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项指标，是从农民的角度，来看农产品的批发价格指数。1879年跌到56，表示本来可以卖100元的农作物，跌到只剩56元。更糟的是，到了1896年时，指数惨跌到44，农民的困苦不说自明。
第3项指标，是黄金和白银的比价。1869年时，每两黄金可以换到20.7两的白银（价值是20.7比1）。之前在金银复本位时期（也就是黄金和白银都是合法货币时），金银的比价是16比1。20.7比1表示白银大幅贬值，这对西部七个产银州靠银矿维生的人打击很大。这个比值在1870-90这20年间，降到17.9与19.4之间，表示白银的价值稍微回升。但从1891年起，白银价格大跌，从1891年的20.9比1，跌到1896年的30.8比1。到1902年时更惨（跌到39.6比1），表示靠银矿维生的西部居民，购买力急剧下跌。过去持有白银当作储蓄的，这些银子贬值一半以上。西部居民因而更痛恨，那些主张跟随世界潮流采取金本位的「黄金派」。
伴随而来的是超高失业率：1890年时只有4%，1893年竟然高达11.7%，1894年更高（18.4%），1898年跌到12.4%，1899年才好转到6.5%以下。从货币发行量的角度来看，1869-1906年间的数字，表面上看来一直稳定增加，但若细看「强力货币」（High-powered money＝黄金＋白银＋国库券）的成长速度，就会发现一个大问题：这段时间的经济成长很快，人口和产业都快速增长。简言之，实质所得的成长速度，远远超过强力货币的成长速度。这就像青春期的少年，每年身高体重的增长率，远远超过粮食供应的成长率。所以问题就很清楚了：为什么1869年之后物价会下跌，那是因为货币供给的增长速度太慢，赶不上整个经济体的成长速度。
换句话说，事情变成「物贱钱贵」：产品虽多但换不到钱，因为货币的供给成长太慢。为什么会产生这种奇怪现象？因为美国在1873年放弃原本的金银复本位，要追随英法德列强的金本位。也就是说，原本有货币价值的白银，现在已不具货币功能，成为和铜铁一样的金属而已。1976年的诺贝尔奖得主Miton Friedman（1912-2006），写过一篇有名的论文，指责1873年的金本位法案，其实是一项罪恶（“The Crime of 1873”，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1990年98卷6期）。他一向主张金银复本位较佳：万一金本位出问题时，还有白银当备胎副伞，对经济体系较有保障。
支持白银自由化的「白银派」，主张回复白银的货币功能，论点很简单：美国的黄金存量，还不足以撑起愈来愈庞大的经济体系。为什么硬要把白花花的银子搁在一边当金属，弄得全国的货币严重不足。这就像一位发育中的少年，父母只准他吃肉类，说要多吃高蛋白食物，才会显得高贵，才能和富裕的邻居相比。但这个家庭其实还不够富有，肉类的供应量不够让少年饱足。不论是认知错误或心态奇怪，竟然不准吃家中存量非常丰裕的米饭小麦。
白银派认为，只要让产量丰富、价格低廉的白银成为法定货币，不就皆大欢喜？在这种压力下，1890年7月14日国会通过购银法案，规定财政部每个月要收购450万盎司的白银，这是白银派的大胜利。但以美国当时的财力，根本买不了这么多白银,，撑到1893年11月，就废止这项购银法案。白银派败下阵来，黄金派又抬头成为主流。这两派之间从1873年之后的互斗，到了1896年的总统选举才划下句点：白银派的候选人Bryan败选，黄金派的McKinley当选第25任总统。美国的金本位从此确立，直到1934年。
1896年白银派败选后，包姆把这股激情与过程，转化隐藏在《绿野仙踪》的人物里。这些内容读者都很熟悉，现在只需提出一个关键性的结尾。多萝西和稻草人、锡樵夫这些朋友走完旅途后，她要怎么返回堪萨斯农场的叔叔家？「这双银鞋有奇妙的魔力，只要把鞋跟靠在一起敲三下，就可以命令鞋子带妳到任何地方。」多萝西抱起小狗嘟嘟，向大家道别，敲打鞋跟三次，要银鞋带她们回到爱姆婶婶家中。呼啸一声，她就腾空起来，只觉得两耳都是风声，之后就发现已经坐在堪萨斯大草原上叔叔新盖的房子前面。多萝西的脚上只穿着袜子，「那双银鞋一定是在空中掉落了，也许掉失在沙漠里，再也找不到了。」
包姆原本力挺白银自由化，寄望银子会产生惊人的魔力。经过一趟奇异之旅后，女主角带着小狗又回到了原点，那双法力无边的银鞋「再也找不到了」。
