曾针对自己教育暴露出的弊端说过，国家处于危机中，我们教育方面存在的问题虽与美国不同，但绝对不会少，而且似乎更加棘手。
中国教育的危机是全面而深重的，不只是某一个方面的问题。撮其大要：计有教育体制的腐败僵化，譬如不是社会办学校，而是“学校办社会”；提倡效忠的奴化教育观，浸透着无所不在的工具意识，以及植入骨髓的动物式的实用主义；教育经费的严重不足及其相应的大肆挥霍浪费；师范教育缺乏前瞻性和整体性，师资培养的数量不足，质量堪忧，师德的严重滑坡，一方面是教师的社会地位及薪金待遇的低下，另一方面是学校管理混乱，无度地高价乱收各种费用，政府虽三令五申而不能禁；教材编写的陈旧因循，不能反应人们急需的最新成果和人类进步的观念；学科的设置目光短浅，视野过于从狭窄，使得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无端分离，培养出来的学生丧失了对社会进行全面而尖锐的批判能力；教学方式呆板无趣，填鸭和满堂灌无所不在，窒息学生的创造力，培养听话的木偶；学校管理人员的官员化，衙门化，冗员重多，人浮于事，师生比、生职比，严重失调，教育资源配置很不合理且浪费甚多；“普九”义务教育在很多地方流于形式主义，学生入学率、巩固率、毕业合格率、升学率，办学的软硬件设施，虚夸作假，欺上满下；政府对教育的管理过于琐屑且观念陈旧，捆住了社会办教育的手脚，对私立学校表面扶持，实则制肘甚多，同时又对社会办学力量的宏观管理和政策性指导不力，存在泛滥趋势；而教育的体系从横的方面和纵的方面并不配套，导致了教育畸形，人人争过“高考独木桥”，进而造成了一方面人才奇缺，另一方面人才浪费的双重景观。等等。
胡适先生1925年在一次燕京大学教职员会上的谈话，颇合我们面对中国教育乐观主义者时唱反调的心态，虽然我自知自己的学力不足以胜任“魔鬼辩护士”这个角色，但为国家民族未来的生存计，向人人都完全取得受教育的权利和机会迈进，不惮受取笑而芹献于人：“诸位大概记得中古教会里有一种制度，叫做‘魔鬼的辩护士’docatus diaboli)。中古会教会要讨论一种教义时，必要有一个人担任反驳这种教义，让大众尽力驳他。这个担任反对言论的人，这个‘掮末梢’的人，就叫做‘魔鬼辩护士’。这种制度是极好的，因为他的用意是不肯抹杀反对的言论，要从辩论里对出真理来。”(《今日教会教育的难关》，见《胡适学术文集·教育》P252，中华书局出版社1998年1月第一版。)又如胡适先生在《非留学篇》中所言：“吾岂好为危言，以耸人听闻哉?吾不得已也。”
2
本着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倡导的“一个世界多种声音”，我们完全有理由质问有关中国教育问题的“十万个为什么”。事实也正是如此，因为教育不只是政府行为，而是事关整个社会中的个人利益和国家民族进步的重要问题，政府实在是不能在教育中推卸其重责。我们一些以教育百姓为己任的官员，常常引用已故美国总统肯尼迪的一句话：“我们该问我们替国家做了什么，而不应问国家替我们做了什么”。这句话其实由总统说出来并不算明智，我们的官员引用就更未见有多少高明，最好能由百姓说出才能反应出人的境界；倘使我们的官员说：“我们政府不问老百姓为国家做了什么，而只问政府为老百姓做了什么”，这才显示各承其责，各行其事的分工协作精神，一个社会才能和谐而良好地运转。
