暂且不论是否如此，我觉得这是一项有趣的诠释。可是我认为，美国的白银政策在1870-90年间，对中国的经济并未造成重大的影响：包姆误以为中国当时蒙受「银贱」的苦难，美国的白银政策要负一部分责任。中国当时确实受到国际银价跌落的影响，可是以美国当时的经济实力，和对国际金融的影响力，还没有到足以严重伤害中国的行情。包姆让多萝西和她的朋友们，无心地破坏可爱的瓷器（中国），那是因为他对中国货币体制的理解不足，才会让多萝西背了不必要的黑锅。我的目的是要帮多萝西平反，因为真正的破坏者，是英法列强改采金本位，所造成的国际银价长期下跌。我希望以下的论点，可以告诉《仙踪》的读者说：多萝西和她的朋友们，其实不必有太大的愧疚感。
美国采取金银复本位时（1873之前），1盎司的黄金可以换15.6盎司的白银(1比15.6)。1873年放弃白银本位后，银价持续下跌，到了1889年时，跌成1比22。产银区的业者和矿工，以及原先持有大量白银的人，因为损失惨重而组织起来，要求政府无限制地铸造银币，给白银业者一条生路。这是违逆国际潮流的主张，当然不会成功，但是1890年时有了转机。共和党主导的国会，想通过由东岸产业界所提出的关税条例，所以就和西岸产银州的议员达成协议：如果西岸能支持通过关税条例，东岸就支持通过西岸的购银法案，要求财政部每个月收购450万盎司的白银。这项法案在1890年7月14日通过了，称为Sherman购银法案。
1893年11月美国总统Stephen Grover Cleveland废止购银法案
这条法案一过，一方面大家怀疑美国是否还要维持黄金单一本位，另一方面预期白银价格会因而回升，所以就投机抢购白银来卖给财政部。这等于是议会强迫国家，收购国际价值持续贬跌的白银，数量是每年将近五千万两。以美国当时的国力，哪有可能长期撑下去？到了第三年（1893）的上半就出现警讯：财政部的黄金快耗光了，美国不知是否还能维持金本位制。经过激烈的争辩和拖延，国会在1893年11月废止购银法案。
我认为这项法案的影响，主要是在美国境内，就算对外国有影响，也不致于妨害到中国。先从价格的角度来看，虽然此法案规定财政部，每个月要购入450万盎司，可是并没有限制它的收购价格。原先以为白银价格会回升的投机者，没想到世界各地的白银涌入，所以在纽约和伦敦的白银价格，都不升反跌。
从数量的角度来看，白银因为已不再是国际货币，所以各国急于清理库存，最重要的出处，当然是当时仍采银本位的中国。在1871-80年间，中国进口的白银数量，约是3千3百万两（每两等于37.5公克）。而在1891-90年间（美国购银法案1890通过之后），进口白银的数量约是9千6百万两（几乎是三倍）。也就是说，不论从价格或数量来看，中国的银子并未被美国吸走，反而还因为国际银价的持续下跌，而大量流入。
我认为，购银法案如果真的伤害到中国，并不是因为它的通过，而是因为它的废除：财政部不再购银，使得原本就低落的银价雪上加霜。1890年法案通过时的银价，是每盎司1.04美元，1893年底废除时0.78美元，之后一路跌到1898年的0.59美元，十年间贬了44%。对中国这样的银本位国家而言，这等于是外力强迫她的对外购买力贬值。鸦片战争后，中国有一连串的战败赔款、外货侵入、外债高筑，然后货币又大贬，真是欲哭无泪。更要命的是：当初的赔款以白银为单位，现在银价大贬，列强不干损失，硬要中国再赔出这段汇差。包姆从媒体上知道中国的白银问题，所以就设计了〈脆弱的瓷器城〉这章，来凸显白银政策殃及可怜的小瓷器城（中国）。
1929年世界经济大恐慌后，金本位制在1931年废除，白银回复了它的货币功能。美国政府在罗斯福总统任内，通过一项购银法案（1934），规定财政部不论是在国内或向国外采购，必须(1)要使银价维持在每盎司1.29美元以上，或是(2)财政部白银存量的货币价值，达到黄金存量货币价值的三分之一为止。
这项新购银法案，对中国就有影响了。第一，这次规定要把银价抬到每盎司1.29美元以上；第二，可以向外国收购；第三，1934年的美国，在国际货币的领导地位，已和1890年不可同日而语；第四，金本位已垮，各国不再急于抛售白银。1934年的购银法案尚未通过时，中国政府预见这会把白银大量吸往美国，使得货币供给（白银）锐减，造成物价下跌，百业萧条。1934年的法案是否有此效果，还是争辩中的问题，在此我只是要说：虽然是同样性质的法案，但是1890年的美国和1934年的美国，在国际金融体系内的行情完全不同，不论从价格和数量的角度来看，对中国的影响完全不同。
