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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山经描述的是一个原始社会向奴隶社会大踏步挺进的时期。

首先山经叙述的范围相当广大，除了未提及南海以外，东海、西海、北海、渤海都在尽述之中，那么如此广大的地域，会不会存在多民族的问题？比如解放前的中国，有五十多个民族，各种民族语言、方言不计其数，经济状况也不均衡，社会结构也参差不齐。山经中有没有过这样的描述呢？

很显然，山经没有任何民族观念，完全是依据地域来划分的，例如北山经，神、民生食不火之物，很明显，这描述的是一个野蛮而且落后的地区，非常有可能是一个边远民族。

以水族为例，56年以来在广西来宾县的麒麟洞、柳江县新兴农场的通天岩发现了‘麒麟山人’、‘柳江人’的化石，这些化石面部低矮、鼻梁下塌、颧骨较高、下巴微突，与现在壮侗语族的人们基本类似，这些化石都属于几万年前的旧石器时代晚期。同时出土的还有大熊猫、箭猪、剑齿象、中国犀等化石，这是关键所在，山经所记载的是一个人类与犀象共舞的年代，（不同的是山经记载的犀象、兕牦牛共同出现的地方是在北山经、南山经，都在北方。而广西是南方）（摘选自《水族简史》《侗族简史》《壮族简史》）

另外这些化石都是在山洞中发现的，这是他们的住所，也就是我们所说的‘穴居’。而山经中记载了一个怪物就是西王母，同样是穴居。胡编乱造并不难，难得是编造得合情合理并禁得住推敲。

第一部分　藏山经中动物的记载五藏山经概论（5）

三个疑点，一、不会使用火；二、与犀象共舞；三、穴居。这只能是原始社会才存在的特征，所以说山经的作者要么是真实的记述，要么他对原始社会的理解博大而精深，至少比生活信息时代的我强太多，那太不可思议了。

另外我们必须注意这个‘穴居’的现象，这是一个孤零零的例子，倘若那个世界的人都是穴居的话，那么没有必要特别的记述‘穴居’，或者‘穴居’应该更普遍的被记述才对。原因何在？原因就是大部分人已经会‘巢居’或者盖房子了，只有少数的边远地区、民族还那么落后，仍然住着山洞。

如鄂伦春族，《北史》记载有南室韦、北室韦、钵室韦等五个部落，北室韦居土穴，还是‘穴居’；钵室韦则用‘桦皮盖屋’，这已经很进步了（摘自《鄂伦春族简史》）。也就是说这种历史演化的痕迹在南北朝时期还存在，发展不均衡、文明与落后共存，才是山经的真实面貌，这不可能狭窄地域、或者交通发达地域的特征。

山经的社会面貌很复杂，生产方式多种并存，例如狩猎、捕鱼、采集、农耕，在中山经（也可能就是中原）农耕是相当发达的，对野兽的记述相对较少，而其他经文则非常详尽的记述了禽兽的类别，这对于捕猎是相当有帮助的。

有趣的是，鄂伦春族的猎手特别喜爱地图，他们对山川、河流、猎物、植物了如指掌，他们狩猎经常外出几百里，却绝不迷路，出发前还绘出简单的地图，他们学会满文以后，还在山川上标上名称，这几乎就是《山经》的地区实用版本。

鄂伦春的经济长期停留在狩猎为主、渔猎采集为辅的阶段，因为狩猎是朝不保夕的。在山经中频繁的提到‘食之’，这就是狩猎经济的明证，同时植物采集也很重要，对于农作物的描述中山经更丰富一些，其他地区相对薄弱，这是一个漫长的狩猎经济向农耕经济过渡的时期。

祭祀是一个最能体现当时生产水平的活动，祭祀讲究的是尽其所能，他有馒头不会用窝头，有精米不会用粗粮，例如纳西族的东巴祭祀，祭品很丰富，有五谷、酥油、家畜，他们祭祀是量力而行，有能力的多供一点，没能力的只需烧香就行。这种祭祀是以村寨为单位的，那么山经的祭祀活动以什么为单位呢？大约是以山脉来划分，每次山经都有特定的祭祀方法，特殊的山还要特殊的祭。

以南山经为例，“南山首经，其祠之礼：毛用一璋玉瘗，糈用【禾余】米，（一壁稻米，）白菅为席。”

简单的解释一下，毛指毛物，就是长毛的动物，鸡犬牛羊皆可。瘗指埋；一璋玉，是个祭祀用的玉质容器。糈是精米，稌米指糯米。白菅是种植物，茅草类。翻译过来就是‘用璋装着毛物埋了，精米选用糯米，席子用茅草’（已经会编织了，可能很粗糙）。这段话很简单，却藏着很多不可思议的东西。

众所周知，山经里记载了大量的铜铁，那时候铁器没有多少应用的可能，但是青铜器的历史有几千年了啊，为什么不用青铜器做礼（容）器？而用璋、璧做礼（容）器？

再看西山经，“西山首经，华山冢也，其祠之礼：太牢。羭山神也，祠之用烛，斋百日以百牺，瘗用百瑜，汤其酒百樽，婴以百珪百璧。其余十七山之属，皆毛牷用一羊祠之。烛者，百草之未灰，白下【下艹下席】采等纯之。”

