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考书目
Kiser, Edgar and Joachim Schneider (1994): “Bureaucracy and efficiency: an analysis of taxation in early modern Prussia”,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59 (2):187-204.
39长子继承制是日本战前经济成长的阻碍？
学界过去认为，资本、土地、劳动才是经济成长的要素。1960年代后逐渐理解到，软件面恐怕也相当重要，例如宪法是否奖励经济活动、专利法是否能有效保障新发明。日本在第二次大战后有惊人的成长，但为何从19世纪末的明治维新到1940年之间，没有类似的经济奇迹？现在发现有一项重要因素：战前的农业部门成长不足，几乎是停滞的局面。
为什么会这样？主因有两项：(1)农业部门的资源被扭曲了，没有发挥应有的经济效率。(2)农业部门的资本累积不足，导致起飞困难。如果这两项障碍不存在，战前平均每个工人的所得，不致于只有美国的33%，应该可以提升到美国的50%。接着要追问：是哪项因素造成上述的两项障碍？答案可能是：父权制下的长子继承制，迫使长子留在农业部门，不能自由转入城市与工业部门，造成农业部门的资源无效率，以及资本的累积不足。
农业部门的就业人口，1885年时大约1,400万，占全国就业总数的64%。奇怪的是，这1,400万农业就业人口，一直维持到1937年都没改变。虽然农村移往都市的人数，在1885-1937之间不断增加，但为什么从明治维新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农业部门的就业人口这么稳定，不会随着都市与工业部门的增长而减缩？这种奇异的稳定，和其它新兴国家很不相同。背后必然有非经济性的因素，让愈来愈无效率的农业部门，维持固定的就业人数。战前的农业技术，不属于「规模报酬递增型」，若一直维持1,400万的就业人口，农业部门的资源必然会被扭曲而无效率。
在新兴经济里，城乡（或农工）两部门的边际产出必然不同。如果资源可以自由流动，应该会有一边（城市的工业部门）会愈来愈壮大，另一边（乡村的农业部门）愈来愈萎缩。经济体内的资源（资本、劳动、技术），会流向效率较高的城市工业部门。战前的农村就业稳定，背后的非经济性障碍（即自我设限），应该不是法律性的（否则政府会排除它），而是习俗性的。
有什么证据，可以说明这项障碍是长子继承制呢？日本是个服从性高的国家，有长子继承家业的观念，但有什么总体（宏观）的证据，来解说战前农业部门的特殊稳定性呢？有一项较间接的证据：战后的民法修正后，长子就没承袭祖业的义务与经济动机，农业部门的就业人口立刻大幅下跌。单是这点恐怕说服力不足，以下做较全面的铺陈与分析。
若从平均每个工人的所得来对比：(1) 1885年美国工人的所得约是日本的3.4倍，也就是说，日本工人的所得大约是美国的1/3（或33%）。(2) 1885-1940年间，日本工人的收入，稳定维持在美国的30%-50%之间。(3)战后日本经济急速起飞，1947-1972这25年间，日本工人的所得增长5倍；(4)到1990年代初期，美日工人的所得已相差不到20%。这4点说明：1885-1940这半世纪间，有个奇怪的因素，在阻挡日本经济起飞。
再回到前面解说过的农业就业人口，现在用较具体的数字来表达。1885年时稍微多过1,400万，这个数字长期而言持续下降，但到1940年时，也比1,400万少不了多少。简言之，战前农业就业人数非常稳定。但在1940-50年间，这个数字从1,400万不到，成长到将近1800万。可能是因为在战争期间：(1)都市人口疏散到乡间；(2)工业部门就业困难；(3)农村部门粮食较充足。较特别的是，1950年之后，这条就业线以45角度下滑，2000年时只剩下230万左右。