再回到1890年代的情境。国际银价长期下跌，在美国废止购银法案后更是火上加油，使得原本是银荒的中国，竟然出现了「银贱」的情形：1885-95年间，白银的购力跌了将近一半。何汉威先生在《中央研究院史语所集刊》（1993年62卷3期），发表一篇详细的论文，分析这种银贱铜贵的状况。他告诉我们，白银一贬，银铜比价也就大幅下跌：相对于白银的下跌，铜钱的价值高涨了（1880-9年间涨了两倍以上）。晚清的铸币权在各省政府手中，各省财政原本困难，一旦看出铜钱升值，就开始大量铸钱谋利（可赚一倍以上）。若某省因铸铜钱而获利，邻近省份就会铸造劣钱，来此省买物品或换回良币，因而出现典型的「劣币驱逐良币」：各省竞铸铜元，愈铸愈差，铜元价值大贬，因而物价大涨。
在国际银价下跌和美国购银法案的影响下，如果中国是以银为单一本位的话，就算受了伤但还能挺得住，因为白银到底不是民间的日常货币。要命的是，铜元价格因银价下跌而相对地高涨，各省竞铸铜元所产生的劣币效果，破坏了民间日常交易的铜元体系。铜元的败坏助长物价上涨、经济不稳、暴动、镇压、军费支出，这才是伤了命脉之因。
包姆不理解中国是银铜本位（不是西洋的金银本位），他没理解到对中国真正有杀伤力的，不是银而是铜。他有心或无心地指责美国白银政策的副作用，让多萝西和她的朋友，以为他们伤害了瓷器城（中国）。
现在我们可以比较深刻地理解到：多萝西他们其实没破坏什么，元凶是英法各国所采取的金本位。如果美国在1890年通过的购银法案，对中国产生过影响的话，最多也只是在骆驼背上放下最后一根稻草。如果那项购银法案是英国制定的，而且多萝西是英国人的话，那么她就可以对瓷器城的破坏而感到愧疚了。
原刊于《中国时报》1997年12月29日
3梁启超论美国的托拉斯
〈二十世纪之巨灵托辣斯〉（1903，《饮冰室合集》14:33-61）这篇长文，有几项主要的讯息。(1)梁启超在美国游历，初见闻这种独特的经济组织Trust（意义与沿革详见下文），他急切地想要向国人介绍，这种「生计界新飞跃之一魔王」(14:34)。(2)他受到严复译《天演论》物竞天择观念的影响，认为托拉斯是经济上的新强势组织，若依目前的扩张趋势，则「不及五十年，全世界之生计界将仅余数十大公司（适者生存）」(14:33)。(3)托拉斯对中国的影响，是「不及十年，将披靡于我中国。…抑我国中天产重要品，若丝若茶若皮货，其制造之重要品，若磁器若织物，苟以托辣斯之法行之，安见不可以使欧美产业界瞠然变色也。」然而他也知道这只是理想：「而惜乎我国民之竟不足以语于是也，吾介绍托辣斯于我国，吾有余痛焉耳。」(14:61)
1989年版《饮冰室合集》将原四十册合订为十二册
此长文分10节：发端、发生之原因、意义与沿革、独盛于美国之原因、托拉斯之利、之弊、与庸率（工资）之关系、国家对托拉斯之政策、与帝国主义之关系、结论。其中背景解说性的篇幅不少，此处不拟摘述，把要点放在析论梁对各项问题的见解。4
1意义与沿革
梁对trust（托拉斯）这个名词的解说是：「盖多数之有限公司，互相联合，而以全权委诸少数之人为众所信用者，故得其名（西律凡承受遗产之人未成年或有疾不能自理事者，则任托一人为之代理，其人亦名托辣斯梯）。」(14:37)这样的界定，用现代的眼光读来，忽略了几项重要的特质。
第一，并不是任意几家公司结合在一起，委托某些人经营，就可称为托拉斯。组成托拉斯的基本目的，是要独占或寡占或大幅扩张市场占有率，使厂商能因而得到更大的利润（或减低成本），使公司的产品在生产与营销方面更具主导性。在手法上可分为水平的结合（同类产品之间的联结，例如汽车业之间、家电业之间），以及垂直性的结合（例如从上游的石油裂解结合，到下游的油品贩卖）。另有一种是多角性的结合，例如日本的三菱公司，在重工、贸易等诸方面的经营，都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第二，梁在括号里所说的，是在说明信托人（truster）， 把所有权委托给特定的代理人（trustee），之间的法律关系，这和经济学上的托拉斯完全是两回事。经济上的托拉斯，不一定要把经营权委托给他方，只要是在经营上相互结合，以追求更高的市场掌控度者，都可称为托拉斯行为。也就是说，单单把经营权或所有权委托他人，在法律上虽名之为信托 (trust)，但并不足以称之为托拉斯。要点是：厂商在相互结合之后的经济影响力，已触犯法律规定的最高限度，就可用反托拉斯法（或公平交易法）来处置。若依梁的定义，则看不出何以需要有反托拉斯法的存在。
