肉眼能轻易观察到的经济活动，例如店铺的交易、工厂的生产，是了解经济现象的起始点。作者提醒我们，在观察长期的经济活动变化时，不能只把眼光放在显而易见的活动上，应该要体察影响这些表面现象的深层因素；而这些面向却常被忽视，或虽然被理解，但未赋予公平的历史分量。
他提出一个「三层经济活动」的概念，来彰显15-18世纪欧洲经济的特质，同时也可应用在亚非美等几大洲的情况。作者认为，经济活动中的最底层，是日常生活性的生产与交易活动，并无正式的组织；这类活动的地理半径很短，只限于城乡或稍大的区域内。第一册就是以这种「日常生活的结构」，作为主要探讨对象。
第二册《贸易的活动》，探讨再往上一层的经济活动：较具规模的区域性（各省或邻近诸国之间）商业体系，是如何茁长发达的。第三册把范围再往上，推到国际与洲际的层面，以「经济世界」为探讨的单位：在经济阶序(hierarchy)顶端的那群人，如何借着控制与操纵交易，来追求利益。例如18世纪的阿姆斯特丹，或16世纪意大利热内亚的富商，他们掌握了金融体系网络的核心，可以在千里之外控制生产、贸易，或甚至搅翻各地区经济活动的秩序。这种网络的完成，给近代资本主义的运作与成长，提供一块肥沃的土地。
这三层的经济活动之间并非相互排斥，而是并存共生的。最底下的一层，当然是各民族都早已有之；第二层是15世纪左右，才在西欧有较具体的雏型；第三层更晚到17、18世纪，才稍微完整。各大洲内各国的经济发展情况不一，这三层经济活动出现的时代不同，占国民生产额的比例也不同。
从书中的脉络看来，这个分析架构似乎不是一开始就拟好，而是随着对题材的了解，才逐渐意识出来。作者在全书导论(I:24)中说：他担心读者会对这种三分法质疑，例如，作者是用哪些标准，来切分第二册的市场经济与第三册经济世界的历史素材呢？市场经济和资本主义是区分得开的概念吗？他迟疑许久之后，才决定以「市场经济」（注意：这是有实质交易的「市场」活动，而不是现代经济学所说的「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作为中间那一层。他认为这种三分法，不但适用在15-18世纪的西欧，甚至在今日仍然具有解释力。
在写作方法上，作者有意避开理论性的探讨，而专注于「具体的观察与历史的比较」(I:25)。因为他很明了，学界对「资本主义」这个名词，有太多不同的观点与理解（宋巴特、韦伯、Tawney等人之间，就有很大的认知差距）。如果再加入理论的面向，必然会更陷入沼泽，倒不如以实例的举证，来说明自己对资本主义这个概念的理解。透过史实的陈述，会更能彰显出15-18世纪之间，资本主义发展的过程中，真实生活的丰富性、复杂性与异质性。
他并不是要向读者证明某项理论、假说、观点，而是想要描述15-18世纪之间，人类的经济活动出现了一种新形态，被19世纪末以后的人称为资本主义。作者所要呈现的，是这段时期缓慢酝酿与发展的动态过程，以及与其相互影响的因素，而不是去分析「资本主义」这个概念本身。
1.2 内容
第一册：物质生活
第一册内的题材差异性最高，所需要掌握的原始资料、他人的研究成果、统计数据最庞杂，数据的可信度也较低。本册的内容，大都是食衣住行、技术、货币、市镇等复杂的事项，很难用一个或数个架构，把这些数据串成具有逻辑性的结构，这是题材上的先天性弱点。
作者为什么要花那么大的心血，写他认为最困难、最不容易从中提出有意义命题与理论的第一册呢？因为他认为，要掌握工业革命之前的经济活动范畴，要体会出它的深度与厚度，这个环节是不能逃避的。
布劳代尔认为，每个时代在经济生活方面，都有它的底与顶，这也就是本册的副标题：可能的与不可能的。在日常生活中，电视与飞机在二次大战之后是可能的，而在20世纪初是不可能的。今日不可能到太空和海底观光，下个世纪则有可能成真。透过「可能与不可能」这个上下限度，可以掌握不同时代人们的努力与成就。
他并不是以最尖端或最劣等的情况来衡量，而是透过前述日常生活的各种要素（衣食住行等），来彰显各时期的进步与停滞。这是个有意义的观察点。他的研究显示，在15-18世纪之间，人类并未能有效突破大自然的约制条件，达到原本是可能的限度。