为什么农村就业人口，在战后会下跌这么快？或者反过来问：为什么农村就业人口的下跌，要晚到1950年才出现？农业不是技术进步快速的部门，亚洲开发中国家的农村，边际生产力早就「小于零」。这表示就业人口过多，早就该被推向都市部门、工业部门、海外。日本政府必然早就看出这个问题，知道经济要起飞的前提，就是农村部门要「减肥」（减除多余的就业人口）。但为什么没去做，或做不到？
东京大学的Fumio Hayashi（林文夫），和2004年诺贝尔奖得主Edward Prescott，运用古典成长理论模型，设计「反事实」的计量模拟，得到下列的显著数据。如果战前的农民，完全没有移往都市或工业部门的障碍，那么：(1)所得会从原本只有美国的1/3，大增到1/2。(2)每个工人的平均资本存量，在1940年时会增加1倍以上。(3)农村的就业人口，在1885年时会从64%减到40%，一路下滑到1940年时会少于25%。(4)农业部门的产值，反而会提高5%左右，因为把多余的就业人口「推出去了」，边际生产力自然提高。(5)农产品（粮食）的价格会明显上升，对农民的收入很有帮助。但从工业部门雇主的角度来看，粮价上升对经济发展不利。或许就是这项考虑，政府没有积极引导过剩的农业人口，移转到其它部门。
东京大学的Fumio Hayashi（林文夫）
其实从江户时期人民就可以自由迁徙，在农工部门间自由流动，官方从未禁止转业。所以农业部门的稳定就业人口，应该是自发性与文化性的。就像美国的Amish族，也是希望根留原地，不愿搬迁，不愿用现代化的技术，即使收入因而减少也在所不惜，这是自发性、宗教性的。日本的父权文化，倾向于要求长子继承家业，其余诸子可以自由离家择业。那么没有儿子的家庭怎么办？日本社会有一套补救办法：从亲戚中过继一个儿子，或在朋友、部属、优秀人才中找寻，入赘之后改姓，称为「婿养子」。
佐藤荣作（1901-75）与美国总统Richard Nixon
1964-72年间的首相佐藤荣作（1901-75），就是个显例。他父亲原本姓岸（Kishi），入赘后改姓佐藤。荣作的亲兄岸信介（1896-1987）也曾任首相（1957-60）。岸信介原本随入赘的父亲姓佐藤，后来被父亲的本家收作养子，改回本姓。1949年得诺贝尔物理奖的汤川秀树（1907-81），他父亲小川琢治是地质学家，因入赘而改姓汤川。这种运用过继来解决问题的手法，在日本文化里是常态。例如德川幕府末期的将军夫人天璋院（笃姬），就是从九州岛萨摩藩一个分家的女儿，先过继给藩主岛津齐彬，再过继给公卿近卫忠熙，提高身分后才嫁入幕府当正室夫人（御台所）。
离题了，回来谈长子继承制。简言之，保守的农业部门，战前奉守「长子继承、诸子自由」的社会规范，使得农业的「总户口数」不变。但都市与工业部门，因为吸纳长子以下诸子的劳动力而增长。这是奇怪的现象：身体左边维持固定的体积，右边却一直增胖。其它新兴经济（如台湾），则是农业部门萎缩，工业部门迅速增长。
为什么1945年战后，农业部门的就业人口会急速下降呢？主因是1947年日本采用新宪法，也重新修订民法。最重要的是民法第24条，大意是说：对配偶的选择、财产权、继承权、住所选择权，法律应该从个人尊严的立场来制订。在这项精神下，家产的继承权有很大的改变：从长子单独继承，改为诸子平均继承。就算父亲有遗嘱，让长子继承所有家产，依据新的民法规定，长子最多只能分得一半，另一半必须拿出来分给诸子（女）。
日本农村每户的田地通常不大，所以只能由单子继承，如果由诸子继承，就会大家都不够生活。新民法的规定，让长子最多只能分得一半，那怎么够生活？所以长子就更没意愿留在农村，转而投入薪资较高的工业部门，或生活较舒适的都市。这些农户流失后，农业部门的生产力还能维持粮食的需求吗？没问题，因为战后的农耕走向机械化、精致化。如果真的粮食不够，还有丰富的外汇存底可以去外国买。
参考书目
Hayashi, Fumio and Edward Prescott (2008): “The depressing effect of agricultural institutions on the prewar Japanese economy”,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16(4):573-632.
