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铢钱正反面（半两）
汉文帝的放铸，在古今中外的货币史上，都是少见的例外。从这个史例，我们可以得出两项基本学理：(1)在自由铸造的政策下，政府不必规定良币与劣币的交换比例；(2)当民间对货币的质量讯息对称时（透明公开），格雷欣法则就有可能不成立，良币确实有可能驱逐劣币。
参考书目
陈彦良（2007）：〈四铢钱制与西汉文帝的铸币改革：以出土钱币实物实测数据为中心的考察〉，《清华学报》，37(2):321-60。
陈彦良（2008）：〈江陵凤凰山称钱衡与格雷欣法则：论何以汉文帝放任私人铸币竟能成功〉，《人文及社会科学集刊》，20(2):205-41。
Chen, Y. and C. Lai (2010): “Good Money Drives out Bad: A Note on Free Coinage and Gresham’s Law in Chinese Han Dynasty”, working paper.
8中国的银本位与1929年世界经济大恐慌
学界对1929年大恐慌的起因，有诸多学说争执不下，较具代表性的有三种。(1)产业结构说。1914-8年的第一次世界大战，把欧洲的经济与民生打垮了，战后重建所需的钢铁、建材、机械、车辆，必须靠美国提供。在1918-28这十年间，美国的产业因而急速扩张。1928年之后，欧洲的重建已告一段落，对美国物资与产品的需求大减。但过去十年间发展的庞大产业架构，无法跟着外国的需求减缩，因而造成设备使用率不足（超额设备），雇用的工人数也超过产能的需求。用凯恩斯的话来说，「有效需求不足」是造成大恐慌的主因。
1929年大恐慌
(2)货币政策说。这是Milton Friedman为首的见解，他们认为1929年10月的纽约股市崩盘，主因是联邦储备体系（类似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过度宽松，造成不正常的泡沫经济。换言之，1929年末的股价，远超过上市公司的实质获利能力，泡沫的必然破灭，根源于央行的错误政策。负责任的货币政策，应该持续地温和增加货币供给，让经济体系自然增长。
(3)金本位说，这是以凯恩斯为首的见解，我认为相当有说服力。金本位的特性，就是各国的币值，要以黄金含量来表示，例如1英镑或1美金，等于多少公克的黄金。金本位的好处，是会员国的货币价值透明化，方便国际贸易与国际清算。第二个特点，是各国要有等值（或等比例）的黄金，作为发行货币的准备。任何人只要拿1英镑，就可以到英格兰银行，要求换回公告价格的黄金。这表示会员国的货币，随时可以换回黄金，对纸钞持有者相当有保障。
但金本位有个大缺点：会员国的货币都以黄金为基准，凯恩斯说这等于是给全世界的主要国家，共同戴上一套金脚镣（golden fetters）。换句话说，会员国的货币价值，是钉住黄金价格的固定汇率制。如果美国的金融出现大问题，立刻会透过共同的固定汇率制，迅速影响各会员国的金融体系，称为「金本位的溺毙效果」。这就好像是把大小不一的船只，用金链子系绑在一起，看起来能相互扶持稳定性大，但若某艘大船失火，不就像曹操的船队一样，从头延烧到尾吗？
有人认为1929纽约股市崩盘后，金融危机就透过金本位制快速蔓延，造成世界经济的动荡。更糟的是，原本与美国经济较间接的国家（如斯堪地那维亚），也被金本位的放大效果波及了。金本位的内部规定很多，表面上看起来很有保障，但也阻碍各国政府放手自救的空间。英国在强大的压力下，1931年9月宣布脱离金本位，各国积极跟进，金本位制终于崩溃了。学者认为，正是因为1931年的金本位崩溃，世界经济才有可能在1934-5年间复苏，如果还顽固不放弃金本位，不知大恐慌要持续到何年何月。
有了上述背景，现在要回答两个问题：(1) 1929-35年间经济大萧条时，中国的经济是否也受到严重的影响？(2)如果没有，是因为哪些保护性的因素呢？
国共双方的史学界都承认一件事实：1927年蒋介石北伐成功后，到1937年日本侵入华北的这十年间，可称为「黄金的建设十年」。也就是说，1929-35年世界大萧条期间，中国的经济反而比1927年之前还更繁荣。如果以1929年的物价指数＝100，采金本位制的英美法德诸国，指数在1929-33年间，一路下跌到65左右。也就是说，原本可以卖100元的东西（汽车、小麦），在4年间跌掉1/3，只剩65元。换句话说，金本位会员国的整体财富，在4年间缩水1/3，必须裁掉1/3的就业人数才能平衡，这不就造成20%以上的失业率吗？