而我们教育界有的官员，却禀承了官员固有的恶习，对事关百姓的教育事业采取欺上瞒下的做法，走形式主义的过场，以换取自己的官位高升，而根本不顾虚报浮夸的恶果。这当然也是上有好，下必盛焉的传统官场弊病在作怪。下面我们先来剖析一位普通教师写给中央电视台记者敬一丹的一封信：
我们小学始建于1950年，是一所坐落在偏僻地带的乡村小学。总占地面积不足3亩，砖瓦结构的老式房屋低矮阴暗，墙壁四分五裂，屋面漏雨透风，令师生整日担惊受怕。仅有的13间教室容纳进7个班的400位学生，尚有45位学生借读在民房里；17位教师的小办公桌挤在两间小屋里，连身子也不能正坐，其中一间竟挤了8位教师并4个图书、仪器柜，……10间小房屋意成了8户教师的安身之所；一个不足300平米的三角形操场是村民的通道；一个破烂的厕所只有8个蹲位，常常粪便无法排出，学生不能入厕；5位远途教师中午只能启用一个电饭锅，再也无处摆放一个烧菜的煤炉，因为无处午休，两位女教师有腿天天肿得有多粗。
因为这里交通闭塞主管领导常年不涉足一次，区党委政分管领导更是无人问津；春节、“六一”孩子们很难感受到上级领导的关心慰问之情。
因为这里硬件落后，普及九年义务教育验收的重要条件“一无六有”恰恰成了“一有六无”，却巧妙地避开了次次区、县、市、省乃至全国复核验收大关，我校所在的郊区成了全国首批“普九”先进区，师生们在侥幸之余也在悄悄黯然泪下。人们眼看一批批孩子就在这样的环境中接受着与众多儿童不平等的教育熏染，一次一次呈述报告，一次次石沉大海。
……百姓们不解：几年来他们应承担的“义务教育附加费”如数上缴，为什么他们的孩子却得不到同类学校的良好环境?（引自《声音》P56—57，敬一丹著，华艺出版社1998年7月出版。）
像这样差的学校(当然还有更差的，但愿没有因更差而“普九”达标)，竟然成了全国首批“普九”先进区，这实在是个天大的讽刺，由此也可以看出教育界弊端之一斑。首先是官僚主义、形式主义严重，“主管领导常年不涉足一次”，甚至连“区党政分管领导更是无人问津”，像区一级这样的基层行政单位的主管和分管领导竟然不过问，就被评成了“普九”教育先进区，岂不是滑天下之大稽吗?区领导相隔这么近而且在实际职分范围内，都不去过问，尽管我校所在是郊区，县、市、省乃至全国对其“普九”的复核验收也还是懒得去过问的。上面来的人，习惯被下面的人陪着检查，一路吃吃喝喝，自然是选择那些能反映其政绩的地方，让上级过目，这样那些作假的死角就始终得不到真实的反映。由此便全面达标了，于是皆大欢喜。一群乡干部在另一封写给敬一丹的信中说该县教委“普九”教育的做法，可以总结如下：弄虚作假(学生流失严重，却编造假学生名册却以达标)，堵塞言路(教委动用公安人员制造假的接受记者采访的现场)，买通关节(上级一来就请大吃大喝并送礼)。在当地造成极坏的影响，如此“普九”，事后各方面反应强烈：
学生说：“这样弄虚作假，我们几年的政治课白上了!”
农民说：“我们辛辛苦苦劳累的钱，被他们糟蹋了不算，还毁了我们的孩子。”
一些乡干部说：“教委如此欺上瞒下，想干什么?”
