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ichard von Glahn
如何判断清初经济是否处于萧条状态？最简单的指标是米价。如果以1530-40年间的米价为基数（=100），就可看出1450-1650年间，米价的趋势一直在爬升。开始大幅下跌是1660，一直跌到1700左右，有人称这40年间为「康熙不景气」，认为主因是这段期间的白银流入量大减所致。其实米价在白银流入量减少之前，就已经开始下跌；白银进口量回升之前，米价就已回升。应该是两条线碰巧在同一时期同步起伏，而非两者之间有因果关系。如果换另一个指标（地价），就可看出1500-1650年间，进口白银大幅上涨时，地价却长期下跌。
外国白银在明朝中叶到明末，确实帮助了中国经济。但清初的康熙不景气，恐怕要从内部去探索各种因素，不能单怪外部输血量的不足，以免搞错方向问错问题。
参考书目
von Glahn, Richard (1996): “Myth and reality of China’s seventeenth-century monetary crisis”,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56(2):429-54.
13为什么郑成功能赶走荷兰人？
（网络文章）郑成功干嘛要赶走荷兰人啊!
荷兰人口是台湾的 3/4, 土地面积是台湾的5/4, 国民所得大约是台湾两倍。1/3 的家庭没有小孩；1/3 的家庭是单亲家庭；2/9 的家庭有两个小孩。50%的妇女在家中生小孩，产假有16周，结婚与同居的权利义务相同。
65 岁以上老人，每个月政府发两万两千一百元 (台币)，看病至少要等3天，要先预约排时间，不是随到随看 (除非很紧急)。没有医师处方，药房只能买到维他命及止痛药。
到餐厅用餐，最近几十年才流行的，而且有段时间，餐馆都是中国人开的。用餐很悠闲，一个晚上通常只做一个桌次的生意，不赶时间 (当然也不赶客人) 。用餐坚守「各付各的」(go Dutch)的原则。
送礼一定附发票，不是要让你知道花多少钱，是要让你不满意可以去更换，方便维修。荷兰买房子可以贷款120%，因为装璜也要花钱。荷兰女王的公务车是福特，家车是富豪，不浪费公帑。
荷兰主流媒体有不成文规定，不报丑闻。地方报不用钱，全国性大报纸星期日不出刊， 让大家休息。大学毕业的人，都可以得到一份免费周报，每年填一次问卷，就可以一直看。这份报纸份量跟杂志差不多，内容精彩，水平很高，是靠广告收入维持的。
工作者不论年资，都有 23天的年假。部份人因缩短工时代替加薪，可有36天年假。六月份会发度假费一个月，因为怕员工没钱度假，会影响工作情绪。很喜欢旅游，平均每天有三百万人出游(2001年时全国才1600万人)。
无法承受工作压力也算公伤，许多人(将近一百万)因此在家休养。荷兰人基本上不加班，该度假就度假。商店早上十点开门，下午六点关门，只在八个小时工作时间内工作，经济力还是排在世界的前端。
荷兰人少有贪污，因为没有人送贿。九成的荷兰人觉得自己很幸福，八成六觉得自己很健康(这才是政府的目标嘛！)。
PS. 郑成功干嘛要赶走荷兰人啊！害我工作这么累。
1662年2月1日，驻守热兰遮堡（Zeelandia Castle）的荷兰人，在被郑成功围城9个月后投降。这是台湾史上大书特书的事，现在还可看到许多图画与文件，描述这个民族的大胜利。明朝为了拉陇海盗郑芝龙，赐他姓朱（称为国姓爷），还让他儿子郑成功从小住在北京，享受荣华富贵。没想到这个「内陆人」到了台湾之后，竟然能打败海权强国的荷兰。
我在想，如果台湾有金山银山，荷兰人会这么轻易就撤离吗？如果我是荷兰东印度公司（VOC）的领导人，就把船队炮舰调集到热兰遮堡，和郑成功一决死战。不论从火力优势或其它观点来判断，成功的机率其实相当高。郑成功能赶走荷兰人，恐怕是以经商赚钱为主旨的VOC，认为这个岛已不值得投入炮舰，才半战半离的。换句话说，荷兰人本来就想走了，正好碰上郑成功的骚扰，就坚决离去了。
荷兰东印度公司（VOC）
17世纪VOC进入亚洲的主要目的，是看上日本的白银与中国的丝绸。但要拿什么东西去换日本的白银，再拿白银去换中国的丝绸，卖回给日本赚一笔呢？台湾正好提供两种日本需要的东西：鹿皮和糖。荷兰人到远东做生意的手法是「内海贸易」（intra-Asian trade）：拿台湾的鹿皮与糖去换日本的银子，再去换中国丝，再去日本换金银。
