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很高兴滕文公了解「正经界」的重要性，7这样就有希望实施他所提倡的「仁政」。可是滕国很小，总面积不到2,500平方里。根据考古资料，1周尺约等于 19.91公分，8而1周里为1,800周尺，算得1周里约等于 0.358公里。假设滕国的总面积约2,500方里，只比新竹市的面积稍大。滕国位于泗水近旁，地势平衍（但也因而易遭洪泛），有较大块平坦的野地（估计不到1千平方里）可用。因此孟子设计一个「井地」范型，将每1平方里的耕地，用「井」字形的阡陌分割成9块，每块面积约1百亩。以当时的耕作水平（用铁犁，也许还用牛），大约可供7、8口之家食用（《孟子?万章下》：「百亩之粪，上农夫食九人，上次食八人，中食七人，中次食六人，下食五人。」）
孟子给这种1平方里的田地，取了一个单位名称：「一井」。9这种范型的设计符合孟子的两项基本要求：(1)容易计算面积，井地均而谷禄平。(2)经界不怕损坏，经界的标志就算因泗水泛滥流失，或被暴君污吏毁损，因为形状「超整齐」，日后也容易重建。如果孟子的构想仅停留在「正经界」的层次，这样的设计确是恰当。
然而孟子还想把属于赋税制度的「助」法附益上去，企图将两项改革一次解决。所以他把公田放在1井的中间（税率等于九分之一），但这就违反了他先前所主张的什一税率（十分之一）理想。如果孟子将标准1里见方的「一井」地，分割为10块长方形小单位如图(b)，而非「井」字型的9块如图(a)，也许就可以避掉这个缺陷。可是1方里刚好等于9百亩，划成如图(a)的方块，则每块刚好为1百亩，正好符合孟子心目中的「周制」标准。
图(a)和图(b)的面积相等（等边等高），差别在于切成9块或10块。若孟子用图(b)的划分法，图型稍复杂还不是主要的困扰，问题是每块的面积就必须缩为90亩（而非每块百亩）。孟子当然不愿意使每家的田地，少于他心目中「周制」的百亩标准。10现在我们设身处地替孟子着想，他的确不容易各方面都兼顾到。孟子大概不愿意求简反繁，所以决定对「野人」的税率稍苛一点（「请野九一而助，国中什一使自赋」），反正这已经比往日的税率低很多了。
图(a) 井字田（每块百亩，九一税） 图(b) 长方田（每块90亩，什一税）
图1井字田与长方田
此外，他又主张对卿大夫在世禄采邑之外，另给奉祭祀的圭田50亩，给余夫（可能是未成家的男子）田25亩。这些零碎的田地，究竟位于滕国的何处或出自何方呢？《孟子》中没有交待，他把这些枝节问题留给滕国君臣润泽了（「此其大略也。若夫润泽之，则在君与子矣。」）以常识来揣测，野地的可耕部分不会太整齐，既然大的方块已画作井字田，剩下边缘不规则的部分，就可以切成小块分给余夫。这大概相当于《左传?襄公二十五年》所说的「町原防」11。圭田则可能位于城外郭内的「郊」，以便照顾。这两种土地的面积都比较小，价值较低，对公平性的要求也不太严格，所以孟子就把税收的方式留给滕君自定了。孟子的这项策画，滕文公似乎是接受而且实行了，否则孟子不会在滕国继续留一段时间，12还能看到滕国「徕远民」的效果，甚至还有时间与陈相辩论许行的「共耕」主张。
后儒对《孟子》的这一章颇有误解。朱熹认为「周时一夫受田百亩，乡遂用贡法，十夫有沟；都鄙用助法，八家同井，耕则通力而作，收则计亩而分，故谓之彻。」显然他是受了《周官》的影响，把孟子的话套在《周官》的「乡遂」与「都鄙」庞大系统上。甚至连崔述也没能跳出这个圈套，他对朱熹的修正，祇是乡遂仍用彻法，而都鄙因已实行「助」法，划分公田与私田，故没有「通力而作，计亩而分」的需求。13
从现代的眼光看来，孟子祇是替滕这个小国，设计一套经界范型与税收制度。滕国卿大夫（包括然友与毕战）的世禄采邑，也有部份土地分布在城郭外的野地上，这是朱熹与崔述所讲的「都鄙」。然而，滕国的总面积不到2,500方里，其中的「野」就算占三分之二，也禁不起每人数百方里采邑的瓜分。如果这些都鄙的封疆再占去一些地，那就更不够了。
文王的庶子叔绣初封于滕，为侯爵，封地方百里。《春秋经》载隐公11年滕侯朝鲁，此时还是侯爵；在两年之后的桓公二年，《春秋经》载「滕子来朝」。从此《春秋经》就一直用「滕子」来称呼滕君。《杜注》对这项差异的解释，是「盖时王所黜」，这项说法有可能成立。当时周桓王正力图振作，以摆脱郑庄公的控制，可能借口滕君不朝而贬其爵以立威，但我们还不知道是否因而削地。滕与宋相邻，一直受到宋的侵蚀；僖公19年宋襄公为立霸业，会诸侯而执滕宣公，大概也侵占不少滕的土地。日后滕君虽竭力巴结盟主晋国，会盟几乎无役不从，但这么做也只徒然耗损国力，本身并未得到多少实质的保护。