参考书目
Baum, L. Frank (1900): The Wonderful Wizard of Oz, Chicago: George Hill. 陆善仪（1996）译《绿野仙踪》，台北：联经。
Rockoff, Hugh (1990): “The ‘Wizard of Oz’ as a monetary allegory”,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98(4):739-60
原刊于《历史月刊》2009年10月261期
35显微镜与望远镜：
英国的长期经济统计告诉我们哪些新见解？
我们生活在日历时间内，时常用1年、3年、5年来判断事情。这是显微镜式的眼光，容易见树不见林。如果有很长的连续性统计资料，浓缩在一页的趋势图内，一眼就看清楚千年间的主要变化，那该有多好。这是望远镜式的眼光，容易见林不见树。
第一次世界大战前，英国是经济最发达的国家，也拥有最长期的经济统计（1209-2004）。这8百年的数字，告诉我们几个重要讯息：在1800年之前，经济进步非常缓慢，甚至是停滞性的；1800年之后，所得几乎以80度角爬升，终于脱离马尔萨斯陷阱，进入富裕的工业社会。
Gregory Clark
它同时也告诉我们：(1)今日还有许多国家，没能逃脱马尔萨斯陷阱；(2)其它先进国家如法德美日，不可能在1800年之前就逃脱这个陷阱；(3)人类的生活，是近200年来才有显著改善；(4)在这8百年的证据下，我们对过去的经济见解，恐怕有不少观点是没根据的。
这8百年的经济统计，主要是1209-2004的建筑工人薪资。1800之前，这些技术工人的工资，长期而言是水平的，表示没有逃离「粮食成长率抵不过人口成长率」这个陷阱。现在的认知，是以1800年为产业革命的起点。证据也显示，早在1640年就开始有技术上的突破，但光是这点还不足以逃脱这个陷阱。
这套1209-2004年的长期数据，有两项主要来源。(1)英国建筑工人的薪资（4.6万笔）；(2)物价和房租数字（11万笔）。这15.6万笔数字，有相当的连续性、代表性、一致性。这些数据当然没有漂亮到每年每月都有，但若以每10年的平均数字求取1个点，然后把这80几个点接起来，就很能看清楚长期的变化趋势。
1800之前的工人实质工资，当然有起伏性的波动，但并没有明显的走势。就好比在一条水管内起伏波动，终究还是没能破管而出。实质工资没有明显的突破，表示1800之前，英国（人类）的生活水平是「静止的」。
举个例子：1200-49这50年间，和1750-90（产业革命前夕）这50年间的实质工资，只相差9个百分点。5百年间只进步9个百分点，根本算不上进步。但也不要忘记，这5百年间也有不少阶段，是天灾人祸战争的经济倒退期。相对地，在产业革命之后（1800-2004）的2百年间，建筑工人的实质工资增长了13倍，平均每年的成长率高达1.3%。
接下来要回答的问题是：长期而言，拥有特殊技艺的工人，实质收入比一般体力工人高吗？如果差别不明显，那就没理由送小孩去当学徒了。答案是：(1)在1200-1300年间，这两种工人的薪资差距高达2.2倍。(2)之后差距就下滑到只剩1.5倍 。这个1.5倍的差距，维持相当长时期，直到1900年。(3)这1.5倍的差距，在1900-2000年间，逐渐下滑到1.2倍左右。在1960年代甚至只差到10%，2000年时稍微拉大到22%。这表示说，随着现代教育的普及化，英国博士和高中毕业生的所得差距，已经不明显了。我猜测这项差距，在美国会降得更快。
这项长期资料，可用来回答一个常见的疑问：英国的产业革命，到底是从哪一年开始的？过去的说法是1760年代，因为在这个时点之前有两个特色。(1)还没能脱离马尔萨斯陷阱（人口的成长率大于粮食〔所得〕的成长率）；(2)工商业的效率没多大进步。1760年代产业革命之后，情况就翻转过来了：所得的成长率大于人口成长率，工商业的效率与技术有显著进步。
这个概念可以用图形来表达，请在脑中或纸上画个纵轴，单位是实质工资（所得）的指数，1860=100。再画个横轴，单位是人口（百万）。运用前面说的那个数据（1209-2004年间的人口与工资），就可以描绘出很多点。这些点的联机：(1)如果呈现负斜率（也就是走势由左上向右下），就表示人口一直在增加，但工资反而减少。(2)如果这些联机呈水平状，就表示人口与所得之间呈均衡状态。(3)如果这些联机呈现正斜率（也就是从左下向右上走），表示人口一面增加，但所得的增加率更快。这就表示已经脱离马尔萨斯陷阱，进入工业化社会。