以陆地运输为例，虽然在1830年代时，西欧已有相当好的交通网络，但仍未达到当时可能的最高限度。火车的发明与普及，使得交通网络大幅增加，所需的费用平民化，这才达到19世纪中叶的可能限度。人类的经济活动，就是一直在把这条可能的界限，往外、往上推展。
在这个概念下，作者要回溯地界定出，15-18世纪之间这些可能曲线的变动情形。试想，如果能透过时光隧道，去伽利略、休谟、鲁索、笛卡尔等人的家里住几天。最让人印象深刻的，或许不是这些名人的智慧，而是他们的生活环境与方式：照明、取暖、食物、医疗等等。经历工业革命、两次世界大战、技术与粮食突破等激烈动荡过程的人类，如果能逆着时光，去了解15-18世纪之间（即封建制度之后与工业革命之前），就长期的眼光来看，为什么有过停滞性的局面？经过哪些酝酿与酦酵，才能导致工业革命的突破？从这些过程中，可以找出哪些律则吗？
这种对日常生活结构的研究，另有一层意义。日常生活的习俗与细节，虽然没有大理论可谈，但它反映了大多数人在长时期内反复进行的活动。这种细微但重要的动态变化过程，是建构某个时代社会经济史的绝佳材料，但却又因其细微，反而常被历史学者忽视。虽然它是经济活动的底层，但也是影响上面两层的根基；反过来说，它也是上面两层活动的接受者。忽略了这个面向的研究，对经济活动的理解，就缺了一个重要的环节。
第二册：经济生活
「物质生活」与「经济生活」这两个面向的交会形式，有上百种不同的面貌：市场、摊贩、店铺......。本册分析这些不同的交易形式，从最基本的物物交换，到成熟的交易行为。作者试图从所描述的史实中，捕捉此时期经济生活的律则与机能，看看是否能建构出一套经济「通」史，或者是建构出一套「文法」、一种「模式」、一种「类型」。宣称这项目的之后，作者在「前言」(II:21)表明要这么做的话，必须涵盖社会面、政治面和经济面。
布劳代尔提出一项启发性的结论。他认为在15-18世纪之间，公平自由竞争的经济活动，在最低层的日常交易中较常见到（如菜市场）。但在较高层次的交易活动中（如批发、远程贸易、金融兑换业），反而是以投机、市场独占、价格控制等行为为主，因而累积了财富与权势，不可避免地造就了社会的寄生阶级（II:22, 227-8）。
也就是说，15-18世纪之间的经济活动，造就了一个新的社会阶级：商人。而商人之间也有差序性的高低：从国际性的大资本家，到地方性的中小型富商，而这整个商人阶级（经济活动性的），是附着在一个深厚的平民百姓阶级（日常生活性的）之上。
本册前两章用相当大的篇幅，详细描述市场交易、摊贩、店铺、市集、证券交易的基本活动与机能。第三、四两章，说明资本主义的基本意义，以及它在生产、流通等方面，在本国与在国际之间的行为。最后一章从社会的面向，来看经济活动的意义。作者认为，一个多元化的社会必然有多面向的「秩序」，经济活动的结构性变化，只是其中的一项「秩序」，它会受到国家角色、文化形态等因素的影响。
第三册：经济世界
布劳代尔在第二册的前言(II:23)，说明他在第二册中并未遵守「连续的历史时间」，而只依观察问题的方便性，把事情依题材而非依史实的时间顺序来处理。在第三册中，他说要转回来遵守「世界时间」。他为什么要用「世界时间」的概念？那是因为第三册所要探讨的主题，是「经济世界」这个大单位。如果能有一套理论性的「世界时间」来配合，就会让整本书有更完整的体系。
换个方式来说，他之前在《地中海》（1949）内，提出三种历史时间的概念；在以经济世界为主题的第三册里，他似乎「被迫」要提出一种新的「世界时间」，来和以「经济世界」为单位的探讨相呼应。所以他在本册的序言里(III:17)，就说历史的研究，需要提出一种和从前不同的时间单位：世界时间。而这个世界时间「并非人类历史时间的总和。这个特殊的时间单位，在不同的时期与不同的地点，主宰了世界的某些地区与某些的事实。」
作者在序言（III:18）内，只用一段话解说世界时间的意义，之后全书中就无类似的说明与应用。他以印度为例，若把印度与国外有交往的地区，划出一个大略的四边形，就可以看出，只有在此四边形上的地区，是和外在的世界生活在同一个时间步调上。各地区的发展程度，多少会有一些时间上的落差，但和那些与世界主流脉动毫不相干的地区相对比，仍可分辨出与世界时间完全独立的地区。