到了孟子的时代，滕国祇剩下始封国土的四分之一弱。14在损失国地的过程中，分布在野地上的卿大夫采邑，当然首当其冲。在孟子的时代，一方面卿大夫的数目不会太多；另一方面，他们在野地的采邑庄园，也不可能再浪费许多面积在封疆上。换言之，应该不会有一般结构的都鄙。在这种状况下，野地还是可以规画为井字型的方块，然后把某些井字型内公田的收成，作为特定卿大夫的俸禄。
至于乡遂，因为城郭的范围小，所以近郭墙内外的土地面积就不大，不可能再分出多少乡多少遂。《周官》基本上是以战国后期大国的心态，去建立复杂而多层次的地方制度。甚至僖公时的鲁国，也比孟子时代的滕国大过20倍，因此《尚书?费誓》才会有「鲁人三郊三遂，峙乃桢干。…」的要求。后儒往往不考虑个别的背景差异，把这些文献混而用之，遇到互相抵触的地方，就牵强饰说，越讲越繁复，反而离真相越远。
其实孟子的重点，还是在于「乡田同井，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他希望当地尽量能自给自足，死徙无出乡。因为当时的城市经济已经萌芽，吸收不少农民往外移出，以往闭锁性的氏族社会，已逐渐失去规约农民的功能。在春秋初年，《诗经》内已不乏抱怨生活痛苦而企图迁移的心声，但有可能还是个别的事例。
到了战国初期，农村人力大量失血，迫使各地诸侯用「徕远民」的策略来挽救缺粮危机。从梁惠王问孟子：「察邻国之政，无如寡人之用心者。邻国之民不加少，寡人之民不加多，何也？」就可以觉察到这种趋势。孟子经常强调的「仁政」，也是以此为目标而发挥的，确实也能针对当时的弊病创议；他所说的「法先王」，只是作为包装的外衣而已。
后儒往往认为「井田制」的主体是「计夫授田」，这和《孟子》在此章所说的话并不吻合。因为孟子仅说：「八家皆私百亩，同养公田。」这是以「家」为单位，而以余夫之田作为补充；并未如后儒所说，规定多少岁始受田、到几岁要还田。当然，毕战当时应该也会「润泽」一些细节；其中有多少流传到后世，被吸收入后儒的「井田制」，正不易言。但我们确定，这一点不在孟子的原方案之内。
在周代的封建架构下，「授土」原是对诸侯受封的特定用语，如〈大盂鼎铭辞〉谓：「受民受疆土。」《左传?定公四年》也记载王室对康叔：「聃季授土，陶叔授民，命以康诰，而封于殷虚。」不过后来对授受的用字，已不再那样讲究，因此在《孟子》也可以看到许行所说的：「愿受一廛而为氓。」这里的「受」字，显然已经是普通的用语。「授田」一词，并不是孟子「井地」理想中的专门术语，这和「井田」说中的几岁始受田，在观念上差别很大。
2孟子的管理思想
《孟子》中有些屡次强调的主张，可以视为孟子的基本思想。孟子似乎认为，良好的管理可以开源节流，所谓「劳心者治人」，取其担负管理重责之意。例如〈公孙丑上〉：「尊贤使能，俊杰在位，则天下之士，皆悦而愿立于其朝矣。市廛而不征，法而不廛，则天下之商，皆悦而愿藏于其市矣。关讥而不征，则天下之旅，皆悦而愿出于其路矣。耕者助而不税，则天下之农，皆悦而愿耕于其野矣。廛无夫里之布，则天下之民，皆悦而愿为之氓矣。」
再如〈梁惠王上〉：「不违农时，谷不可胜食也。数罟不入洿池，鱼鳖不可胜食也。斧斤以时入山林，材木不可胜用也。…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亩之田，勿夺其时，数口之家，可以无饥矣。谨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义，颁白者不负戴于道路矣。」这些论点，在在反映孟子注重管理的基本态度。
其实这种见解也不是孟子创发的，在孟子之前，李悝为魏文侯作尽地力之政，以敛粜之法为调济，取有余以补不足（见《汉书?食货志》卷24）。稍后，卫鞅也为秦孝公作了大改革。这些改革都诉诸有效率的管理，也都取得一定的成就。这方面孟子只能算是后辈。他较创始性的部分，是用「法先王」来包装他的管理方案。战国初期，有几个「明君」的确能以较完善的管理政策来改善民生，增加粮食生产使国力膨胀。当时手工业技术的急速发展，与商业的逐渐蓬勃，也让管理者有用武之地。