这套1209-2004的数据显示：(1) 1650年代之前，这条斜率是负的，表示还没脱离马尔萨斯陷阱。(2)在1730-1800年间，这条线的斜率是水平的，表示处于平稳的停滞拉锯状态。(3)从1800年代起，这条线的斜率呈45度角上升，这就是生产力大增，进入大幅起飞的工业社会。(4)这个图明确告诉我们，如何界定马尔萨斯陷阱的终点（1650年代之前）、转折进入过渡期（1650-1800年间）、起飞进入工业革命（1800之后）。
有一项数据可以左证，1650年代是英国经济成长的转折点。从1580-1920年间的文盲率来看，1660年之前的男性识字率，约在30%-45%之间，1660年之后急速上升，1740年左右已高达75%。更显著的证据是女性：1660年之前的识字率不超过10%，之后急速上升，1740年时约30%，1860年时约70%。
Gregory Clark (2007)《告别施舍》
产业革命对百姓的生活有哪些帮助？1760-1860年间的建筑工人薪资，正好可以对比1800之前与之后的变化。如果以1860年的指数为100，则1760-1800年间的薪资指数，在60与45之间起伏。但在1800-60年间，虽然也有高低起伏，但大体而言指数以45度角的爬升：从45高到110。实质所得在60年间增加一倍，表示产业革命的经济效果很好。
最后一项对比也相当引人注目。爱尔兰的经济比英国落后，两个地区在政治与经济上，长期密切来往的结果，竟然让双方的实质工资，在1760-1860年间逐渐同步化。这就是理嘉图所说的：长期自由贸易后，双方的价格与经济福利会均一化。原本较落后的爱尔兰，把马铃薯卖给富裕的英国，让爱尔兰的所得（GNP）成长率快速增加。长期的结果，竟然是爱尔兰的GNP成长率，高过英国的GNP成长率。
这项结果看起来奇怪，但想想台湾与美国的例子就明白了。1950年代我出生时，台湾的GNP每人不到100美元，1970年代我上大学时不到1千美元。台湾以美国为主要出口市场，结果在30年内（1970-2000），台湾的GNP平均成长率至少有5%，而美国只有2%或3%。现在我们甚至还觉得美国货便宜了，这是我读大学时不敢想象的事。大陆在1980之前所得相当低，改革开放自由贸易后，所得成长率与外汇存底，在2010年时已排名世界第一，这就是自由贸易的好处。
我们是日月年地过一生，习惯显微镜式的机械时间观。这篇文章提醒我们，时常转换用长期的望远镜视角，可以减少许多目光如豆的偏见与狭隘。如果到了人生晚期时，为自己画出这辈子的起伏曲线，就能更明白在哪个阶段，其实不必那么做，或者在哪个阶段，其实应该要那么做。
参考书目
Clark, Gregory (2005): “The condition of the working class in England, 1209-2004”,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13(6):1307-40.
36马尔萨斯陷阱的概念与证据
马尔萨斯（Thomas Malthus，1766-1834）在《人口论》（1798）内最有名的论点，是「食物增加的速度呈算术级数」（2, 4, 6, 8, 10），「人口增加的速度呈几何级数」（2, 4, 8, 16, 32）。如果人口的成长率，高于粮食的成长率，就可称之为马尔萨斯陷阱。我们时常听到非洲饥馑的事情，但台湾与中国大城市的餐厅，每天不知浪费几千公吨的蛋白质（厨余）。
Thomas Malthus，1766-1834
第一个想了解的问题是：人类是在什么时候，第一次逃脱这个陷阱？英国是最早工业化的国家，最早逃脱陷阱。第二个问题是：其它先进国家，是在哪个时点逃脱的？第三个问题是：还有哪些地区尚未逃离。要回答这些问题，须先说明两件事：(1)马尔萨斯陷阱的概念；(2)要用哪些指针或数字，当作客观衡量的标准。
先介绍一项前导性的观念：工资铁率（Iron Law of Wages）。这个概念是古典经济学派理嘉图（David Ricardo，1772-1823）提出的。以没有特殊技能的工人为例，如果他的实质薪资增加了，在没有避孕的状况下，就会生出更多小孩。这些孩子的消费能力，很快就超过他的负担。经济能力较弱或较不幸的家庭，有些孩子就无法养活。这个工人的生活，虽然会因为所得的增加而短期改善，但在出生率无法控制的情况下，他很快就会被孩子吃垮。接下来他只能养活自己、配偶和几个小孩。