相对地，中国的物价指数（1929=100），竟然逆势上扬，一直涨到1932年125左右，之后实在抵挡不住世界的萧条洪流，才开始一路下滑，到1935年最低点时，指数还接近90。换句话说：(1)在1929-35大恐慌时期，这把大火对中国还是有影响，但相对于列强的物价跌到65，以及随之而来的超高失业率，中国的情况竟然还这么好。这就好像是来了一场H1N1大流感，原本以身强体健自豪的列强，竟然遭受严重打击。而宿有东亚病夫之称的中国，却安然渡过面不改色。(2)换个角度来说，如果没有这场世界大萧条，中国经济在1927-37年间，还不知会增长多少。
1929年发行的银币
现在要回答第2个问题：是哪些保护性的因素，让中国免于1929年大恐慌的攻击？答案有几个面向，但最重要的因素，恐怕是中国没加入金本位，还维持老旧的银本位。
前面说过，金本位的重要特色，就是会员国的币值要钉住黄金，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采取固定汇率制。而中国因为外汇存底不足，没有足够的黄金当作发行货币准备，就没资格参加黄金俱乐部，和外国贸易时只能用白银报价，外国商人付款时也用白银清算，所以称为银本位。1931年之前的国际货币体系以黄金为主，白银在国际间并无货币功能，只是单纯的金属，地位和铜铁锡一样。中国对外的汇率与清算，都用白银来表达，但因白银的价格起伏不定，所以就称为「浮动汇率」。
浮动汇率有什么好处？(1)当金本位国家的物价，由于被金锁炼捆绑在一起而同步起伏时，中国可以置身事外不受影响。(2)白银价格下跌（等于是贬值），表示中国的出口品价格下跌，对中国产品的国际竞争有利，更刺激国内产业的发达。但也有明显的缺点：只要国际银价一跌，中国货币就跟着贬值，买外国货（进口）就要付出更高的代价。
现在换个高度假设但有意义的问题：如果辛亥革命后，听从梁启超的鼓吹加入金本位，请问在1912（辛亥）到1937（中日战争）之间，金本位对中国经济是利大于弊或是弊大于利？这是个「反事实的推论」，需要统计模型的设定与计量方法的模拟才能回答。如果不谈技术问题，只谈可能的结果，大致有两个方向性的答案。
(1)贸易逆差会有明显改善，原因很简单：原本是用白银报价做生意，而国际银价又长期看贬，导致贸易逆差愈来愈严重。如果改采金本位，一切用黄金计价，汇率稳定（因为钉住金价），原本的贸易逆差说不定会因而转为顺差。但这对中国的经济帮助不大，因为在1937年之前，中国是大型的半闭锁性经济，国际贸易占国民所得的比例小于7%。
(2)就算加入金本位后，可以解决贸易逆差问题，也要考虑另一个大缺点：1929年大萧条时，中国的物价必然会跟随列强大跌1/3。透过统计方法所做的模拟分析，基本上支持这个推论。
1927年蒋介石北伐成功后，如果他要请教经济学界，到底应该积极加入金本位，迎头赶上世界的潮流，还是停留在已有几百年历史的银本位，每年丧气地看着国际银价起起伏伏？聪明的你，会建议蒋委员长走哪条路？以后见之明，我建议不要加入金本位，因为缺点很明显：
(1)中国有足够的黄金存量当会员国吗？
(2)央行有足够的准备，让持纸钞者随时兑换等值的黄金吗？
(3)对外用黄金，那对内呢？还不是白银、铜币、纸钞吗？
(4)世界大恐慌时，连英美法德列强都挡不住，中国必然更惨。
(5)币制改革比想象的复杂，必须付出庞大的行政费用，引发相当的社会混乱，劳师动众耗时耗财耗力。如果好不容易才改为金本位，结果几年后（1931年9月）英国就宣布脱离，导致世界金本位崩溃，请问该怎么办？要改回银本位吗？
1929-35年间的大萧条，中国幸好没加入金本位，才会有黄金的十年建设。傻人有傻福，穷人有穷运，人算不如天算。银本位在1929-35年间，是中国经济的救生艇，而不是「银脚镣」。
参考书目
Lai, C. and J. Gau (2003): The Chinese silver standard economy and the 1929 Great Depression, Australian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43(2):155-68.