从这两点看来，梁所举的4种托拉斯组织方法，都是属于把企业权委托他人经营的性质，这和经济学上可用「反托拉斯法」处置的企业结合垄断行为完全无关。这是因为梁对经济学的认知有限，而他所参阅日文的著作，大概是先用法律观点来解说此词，而未直接进入析论企业的水平与垂直结合，而误导了梁的基本认知。
上海辞书出版社的《经济大辞典》（1992年，页695-6），对托拉斯有如下的解说，可用来对比梁的误解。「资本主义垄断组织的一种高级形式。生产同类产品或在生产上互有联系的大企业，纵向或横向合并组成的垄断组织。旨在垄断某些产品的生产和销售，攫取高额垄断利润。全部活动由一些最大的股东组成的董事会加以控制，参加企业成为这个大垄断组织的股东，在法律上和产销上完全丧失独立性，只按投入资本额取得股权和分享利润。主要有两种类型：以金融控制为基础的托拉斯，和以企业合并为基础的托拉斯。前者的参加者保持形式上的独立，实际上则从属于类似持股公司的总公司，大股东通过股票控制额以控制整个垄断企业。后者是由同类企业合并组成，或由实力强大的企业吞并较弱的同类企业组成。托拉斯是比卡特尔和辛迪加更加稳定的垄断组织。美国是最早出现托拉斯的国家。」
梁的另一项误解，是为何托拉斯这种组织，会在西洋经济体制内出现。他用3页多的篇幅，来解说托拉斯发生的历史背景。他的见解相当独特：「此近世贫富两级之人，所以日日冲突而社会问题所由起也。于斯时也，乃举天下厌倦自由，而复讴歌干涉，故于学理上而生产出所谓社会主义者，于事实上而产出所谓托辣斯者。社会主义者，自由竞争反动之结果；托辣斯者，自由竞争反动之过渡也。」这是很让人费解的论点。
资本主义因主张自由竞争，而造成社会阶级分化、贫富悬殊、社会不公等弊病，所以会产生和它对立的社会主义，目标是要消除因资本主义制度而起的弊病。而托拉斯制度，尤其是在美国产生者，从历史过程的角度来看，正好是资本主义自由市场经济体制发展的极致：大企业间为了追求更高的市场占有率、更高的利润率，因而有水平与垂直的整合，这是自由竞争的极端化结果，而不是梁所说的：「自由竞争反动之过渡也」。若托拉斯只是过渡，那么过渡之后的阶段是什么呢？梁说：「曷云托辣斯为反动之过渡也？托辣斯者，实“自由合意的干涉”也。」这又是一项难以理解的说法。
另一项更难理解的，是梁所认知的托拉斯产生之原因。梁分8项说明「非有大资本者，不能优胜于竞争」，「所谓大食小、大复食大者，于是而第二等之工业亦将全败。于斯时也，生计界之恐慌不可思议，而社会必受其病，故非有所以联合之而调和之，则流弊遂不知所届。此托辣斯之所由起也。」照此段文义看来，托拉斯是因工商产业之间有弱肉强食、以大吃小的现象，为了防制此项流弊，所以才会产生托拉斯。这样的见解和一般的理解正好相反：托拉斯是厂商借着水平与垂直的结合，来追求更高的市场占有率和更高利润；同样地，为了防制托拉斯的弊端，美国政府才会执行反托拉斯法。
再举《经济大辞典》的例子，来说明托拉斯之害以及梁对此事的误解。「1882年，洛克菲勒家族的俄亥俄孚石油公司，吞并14家大石油公司成立的美孚石油托拉斯组织，是世界上第一个托拉斯组织，资本额虽仅1.1亿美元，却控制着美国精炼油总产量的85%和出口量的90%。1900年以后，食糖、制钢、石油、制铝、铁路、电气设备、榨油、火柴、烟草等行业均普遍成立了托拉斯组织，共有185个。它们掌握了30余亿美元资金，占全国制造投资的三分之一。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德国、英国和其它西欧国家也相继出现许多托拉斯组织。由于托拉斯任意操纵价格、排斥竞争，造成大量中小企业破产并不断发生侵吞土地、营私舞弊、行贿等不法行径，引起各阶层人士的普遍反对。因此，美国国会后通过了一系列反托拉斯法律，如谢尔曼法、克莱顿法和联邦贸易委员会法等以施加限制。在此压力之下，标准石油托拉斯于1911年由美国最高法院裁决予以解散。」
梁对托拉斯的基本误解，在一段自问自答中再度显现。「问者曰：子言托辣斯所以救自由竞争之极敝。今若此，是以更大之资本，与彼次大之资本相竞争耳，而何救之可云？曰：是其性质不同。…故托辣斯者，和平之战争，而合意之干涉也。」此段文义难解，但问题的根本，还是在于梁弄错了托拉斯的基本定义与目的：托拉斯本身是自由竞争的极致，所以才需要有反托拉斯法来制衡；托拉斯这种组织，不是用来「救自由竞争之极敝」的，托拉斯不是救命者，而是要被限制的对象。