40筹设亚元圈要注意的几件事
Robert Mundell（1932-）是1999年的诺贝尔奖得主，被誉为「欧元之父」。2001年在上海召开的APEC会议上，他说未来十年世界将出现三大货币区：欧元区、美元区、亚元区（亚洲货币区）。中国和日本的外汇存底，早就排名世界前两名。2008-9年金融恐慌期间，美国政府拿着大笔国债券到中国说好话，要求协助减缓庞大的资金需求。
Robert Mundell（1932-）是1999年的诺贝尔得主
中日韩三国与东盟（ASEAN）十国已在构思，能否和欧元区一样，共同使用单一货币，暂称为亚元（Asian Currency Unit或Asian Monetary Unit）。亚元不是可以在超市购买的实体货币，而是根据亚洲13个国家的货币价值、国内生产毛额、贸易规模，依公式加权计算后，所制订的虚拟货币。人民币在亚元中的权重最高（约30%），日元其次（约20%）。
亚元的两项好处是：(1)强化亚洲各国间的贸易、生产与经济合作。(2)减少对美元的依赖，减少因汇率波动造成的损失。亚元区的最早构想，是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1997年在东盟国家会议上提出的。为什么到了2009年底，还是「只听楼梯响，不见人下来」呢？亚洲各国的中央银行，对亚元的编制方法意见纷纭，对亚元的预期效果「还看不清楚」。主因是亚洲各国：(1)经济发展程度差异较大。(2)缺乏共同的政治意愿。(3)缺乏有领导力的货币（「锚」货币），日元和人民币虽然逐渐强势，但仍比不上美元和德国马克的作用。
较悲观的看法，认为亚元只是个遥远的梦想。乐观者认为，亚元离我们愈来愈近。有一件事恐怕是错的：Mundell在2001年时说，十年后会出现亚元区。日后亚元若有机会成立，除了报章杂志分析的利弊得失，经济史上存在过的金本位、英镑圈、法郎圈、马克圈，它们的兴衰史也很值得借镜。以下要介绍的故事，是这类特定经济圈，在碰到全球性的恐慌时，可能会产生预料外的效果，这是筹组亚元圈时要先有的心理准备。
东南亚国协会徽
1929-33年世界大恐慌期间，全球贸易量大幅萎缩，几个主要经济圈（金本位圈、大英国协、东亚圈、美元圈），各自采用不同的策略，得到不同的效果。先看一个具体的数字变化：1929年元月时，全球贸易量约5,352百万美金。纽约股市在1929年10月底大崩盘之后2个月，全球贸易量急跌到4,857百万美金。再过1年（1931年元月），只剩下3,259，1932年元月时还有2,134，1933年元月的数字是1,788。换言之，4年内萎缩到只剩1/3。如果把这些数字逐年逐月画出来，形状就像一张蜘蛛网，但不是向外扩张，而是向圆心急速收缩，很像太空星球崩陷成黑洞的过程。十年后到了1938年，世界贸易量已大幅回复，但仍只有1929年的90%。
全球经济「覆巢」之后，各国的对策不同，但有个共同特征：逐渐形成区块化。意思是说，会依地缘关系或过去的殖民关系，组成各自的圈子，相互加强贸易。换句话说，这些小圈子会用差别关税、配额等手法，来排斥圈外的国家。简言之，1929年世界大萧条后，国际贸易变成区块化、圈子化，其中的三个大圈子是：以英国为首的大英国协圈、以法国为中心的欧洲金本位国家圈、由德国带头的中欧圈。主因有二：
(1)大恐慌之后各国保护主义兴起，在国贸方面的做法，就是用关税阻挡外货入侵，目的是保护本国产业与就业，美国在1930年通过的Smoot-Hawley法案，就是个显例。相关的配套措施很多，例如对某些行业（纺织品）采取配额限制，或对某些国家采取差别性的关税。大英国协1932年在加拿大渥太华通过一项协议，对会员国采取关税优惠或免税。德国采取差别性的贸易政策，来巩固自己的经济影响力。
(2)国际金本位在1931年9月开始崩溃后，各国货币的汇率各自浮动，对商品报价和交易结算产生很大困扰。原本关系较密切的国家，各自结合成货币圈，例如英镑圈、马克圈、美元圈、金本位核心圈。结果是：圈内各国的币值相互稳定，但各集团之间的汇率则起伏不定。
区块化之后，集团内各国的关系密切化，相互融资贷款，圈内的各国产品容易进出，联合排斥非本集团的国家。换言之，这就像人际关系，正常时开放互流，遇到危机就组成派系排外。哪些因素会把哪些人聚在一起呢？(1)地缘近，(2)语言文化相似，(3)使用共同货币，(4)宗教信仰相同。景气变差时，愈和自己人贸易，反之亦然。