一些老实人说：“教委是醉翁之意不在‘九’。”（《声音》P74—75。）
我们不禁要问，有多少统计数字和达标项目是这样出笼的?谁能够相信经过这样做假而层层上报的、有关教育的统计数据呢?教育的困境无疑也受着旧有体制的制约，是不争的事实。要想对现今这样的教育体制的弊端，必须进行深入的政治体制改革不可，因为教育界这
样的形式主义在我们生活中的其它方面，也是屡见不鲜。教育界固然要加大改革和整治的力度，但没有全面而深入的经济和政治体制改革，教育界要彻底根治此种弊端，不过是痴人说梦。这也清楚地表明，教育的危机与社会的其它危机盘根错节，连环相扣，非全盘梳理旧有体制不能凑效。
复次，该校教师们一次次地向上反映和呈述该校被纳入“普九”先进区的虚假与“冤枉”，可就是没有人理睬，“一次次石沉大海”。我们不禁要问，为什么该校没有人去复核检查，就被各级教育部门“验收”过关了呢?这些官员恐怕是有现今甚器尘上的特异功能吧。而问题反映到这些“验收”单位，他们就是充耳不闻，耳朵实在有特殊功能，因为他们听喜鹊的“形势大好”，而不喜乌鸦说出其真实困境。这样我们也就不难明白“一有六无”的破烂学校在他们的“检查”之下变成了“一无六有”，这种黑白颠倒、指鹿为马的功夫让赵高也自愧弗如。再者，百姓们承担了“义务教育附加费”，却没有得到义务教育所规定的良好教育，这里反映了一个更为隐秘而深重的教育界的难题，就是“义务教育附加费”上缴后被教育界有的贪官污吏鲸吞了，他们硕大无朋的贪官之胃，来者不拒，无所不吃。这就像很多纳税人辛辛苦苦争的血汗钱上缴了国库，却被无端吃掉喝掉一样，就进入了腐败这个蚕蚀中国的癌症怪圈之中。朱 容基说，现在是吃饭财政，许多钱被吃掉。这真是沉痛的肺腑之言。但现在的官员，哪管这许多，还是照吃照喝不误。海南省由于全省党政和事业机关严重超编，挪用和拖欠教育经费(大部分是教师工资)达1·6亿，但即便如此，官员们依然海吃猛喝，海南省委书记杜青林指出：“有的贫困县一年吃喝接待费高达100多万元，平均一天就吃掉3000多元，相当于10来个普通教师一月资的总和。还有的开着公车下舞厅上酒楼，甚至进赌场，花的都是纳税人的钱，分明是在吸人民的血汗!”（《成都商报》1998年9月28日）像这样的“吸血鬼”一多，民众就是交再多的“义务教育附加费”，可能在有的地方也难让自己的子女接受良好的义务教育。教育经费得不到有效的解决和落实，甚至贪污和挪用现有的教育经费，将是影响教育发展的瓶颈问题。
3
我们惯喊口号，这等名声肯定是世界其他民族望尘莫及的。现实对我们的教育却是颇具讽刺意味，在口号震天响的地方和领域，往往是事实与口号之间差距最大的地方，而这些地方有时因了口号，人们反而忘记了去实干。我们往往注意口号的号召和鼓劲功能，但却忽略或不愿正视其“造假”的负面作用。因为喊口号要省力取巧得多，这是傻瓜都明白的道理。自然，教育界的口号并不比其它领域少。比如南充双桂镇凤翔山村小学因为包工头与人扯皮而使学校建了两年尚未建成，近百名学生搬了三次家，而在峻工遥遥无期的工地，标语却是每一条都非常醒目：“百年大计，教育为本”、“依法‘普九’”、“依法治校”，(《“流动学校”何时生“根”》，见《成都商报》1998年11月23日。)这些标语是监督谁还是在讽刺谁，实在是耐人寻味。鲁迅先生看透了这些中国式的口号与宣誓的底细，这些虚假的人是“静默十分中，各人想拳经”。根本没把口号的实际内容放在心上，遑论去认真按口号应赋予的实际情形去实施。