做这种贸易的人称为country trader，他们把中国海（台日中这一圈）称为「远东湖」（Far Eastern Lake）。如果有这么好的贸易机会，那为什么台日中不自己做生意，反而要让荷兰人来做？主因是17世纪上半叶的中日都在锁国状态，虽然明令片板不准下海，但仍有民间的走私，或开放几个小港口对外做小额贸易。
其实最早看到远东地区贸易机会的是葡萄牙，大约在1511年就在马六甲海峡驻扎，1557年在澳门、1580年在长崎设立贸易据点。1571年西班牙人在马尼拉设立总部，主要的生意是从南美洲运来白银，向在海上贸易的中国商人买丝绸。1596年荷兰人来到东南亚时，中国人、西班牙人、葡萄牙人之间的贸易网络，早已建立运作良好。荷兰人只好避开被葡萄牙控制的马六甲海峡，在巴达维亚（Batavia，今日雅加达）建立总部（1619）。
1600年荷兰人初次抵达日本，1609年在平户（Hirado，长崎附近的港口）建立贸易站。之后在1624年往广东与福建试探建立据点，但未成功，就转向台湾西岸海边设立几个据点。那时的明朝政府对海外领土兴趣不大，台湾就成为中日走私者的贸易点。荷兰人来台之后建立热兰遮堡，1633年建立和福建的贸易关系，拉起台中日的三角贸易网。
虽葡西荷已各有据点，但三国之间的混战尚未结束。17世纪的荷兰本土，是西班牙哈布斯堡王朝的属地，两国的宗教与民情大异，时常出现激烈的抗争与流血镇压。西荷两国的长期深度情结延伸到远东，对荷兰人来说，VOC同时具有贸易和战争的任务。荷兰人试过要把西班牙人从菲律宾赶走（1620），也试过要切断马尼拉与福建的贸易（1630），但都没成功。原因是：(1)西班牙在吕宋岛的兵力相对地坚强，荷兰人攻打不下。(2)中国商人需要西班牙的美洲白银，暗中扯荷兰人后腿。
相对地，荷兰与葡萄牙之争就成功多了：1639年把葡萄牙人逼离长崎的出岛（Dejima），抢下日本市场。两年后（1643），葡萄牙把马六甲让给荷兰人，失去东南亚的据点。荷兰人控制马六甲海峡后，成为南亚与远东区的掌控者。荷兰的亚洲生意布局，是从印度买棉纺织品，带到印度尼西亚群岛换香料。日本和欧洲对中国的丝绸需求量很大，买卖丝绸的利润很好，但要如何从锁国的中国，取得大量丝制品呢？用白银：从日本、从欧洲运白银，和中国商人在海上交易。
复制的VOC船
台湾的地理位置，对荷兰人是个良好的战略点：(1)当作储存货物的仓库；(2)当作船队的补给与休息站；(3)是北上日本、西向福建、南向吕宋、往马六甲海峡、印度尼西亚群岛的地理中心；(4)还有鹿皮、糖可以换到日本的银子。这是荷兰在远东的贸易布局。VOC在生意最旺的1641-54年间，平均有26艘船在远东海域内东买西卖，单是台湾与日本间的航线，每年有9艘专用船南来北往。利润有多高？在这鼎盛的十年间，对日贸易的利润平均有100%。从台湾运糖卖给日本的利润约25%，卖给波斯的利润约96%。
为什么1654年之后，VOC在远东的贸易就走下坡呢？关键在中国的生丝市场，被孟加拉国（Bengal）用低价抢走了。1641-54年间，VOC卖到日本的商品总价值，约有1.28千万荷兰盾，其中7百万盾（约54%）是生丝和丝绸。但到了1650年代中期，孟加拉国的生丝价格，从1651年每磅5.89佛洛林（florin），暴跌到1659年的每磅2.68佛洛林。相对地，中国丝的价格，从每磅2.38佛洛林涨到4.97，市场优势完全颠倒过来。在这种情况下，1650-9年间在中国海域航行的荷兰船，从顶峰时期的26艘减为20艘。
更糟的是，远东航线的利润竟然减到30%左右。对VOC来说，如果利润低于60%，就不值得出海做这笔生意。接下来就是可以预见的恶性循环：把远东航线的船再减为13艘，到了1660年代末期，只剩4艘。任何人都明白，VOC在远东的生意快结束了。
VOC的董事和巴达维亚的总督很快就有共识：不再派船到中国海。那么要如何取得中国的货物呢？替代性的方案很简单：让中国商船进入巴达维亚，荷兰人不必派船出海，就能得到所需的各种货物，可以省去船只、水手的沉重成本。1690年代，荷兰完全放弃远东，退守印度尼西亚群岛。这个广大的海域从此拱手让给乘虚而入的英国人，做起鸦片和茶叶的生意。
郑成功确实打败过安平古堡的荷兰人，这一点不必争论。问题是荷兰人为什么不调集炮舰回击？因为VOC从商业的观点评估，已不值得在台湾大打一场了。
参考书目
Blussé, Leonard (1996): “No boats to China: the Dutch East India Company and the changing pattern of the China Sea trade, 1635-1690”, Modern Asian Studies, 30(1):51-76.