9美国购银法案（1934）对中国经济的冲击
1934年5月22日，国会通过罗斯福总统提议的购银法案，6月19日总统签字后生效。这项法案的重点，是「要求财政部在国内外收购白银，直到白银的市价每盎斯达到美金1.29元以上，或财政部白银存量的货币价值，达到黄金存量货币价值的1/3。总统授权运用各种方法，达到这项要求。」财政部依据这项法案，开始在国内外收购白银，直到1961年底为止，1963年才废止这项法案。虽然财政部努力执行，但一直没达到这两项目标：(1)让白银的市价达到每盎司1.29美元，(2)让白银的存量的价值，达到黄金存量价值的1/3。
这项购银法案和中国有什么关系呢？远因是国际银价从19世纪末长期大幅下跌：到了1928年时，每盎司才58美分；1930年因为大萧条的影响，才值38美分；1932年底和1933年初更惨，只剩25美分。美国从1873年起改行金本位，为什么还这么在意银价下跌呢？主因是有7个产银州（犹他、爱达荷、亚利桑那、蒙大拿、内华达、科罗拉多、新墨西哥），由于国际银价大跌，银矿业的收入大跌。虽然这7州人口数的总和，还比不上纽泽西州；这7州的银矿业人口，在1929年还不到3千人；但这7个州在国会占1/3的席位，结合起来的力量不容忽视。
但这两项因素，还不足以逼迫总统提出购银法案。或许第三个因素更重要，因为牵涉到广大的农民选票。1929年10月底纽约股市大崩盘后，美国经济陷入有史以来最严重的萧条。随着物价的下跌，农业部门的所得跟着大幅下滑，农民的生计困难。1933年国会通过「农业救济法案」（Farm Relief Bill），协助解决农业部门的困难。他们提出两全其美的办法：如果国会能通过购银法案（1934），一方面把白银价格拉高好几倍，二方面让白银再度具有货币功能，对萧条的经济注入新血，把物价全面拉升，也把农业部门救起来。
这一招果然有效：1932-7年间的物价上升14%，批发物价上升32%，农产价格上升79%。简言之，1934年的购银法案，是把美国从大萧条救出来的重要英雄：白银的年产量，从1934年的3.3千万盎司，增到1940年的7千万，其它的矿业（铜、铅、锌）也跟着受惠，就业人数大幅增加，货币供给量提升，效果非常显著。
这件事和中国有何相干？美国硬把银价拉抬起来，对当时仍采银本位的中国来说，有两项重大的影响。(1)等于是用外力强迫中国币升值，这会严重打击出口贸易。(2)美国的白银价格大幅提升后，中国银子必然受到高银价的吸引，大幅流向美国，造成货币供给大失血。可以预见的必然后果，是中国的物价大幅下跌，百业萧条。简言之，美国的购银法案是以邻为壑，把自己的幸福建立在中国的痛苦上。
另一群受害者，是墨西哥与拉丁美洲的产银国。这些国家原本大量使用银币，如果银价在短期内被美国拉高一倍，这些银币立刻增值一倍，物价也高涨一倍，那怎么得了？这些产银国的因应之道，是减少银币的含银量，或是甘脆禁止使用白银当作货币，否则会被美国的购银法案害得很惨。
暂且不谈对拉丁美洲的影响，专谈与中国相关的问题。1934年的购银法案，确实吸走不少中国白银。中美政府早就预见这个影响，做了配套性的政策，例如防止白银走私、规定银行汇出白银的数量。购银法案在上海等通商口岸，造成相当的恐慌，民间的主要担心，是白银流失后货币供给量变少，物价跟着下跌，工商界百业萧条。
Milton Friedman (1912-2006)，1976诺贝尔奖
真的是这样吗？有两种见解在争辩。主张上述见解的，是1976年诺贝尔奖得主Milton Friedman（1912-2006）。他的基本论点是货币数量说：购银法案把白银价格拉高后，中国币的汇率被迫升值，造成奇特的「银贵金贱」（黄金的价格相对地贬低），造成出口困难、贸易赤字更严重。白银被美国吸走后，货币供给减少，政府的财政必然更困难，只能扩大债务让预算赤字化。蒋介石政府承受不了这种压力，打算在1934年10月脱离银本位，但此事拖到1年后（1935年11月3日）才正式宣布，终止了有几百年历史的银本位，改采法币制（纸钞制）。
脱离银本位后，政府印钞票时，就可以不必顾及白银的准备数量，导致过度印钞，造成物价膨涨。以上海为例，1931-4年间因购银法案的传闻，批发物价下跌23%，但在1934-5年间只下跌1%。1935年底改采法币制后，1935-7年间的物价上涨24%。雪上加霜的是，1937年7月日军侵入华北，中日战争爆发后军费激增。此事虽与美国的购银法案无关，但国民政府在脱离银本位后，大量印钞应付各方需求。在8年抗战期间（1937-45），货币发行量增加300倍，物价上涨得更快，将近1,600倍，平均每年上涨150%。Friedman说，中国经济先受到购银法案的打击，接着是1937年的中日战争，之后又有1945-9的国共战争。整个检讨起来，购银法案应该为国民政府失掉大陆，负起重大的初始责任。