这对后世有重大的影响，例如《周官》就是在周公制作的包装下，所建立的一个庞大官僚管理系统。井田制在这种情况下被吸纳进去，还改得面目全非，让汉代的注释家伤透脑筋。后世若要仿效井田制的种种做法，其实最多只能在短期收效，长期的效果恐怕不佳，因为再有效率的管理，效果也是有限度的：当被管理者逐渐适应规范而发展出对策之后，管理的效果就会递减。
然而这种递减的效应，却没有机会在滕国显现，因为滕文公没几年就去世了。《孟子?公孙丑下》：「孟子为卿于齐，出吊于滕。」孟子在齐国也没有多少年，以卿的身分出吊于滕，所吊者恐即文公之丧，故文公在位很可能祇有6、7年。其所推行的新政，在他身后恐将不保。即使没有人亡政息，滕国不久即亡于宋。《战国策》卷32：「康王大喜，于是灭滕伐薛，取淮北之地。」估计其时间不会晚于295 BC。再不久，齐愍王灭宋，滕城归齐。再数年，燕将乐毅下齐70余城，滕国当然在内；这些变动会把滕文公的政绩（包括成效与后遗症在内）都消灭掉。到了战国末期，仅剩孟子为滕国规画的方案载于《孟子》书内；《周官》采之，其它托古改制者亦采之，因而滋生出多少不必要的纠葛。
3从井字的根源看井田说
一般多认为是由于共享水井，或是因为阡陌的形状像似井字，所以才名之为「井田」。孟子为滕国策画时说：「方里而井，井九百亩，其中为公田；八家皆私百亩，同养公田。」恐怕就是从「井」字的形状所得来的灵感。其实井字还有一些原始意义，却被大多数人忽略了。
1井字原义
在〔魏〕张揖的《广雅?释诂》中，有一条古训：「闲…臬井括…楥略，法也。」（见《广雅疏证》卷1上）。井有「法」之义，虽不见于《尔雅》，但在金文中却可常见。例如〈大盂鼎铭文〉：「命女盂井乃嗣且（祖）南公。」这里的井字有「效法」之意。井字也可作为名词，当「法则」解，如〈毛公鼎铭文〉：「女毋弗帅用先王作明井。」这个用法很快就被引申作为「刑法」，而且在汉初隶定的古书中，都被改写为「刑」字。如《诗?大雅?文王》有「仪刑文王，万邦作孚」、《诗?大雅?思齐》有「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都显示这个作为「效法」的原义，在春秋以前还很时兴。
据全广镇（1989）《两周金文通假字研究》（页203-8）：「井」字与「刑」、「邢」等字，其古音声母虽远（「刑」、「邢」为匣母，「井」为精母），而韵同在耕部，故可通假。在《说文》中，「刑」字下有：「刑，罚罪也。从刀丼。《易》曰：“丼者，法也。”」《段注》：「此引易说从井之意。」其所谓《易》，不见今日《周易》之经传，疑为汉代所通行之《易纬》之一。此引文亦见晋司马彪之《续汉书?五行志》（现已成为《后汉书》之部份），与唐沙门玄应之《一切经音义》卷20，可能即录自《说文》。汉应劭之《风俗通义》则作「井，法也，节也。」（不见于今本，似逸，此为由《太平御览》辑佚之文）可见此义亦流传得相当广。
事实上，这还可以溯源到殷商甲骨文中的「井方」。考证的结果指出，这就是「邢国」（朱芳圃1972《甲骨文商史编》页 126考证，此「井方」乃殷之诸侯，殷亡为周所吞）。此外，还有些从井字衍生出来的意义，在隶定之后没有被改写为「刑」字，最显著的例子，就是《周易?井卦卦辞》的「往来井井」。王弼的《注》释为「不渝变也」，这讲得有些含糊，但也可见井字可以有多种引申的意义。《荀子?儒效》也有「井井兮，其有理也」，杨倞的《注》则解释为「良易之貌」。这和下文的「严严兮，其能敬已也」相比，「严严」形容「其能敬已」的形貌，则「井井」应含「有规则」的意义。《周易》中的「井井」释作「不渝变」，与此意义也不违背，都是把井字当作动词用，作为「效法」原义的引申。
在西周初期武装殖民时代，统治者的主要作为是建造城郭封洫，封疆之内的田地经界还不是大问题。那是因为地广人稀，农业技术尚未发达，每家的耕作范围有限，暂时不发生耕地分配公平的问题。后来人口渐密，耕种技术渐渐进步，各家的田地彼此接壤，所以经界的画分就逐渐重要了。然而中国古代的数学，对几何图形的研究不够发达，形状不够规则的田地面积，不易准确估计。15到了春秋后期，在人口较密的地区，就有了田地经界规画的压力。
《左传?襄公25年》载：「甲午，蒍掩书土田、度山林、鸠薮泽、辨京陵、表淳卤、数疆潦、规偃猪、町原防、…、井衍沃，量入收赋。」显示已经开始对各类型的土地做整体规画。其中的「井衍沃」，大概就是把田地的经界，规范成较整齐的格式，方便估算面积。这里的井字，是「规则化」的意义。也因为这条「井衍沃」的记载，使我们明了当时「土地规画」，已成了一种施政方针。