太牢就是猪牛羊全备。瑜指美玉，婴也是一种专门的祭祀用礼器称号。那么，百瑜、百珪百璧仍然都是玉器，丝毫没有青铜器的影子，这是怎么回事？

80年初，山西襄汾陶寺龙山文化遗址的古墓中出土了红铜铃铛，用C14测定，约在公元前2085年。90年代初，平陆县坡底乡商代的早期祭祀遗址出土了一批二里岗时期的铜器，有大方鼎、圆鼎、爵、觚和铜斧。这说明商周时期祭祀普遍使用的是青铜器，而山经的祭祀却确确实实的停留在‘以玉为兵’的石器时代。

山经知道铁，却不会用铁；现在该知道，山经同样知道铜，却仍然不会用铜。否则青铜容器的优点会大量淘汰脆弱的玉质容器，这是毋庸多言的。

以环太湖的良渚文化为例，良渚文化遗址很多，断代在公元前3200年到公元前2000年之间，出土的绝大部分是玉器或石器，根本没有青铜器，这也从一个侧面印证了《山经》为什么没有青铜礼器。因为山经的年代远早于良渚文化，它不可能出现青铜器。值得一提的是，环太湖地区新石器早期的遗址马家浜文化，距今有7000年的历史，那里的草鞋山发现一处水稻田遗址，而且用稻壳做掺和料制陶器，另外有小型三角石犁，说明当时的农业已经相当发达。一个农业如此发达的地区，很显然狩猎是很不经济的，而且定居的生活也不再适合终日奔波于山林之中，也就是说初民已经从狩猎为主农耕为辅发展到马家浜文化这种农耕为主的时代了。

马家浜文化中出土了很多鼎、豆、壶和石钺，这些都不如良渚文化出土的物器精致，这显示了一种历史演变的顺序，而山经中根本没有鼎豆壶的概念。另外良渚文化中比较吸引人的就是纺织品出现了，在钱山漾遗址中出土了丝麻制品，经鉴定属家蚕织物，纺织水准相当高，每平方厘米有经纬线各47根。（以上良渚文化资料来自杨楠《良渚文化兴衰原因初探》）

山经中没提到蚕这回事，但是《皇图要览》中记载：“伏羲化蚕，西陵氏始蚕。”西陵氏之女就是黄帝之妻嫘祖，是养蚕治丝方法的创造者。真伪无法考证，不过良渚文化有如此高的纺织水准，肯定是要经过漫长的演变的。

有人说这是传说不可信，那么葛洪《神仙传?麻姑》记载：“麻姑自说云，接侍以来，已见东海三为桑田。”可信不可信呢？东海变桑田绝对可信！这也是传说。（当然麻姑说自己看到的，那不可信，除非她是神仙。）

很显然，山经描述的生产力相当低下，《周礼?舍人》云，“凡祭祀共簠簋。”《周礼?春官?大宗伯》：“以玉作六器，以礼天地四方。以苍璧礼天，以黄琮礼地，以青圭礼东方，以赤璋礼南方，以白琥礼西方，以玄璜礼北方。”祭祀规则严格得多，而山经中根本没发展到这种地步，他们不知道‘簠簋’是什么，也没有黄琮、青圭、赤璋、白琥、玄璜这样复杂的分类，他们停留在简单的规则上面。

但是，山经记述的是一个不断发展的社会，他们开始提出‘郡、县、邑、国、天下’的概念，也就是说，某些发达地区虽然还没有城市，但是交通已经相当发达了、能接触外界了，并且社会财富也增加了，剩余物品越来越多，氏族内的贫富分化也开始出现了，那些发达地区的原始氏族公社制度正在走向解体的边缘。

第一部分　藏山经中动物的记载五藏山经概论（6）

2、中山经地区的文化是遥遥领先于其他地区的原始社会的战争，我更愿意称之为‘冲突’，在私有制尚未完全确立之前，冲突的起因无非是争夺猎物、争夺资源或者争夺女人。山经中并未直接的表现战争，只是在灾难的征兆方面偶有提及或者在祭祀中稍有体现。

“鹿台山，有鸟焉，见则有兵。”（西山经）

“小次山，有兽焉，名曰朱厌，见则大兵。”（西山经）

“钟山。钦【丕鸟】化为大鹗，见则有大兵”（西山经）

“槐江山。有天神焉，见则其邑有兵。”（西山经）

“鸟鼠同穴山，其中多鳋鱼，动则其邑有大兵。”（西山经）

“蛇山，有兽焉，名【犭也】狼，见则国内有兵。”（中山经）

“熊山。有空焉，夏启而冬闭，是穴也，冬启乃必有兵”（中山经）

在南山经、东山经、北山经中却没有这样的例子，只有‘可以御兵’的动物。西山经、中山经的这些征兆体现了那个时代是必然存在‘战争’的。

“凡薄山之首，自苟林之山至于阳虚之山，凡十六山，二千九百八十二里。升山，冢也，其祠礼：太牢，婴用吉玉。首山，【鬼申】也，其祠用稌、黑牺太牢之具、蘖酿；干儛，置鼓；婴用一璧。尸水，合天也，肥牲祠也；用一黑犬于上，用一雌鸡于下，刮一牝羊，献血。婴用吉玉，采之，飨之。”（中山经）