David Ricardo，1772-1823
如果以几十年或上百年为观察单位，就可以发现工人的实质收入，长期而言刚好可以养活一家几口，不会有剩余。这种不会变富也不会饿死，只能求温饱（subsistence level）的所得，称为工资铁率，一般人无法逃脱这个铁率。这个概念在《人口论》之前就已存在，后来把这个概念学术化，称之为马尔萨斯陷阱。
以英国为例，现代的长时期统计数据显示，从公元前到1800年之间，虽然实质工资有过多次起伏，但都没有超越过铁率（勉强温饱）的天花板。现在把1800年界定为产业革命的起点，是因为从1800之后，英国的实质工资，就以接近80度角的趋势上升：所得的成长率，远远超过人口的成长率，人类终于冲破工资铁率，逃脱马尔萨斯陷阱。
这是1800年代前后西欧工业国家的情况，王公贵族与工商业界的生活富裕化，农民、贩夫走卒、无技术工人的生活，更是大有改善。美国在19世纪时，也急速加入这个行列。但也有不幸的国家，如中国、印度、非洲，一方面工业未能起飞，二方面人口成长率明显增高，在19-20世纪之间，仍深陷在工资铁率内。今日世界上仍有相当比例的人口，生活在这个铁率、陷阱、黑洞内。
有一件很难马上接受的事实：虽然在1700-1800年间，已有蒸汽机和高度文明，但对18-19世纪的大多数人口而言，从「温饱」的程度来看，恐怕不会比中世纪或新石器时代好太多。其实这也很容易理解：虽然今日有飞机、有计算机、能登陆火星，但对仍在陷阱内的非洲人来说，他们的温饱程度，还比不上1800年代的英国工人。1800年之后的产业革命，虽然减少了先进诸国「社会内」的生活差距（工人与中产阶级的差别缩小），但却扩大了「国际间」（如英国和非洲）的生活差距。
接下来要回答三个问题：(1)为什么人类要到1800年，才能脱离马尔萨斯陷阱？(2)为什么在1800年时，英国这个岛国率先脱离陷阱？(3)为什么各国之间的经济成就，在1800年之后会扩大（严重化）？
第一个问题的答案很简单。脱离陷阱的关键因素，需要科技的突破。1800年之前，虽然瓦特已经改良蒸汽机，牛顿已发明微积分、能证明万有引力，但整体而言，1800年之前科技的平均进步速度太慢，每年约只有0.05%，大约是今日的1/13。这种速度不足以累积出逃脱陷阱的强大吸力。
第二个问题的答案较可争辩。并不是因为英国有丰富的煤矿、在世界各地有殖民地、有宗教改革、有启蒙运动。主因可能是；(1)政治与经济制度方面的稳定：英国孤立在北海，较不受欧陆各国之间的争战影响，在1200-1800之间，社会相对地稳定。(2)人口压力方面：在1300-1760年间，人口的成长相对缓慢，对粮食与自然资源的需求较少。(3)另一项社会性的因素，是富有阶层在经济上相当成功，在生育率上也较具优势。
第三个问题的答案较明显。产业革命后，各国的所得差距愈拉愈开，形成强国∕弱国、殖民者∕殖民地、核心国∕边陲国的对比，至今不变。以2002年的情况来对照：体力工作者的时薪，在美国是9美元，而印度只有0.38美元。这类的例子不胜枚举。强国掠夺弱国资源（石油、矿产）的事当然不是新闻，强国的工业在弱国排放污染，以邻为壑更是常态，美其名曰「全球化」。
人口增加的速度，快过粮食的成长速度时，每人的平均粮食就会减少，这是1800之前的状况。1800之后，在英国和西欧工业国家，状况就颠倒过来了。这些事情可用每人平均粮食摄取量的变化来显示，以下对比工业国家与落后国家的实况，有历史资料也有现今实况。
英国的体力工人在1800之前，所得的75%用在饮食上，25%用在衣物与居住方面。以饮食来说，这75%内有44%是谷类与淀粉，10%是奶类，9%是肉类，8%是饮料（酒或其它），3%是糖与蜂蜜，1%是盐与楜椒。
接下来，对比1800年英国工人的薪资购买力，以及2001年非洲马拉威的状况。英国工人在1800年每日的薪资，可以买到3.2公斤的面粉，而2001年马拉威的工人日薪，只能买到2.1公斤。同样的比较：英国工人能买到20.4公斤的马铃薯，马拉威工人只能买到4.2公斤。牛肉是1.4公斤对比0.6公斤。整体而言，1800年英国工人日薪的食物购买力如果等于1，2001年马拉威工人的日薪食物购买力只有0.4。也就是说：在200年之后还相差2.5倍。这也是有无产业革命的差别。