Friedman言重了。他只根据一些表面事实，做了过度的推论。购银法案确实吸走不少中国银子，引发通商口岸的商业恐慌。但若要说购银法案对庞大的中国经济，产生致命的影响，那就需要更明确的证据与深度分析。有另一派见解，例如Brandt and Sargent（1988），就明白反对这种货币数量说的推论。但他们的分析，还是停留在宏观的总体统计数字解说，没有用数理模型与统计分析，去探讨其它因素。
Thomas Sargent
我们尝试用反事实推论法，透过较严谨的模型推论与计量回归分析，得到的结论并不支持Friedman的见解。我们认为，对中国经济有较重大影响的因素，并非外来的购银法案，而是1931-7年间水旱灾的长期广泛影响。中国的可耕地面积，受水旱灾害的程度如下：1931年有20.1%，1932年17.5%，1933年15.4%，1934（购银法案那年）38.9%，1935年9.8%，1936年11.3%，1937年19.3%。购银法案对中国的冲击确实不少，但激烈的程度是短暂的，也只限于工商业。相对地，1931-7年间的水旱灾，对以农立国的经济，所产生的冲击才是广泛深刻的。
参考书目
Brandt, Loren and Thomas Sargent (1989): “Interpreting new evidence about China and U.S. silver purchases”, Journal of Monetary Economics, 23(1):31-51.
Friedman, Milton (1992): “Franklin D, Roosevelt, silver, and China”,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00(1):62-83. Comment by Rawski 1993, 101(4):755-8.
Ho, T.C.; C. Lai and J. Gau (2010): “The impact of the American Silver Purchase Act (1934) on the Chinese Economy”, working paper.
10明清的税制与贪污行为
「天高皇帝远」、「鞭长莫及」这类的说法，表示中国的领土过广，朝廷的旨意不容易在基层落实。但另一方面，从文官考试、军队调动、牢狱审判、治理水患、蝗灾、救灾蠲免，又可看出中央集权的实效面。领土过广就必须分治，以明代为例，除了有布政司、州府县的层级组织，还派皇子分驻各地申张皇权。简言之，与政治直接相关的事项（如考试、军队、救灾），帝国组织有它的效率面，但对经济性与生活性的事项（如课税），地方政府的力量就明显强过中央。
税制牵涉实质的利益，是中央与地方的重要关怀，但立场却又对立：中央政府提出既定的税收额，地方政府以国家的名义，向地方百姓超额收税，民间则贿赂官员来逃税。统治者、地方政府、民间百姓三方面的斗法，让贪污（贿赂）成为追求均衡点的必然手段与过程：中央要监督地方官员不让他们贪污，但地方官员的公费有限，必须超额征税才能让行政体系运作，民间有能力者必须靠贿赂才能减少课征额，小民百姓只好承受额内与额外的超重负担。
中央为了减少贪污贿赂，派出监察御史巡查，一方面提高监督权，二方面减少民怨。但从明清的税制史来看，答案是失望的：贪污贿赂盛行，中央的监督效果相当有限。但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这似乎是税制架构与政治结构的必然结果。贪污甚至是一种合理的行为，是一种有效的润滑剂，是一种必要的罪恶。其中的两项关键点是：(1)监督的能力与成本，(2)惩罚的严厉度与有效度。
统治者的短期财政目标，是每年的税收极大化。长期目标是扩大税源与税基，最理想的状态，是「从鹅身上愈拔愈多毛，但鹅还不会乱叫」。其实是鹅不敢乱叫，只希望少拔一点毛。真的拔毛者是地方官员，「该拔多少」与「能拔多少」之间，就由贿赂额的高低来决定。
贪污有三种主要形式。(1)官员蓄意低估纳税者的应税额（高额低收），缴税者用现金或其它好处回报。这是官员与百姓互利，牺牲统治者利益的做法，在两种情况下较易出现：(a)税源难以估算，或估算的成本过高时；(b)纳税者的应缴额相当大，贿赂比缴税更合算时。(2)官员监守自盗，从税收内中饱私囊，通常发生在中央对地方控管不足时。(3)超额征收：为了增加地方政府的收入或自身利益，官员向缴税者收取超过规定的税额，长期而言这会损害地方税源引发民怨。
