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是主题方面的问题。盐铁会议的主题，在〈41取下〉时已有结论：「罢郡国榷沽、关内铁官」。主题至此已毕，为何要另日再有42-59篇之议？况且42-59篇的主题，在1-41篇中也都已论过，何必重复？若要再论，何必「辞丞相、御史」？再说，42-59篇并未得出具体的政策性结论，也毫无经济方面的主题，与本书的名称《盐铁论》不符。
第三是匈奴问题。《盐铁论》虽以盐铁之议为题，然而盐铁官卖的根源问题，是由于匈奴边患导致国防支出过高，所以与匈奴相关的国防问题，才是前提性的主题。1-41篇中若以经济社会政治问题为主，42-59篇转以匈奴问题为主，两者是相贯通的。反论：若国防问题为首要，何以在全体出席争辩的1-41篇中才只占三篇，反而在「辞丞相、御史」之后，才在42-59篇中大论特论（11篇）？况且匈奴问题在武帝晚年时威胁已大减，昭帝霍光主政时，匈奴问题的重要性并不高，所以在1-41篇的「主论」内，只有三篇谈匈奴问题，这么低的比例（3/41），和当时的实情较吻合；42-59篇中的高比例（11/18）不符当时问题的优先级。
再说，1-41篇中谈论匈奴问题时，篇名都是防卫性的：〈12忧边〉、〈16地广〉、〈38备胡〉，这和昭帝时对匈奴采取防守和平的路线相符；而42-59的篇名则较积极主动，例如〈42击之〉、〈45伐功〉，这和1-41篇的立论在气息上大异。若42-59篇为桓宽所拟，则有可能是桓宽时（宣帝），匈奴问题再度吃紧所致：《汉书˙宣帝纪第八》本始二年（72 BC）夏之后，「匈奴数侵边，又西伐鸟孙。...凡五将军，兵十五万骑，校尉常惠持节护乌孙兵，咸击匈奴」。所以恐怕是桓宽写书时，对匈奴问题另有切肤之感，才在42-59篇中大幅托事立言。
第四是内容的顺序问题。若依六大主题来分类，每类内的篇序参差不齐，以经济类为例，〈01本议〉、〈02力耕〉、〈04错币〉是盐铁会议的经济性主题，排在前面是合理的。之后就跳到〈14轻重〉、〈15未通〉，然后到〈35授时〉、〈36水旱〉才再出现，中间差隔甚远。这种顺序跳跃的情形，在其它五类中都可以见到。而在42-59篇中，顺序则井然整齐：42-52篇连续都是匈奴相关的题材；在意识思想类内也一样：53-59篇连续。若这项分类大致可信，我们可以猜测：由于会议时辩论激烈，偏离主题的情况时常出现，所以1-41篇内的顺序自然参差不齐。反过来说，42-59篇的秩序未免过于井然，较像是个人作品的推理。此外，在1-41篇中激烈人身攻击的部分，在42-59篇中竟然不见了，这通常是单一作者抑压激情，转化为理智语言的结果，而非政治对立双方的常态。
从以上的四点，赖文推论1-41与42-59篇在结构上是不连续的，下半部可能是桓宽自己的「续论」。再就42-59篇的内容来看，与1-41篇相较之下，这下半部书所提出的新论点甚少，基本上是在重复1-41篇的论点，饰以不同的文句而已：辞多义寡，属于续貂之作。姚鼐说「（桓）宽之书，文义肤阔」，大部分的读者想必同意。又云：「其明切当于世，不过千于言，其余冗蔓可削也」；此言或许稍过，但删去42-59篇必无碍主题，删去1-41篇内的一半文句（尤其是文学的发言部分），反而较能显出「西汉文章之美」。摘述赖文的旨要之后，以下是本文所提出的辩驳。
2与会者和发言状况的问题
参与盐铁会议的人士共有六十余人，1-41篇内（正式会议）和42-59篇内（会后会）的参与者，基本上是同一批人。只是在会后会时，因为是非正式的会议，所以丞相田千秋（或称车千秋），和他的属员丞相史等人就没参加。此外，文学和贤良的人数也应该少了一些。
代表政府的与会者有四种身分：丞相车千秋、御史大夫桑弘羊、丞相的属员丞相史（有数人）、御史大夫的属员御史（有数人）。代表民间的，有文学和贤良两种身分。扣除丞相和他的属员丞相史数人，以及桑弘羊和他的属员御史数人（假定共计十人），则剩下的文学和贤良，大约有五十余人。
丞相田千秋的事迹，在《汉书》卷66有详载，不赘。至于为何又称为车千秋，那是因为「千秋为相十二年，…千秋年老，上优之。朝见，得乘小车入宫殿中，故因号曰车丞相。」其子孙此后改姓车。丞相之下的丞相史（即丞相长史），《汉书?百官公卿表》说：「文帝二年，复置一丞相，有两长史，秩千石。」所以照编制应有两人。