以中国晚清沿海的通商口岸为例，它和「华洋隔绝」的西北、西南地区，很明显地属于截然不同的世界时间。以世界时间来划分的话，在地球仪上就可划分出与世界同步的区域，以及自我封闭的「社会经济时区」。作者认为，能用世界时间归类出来的地区，可以视为「世界史的一种上层结构」，它代表着一种成就上的集结地区，是由在其下层的地区，努力创造出来的。
2综合评论
就研究方法而言，布劳代尔认为，应该从最基本活动的史料，来建构出这段时期的特质：从日常的生活环境、使用的物品，来追踪人类生活史的变动。例如从食衣住行的细节、市场交易活动的细部史实、原始的贸易文件、支付记载等基本史料着手。这是从底层往上建构，而不是像过去一样，从高阶层经济决策、大型经济组织模式，从上层往下层建构的观点，来研究社会经济史。
从这种角度所观察到的资本主义发达过程，和马克思及其跟随者的视野完全不同。这不是历史进步阶段的观点，也不是阶级之间对抗斗争的学说。布劳代尔不预设理论，甚至有意避开任何理论的争执，而是要让史料来说话。
就史料的运用来说，第一册有40页的批注与书目，第二册有47页，第三册有46页。25年的广泛阅读相关文献之后，他对资本主义发展过程的细部理解相当完备，绝非仅提出漂亮学说架构，而材料不够充实的研究所能匹敌。
在写作方法上，他的举证方式常有炫耀渊博之嫌。如果以简洁达意的标准来看，则有不少例子与书目，可以去除而不伤大旨；我甚至觉得用三分之二的篇幅，就很足够表达全书的主旨。他这种撰写社会经济史的方式，和战后英美经济史学界讲求简洁论证的学风完全不同。他的写作方式，并不是「因果关系」式的论证，也不是「功能关系」的诠释，而是以史料为基础的历史表达。
布劳代尔
以基本粮食为例，他用面粉的产量、价格、生产特性等数据，来做广泛的铺陈，而不是提出一个经济性的命题，来笼罩这些材料。我较关切的命题是：粮食产量和价格，与人口增减之间的相关程度，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呈现过哪些不同的关联？需要从哪些不同的角度，来厘清这些复杂面貌的主要特质？而布劳代尔对这些议题完全没有触及。
3总结
对任何杰出史学家来说，要写一部15-18世纪间的资本主义发达史，都不是一件轻易的事。如果要达到布劳代尔的「总体史」目标，那恐怕会更困难。很令人敬佩地，布劳代尔投入25年的光阴，完成设定的目标。我对这本名著的综合印象，可以用一项比喻来表达。
以家庭内常用的灯泡为例，如果电力转换为亮度的效率不高，灯泡很快地就会烫手；也就是说，电力耗在热度上的比例，大于转换为亮度的部分。我们对杰出史学家所企求的，当然是亮度（历史的洞识），而非热度（出版界与读书界的热潮）。我40岁时认为，这套书的热度大于亮度；我现在55岁，认为这三册的亮度和热度相当；20年后75岁时，应该会认为亮度大于热度。
资本主义史必然会一而再地改写，布劳代尔的三册巨着，也必然会一而再地被引述。理由是：(1)在20世纪写作资本主义史的历史学者当中，他是很具代表性的一位，也提出了他独特的资本主义发展史观。(2)他把与这项题材相关的新旧文献，都摘述引用到了，日后的研究者，必然能从书后附注的书目里，得到相当的启发。(3)书内所附的诸多地图、图表、统计数字、相片、图画，都是很有用的视觉辅助，有时甚至比正文还更具吸引力。
出版一世纪之后（2079），这部著作必然还会流传，不只是它那种百科全书式内容，所带来的强烈吸引力；更因为它在架构、概念、论证方面，所引发的高度争辩性。
原刊于《中国时报》2000年2月26日
2006年12月9日修改结论
附录5
《告别施舍：世界经济简史》
Gregory Clark (2007): A Farewell to Alms: A Brief Economic History of the World,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xii + 420pp. $29.95 cloth.