这些事情古今中外从未断绝，统治者的对策不外四种。(1)税官轮派制，(2)加强罚则，(3)严厉监督，(4)提高官员薪资（养廉）。这些方法都会增加税收成本。如果国家的每100元税收中，行政成本与监督成本超过50元，那还不如甘脆让地方官员贪污20元，来得省事有效率，国家的收入反而更多。
愈偏远的省份，基层税收愈容易贪污，原因很简单：监督不易，成本太高。另一个原因是：个别的贪污事小，因为金额有限为害不大；贪污通常是勾结性的、结构性的、共犯性的，贪污者的共生性与团结性，才是问题的根本。
从百姓的立场来说，当课税过高时，应税者有几种对策：(1)逃离本地，(2)隐匿应税的资产，(3)贿赂官员减免税额，(4)团结抗税（官逼民反）。整体而言，影响贪污程度的要素有三。(1)领土的大小：小国寡民不易贪污，如香港与新加坡；幅员广大的中国与俄国，贪污率必然较高。(2)地主的实力：个别的中小农民不易逃税，贵族地主必然贿赂或抗税。(3)统治者的棍子有多长、有多狠：中央政府是否愿意付出监督与惩罚的高成本。
明朝的鱼鳞图册
以下举实例说明，明清时期的贪污为何无法有效压制。第一个困难是官员人数太多，16世纪时中国约有3.6万官员，法国约有1.2万人。这么庞大的官僚体系，分布在这么广大的领土内，有效监督的困难与成本可想而知。第二个困难，反过来说，是官员人数和人口总数的比例太低：16世纪中国的3.6万官员要管理1.5亿人口，比例约1/4,200，而法国的比例约1/1,250。这表示明代的官员，很难确实掌握可税对象的实际价值，只能根据鱼鳞图册和黄册，这类几十年才修订的老旧税收资料。
再举一例，以规定国家财政收支的《会计录》来说，明代三百多年间，总共才修订三次（洪武、弘治、万历），这么长的间隔，怎能掌握社会财富的变化？再以清丈田亩为例，张居正当国时雄霸天下，但真正清丈的，也只不过是山西和北京少数地方。「每丈必反」已成常态，清朝在17世纪时，也试过三次清丈田亩，皆未成功。这表示明清时期，隐匿财产田亩避税的事态相当严重，愈有田产的人愈有办法逃税。据估算，20世纪初期时，约有33%到40%的家户，完全未缴土地税。
明朝的黄册
这么严重的逃税，难道地方税官不知情吗？逃税者必然贿赂，收税者必然贪污。监察系统说起来严密，执行起来严松不一。被举报者占贪污者的比例太低，因严重贪污而被革职者，19世纪时只有6%-9%。
为什么不雷厉风行斩草除根呢？主因有好几项。(1)官员薪资太低，地方的行政经费太少，中央无法充份供应，只好纵容地方「靠山吃山、靠水吃水」。(2)如前所述，地广人多难以监督，因贪污而治罪者，通常是因为事态严重，中小型的贪污很少判刑。(3)如前所述，贪污是结构性的共犯，贪污群之间的关系紧密，团结对外难以清除，若强力清除，反而导致地方事务停顿。(4)因而在文化上与社会上，对贪污的宽容度较西方国家松缓许多。(5)交通不便讯息传达困难，若非重大事件，很少动用快速的驿站体系，造成监督与惩处的成本高居不下。
逃漏税的严重性，其实就是反映贪污的普及性。以1712-26年间，江南拖欠税款（其实就是逃漏税）的比例来看，1千万两的拖欠额中，欠税者承认的数额只有3%，其余的97%「仍在调查中」。要调查到什么时候？最后能追缴出多少？雍正皇帝发了怒火要清查此事，1728年的调查结果是：(1)拖欠税额中，应由高层官员负责的只有0.3%。(2)要由低阶官员和收税者负责的有41%。(3)要由地方士绅负责的有3.9%。(4)纳税者的逃漏有54.7%。重点在第(4)项：为什么能逃掉55%的税？应该是官员的查税不力与纵容。再追问下去，为什么会有这个局面，答案呼之欲出：应纳税者贿赂，查税者收贿。江南富庶地区有一半的税被逃掉，国家的税收怎么够用？
雍正皇帝随即展开税制改革，这些事情的面向复杂，其中与贪污相关的改善措施，是增加官员薪资，称为养廉银。平均而言，加薪最高的地区是四川（29.7%），这是偏远省份（蜀道难，难于上青天）。其次是贵州（加薪11%），这也是偏远地区。奉天、山东、福建的加薪额度约9%-10%，离中央政府较近的省份（河南、江苏），只加5.4%。有了养廉银制度后，税务改革的效果好吗？算得上好的是核心省份：山西、河南、陜西、直隶、贵州，偏远地区的效果仍旧有限，主因仍是监督困难、惩罚的效果难持久。
参考书目
Kiser, Edgar and Xiaoxi Tong (1992): “Determinants of the amount and type of corruption in state fiscal bureaucracies: an analysis of Late Imperial China”, Comparative Political Studies, 25(3):330-31.