御史大夫桑弘羊的职责是：「内承本朝之风化，外佐丞相，统理天下。」御史大夫的地位仅次于丞相，在汉代往往会补丞相之缺。18 他的生平事迹，在正史内并无传记，只能从其它人的记述中，拼凑出一个大略的形象。王利器在《盐铁论校注》的前言里（页22-30），对桑大夫的生卒年和重要事迹，有相当的描述。此外，马元材（1982）《桑弘羊年谱订补》（河南：中州书画社，194页）也有补充资料，在此不拟重述。
御史大夫的属员御史，据《汉书?百官公卿表第七上》的说法：「御史大夫，秦官，位上卿，银印青绶，掌副丞相。有两丞，秩千石。一曰中丞，…内领侍御史员十五人，受公卿奏事，举劾按章。…」汉代通称的「御史」，就是御史大夫之下的这些官。《续汉书?百官志三》说这十五位御史的官俸是六百石，他们的职责是：「掌察举非法，受公卿群吏奏事，有违失举劾之。」
据《汉书?昭帝纪》，始元五年六月诏：「其令三辅、太常举贤良各二人，郡国文学高第各一人。」所以贤良应有八人：三辅（京兆尹、左冯翊、右扶风）各推荐二人（计六人），太常推荐二人，合计八人。19文学是「文学高第」的简称，是学经书的儒家，约四十余人，由各郡国推荐。《汉书?地理志》所载的郡国数远不止此数，可能某些郡国并未推荐。
已知的贤良，只有茂陵（地在右扶风，当时可能归太常管辖）的唐生，和一位被桑弘羊称为「子大夫」的人。「子大夫」是一种尊称，《汉书?董仲舒列传》说，董仲舒对策时，武帝在「制曰」中，数度用「子大夫」来称呼他。同样地，在盐铁会议中，桑弘羊对某位特定的贤良也用此称呼。而这位贤良前后发言的语气相当一致，甚似为同一人（详见王利器1992页341的考证）。现在可知姓氏与出处的贤良只有一人：茂陵的唐生，「子大夫」可能就是指他而言。已知的文学，只有鲁（国）的万生、中山（国）的刘子雍、九江（郡）的祝生，这是根据〈60杂论〉的说法。此外，提供许多与会议相关消息给桓宽的汝南郡朱子伯（〈60杂论〉：「汝南朱子伯为予言」），是否也是与会的文学之一呢？
以下分述参与者的角色和发言状况。依王利器（1992）集注本的分段方式，1-41篇内共有242段（73%），42-59篇有87段（27%）。有21段未计入这329段内，都是属于状况描述、开头语或结束语者，如：大夫曰：「御史!」御史未应，大夫不说，作色不应也。
六种身分的参与者当中，最高的是丞相（车千秋），他在1-41篇内共发言4次（2%），他在42-59篇中缺席，未发言。他的随属丞相史（有数人），在上篇中发言12次（5%），在下篇内未出席。御史大夫桑弘羊在上篇内发言77次（32%），下篇36次（41%）；他的随属御史（有数人）在上篇发言11次（4.5%），在下篇8次（9%）。文学在上篇发言79次（37.5%），下篇43次（50%）；贤良在上篇内有59次（24%），在下篇应有出席但未发言（0%）。若从上下篇合计的329次发言数来看，最多的是文学122次（37%），其次是御史大夫桑弘羊113次（34%），贤良59次（18%），御史19次（6%），丞相史12次（4%），丞相车千秋4次（1%）。以上的统计，是以每段计算一次。
丞相车千秋的发言次数最少，一方面是他的政治成熟度与个性，二方面因为他是会议的主席，发言的次数少也合乎会议常情。然而，车丞相的角色并非无关紧要，其实他发挥相当重要的功能，只是做得清淡，容易被人忽略，另见文末附录〈车丞相的重要发言〉，内有举例说明。
桑大夫的发言次数不少，1-59篇内共113次（34%）。在此不易综述他的发言手法，但大致可以说，他对经史与历代掌故相当熟悉，论点精准锐利。桓宽称许桑弘羊的表现：「然巨儒宿学恧然，不能自解，可谓博物通士矣。」（〈60杂论〉）。他单人舌战群儒，在1-41篇内可以说是不分上下，相互僵持。但是在42-52篇内，桑大夫虽然斗志旺盛，但也渐露不耐，时常会把论点扯离主题，熬到〈52论功〉之后，就把话题转到〈53论邹〉、〈54论灾〉、〈55刑德〉这类较意识形态的题材。而他最在意的匈奴问题，也就因而不了了之。在42-54篇中，全都是桑大夫一个人和文学双方在争执，到了〈55刑德〉的下半篇时，桑弘羊已因厌倦而放弃对话（「大夫俛仰未应对」），改由他的属下御史接手和文学再战。御史和文学从〈55刑德〉的下半篇，一直论战到〈58诏圣〉的下半篇才结束（「御史默然不对。」）之后桑大夫接着辩下去，但文学仍不肯松手，所以到了〈59大论〉时，「大夫怃然内惭，四据而不言。」双方既然僵持不下，桑弘羊就说：「请与诸生解。」结束了这场会后会的争论。