到了滕文公时代，田地规则化的需求更加迫切，所以孟子才对「井地」的问题，发挥了一大篇「正经界」的议论，也因而使得「井地」成为一个特有名词。汉初隶定时，未把这个井字改写为「刑」字，反使它的本义隐晦了。
2丼与井
《说文解字注》第五篇下的「丼」字小篆，中间有一点，显示《说文》认为「丼」为井字的初形。《说文》对丼的解释为：「八家为一丼，象构韩形。…古者伯益初作井。」并认为中间那一点「象瓮」。然而，在李孝定（1965）编纂的《甲骨文字集释》内，甲骨文皆作「井」，中间没有一点。在已知的卜辞中，此字皆用于「井方」、「帚井」等处，都没有用来指涉水井。至于周代的金文，根据周法高（1982）编纂的《金文诂林》与《金文诂林补》，就区分为「井」与「丼」两形。井字在很多地方，可以通假作「刑」或「型」，也用来作为地名或人名。「井」和「丼」两字截然有别，但都找不到一种用法是指涉「水井」的。
根据全广镇（1989）《两周金文通假字研究》（页205）与吴其昌（1991）《金文世族谱》（卷2页5-6、卷1页18-9），中间有一点的「丼」，皆与姜姓之奠（郑）丼氏有关，例如曶壶之「丼公」、曶鼎之「丼叔」。中间无一点的井字，与「邢」字相通，受封者是周公之后，为姬姓，例如麦鼎之「井侯」。虽然在甲骨文卜辞与钟鼎铭文中，都找不到作为水井之用的井字，但是《说文》也确指，「丼」字是「井」字的初形。因此我们还不知道，究竟是在周代分化为2字，或是水井的「丼」在甲骨文里，本来中间就有一点，祇是因没有用在地名或人名上，所以才未在卜辞中留下记录。如果是后者，那有可能「井」字的原义就是「效法」或「规范」，并由此引申出「阱」、「刑」、「型」等字。
丼字如果是从井字衍申而来，本来或许是写作「汫」，从水从井。此字见于甲骨文，但不见于《说文》，在后来的《集韵》与《玉篇》中，此字解作「小水」，或假借作「阱」。可能是再由「汫」简化作「丼」，中间那一点并非如《说文》所说的是「象瓮」。这祇是个猜想，目前还没有直接的证据来证实或否证。（另参阅王书辉(2006)〈谈「丼」〉）
钟鼎铭文中有记载田产纠葛细节的文字，居然没有涉及水井，这有点奇怪。从甲骨卜辞可以看到，王室生活中的困惑都要卜问；凿井是否能成功，照理也应该卜问，可是并没有看到这类的记载。更奇怪的是，整部《诗经》一个「井」字也没出现过。《诗经?小雅?白华》有「滮池北流，浸彼稻田」，这类谈到雨水与旱灾的文句很多。甲骨文也有大量求雨的卜辞，但都没谈到水井。
所以我们大概可以确定：在西周之前，没有用过井水灌溉。我们也可以猜测，那时大概不会在田中凿井。百姓住宅之井，照理应该在房屋附近，取用水才方便，不必远行到田里挑。因此大约是要到战国时，凿深井的技术较成熟后，井水在灌溉上才逐渐有辅助性的地位，而且是以灌园为主。后儒谈论井田时，常设想八家共一水井灌溉，恐怕是从后世的生活习惯，往前作了错误的推论。
其实水井很早就存在了。根据宋镇豪（1994）《夏商社会生活史》记载，在河北蒿城发掘的商代遗址内，就有水井6口（页64）。但何以在《诗经》内没有水井的地位呢？《诗经》中有许多地方写到泉水，如《曹风?下泉》：「冽彼下泉，浸彼苞稂。」《邶风?泉水》：「毖彼泉水，亦流于淇。」《小雅?四月》：「相彼泉水，载清载浊。」公刘在迁移时：「逝彼百泉，瞻彼溥原。」「观其流泉，其军三单。」（《大雅?公刘》）文王对密人的警告：「无饮我泉，我泉我池。」（《大雅?皇矣》）诗人讥刺周幽王的秕政：「泉之竭矣，不云自中。」（《大雅?召旻》）
由此推论，当时贵族的饮用水多是泉水，百姓在有天然流泉可饮时，也不太愿意凿井。据许进雄（1995）《中国古代社会》，考古学者在西安的半坡挖掘到一个有40、50座房基的遗址，因处于泉源区，取水尚称方便，但并未发现有井（页312）。水井的初始功能，大概是用来当作通地下泉源的工具。然而浅井较不易维持水质洁净，《周易?井卦》初六爻辞「井泥不食」，就显示经常需要渫井；九五爻辞「井冽寒泉食」，表示寒泉誉上品之井水，是最吉的爻象。
3井字的历史意义
春秋中期以后人口密度增加，井水的饮用才逐渐普遍。郑国子产的新政「庐井有伍」，显然就是在因应这种新的需求。汉末刘熙《释名?释宫》第17说：「井，清也，泉之清洁者也。」那是在掌握深井技术之后才会有的看法。春秋时期的贵族大概都是饮用泉水，用民力开隧道取地下泉水，这种活水比静态的井水容易控制水质。《左传?隐公元年》载颖考叔劝郑庄公：「若阙地及泉，隧而相见，其谁曰不然？」可见隧而及泉并不是很难的事。到了孟子的时代水井已经普遍，因此就有许多与井相关的故事，例如瞽瞍使舜浚井，企图将他活埋等等。