以下举实例说明这个现象。英国出口到大英国协的数量，从1928年的44%增到1938年的50%；从大英国协进口的数量，从30%增到42%。同一时期，法国和殖地与保护国之间的进口量，从12%增到27%，出口量从19%增到28%。德国和六个东南欧国家（保加利亚、希腊、罗马尼亚、土耳其、南斯拉夫），以及拉丁美洲的进口量，从17%增到28%，出口从13%增到28%。日本和韩国、台湾、满州之间的进口量，从14%增到39%，出口从18%增到41%（东亚共荣圈）。这是全球性的共同趋势。
同样的道理，1930年12月，斯堪地那维亚国家相互解除贸易障碍，目的是减少对德国经济的依赖。荷兰、比利时、卢森堡三小国，在1932年12月组成荷比卢关税同盟，互相免除关税与人员物资的进出管制。这等于是在各自的小圈内完全自由贸易。如果没有伙伴的，就各自去串联，例如1931-2年间，意大利和遥远的奥地利、匈牙利签署贸易协议。1934年美国和17个西半球国家，签署贸易互惠协议，但由于地理差距甚大，总贸易量并未大幅增加，要到1945年战后，才显示出这些协议的效果。
还有一个圈子，是中欧与东南欧诸国，他们还想维持金本位制，1931年11月在捷克布拉格举行会议，把多瑙河流域国家组成贸易集团。美国也和菲律宾、古巴、中美洲各国，以及加拿大、阿根廷组织美元圈，但效果都不理想。
接下来要回答的问题是：哪些因素会让不同的国家结盟？地缘性重要吗？语言呢？GNP水平呢？货币的相近性吗？答案如下。(1) GNP的水平很重要，这很符合常识：物以类聚，富人和富人来往，穷人和穷人做生意。(2)距离是最大的杀手：贸易原本就是要互通有无，距离远运费就高，自然影响意愿。(3)地缘的邻近性很重要：远亲不如近邻，地缘性会降低交易成本，增加贸易意愿。(4)原来的殖民地关系最重要，尤其以大英国协内的效果最明显。(5)共同货币圈也很重要：马克圈、英镑圈、金本位圈内的国家，因为币值相同，汇率稳定，互信度高。
从上述1929-38年间世界大恐慌的经验，来看今后筹设亚元圈的前景，上述五点恐怕都会构成障碍。(1)亚洲各国的GNP差异太大，硬要把穷国和富国聚在同桌吃饭做生意，恐怕场面不协调，也撑不久。(2)在今日的运输条件下，会员国之间的距离已不是重要因素，这项因素已转换成各国的关税壁垒、对外开放的程度。(3)会员国之间的宗教、文化、语言、心态差距过大，沟通协调的成本太高。(4)各国的货币不一，汇率浮动的差异度高，很难协调出互相接受的「亚元币值」。(5)日本和中国互争夺龙头，会员国很快就出现派系和圈子，这些内部的摩擦会减弱预期的效果。
参考书目
Eichengreen, Barry and Douglas Irwin (1995): “Trade blocs, currency blocs and the reorientation of world trade in the 1930s”,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1-24.
附录1
郁金香情结
Mike Dash (2000): Tulipomania: The Story of the World's Most Coveted Flower & the Extraordinary Passions It Aroused, New York: Three Rivers Press. 麦克．戴许着，李芬芳译：《郁金香热》，时报公司出版（2000年5月）。
提到郁金香，我脑中同时浮现两个情景。孩童时期初读大仲马的《黑色郁金香》（1850），虽然那是从英文转译的改写本，但基本的讯息在一世纪多之后，对一个异文化的孩童，还是留下了惊叹感。成年后也想给自己的孩子看看这本杰作，但只能找到李牧华先生从英文翻译的绝版书（1972，台北：文化图书公司）。我希望台湾的小孩在不久之后，可以读到从法文译出的完整注释本。心急的读者，可以在第11章末，看到作者对《黑色郁金香》传说的综述。
《郁金香热》
另一个情景，是和郁金香接触的经验。1979年末我去欧洲读书之前，没见过这种传闻中的美丽花朵。在巴黎的住宅区初见它时，就像见到久闻大名的人物和美女一样：初见之下没想象中的完美，稍加细看，确实不错，来年再见时，才体会到为什么众人会赞赏。每年花季盛开时，布鲁塞尔街道两旁各式美色的郁金香，廿年之后仍历历在目，同时也回想起在那几年之间，身处于异文化之下的诸多见闻、学习的喜悦、人事物的众多变动。