11明清时期的贪污规模推估
贪污是古今中外难解的大问题，这种事的严重程度，只能有个主观的判断，怎么可能估算出全国性的具体数额？难道你能估算出1900年代初期，广州市的贪污规模？这个念头听起来可笑，但有些经济学者试着用理论模型在推估，姑且一听。
税务方面的贪污，对经济成长有不同层面的影响，其中最明显的是税收减少，以及政府的开支减少。明清政府的可用资源降低后，又有好几项重大影响：国防经费不足、防水治灾的公共建设减少。还有一项恶性循环的影响：官员的薪资跟着减少，反过来使贪污的情况更严重。从防治的角度来看，政府有动机提高官员薪资（养廉），但因领土幅员广大监督不易，因贪污而被惩戒的机会不够显著，所以贪污问题一直没能逃脱这项循环。
14世纪末明朝建立时，科技、知识、文化都比欧洲高，但1492年哥伦布发现新大陆后，欧洲开始发展。经过16-17世纪的重商主义、18-19世纪的产业革命，欧洲的掌控力迅速全球化。相对地，14-19世纪之间的明清国势迅速下跌。造成一上一下的强烈对比，原因有内有外，其中一项内在因素，就是贪污造成税收无效率，以及由此产生的一连串影响。
明清的贪污是普遍行为，从朝廷到地方的各级官员，呈现金字塔型：高官的个人贪污金额大，但人数较少，离朝廷的监督较近，所以总额较小。相对地，愈靠近基层，官员人数愈庞大，虽然个别的金额较小，但总贪污额会组成金字塔的厚实底端。基层官员的贪污有几项特色：集体性、结构性、共犯性、长期性。为什么会这样？因为国家发给的行政费与薪资不足，地方政府必须各自「谋财」，士绅、地主、富商自然愿意「报效捐输」，来换取减免税金。
以县官为例，他同时掌控好几项权力，例如司法判决权、税收权、人事任命权。相对地，欧洲的司法判决有法院体系，税收有财政体系，任免有人事体系，各自独立相互制衡。中国的地方官员同时掌握这些权力，只要打通县官，就可解决多项问题。贪污有「需求面」也有「供给面」，在中国的基层体系内，供需双方容易成立，相互掩护。在欧洲就相对地较困难，主要差别就是上述的行政权，在中国没有明确分开。
惩治贪污的法律条文，在中国相当完备，处罚也足够严厉，为何无法有效减少？因为贪污者知道，虽然条文严苛，只要不太过份或被出卖，很少有官员会受处分。再说，贪污者之间环环相扣，这是共犯性的结构，出事时必然官官相护。明清史上的地方官员，很少因为贪污而被惩戒，就是个好左证。前面说过，基层贪污的两大主因，是国家发给的行政费用不足、官员的薪俸太薄，以下举英国的例子对照。
以1770年代为例，英国的中级官员年收入高达数百镑，低阶的守门人和园丁年薪约20镑。高级官员中，以国务卿为例，年薪8,000镑，司法总长2,100镑，税务署长约1,000镑。同时期的家庭收入，高所得者约150镑，中所得者30至150镑，低所得者约30镑。简言之，官员的收入明显高过民间，贪污的需求就会降减，如果配合有效的监督与惩罚体系，加上行政权的分立，就不易造成共犯性集体贪污，全国性的贪污总额就会减少许多。
英国式的「制度性贪污」，大都是一人身兼数职，同时领取多项酬劳。但因这些兼职的收入有法令规范，这种「额外收入」的程度，无法和中国式的贪污相比。中国式的贪污是系统性的，主要的破坏点是税收来源。基层县官的两个特色是：(1)高权低薪，(2)同时掌控原本应该分立的职务。十年寒窗无人知，目的是之后的位高权重油水多，本职薪资是象征性的，随着职位而来的名利才是重点（鸡犬升天）。虽然各级官员都有轮调，但长期的官场风气与同化作用，已使各省各地的贪污成为常态。
雍正年间（1727）实施养廉银制度，希望透过加薪减少贪污增加税收。当时的官员总薪资额约6.3百万两，其中1.4百万是本薪，4.3百万是养廉银，0.6百万是公费。整体而言，这项措施让官员的合法收入增加3倍，但减少贪污的效果依然有限，原因很简单：微薄的本薪就算增加5倍，还是比不上贪污所得的吸引力。有人估算过，1880年时的官员总数约2.3万人，非法所得每年约1.15亿两白银。换言之，平均贪污所得是本薪的18倍。但这1.15亿两中，有一半是被上层的1,700位官员分掉。