2利弊
梁用3节的篇幅，说明托拉斯独盛于美国之原因、托拉斯之利与弊。他根据日本农商务省4年前之报告(1899)，译录5大因素，说明何以托拉斯在美国独盛。这些因素已是众所皆知，不必细引，但其中第五条说：「美国之铁路如蛛网然，贯通全国而往往有秘密减价之事，是亦导起托辣斯之一原因也。」若已蛛网，则经营者必多，也必相互竞价，不必秘密减价。
梁列举托拉斯的12利，并以表列方式呈现，甚简明，但亦有可辩者。他分3项来说明：(1)本公司之利（内分消极的与积极的）、(2)消费者之利、(3)全国民之利。若托拉斯对消费者有利（他分列3项：物价低廉、供给确实、运费节省），对全国民有利（亦分3项：节制生产维持物价、交换智识奖励发明、蓄养内力与他国外竞），则美国何以需要反托拉斯法？
他另用10条说明托拉斯之弊，全文过长不便细引，重要的讯息是：梁对这些弊端与批评，采取辩护性的态度，举一例为证。「第三，以其为本业之独占也，无竞争之刺激，故生产技术之改良进步日益怠。以此与自由竞争之国民相遇，不久必至退步劣败，诚如是也。则前此种种之利益，皆不足以相偿矣。」这是常见的合理论点，梁在同段内的辩解是：「虽然，据过去现在之托辣斯实情以审判之，此流弊似尚未见。」若真是如此，那何以会有此批评且为经济学界所共识？
梁既知美国在1882-1900年间屡有反托拉斯法案，又详知各主要托拉斯公司之业务与合并状况，照理应说明为何美国司法界屡有此类反对性的作为。但纵观全文，他的倾向却是支持托拉斯制度。例如他在第7节从劳动者的角度来看，说有人批评自由竞争过度，会导致资本家利润降低，劳动者的收入因而受影响。梁以3个表格证明：不同层级的员工在托拉斯成立后，薪资不降反高，「此托辣斯有益于劳佣而无害，其证一也。」之后他举统计数字说明：「托辣斯成立以后，雇佣之人数与受庸之金率，相缘且增，而且其增加率甚大，至易见也。托辣斯有益于劳佣而无害，其证二也」；「托辣斯者，亦调和资本家与劳力者之争阋一法门也。」
梁何以有这种见解或心态？动机之一，是他希望把托拉斯的概念介绍给国人。因为中国的企业太小太弱太散，他期盼能透过这种组织，把工商业结合成几十个大企业，一方面增加产能，二方面提高国际市场的竞争性：「抑我国中天产之重要品，…茍以托辣斯之法行之，安见不可以使欧美产业界瞠然变色也。」
理解这项基本动机后，我们只能惋惜地说：梁误解美国托拉斯的基本性质，误估它对国计民生的利弊。美国的托拉斯是大企业之间的再度结合，不论是水平的或垂直的，目的是在进一步控制市场和提高利润。梁所希望的，是中国的中小企业结合起来，达到一个稍有规模的企业体，不论是水平的或垂直的，目的是要能在国际市场上稍有竞争对抗的能力，以「使欧美产业界瞠然变色」。在这项动机下，他表列托拉斯的诸项优点，替托拉斯的诸项弊端作勉强的辩护：「似尚未见」、「亦不必深虑也」、「若是不足以相诟病也」。
3评价
梁的动机，犹若一位体弱的中国男子，初见美国重量级举重选手体魄强壮，艳羡之余，亦思采相同之环境与训练方式以求强健对抗。医者示曰：此类选手刻意训练，日后恐得某病，身体某处恐老后反受其苦，故法律禁止过度伤劳也。但此人只思强壮，对曰：此弊不必深虑、不足以诟病也。这种顾前不顾后的冲动，梁并非特例，严复亦犯此病。
亚当˙史密斯的《国富论》，是英国执世界经济牛耳时期的作品，史密斯主张自由放任、自由竞争，对弱小诸国（如18世纪之德国）而言，犹如超级柔道或拳击选手，主张比赛不必分等级，只要放任自由竞争即可。严复在清末译此书时，向国人介绍这几项英国经济强盛时的政策，希望中国亦能仿效直追。他的目的和梁一样：希望因而「可以使欧美产界瞠然变色」。自由放任和托拉斯一样，都是英美经济发展长期累积出来的「自然」产物，都是强盛时期的特殊产物，梁与严两人极思中国经济能仿行，但徒见其利而不见其病。
现代的经济学知识，对托拉斯已有较正确、较完整的理解，我们不必对梁这篇基本认知错误的文章过度批评。对美国托拉斯与反托拉斯运动有兴趣的读者，可以参见下列的相关文献。5
原刊于《历史月刊》1999年12月号
4两次失败的井田制实验
秦汉以后的信史中，就没有井田制的记载，但在汉代与清代各有过一次「井田」实验，都以失败收场。本文第1节说明汉代王莽新朝试行王田制的背景，它的主要理念为何？具体的做法为何？碰到哪些障碍？为何终归失败？第2节以类似的角度，说明清代雍正朝所实施的旗人井田区，它的构想与做法为何？有哪些无法克服的困难？从这两次的失败实验，让我们更警觉到一点：理想中的井田制，其实不易施行，幻想是优美的，现实是严酷的。