文学的人数和发言次数相当多（1-59篇内共122次，37%），内容虽然缤纷，但立场大致相似：反官营、反独占、反奢靡、主宽刑、反对讨伐匈奴、反对社会性的所得不均。贤良的人数较少（8人），发言次数也少（59次，18%）。这59次的发言，有不少集中在〈29散不足〉（计34段），原因是王利器把贤良大论散不足的事，依文句分成了这么多段落。若把贤良在此篇内的发言只算成一次，那么他们在全书中则只发言26次（9%）。桓宽对文学和贤良的评价很高：「舒《六艺》之风，论太平之原。智者赞其虑，仁者明其施，勇者见其断，辩者陈其词。…斌斌然斯可谓弘博君子矣。…推史鱼之节，发愤懑，刺讥公卿，介然直而不挠，可谓不畏强御矣。」（〈60杂论〉）。
丞相史和御史都是随从，他们的发言立场有两种形态：(1)帮上司解危，(2)缓和争论的场面。他们对政策性的议题较少触及，可论性较低。所说的论点，也多在重述桑大夫的旨意（尤以御史为甚）。但也有精采的场合，例如〈23遵道〉到〈26刺议〉之间，丞相史意图为桑大夫解围，但也饱受文学的流弹攻击。另一个例子是在〈26刺议〉内，文学毫不留情地对丞相史说：「子非孔氏执经守道之儒，乃公卿面从之儒，非吾徒也！」然后「丞相史默然不对」。20 桓宽对丞相史和御史的评价很低：「若夫群丞相史、御史，不能正议，以辅宰相，成同类，长同行，阿意苟合，以说其上，斗筲之人，道谀之徒，何足算哉。」（〈60杂论〉）
为何在〈42击之〉到〈59大论〉这下半部内的讨论，显得秩序井然，而且在态度比上半部1-41篇更和平理性？那是因为在会后会里，桑弘羊希望文学和贤良，能支持他要讨伐匈奴的主张（详见第四节），而文学和贤良对桑大夫却已无所求（当初所诉求的盐铁问题在〈41取下〉已有定论），所以可以从容反驳桑弘羊。在第四节可以看到，桑大夫和文学用11篇（42-52）的长度，激烈争辩是否应该讨伐匈奴。但因为文学坚持不让，桑大夫气得把话题转到表面上看来不相干，且无实质政治、经济、社会主题的〈53论邹〉、〈54论菑〉等问题上。简言之，42-59篇的题材其实只有一个：是否应讨伐匈奴，这才是桑大夫要召开会后会的主因，可惜碰了一鼻子灰。
3会后会的问题
要辨清有无会后会的问题，首先要解决的，是如何解释〈42击之〉第一段的不合情理：「贤良、文学既拜，咸取列大夫，辞丞相、御史。」以下分几点解说此段所产生的困扰。
(1)从与会者的角度来说，既然御史已辞，他就不应该再出现，但从〈55刑德〉的倒数第二段起，御史竟然出现了，直到〈58诏圣〉的倒数第三段，才停止发言（「御史默然不对。大夫曰：…」）。再说，御史是大夫桑弘羊的属下，既然桑大夫出席，则御史也应出席才对，所以御史其实未辞。况且，御史的地位并不很高，若要退席，也不应该和丞相车千秋用同位格的「辞」，用「退」即可。所以这段话可能是由于其中尚有逸文，或是学者在断句上的不当。
我们认为，这段话应该到「辞丞相」就结束了。「御史」这两个字，应该和下一段起头的「大夫曰：」合在一起，成为「御史大夫曰：」。这样比较讲得通的原因，是因为既然有了会后会，而桑弘羊又是官位最高者，所以由他带头发言是合理的。再说，既然是会后会的首次发言，所以用他的官职全称「御史大夫」来描述，也是合理的。或曰：〈01本议〉的首次发言是文学，但也没称他们为「文学高第」，所以硬要把〈42击之〉的大夫，说成应该是全称「御史大夫」才正确，似乎有点勉强。这或许是有点勉强，但总比「辞丞相、御史」这句话所产生的两项矛盾合理多了：(a)在官方用语上奇怪；(b)御史其实有出席，并未退场。
(2)比较麻烦的是「咸取列大夫」这句话。很有可能在〈42击之〉的开头有逸文，才会造成后世读者的困惑，但也有可能是由于传抄的错误。有一种可能的断句法是：「贤良、文学既拜，咸取（通「聚」）列。」（因为〈60杂论〉里有「咸聚阙庭」这种用法）。21之后的句子是：「大夫辞丞相。御史大夫曰：…」。依照这种断句法，「大夫」这两字就重复了。我们也可以把全段读为：「贤良、文学既拜，咸聚庭，辞丞相。御史大夫曰…」这样读起来就畅顺了。
接下来的问题是：正式的会议是始元六年（81 BC）二月召开的，那么会后会是在同年的几月？会后会的时间，应该是在始元六年二月到七月之间。二月的会议结论是：「请且罢郡国榷沽、关内铁官」（〈41取下〉），此奏已上，而昭帝之诏并未立刻传下。所以可能有一部分贤良和文学还留在京师候讯，桑弘羊就利用这个时机召开会后会。另一个设想是：可能在五、六月。上官桀用假造的燕王旦上书来倾害霍光，这项阴谋在那时已破露，昭帝开始怀疑上官桀那批人。这件事一方面会逼桑弘羊想利用召开会后会讨论伐匈之事，来挽救政治危机的压力；另一方面，朝廷发生这件大事，所以昭帝迟延到七月，才下「罢郡国榷沽、关内铁官」的诏书（「秋七月，罢榷酤官，…」）。