流行最广的，无过于“再苦不能苦孩子，再穷不能穷教育”，“教师是太阳底下最光辉的职业”，听到这样的口号，再面对让人难堪的现实，使人倍感现实对口号的极大的讽刺。从家庭方面来说，一些有能力让学生上学的家长，也因父母离异，使得孩子无法上学。四川宜宾市蕉村镇青坪村12岁少女蓉蓉，因父母离异，判给母亲，“生父邓才江每月付给20元生活费，并承担蓉蓉的教育费。但邓才江离婚后至今未付一分钱。今年，蓉蓉读到小学4年级后，因家庭经济困难失学了。一心想读书的蓉蓉于本月初找到生父邓才江要教育费，邓才江不但不拿钱，反而找骂亲生女儿。”最后女儿喝下一瓶农药身亡。(《华西都市报》10月17日)像这样父母不顾孩子教育权利乃至出了命案的事，父母没有受到应有的惩处，逍遥法外，除了经济的因素外，是否《义务教育法》执行不力，或干脆行同虚设，成了聋子的耳朵——摆设，致使儿童的教育权利得不到应有的保障。一位司法专家说，有法不依比无法更可怕。司法界是否应该抓几件有利于贯彻义务教育法的字案例，教育行政部门和各界人士是否因此大力宣传配合，以形成社会普遍监督的氛围，以使育儿之父母有个社会舆论上的压力，以及应有的法律上的制裁，遗憾的是，我至今尚未看到这方面的实例。
“再穷不能穷教育”，这在二战以后的日本政府，是无可辩驳的事实。二战过后，日本百废待兴，在四处废墟的国土上，日本人会自豪地告诉你，最醒目而漂亮的房子自然都是学校。而我们的现状，则基本上是最破旧的是学校，且不说农村学校大量的危房，就是城市里的学校，与官员们的住房和办公地点相比也显得黯然失色。事实上，最穷的的确是教育，不只是教育经费被经常挪用贪污，而且教师的工资长期被拖欠，已成为学校尤其是农村学校的普遍现象。面对这样恶劣的对教育经费的贪污，我们还要听什么“再穷不能穷教育”这等掩盖事实的冠冕堂皇的口号，“管理不善的政府，不论理论上有何说词，在实践上就是个坏政府。”(见《联邦党人文集》第70篇，商务印书馆出版。)譬如，海南省8个县市拖欠教师工资总额4900万元，12个县市则靠挪用其他专项资金发入工资1·1亿，实际拖欠缺口达1·6亿，不少中小学教师只领取了去年7个月的工资，今年上半年又被拖欠工资3个月，到了不得不靠借米赊菜苦苦度日的地步。而另一方面却是人事腐败和理财腐败，官员们无度地胡吃海喝。在这样的情况下，再说“教师是太阳底下最光辉的职业”，只能说是那些空喊口号者没心没肺，难道教师就有被人愚弄的权利吗?教师借米赊菜苦苦度日，不仅损了教师的合法利益，而且使得整个社会和学生对教师职业没有认同感，不利于师范教育的发展以及稳定教师队伍。
更为离奇的是，海南省陵水黎族自治县本号镇原学区主任朱泽聪及现任学区副主任王文德，均让自己还在念小学、初中的子女冒领教师工资及骗取教师指标，其工资甚至超过他们的任课老师，前者达1·3万元，后者达3·09万元，(见《成都商报》1998年9月23日，《蓉城周报》10月12日。)简直是古今中外闻所未闻。好在这两位离奇的腐败者最终被绳之以法了。倘使更大的这样离奇的腐败者能否这样顺利地惩处呢，即便是善良的人们也不再如引乐观。《教师法》颁布这么多年，一方面是法规还有待进一步修改完善，另一方面也是执法不力，教师的合法利益受损，但在全国竟然没有教师依法讨要自己的工资，可以说是整个社会耻辱，我们在赞美教师们忍辱负重的同时(我们不能因为他们忍辱负重就不闻不问)，也对教师们不用法律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深感悲哀。倘使教师们能懂得用法律来维护自己的权益，本身对学生也是一场深刻的普法教育，对学生们增强法律意识有极强的示范作用。
当然，这并不表明，我们从来就不尊敬教师，但说句实话，大多停留在口惠而实不至的画饼充饥的阶段。每年除了在教师节前后，对教师进行象征性地慰问，或者获得少许的实惠外，老师尤其是农村老师，常年与贫穷相伴。因此我们的俗语中才有了“家有三斗粮，不当孩子王”这样让人寒心的说法，老师虽是“灵魂的工程师”，不只是应有其基本的生存权，而且他们还应该有权利活得更好，至少应超过社会平均生活水平，但事实却远不是这样。我们不必与西方发达国家教师地位相比，我们承认我们的国情，人口多，底子薄，家底穷。那么我们能否与经济发展水平还不如我们的朝鲜作一比较呢?朝鲜中小学教师已超过20万，即便是从世界范围内看，这个师生比也是较多的，但就是这样，他们还是建立了一整套完善的培养、考核、晋级、奖励教师的制度，而且教师的工资普遍高于同工龄同学历其它行业的工资。更可贵的是，整个社会有着良好的尊师风气：