“凡岷山之首，自女几山至于贾超之山，凡十六山，三千五百里。其神状皆马身而龙首。其祠：毛用一雄鸡瘗。糈用稌。文山、勾【木尔】、风雨、騩之山，是皆冢也，其祠之：羞酒，少牢具，婴毛一吉玉。熊山，席也，其祠：羞酒，太牢具，婴毛一璧。干儛，用兵以禳；祈，璆冕舞。”（中山经）

这是两段异常复杂的祭祀规则，其中都提到了‘干儛’的字样，‘干儛’就是操着盾牌起舞，《乐府?舞曲歌词一》中提到‘周有六舞：一曰帗舞，二曰羽舞，三曰皇舞，四曰旄舞，五曰干舞，六曰人舞 ’，都是顾名思义，拿着五彩纟曾、羽毛、五彩羽、氂牛尾或者盾牌跳舞，人舞就是什么也不拿，‘以手袖为威仪也。’《周官?舞师》中有解释：“掌教兵舞，帅而舞山川之祭祀。教帗舞，帅而舞社稷之祭祀。教羽舞，帅而舞四方之祭祀。教皇舞，帅而舞旱之祭祀。”

干儛，自然就是兵舞，祭祀山川的时候跳，这是非常符合山经情况的。不过孔子对待兵舞的态度是众所周知的。孔子见《韶》舞说，“尽美也，又尽善也”，而见了《武》舞说，“尽美也，未尽善也。”《武》舞同样是兵舞，宣扬的是武力，所以孔子不大乐业，这有违他的理念。但山经毫不在乎孔子的感受，他们只有‘干儛’这一种舞蹈，不存在‘雅舞’之类的舞蹈，而且这种舞蹈仅局限在中山经地带，其他地区是没有的。

说到此刻不得不提《韩非子?五蠹》：“当舜之时，有苗不服，禹将伐之，舜曰不可，上德不厚而行武，非道也。乃修教三年，执干戚舞，有苗乃服。”

这段话相当有趣，禹要伐有苗，舜说德厚为重，用礼乐教化他们吧，于是有了干戚舞，三年后有苗就归服了。这段话真伪如何呢？其实每个人都知道，少数民族的祭祀活动至今还残存着原始社会的痕迹，南漳地区有端公舞，属于戚舞（手里拿斧钺刀）；苗族有盾牌舞，也就是‘干儛’；瑶族有刀舞、盾牌舞，这是‘干戚舞’；云南临沧（佤族地区）的悬崖峭壁还刻着盾牌舞的岩画（有3000多年历史）。

干儛在少数民族记忆中的顽强存在从侧面印证了山经的确凿，也就是说山经中的‘干儛’正处在萌芽状态，还没有四处传播，否则东山经、北山经、南山经的祭祀活动也应该出现一些舞蹈，但东、南、西、北山经还没有舞蹈的痕迹。也就是说山经的文化是不同步的，发达地区的强势文化正在逐渐影响落后、偏远的地区，韩非子说的很具有合理性。

捎带说另一件趣事，《韩非子?十过》中还有一段，‘尧有天下，饭于土簋，饮于土铏’，天下无不服者；‘虞舜作为食器，斩山木而财子，削锯修其迹，流漆墨其上，输之于宫以为食器。’诸侯觉得太奢侈了，不服的有十三国；‘禹作为祭器，墨染其外，而硃画书其内，缦帛为茵，将席颇缘，触酌有采，而樽俎有饰。’这就更加奢侈了，不服的有三十三国。

韩非子这是在讽谏君王要勤俭，不过他提到了禹时期的祭器是‘墨染其外，朱画于内’，祭器为红黑两色，山经的色彩比较单调，但也有赤青黄白黑五色，为什么祭器只选中其中的两种颜色呢？如果要我来选，我选青色、黄色、白色也觉得没什么不妥。但是从出土漆器来看，祭器的红黑两色是一个相当枯燥而且严谨的传统。新石器时代的仰韶文化、大汶口文化、大溪文化，红山文化、马家窑文化、大湾文化都有非常发达的彩陶，这些彩陶都严格的限制在红、白、黑三色中，绝少青色、黄色，即便白色也很少见。

河姆渡（公元前5000年～前3300年）出土了一个木碗，是外红内黑，和韩非子说的‘外黑内红’正好相反，看起来韩非子说错了，但实际上韩非子说对了很多，因为韩非子说的是‘臣闻’，是他听说的，但他牢牢的把握了禹时期祭器的色彩，以红黑为主调。确确实实，新石器时代的彩陶主调就是红与黑，这一点他说的非常正确。所以说世代传闻的东西可能有很多合理的地方，不能一概的否定，韩非子所说的‘干戚舞’同样颇具有合理性。

言归正传，仍然仔细观察方才的两条祭祀规则，其中有两个词很引人注目，‘蘖酿’与‘羞酒’，西山经只提到一次酒‘汤其酒百樽’，中山经提到六次之多，其余南山、北山、东山皆无酒。‘蘖酿’就是麦芽酿，但它是不是曲酒不好说，这在学界大概有五六种分歧的观点，我个人倾向‘蘖酿’是种类似啤酒的甜酒。