现在我们了解，在西周以前水井并不普及。这也可以帮助我们进一步解释，何以井田这个名词，要到孟子的时代才被普遍接受。因为即使在过去有类似井田的做法，也不会用「井」这个字来形容，因为井的观念是战国时期才普及的。春秋之前，井这个字完全没有「经界」，也没有「井田」的意义。我们要极力澄清的是：「井字田」和「井田制」是两回事。任何时代为了充分利用耕地，都可以把土地划成「田」字型或「井」字型，这由甲骨文中各种「田」字的象形写法，就以可明白（古时划分线的实体是封洫）。但井字型的耕地，和传说中的井田制（一种政治、社会和经济之间的关系），是不相干的。
4《左传》中的井与泉
要看春秋时期，人民对井水依赖的程度，有加强的趋势，最好由《左传》着手。
(a)井
《左传》里颇有对水井的描述，显示当时的水井已逐渐普遍。然而也可以看出，当时的水井还相当原始、相当浅。《左传》提到水井的部份，按时序可归纳出6项：
(1)〈宣公二年传〉：「狂狡辂郑人，郑人入于井，倒戟而出之，获狂狡。」那个郑人大概是车右，他在应战时跌下车，又踩到井口而落井。显然那个井并不深，而他也有盔甲保护，所以掉落后还有作战能力。而宋国的狂狡却太轻敌（或太仁慈），居然倒握戟柄，伸入井内想拉他出来。戟柄的长度不到一丈，可见井的深度大概也差不多。郑人抓住戟柄出来后，可能趁机夺了戟，反而虏获了狂狡。这次的战地在宋，井应在宋国。
(2)〈宣公十二年传〉：「申叔（展）视其井，则茅绖存焉，号而出之。」此事发生在楚灭萧之役。楚大夫申叔（展），先前对萧大夫还无社暗示：当楚军入萧时，要他藏入眢井以避难。所谓的眢井就是废井，废井可以躲人，可见不很深，或甚至是干井。萧是宋的附庸，井在宋楚之间，后来属楚。
(3)〈成公十六年传〉、〈襄公十九年传〉、〈襄公二十六年传〉等处都提到：军队作战时若需要空地，可以「塞井夷灶」。所填塞的井，是军队为了获得饮用水所挖的井（野战井）。春秋中后期战争规模渐大，估计每一方包括后勤人员在内不下数万人，饮用水就必须靠野战井，兵过即弃。为了要有平坦的地面供战车奔驰，以及有足够的空间让士兵列阵，弃井随即用土塞平。能在短时间内塞井，可见挖得不深。
(4)〈襄公二十五年传〉：「（前年冬）陈侯会楚子伐郑（东门），当陈隧者，井堙木刊。」意思是：郑国对陈国的举动恨之切骨，并以之为伐陈的口实。这显示郑国民间饮用井水已逐渐普遍，井若为陈兵所堙，当然会怀恨。同样地，在短时间内即可填塞大量水井，可见那些井并不深。
(5)〈襄公三十年传〉：「郑子产为政，使庐井有伍。」可见当时郑国的水井已多到需要管理。郑国人口密，地处中原，河溪水量夏冬涨落大，需要井水补充。
(6)〈昭公二十五年传〉：鲁昭公孙于齐，「先至于野井」。此处的「野井」应是地名，但是否因水井而得名，尚不可考。
以上是《左传》中关于井的记载，时间始于鲁宣公二年，已进入春秋中期。到了春秋后期（襄昭之际），民间的井水使用，在人口较密的郑国已渐普遍。再过几十年，井在鲁国也普及了，所以在《论语?雍也》里，有宰我设喻向孔子问难之言：「仁者虽告之曰：“井有仁焉。”其从之也？」
到了孟子的时代，离襄昭之际又过了两百多年，水井就更普遍，因此《孟子?公孙丑上》，就用大家听得懂的话说：「今人乍见孺子，将入于井。」来反衬「人皆有不忍人之心」。或许是井水用得多了，地下水的水位较前降低，所以《孟子?尽心上》才举这样的譬喻：「掘井九轫而不及泉，犹为弃井也。」8尺为轫，9轫为72尺。孟子虽以此为譬喻，但亦能反映当时人的常识。9轫之深与春秋中期之井深不足1丈，变化甚大。
(b)泉
对春秋时期的贵族而言，泉水在生活中似乎相当重要，《左传》里提到「泉」的地方亦不少。
(1)〈隐公元年传〉：郑庄公阙地及泉，与母亲姜氏相见。
(2)〈文公十六年传〉：「有蛇自泉宫出，入于国，如先君之数。秋八月辛未，声姜薨，毁泉台。」据《公羊传》解释，「泉台」即郎台，在鲁都曲阜的南郊。「泉台」大概是因泉而筑。考其地望，其泉应该就是逵泉。
(3)〈昭公十七年传〉记载：楚国俘虏吴国之乘舟余皇，严密看守。「环而堑之，及泉。盈其隧炭，陈以代命。」楚军掘壕沟深可及泉，在隧道中满置木炭以除湿，并在内列阵，显示掘隧道通泉在当时并非难事。
(4) 此外，《左传》中地名为某泉者，多因泉而得名，姑举数例：
逵泉 ─ 见〈庄公三十二年传〉，位于鲁国曲阜南郊。据杨伯峻（1982）《春秋左传注》（页254）引述《清一统志》，谓其泉水中有石，如伏鼋怒鼍。