1 王莽的王田制
1背景
王莽的新朝（公元9年至23年），是西汉与东汉之间的短命王朝（15年）。为何在两汉之间会出现这个过渡王朝？西汉初年地多人稀，耕地的压力不大。在初期的休养生息之后，经济发展国力强盛，到了武帝时「竭民财力，奢泰亡度，天下虚耗，百姓流离。」（《汉书》卷75〈夏侯胜传〉）。武帝对外征伐拓土，对内兴功役民，导致民间贫困化。尤其是商人阶级的兴起（如桑弘羊、孔仅、咸阳），势力膨胀，土地兼并状况日益严重。
《汉书》卷24〈食货志〉说：「豪富吏民，訾数巨万，而贫弱益困。」「强富豪，田宅逾制，以强凌弱，以众暴寡。」农民「或耕豪民之田，见税什五。」或是「逃亡山林，转为盗贼。」「有卖田宅，鬻子孙，以偿债者矣。」武帝之后，朝廷还举办一次著名的朝野代表会议，记录在桓宽的《盐铁论》内，充分反映武帝之后，社会与财经问题的严重程度。单就土地的兼并而言，在王莽代汉的前夕，已造成社会的重大危机，是导致西汉灭亡的重要因素。
新朝王莽
2王莽篡汉
王莽精熟《仪礼》、《周礼》、《左传》等古文经学，也能兼纳今古文两派之说。在生活方面，他被服儒生，俭朴节约，礼敬师友，尊崇贤良。在这种形象下，他得到不少儒臣的褒美，期望他能实现带有儒家礼治天下的社会模式，解除西汉晚期以来的乱象。汉儒对具有外戚身分的王莽积极拥护，把他当作复古化的执政圣贤，逐步推向篡汉称帝的局面。哀帝崩后，王太后召王莽，迎立平帝，位上公，加九锡，大权在握。不久，弒平帝，迎立孺子婴，居摄践阼；三年后废帝自立，改国号为「新」。
王莽掌握朝政后，起用古文经派的刘歆，想施行《周礼》（谣传为周公所作）内的典章制度，有许多儒生也支持这条复古的改造路线。新王朝的托古改制大略有十项：(1)仿居摄事（给自己的新王朝找历史根据），(2)立五等爵（公侯伯子男），(3)设置郡县（依古文经书为典范），(4)改颁吏禄（重订官俸），(5)复井田制（行王田制），(6)五均赊贷（设五均官平抑物价），(7)改革币制（共5物6名28品），(8)释放奴婢，(9)行巡狩礼，(10)改定祭礼。这些新制度都有经文的根据，如《汉书?食货志》所说：「每有所兴造，必欲依古诗经文。」
3王田制的构想
以下专谈上述的第(5)项（行王田制）。先看《汉书》卷99〈王莽传〉的记载，说明王莽的理念与手法。「莽曰：古者，设庐井八家，一夫一妇田百亩，什一而税，则国给民富而颂声作。此唐虞之道，三代所遵行也。秦为无道，厚赋税以自供奉，罢民力以极欲，坏圣制，废井田，是以兼并起，贪鄙生，强者规田以千数，弱者曾无立锥之居。…予前在大麓，以令天下公田口井，时则有嘉禾之祥，遭反虏逆贼且止。今更名天下田曰“王田”，奴婢曰“私属”，皆不得卖买。其男口不盈八，而田过一井者，分余田予九族邻里乡党。古无田，今当受田者，如制度。敢有非井田制，无法惑众者，投诸四裔，以御魑魅，如皇始祖考虞帝故事。」
从这段正史的引言看来，王莽先谴责秦无道，坏圣制，废井田，导致社会不安。接着他说本来在大麓时，曾经想实施「公田口井」，但因故未行。现在有了新王朝，他要把天下的田土改称为王田，不得买卖。主要的目的是平均地权：「男口不盈八，而田过一井者，分余田予九族邻里乡党。」若有人敢反对「井田圣制」者，依古制严厉处罚。这段话表明王莽所行的是土地国有制（王田），是依循古代的「井田圣制」。然而，他确知古代井田的运作方式吗？王田制真的就是井田圣制吗？现有的史料没有与王田制相关的具体细节，但我们知道一项整体性的数据。《汉书》卷28〈地理志〉第八下说，定垦田有8,270,536顷，民12,233,062户，口59,594,978人（平均每户4.87人）。旧制一顷等于100亩，若可耕地为827,053,600亩，则平均每户约可分得67.6亩，每人约可分得13.9亩。也就是说，若王田制真的彻底施行，也做不到「一夫一妇田百亩」的理想。
4阻碍与失败
可以料想得到的阻挠，是原先拥有广大田土的地主，必然反对王田制。王田制实施后，据〈王莽传〉第69中说：「诸侯皆困乏，至有庸作者。」这些地主中有些是政府权要，自然集结起来反对。〈王莽传〉又说：「于是农商失业，食货俱废，民人至涕泣于市道。及坐卖买田宅奴婢，铸钱，自诸侯卿大夫至于庶民，抵罪者不可胜数。」