“朝鲜有两百多个郡，许多郡党委书记对本郡的教师很熟悉，有的成为至交，领导干部在路上碰到教师，都主动打招呼，如果坐车，就要下车致意。生活上优先照顾教师，在朝鲜已形成社会风气。理发店理设有教师专座，教师进来，无论党政干部还是其他职工，都主动让教师先理；教师出差、休假乘公共汽车或火车，可从教师专窗优先购票上车；不少商店和服务单位把营业员对附近教师家庭服务是否周到，作为考核服务质量和态度的一个标准，有的营业员对附近教师家有几口人，每人的鞋号多大，都了如指掌；教师生病，只需一个电话，学校马上派专车把教师送往医院或从医院将医师接至病人家里；房管部门优先考虑城镇教师的住房问题，朝鲜的各级干部经常深入学校，……及时了解和解决教育、教育工作中的差别题，为保证教学工作提供种种方便。”(《平衡与制约——20世纪的教育法》P123，张维平主编，山东教育出版社1995年3月第一版)
你或许会说，现在朝鲜还没有实行市场经济，因此可以用政府行为来贯彻教师的各种利益，但这绝不是现在我们搪塞敷衍教师利益的理由。别说我们现在的市场经济是模拟的而非完全的市场经济，就是在计划经济时代，我们的尊师风气能与朝鲜政府和人民相比吗?我们这样历来号称尊重教师的文明国度是应该深刻反省的时候了。而教师队伍的稳定，教师利益的得以保障，以实现教育腾飞的千秋基业，因为人才的培养，学生知识的获得，也就是我们在整个世界市场未来的人力资本的较量，都必须藉教师的培育才能完成，因此我们绝不可对教师的地位和利益等闲视之，否则所谓的社会进步和国家的发展，都只不过是纸上谈兵，海市蜃楼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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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我们忽略教师的地位和利益相联系的是，教师因生活的窘迫，地位的低下，不安心教书育人的工作，跳槽改行，下海经商，在我们的生活中，已不是什么新闻。你可以说，在哪怕是我们目前这个准市场经济的情况下，人人都应该有选择工作的自由和生活方式，何况教师在本人的利益得不到兑现，地位得不到保障的时候，弃教书而另谋高就，实在无可非议。就个人而言，这无疑是能说得过去的，但对整个社会的进步和可持续发展而言，却蕴藏着巨大的危险。我们不必非议个人的选择，但整个社会尤其是政府应该有比个人更为深远而前瞻性的准备，以及未雨绸缪的通盘考虑和打算，切不可头痛医痛，目光短浅，否则会遗患无穷而不可收拾。
暂不说小学教师的严重流失问题，就是相对其地位比较高的大学教师，其流失的人数之逐年增加，青年教师的严重流失更是在高校中形成了青年教师日益明显的断层现象。南开大学校长侯自新面对媒体大声疾呼：中国青年教队伍的建设什对于青年教师流失的现象已经不是一个“居安思危”的问题了，而是一个“居危思危”的问题!这个问题如不解决，中国21世纪的高校就将面临严重的危机……。侯自新这一呼吁，绝不是危言耸听，而是实情，只要看一看北京大学校长陈佳洱提供的北大青年教师流失的百分比，你就知道不是什么人危言耸听，而是事实让人惊心与难堪。“北大青年教师每年流失的人数占留校人数的60%到70%!北大目前青年教授只有115人，60岁以上的教授却有470多人，如果这些老教授一退，青年教师队伍就会出现‘接不上’的问题。”像北大这样执中国高校牛耳的名牌大学都不能以其名声留住该校的年青教师，既可见市场经济的伟力，同时亦可反映我们在对待青年教师地位、待遇诸方面，既有失策，更是无力。这并不是说青年教师在物质利益的要求上比老教师要求得更多，北大力学系青年教师李水云就说，尽管外企、公司里与自己同等学历的人，其待遇要比他高出许多，但自己要求并不高，只要起码的生活条件就行，但连这点都做不到，就只好走人。(《北京科技日报》1998年9月24日，刘春香文。)