暂且不论‘蘖酿’与‘馐酒’是不是同一种东西，中山经的‘蘖酿’与‘羞酒’的普遍存在显示了农业的发达，酒有可能是野果酿造的，比如葡萄酒，但是‘蘖酿’却必须有大麦，没有发达的农业、相对过剩的粮食就不可能有‘蘖酿’。同时南、东、北山经的祭祀没有使用酒说明了那些地区还没有掌握这种技术，或者农耕还不够发达。现在的少数民族祭祀非常喜欢使用酒，他们也一直保留着纯朴简陋的酿酒技术，这再一次表明了中山经文化曾经对边远文化有着深远的影响。

由‘干儛’、‘蘖酿’、‘羞酒’在中山经相对普遍的现象可以推论出，中山经的文化和经济实力是远远超出其他地区的，而其他地区‘生食不火’、‘穴居’等现象更是衬托出那个时代中山经地区文化的一枝独秀。同时‘部落冲突’在西山经和中山经的普遍存在，显示了中山经、西山经的原始氏族制度正处在崩溃的边缘，有相对过剩的粮食，就有相对过剩的财产，私有制的萌芽已经出现并预示着奴隶制度马上就要来临了。

第一部分　藏山经中动物的记载动物卷杂论（1）

一、六足四翼的怪物“太华之山，有蛇焉，名曰肥（虫遗），六足四翼，见则天下大旱。”（西山经）

从常理来推测，这是一条怪蛇，甚至是神化。但我的直觉告诉我这不是怪蛇，而是昆虫！什么叫昆虫？从生物学常识的角度来说，有头胸腹，六足四翼，一对触角、骨包皮。古人没有这种概念，他们只是类似的归类，身子又细又长的叫蛇，那么体型差不多的都归到蛇类。我们要找一种和蛇类似的昆虫，我可以信手举两个，一个是蜻蜓、一个是竹节虫。你可能说蜻蜓太小了，实际上蜻蜓种类很多，最长的大约17厘米，不比蛇短很多；竹节虫则比较合适，身长约27厘米（马来半岛产）。竹节虫收着翅膀的确像僵死的蛇，就是身体太直了。

“天山，有神焉，其状如黄囊，赤如丹水，六足四翼，浑敦无面目，是识歌舞，实为帝江也。”（西山经）

我现在让你描述一下瓢虫，看了瓢虫美丽的图片后你会说什么？圆形身体，各色斑点，‘赤如丹水’来描述‘它’的红斑的确很恰当，六足四翼不必说，‘浑敦无面目’简直太惟妙惟肖了。你会说这太小了，有点不合情理，没办法，我们的思维是如此的固执，被山经作者混沌的概念、模糊的词语彻底的拴住了，我们无法挣脱我们的惯性思维。如果‘有神焉’换成“有虫（申与虫字型很相近）焉”，那么这种解释没有任何问题，这是‘讹字’的问题吗？

看来‘六足四翼’的怪物被归到昆虫一类应该没有问题，但问题总是不断的产生，我们也不得不去面对。

“景山，有鸟焉，其状如蛇，而四翼、六目、六足，名曰酸与，其鸣自詨，见则其邑有恐。”（北山经）

六足四翼，还六目，蜻蜓几个眼睛？我们知道，蜻蜓有一对巨大的半球形复眼和三个单眼，昆虫的头顶一般有1～3个单眼。还像蛇！！半尺多的蜻蜓飞过，古人不叫它‘鸟’叫什么？再看：“英鞮之山，是多冉遗之鱼，鱼身蛇首六足，其目如观耳，食之使人不眯，可以御凶。”（西山经）

“栒状之山，有兽焉，其状如犬，六足，其名曰从从，其鸣自詨。”（东山经）

“葛山之首，其中多珠鳖鱼，其状如囗而有目，六足有珠，其味酸甘，食之无疠。”（东山经）

按照我们上面的方法，这几个例子似乎都可归类到昆虫类，但我要说且慢，我必须讲一些我知道的故事。

《明史。列传第二百十二。外国五》（张廷玉等）记载：“洪武三年，命使臣吕宗俊等赍诏谕其国。四年，其王参烈昭{田比}牙遣使奉表，与宗俊等偕来，贡驯象、六足龟及方物，诏赐其王锦绮及使者币帛有差。”

《清史稿。列传三百十五。属国三》（柯劭忞等）记载：“康熙四年御前方物：龙涎香、西洋闪金缎、象牙、胡椒、豆蔻、沉香、乌木、大枫子、金银香、苏木、孔雀、六足龟等；皇后前半之。”

《吕氏春秋.本味篇》记载：“鱼之美者：洞庭之鱄，东海之鲕，醴水之鱼，名曰朱鳖，六足，有珠百碧。”

在我的生物学记忆里绝没有类似的动物和昆虫，但却翔实的记载在各个朝代。这是昆虫吗？我只能老老实实的说，我不知道。但是六足的动物几乎一直存在，这种‘六足龟’便无法从历史中抹掉。此外‘六足龟’也在《中国历代贡品大观》中有所提及，有意思的是二月河的《乾隆皇帝》，这本小说中也提到过‘六足龟’，我不知道‘六足龟’是否在乾隆时代出现过，可能是二月河张冠李戴，把给康熙的贡品送给了乾隆，也可能是二月河另有根据。

这种六足龟是遢罗国进贡的，一位网友张弢告诉我，泰国确实出产这种六足龟，学名‘靴脚陆龟’，因为它尾部周边鳞片极为发达，左右各有形状类似脚的鳞片，所以有一称呼‘六足龟’。遢罗就是泰国。