〈王莽传〉记载中郎区博劝谏王莽的话：「井田虽圣王法，其废久矣。周道既衰，而民不从。秦知顺民之心，可以获大利也，故灭庐井而置阡陌，遂王诸夏，讫今海内未厌其敝。今欲违民心，追复千载绝迹，虽尧舜复起，而无百年之渐，弗能行也。天下初定，万民新附，诚未可施行。」莽知民怨，乃下书曰：「诸名食王田，皆得卖之，勿拘以法。犯私买卖庶人者，且一切勿治。」
从这段记载可知，王田制很快地就经不起考验，王莽公开放弃此制。到了新朝的后期，「莽知天下溃畔，事穷计迫，乃议遣风俗大夫司国宪等分行天下，除井田、奴婢、山泽、六筦之禁，即位以来诏令不便于民者，皆收还之。」
王莽的新朝迅速崩溃，原因众多，这不是本文的主题，但我们可以猜测：牵动全国基本生活的王田制，应是新朝崩溃的重要因素。若要和井田说这个题材牵连起来，我有以下的结论。其实王莽要做的是土地国有制以及地权平均，但他又以复古为己任，所以把王田制和井田说勉强牵扯在一起。其实他也未必清楚，传说中先秦井田制是如何运作的，况且他所依据的《周礼》，现代的考证（如钱穆(1932)〈《周官》著作时代考〉）已经知道，这是战国晚期的伪书，其中所述的井田制也不可靠。
2 清雍正朝的旗人井田区
这项井田实验有3项特色：(1)试行时间很短，从雍正三年（1725）至乾隆元年（1736），只有11年。(2)范围不大（河北省的顺天府与保定府，共2府4县17村，总面积20,939.2亩）。(3)文献有限（以《八旗通志》内的〈土田志〉为主）。
1旗民的生活
清初入关后，由于明朝的皇亲、驸马、公、侯、伯、内监，遗下许多无主的庄田，而清朝的东来诸主、勋臣以及八旗兵丁无处安置，就把这些土地分发给他们。依《大清会典?八旗通志》卷62页11记载，所谓的圈地是「顺治11年（1654）覆准，凡丈量州县地用步弓，各旗庄屯用绳。用步弓曰丈，用绳曰圈。」圈地的分配原则是：诸王以下依职爵不同而异，壮丁每名25亩，普通旗民每人30亩。若有灾荒，每亩地给米2石，例如康熙三年（1664），八旗庄田灾赈米粟2百余万斛，10年（1671）赈八旗屯米160余万石。此外还常发内帑给旗民偿债，例如康熙年间曾发帑金540余万两，一家赏至数百两；后又赐帑金650余万两。因有朝廷的照顾，旗民的生活优裕，「治生苟且，靡费极多，饱食终日，无所用心」。
康熙12年（1673）的谕旨记载：「…近见满州贫困，迫于逋负者甚多，赌博之风禁之不止，…且满州习俗好为嬉戏，凡嫁娶丧祭之仪，不可枚举。…」雍正2年（1724）的谕旨，对旗民的奢侈、堕落、贫困说得更明白：「朕以八旗满州等生计，…其妄行过费、饮酒赌博，于歌场戏馆，以觅醉饱等事，屡经降旨训戒，…」雍正4年（1726）的上谕说：「…八旗为本朝根本，…今八旗兵丁贫乏，即将食粮国帑尽行颁赐，朕固不惜，但使随得随尽，曾不浃旬，遽即荡然，亦何济之有？并有将原置房产变易无遗者。…」（见《圣祖仁皇圣训》卷6页3、《大清会典事例》卷1164页3、《世祖圣训》卷6页5）
雍正
2试行井田区
部分旗民不事生产、奢侈、堕落、危害社会，所以雍正想把某个地区的土地收归国有，让这些旗民能「不饥、不寒」、「放辟邪侈，皆不为己」，希望能在井田制下同养公田，「尽收尽报」，一方面不拖欠钱粮，二方面有正当事做，三方面有收入来源。
雍正二年（1724）6月，怡亲王等奏请：「臣等查得内务府余地共一千六百余顷，及拖欠钱粮人所交地共二千六百余顷，以此两项地内，挑选二百余顷作为井田。行文八旗，…将无产业满州五十户、蒙古十户、汉军四十户，前往种地。」（《八旗通志?土田志》卷6页1-2）雍正五年（1727）上谕：「旗人枷号鞭责治罪革退官兵，并无恒业，在京闲住，依靠亲戚为生，以致良善之人被累维艰。…将此等人查出，令于京城附近直隶地方耕种井田，作何安置之处，王大臣等会议具奏。」也就是要把受过刑事处分的旗民，送到井田区内约束改造。
他们依照孟子「方里而井」的说法，来划分井田经界，基本的原则是：(1)在井田地亩内，倘有旗民交错之地，请将近存良田照数换给。(2)以周围八分为私田，中间百亩为公田，共力同养公田。(3)自16岁以上、60岁以下，各授田百亩。但据《大清会典事例》卷161页3记载：「每户原给一百二十五亩，以十二亩五为公田，十二亩五分为屋庐场圃，一百亩为私田。」
除了这些「井户」，还有一种「堡户」：这些是受过刑事处分的旗民，不种公田也不纳粮，只给地30亩。政府不但提供井户土地，还要供给建农舍、购置农具、耕牛、种籽、一年的食粮：每间土房给银10两（共4百间），每户给银50两供买办口粮、牛种、农具。若是因罪发往井田者，「五户共给牛三只，购买牛具、籽粒等物及每年口粮，每户给银十五两。」井户有3年的免税期：「公田俟三年之后，所种公田百亩之谷，再行征取。」从这些优厚条件看来，根本就是在安置对社会造成困扰的旗民，完全不是孟子或传说中的先秦平民井田制。