自然，教师的待遇偏低，实在有许多理由可讲，比如高校受旧有体制的束缚，统得过死，不能发挥其高科技和人才集中的优势，将其发明创造的产品转化为商品，从而在知识的市场化中得到效益，进而改善教师的待遇，增加科研经费，形成改善的良性循环，由是观之，高等学校教育体制是必须痛加改革的时候了，观念亦须全面改变。但这还并不是问题的全部。一方面，我们痛感流失了真正的优秀的教师，成为教育界严重的“教师大逃亡”和“水土流失”，但另一方面又乏滥竽充数之徒，因此造成城市里面的中小学，尤其是高校里面的生职比、师生比居高不下，与世界1：14的平均师生比相比，不够优化，严重浪费教育资源。同时也表明我们高校的教师可利用率还有很大的潜力可挖，但囿于大锅饭的平均主义体制，以及人浮于事的现实，加之对高校富余教师的优化组合不够，缺乏相应的竞争机制，与前一问题联袂形成高校在教师问题上的双重困境。城市里的中小学教师也存在相对富余的问题，但农村的教师却严重的不足，民办、代课教师缺乏相应的教育程度，学历水准严重不达标，因此教师的质量和教学质量得不到有效的保证，使得整个中小学教育中，农村中小学教育相对城市而言，形成了严重的跛脚，拉大了城乡教育质量的差别。
农村教师尤其是边远山区教师严重不足，已是不争的事实，因为我们整个教育体系中缺乏严格的留住农村教师的切实政策，比如《教师法》里第28—31条也只是对教师待遇的概略性规定，而没有顾及到老、少、边、穷地区如何留住并不充足的师资力量，甚至很多时候就《教师法》里的一些规定也被基层的教育机构弄得面目全非，使得农村教师的流失远远甚于城市。前苏联对安心在西伯利亚工作的教师有非常特殊的优惠政策，20年后原工资照发，还可自选到自己喜爱的大城市工作，再拿工资，也就是可得双份工资。老、少、边、穷地区教师的缺口始终无法满足广大学生要求入学的实际要求，但是作为基层学校又要尽量解决这一矛盾，因此就出现了一些乃至是文盲的人混进了教师队伍，其教学质量的低下，误人子弟，使得农村尤其是老、少、边、穷地区的教育雪上加霜，形成教与学方面的恶性循环，严重制约和阻碍了这些地区的进步与发展。使得城乡差别因教育一项又严重拉大，形成新的不稳定的社会源，农村的现代化进程就永远只是一个梦想。
福建惠安县由于本地教师严重流失，学生人数剧增，于是从1993开始便通过湖南省各地人事局组织的人才交流中心，先后共引进了471名教师，最后发现竟发现有170多名假教师，这些人大多只有初、高中文凭，却持有各种大专院校的假文凭和手续齐全的干部档案。假文凭从市场上买来，而手续齐全的干部档案则交钱给人才中心即予办理，湖南省一些党政地方部门在金钱在的诱惑下，不遗余力地为假教师大开方便之门，而惠安县的招考者又不过硬，或看见其系假文凭竟视而不见，让不合格的假教师流入学校之中，给教育事业造成了极大的危害。比如一名湘籍英语教师一节课教21个单词，竟有14个念错。(见《人民日报》1998年9月22日，江宝章、林森泉文。)广东省饶平县上饶镇的康东小学共有教师42名，只有24名在上课，其中18名连管理的干部也不知道分们姓甚名谁，而这18人每人每月照领200元工资不误，而饶平县却是个有名的贫困县。康东小学有4名招收进来的名办教师被确认为文盲，甚至连该县教育局局长也反映，全德小学校长把自己“没有文化的老婆”招收进学校的事。(《华西都市报》1998年10月21日之转《新快报》之报道。)