4匈奴的问题
武帝时因与匈奴火并，以致两败俱伤。在武帝、昭帝之际，汉朝经过休养生息，已稍恢复活力。为何在42-59篇中，双方有11篇（42-52）大论讨伐匈奴之事，而在1-41篇中，却只有3篇（12、16、36）和匈奴相关？
如果42-59篇是会后会的记录，那么既然丞相和丞相史不参与会后会，依官阶而言，应该由桑大夫主导会议。桑弘羊在〈42击之〉的第一段，就把主题带到匈奴问题上，主张采取攻势：「今欲以小举击之，何如？」他的用意大概是：既然在正式的会议内（1-41篇），对铁税和酒税两项已作出让步，所以希望文学和贤良，能在伐匈政策上投桃报李。
昭帝初年，匈奴对汉朝的威胁已弱，为何桑弘羊对伐匈之事这么积极？主要是他已经意识到，昭帝和霍光想铲除他的政治势力。如果能够把全国的注意力，转移到讨伐匈奴上面，若有小功，说不定还可以借机翻身重导国政。这是藉外乱以平内危的手法，没想到文学完全不给面子：「地广而不德者国危，兵强而凌敌者身亡。…方今县官计，莫若偃兵休士，厚币结和亲，修文德而已。若不恤人之急，不计其难，弊所恃以穷无用之地，亡十获一，非文学之所知也」（〈42击之〉）。
这种厌战的气氛，是自从李广利全军覆没后，已在朝野弥漫，所以文学才会向桑弘羊泼冷水。22然而桑大夫并不轻易放弃这项意图，和文学从〈42击之〉纠缠到〈52论功〉，互不相让。桑大夫的主张和论点一贯，例如：「匈奴无城廓之守、沟池之固，…上无义法，下无文理，君臣嫚易，上下无礼，…夫以智谋愚，以义伐不义，若秋霜而振落叶，…」（〈52论功〉）。文学的反战态度也坚定如一：「匈奴车器无银黄丝漆之饰，素成而务坚，…车省而致用，易成而难弊。…一旦有急，贯弓上马而已。…群臣为县官计，皆言其易，而实难，是以秦欲驱之而反更亡也。故兵者凶器，不可轻用也。…」（〈52论功〉）。虽然桑大夫的姿态和要求都不高（「今欲以小举击之，何如？」），但文学毫不假以辞色。
《盐铁论》下半部的18篇内，就有11篇在激辩是否应该讨伐匈奴。若说下半部是桓宽臆造，他何必让双方拉扯不清，反复地各自表述？以他的反桑立场和反战的见解，如果真要臆造的话，只要丑化和矮化桑弘羊即可，不必要让他有机会大发议论。以下再分三种状况析论。
(1)如果宣帝时期（即桓宽着撰此书时）匈奴的问题严重，国人讨伐匈奴的意愿必高，文学也应无反战心理。桓宽若以臆造手法，用反战的观点撰写下半部，岂不是自绝于国人？桓宽在全书内的立场，都是在支持文学和贤良的论点，可以说是反战派，那么他又何必臆造42-52篇，大谈讨伐匈奴的事情？所以，很有可能真的是有会后会，而且桑大夫一开始，就把主题导入伐匈问题，然而文学却坚定地反对，双方相持不下。
(2)相反地，如果宣帝时的匈奴问题不严重，桓宽以臆造手法，用反战观点来讥评桑大夫的主战思想不当，这样说才比较合理。所以关键就在于桓宽撰写时，匈奴问题是否严重。《汉书?宣帝纪第八》说，本始二年（72BC）夏之后，「匈奴数侵边，又西伐乌孙。…凡五将军，兵十五万骑，校尉常惠持节护乌孙兵，咸击匈奴。」有一种见解认为，汉军此时虽然无法抓住匈奴的主力，但常惠和乌孙兵已足够应付匈奴。此时的匈奴对汉朝已非大患，只是骚扰而已。若匈奴问题真的不严重，那桓宽何必耗费42-51篇的精神大论此事？
匈奴
(3)荀悦的《汉纪》卷十七宣帝三年载：「…初，匈奴数侵边，又西伐乌孙。武帝欲与乌孙共击匈奴，故以江都王建女细君为公主，妻乌孙昆弥。…于是匈奴复侵乌孙昆弥。昆弥与公主上书，请击匈奴。…」。可见「匈奴数侵边」是在武帝时。《汉书?宣帝本纪》载：「…匈奴数侵边，又西伐乌孙。乌孙昆弥及公主因国使者上书。…」，因为内容较简化，容易使人误为「匈奴数侵边」是在宣帝时。《汉纪》的记载条理分明，不似误抄，亦不似臆测。荀悦的《汉纪》虽是根据《汉书》而作，但荀悦亦有所删润，常可补《汉书》的缺陷。23《四库全书提要》称：「…盖以悦修《纪》时，固书犹未舛。…」。由此可知宣帝本始三年之役，并非由于匈奴侵边。
那为什么在正式会议内（1-41篇），只有三篇谈到匈奴问题，而在会后会时才大幅讨论此事？那是因为正式的会议，是以盐铁问题为主轴，所以文学和贤良把论点放在宽赋减税这类的事项上，对匈奴问题只是跳跃性地应答（第12、16、38篇）。而在会后会时，既然桑大夫一开始就谈匈奴问题，文学就不客气地反驳了。在正式会议时，在〈12忧边〉和〈16地广〉内，都是文学和桑大夫对答，到了〈38备胡〉时，就完全由贤良应答。一方面贤良的人数少，二方面是他们的意见已表达完毕，所以在42-52篇内就完全没发言，只由文学和桑大夫双方拉锯对峙。