从雍正三年（1725）至七年（1729）间，试行的井田区域，只限河北省的顺天与保定两府。顺天府内有固安县（内有6村）、霸州（内有5村）、永清县（内有3村）；保定府内有新城县（内有3村），合计2府4县17村，井田数合计20,939.2亩。
井田区内设「管理员」1名，为最高负责人，管理井田相关事务，以「革职大员内诚实有年纪者」充任。主要的职责是约束井田民户，「令其耕种，不许出入京城。」若「管理井田官员不能料理妥贴，或约束不严，致令生事扰害地方者，将管理官员从重治罪。」另设「劝教」1名，专管井田户旗民的刑政与教养，使不敢妄生事端。另设「骁骑校」，专治军事，维持井田区的治安。设「催领」8员，专事催取公租。设「乡长」1名，专供督率农务交粮，并稽查逃盗、赌博等事。从这些职位的任务看来，这种井田区其实更像是罪犯恶人的矫正生活区。
3必然的失败
井田制从雍正三年（1725）试行到13年（1735），乾隆即位（1736）后立刻废除：井田制几乎和雍正朝同始终。乾隆元年4月，和硕庄亲王等奏请停止试行井田：「设立井田试行十年以来，所有承种之一百八十户，缘事咨回者已有九十余户。循环顶补，大都皆不能服田力穑之人，行之未见成效。」（《大清会典事例》卷161页3）
也就是说，在11年间有180井田户，其中一半（90户）先后退出，其余90户「不能服田力穑」。乾隆朝的执事者知道井田若继续施行，「势必添工本，徒耗钱粮」。接下来要做的是如何善后：「令地方官确查实力耕种者，改为屯户，于附近州县按亩纳粮，令各属防御管辖。」「其不能力穑之户，咨回本旗，停其拨补。原领田房，交州县赁耕，取租解部。」
雍正朝试行的井田必然失败，因为初始的动机与目的，就是要安顿堕落与危害社会的旗民。这些井户虽然有免费的耕地和必须的经费，但要他们自食其力，是不可奢求的事。传说中的井田制是全国上下一体施行，而雍正朝的井田，只是在一时一地的小范围内，给不事生产的旗民与社会边际份子，一个区隔的生活圈，徒然坏了井田这个美好的历史想象。
这种井田情结，在道光年间还在皇帝的朱批中出现过。2004年在台北故宫博物院的展览「知道了：朱批奏折展」内，页60有一项奏折，是江西道监察御史罗志谦的〈奏为兴复井田因利利民不致纷扰折〉，时间是道光三年（1823）七月初六日。皇帝的朱批是：「考古而不通今，一片繁文，于事何益。」道光皇帝或许知晓雍正朝的前车之鉴，才会有这种正确的认知。
原刊于《历史月刊》2007年12月第239期
5井地说与井田说
1基本论点
本文最重要的论点，是在辩明井田之说源于《孟子》，接着论证孟子当初的用意，是要替滕国规画「井地」，而非倡议「井田」制。后儒误解了这点，而导致不必要的「井田有无」之纠葛。其实「井字田」和「井田制」是两回事：把土地划成「井」字型，目的是要「正经界」（类似农地重划）；井字型的耕地，和传说中的井田制（一种政治、社会、经济之间的复合关系），是不相干的。
1919-20年间，《建设》杂志曾经对「井田制度有无」这个议题，刊登过一系列的辩论文章，主要的参与者有胡适、胡汉民、廖仲凯、朱执信、季融五、吕思勉等人。这些文章由上海华通书局汇印成书《井田制度有无之研究》（1930年147页）。柯岑（1933）《中国古代社会》的附录中，重印这场辩论的内容。这本书在1965年，又由台北的中国文献出版社重印。此书对井田有无的各种看法，以及与先秦田制相关的论题，已大致有具体的呈现。梁启超在编写讲论《先秦政治思想史》（1922）时，不知是否已听闻胡适等人的争辩，然而从《先秦》内相关的论点看来，感觉不出梁对那项辩论有所反应。
民国以来，对先秦田制与井田说争辩的文章很多，有些是单篇专论，有些是在土地制度史内附带论述，有些像梁一样在论先秦史时带上一笔。我们认为其中最有力的辩解，是钱穆（1932）论述《周官》的著作年代时，在第3节「关于田制」的详细深入解说。齐思和在〈孟子井田说辨〉（1948）中，将孟子论三代田制的一段文字，与回答毕战的一段文字作出区分，认为后者是专替滕国设计的方案，这帮助我们澄清不少混淆的观念。
钱穆