本书作者克拉克在经济史学界的知名度相当高，作品时常出现在经济史的专业期刊上。较特殊的是，他很少用数学方程式和计量回归，通常只用简单的图表和几何图形就够了。他的文章质量高又容易理解，2005年曾以一篇论1209-2004年间英国劳动阶级状况的文章，刊在芝加哥大学出版的顶级期刊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上，内容直接、简单、透彻、有新意、有洞见。这是值得仿效的写作方式：用基本的分析方法来处理普通数据，得出有意义的创见。
本书是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西方世界经济史丛书」的第14本，中文世界对其中的第4本较熟悉：Kenneth Pomeranz的《大分流》（The Great Divergence，2000）。《告别施舍》这本书名（A Farewell to Alms），应该是仿自海明威1929年的著名半自传体小说《战地春梦》（A Farewell to Arms，又译为《永别了，武器》）。对英文读者而言，这是听起来很熟悉的书名，但内容完全不同：世界经济简史。
作者1957生于苏格兰，今年正好50岁，目前是加州大学Davis校区经济史教授兼系主任。1979年从剑桥大学毕业（主修经济学与哲学），之后进哈佛大学经济系，1985年取得博士学位，之后在史丹佛和密西根大学任教。他的主要探讨兴趣，是「长时期」的经济成长、国家财富的研究，主要的研究对象是英国与印度。
本书的主旨，从书衣上的简介，是要回答下列问题：为什么世界上的某些地区会这么富裕，而其它地区又那么贫困？为什么产业革命（伴随着前所未见的快速经济成长）会发生在1800年左右的英国，而不是在其它时间或在其它地方发生？为什么工业化不会让整个世界都富裕起来？反而让某些地区甚至更贫困？分析这些深刻的问题外，本书提出引人争辩的新论点：文化（而不是剥削或地理因素或是天赋资源的差异）才是解释国家贫与富的重要因素。
作者反对目前流行的看法：产业革命是在稳定的政治、法律、经济制度下，在17世纪这短暂的期间内，爆发出来特殊现象。克拉克所提出的证据显示，这些制度性的因素，在工业化之前早已存在了。他的论点是：这些制度会缓慢地改变人民的文化，鼓励百姓放弃渔猎时期的直觉性作为（暴力、无耐心、不肯努力），转向辛勤工作、理性化与教育。
Jared Diamond《枪炮、细菌与钢铁》
他认为社会必须有长期间的定居和安全性，才能发展出这些文化的特性与有效率的工作，才能让经济成长。对那些没有长时间稳定的社会，工业化是遥不可及的事。克拉克反对Jared Diamond（戴蒙）在《枪炮、细菌与钢铁》内的论点，说天赋资源（例如地理环境）对国家的贫富会有重要影响。
以上这几段话，我认为是出自编辑人员，而非作者本人的文字，因为克拉书中的两个关键性观念并未提到：一是马尔萨斯陷阱，二是工业生产过程中的效率问题。我对这两项要点会再详述，以下说明全书的结构，以及我的阅读角度和主要观感。
全书18章，除了首末的导论和结论两章，主体的16章分成三部份：首篇（2至9章）析论1800年之前的经济生活，这时期的特点，是人类的经济生活一直无法跳脱出马尔萨斯陷阱。简单地说，就是人口的成长率小于粮食的成长率。此篇的主要内容包括几个面向：生活水平、生育率、预期寿命、富者生存、技术、制度与成长。
次篇（10至14章）探讨1800年左右发生的产业革命，有哪些重要成就；过去的三种主要学说，为何不足以解释产业革命的特殊现象；英国的产业革命有哪些成就与特点；为何中国、印度、日本没有类似的产业革命？革命之后对人类的生活有哪些重要改变？
末篇（15至17章）对比1800产业革命之后，为何某些国家的经济有急速且惊人的成长？相对之下，为何有许多国家还那么贫穷落后？作者认为关键在于生产过程的效率：英美欧洲的生产效率与成本，和印度、非洲等国的成本效率相差悬殊，导致让人惊叹的「贫益贫、富益富」。
整体而言，我认为第1章综述全书的方向、旨要与见解，写得还算有吸引力。其中最重要的是图1.1内，那条在1800年之前低水平的固定马尔萨斯陷阱线，以及1800年产业革命之后，贫国与富国双方大分歧的示意图。本书有两项特色，一是穿插不少相当有用的相片，对比贫富状态的落差；二是有大量的统计表格和图型。这些都是从作者20多年来搜集建立的数据库整理出来，很少见到把这么多各文明的古今数据凑在一起，制作出这么有用的好图表。我认为这些图表都相当有说服力，对作者的讯息传达也有显著帮助。
工业革命