如果不能推翻六足龟的存在，那么《山经》所记载的六足鱼、六足犬、六足鳖的确有可能存在过。人们可能对昆虫有些偏见，认为昆虫都是很小很小的。实际上我们翻开古生物史就知道，远古时的昆虫很大。石炭纪的蜻蜓远祖化石有多大？说出来吓你一跳，展开翅膀达0。76米！三迭纪的蟋蟀远祖化石有15厘米。当然《山经》记载的年代不会是三亿年前，但是这种巨型昆虫是确确实实存在过的。

我们无法理解《山经》的原因很多，我们的惯性思维便是其中一个巨大的障碍，也许有些奇怪的鸟兽就是昆虫，也许我们都错了，从一开始就错了！

二、宠物的由来“霍山，有兽焉，其状如狸，而白尾有鬣，名曰朏朏（音feifei），养之可以已忧。（中山经）”

这是什么呢？估计你已经猜到了，是猫！猫和狸是什么关系，狸猫你想必知道，那么果子狸你更应该熟悉，果子狸是灵猫科花面狸属。中国古代一直把猫称作‘狸奴’，比如《狸奴小影图》，这是宋时李迪画的猫，台北故宫博物院有收藏。再如清朝的任伯年也画了《紫藤狸奴图》。陆游也有一首诗《赠猫》“裹盐赢得小狸奴，尽护山房万卷书。惭愧家贫策勋簿，寒无毡坐食无鱼。”

他们都知道猫和狸是亲戚，但是他们不知道猫还有个名字叫“朏朏”。从学界公认的角度来讲，猫的驯化比狗要晚很多，在5000多年前埃及人就已经开始养猫，但真正驯化的时间也就3500年。而狗的驯化则早的多，在两万到一万五千年之前。（实际上我并不完全同意这种推测）

如果你观察一下“朏朏”的字型，会很奇怪它为什么‘月’字旁而不是‘犬’字旁。《太平御览》有段注解“《说文》曰：朏，月未成明也；魄，月始生魄然也。(承大月，月生二日谓之魄，承小月，月生三日谓之朏。朏音斐。)”

第一部分　藏山经中动物的记载动物卷杂论（2）

猫和月亮联系在一起，实在想象力太丰富了，但是最可笑的是这不是只有中国人才这么狂想。古埃及人更能狂想，他们认为猫是月亮女神（巴斯特）的化身和象征，是掌管月亮、生育和果实丰收的神。所以埃及的女神是人身猫头的样子。其实我在观察猫眼石的时候，不禁会心一笑，猫眼和新月（朏即新月）之间确实非常相似，这应该就是它名字的由来。

言归正传，养猫是为了什么？学界有一种普遍的观点，四千多年前，当埃及发明了谷仓以后，谷仓引来了大批的老鼠，同时也引来了大批的野猫。野猫进入村落，接受古埃及人的扔掉的食物，久而久之就成了人类的朋友。这种观点很科学也很合理，我也一直深信这种推测。

不过，《山海经》不是这么认为的，它认为“朏朏，养之可以已忧。”注意，山经一贯的作风都是‘食之’这次完全不同，这次是‘养之’，然后‘可以已忧’。是纯粹把‘胐胐’当作朋友来看待。大概是来消解孤独和忧愁的，与现代人养猫的心情几乎无二。

那么疑点就已经出现在我们面前了，《山经》记载的年代已经开始驯养‘胐胐’了，却没有‘猫’这个字。《尔雅．释兽》中就已经有了‘猫’字，“虎窃毛谓之（戋虎）猫。狻麑，如〈戋虎〉猫，食虎豹。”，也就是说《山经》的成书年代要远早于《尔雅》的成书年代。

在西周的《诗经．大雅．韩奕》中也有猫字，“有熊有罴，有猫有虎。”难道有了‘猫’字以后，古人还不用‘猫’而用‘胐胐’吗？其实《礼记》、《吕氏春秋》等都有养猫捕鼠的描述，说明养猫捕鼠已经非常普遍。宋代陆佃的《埤雅》解释很有意思，“鼠善害苗，而猫能捕鼠，去苗之害，故猫之字从苗”。

但是《山经》告诉我们的完全不是这回事，他们养‘胐胐’是来解忧的。

三、毒鱼的风俗我常有一个疑问，“有白石焉，其名曰礜，可以毒鼠。有草焉，其状如稿芨，其叶如葵赤背，名曰无条，可以毒鼠。（西山经）”这毒鼠很正常，诗云“硕鼠硕鼠，无食我黍。”虽说骂的是那种硕鼠，不过已经可以看出鼠害的严重了，灭鼠是势在必行！

不过另外一些条目却让我迷糊了，“荔山，有木焉，其状如棠而赤时，名曰芒草，可以毒鱼。”

“箕尾之山，有木焉，其状如樗，其叶如桐而荚实，其名曰茇，可以毒鱼。”

“熊耳之山，有草焉，其状如苏而赤华，名曰葶苎，可以毒鱼。”

“朝歌之山，其上多梓【木丹】，其兽多【上鹿中雨下三口】麋。有草焉，名曰莽草，可以毒鱼。”