若以1800年英国的平均每人所得为100，2000年时全世界有7亿人口的所得，比1800年时的英国还差。马拉威甚至只有33%，津巴布韦约107%，印度110%，玻立维亚120%，中国157%。这是200年间有无产业革命的差距。
下个问题是：这表示愈古代的人愈穷困吗？当然不是。若以小麦的购买力来表示，英国工人的日薪在1780-1800年间，约可买到13磅，但在公元前1800-1600年的巴比伦，工人的日薪可以买到15磅小麦。雅典在公元前408年可以买到30磅，在公元前328年可以买到24磅。这表示：尚未脱离马尔萨斯陷阱时，在经济最好的英国，生活水平未必好过古代的巴比伦。
现在把各国的状况，都拉回到1800年前后，来对比工人每日薪资的小麦购买力。最高的是阿姆斯特丹（21磅），土耳其的伊斯坦堡（18磅），伦敦（16磅），英国（平均13磅），巴黎（10磅），长江三角洲（6.6磅），韩国（6磅），京都最低，只有4.5磅。换言之，阿姆斯特丹是京都的4.6倍，英国是京都的2.8倍。
最后来对比英国（1789-96）与日本（1750）的农民食物内容。英国农民的食物中，有60.6%是榖类与豆类，日本高达95.4%。糖类在英国有4.7%，日本是「零」（所以1895年之后在台湾大量兴建糖厂）。肉类与脂肪在英国的粮食中占28.4%，日本只有4.6%。
我父母在青少年时期，由于战争的因素，至今仍相当珍惜食物。不要忘了人类在2百年前，才首次脱离马尔萨斯陷阱，也不要忘了今日仍有7亿以上的人口，粮食摄取还比不上1800年代的英国。
参考书目
Clark, Gregory (2007): A Farewell to Alms: A Brief Economic History of the World,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Chapters 1: “Introduction”, chapter 2: “The logic of the Malthusian economy”, chapter 3: “Living standards”.
37为什么英国会衰落美国会兴起？
经济史学界大致同意，英国是在1800年左右进入产业革命，成为「世界的工厂」。大约1百年后，龙首就被美国取代了。更糟的是，英国开始进入长期性的经济衰退。学界时常从科技、结构、生产力，来解释上述现象。另有些学者，从经济成长理论的角度来分析，这有两个主要派别。
(1)传统的新古典成长模型，特点是成长的动力来自外部力量，例如土地、资本、劳动力的增加。这个理论的背后假设，是技术会持续进步，资本累积会有「规模报酬递减」的限制。更重要的，是各国之间的成长差距，会愈来愈缩减，贫穷落后的国家，会逐渐追上先进国家，但不会取而代之。在这个理论下，很可以解释为何英国不能永远当龙头老大。但这个理论不易解释：(a)为什么英国在1800年左右会成为龙头；(b)为什么美国会在1世纪内超越英国。
(2)另一种理论称为「内生成长模型」，是从较个体（微观）的基础，来分析成长的泉源。例如新科技的发明、人力资源的培养，都是经济成长的来源。甚至产品质量的改善、激励性的制度、有利的法律规定、研究发展（R&D）、教育投资，都是经济成长的来源。同样的道理，上列这些因素在各国的状况不一，所以就能用来解释为何英国会成长龙头，为何非洲不易在短期内强大，以及为何美国在20世纪初期，能取代英国的地位。
然而，从经济史的观点来看，英国之所以能成为龙头，其实还有许多重要因素，是这两项理论捕捉不到的：例如规模的效果、无法转移的科技、海外殖民地与资源的发现。现在要回答的第1个问题是：有哪些重要因素，让英国在1800左右成为龙头。
大家可能会以为，1800进入产业革命之后，各行各业就以相似的速度向上飞扬。这是很大的误解，可能是因为棉纺业的亮丽表现，让人以为这是集体现象。英国从1780开始起跑，到1850年的顶峰之间，国内生产毛额（GDP）的平均年成长率约2.5%，这确实是很了不起的成就。但就产业部门来说，只有几项行业表现特别杰出，大部分行业还是传统性的缓慢。