第一篇（2至9章）中，我最推崇第2章。这是我所见过对马尔萨斯陷阱这个概念，解说得最完整、最有说服力、最有启发性的文章。在此之前，我对这项概念只有单点式的模糊概念，读完本章后我才有较整体性的理解。我认为此章的内容、逻辑、证据、图表、理论推导，都是很可以学习的模板：图2.1至2.5的几何图型解说很清晰，这是理论性的建构；图2.5以统计数据标示出1200至1800年之间，英国平均每人所得（横轴）和人口（纵轴）之间时进时退的状况。图2.6和图1.1相对照来读，有效地帮助我看清楚，什么叫做「无法逃脱马尔萨斯陷阱」。这是我对全书最感激的地方。
现代经济学的分析架构与思考逻辑，是建立在已经逃脱出陷阱之后的状况，所以在阅读此章时，一下子不容易体会作者的逻辑。举例来说，在马尔萨斯陷阱之下的世界（人口成长率大于粮食成长率），任何会增加死亡率的事情，例如战争、动乱、疾病、公共卫生恶劣，反而会提升生活水平：因为这些事会造成许多人死亡，社会上抢夺粮食的人口减少，平均每人的生活水平因而改善。相反地，任何会减少死亡率的事情，例如医疗进步、公共卫生条件改善、社会和平与秩序，都会使人口增加，反而会使平均每人的粮食减少，降低生活水平，
因此，我们现在认为的美德，包括清洁干净、和平纪律、粮食安全存量、所得平均、慈善义行、努力工作，在马尔萨斯模型内，都是属于有害生活水平的恶行。相反地，我们现在公认的恶行，例如卫生条件差、杀婴、堕胎、贫富不均、自私懒惰、荒年，反而是有助于提高个人生活水平的美德。
第3章的主题，是对比1800之前与之后，贫国（如马拉威）、富国（如英国）和原始部落（如波斯瓦讷!Kung族）的各种生活水平：工资、物价、卡路里、蛋白质。作者以具体的数字，告诉我们两件违反直觉的事：(1)原始部落每天摄取的蛋白质和卡路里，不一定比工业革命之后的英国人差。(2)古代人的工资实质购买力，甚至比现代的英国人好。但现代人有两项优势：(1)生命预期比古人和原始人高（即平均寿命更长）；(2)平均身高在1800之后有明显的增加。这是由于粮食充足和医疗卫生的进步，是古人和原住民比不上的地方。我认为第3章的实证数据非常丰富，很有说服力，好几方面改变了我的认知。
第4至第9章的手法和第3章差不多，主要的差别是题材不同（生育率、预期寿命等）。如果兴趣不高或时间有限，只要翻阅这几章的图表就够了，都很容易理解。
第二篇的10至14章分述五项主题。(1)第10章以简单的理论架构和简洁的图表，解说1800之后人口与所得（代表食物）这两项重要因素，在英国与其它先进国家增长的情形，简称为现代的经济成长与国富。克拉克认为其中的主要关键，是产出的效率（efficiency gain）大幅增长。而这种效率的增长，主要得自创新与因之而得的「外部效果」。此章写得简洁有力，内容合情合理。
(2)第11章就相对地不易读懂。作者的主轴是要批评下列三种学说，无法解释产业革命之所以会发生的原因。
(a)外生成长理论（exogenous growth theories），即外在的法律、政治与社会性制度，会有效地帮助产业革命发生，也就是「制度决定表现」论。他批评制度学派的人历史知识不足，单是在制度上有效率，若基本粮食不足，逃不出马尔萨斯陷阱，再好的制度也都枉然。这小节他写了7页半（页210-7），牵扯不少较间接、甚至不相干的内容，减弱了说服力。
(b)多重均衡理论（multiple equilibrium theories，页218-23），我左看右看，虽然明白个别段落的大概意思，但还是很难拼凑出具体图像，也无法具体理解作者的重要论点。更奇怪的是，接下来插入3整页批评人力资源（human capital）说，主要是在反对Gary Becker等人的见解。我猜测作者的目的之一，是要推翻制度学派的观点，可是突然出现这不相干的小节，既突兀又缺乏说服力。
(c)最后的内生成长理论（endogenous growth theory，页226-8）只有2页，主要的论点是，在产业革命之前这一大段长时间内，经济系统内的某些特征，已经创造出现代成长的「前提条件」。也就是说，不必等待有外来资本、技术、创新这类的诱发，产业革命也会自动发生，会产生高效率的成长。克拉克认为以上这三种理论，都无法解释1800年的产业革命。
此章的内容让人读得很辛苦，又没立即提出作者的对照性新观点。这是第二篇的理论架构，我认为过于晦涩，缺乏深刻说服力。
(3)第12章将近30页（230-58），谈英国的产业革命实况，写得非常好，这是他最拿手的题材，统计图表尤其精采有说服力，我觉得12章和第2章是本书最成功的部分。