1980-4年间，我去过荷兰著名的Keukenhof花园两次，特别注意郁金香的各式品种。那是个28公顷左右的花园博物馆，每年春季吸引上百万世界各地的游客，观赏千万种奇花异草，保证不虚此行。我好奇的是：荷兰人从17世纪起，就开始栽培这种黑钻石，两世纪之后到底成功了没有？大仲马在小说内（第31章），说此事在1673年5月已经成功，并领得10万荷兰盾的重赏。
我真想见识一下，特地请导览者指点去看最深色的郁金香，但答案是失望的，连照片都懒得拍。我觉得除非是人为地改变基因，否则在天择的过程中，没有一种植物会演化出全黑的花朵。在人为的杂交控制下，我只看到深褐色的郁金香，而这是所有郁金香颜色中，我认为最丑陋的。再说，黑色花朵必然比淡色花易吸热，吸了高热就易蒸发本身的水份，在自然界中存活的机率应该会降低，所以如果真有黑色郁金香，那必然是满足人类喜好的异常产物。
黑色郁金香
人类竟然会用那么多心思，狂热地追逐一种既不实用、又无美感、对郁金香本身无益、纯粹是一时风尚的特殊颜色。而追求黑色的偏执，在看完这本书之后必然会体会到，这只不过是郁金香狂热过程中的小插曲。我举本书第11章末的例子，来说明这种疯狂的激情。1600到1630年间，「一个父母都在工作且尽力想要存钱的家庭，景气好时每年可能攒下20或50块荷兰盾的积蓄。」1636年12月，一朵值3,000荷兰盾的郁金香，可以换到下列物品：8只肥猪 + 4只肥公牛 + 12只肥羊 + 24吨小麦 + 48吨裸麦 + 2大桶葡萄酒 + 4桶各值8块荷兰盾的啤酒 + 2吨奶油 + 1,000磅奶酪 + 1个银制水杯 + 1包衣物 + 1张附有床垫与寝具的床 + 1艘船。
3,000块荷兰盾的花算贵吗？在繁荣时期（见第9章），最著名郁金香的单颗球茎，从1633年的5,500块，「攀升到1637年元月的一万块天价。」1637年2月初，郁金香市场开始疲软，在元月份可以卖600到1,000块荷兰盾的一整个花床郁金香，据说只能以6块钱易主，而一批在市场大好期间价值约400块的球茎，也只能卖到2块。这些价格显示，就算能找到买主，也只有旧价的5%，不到原价1%的情况更是常见。
这种大崩盘的情景我亲身经历过，后来又目睹了好几次。1960年代台湾一窝蜂地养鸟，45岁以上的人，必然还记得十姊妹、文锦和各式各样的家鸟炒作事件。当时普通公务员的月薪不到一千元新台币，我家里就养过好几对市价一万五的锦静。那确实是漂亮的好鸟，换算现值至少是半部BMW 3字头的跑车。有些才刚买回来，第二天就打架死了，也有因为惊慌撞笼而死的。
每天把这些鸟当皇帝皇后般地供奉，给它们住桧木做的鸟笼、喂鸡蛋，只巴望它们赶快发情，多下几个金蛋，连番孵出金子银孙。结果不到几年，下场和荷兰的郁金香一模一样。不过中国人不会暴殄天物，不久之后餐馆的菜单上出现「炒十姊妹」，原先在鸟店里炒得火热的宝贝，沦落到在铁锅里炒得火热，身价差了两个零以上。
这种十姊妹现象，在台湾重复过好几次：全民运动式的股市大狂热，造成菜篮族的经济知识大跃进；鸿源机构大吸金，在大开香槟之后没几年，主事者下狱，亲友反目，泡沫又破了；六合彩运动只是个较小型的郁金香现象，还有前两年到处盛开的葡式蛋塔店，…这些事情在您有生之年，还会再看到很多次。
从此书可以了解，股市或网络狂热，在更宽广的视野下，其实只是人类这种动物在经济化的社会里，一再重复的现象而已。虽然各个文明在不同时代，会有各式有趣的案例，但基本的原理与狂热的暴起暴落过程，则是普世相通的（另见第15章的其它例子）。
西洋经济史学者对郁金香狂热、海外殖民地投资狂热、土地炒作、股市泡沫，都有很好的理论与实证分析，有些还很能纠正过去的见解。这里不是介绍这些论点的地方，只是我在专业上忍不住要介绍两本非技术性的好书。(1) Peter Garber (2000): Famous First Bubbles: The Fundamentals of Early Manias, MIT Press; (2) Charles Kindleberger and Robert Aliber (2005): Manias, Panics, and Crashes: A History of Financial Crises, 5th edition, New York: Wiley (Wiley Investment Classics).