翟泉 ─ 见〈僖公二十九年传〉，位于洛阳。《杜注》：「大仓西南池水也。」
华泉 ─ 见〈成公二年传〉。齐师败于晋，齐国之车右丑父假冒齐顷公，令顷公往华泉
取饮而逃脱，可见该地以泉为名。华字则可能来自华不注山。
蚡泉 ─ 见〈昭公五年传〉，为鲁地。《公羊传》作「濆泉」，而以「涌泉」释之。显
然由泉水得名。
从这些引述，可见春秋时期泉水普遍，以泉为名之地相当多，尤以齐鲁与成周附近为甚。泉水应为当时饮用水之上品。当时已知地上之涌泉来自地下，故亦称地下水为「泉」或「黄泉」。故郑庄公可以阙地及泉、楚军掘壕沟其深可以及泉；而掘井祇是通达地下泉源的管道，这可从孟子的话得证：「掘井九轫而不及泉，犹为弃井也。」
(c)余论
《今文尚书》28篇内，完全没有「井」字，伪《古文尚书》也祇有〈毕命〉篇内，有一句「弗率训典，殊厥井疆。」（宋）蔡沈《书经集传》解释为：「其不率训典者，则殊异其井里疆界，使不得与善者杂处。」伪《古文尚书》出现于晋代，「井疆」的名称，完全是后代人心中的制度，伪造者不自觉地漏了底。
从这里也可以推测，在西周至春秋初期之间，统治者所颁的文告与典礼记录，不会用到井字。此外，在殷商甲骨文与周金文中，「井」字未见作「水井」解的。还有，我们在《诗经》与《尚书》内，也都看不到井字。这几件事共同指出一项事实：在西周之前，水井不像后世那么重要。从上面的讨论得知，要到春秋中期人口密度大增后，水井的重要性才渐显露。另一方面也因而确知，泉水在西周以前是饮用水的主要来源，尤以贵族为甚。16
4综述与结语
1综述
孟子与滕国君臣的问答，到底制造了甚么谜团，让两千多年来的饱学之士都转不出来？我们可以归纳出下列5个问题。虽然在正文里已经尝试回答，但为了能更清晰地综述，我们把相关的答案归纳在各个问题之下。
(1)孟子回答滕文公问「为国」的第一段话里，除了一些原则性的，如「民事不可缓也」、「恭俭礼下，取于民有制」、「设为庠序学校以教」以求「人伦明于上，小民亲于下」之外，主要是一段关于三代税赋制度的传说。似乎孟子自己也不十分清楚这些制度的细节，还要引用龙子的话与《诗经?小雅?大田》的句子来补充。到底他对哪些话较有把握？哪些是仅凭猜想呢？
我们的回答是：孟子对三代税赋制度的了解，也许比同时代的人稍多一些，可是离完整还远。他较有把握的片段，似乎是「夏后氏五十而贡，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亩而彻，其实皆什一也」、「惟助为有公田」，以及他对「助」与「彻」的解释；这些都是他特别提出来讲的。另外，他引龙子的议论，作为他认同助法的根据，他对议论中的叙述：「治地莫善于助，莫不善于贡。贡者，校数岁之中以为常。」显示他是赞成助法的，这是属于「较有把握」的部分。他对其他事情的叙述，把握就少一些，尤其是他对〈大田〉诗中「公田」的理解是错误的。这使得他对原来所相信的「周人百亩而彻」，也产生了怀疑。他说「虽周亦助也」，祇是提出心中的疑问，并不是他的结论，因为这和他所认同的助法之优点并不抵触。
(2)在同一段内，孟子并未提出「井地」的字眼；而在之后的第二段内，滕文公却主动派毕战向孟子问「井地」。是否滕国君臣已先知道井地这个观念，而仅向孟子请教具体的办法呢？孟子用「经界不正，井地不均」作为他的回答总纲，这是要传达甚么讯息呢？毕战所问的井地，与第一段内的赋税有甚么关系呢？
我们的回答是：滕文公派毕战向孟子问的井地，是土地规画的方针。「井」字在此应作「型」字解。滕国的田地因受战祸与兼并的破坏，经界不够规则，导致面积无法准确计算，造成不公平的现象。孟子用「经界不正，井地不均」作为回答的总纲，正是针对此问题，提醒滕国君臣要及早整顿，不要让「暴君污吏」去「慢其经界」。当时人口的增加，已造成各家的农田接壤，破坏了以前的经界。同一时期，因人口外移所造成的农村失血，可以抵消部分人口的增加效应，这正是整顿经界的好时机。
井地与赋税的关系是间接的，因为孟子认为「经界既正，分田制禄，可坐而定也」。在他心目中，赋税问题的解决，显然是以「正经界」为先决条件。
(3)孟子在第2段所描述的「请野九一而助，国中什一使自赋。」为何讲得那么笼统？毕战听到这段话后，真的就能自行补充细节吗？他有没有继续发问？若有，何以没有记录？