(4)但接下来的第13章，论中、印、日为何无产业革命，我认为这是一大败笔。他在最后一段的总结，解说中国和日本为何比英国迟缓：「有两项重要因素或许可以解释这个现象。在1300-1750这段期间，中日的人口增长比英国快。但是中日这两个社会的人口系统，和英国富裕人家相较之下，繁殖率较低。」他会这么说，是因为他在图13.4对比清朝皇族的生育率，远低于英国的富人，甚至在1770年之后，还低于英国的一般平民。
我觉得此章的内容太单薄，只用皇族（富人）的繁殖率，根本无法解释为何中国无产业革命。托尔斯泰在《安娜?卡列尼娜》（Anna Karenina，1877）这本小说的开场白说：「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克拉克用英国产业革命成功的架构，套在中国的个案上，等于是用幸福家庭的架构套用在不幸福的家庭上，而没有具体解释，这个不幸家庭的悲惨问题所在。克拉克的这种逻辑与方法完全不恰当。其实他只要从JSTOR数据库稍微搜寻一下，就可以在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Culture Change这本期刊，找到Yifu Lin (1995): “The Needham puzzle: why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did not originated in China” 和Kent Deng (2003): “Development and its deadlock in Imperial China, 221 B.C. – 1840 A.D.”这两篇论文，说明中国为何没有产业革命，也可以知道他的论点，距离中国的史实有多遥远。
(5)第14章论产业革命对社会的长期影响，长达28页，其实都是简单易懂的图表，没有多大启发性。
第三篇（15-17章）有两项明确的主题：(1)第15章解说1800之后，世界各国的经济成长状况，对比贫富国之间的惊人落差。图表与相片都呈现得很好，简明易懂，无可批评之处。(2)第16章以英国、印度为例，说明在1800-2000年这段期间，造成贫富国差距最重要的因素，就是贫国的产业生产效率太差。这是显而易见的事，应该没人有异议。但我认为应该还有其它重要因素，包括传统的因素如资本不够、教育水平不足这类的问题。
作者用15页（336-51）的篇幅，详细解说为何穷国（以印度为例）的生产无效率，这个主题占全章的2/3篇幅。他在页359-65又用7页篇幅，讨论一个类似的问题：为何穷国的劳工质量这么低？两者合计共22页，在一本正文377页的世界经济简史书中，以这么高的篇幅，详析印度棉纺业不效率的情形，在比例上实在不恰当。我也感觉到，克拉克在分析穷国生产不效率的状况时，他的文笔也跟着没效率起来。
第17章解说为什么富国、穷国会有这种大分歧的状况，我觉得内容平淡，有好几页（360-5）太细节繁琐，缺乏吸引力。第18章是7页的总结，缺乏力道。他以日本为例（图18.1），反复说明所得的增加，并不会带来更高程度的快乐。他告诉我们：人类花了太多力气，追求不一定会让我们更快乐的事。这些说法学界早已知晓。
产业革命
这本书的制作精美，图表和相片很有吸引力也有解释力。我只发现表2.1缺了单位（应该是「百万」），以及页305第4行的一个错字（应是country而非county）。如果你的时间有限，我建议读较精采的第1、2、3、10、12这五章。我认为历史系和经济系的同学，可从此书学到不少经济史的知识。这本书对1800-2000之间的经济变动，解说得很好，但作者太重视产业、工厂这类微观（个体）层面的证据，过度把重点放在树木上，较忽视森林的结构与变动因素。我同时推介戴蒙的《枪炮、细菌与钢铁：人类社会的命运》（1998中译），来当作互补与平衡性的读物。
下篇
中国经济史的趣味
1汉人与牛肉
蒙古、新疆等地回蒙族的粮食，基本上是以肉食为主，因为从地理的结构来看，那些地带不适合农耕，而行游牧逐水草而居，所以畜肉产量相对地比农产品丰富，是主要的卡路里来源。
汉族的生活以平原和丘陵地的农耕为主，这种经济形态较容易养活人口。秦汉以后的中国，只要维持上百年没有战争或水旱灾，人口很快就激增到土地生产力不胜负荷的程度。人口一达到饱和点，土地就会被极度开发运用，产生与河道争地、围湖耕作的情形。土地过度开发的结果是：「开山开到顶，杀人血满井」，因为已经达到土地运用的极点，人口所需要的粮食，超过土地所能生产供养的程度，自然会有饥馑。强悍者起而聚众成匪，杀烧掳掠，官匪交战杀人无数。若压得下就罢，压不下就改朝换代，朱元璋不就是从饥饿的小和尚，抢杀出天下的吗？
