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镕基表示，即使是这样，我还是要坚持「执政必须从严」的原则。现在我们常抱怨「大气候」不好，其实，「大气候」是「小气候」造成的。如果大家都来从严治理「小气候」，「大气候」就能改变。当前治理整顿更需要我们从严执政，令出法随，不能讲一套，做一套，必须扎扎实实抓，不然，有了好政策也没有用。我当市长的最大体会就是：「统一思想，从严执政。如果和和气气，吃吃喝喝，谁也不想得罪，那什么事也办不成。」贯彻廉政政治在这次人代会上，吴德让向代表们汇报说：目前，干部贪污腐化现象仍是有增无减，今年头三个月里，已经有二十三个委办局领导干部被举报，问题的性质，也从去年大都是多吃多拿，发展到现在的贪污受贿。
人民代表们听到这则汇报后，群情激愤，所以在他们听到朱镕基代表市政府所做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强调要「从严执政，加强廉政建设」，掀起新一轮的廉政风暴时，两次热烈鼓掌，表示热情支持。朱镕基在报告中要求说：必须「完善人民群众的信访和举报制度，依靠群众监督。支持报刊、广播、电视等大众传播媒介的舆论监督」。
在这样一种强大攻势下，九零年一年里，上海的干部队伍贪污腐化现象才有所收敛。据统计，从九零年三月到十月，上海市各级干部上交的拒收「回扣」及酬金等，共有四千二百三十一人次，折合人民币五十八万多元：上交礼品共有两万四千六百一十三人次，折合人民币一百二十三万余元。
同时，在这段时间里对违反廉政制度规定的干部，责令补交、偿付费用的有五百八十五人次，金额达十六万余元，追缴和没收非法所得约有一百九十二人次，金额达二十六万余万元，经济处罚约有七十二人次，通报批评约有七十二人次，给予行政处分的有四百多人。
由于朱镕基在廉洁的问题上，首先从自我严格要求做起，所以，即使对他恨之入骨的人，也抓不到他的把柄。他从来不受任何人的礼品，就连桑梓间送来的土产，他也一概不收，拒绝之严，常使人尴尬而返。有时发现「飞来之物」，必遍问家中各人，探明送礼之人，然后退物退款。一次为了送来的一筐葡萄，查来查去，弄的一家不得安宁。
上海人说，老百姓对政府领导人总免不了评头品足，但在议论到朱镕基时，没有人能够举出他生活作风腐化的实例来。
一位现在美国作访问学人的原上海某大报记者说：我们在上海与朱镕基接触是很随便的。每当有大型节日和庆祝活动时，我们都能看到如江泽民等上海市委和市府的领导人都要捎家带口地进出文艺演出场地，而只有朱镕基总是独自一人。每当记者问他为什么您的夫人从不露面，他总是笑而不答。
大陆《中华英才》杂志刊登过一篇对他得报导，还发了他和夫人一的幅照片，照片说明是：就是在同妻子合影时，朱镕基也是不苟言笑。但是，文章和照片说明中仍然是没有出现他妻于名字。朱镕基返回北京工作后，许多国务院的工作人员也只是知道他的妻于原来在国家经委能源局工作，现在好像是在国家计委工作。
亲民作风
朱镕基的夫人叫劳安。中学和大学都是朱镕基的校友先后在湖南省立第一中学读书和清华大学电机系工作，有「高级工程师」职称，现任国家某信息中心的负责人。
劳安为人慊和、贤淑，自己事业有成，但相夫教子颇尽其责。他们夫妇育有一子一女，长相酷像朱镕基，分别在美国和加拿大留学。其中三十来岁的女儿朱燕来，现居加拿大温哥华，其夫是北京人，多年前移民加拿大，曾在加拿大政府部门工作。与朱燕来相熟的人都说，「燕燕(乳名)没有一点高干子女那种惯有的居高临下的架子，完完全全是一个普通的留学生」。
总的来说，朱镕基在上海为政期间，颇得知识分子称道。刚刚当上市长不久，他就主动到上海复旦大学去做形势报告。在报告中，他反复强调「要保证上海教育经费在财政支出中居全国第一」，于是掌声一片。