这些贪污的钱主要来自何处？基本上来自中小农，除了本税还有火耗这类合法的附加税，以及巧立名目的各项杂税捐。这些事情的普遍度，在正史记载与笔记小说内，从未断绝过。清朝的法律规定，受贿15两银子以上者，罚打70到100大板，如果用力真打，必死无疑。贪受80两以上者绞死：罚则虽严，但很少人因为80两银子而受刑。如果真的雷厉风行，恐怕没有几个官员能幸免。
从几个因贪罪而处死的例子来看，真正的原因，通常是行政上的重大疏失或得罪上级，贪污本身的刑罚，其实无逻辑性的轨迹可循，因小型贪罪而受罚的机率相当小。乾隆治国的60年间，贪罪的弹劾案有4百件，但大都未起诉定罪。假设当时全国的官员有2万人，再假设每人的任期是3年轮调一次，这样在乾隆60年间，总共有40万个职位，才出现4百件弹劾案，机率是0.1%。真正被定罪的机率就更少了，应该不会高于0.01%。
最后要回答一个猜测性的问题：明清时期的贪污如果这么普遍，总累计的金额必定相当可观。有无可能提出一个方向性的数字，让大家了解一下贪污的规模，在全国经济体系内的严重性？有2位经济学者透过复杂的数理模型，估算明清时期官员的总贪污额，大约是总薪资收入的14到22倍之间。这是相当可观的倍数：如果县官的年薪是100两，他每年的贪污额大约是2,000两。换个方式来表达：全国农业的总收入中，大约有22%被0.4%的人口（官员）贪掉了。这种推估方式，对模型内的参数设定相当敏感，但可提供一个更深入讨论的起点。
参考书目
Ni, Shawn and Pham Hoang Van (2006): “High corruption income in Ming and Qing China”, 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81:316-36.
12美洲白银对明清经济的影响
中国历代的白银产量，大都不够民间的需求。明代中后期张居正推动一条鞭法，在税制上最大的变革，就是用银缴税。明代工商业发达后，民间对白银的需求增加，西班牙与葡萄牙商人，从拉丁美洲运来大量的白银，日本也出口不少白银到中国。这些在明代中后叶输入的大量白银，一方面繁荣了工商业，二方面让用银缴税成为可能。但在1640年代左右，进口的白银数量逐渐减少。有人从货币数量说的观点，认为这可能导致明代的亡国、压抑清初的经济繁荣。外国白银供应量的高低，和明清经济的起伏，有这么直接的因果吗？
张居正，1525-82
美洲白银在16-17世纪大量流入欧洲后，产生两项长久的影响。(1)解除了15世纪以来的「流动性危机」：金银的供给数量，原本不敷铸币的需求，美洲白银解除了「旱象」。(2)造成物价革命：1世纪之内物价上涨3倍，但也播下17世纪经济萧条的种子。欧洲的经济史学者估计，美洲白银约有1/3流入中国，应该也会造成类似的影响：(1)解除中国长久以来的「银荒」，让张居正的新财政政策「一条鞭法」得以施行。(2)明代中后期的经济因白银流入而繁荣，但流入数量减少后，引发1644年明代的败亡与清初的不景气。
你同意这样的模拟推论吗？反对这种推论的人会说：
(1)美洲白银对16-17世纪的欧洲，确实是经济成长的重要推进器。但如果只有1/3流入中国，被3或4亿人口均分后的数量，其实少得可怜。美洲白银或许可以增进某些城市或某些行业的繁荣，也有助于用银缴税，但数量远不足以当作明代经济繁荣的燃料。
(2)中国一直有银荒问题，整体而言进的比出的多。16-17世纪进来的白银，要以存量（stock）的观念来看，不要以流量（flow）的观念来看。换言之，白银对明清经济的影响，要以历年累积的数量来判断，不能以某些年代进口量的增减，就判断对经济有无立即的因果关系。
(3)中国的日常生活以铜币为主，只在缴税和大额交易时才用银两。银子在中国的货币功能，和欧洲很不一样：欧洲的生活中，银币是日常的；中国的生活中，银币是例外的。这3点合起来，是要争辩一个基本论点：美洲与日本的白银流入后，对明清经济的兴衰，恐怕没有直接的因果。
西班牙、葡萄牙、日本、荷兰、走私者，为什么要积极把白银运入中国？主因是追求金银比价的差额利润，道理如下。1500年左右，中国的金银比价约是7.5比1：每两黄金的价格，约是每两白银价格的7.5倍。同一时期欧洲的金银比价，以法国为例，约是13比1。