中国的经济几乎都没跳出马尔萨斯陷阱：粮食产量跟不上人口增加量，一旦超过负荷，就靠天灾人祸来平衡。靠农业技术的突破来增加粮食，当然是解决的方式，但还是跟不上人口在承平时期的激增速度。在这个基本限制之下，只好在既定的农技水平之下，让每个单位（亩或甲）的土地，生产最大数量的卡路里，来养活众多的人口。
若以精耕的方式种稻，而且在江南地区能两熟的话，每亩地所能生产的卡路里，一定高于以同面积的土地，种牧草养牛羊所得的肉类卡路里数量。牛羊需要活动面积，也不能一年两熟，要获取十万卡路里的热量，种稻米要比养牛羊省地。在庞大的粮食压力下，种稻麦尚且不足以养活众生，哪有余地去养牲畜来当作食物？
在稻麦与畜牧争地的情况下，汉民族自然缺乏肉类蛋白质的来源，只能靠植物性的蛋白质来补充：豆类及其加工品，如豆浆、豆腐。但肉类还是人体所需，所以自然会去开发不占耕地的肉类资源：鸡鸭与猪。鸡鸭养在屋院，吃五谷与田地的虫螺；猪养在房舍边的圈内，利用人类剩余的粮食。总而言之，鸡鸭猪和人类是共生的关系：人以剩余的粮食与不占耕地的空间养它们，它们以动物性蛋白质回报。
以这种形态生产的肉量，当然不足以供应一般家庭的每人每天所需，所以会去开发另一类不占耕地的肉类来源：狗、蛇、蛙、鼠、鱼、虾。可是鱼虾也不是各地都有的天赐粮食，要有河湖才行。我大概是在胡适的《四十自述》里看到他说，安徽绩溪的平常家庭一年吃不到几次肉，有人用木头雕成鱼形放在菜盘内，挟菜时顺便碰一下木鱼，表示沾到肉类。不知实情如何，但这已凄惨地显示强烈的肉类饥渴症。
胡适（右）和胡先骕（左）
中原地区体积最大的肉类来源是牛马。中原与华南并不产马，汉武帝时尚且要到大宛买马，马匹是战争与国防的工具，自然不是一般的肉类来源；牛则是耕种的工具，在汉文化里通常以感恩的诉求来禁吃牛肉。但一旦牛马死了，最后大都还是祭了五脏庙。
虽然说因为畜谷争地，而使得肉类缺乏，但是富有家庭还是有能力消费得起，多以不与五谷争地的鸡鸭猪鱼为主。因为如果富室嗜吃牛肉，在承平时期会引起社会性的示范效果，中等家庭也仿效的话，就会有一部份的耕地被挪作畜养肉食用的牛。一旦发生水旱灾（而这是常有的事），粮食供应必缺，要把养牛的耕地转种五谷已来不及。所以这不是市场供需的问题，而是维持社会均衡的必要禁忌。
所以若民间有吃牛肉的习惯，一旦遇到粮食欠缺，就会有更多的穷苦人家饿死（因为粮价暴涨而无隔宿之粮），所以就用更根本的道德性诉求，切断民间对牛肉的需求：牛只耕田养活我们，不可忘恩负义吃它。这种道德诉求纳入宗教后，有效地压抑牛肉的需求。富有家庭就算有能力有机会，也不敢轻易吃牛肉，以免遭议论。这样的文化禁忌，有效阻挡畜谷争地的机会。
汉民族不吃牛肉的原因，还有其它诠释，我是以肉谷争地的角度来看。这让我联想起，为什么回教徒不吃猪肉。宗教性的解说是：猪是肮脏的动物，宗教典籍上禁吃四蹄和不分蹄的动物，而猪正好符合这种分类。我对不吃猪肉有另一种见解，曾经和人类学者讨论过，但他们不同意我的猜测。1984年左右，我到北非突尼西亚旅行一周，体会到沙漠生活的困难，也自以为是地理解到，为什么阿拉伯人不吃猪肉，以及为何会容许多妻制。
大部份的阿拉伯人在历史上是游牧的，在沙漠里最缺的是水与树林，所以燃料也必然稀少。我们都知道牛肉生食对人体无害（牛排馆供应血淋淋的牛排），而猪肉若不煮熟，很容易致病（医学上很容易解说）。在燃料缺乏的地区，以阿拉伯人的烹调习惯（肉类很少切丁切片），猪肉大概引起过不少麻烦。
阿拉伯人
一方面猪肉容易致病，所以被归类为肮脏的动物，二方面游牧民族在迁徙时，猪只的速度太慢而且不易管理，所以在教育不够普及、医学尚不足以理解细菌的时代，为了避免猪只对人群的危害，最根本有效的方式，就是用宗教的规定来禁绝。所以我猜测，宗教和文化上的禁忌，通常可以在历史上找到对应的约制背景。相对地，猪在西洋文化的观念里，则是可爱的动物，卡通造型也从未丑化过它们。
另一项也是旅行时的领悟，同时也不拟与人争辩的议题是：为什么阿拉伯社会容许多妻制？听说现在法律已经禁止，但它的社会根源是什么？我的看法是：这是游牧民族的必要设计，道理很简单。大家都知道女性的平均寿命比男性长，男孩的夭折率大于女孩，所以自然人口中的女性会稍多于男性（约105比100）。
游牧民族一旦碰到战争，男性的死亡率通常高于女性，死伤的通常是中壮年男子，男女比例更是失衡。支撑族群的壮丁若突然减少，那些老弱妇孺由谁负责？我猜测多妻制的起源，并不是鼓励齐人之福，而是每个男子有义务，要负担一位以上妇女及其子女的生计。后来有人能娶四位老婆，那是因为传统文化已能容忍富足者的夸耀。