从民国初年胡适与胡汉民等人辩论「井田有无」以来，这场大争辩至今仍未止息，学术期刊上还不时出现各式各样辩解井田的文章。以专书形式探讨井田制的研究，在1970-80年代就有陈瑞庚（1974）《井田问题重探》、金景芳（1982）《论井田制度》、徐喜辰（1982）《井田制研究》、吴慧（1985）《井田制考索》。这些专著以及无计其数的单篇论文，各自从独特的角度出发，论证井田问题的各个面向，可说是众说纷纭，至今尚无能相互信服的定论。日本学界对井田制的研究，请参考佐竹靖彦（1999）〈日本学界井田制研究状况〉，和佐竹靖彦（1999）〈从农道体系看井田制〉。佐竹的基本见解是：「笔者明确地认为井田制确实存在。」
在这些庞杂的文献中，以「孟子井地」为主题的论文并不多见，在此仅举两例。木村正雄（1967）〈孟子の井地說：その歷史的意義〉是較早的一篇，他認為「井地說」是孟子獨創新倡的（頁167）。方清河（1978） 的硕士论文〈孟子的井地说〉，基本论点和本文的看法相近：孟子的原意是井地「方案」而非井田制，井田制是后儒误会、附会、强加注释，而仍无法求自圆其说的「人工产品」。可惜这篇论文没有整理发表在期刊上。虽然本文和方先生的基本路线契合，但在论证方式与左证数据上仍有相当差异，各自有侧重的面向。若举一例以说明差别，则本文第3节「从井字的根源看井田说」，是历年来否证井田说较独特的方式。
本文从一个较特定的观点，来探讨这个问题：井田说源自《孟子》，而孟子当初替滕国所规画的是「井地方案」（即「井字田」），目的是在「正经界」，这与后儒所谈论的、理想化的井田制无涉。把「井地」和「井田」混为一谈，是日后争讼井田有无的肇端。整体而言，井田有无的辩论，是自树稻草人的虚拟型「空战」，正如胡适在《井田制度有无之研究》（页30）所说的：「“日读误书”是一可怜。“日读伪书”是更可怜。“日日研究伪的假设”是最可怜。」1950年代之后，有许多学者从马列史观的角度，探讨先秦田制与井田说；从较宽广的角度来看，本文的论点也可以视为我们对这两个主题，以及对各种不同诠释的回应。
2孟子的井地方案
许多学者将纯凭理想的井田制，与孟子为滕国所做的土地规画混淆了。我们对此事另有看法，要点是认为孟子所提议的是「井地方案」，而不是「井田制」。《孟子?滕文公上》滕文公问为国，孟子曰：「民事不可缓也。诗云：“昼尔于茅，宵尔索绹，亟其乘屋，其始播百谷。”民之为道也，有恒产者有恒心，无恒产者无恒心；…夏后氏五十而贡，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亩而彻；其实皆什一也。彻者，彻也；助者，藉也。龙子曰：“治地莫善于助，莫不善于贡。贡者，校数岁之中以为常。乐岁粒米狼戾，多取之而不为虐，则寡取之；凶年粪其田而不足，则必取盈焉。”…诗云：“雨我公田，遂及我私。”惟助为有公田。由此观之，虽周亦助也。…」这段对话引发了孟子的井地说。我们先厘清井地的意义，之后论证井地与井田之间毫无关系。
1井地的意义
（滕文公）使毕战问井地。孟子曰：「子之君，将行仁政，选择而使子，子必勉之。夫仁政必自经界始。经界不正，井地不均，谷禄不平；是故暴君污吏，必慢其经界。经界既正，分田制禄，可坐而定也。夫滕，壤地褊小；将为君子焉，将为野人焉；无君子莫治野人，无野人莫养君子。请野九一而助，国中什一使自赋。卿以下，必有圭田，圭田五十亩。余夫二十五亩。死徙无出乡，乡田同井，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则百姓亲睦。方里而井，井九百亩；其中为公田，八家皆私百亩，同养公田。公事毕，然后敢治私事；所以别野人也。此其大略也。若夫润泽之，则在君与子矣。」
从这段话看来，似乎滕文公已经知道有「井地」这回事，祇是不知如何实行，所以要毕战去请教。孟子的回答要点是：「…夫仁政必自经界始。经界不正，井地不均，谷禄不平；…经界既正，分田制禄，可坐而定也。…」可见孟子的重点是在「正经界」。如果孟子不是答非所问，那么「井地」的重点，应该就是「正经界」；这和后世所强调的「井田」应该没有直接的关系。
事实上，孟子从来没提过「井田」这个名词。「地」与「田」固然关系密切，可是他一再讲「公田」、「粪其田」、「分田制禄」、「圭田」、「乡田同井」，却以「经界不正，井地不均」来回答毕战，可见「井地」不可能是「井田」的同义语。6「井地」究意应作何解？滕文公所关心的到底是甚么？当时滕国所急需的是甚么？这几个问题应该先弄清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