在套汇者眼中，这个价差有什么意义？他们知道：在法国13两白银可以换到1两黄金，但在中国只要7.5两白银，就可换到1两黄金。换句话说，欧洲是「金贵银贱」，相对地，中国是「金贱银贵」。所以只要从拉丁美洲运7.5吨白银到中国，就可以换到1吨黄金，运回欧洲后可以换到13吨白银。夸张地说，运1船白银到中国所换到的黄金，载回欧洲后可以换到2船的白银。扣除运费与风险后，实际利润至少还有60%或80%。
1400年时（明代初期），中国的金银比价约是4比1（1两黄金只能换到4两白银），如果这时载白银来中国换黄金，运回欧洲的利润大约是300%。当然，哥伦布是1492年才发现新大陆的。
此处的重点是：欧洲与中国之间的金银价差，在这种套汇的积极作为下，很快就收敛了：1650年时，中国的金银比价已高达14比1，和法国的15比1相当接近。这表示两件事：(1)中国的白银存量已大幅增加；(2)已追上世界的金银比价，从银荒时期的「金贱银贵」，转为欧洲式的「金贵银贱」。
理解这些基本背景后，来看明清时期流入的白银数量。华北黄河流域矿产稀少，先秦时期的金银，主要靠长江流域供给（楚国为主）。15世纪初期明朝的版图大增后，积极开采云贵的银矿。但平均年产量只有4-6吨，顶峰时约20吨，不够急速增长的人口与经济使用。1500年之前外国白银尚未流入，中国被迫处于长期银荒状态。1530年代，日本西部发现大量银矿，才让亚洲进入「白银世纪」：用白银来拓展国际贸易网络。1540年左右，华商开始运丝织品到日本换白银。1570年代，葡萄牙人看到运送美洲白银来亚洲的庞大利益。有人估算说，明代灭亡之前（1643），大约有2.5亿两（9,375吨）白银，在中国地区流通。
整体而言，1550（嘉靖29年）和1645（明亡）的1世纪间，中国总共进口多少白银？1550-1600这50年间，约1,770到2,370吨；1600-45这50年间，约6,900到8,400吨；合计约8,670到10,780吨。假设总进口量是10,000吨（＝10,000,000公斤），除以100年，每年约10万公斤（=1亿公克）。假设明朝18岁以上的成年人口有1亿，每年从外国流入的白银，每人只分到1公克，怎么足够当作经济成长的燃料呢？虽然每年10万公斤的白银，不够让经济起飞，但加上原本的国内白银存量，对用银缴税、工商业发展，倒是很有帮助。
接下来看以5年为单位的变化：1601-5年的总流入量有147.6吨，1666-10年暴增到340.3吨，1611-5年有415.0吨。这段高峰过了之后稍微衰退，1631-5年推向新高点436.0吨，以及1636-40年的572.8吨。但在1641-5年暴跌到248.6吨，这有两个原因：(1)明朝在这5年间灭亡了，社会动荡当然会影响工商业与国际贸易，外国银子的流入量大减。(2)如前所述，1650年代中国的金银比价已和欧洲接近，已失去运白银来套利的吸引力。
进入清朝后，这个趋势更明显：1646-50年只有187.7吨，到1656-60年间急速反弹到302.5吨，1661-5年间更高（330.8吨）。但接下来是更急剧的下跌：1666-70年间只有82.4吨，1686-90年间最低，只有43.1吨 。
如果从简单的货币数量说来看，白银流入的减少，等于是货币供给量的减少。上列的数字显示，明末50年间的白银流入量一直增加，但明代却灭亡了；清初50年间的白银流入急减，但清朝初期却常让人有活力的感觉，这不是奇怪的事吗？
康熙
重点就在这里：中国历史上的银荒症，就像长期的贫血患者，从1550年代开始大量输血，到1650年时就补充够了，血红素的标准已和正常人相近（金银比价已和欧洲相近）。这时还需要大量输血吗？医师会认为不必，只需小量补充，能和人口增长速度、经济成长同步就够了。其实就是这个道理，清初的白银进口量才会锐减。如果中国的金银比价，在清初时还差国际一大截（表示贫血程度严重），外国的白银自然会持续高压涌入。
理解这个道理后，就可以回答较关键的问题：清初白银流入的减少，是否会引发经济的萧条与危机？当然不会，因为我经过长期输血，血红素已接近健康状态，这时候减少输血，会让健康产生危机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