14为什么江南的佃农特别多？
1937年在金陵大学（现今南京农业大学）任教的卜凯（John Loosing Buck, 1890-1975），发表一套重要的农业调查报告：《中国的土地利用》。这是他在1929-33年间组织的大规模农户调查，涵盖22个省、168个样本点、38,256家农户。这是二次大战前最完整的农业普查，至今仍是不可或缺的资料。卜凯的夫人赛珍珠（Pearl Buck，1892-1973），是1938年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代表作《大地》（1932）得过普利兹奖。
卜凯（John Loosing Buck, 1890-1975）：《中国的土地利用》
卜凯调查资料中的地图3，是各省县的佃农比例。整体而言，长江以北各省的佃农比例，大约是10%-20%，但在长江以南，除了云贵的27%，都在40%-50%之间。为什么偏远的西北省区，佃农比例只有8%，而较富庶的四川有49%、江浙湖广有42%、两广有47%？不是较穷的农民才佃耕吗？为什么这个统计和我们的常识相反？
如果不是万不得已，谁愿意当佃农？最常见的说法是「贫迫卖地说」（debt-sales）：生活穷困农民被迫卖地，转向地主承租耕作。其实影响租佃率高低的因素很多，例如景气的好坏、湖泊或海埔新生地的开发、省际的移民、农业经营模式的改变。贫迫卖地说，其实只是地权变化的次要因素。再说，大江南北各省的地理、人文、经济条件差异很大，若只用贫迫说来解释租佃比例的差异，反而会忽略更重要的因素。
大体而言，江南与华北有几项较明显的对比：(1)江南较富裕，人口较稠密，单位面积的农产量，约比华北高1/5。(2)江南的气候较稳定，华北的天灾（旱、洪）人祸（战争）较频繁。(3)江南水路网较发达，运送农作物较低廉方便，而华北只有几条东西向的大河，运输以陆路为主。(4)江南的富庶与运输效率，有益工商业的繁荣，华北相对地较朴实平淡。
卜凯的夫人赛珍珠Pearl Buck（1892-1973，1938年诺贝尔文学奖）
为什么贫迫说会占上风呢？因为从日常生活的观察，与报章文字的讯息，大都描述可怜的农户受到高税压迫，产品卖不到好价格，父亲留下的几亩地被诸子均分，每人只得到几亩小地，又常碰到水旱天灾与战争人祸，卖地卖身的事时有所闻。尤其是左派的作家与社会学家，常举实例深刻描述农民卖地典妻鬻子的惨事，更让贫迫说深入人心。
有人反驳说，江南与其它较富庶的地方，因商业发达而造就不少富商，这些人衣锦返乡后，通常大买农地保值。但他们又不住在农村也不耕作，因而造成租佃比例增高。相对地，华北与偏远地区的商业较不繁荣，资金较缺乏，不容易像江南一样购地出租，大部分的土地所有者都亲自耕种，只有真贫困的人才去当佃农，佃户比例自然较低。华北的商业机会少、资金不足，土地较不容易买卖换手流通。简言之，贫迫说在华北与偏远地区是合理的解说，但对江南富庶区就不适用。
为什么江南的农地出租率较高？对那些「不在地的地主」（有钱的城市人在农村买地）来说，雇工耕种不如佃租出去，只要在年底收租反而省事。江南以稻米为主，很难大规模耕作，属于劳动密集型的农业，不在地的地主因而有较高的动机把耕地佃出。从另一个角度来说，农民租佃土地可以扩大耕作规模，并非因生活贫困才被迫承租。相对地，华北以自耕为主，租佃市场较小，土地商业化的程度较低，经济不够活络，农民的生活较苦，无余力外租土地扩大耕作规模。
此外还有几项外在环境的变化。明初（1400）到清末（1900）之间，人口大约增加4倍，但耕地只增加3倍，平均可耕地的面积缩减。除了水旱蝗之类的天灾，还有太平天国之类的人祸，造成明清时期「超省际」的大量人口流动（移民潮）。各地生活困难的人口，必然往富庶的四川和江南迁移。大量的外省移民，在初到的几年间，很难有钱购地自耕，通常是先租地佃作。这是古今中外常见的现象：富庶区的租佃比例必然较高，犹如纽约、东京、台北的房屋市场，租赁率必然高于农业地区和偏远地方。