另外，朱镕基非常注意多抽时间参加上海市知识界的各种集会，如新闻界的集会，科技界的报告会等。于是，知识分子们自然得出「朱市长平易近人」、「朱市长思想开明」等良好的评价。而最被上海知识界所称道的，则是朱镕基对于上海著名作家张士敏，涉嫌「诽谤」案的态度。
张士敏是上海很有些名气的一位中年作家，因为曾经写过一篇揭露中共交通部的官僚衙门草菅人命，无视海员死活的报告文学而走红。同时，因为他曾拒绝过在香港当阔商的父母亲的劝说，不愿到香港过有钱人生活，而一度在政治上看好，上海的报纸曾经发表专文表彰他「有一颗爱国心」。一九八六年，时任上海市长的江泽民还接见过他。
「六四」之前，张士敏创作一篇长篇小说《荣誉的十字架》，内容以一个全国「劳模」出身、经历为背景，描述了所谓「劳动模范」的人性被扭曲和异化的悲剧。
但是，这部作品问世不久，即有一个叫杨怀远的上海「劳模」上诉，声称作品中的人物是以他为原型，所以整部作品的内容涉嫌诽谤，损害了他的名誉。
八八年七月中旬，杨怀远向其居住所在的上海徐汇区中级人民法院正式提出起诉，要求追求作家的刑事责任并向他赔偿经济损失。
在此之前，杨怀远还在上海国际国际海员俱乐部举行新闻发布会，谈他同张士敏作品中之人物的关系。杨氏表示，一九八五年作家张士敏曾经应工人出版杜之邀，撰写杨怀远传记，书名为《一个「傻瓜」的故事》。
后来在采访中双方发生意见分歧，杨怀远及妻子均不同意继续传记的创作。事隔三年，作者却发表了小说，作品中主人翁的特征、经历，包括具体的细节，甚至连一些原诗都是他的原型，故使他和家属的名誉受到了严重的损害，精神上受到极大创伤。
政治影响司法
杨怀远的上诉得到了其上级领导的支持。在新闻发表会上，上海海运局工会主席陈昌本表示：作品中的描写对我们的船员家属的写法是极不公正的，尤其是在实际效果上对杨怀远同志的爱人的中伤和诽谤更是今人难以容忍。所以要借这次新闻发表会「为劳模伸张正义，以取得社会舆论的理解和支持」。
杨怀远等人的纠缠在大陆新闻界和文化艺术界引起强烈反应，不久即有上海约五十八名作家和评论家联名发表呼吁信，反对干涉作家的自由创作权。
《中国青年报》也发表文章，指出这是中国大陆文学创作第一次涉嫌诽谤案。
文中还引述一名作家的话说：「写报导会被人控告，写事实的纪录也会被人控告，现在写小说也惹来官司，将来还有什么可以写的？」
好在当时的大陆政治形势毕竟已经多少有些宽松，所以对杨怀远的这种无理取闹，支持者甚寡。时任上海市委书记江泽民看了五十八位上海作家及评论家的联名信后，指示道：暂不受理，暂不报导，双方多作自我批评，以团结为重。
上海徐汇区法院，放八九年一月二十八日正式通知杨怀远，以「此事难以成立」的理由要求杨怀远撤诉。
几个月后，大陆爆发八九学运，张士敏热情地投身其中，把写上自己斗大名字的布条像披授带一样斜挎在肩，与王若望等上海知识界人士走上上海街头，声援北京学生运动。
「六四」镇压以后，政治形势突变，张士敏「参与动乱」和「诽谤劳模」约两项「罪行」被新帐旧帐一起算。
中共左派理论家的当家人邓力群专门调看了张士敏「积极参与动乱」的录影带，然后打电话给上海市委一个负责人说：「查一查张士敏在动乱中的表现，再把他诬陷、诽谤杨怀远同志的事联成起来，研究一下解决办法。我们党培养一个劳模很不容易，不能诳那些顽固坚持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人毁了。」
江泽民此时已经成了中共总书记，对张士敏的问题也变了嘴脸，亲笔批示：
「保护劳模，严肃处理。」
总书记一句话，上海司法部门即在「伸张正义」，「维护法律尊严」的幌子上将张士敏判刑六个月，缓刑半年。同时还限令张士敏不得再以任何形式发表或出版《荣誉的十字架》，并追缴他出书所得稿酬四千元及赔偿杨怀远经济损失一千六百余元。
坚持原则
在这种恶劣的政冶气候下，朱镕基还是表现出了非常开明的一面。法院判决后的第四天，朱镕基在给政法干部作报告时非常生气地指贵说：「此事我作过批示，要妥善解决，杨怀远不听。那是他的事。你们法院根据什么这样判？你们说要保护劳模，难道知识分子就不要保护？将一本小说判罪，上海开了个很不好的先例。」