5记载方式的问题
桓宽在〈60杂论〉说，盐铁会议的内容是「汝南朱子伯为予言」。所以有可能是汝南郡的朱生（他可能是参与会议的文学之一），把当时的情景告诉同郡的后辈桓宽，但恐怕也难免加上自己的见解。桓宽在宣帝时（71-49 BC）举为郎（皇帝的侍从官），史称桓宽习公羊春秋，他有可能是宣帝时的博士弟子（可能师事颜安乐或严彭祖），后任庐江太守丞，但他的生平事迹以及生殁年尚无法确知。盐铁会议的正式发言记录，应该是由太史令执掌。《汉书?公孙田等传赞》说，盐铁会议「当时诘难，颇有其议文」，以桓宽的身分未必能见到这些记录，他的记载是靠别人转述的。《汉书?公孙田等传赞》称桓宽「推衍盐铁之议，增广条目，极其论难，着数万言，亦欲以究治乱，成一家之法焉」，这句话说明了桓宽撰写《盐铁论》的手法与性质。
目前《盐铁论》最好的版本，祇能追溯到明代的涂祯本，离汉代已远，传抄的错误可想而知。历代都把它当作儒家的诸子书之一，科举功名上的用途，远不及群经和正史，也因而得不到应有的校勘整理。有些文字看来矛盾，可能是由于衍文或脱误。例如，〈60杂论〉与《汉书公孙田等传赞曰》所记载的就有差异。「赞曰」至「其辞曰」以下当为原文，若拿此段话来和《盐铁论》相对应的部份比较，则《汉书》应较少有传抄的错误。然而也不能完全排除，班固作了整段的删节。某些引经据典的地方，也往往出现异文，其中有些可能是因为经书传承上的差别，但也有些地方是明显的衍误，例如「异乎吾所闻」就误成「异哉吾所闻」。24类似这样的地方，尚需要多作考证。
前面提到姚鼐说：「宽之书，文义肤阔，无西汉文章之美，…其明切当于也，不过千余言，其余冗蔓可削也。」桓宽的文体，恐怕与西汉的经学传统有关。博士传经，本期于致用，往往多方收集例证，不嫌杂庑。元帝以后，各家博士皆有「章句」，往往动辄至数万言，用之于「应敌逃难」。25昭、宣之时，此风已开（宣帝时的小夏侯《尚书》已有章句），桓宽大概受到这种文风的影响。
桓宽在还原盐铁会议记录的过程中，难免把自己的议论和见解掺入。基本上他和桑弘羊的思想格格不入，如果要臆造的话，大概是着重于描述桑弘羊的窘境，如〈10刺复〉的「大夫缪然不言，盖贤良长叹息焉。」和〈59大论〉的「大夫怃然内惭，四据而不言。」这类的描述将近有20条之多。若桓宽真要臆造桑弘羊的言论，手法上应该把他的说辞极端化，引人反感，而比较不会去虚拟他的论点，因为能揣摩得这么前后一致，唯妙唯肖，也不容易。
若说《盐铁论》的后半部是桓宽臆造，也可以用另一种说法来反驳。虽然桓宽是在宣帝朝才撰写此书，但昭帝朝的老官，以及当时参与盐铁会议的贤良和文学，也一定还有人健在。所以一方面是桓宽未必敢这么做，二方面是同时代的人若看到桓宽臆造，以当时私家著述的风气已逐渐蓬勃，难道不会留下抱怨此事的记载或传闻吗？
还可以从另一个角度，来看桓宽在处理下半部（42-59篇）时，落笔的谨慎态度。在〈54 论菑〉里，桑弘羊把论点从邹衍的五行，转到阴阳灾异问题上。他的问话相当主动，特别强调：「妖祥之应，鬼神之灵」，而且用「不知则默，无茍乱耳。」来反激文学。他的用意，一方面是想替兵刑找出理论的根据，但另一方面似乎也想趁机找碴子，要从文学的答辩辞中，引出犯忌的话，看是否能扳回一城。阴阳灾异在西汉是大热门的题材，熟悉《公羊春秋》与《尚书?洪范》的文学们，很容易见猎心喜。从战国末期到西汉谈论灾异的人，很着重「天人感应」，一听到怪异的现象，往往会联想到政治人物的命运。若把这种信念用到实际问题上，而且认定自己的见解，就很容易产生悲剧。
然而文学们也不是省油的灯，他们熟知前朝董仲舒的遭遇。《汉书?董仲舒传》载：「…仲舒治国，以春秋灾异之变推阴阳所以错行，故求雨，闭诸阳，纵诸阴，其止雨反是；行之一国，未尝不得所欲。中废为中大夫。先是辽东高庙、长陵高园殿灾，仲舒居家推说其意。艹稿未上，主父偃候仲舒，私见，嫉之，窃其书而奏焉。上召视诸儒，仲舒弟子吕步舒不知其师书，以为大愚。于是下仲舒吏，当死，诏赦之。仲舒遂不敢复言灾异。」