以下是几项代表性的数字。(1)若用1990年的美元币值来表示，英国在1780年的平均国民所得约$1,787，1820年约$2,099，1870年约$3,263（比同时期第二富裕的荷兰高20%，比法国和德国高70%，比美国多1/3），1913年约$5,032，确实很亮眼。(2)平均寿命方面，1780年时约34.7岁，1820年约39.2岁，1870年约41.3岁，1913年约53.4岁，进步明显。(3)识字率也有很大进步：同一时期从50%到54%到76%到96%！(4)农业部门就业人口的百分比明显下滑：同一时期从45%到35%到22.7%到11.8%！表示非农业部门的迅速成长。
但有一项警惕性的讯息：美国的制造业生产力迅速追赶，1820年时已是英国的1.49倍，1870年2.04倍，1913年2.13倍。为什么这么快就被追过？以下分4点说明。
(1)英国的科技进步虽然很快，但如前所述，在各部门的分布很不平均。以服务业（如商店、银行）来说，这个部门的就业人口约占40%，但技术进步却相当不显著。
(2)关键性的科技（例如蒸汽机），大家误以为必然有非常大的产业效果。其实蒸汽机所带来的「社会节省」（也就是节约成本的效果），在1800年时只占GDP的0.2%。原因是蒸汽机并未立刻被广泛使用，1800时总共只有3.5万匹马力的动能。蒸汽机的重要性，要到1850年之后才显著。例如1870年时，已增加到200万匹马力，此时就有很显著的社会节省，约占GDP的3.5%。
(3)美国产业的生产力，为什么能追得这么快？就英国这方面来说，工厂的组织形态很传统，都是中小型企业，不易发挥「规模效果」。以棉纺业中心曼彻斯特为例，中型工厂的雇用人数，1841年时只有174人，只比「最低效率规模」的150人稍高。相对地，美国的工业由于地广人稀，又没有沉重的历史包袱，一开始就朝大规模作业、生产线的设计，工厂规模平均比英国高出许多。双方的「生产效率」与「规模效果」，高低立判。
(4)在1800-1900年间，英国的科学与技术领先世界，是科技的「净输出国」。这当然很荣耀，但赚到的「面子」大于「里子」：比英国落后的国家，进口英国技术后，运用较便宜的人力与较丰富的资源，很快就追上来。反过来说，英国很少从其它国家，得到这种追赶的好处，没有享受到便宜快速的「学习效果」。
现在把场景拉回1800年代，对比英法这两个世仇，解说英国为何能胜出。法国的人口较多，气候温和，资源也丰富。但英国从1560年代（都铎王朝的伊莉萨白一世）开始，积极开拓海外贸易与殖民地，尤其1588年打败西班牙无敌舰队后，海权更是快速发展。这表示一件重要的事：海外市场与贸易额大幅增长，也刺激国内产业的蓬勃进展。
英国最特殊的技术，是煤矿的开采、蒸汽机的广泛运用，也就是在能源技术上领先世界。长期下来，英国工人阶级内，拥有技术的人员比例相当高。相对地，当英国重商主义快速进展时，法国还停在大陆型的农业生产形态，不像英国一样积极发展海权与开发殖民地市场。法国人把大部份的精力，耗在政治争夺与文化活动上，输掉了起跑点的优势（first mover）。
明白英国能在西欧领先的原因，现在来看为何美国很快就能超越。把时间点拉到20世纪初期，对比的效果较明显。
(1) 1920年时，美国的GDP约$594.4（单位是1990年的10亿美元），英国在1913年时只有$214.5。这是「岛国」和「大陆」型经济，在规模上的差异。
(2)同一时点，美国的人口有106.9（百万），英国才42.6（百万），差2.5倍。
(3)以投资额占GDP的比例来说，美国约12.5%，英国才7.4%，表示美国这个年轻的国家，正在积极拼经济。
(4)以R&D经费占GDP的比例来看，美国约0.25，英国才0.02，差10倍。
(5)大学生占人口的比例：美国是0.56，英国0.07，相差更远。
(6)土木工程师占就业人口的比例：美国0.13，英国0.05。
(7)总合要素生产力的成长率：美国1.7%，英国0.45%。
这7项数字宣告英国的必然落后。
英国衰退的劣势，到1929年就明显到无可争辩。美国平均每人的GDP，是英国的131.4%，而在60年前（1870），美国是英国的75.3%。1929年时，美国制造业工人的生产力，是英国的250%。
再换一种指标。英国在1913年时，前三名的产业是：铁路与船运、纺织业、钢铁业。1929年时的前三名是：铁路与船运、烟酒业、纺织业。而美国在1913年的前三名是：非铁金属业、农业设备、产业设备。1929年时是：农业设备业、车辆与航空器、非铁金属业。其实只要看1929年英国的第二大产业，竟然是「烟酒业」，就知道有多沈沦了。