当张士敏知道此事后，非常感动，给朱镕基写了一封信表示感谢。几天后，朱立刻回信鼓励他道：「挫折对人的成长并非坏事。」
大概是朱镕基从这件事，联想到自己当年因言获罪的历史经历。虽然他当时以上海市委书记兼市长的身份，竟然无法制止一场悲剧的发生，但在那种政治气候下，他敢于给张士敏回一封慰问信，的确是非常难得了。
上述内容前半部分有当时上海《文汇报》关于杨怀远起诉张士敏的报导为证，后半部分则是张士敏出国以后，对采访他的台湾《联合报》系记者的亲口叙述，所以应该是有可信度的。
上海文化界透露说，这场官司在上海文化界被称为「千古奇冤」，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又一桩「现代文字狱」。但身为上海市党政第一把手的朱镕基，对此事的真正态度，至少在少数知情的知识分子中间普获赞扬。
对朱镕基的各个方面给予肯定者不乏其人，但也有人认为无论是大陆还是海外的评论，把朱镕基的种种好处说得过分。例如两名自认对朱镕基了解甚多的上海记者，对朱镕基的评价就几乎是完全相反。
其中一位记者感慨朱镕基在上海出席公众活动，总是独自一身，但另一位记者立刻反驳说：在上海的公众演出场合或高级干部的休养地，我就好几次见到朱镕基太太和女儿。
这位记者举例说：无论是大刮廉政风暴也好，还是整顿干部队伍也好，朱镕基的这一切都是做给上海老百姓看的，与其说他是「一心只为民作主」，还不如说他最精通中共政权里「为官之道」更准确。他每到周末都要带着妻子，大学放假时还要把女儿带去郊区一所专为接待中央和外省市高级领导人的宾馆度假，每次都付十五块钱。可是他们一家在那里两天的全部开销一百五十块钱也不止。
这位记者还说：朱镕基到上海去以后，专门主持了一项工程就是改建这座宾馆。目的是让中央领导和外省市对他有用的领导人，到上海后有一个舒服的居住和旅游环境。朱镕基妙就妙在让人把这个特殊场所的内部搞得实在已经不能再豪华了，足可以同大陆的任何一间高级宾馆的内部设施相媲美，但外部结构郡搞得非常普通。这样，没有资格进到里面的老百姓，不可能知道这座建筑其实是「金玉其里，砖瓦其外」，自然就不会有牢骚了。
讨好两头的为官之道
这位记者又透露说：我早就从上海市政府的秘书们中听说，别看朱镕基在公众场合里对干部腐败表现得嫉恶如仇：别看朱镕基在上海得罪了那么多奸、懒、馋、滑，甚至只干坏事不干好事的中层干部，但是他敢于得罪的人都是有选择的。他为官的标准就是「讨好两头，得罪中间」。
所谓「讨好两头」是指上讨好中央，尤其是讨好中央的政治元老，下讨好普通老百姓。所谓「得罪中间」则是指得罪上海市的中层干部。虽然得罪这些人，也会给他造成一些人事关系上的紧张，但不得罪这些人，工作无法推动，更无法讨好对官僚主义和腐败现象，痛恨到了忍无可忍地步的上海老百姓。
所以，在这个得罪人的问题上，朱镕基是充分权衡了利弊得失的。任何一件他顶料到利小弊大的事情他是决不会去做的。「得罪中间」，他也是只得罪那些没有什么背景或背景不重要的人物。比如上海的一些资格较老的老干部，只要是能「通天」的，朱镕基就从来不敢得罪，虽然他们已经表面上不再有实权了。
这位记者说：朱镕基在上海期间，在给自己留后路和给自己铺平继续上升之路的问题上玩得最漂亮的一手，就是千捧百吹讨好中央那批政治元老。
本来，中央那批政治元老中，陈云和李先念因为非常看中上海，所以每年必去，邓小平和杨尚昆无论是为了个人休假，还是为了政治上的争权也是年年不缺。
因而朱镕基与江泽民在这个问题上，一向是争相主管这项既烦杂又很可能吃力不讨好的工作。
朱镕基比江泽民棋高一筹的是，他一到上海，即排好了一个非常精确的中央老同志轮流到上海活动日程表。除了上述几个老人之外，平时对去上海活动不那么热心的彭真、王震等，他都特地加以安排。