在这种背景下，桓宽所记述的文学应答辞，就显得非常低调：勿用严刑、顺天，宽民。他们用「天道好生恶杀，好赏恶罪。」（〈54论菑〉）来躲闪桑大夫的陷阱，同时也反击性地说：「…故臣不臣，则阴阳不调，日月有变；政教不均，则水旱不时，螟螣生。此灾异之应也。」（〈54论菑〉）文学在此巧妙影射桑大夫「臣不臣」，这种勾心斗角，后世的读者不一定容易体会到。
桓宽是个公羊学者，在重建这段对话时，显然也很意识地控制自己的笔端，保持低调的态势。那是因为有眭孟的覆辙在前，更提醒他要用这种谨慎的手法书写。26如果他真要臆造《盐铁论》的下半部，就应该根本回避这个题材。
6结论
赖文的旨意是在呼应姚鼐的论点，说《盐铁论》的下半部（42-59篇），有可能是桓宽臆造的。姚鼐的论点是直观性的，并没有提出结构性的证据，也没有外部和内部的逻辑检验。赖文从《盐铁论》上下两部结构迥异的角度，提出四项理由来呼应他的观点。这当然是个有趣的议题，赖文的怀疑乍看之下也有些道理，但主要的缺失，是他单从全书的结构来看，忽略了从内文找出细微的证据，来检验这个问题。
本文提出相反的论点，说《盐铁论》的上下两部之间，应该是有机的关联，关键点在于是否有会后会。姚鼐和赖文认为没有会后会，主要是质疑〈42击之〉的首段文字。我们认为此段可能有逸文，因而导致解读困难；若无逸文，则在断句上应有其它的解读方式。我们在第三节提出新的断句法，并考证会后会的可能日期，这两点可以用来支持很可能有过会后会，而不是桓宽臆造的，也不是他在托事立言。
如果真的有会后会，那就回答了赖文的第一项质疑（双方代表人物的问题）。我们的回答是：丞相和丞相史并未出席会后会，出席者有：御史大夫桑弘羊、他的属下御史（数人）、文学（五十人以下）、贤良（八人或更少）。
第二项疑点，是42-59篇的主题，与盐铁会议的主旨不相干。是的，桑大夫的主要目的，是希望文学和贤良能支持伐匈主张，因为盐铁问题在〈41取下〉时已有定论，所以会后会的主要议题，就转到伐匈问题，但双方因相持不下，怨怒而散。
第三是匈奴问题的比重，为何在1-41篇内所占的比例不多（只有三篇），而在42-59篇内却有11篇？此事在第四节已有详论，不赘。
第四个问题是：1-41篇内的言辞激昂，各篇之间的主题跳跃不连贯，而在42-59篇内，却是论点平稳理性，诸篇之间的秩序井然？那是因为1-41篇所论的主题纷杂，各方相持不让，焦点不易集中。而42-52篇中的主题单一（伐匈问题），53-59篇的题材是次要的，是辅助性的言谈，不是桑弘羊的主要诉求。再说，一旦进入〈55刑德〉、〈58诏圣〉这些论题时，桑大夫当然不是文学们的对手，再论下去必然自讨无趣，所以就不欢而散了。
针对42-59篇是否为桓宽臆造的问题，我们提出另一些可能性的论点，希望引发更多角度的讨论。
附录：车丞相的重要发言
丞相车千秋在盐铁会议内的发言次数最少：在〈29散不足〉有两次单句型的话，在〈31箴石〉开头有一段六行的论述，在〈39执务〉有一段四行的表述，如此而已。一方面这是他的政治成熟度与个性，二方面因为他是会议的主席，发言次数少也合乎会议常情。然而，车丞相的角色并非无关紧要，其实他发挥相当重要的功能，只是因为做得清淡，容易被人忽略。
在〈29散不足〉的前两段内，桑大夫其实已被贤良驳倒，以致「大夫默然」。事情本来可以到此为止，转谈他题，但车丞相却再度挑起这个会让桑弘羊更难堪、更处于下风的题材。他只轻淡地说了一句：「愿闻散不足」，这就给贤良一个大幅发挥的空间，从第5段一直论到第38段，大论奢靡之不当以及节俭的重要。这些话都是针对桑派人士平日的作为而发，车丞相表面上是在关心时政和民弊，但更深沈的用意，却是在使桑弘羊难堪：车丞相在政治上阴党霍光，但在盐铁会议上又不便直说，就利用这种单句挑拨法借刀杀人。
另一个类似的例子，是在〈31箴石〉的首段，丞相说了一段六行的话，再度借着贤良、文学的事来批评主政者（桑弘羊）：「…使有司不能取贤良之议，而贤良、文学被不逊之名，窃为诸生不取也。…县官所招举贤良、文学，而及亲民伟仕，亦未见其能用箴石而医百姓之疾也。」
这两处已可以显现车丞相的手法与立场。《汉书?车千秋传》说：「昭帝初即位，…政治壹决大将军（霍）光，千秋居丞相位，…终不有所言。光以此重之。」桓宽在〈60杂论〉的末段也盛赞车丞相，说他「当轴处中，括囊不言，容身而去，彼哉！彼哉！」车丞相这种「终不有所言」的形象，和上面所引述两段借刀杀人的话，并不一致。他借着轻描淡写的挑拨手法，来表达他对桑派人士的不满，以及对贤良与文学的支持，确实能让他「容身而去」，这种高超的政治身段，真是「彼哉！彼哉！」。