然而上面所说的，都是郁金香在荷兰炒热之后的事。如果您对知识有兴趣的话，有没有想过：郁金香狂热为什么会在荷兰而不在其它地方发生？土耳其人把它传入荷兰之前，这种美丽的花朵有过哪些复杂的历史？它有过哪些引人遐思的名字？为什么现在称它为Tulip？经过哪些植物学者的苦心经营，郁金香才有这么多彩多姿的面貌？在它变富贵之前，有人把郁金香的球茎，加上油醋调味烤来当作晚餐，味道如何？这本书要告诉我们的，就是「郁金香情结」：美丽的花朵、复杂的历史、疯狂的激情。
作者的细腻书写，以及诸多引人注目的细节，我不必在此重复。倒是有几个联想到的问题，依我目前所知的略述如下，如果您有更好的见解，请不吝分享。
本书第11章说郁金香的崩盘期是1637年1-2月，这是对的。可是《黑色郁金香》开头的场景是1672年8月，哈伦市的郁金香社悬赏十万荷兰盾，给能培植出黑色郁金香的人，也是同年的事。大仲马在小说的第31章宣布有人成功得赏，那时是1673年5月。如果郁金香市场在1637年已经崩盘，为什么在37年后的1673年，还有人要出十万重金给黑色郁金香？而且在大仲马的书内各章也可以看到，荷兰对郁金香的栽培与研究，在1673年时几乎还是全民性的运动，并未因崩盘而溃散，反而还继续深入研究发展。
相对地，台湾的鸟市崩溃后，并没有类似的延续性科学探讨，原因是：荷兰的花卉市场，在国内和国际经济上都有其重要性，短暂的崩盘并不会使整个产业消除掉；而台湾的鸟类市场，不具有这种重要性，泡沫一破就烟消云散了。
第二个议题是：为什么要追逐黑色的郁金香？如果这是大仲马虚构的，或是半真半假的事，那就不必追究答案了。如果真有此悬赏，那有可能是因为还没有人做得到，困难度高，希望在重赏之下出现奇迹。如果真的能出现黑色，那么郁金香的色系就十全十美了。
另有一项猜测，可当作助谈。欧洲人原先认为天鹅是白色的，不相信会有黑色的天鹅，因为这会坏了他们心中的完美形象，就像他们在心目中塑造的天使不会穿黑衣一样，那是撒旦的颜色。据说16世纪时在澳洲发现了黑天鹅，如果天鹅都能有黑的，为什么郁金香就没有黑色的？鸟类的黑色或许有保护功能，但黑色的花朵，如前所述，对自己的存活与繁衍却不利。
第三个议题是：如果荷兰的郁金香和台湾的十姊妹，是普遍人性的重复现象，为什么人类会有这种疯狂的盲从行为？这是有利于人类存活的因素吗？或纯是上帝的败笔？有一种说法大略如下。在石器时代，人类的族群活动规模不大，或许在一两百人之间。管理人类大脑情绪的机制，同时包含理性与非理性两种，处理日常生活事项时，基本上是理性面在运作。但若遇突发状况，或有障碍要超越，而这些事情是一般人无法理解或无法掌握时，就会失去自我判断力似地跟随他人行动，出现盲从现象。
所以我们常可听到一种说法：「理性的个人、盲目的群众」，大概就是在说明这个现象。一旦需要聚集人群，就是要应付突发状况，或有大型障碍要排除，或是出现了超级的利益，或是遇到前所未见的奇特现象。一旦进入「群众」的状态，理性的面向就被压抑下来，非理性的「跟风」，就如滚雪球般地增长。从纳粹到红卫兵到任何一窝蜂的盲从现象，大概都可以从这个观点来理解。
新古典经济学的基本假设是：「人的经济活动是理性的」。这个假设的隐含前提是：「个人在做供需交换时」，但不能据以推论说：「人的群体经济活动也是理性的」，史例昭昭，事实正好相反。
郁金香狂热是个完整的案例，本书作者细腻地析述了整个过程。这是个漂亮的例子（美丽的主角），再加上大仲马动人的文采，把这个泡沫事件传播到好几世纪之后的不同社会里，更深入了老少妇孺心中。人类的经济疯狂行为，也因而有了一个优雅的代名词：Tulipomania。
此文是《郁金香热》的导读，2000年5月时报公司出版。感谢李怡严教授（清华大学物理系退休）对本文的指正，并提供重要的相关文献与论点，其实他是本文不具名的合著者。
附录2
黄金的魔力
Peter Bernstein (2000): The Power of Gold: The History of an Obsession, New York: Wiley & Sons。彼得?伯恩斯坦：《黄金的魔力》，台北：商周出版，2002年，517页。
汉人的习俗里，长辈与诸亲友给新生婴儿的礼物，最常见的就是黄金：金元宝、金项链、金手镯…。在象征吉祥如意、长寿百岁的祝福之外，我后来才领悟到，其实这是家族成员对新加入者，所提供的一项「逃难基金」。几千年来兵刀水火的血泪教训，这个民族早已充分认知「天命无常」、「富不过三代」，给新生儿的礼物，还有什么比黄金更具有「急难救助」的功能？台湾中央银行地下室所藏的黄金存量，听说在全世界央行中名列前茅，也是基于同样的动机：逃难恐慌症。