那么上述假教师和文盲混进教师队伍，其原因何在呢?其实这问题并不复杂，它反映了我们的教育体制和现有体制下的大环境融为一体的客观现实，旧有体制的约束和侵蚀是无孔不入的，它几乎反映在各行各业当中。追溯起来，无一不与我们进行经济体制改革而相对忽视政治体改革有关，这是典型的生产关系阻碍生产力发展的明显事，倘使政治体制不改革，经济改革中的瓶劲问题就不能得到突破。如果我们还继续维持经济发展较快，而政治改革严重滞后的格局，这就像一辆车的双轮，其一轮速度快若火箭，另一轮却慢若老牛车，两轮不得协调，此车必然不能正常运行，到了总爆发的时候，甚至可能使此车完全散架而报废。“假教师案”中，湖南省一些党政部门和人才交流中心见钱眼开，而现存在教育体制却缺乏有效的制约他们贪财的措施与能力，而贪污腐化成风，更是助长各种丑行公然行市，此案中惠安县教育局局长胡百奇接受贿赂54万，便是明知教师有假，却不防止并加以杜绝的直接原因。而文盲教师和多余的教师领薪，也主要是因为其中有利益的原因，饶平县民办教师分县教育局民办、镇民办和学校民办三种形式，除了县教育局的需要考试外，镇民办和学校民办教师的录用都是学校一把手说了算。这种无处不在的一手遮天的做法，其中不玩猫腻才有鬼，缺少有效的制衡和监督，我们就会知道人都是靠不住的，不管他们在公众场合多么会表演和讲述那些大言欺世的玄玄道理，暗地理依旧要去干那些贪赃枉法的勾当。4年来上饶镇办领导(包括镇委管教育的领导)，以及各小学校长和教导主任，每年都组织一次公费旅游，今年到香港旅游每人开支3000元，自然每个学校的经费开支帐目都乱得一团糟。
教师队伍混乱，甚至混进衣冠禽兽之类的所谓“教师”，也并非绝无仅有。四川省遂宁市中区会龙镇保山办事处铁炉村代课教师唐进，就是因其哥是保山区办事处一小学的校长而混进教师队伍的。唐进在教室内对12名不满14岁的幼女进行强奸后，因被《南方周末》等媒体暴光后而被枪决。(《华西都市报》1998年9月30日。)四川内江艺体师范学校教师熊燕康因强奸猥亵5名学生被判刑(《华西都市报》1998年9月28日。)像这样的教师岂止是不能传道授业解惑，实在属于教师中的害群之马，对学生的摧残至为惨烈，影响极坏。加之市场经济的来临，一些教师用自己手中的权力，在学校进行经商活动，要
求学生的“配合”，从中盘剥家长，这说明对教师队伍的整顿治理已到了刻不容缓的地步。不妨看一看有家报纸在名为“百姓说话”栏目中做的一个专版话题“家长说：老师，请您听听我的心里话”，家长对教师的不满有关体罚、歧视所谓差生、狭隘、对学生缺乏尊重、喜欢被家长“腐蚀”等等，最后该版的“编辑说话”：“非常遗憾，在来自家长的稿件中，竟然没有歌颂教师的。对此，我们深感忧虑，同时也认为，这不能代表100%的家长观点，更不能否定教师主流的丰功伟绩。”(《成都晚报》1998年9月18日。)大家都看得明白，这是编辑在给教师下台阶，也是新闻工作中以正面宣传为主的方针教育他们的结果。其实有的教师应该为自己的堕落脸红，而且影响了教师的整体形象，尽管堕落的原因——如薪金偏低、地位不高等——是可以理解，但不能作为开脱自己师德下降的理由。无论师德的堕落，还是教育经费的无端被严重挪用贪污，都表明现今之教育体制已极端不适应新形式下的教育。政府与其在那里空喊我们的底子薄，教育经费不足，不如痛下决心整治这种鲸吞教育经费和人民血汗的行为。倘使政府能从自身的根子上解决问题，加强对教育的宏观管理和政策法规上的执行，而不要在鸡毛蒜皮的事情上徒耗心力，统得过死，进而减少教育经费的无度损失，拿来解决教师工资偏低，学生因穷无法上学，并且着力整饬师德的堕落，于国于民都有莫大的好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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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民主制度的兴起，以及由此而来的对人的尊重，世界各国的教育尤其是欧美各国的教育，经过漫长的发展与演进后，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迎来了革命性的变化，兴起了进步教育的运动。