车丞相的四次发言，几乎全都在配合贤良的论点。从〈28 国疾〉到〈41取下〉，有某位贤良大出锋头，他的语气平缓坚定，层次清楚，举例丰富，多方面都能顾虑到。此次会议最后能达到部份目标（「罢郡国榷沽、关内铁官」），这位贤良的功劳不小。开始时他完全没有发言，直到桑大夫在〈28国疾〉时受了困（「大夫视文学，悒悒而不言也。…大夫色少宽，面文学而苏贤良曰：」…），并尊称这位贤良为「子大夫」，向他求援而碰了一鼻子灰时，才知道他的厉害。然而，如果没有车丞相在旁边撑腰、打边鼓，这位贤良的作用可能就小多了，此事的前后过程很值得欣赏。27
这位贤良在〈28国疾〉开始讲话，在此篇末段作了20行的大议论，这股大气势在场面上把桑大夫压了下去。这位贤良在此篇的结语是：「故国有严急之征，即生散不足之疾矣。」「不足」这个名辞，后面也数度用到。针对这个论点，桑大夫的初步反应是恐吓性的：「患至而后默，晚矣！」（〈29散不足〉首段）。接着，贤良以不亢不卑地态度响应。桑大夫一时也没有话讲，若非车丞相把这个话题再挑起来，恐怕这个论题就这样放过了。
车丞相的用语很讲究，他没有接续刚才的那句话，而是巧妙地趁之前一回合的印象还没有消失时，说一句挑拨性的话头：「愿闻散『不足』」，这就启开贤良的长篇大论。这篇大论，是全书内最长的，依照王利器的分段方式，共有34段（段5-38），其结语是：「故国病聚不足即政怠，人病聚『不足』则身危。」这时，丞相说了一句结束语：「治聚『不足』奈何？」这句话表面上看来，是不关痛痒的发问，但临场效果却不止如此。贤良立刻又接着说：「盖桡枉者以直，救文者以质。…」。结果是桑「大夫勃然作色，默而不应」（〈30救匮〉）。这时候丞相才假装责备几句：「…使有司不能取贤良之议，而贤良、文学被不逊之名，窃为诸生不取也。…」（〈31箴石〉）。贤良趁机把论点拉开，说：「君子之路，行止之道固狭耳。」希望藉此来缓和场面。然而桑大夫已被激起斗志，身不由己地辩起这些话题：「己不能故耳，何狭之有哉？」（〈32除狭〉）。为了避免无谓的冲突，贤良趁势谈起「选贤」。
一直到〈38备胡〉，桑大夫和这位贤良之间的辩论有如短兵相接，针锋相对。论点有时偏离主题，有时又回到会议的主要议题上：废除盐铁专卖。到了〈38备胡〉的尾段，桑大夫又「默然不对」。此时丞相又介入了：「愿闻方今之急务…」（〈39执务〉）。这句挑拨性的问话，再度把桑大夫逼得图穷匕现：「利归于下，而县官无可为者」（〈41取下〉）。这个说法再度引起贤良的最后一击：「安者不能恤危，饱者不能食饥，…从军者暴骨长城，戍漕者辇车相望，生而往死而旋，彼独非人子邪？」场面急转直下，「公卿愀然，寂若无人。于是遂罢议止词。」（〈41取下〉）。
综观车丞相在盐铁会议内的四次发言，我们的评语是「清淡」、「精准」、「老到」。
李怡严
与李怡严合着，原刊于《当代》2000年3月151期
7良币驱逐劣币：汉文帝的放铸政策
劣币驱逐良币（格雷欣法则），要有一项前提才会成立：在金属货币的时代，如果政府规定劣币与良币的购力相同（或有固定的交换比例），劣币就会驱逐良币。但如果(1)良劣币之间没有固定的交换比例，(2)政府鼓励民间自由铸币（放铸），那就有可能发生相反的情况：良币会驱逐劣币。西汉文帝（公元前179-157），鼓励民间自由铸造四铢半两钱，就出现这种「反格雷欣法则」的现象。从考古的证据可以证实，放铸期间铸造的四铢钱，比国家铸造时期的四铢钱，在含铜量与钱币的重量上（成色），都明显地优越。
秦朝统一六国后，实行中央集权，看起来可以由上而下一条鞭，但也要付出相当高的监督成本。在这个短暂的朝代里（公元前221-206），货币体制并未和政治一样地标准化。这种混乱的货币制度，一直延续到西汉。西汉初期的几位统治者，发行过好几种货币，但效果并不好，主要的困扰是盗铸与贬值：减轻钱币的重量或降低含铜量。
汉文帝登基的第5年（公元前175年），宣布两项新政策：(1)铸造新币，名为四铢（每铢的重量＝0.651公克）；(2)开放铸币权（放铸），民间可以自由铸造，私人铸币无罪（「除盗铸钱令」）。这是中国货币史上惟一的放铸时代，效果如何？意外地好，可以说是替「文景之治」（公元前179-141），奠下良好的基础。
文帝的放铸政策只维持30年（公元前175-144），之后收回铸币权，禁止民间私铸。铸币权回归中央后，还继续铸造四铢钱，直到公元前119年为止，四铢钱的寿命总共约55年。我们从出土的钱币质量分析报告，可以看出汉代的各种钱币中，四铢的质量最佳（含铜量最高）。历史学界认为，文帝的放铸引发币制混淆，这是不正确的见解。