再回来谈中国的粮食问题。春秋之前的战争，是贵族性的（百姓无资格参军），以制服对方为目的。战国中后期，商鞅在西方的秦国提倡军功，尤重首功（杀敌取首级），之后在几次东征中，采取了歼灭型的战争。以长平或马陵之战为例，都是杀人无数血流漂杵的消灭性战争。
为什么会改变形态？从前的战俘可以当奴隶，而现在秦国的农业已相当发达，不缺乏劳动力，战俘成为消耗粮食的负担，自然没必要保留。况且消灭敌国的壮丁，是接收该国最简洁的方式。大概从那时起，中国对人权的概念有了很大转变。究其根本的考虑，粮食与人口之间的紧张性，应是主因之一。不知道是李鹏或江泽民说的：美国对中国的人权问题一直有意见，其实洋人不了解，在中国只要不饿死人，就够保障人权了。
西洋人说中国人是：陆上走的除了车子，天空飞的除了飞机，海里游的除了潜水艇，全吃。可见粮食对汉民族的压力有多大。现在是牛排馆到处可见，我们对牛肉的观点改变了。有人说那是澳州牛，也不帮我们耕田，所以不必有心理负担。这些都是解除文化禁忌的说辞，我认为最根本的原因，是这些牛肉和我们的基本粮食来源，没有竞争性的关系。文化禁忌通常可以找到约制条件的历史根据，当这些限制解除后，文化禁忌就跟着松弛，因为人类是条件反射的动物。
原刊于《中国时报》1996年10月9日
2《绿野仙踪》与中国
在《绿野仙踪》第20章〈脆弱的瓷器城〉里，女主角多萝西(Dorothy)和她的朋友稻草人、狮子、铁樵夫，要穿过一座瓷器城。所有的东西都是瓷器：瓷地面、瓷房子、瓷牛、瓷马、瓷猪；连百姓也是瓷做的，有瓷公主、瓷牧羊女、瓷牧童，都不超过多萝西的膝盖。他们进入这个城市，从一头乳牛身边走过时，瓷牛吓了一跳，踢翻了放牛奶的瓷提桶，撞倒挤牛奶的瓷女孩。结果那头牛断了一条腿，瓷桶碎了，女孩的手臂也撞出个小洞。多萝西一再道歉，但那个女孩愤怒地检起断牛腿，牵着那只可怜的三脚牛，一跛一跛地走了。
不久之后，遇到一位年轻漂亮的公主，他们想靠近看清楚一些，没想到那位瓷公主吓得急忙逃走。多萝西和她的朋友们，还遇到一个瓷小丑，穿着补丁衣服，显得又丑又滑稽。正当要离开这个城市时，狮子的尾巴不慎扫倒一座教堂，多萝西说：「还好我们只伤了一头牛和一座教堂，他们实在是太脆弱了。」
《绿野仙踪》女主角多萝西(Dorothy)和她的朋友稻草人、狮子、铁樵夫
美国的货币史学者Hugh Rockoff，在1990年98卷4期的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发表一篇论文，说《绿野仙踪》这部童话书里，其实隐含相当重要的美国货币史背景。他说此书的作者包姆（L. Frank Baum, 1856-1919），在政治立场上是人民党党员（populist）；在经济问题方面，他反对美国在1870年代放弃金银复本位，采取黄金单一本位。背景是：大约从1870年开始，英法德诸国舍金银复本位，改采黄金本位，国际银价因为失去货币功能而大跌。美国为了跟上世界潮流，1873年宣布放弃复本位，改采金本位。这对西部的产银诸州而言，因为世界银价大幅下跌而损失惨重，现在连美国政府也不要白银了，情况凄惨不言可喻。
许多经济学者和包姆一样，认为这是美国货币政策的一大错误，称之为「1873年的罪恶」（Crime of 1873）。但这是世界货币体制的潮流，美国在那个年代还不是国际经济的主导者，只好跟着英法诸国的政策起舞。大约25年之后包姆开始写作《仙踪》，他把这25年间因为废止银本位而产生的祸害，以及另一些社会和政治方面的问题，透过童话的形式，表达他的不满与意见。熟知此书的人，会注意到多萝西有一双魔力强大的银鞋（隐喻银本位的重要性），以及住在绿色翡翠城（美钞是绿色的）里名叫奥兹的巫师（Wizard of Oz），而Oz正是ounce（盎司，金银单位）的简写。单从这几项外在的特质，就可以显现《仙踪》和美国货币政策之间的关系。
Rockoff的文章把这层关系讲解得很清晰，有兴趣的人可以细读。其中与中国相关的篇幅不多，主要的论点是：〈脆弱的瓷器城〉（Danity China Country）是在指涉中国。大家都知道china这个字，在小写c时是指瓷器，大写时指的是中国。包姆写这一章的用意是：中国在对外贸易上，是个银本位的国家，自从国际放弃白银本位后，中国货币的对外购买力大贬，而多萝西和她的朋友（美国的白银政策），给这个脆弱的瓷器城，带来了惊吓和破坏。Rockoff告诉我们：那位美丽的公主，可能是在虚拟慈禧太后，而被狮子扫倒的教堂，是庚子拳乱时被义和团破坏的洋教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