古人为什么要毒鱼呢？很显然不是要灭鱼，那是损人不利己白开心，唯一一个理由就是－－要吃！当然这种毒要能捉到鱼，又不至于让人受到损害。

其实，这种习俗已经相传了‘几百年’，有一种鱼藤，豆科藤本或直立灌木，印尼群岛、菲律宾群岛、马来群岛、台湾海南比较普遍。鱼藤俗称‘土巴根’，土著们把鱼藤和水捣烂，倒入小溪鱼塘，鱼就都挣扎着到水面来呼吸，捡起来就可以吃，对人没什么危害。虽说近年有些科学家表示异议，认为这种毒可以导致大白鼠死亡，甚至可以使人致病（类似帕金森症），不过他们研究方式很极端，属于血液注射，而且剂量非常大。据说至今农村还有人如此捕鱼，不过没有亲见。

看来这种习俗不是相传了几百年，而是数千年了。至少在山海经记载的年代，古人已经学会了这种极度有效的谋生手段。

说到此处便不得不提神农氏了，《淮南子．修务篇》“神农尝百草之滋味，一日而遇七十毒。”《搜神记》“神农以赭鞭鞭百草，尽知其平毒寒温之性，臭味所主，以播百谷。”《述异记》“太原神釜冈，有神农尝药之鼎；成阳山中，有神农鞭药处。”

对神农尝百草这个传说，表示蔑视的人很多，有的人就说，“胡说八道，一天遇七十毒？一天遇十毒也死好几次了，除非他不是人！”

其实看看上面的鱼藤，一天吃个百八十种也不会死，那不是毒吗？再说了，神农也不会那么没脑筋，那时候已经会驯化牲畜了，拿来草先给牛马羊尝尝，它们不死神农再自己吃，所以说这并非是太神奇的传说，需要的只是毅力和勇气，很多人都可以做到！

接着看，“云山，无草木。有桂竹，甚毒，伤人必死。”这是一段很严厉的警告，与前面“可以毒鱼”、“可以毒鼠”不同，那些是毒的用途，而这里却没说可以用桂竹来杀人。

当然了山经也这样提到过，“鼓钟之山，有草焉，方茎而黄华，员叶击三成，其名曰焉酸，可以为毒。”，至于这种毒的用途是什么没说，可以私下揣测，是毒鼠还是杀人！

另有一种神奇的动物，“丹熏之山，有兽焉，其状如鼠，而菟首麋身，其音如【犭皋】犬，以其尾飞，名曰耳鼠，食之不【月采】，又可以御百毒。（北山经）”

这种动物是什么，不大好说，大概类似于松鼠，用大尾巴飞来飞去，但是能御百毒可是一件神奇的事（类似天龙八部里的蛤蟆朱牯），这是谎话吗？

第一部分　藏山经中动物的记载动物卷杂论（3）

四、长毛犀牛的传说在南山首经中，距离西海一千三百五十里的地方有一座柢山，“多水，无草木。有鱼焉，其状如牛，陵居，蛇尾有翼，其羽在魼下，其音如留牛，其名曰鲑，冬死而复生，食之无肿疾。”这是冬眠，绝对不是夏眠，冬眠是一个常识，也就是气温必须很冷，在广州你是不会找到冬眠的鱼的，除非广州也是冰天雪地！在黑龙江中下游有一种叫‘鲈塘鳢’的淡水鱼能在冰洞中冬眠。

南次二经也有这样的现象，在距离柜山向东七百九十里的地方有座尧光山，“有兽焉，其状如人而彘鬣，穴居而冬蛰，其名曰猾褢，其音如斫木，见则县有大繇。”这也是冬眠！也就是说南次二经也在寒冷的地带。

南次三经我没有找到冬眠的现象，但似乎我没必要去找，因为南次三经离渤海非常近。

南次三经中，距离天下虞山（东向）一千里有丹穴山，“丹水出焉，而南流注于渤海”“又东五百里，曰发爽之山，汎水出焉，而南流注于渤海。”由此往东两千三百里有鸡山，“黑水出焉，而南流注于海”。

天下虞山往东五百里是祷过山，“其上多金玉，其下多犀、兕，多象。浪水出焉，而南流注于海。”这句话很普通，却实在令人惊愕！先来说象！

现在的象分亚洲象、非洲象两个种，亚洲象分布在亚洲南部和东南部的热带雨林，季雨林地区；而非洲象则在非洲东部和中南部的稀树草原地区。那么我们就会有疑问，渤海北面有‘象’？对于北方人来说，在动物园里见到大象很平常，但是人们也知道，这种象独自过不了冬，比如长春的动物园就得搭设暖棚、地炕、还得放上暖气片。

那么有人也许会问，这个渤海是不是不是今天的渤海啊？这问题我没法回答。但是我却知道大象曾经遍布整个北半球，比如长江以南的剑齿象，甘肃合水的黄河古象，陕西榆社的桑氏剑齿象，还有一种就是猛犸象。

但这些都早已经灭绝了，在几万年前几十万年前都已经灭绝了。在哈尔滨、大庆、长春都挖掘出过猛犸象的化石，它们存活于两万年前！！！但是五藏山经怎么会记载在北方早已经灭绝的大象？