「汉人与黄金」是我一直很想了解的题材，因为其中有太多的谜题需要解答。举个例子。《孟子 · 公孙丑下》，陈臻问孟子曰：「前日于齐，王馈兼金一百而不受；于宋，馈七十镒而受；于薛，馈五十镒而受。前日之不受是，则今日之受非也。」一般对「兼金」的注解是「好金也，其价兼倍于常者」；对「镒」的理解是「二十两」，百镒就是二千两。问题是：「兼金」的「金」是黄金吗？孟子有二千两黄金的行情吗？当时有这么丰富的黄金在市面上流通吗？
彭信威在《中国货币史》页65说：「古时金银铜都称金」。如果是这样的话，诸王送孟子的到底是金或银或铜？劳干在1971年《中研院史语所集刊》写了一篇〈汉代黄金及铜钱的使用问题〉，内容丰富，但对这个问题也没有明确的解答，反而增加了不少疑惑。读了这本《黄金的魔力》，我更确信需要有一本《汉文化里的黄金》，来告诉我们这个民族的「黄金拍案惊奇史」。
彭信威（1907-67）《中国货币史》（1954，2007重排板）
本书作者是哈佛大学出身，在纽约的New School大学兼任教授，1973年以自己的名字创办投资顾问公司，写过几本投资学与金融史方面的畅销书。全书20章分三篇，首篇有9章，综述黄金在西方文明史上多采多姿的角色；次篇有7章，谈17-19世纪黄金在西欧诸国（以英国为中心）的货币功能；第三篇有4章，纵谈20世纪国际金本位的兴衰，与国际金价的激烈起伏过程。
我较熟知的题材，是第三篇的国际金融史。他摘述得相当生动，有很贴切的描写与评论。书后的11页参考文献相当完整，我知道的主要文献都列入了。但问题是，有许多已列出的文献，在正文中并未真的引述到。这就显示出本书特质：这是一本写给华尔街人士看的金融史，作者在博览群书之后，依时间顺序、依题材做了轻松、愉快、知识丰富的综述。你若问我这本书好不好看，答案是正面的。你若问内容可不可靠，我会说这是综述型的书，没有多少作者的见解。你若问这本书有无深度，我会说：对商业出版者而言，这是个冒犯性的问题。
试金石
作者是个「知识经济」的实践者，他在「转售」知识，他不是严肃型的深度工作者，本书前两篇的内容最能确认这项性格。西方文化与黄金在几千年的纠缠过程中，累积了非常丰富的文字著作，作者光是从英文著作（和一些法文书刊），就写出这本五百多页的大书。以这个题材的丰富材料看来，如果他愿意的话，可以再写出三本，反正他只是在综述与剪裁而已。
你若问这本书值不值得看，那我会说不错。举个例子来说明我的阅读感受。我对「试金石」如何运作一直没搞懂，在其它书上也没看到够好的解说，作者在页50和115对试金石的说明，让我有释然通畅的快感。这类有用的小知识还有不少，我对此书的好感，就是建立在诸多的小解惑上。
原刊于《中国时报》2002年8月11日
附录3
布劳代尔的《地中海史》
?《菲力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和地中海世界》，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 年；唐家龙、曾培耿等译，上下册，1,018页（台湾商务印书馆，2002年）。
布劳代尔这本博士论文在1949年出版、1966年大幅修订后，不断被译为多国语文。这本书为什么那么有魅力？贡献何在？
Fernand Braudel (1902-85)与Immanuel Wallerstein
在一千多页的篇幅里，并非页页珠玑，因为他的文体是描述性的，过度细节与注重事实，常在好几页之后还看不到一个具体的论点，有时让人会沮丧。本书的价值，是启发我们如何用不同的眼光，去观察这个既具体而又千变万化的海域，去构思不同的历史概念。这种历史形象构图的思考方式，才具有长久的生命力。
要欣赏的，是《地中海》的整体造型，而非细部的砖瓦，因为那不是有大史识的史学家，所要呈现的部分。他后来出版的名著《资本主义》（1979）与《法国史》（1986），其中的主要观念，都已在《地》出现过了。这些概念包括：长时段、趋势变动、事件、经济世界、经济重心变迁说、辅助性的敌人……等等。
本书首篇是从人文地理的观点，呈现大地中海域的环境特色，所对应的历史时间，是作者最注重的「长时段」（以世纪为单位）。这些地理与环境上的特殊状况，深刻地影响此海域内，各族群的活动形态。第二篇是从「趋势性变动」（以几十年为单位），来观察地中海域经济、政治、社会结构等面向的「整体性」变动；也就是从宏观、社会性时间的观点，来看人类的行为。第三篇是典型的事件史，作者表现出丰富的细节知识与熟练的手法，但却视这类题材为「历史的泡沫」，只是表层现象，数目众多却无深层的力量。
《菲力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和地中海世界》
作者用三种历史时间的概念，把诸多问题分置在三个层级上，一方面把全书的架构撑出了立体感，二方面也显示出，他对历史层级重视的顺序。各章之下再分二到四节，每节之下再细分数小节（其实各小节都可更深入地扩充成长论文，或甚至一本专书）。