朱镕基还高明的一招，就是借横向经济联合之名，邀请全国各省市自治区主要领导人，到上海「传经送宝」。这些省市自治区的领导人，当然乐得上海方面给他们安排如此妥贴的高级旅游活动。于是，各地的所谓「学习代表团」、「参观团」
纷至沓来，路费自己出，在上海一切吃住游玩活动则全部由上海市政府提供。
当然，朱镕基搞这一套对上海经济还是有好处的，毕竟在宴席桌上才好谈问题，再加那么热情的招待，那么高级的宾馆和游船，各地的领导人自然是「吃了人家的嘴软，拿了人家的手软」。
一石二鸟的手法
于是，内蒙和山西的煤炭、新疆和青海的羊毛、河南的茶叶、山东的水果……，过去由于各地搞经济封锁而卡了上海脖子的产品都被朱镕基要到了。同时，朱镕基也要到了将来在全国人大会上出任国家领导人的选票。朱镕基既然设计好了自己下一步的政治前途，那么就必须提前打通各省市自治区的地头蛇们那道关。
《文汇报》还曾有一则报导说：朱镕基在当上市长以后，提出今后市政府召开的任何会议严禁送礼发包，可以不参加的剪彩、礼庆活动，干部应尽可能不去，但「可以请德高望重的老同志多出面」，这样一来，上海老干部中那些「通天」人物，心里当然非常舒服。
两位记者对朱镕基截然相反的两种评价，据一位中共高干说，「讨好两头，得罪中间」确实是朱镕基为官的一大特点，但这只能说明他为官的精明。既然要在中共内部当官，既然要想政治前途无量，讨好中共元老是必须的也是必然的，政治制度使然：至于讨好各省市自治区的地头蛇，既然能够起到「一石两乌」的作用又何乐而不为？
这位人士评价朱镕基说：如果他想在中国大陆干一番事业，不论是否私心极重，仅仅想出人头地，都必须懂得为官之道，不然，事业难成，个人也含在复杂的人事关系面前一再碰壁。到头来，个人灰头土脸不说，事业也将一事无成。
总的说来，朱镕基其人还是一个很有责任感的人，他就是真的花了上海人民的血汗，连一座豪华宾馆提供政要挥霍，虽然多少有为自己之处，但多半还是为了上海人的利益。
这位人士的评价，替朱镕基道出了他的难言之隐。在中共政权下为官，要百分之百地做到「出污泥而不染」，似乎是不大可能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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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年为中共政权立下赫赫战功的彭德怀元帅，曾经想过要做到「出污泥而不染」，但最后的下场，是被毛泽东先从政治上打倒，再从肉体上消灭。彭德怀如此下场的根本原因是什么？共产党说是「路线斗争」打错了对象，其实，至少毛泽东记恨彭德怀的原因之一，就是他公然在政治局会上反对组织「中南海文工团」。
「我不反对毛主席和局总理跳舞，虽然我自己从来不跳舞。但是跳舞就跳舞吧，干麻一定要为陪中央首长跳舞就组织一个中南海文工团，尽弄些年轻漂亮的姑娘成天关在这里。这哪是共产党的做法？老百姓知道了是要骂娘的。」彭德怀提出这种意见，毛泽东能不恨他？
张闻天为什么倒霉？当然也是政治原因，但至少还有一条别的原因，那就是在延安的时候，张闻天斗胆把建议毛泽东不要同江青搞在一起的「基层干部意见」，当面传达给了毛泽东。毛泽东当时没有说什么，几天后却宣布同江青结婚。
周恩来等人都被邀去捧场，唯独当时党的总书记张闻天，没有接到请帖。几十年后，那位请张闻天向毛泽东进谏的干部，虽已官至省长，却因一项莫须有的罪名被投入大狱，并遭活活打死。
朱镕基要想在中国大陆的政坛上站住脚，要想实现他有朝一日从上海回北京，从地方诸候变成京城宰相的野心或抱负，就绝不能学习彭德怀，也不能学习张闻天。所以，朱镕基纵替邓小平老同志修竣一座甚至几座上海行宫，或玩弄一些政治手法，只要不害人，也是无可厚非的事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