接着来看犀牛，1973年，在余姚河姆渡新石器时代遗址中，考古学家首次发掘了距今约六千多年的犀牛遗骸。犀牛在《吴越春秋》、《竹书纪年》中都有记载，如“夷王六年，王猎于社林，获犀牛一以归。（《御览》八百九十引《纪年》：‘夷王猎于桂林，得一犀牛。’）” 但长期没有找到犀牛的遗骸，所以学术界曾有过一个观点，犀牛在一万年前的中国就已经灭绝了！虽然找到犀牛遗骸是件令人兴奋的事，证明了中国有过犀牛，古人没撒谎。但是我一点也不高兴，因为那是在浙江！而不是在东北，不是在渤海北面！

其实犀牛和大象一样，现存的都是热带物种，曾经的犀牛和长毛象一样，都在北方生活过，俄罗斯有过一种长毛犀牛，不过他们生活在五十万～十万年前。

《与兽同行》是BBC的一部纪录片，讲述的是远古动物的变迁，似乎跟《山海经》根本拉不上关系。不过第六集《长毛象之旅》讲述的情景，我觉得简直就是《山经》的电影版。我不知道这部影片的科学顾问们有没有读过《山经》，但是我相信《山经》的作者必然看过《与兽同行》的真实版。

《长毛象之旅》讲述的是生活在三万年前的长毛象的生活，记录了它们从北海附近（靠近英吉利海峡）迁徙到阿尔卑斯山的艰辛旅程。那时正是冰河世纪的末期，也是大海退开始时期，长毛象为了躲避寒冬和冰雪，要迁徙到四百公里外的阿尔卑斯山区，它们随时会踏碎池塘脆弱的冰层深陷，等待死亡的来临，也要防备欧洲大陆上狮子的偷袭，当然最可怕的就是要面对‘人类’的有组织的猎杀。尼安德塔人是一种神秘消逝的‘狩猎动物’，他们大约消失在两万八千年前。片中还介绍了一些早期人类的生活，也介绍了一些极度近视而嗅觉灵敏的披毛犀。

这部纪录片是基于相当严格的科学实证，却与荒诞不经的《山经》讲述的几乎是同一内容。山经并没有BBC的特技和推理，他们只是很自然的记述了当时的生存环境。南山经记述了在渤海附近生存着犀和象，北山经记述了兕和牦牛生活在一起，南山经、北山经所记载的都是北方，这些必然是长毛的犀和象和人类生存在一起，这个情景在《长毛象之旅》中被演绎的活灵活现。

从地理位置上来，渤海北部地区与阿尔卑斯山相差并不多，而且在旅顺口地区也挖掘出过披毛犀的头骨化石（《科学时报》张非非2002年5月15日），那么无论是BBC还是《山经》都讲述了一个人类与犀象共舞的年代，这是一个巧合，还是一种必然呢？

不同的是，《长毛象之旅》假定的是三万年前，而《山经》的中山经地区已经开始了农耕作业，迄今所知，农耕作业的历史还不到一万年，也就是说，山经所记述的年代必然同时满足两个条件，一个是渤海北部还存在着犀和象，另一个是农耕文化已经出现；这个年代是无法精确断定的，但可以近似的划在一万年前至八千年前（第四纪冰川末期）。

在一万五千年前，海平面降至最低，比现在的海平面低130～160米，那时的东海大陆架、渤海都是一片大草原。直到7000年前，才达到现在的高度。也就是说一万年前的地理面貌与现在大相径庭的，如果按照山经所描述的山脉趋势来按照现在的世界地图来对号入座，那一定是荒诞不经的。

其实认为《山经》是伪作的人，应该用同样的目光去衡量《长毛象之旅》，你会发现科学实证的《长毛象之旅》简直是破绽百出，而山经却禁得住百般挑剔。

事实上，我相信随着BBC的艰苦探索，他们努力再现初民和生物生存面貌的强烈渴望，他们会一步一步的走近《山经》，直到他们把《山经》奉为权威圭臬为止。因为山经不是推理而是记述，山经最缺少的就是假设。例如《长毛象之旅》中有一个细节就很令人费解，里面有的人类居然穿上了‘丝麻’制衣物（可能是‘丝麻’，但肯定不是兽皮，另有穿兽皮的尼安德塔人），这简直太不合逻辑了。

第一部分　藏山经中动物的记载动物卷杂论（4）

五、鸟、怪鸟与神鸟的区别《山经》作者对鸟、怪鸟、神鸟的区分态度很明显和我们不一样，我们先来看几个南山经的例子。

“丹穴之山，其上多金玉。丹水出焉，而南流注于渤海。有鸟焉，其状如鸡，五采而文，名曰凤凰，首文曰德，翼文曰义，背文曰礼，膺文曰仁，腹文曰信。是鸟也，饮食自然，自歌自舞，见则天下安宁。”

“旄山之尾。其南有谷，曰育遗，多怪鸟，凯风自是出。”

“灌湘之山，上多木，无草；多怪鸟，无兽。”

凤凰在我们的眼里绝对是神鸟了，而《山经》作者却不认为有什么异样，这三段话都律属于南次三经，也就是说这个作者看待鸟和怪鸟是有区别的。

凤凰和麒麟是被孔老夫子神化的，麒麟被杀了，孔老夫子生气的连书都不编了。其实《山经》对凤凰的描述非常朴实，‘其状如鸡，五采而文’不过是后面加了几个莫名其妙的词‘德、义、理、仁、信’，说穿了也没什么特别的，不过是对凤凰身体每部分的花纹作个定义罢了。