经历数千年而不变的传统——“教师以教书知识为罚，学生以记忆、背诵书本知识为主，学习过程靠纪律惩罚维持”——受到了猛烈的冲击。实用主义教育的代表杜威曾一针见血地指出：“从前的教育，把学生当做被动的，把许多教授的材料装进学生心里去，就算了事；现在的教育，是要学生自动，是以学生个人的本能做主，拿教育做发展他们本能的工具。”(杜威《现代教育的趋势》，见《胡适学术文集·教》P317，中华书局1998年1月第一版。)于是就出现了“儿童中心论”、“学校即社会”、“从做中学”等教育理论主张，相应地也就出现了“问题教学法”、“设计教学法”、“道尔顿制”、“文纳卡制”等教学方法，强调了以学为中心，重视学生个性发展的教育观念，极大地突破了传统教学方法的模式。
在中国这个有着漫长传统教育的国度，强调老师的权威，师道尊严，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甚至在广大的农村每家每户堂屋的神龛上都竖有“天地君亲师”的牌位。虽然教师的位置只占了这个牌位的最末一位，但教师的影响却是由此可见一斑，因为在中国这个悠久的专制主义国家，老师无疑是被纳入有统治力的精神系统之中，有着天然的话语霸权，一旦发话，便不容争辩，而且是“一日为师，终身为父”。一旦对老师所教发出疑问，不仅是对该老师不敬，而且也是对现存秩序和强权话语的挑战，学生轻则挨藤条竹片的抽笞，重则会被视为叛逆，而永远失去纳入其正统秩序之中，从而也就失去了安身立命的本钱。因此在我们漫长的教育发展史中，强调的是学生的听话，有着像机器一样的记忆背诵和复述老师观点的能力。至于是否有特立独行的思想和汪洋恣肆的创造性，不仅不在他的考虑范围之内，而且尽量要避免学生有旁门左道的思想，这不只是关涉到老师在教育界的声誉，而且也是为学生通过科举考试这座“独木桥”，得以飞黄腾达的未来着想。那么这样看来，不只是家长主张对自己读书的子女进行体罚，老师也觉得体罚你，是为你学生好，可怪的是，有的学生甚至也觉得体罚是为自己好。
自然，这种念兹在兹的，来自各方面可怪的对体罚的变态热情，并不是中国教育的专利，欧美国家的教育在过去也是有过体罚的。甚至一德国教师汉伯耳在他五十年七个月的教师生涯中，有下列让人惊骇的故事，其惩罚学生的次数与方式，真可谓古今中外无出其右者，集古今体罚之在成：用藤杖打学生911527次，用棍子打学生124010次，用戒尺打学生20989次，用手打学生136715次，打耳光7905次，打嘴巴10235次，打头部1115800次，用课本打学生22763次，要这生跪在豆子上777次，要学生跪在三角板上613次，戴愚人帽3001次，举棒1707次(数据资料来源见林玉体著《教育与人类进步》P171，(台湾问学出版社1978年11月初版。)，这样的老师可称是用惩罚学生来对开心，这哪里是什么老师，实可与屠夫暴徒相比。不特如此，英国九大公学之一沙特豪斯的一位学生有过如下的记录：
一八一八年，我们的校长罗素(Doctor Russell博士有一种想法，他决定要去除体罚而代以罚金。但每一个人都反对种革新措施。对我们而言，棍子似乎是最能够与绅士风范相搭配的，可是罚金呢?不是顶可耻吗?全校因而如此叫着：“去你的罚金!棍子万岁!”结果，这种叫声成功了，棍子乃被郑重的保存下来。 我们对于这样子的结果感到欢欣。罚金取消的第二天，当我们进入教室时，看到一根上好的桦木棍子摆在里面。头两堂课，这根棍子还被妥善的使用过呢? (转引自林玉体著《教育与人类进步》P164—16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