在篇幅的限制下，这些小子题常被压缩到二至三页，不够深入，一触即离。篇幅如此简要，对外行人而言不够清晰，对内行人又失之浅略。本书珍贵之处，是在于整体架构性的设计，而非细节的内容。他的史学论述，不是提出假说、呈现证据、得出推论的方式；布劳代尔是历史图像的建构者，一位能掌握庞杂细节的大绘图者。
布劳代尔此书撰写时，并无预先设定的目标，而是先随着个别档案数据的刺激写出内容，之后再合成全貌。优点是地中海的复杂面向，得以不受预设架构之限制，缺点是成品必然庞杂枝蔓。布劳代尔著名的三种历史时间观，是在全书脉络了然于胸之后，他才顿悟出来的。
《地》特点在于：是材料在带领作者，而非材料屈服于作者的意愿。他写作的风格，不是在既定的论点内详细举证辩驳，而是在小篇幅内运用许多细节数据，同时处理好几个视角。他先描绘出一个小题材的枝叶（小节），再拼构出一个上层的景观（节），再往上构成章、篇、全书，是个由下写到上的描述与建构过程。
较严重的缺陷，或许是他对意大利、西班牙和法国的档案掌握较佳，常可见到在一个共通性的题材中（如论城市的功能），只举意大利或法国南方为例。但这是一本论地中海的著作，不免让人怀疑这些例证，是否能显示出地中海域的通性？
我认为最有创见部份，是论贵重金属从北非和美洲流入后，对地中海域的影响。作者认为并没有之前学者所认为的那么强，贵重金属所发挥的功能，要视当地过去金银存量、相关事情，以及货币流通速度、国与国之间的联系、经济活力、国家与商人活动的情形，或甚至连「民意」都有关系。
金、银（以及铜）的数量，并不就是等于货币存量，金属货币之间也会相互碰撞、竞争。更重要的是，欧洲本身的经济已经开始成长，否则单纯的金银进口，不会有这么大的物价效果。现代国家的兴起、军队的开支、公务人员的薪资、以现金课税等等经济货币化之后，才会对美洲的金银产生有效需求。换句话说，他不赞同简单的货币数量说：货币存量与物价水平之间，有紧密的或比例的关系。
英语系的地中海研究者，对《地》的架构设计较无意见，但对档案数据运用、具体问题则有异议。半世纪以来评述此书的文章很多，多从各自熟习学门的角度（如西班牙外交史、海战史等等）评论，较少见到经济史学者有系统的批评。美国新经济史学者多持负面看法，例如1993年诺贝尔奖得主经济史学者 Douglass North认为，此书是一本艺术作品，年鉴学派并未对经济史提供有帮助的见解。
布朗大学的名史学者 Anthony Molho认为：「《地》在跨越美国专业历史人士的群岛时，就像是一艘失去踪影的船。《地》当然没有转变美国历史学界著述的风貌，它也没有改变美国大众文化对地中海的传统形象，也没有因而在美国开创出一种布劳代尔学派式的历史写作风格。」本书在各国所得到的评价不同，这是个值得再探讨的有趣问题。
原刊于《中国时报》 2002年7月14日
附录4
《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
经济和资本主义》导读
《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施康强、顾良译，3册。台北：猫头鹰出版社，1999 年（台北：左岸文化出版社，2006年）。
1架构与内容
1.1 结构
这套三部曲的第一册，是作者在1952年依他老师费夫贺(Lucien Febvre, 1878-1956)之嘱而写的，1967年由巴黎的Armand Colin出版，收录在「世界的命运」(Destins du Monde)丛书内。他之所以会写那一册，主要是当时他已投入许多心血，研究工业革命前的欧洲经济，Febvre嘱他先摘要出版。
出版之后，作者有两项不满意的地方：(1)一本没有批注的经济史著作，说服力必然大减。(2)他对这个领域的接触愈广、领会愈深，就愈发地疑惑。因为他观察到的现象，似乎与他所熟知的理论相抵触，例如Werner Sombart和Josef Kulischer对资本主义的理解，布劳代尔认为他们虽然举证丰富，但在观点上有一种倾向，就是把经济活动当成一种「均质的实体」来看待，也认为唯有透过统计数字，才能理解经济史。
Lucien Febvre，1878-1956
此外，一般历史著作也倾向于把重点放在欧洲本身，好像其它的世界并不存在。他们常把欧洲描述成一个逐渐迈向理性化的市场，终于累积出工业革命的果实；而且把工业革命看作分水岭，把历史切成一个工业化之后的现代社会，和一个工业化之前的传统社会。布劳代尔对上述的看法相当不满意，在长达25年的阅读、整理、扩充之后，终于在1979年出版了这套三部曲。他把第一册扩充改写，换了书名《日常生活的结构：可能的与不可能的》，同时也把初版未附上的批注尽可能复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