我们的回答是：孟子所策画的办法（「请野九一而助，国中什一使自赋」），是针对滕国地势平坦而小面积的特性所设计。滕国独特的情况，当时大家都知道，无须多讲。反而是后代的人，在事过境迁之后，没有考虑到滕国的特殊背景，才会产生误解。若能把当时的背景考虑进去，就可以发现孟子的话已经相当清晰明白。孟子的方案已经把「野」、「国中」、「圭田」、「余夫」都照顾到了，其余细节已不会造成很大的不公平，可以放心让滕国君臣自行决定。毕战有把握在孟子方案的精神下补充细节，所以就没必要多问。
(4)孟子说的「请野九一而助」，何以与他在第一段所认同的「什一」不一致呢？有没有「托古改制」的成份呢？
我们的回答是：孟子说的「请野九一而助」，是因为「正经界」的井地方案，如本文的图(a)所示，是切成9块，只能「九一」，无法兼顾到「什一」的原则。由此可知，孟子所着重的是「正经界」。在此前提下，能够实行「莫善于助」的赋税制度，当然就更理想。
与战国后期的诸子相比，孟子的井地方案理想中，托古改制的成份不多。他所引的「古」大多有所传承，就算有错，也是当时儒家共有的错。儒家对「古」有相当一致的认识，孟子无须、也无法自己托古。他所叙述的三代税制，在战国初期流传过，即使非常不完整，也可能代表当时对此问题的较好信息。孟子显然了解这些传说的不完整性，只好加进自己的猜想。如果他真的在托古，为甚么不托得更完整一些？
(5)在《孟子》书中，我们可以发现孟子对所坚持的原则，会向不同的对象一再地推销。然而，田地与税赋这么重要的方案，何以在《孟子》中仅此一见呢？他心目中有没有完整的草案呢？或仅是为了滕国的特殊问题，所做的临时发挥？
我们的回答是：「请野九一而助，国中什一使自赋。」是孟子针对滕国特殊情况所做的个别建议，而非应该坚持的普遍性原则。方案背后的精神，是在「取于民有制」，这才是他所坚持的原则。在规画方案的同时，他并没有忘记推销「民事不可缓也」、「设为庠序学校以教之」、「人伦明于上，小民亲于下」、「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等配合措施，这些更是他所坚持的原则。孟子是感于滕文公的知遇，才针对滕国的情况作此策画，可见他心中并没有一个事先准备好的草案。这是个特例，在《孟子》中仅此一见。梁、齐等大国的客观条件较为复杂，孟子当然不会冒昧提出同样的方案。甚至在鲁或在宋时，因为得不到君主的信托，他也没有提过任何方案。由此可见，所谓的井田制，其实是后人企图将孟子井地方案的外壳，在过度一般化之后，推广运用到更广泛的地区，未必掌握到孟子当初的基本精神。
2结语
现在不妨检讨一下，历来对上述5个问题的处理方式。战国时代离孟子最近，他们对当时背景的掌握应该没有问题。可是战国后期至汉初，托古改制风气最盛行，学者们因而以为孟子也是在托古改制，祇是说得不够详细而已。于是凭一己的理想，将《孟子》中的记载扩大渲染，误导后代读者以为那真是先王的遗制，是孟子所祖述的，此事尤以《周官》为甚。由西汉中后期到魏晋，那些说法所产生的问题就逐渐浮现。儒者花了很大精力，来弥缝前人对井田制说法，把那时已显得若有若无的传说，加上诗书中扯得上关系的一言半句，作为「解经」的根据。
结果是越解释越臃肿，害得唐宋以后的学者，也陷在此漩涡中无法自拔。仅少数学者如宋朝的朱熹，看出孟子此处「制度节文不可复考，而能因略以致详，推旧而为新，不屑屑于既往之迹。」（见他在《孟子章句》中为此章所写的按语）朱熹作了较合理的推论，启发清代干嘉学者，逐渐扭转这项积重难返的趋势。
干嘉学者的努力，已部分澄清历来经学家最纠缠不清的问题，而欧美日本的史迹与学说，也开始让国人有更宽广的眼界。梁启超所涉及的外务太杂，对上述问题的解答并没有太多贡献。五四以后，胡适、顾颉刚、季融五等人，继干嘉遗风，对以往的经学抱怀疑与批判态度，对井田制的疑点当然不肯放过。上面综述的5个问题，他们也大致意识到了；对这5个问题个别的解答，也偶尔有说对的。可是，一般而言，破坏有余建设不足。例如胡适在《井田制有无之研究》（页50）说：「孟子的文章向来是容易懂得的，但是他只配辩论，不能上条陈。他这几段论田制的话，实在难懂。」其实孟子并非在「上条陈」！他的话也讲得够清楚，毕战显然听得懂，所以才没再发问。祇是后人没有考虑孟子与滕国君臣问答的背景（而这些在当时是不需讲明的），才会觉得难懂。
另一方面，朱执信他们多少会感觉到，井田的传说有助于推介国外某些政经理论（例如原始共产社会）进入中国，故倾向于辩护传统的说法。然而经过这次辩论，疑古的风气已开，对日后解答井田问题的进展有帮助。尤其是日后大部分对井田的辩论，都知道要回归到《孟子》。