美国的制造业能在短期内成为龙头，有一项关键就是地大物博（自然资源非常丰富）。在1940年之前，美国的优势几乎都是「能源密集型」的制造业（耗铝、耗铁、耗油）。这表示美国的能源价格偏低、天然物资充沛，自然就走向以资本密集、原料密集、节省劳力型的工业。
一方面这是得天独厚，但也造成在短期内，快速耗竭无再生性的资源。另一方面，就朝向开发人力节省型的技术（耕耘机、收割机、洗衣机、生产线）。有了这两项优势，就更吸引外国的人力、资本涌入，形成雪球效果：劳动生产力、资本生产力、技术进步率、投资报酬率，都遥遥领先。
相对地，英国早期的优势（例如蒸汽机、煤矿能源），很快就失去光彩。英国的社会阶级、菁英统治、贵族气息、历史包袱、制度僵硬。这些英国特色进入20世纪后，成为再度翻起的障碍。更糟的是，两次世界大战期间，英国付出惨痛的代价，本土遭到严重打击，二次大战后，殖民地又逐渐独立。而美国在两次大战期间，不但本土没受影响，反而因为军需与武器的供应，让经济兴盛起来。
若以20世纪末的眼光来看，英国产业的竞争力有几项严重缺点：缺乏生产线、经济规模不够大、经营不够多角化、水平与垂直的整合度不足、企业管理能力较弱、新科技的发明能力（如计算机软件）不足、科技人才外流。而这些缺点，正好是美国产业的优势。我们还无法预测，美国这些优势还能维持多久，才会被日本超越，就像20世纪初期，美国迅速超越英国一样。
参考书目
Crafts, Nicholas (1998): “Forging ahead and falling behind: the rise and relative decline of the first industrial nation”,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12(2):193-210.
38为什么普鲁士会兴起？
以税收制度的效率化为例
普鲁士原本是个贫穷小国，缺乏天然资源，却能在短期内成为近代史上的强国。以军队规模来说，1650年时只有2千人，1713年增至3万人，1755年13.6万人，1786年19.4万人。1740年时，普鲁士已成为欧洲第一军事强权。为什么能迅速兴起？关键因素是税收制度：1640-1806之间，是全欧洲最有效率的。腓特列二世（1740-86在位）一方面把普鲁士变成军事强国，二方面也明白军事的强大，必须建立在税制的效率上。
普鲁士，1866
1640年之前，普鲁士的税制是由各地区领主征收，这有三项缺点：没效率、不公平、做不好。为什么在1640-1806年间，能有这么大的转变呢？学界对这个问题有不同见解，其中最为人知的论点，是以社会学大师马克思˙韦伯（Max Weber，1864-1920）为代表的诠释：普鲁士的税制组织已经官僚化，因而比领主的无制度性税收有效率。
他们认为普鲁士的税制有5项特点。(1)官员有明确的阶层，由高一职级的，监管下一职级。(2)明订官员的责任与权利义务，在这之上有国家级的行政法律来规范。(3)官员的等级依才干与考试分派，而非行政性的指派。(4)官员有终身职的保障，不可任意解职。(5)官员有固定的货币薪资（而非实物），退休后有养老金。
腓特列二世（1740-86在位）
韦伯认为欧洲各国的政府结构，在17世纪初期，虽然已有世袭制和官僚制的混合体，但普鲁士的优势，在于官僚制特别突出，已有现代国家的官僚体制。有些学者反对这种说法，认为17-18世纪的普鲁士还相当中央集权，但同时也开始发展官僚体制。虽然观点不尽相同，但共同的问题是：官僚化就会让税制效率化吗？
韦伯认为官僚化之后，会比君王领主制「有更优异的效率」，但也有人批评，他把官僚行政过度理想化。要反驳韦伯论点，最有力的证据是：普鲁士的官僚化，是在1794-1810年间完成的，而在此之前，税制己经改革得相当有效率，两者之间并无因果关系。税制的效率化，是在1640-1786年间，以缓慢线性的方式进行：在1640-88年间有初步改革，1688-1713年间受到挫折，1713-40年间重回改革轨道。这些都在行政体系官僚化之前就已完成。
更明显的证据，是腓特列二世1786年逝世后，税制效率有过激烈的衰退，而此时的官僚体系早已完成。简言之，官僚化与税制效率并无因果关系。腓特烈二世时期，打过几次耗费高昂的战争，去世时国库还有5.1千万Thaler（塔勒，旧德币，1塔勒=3马克），这是前任国王Frederick William一世（1713-40在位）遗款的6倍。