孔老夫子和人们认为凤凰很神，是因为凤凰是吉祥鸟，‘见则天下安宁’，其实这也没什么特别的，不过为了解释清楚，说一些题外的话。

在古代甚至远古，人们的生存环境是非常恶劣的，不仅要防备野兽的袭击，还要防备人类的互相残杀，更要防备大自然的灾变。危害最大的是兵灾，其次就是自然灾害，自然灾害也最为复杂，比如1976年唐山的地震、1979年庞贝的火山爆发、泗州的水灾（十七世纪末沉入湖底），1871年芝加哥的火灾，约376年楼兰古城的旱灾（水竭弃城），1961年伯利兹城的风灾（飓风摧毁）等等，各种类型的灾害让人们提心吊胆，人们在无奈之余也开始想要预知这些灾害。

最常见的预知方法莫过于俗谚了，“震前动物有预兆；老鼠搬家往外逃；鸡飞上树猪拱圈；鸭不下水狗狂叫；冬眠麻蛇早出洞；鱼儿惊慌水面跳。”这是预测地震的土办法，灵不灵呢？不是总灵，但这是一个普遍的震前现象，人们在现有的知识水准下，还无法完全预测自然灾害，通过动物的异常表现来获得某些预感，是非常正常而且颇有效果的。

那么《五藏山经》所作的很大一部分努力就是在灾异的预知上，如“长右之山，无草木，多水。有兽焉，其状如禺而四耳，其名长右，其音如吟，见则郡县大水。（《南山经》）”对于洪水的预报，我们熟知的是蚂蚁，每当洪水欲来之时，蚂蚁们便摆开一字长蛇阵，搬迁到安全之地，那么这种类似猴子的动物长右有没有能力预知洪水呢？这我们不得而知，不过想来是不会太稀奇的，既然蚂蚁可以，长右也许就有这种灾害的感知能力。

《山经》中的动物有的能预知水灾，有的能预知火灾，有的能预知旱灾，有的能预知兵灾、风灾，当然也有凤凰这样的动物能预知‘天下安宁’。

这些结论，其实我们没有必要去苛刻的要求，就像蚂蚁是印第安人预知洪水的一个‘工具’一样，这很朴素很简陋但是很实用！至于说有没有科学道理，那是现在科学还无法完全解释的东西。

所以说凤凰没有任何奇怪之处，不过是一种普普通通的鸟类，如果你翻开《说文解字》，看看古文的‘凤凰’怎么写？我相信你一看那个字型，就知道那只鸟是一只开屏的孔雀！当然了，我并不想去证明凤凰就是孔雀，但凤凰和孔雀一样，没什么稀奇的。

山经作者认为凤凰是普通的鸟，他却认为另有鸟是怪鸟。旄山、灌湘山都有怪鸟，这些怪鸟连样子都没见到，更没有名字，这引起我们很大的兴趣，原来山经作者也不是无所不知的，他只能用怪鸟来概括这些‘未知’的鸟。他们很诚实！

也有我们无法解释的‘神鸟’，“昆仑之丘，有鸟焉，其名曰鹑鸟，是司帝之百服。”山经的作者不认为这鸟很神奇，就是鸟，也不怪，也不神，但是他说的我们却没法解释！主要的困难就在‘百服’，‘服’可以和‘伏’、‘复’通用，有‘务’或‘事’的意思，比如说务农、服田、服马、都是类似的意思。当然也可以解释成‘衣服’或者‘部落’、‘地方’，但这都无法形成一种确凿的观点。我们也只好等待后来人作一个切实可靠的解释。

不过呢，可以绕开这个难题来举个例子。例如大公鸡，我模仿《山经》来描述一下，“有鸟焉，状如鸡，是司天之晓也！”这不过是一只公鸡，我就能把它写得神乎其神，有错吗？公鸡的职责不就是打鸣报晓吗？再如“有兽焉，状如犬，是司帝之囿也”这是什么？不过看园的狗而已！

所以说，我不认为这个神鸟有多神，而山经的作者也没说它神！完全是我们不能理解之后的神化。至于兽、怪兽、神兽也是这样的一个逻辑，限于篇幅，就不再罗嗦了。但是我们应该注意，山经的作者非常诚实，他不知道的鸟兽鱼，他会统称为‘怪鸟’、‘怪兽’、‘怪鱼’。

《山经》作者对许多三头六臂、六目四耳的鸟兽，并没认为它们怪，反而说有比它们还古怪的动物，那些古怪的鸟兽也许躲藏得太深了，令人无法发现，或者是干脆就无法用语言来描述。

于是，山经作者发出一声感叹，“自密山至于钟山，四百六十里，其间尽泽也。是多奇鸟、怪兽、奇鱼，皆异物焉！”经文中记载的还不够怪吗？还有‘皆异物焉’，我们也只能长叹一声，不知所言了～

第一部分　藏山经中动物的记载动物卷杂论（5）

六、龙的传说龙对中国人太重要了，没有龙，我们大概都不知道自己是谁的传人了。孔子告辞老子出来，连叹“真神龙也！”这自然是佩服的五体投地之语，它可没说老子是什么‘神猪’或者‘神马’。再有这要是在古代，帝王总自称是‘真龙天子’，我要是说龙和猪马差不多，一点也不稀奇，那肯定是杀头之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