四铢钱
前面说过，四铢钱是放铸政策下的新钱，但国家收回铸币权后，还继续铸造四铢钱，这就方便对比「放铸」与「禁铸」时期，四铢钱的质量优劣。我们要提出一个论点：在自由铸造的环境下，透过「产品」（民间自由铸造的钱币）的竞争，货币的质量会不断提升，导致「良币驱逐劣币」。
这个结果其实很符合格雷欣法则的精神：(1)如果政府不强制规定劣币与良币的交换比例；(2)如果民间对钱币的质量，讯息对称透明的话；就有可能出现「反格雷欣法则」（良币驱逐劣币）。大家会问：如果放铸能让良币驱逐劣币，为何古今中外的政府，大都采「禁铸」政策？原因很简单：在放铸政策下，政府赚不到「铸币利润」。铸币利润是君主的重要财政收入，铸币权收归国家因而成为常态。
但放铸并不表示，民间可以铸造任何重量、任何成色（含铜量）的钱币。事实是：政府会提供「标准货币」的样本让民间遵循，重点是要让民间赚取「铸币成本」与「钱币面值」之间的铸币利润。换言之，政府把原本由国家赚取的铸币利润，转让给民间。放铸的目的是希望：(1)透过民间的竞争，钱币的质量会愈来愈好，国家的币制可以更快统一。(2)减少政府的负担，不必支付铸币成本与发行费用。
在这种鼓励下，民间有意愿铸造成色较佳的钱币，这样才比较容易把自己铸造的钱币卖出去。在利润的诱导下，在自由竞争的环境下，钱币的质量就和其它商品一样，会愈做愈好，劣币自然会被驱逐。但如果铸币权掌握在国家手中，就会在财政考虑下（为了赚取更多的铸币利润），降低钱币的质量，因而掉进格雷欣法则的陷阱里。
把秦朝铸造的12铢钱、西汉早期的3铢钱、吕后时期的8铢钱、文景时期的4铢钱、武帝时期的4铢、5铢钱，以及东汉时期的5铢钱，放在一起比较它们的含铜量，可得到很明确的结果。以秦朝12铢钱每公克的含铜量当作基数（=100），就可看出秦汉各种钱币中，以文景时期的4铢钱质量最佳（指数=205），其次是西汉初期的3铢钱（=198）、武帝时期的5铢钱（=184）。这个结果说明，在放铸政策下，钱币的质量最佳，良币真的有可能驱逐劣币。
接下来要问的是：单用放铸政策，就可以保证这项结果吗？当然不是，还需要配套措施，其中最重要的就是「称钱衡」。1975年在湖北江陵凤凰山的168号汉墓，出土了汉文帝前元15年（公元前165）的称钱衡（天平）。衡杆上记载与货币法律相关的文字，其中最重要的一句是：「敢择轻重衡，及弗用，劾论罚。」意思是说：凡商民买卖所用的钱，都必须用「钱衡」（天平）测量实重，不可逃避，否则依条例处罚。
钱衡的目的很简单：持有各种货币的人，必须在公平公开的环境下交易。如果具体落实的话，民间很快就能评断出，哪种钱币质量较优、接受度较高。换句话说，钱币市场开始产生有规范的良性竞争，让良币更为人接受，拒收劣币。透过钱衡的公开运作，如果持劣币来买卖，对方会要求加钱才肯成交：「或用轻钱，百加若干」。反过来说，如果持良币来买卖，就会要求对方添给商品：「或用重钱，平称不受」。
格雷欣法则成立的第一项条件，就是良币与劣币之间有固定的交换比例，钱衡打破了这项条件。格雷欣法则的第二项条件，是买卖双方对货币的质量讯息不对称。在钱衡法的要求下，双方对货币的质量有透明对称的讯息。格雷欣法则的两项条件，在钱衡法的运作下都无法成立，良币因而得以驱逐劣币。
综前所述，文帝的放铸政策，经过4个步骤才能成功。(1)政府提供钱币的形式和质量标准，称为「法钱」。(2)鼓励民间自由铸造，但质量不得低于法钱。(3)提供钱衡，作为判别良劣币的标准与仲裁工具。(4)民间为了赚取铸币利润，就会竞相提高货币质量，良币逐渐占上风，劣币被逐出钱币市场。
这套史上惟一的放铸政策，在景帝时（公元前144年）结束了，前后历时30年，之后铸币权回归政府（禁铸）。景帝继续铸造4铢钱，但质量起伏不定。公元前140年时，把4铢改为3铢（减重），136年时改回4铢，119年又改回3铢，118年铸新的5铢钱。到了公元前113年，武帝禁止地方政府铸币，完全收归中央。
上述的27年间（公元前140-113），币制改革了好几次，质量逐渐下降。以5铢钱为例，武帝时期的5铢钱，从3.35公克降为3.26公克（昭帝时所铸），再减为3.07公克（宣帝时铸）。到了东汉，5铢钱只剩2.86公克。长期而言，文帝之后的钱币质量持续下降，主因是国家财政困难，必须尽可能赚取铸币利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