韦伯的「官僚说」与史实不符，但因影响广泛，反而成为主流见解。现在大家已理解到，官僚体系有许多不效率的地方，所以要解释普鲁士的税制效率，必须回到历史实境找寻原因。其中最简捷有力的论点，是腓特烈二世时期，发展出一套既不受官僚体系约束，又更能有效控制税务官员的手法。为什么普鲁士能建立出独特的效率税制？
以经济的结构来说，普鲁士并不适合发展出有效率的税制。主因是原有的封建制度根深柢固，其次是经济比其它国家落后，第三个原因是交通与运输条件不佳。普鲁士在17世纪时，从领土和人口上来说还是个小国家，中央税务署和各地税务局的连络，至少要好几天，甚至要好几个星期。18世纪时，普鲁士的国土大幅扩张，但交通与运输的进步跟不上，因而在税收上造成许多麻烦，加上各地封建势力的抵抗，税收成本明显增高。
过去的税收基本上是包税制：中央要求各省每年上缴多少金额，各省收到命令后，要求各县每年上缴多少。各县再向各乡镇要求上缴额。各地的实际税收额，与实际上缴额之间的差额，就是各层级的盈余。普鲁士税制的一项特点，是只对城镇课税。为何不对农村乡间课税？因为地主大都是有权有势的贵族，必然会团结抗税，所以把税源集中在抵抗力较弱的城镇工商业与居民。这样的简化有好处：可以大幅精简税务机构的组织与人员规模：18世纪时有3千位税务人员就够了，和同时期的欧洲各国相较，实在是「少得惊人」。
普鲁士有何秘方？这些论点较难用数字左证，分述如下。
(1)普鲁士国王对各阶层的官员有直接控制权，有人称之为王权制，也有人说这是「朝廷的绝对主义」。这种王权制大约始于1640年，终于1794-1806年间。1806之后取而代之的，是由法律条文规定的现代文官制，也限制了君王对官员的指挥权。在财政效率最佳的1640-1806年间，两位国王直接控管各级官员，腓特烈二世甚至还亲自处理税务。要发挥「朝廷的绝对主义」，必须有两项前提：(1)国土面积不大，人口不太多（小国寡民）；(2)国王的雄才大略。为何1806年之后就无法发挥「绝对主义」？因为普鲁士的领土，在强大的军国主义下扩张3倍，人口增加10倍，税收的效率跟着下跌。
(2)税务官员的薪资，以专业考试和业绩考核为基础，目的是避免无能的冗员（降低成本），增进税收效率。税官的主要招募来源是退役荣民，雇用这些受过军事训练，尤其在战场受过伤的退役者，有几项好处：(a)忠心耿耿，愿意接受国王指派。(b)以雇用替代免费的荣民福利，公私互利。(c)荣民人数众多，容易挑选有才干者。(d)荣誉感较强，不易被贿赂腐化。(e)荣民之间有军队的关系基础，可相互牵制掌控。这些优点让普鲁士的税收成本大幅下降：每收到100元，只需付出13元，在1764年时全欧洲最低。
(3)组织上采取阶层制，各层级的官员有明确工作业务，同职等的官员，可在各地轮调。绩优者往上调升，绩劣者向下调配，制度灵活不僵化。
(4)监控系统明确，国王与中央级官员，可直接监管税务组织，另派督察人员暗中访察。各阶层之间相互监督，目的在打破派系，减少集团贪污，以及因单一主管所造成的监控缺失。
(5)在官僚体制内服务的优点，是有稳定的薪资与工作保障，但主要的威胁是被撤职查办。前面提过「朝廷的绝对主义」，这是惩罚税务官员的主要手段：相当任意也相当频繁，腓特烈二世在1740-86年间，开除过1/4的省级税务长官。严厉的好处是贪污率很低：在鞭长莫及的时代，严厉是必要手段。在官僚体系尚不完备的时代，官员无法有效自保，只好让统治者为所欲为。还有三种制裁方式：高额罚金、处死刑、没收财产。
官员有统一薪俸，整体而言待遇不错：高阶官员的年收入约有400到800 Thaler，低阶的有20到70（平均约40）。高薪的目的是「养廉」，否则贪污会严重化。高薪的另一个风险，是就业权没保障，长官或国王有任意裁撤权。如果税收的业绩超过目标，缴库后的剩余还可分红。
如果上述的做法那么有效，为什么1804年之后，要改为对官员较有保障的官僚体制？主要原因是客观条件的改变：从19世纪初起，欧陆的交通与运输有重大改善，从前天高皇帝远、鞭长莫及、监督不易的状况，已变成讯息传递快速的状态。这样就不必让官员分红养廉，文官的职位有法律保护后，朝廷的绝对主义相对萎缩。另一项原因，是普鲁士的领土扩大3倍，人口增加10倍，经济快速成长，税源变多变大变广，人治的成份逐渐由法治取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