钱穆对人口问题与井田的关联，已经讲得很清楚，他对第1个与第5个问题的答案也与我们相近。齐思和对第3与第5个问题的突破，最有贡献。陈瑞庚已经注意到第2个问题的「井地」名称，他对第1个问题的处理也算正确；然而他对第5个问题的答案却错了，因而影响他对3、4个问题的处理。木村正雄比较接近第3个问题的解决。方清河对第1、第3、第5个问题的解答都有心得；可惜他对井地的意义解释得不很成功，对孟子所坚持的基本原则，也分析得不够透澈，有点功亏一篑。我们在前人的成就上，提出自己的看法，希望能有效地否证井田说这个重要的公案。
与李怡严合着，原刊于《新史学》2002年12月第13卷4期
6《盐铁论》的臆造问题
1前言与摘要
1996年12月号第14期的《中国文化》，刊载了赖建诚的〈《盐铁论》的结构分析与臆造问题〉，此文于1998年重刊在他的一本文集《绿野仙踪与中国》（《三民丛刊》第186号）。这篇文章提出一些合理的怀疑，但也引发可以再辩驳的议题。本文从其它角度，提出不同的证据与说法，一方面和赖文的论点相辩难，二方面希望能引发不同的讨论。这个题材或许仍无定论，但总是一个值得辩解的公案。
以下略述赖文的论点旨要。此文把《盐铁论》内59篇的内容，以篇名为单位分成经济问题、社会问题、政治问题、意识思想、匈奴问题、相互讥讽等六类，制表分析后得到一项结构性的观察：谈论经济问题的篇数只占12%左右，而与意识形态争执（儒法对立）相关的篇数最多，将近全书的三分之一。然后根据这个结构分析表，列举四项理由，说明《盐铁论》的42-59篇有可能是桓宽所拟，而不是根据会议实况推衍增广的。
全书60篇内，除了〈60杂论〉是作者桓宽的「跋」（记载编着此书的经过、参与者、以及桓宽对盐铁会议的人事评论），其余59篇大约可分成两个阶段。第1-41篇可称为本论，因为主题是在争论是否要「罢盐、铁、酒榷、均输」（〈01本议〉）；到了〈41取下〉所得到的结论是：「请罢郡国榷沽，关内铁官。」皇帝（一说是丞相）批准了这项结论，所以主题到此告一段落。
依姚鼐的见解：「...42篇以下，乃异日御史大夫复与文学论伐匈奴及刑法事，此殆尤是桓之设言」（《惜抱轩全集》笔记卷七〈盐铁论〉）。这句话说明两件事：（1）42-59篇的主题，移转为匈奴与法律问题，与盐铁本议无涉，所以是「余论」而非主论；（2）这18篇是桓宽臆造的。主题转移是有目共睹的事实，这18篇内国防问题占11篇、刑法问题与意识思想问题（如〈56申韩〉、〈58诏圣〉）占7篇，经济问题、社会问题、政治问题全未涉及。
桐城派文学大师姚鼐
42-59篇是否为桓宽臆造，则较易引起争辩。姚鼐的论点出自他的《惜抱轩文后集》卷二〈跋盐铁论〉。姚鼐批评《盐铁论》冗长不实：「其明切当于世，不过千余言，其余冗蔓可削也。...（桓）宽之书，文义肤阔无西汉文章之美，而述事又颇不实，殆苟于成书者与！」17。冗长的部分，读此书的人大都有同感。而不实的部分，姚鼐的证据是：〈42击之〉的开头说，「贤良、文学既拜，咸取列大夫，辞丞相、御史。」姚鼐认为西汉的贤良与文学，很不容易被取列为大夫，证据是：「按汉士始登朝，大抵为郎而已，如严助、朱买臣对策进说，为中大夫，乃武帝不次用人之士，岂得多哉？昭帝时，惟韩延寿父死难，乃自文学为谏大夫，魏相以贤良对策高第，仅得县令，其即与此对者，固未可决之。要之，无议盐、铁六十人取大夫之理，此必宽臆造也」。他的论点是：文学朱买臣能当上大夫，是武帝破格取用，贤良魏相对策高第，也只能当县令，参加盐铁会议的六十多位文学与贤良，怎么可能「咸取列大夫」？
赖文提出四点理由，推测42-59篇是桓宽臆造的。第一是双方代表人物方面的问题。如果是官方的正式会议，怎会在42篇开头说「辞丞相、御史」，而只剩文学、贤良、大夫三方？42-59篇中的主要对话者，是大夫与文学双方，但到了〈55刑德〉倒数第二段，御史竟然出现了，之后的〈56申韩〉、〈57周秦〉、〈58诏圣〉也都是以御史主问，由文学应答，到了〈58诏圣〉的最后以及〈59大论〉时，才又由大夫主导。这和〈42击之〉所说的「辞丞相、御史」不合：既已辞御史，为何御史又出现？此外，贤良在42-59篇中全未出现。总之，御史实未辞，而贤良虽未辞，但亦未赞一词。若说这是官方的会议，在形式上也奇怪；若说是桓宽臆造，也不无可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