为什么江南会有这么大的移民吸纳力呢？有一项重要的手法：围湖创造新生地，例如洞庭湖的面积，就因民间大幅度围湖而缩减，失去调节长江水位的重要功能。有了新生地，自然产生大量可以出租的耕地。围地活人是华北不具备的条件，而这是江南佃户大增的主因。江南土地的另一项吸引力，是灌溉率较高：平均有70%的农地可以灌溉，而华北农地平均少于15%。
另一项观察，是在经济繁荣时期，江南商人赚钱买地，此时的租佃率会大幅提升。如果贫迫说成立，情况应该会相反：在景气低迷生活困难时，农民被迫卖地转为佃农，造成租佃率提升。同样的道理，景气繁荣时，江南的地权会更集中，但不一定要从穷人手中收购，富人投资新生地的开发，速度快成本更低还更省事。
民间的印象是佃农的生活较自耕农困苦，这在华北或许是常见的事，但华南的情况正好相反：华南佃农的生活水平，平均而言好过华北的自耕农。举一个类似的例子：大家的印象是美国黑奴生活很可怜，主人不人道，又超时工作。其实正好相反：现在有明确的证据显示，黑奴的卡路里与蛋白质摄取量，好过欧洲的一般平民，甚至比贵族还高。
如果我欠银行很多钱，房子也是租来的，千万不要以为我的生活很可怜。其实是要相当富有，才能有机会欠银行钱、才有资格破产。2009年8月，台北富商孙道存欠国税局3亿，但他名下无财产，房子也是租来的。他生活奢华，不知道总共有几房夫人，一点也没贫迫的样子。江南的佃户说不定也有不少富人呢！
参考书目
Shepherd, John (1988): “Rethinking tenancy: explaining spatial and temporal variation in late Imperial and Republican China”, Comparative Studies in Society and History, 30(3):403-31.
15杀女婴
听到某位孕妇流产，我们会替她感到婉惜。听到新生儿夭折，那还得了：没来得及喜悦就遭逢变故，一年来的辛苦孕育前功尽弃。其实还有更可怕的事：受迫于粮食或各种原因，必须狠心结束幼年骨肉的生命。这些事古今中外都有，缺粮时期尤其容易发生，中国史上较特殊的现象是杀女婴。宋朝苏轼写过这类的事：饥馑时若家里已有男孩，父母会在冬天冷水里，闭紧双眼溺杀女儿，增加男孩的生存机会。
8岁前夭折者（因病或人为死亡），通常不行葬礼，未婚女性过世者不列入族谱，背后的原因，可能是在掩饰杀女婴的惨事。对这种事知情者避谈，又无统计数字可分析，虽然知道民间有此习俗，研究者如何取得可靠证据呢？
1935年黄河在山东西南部发生严重水患，省主席韩复渠（1890-1938）展开大规模救灾，其中最重要的作为，是广设难民收容所，据以编写《山东黄河水患救济报告书》（2册），内含两项重要统计资料。(1) 1935年9-12月间，在难民营死亡的10,296人，他们的基本资料：姓名、性别、年龄、原籍、死亡日期与地点。(2)同一时期出生的3,392位新生儿：父母姓名、母亲年龄、婴儿性别、出生地点、日期、父母籍贯。把这些数据输入计算机后，可以做出许多排列组合的表格，细节稍后详述。
养育过子女的人，大概有个共同经验：平均而言，男婴较易病痛看医生，女婴较体健少病。就人类的自然出生比例来说，通常是105（男）比100（女）；就平均寿命来说，女性的预期寿命高于男性。
然而山东难民营的统计，告诉我们相反的答案：夭折的婴幼儿中，女性明显大于男性。虽然没有杀女婴的直接证据，但诸多的统计分析结果，逐步地让我们从间接证据中，承认一个推论：在衣食无缺的难民营中，女婴的异常高死亡率，恐怕是人为的成分居多。现在终于能用计算机来分析大样本，间接证实汉文化的杀女婴习俗。以下解说1935年山东黄河水灾的背景，与难民营资料分析的证据。
韩复渠（1890-1938）
1935年的水灾，始于7月中旬的大雨，山东西南部靠近大运河的郓城和荷泽，先淹了大水。一星期后大运河决堤，淹没济宁地区。7月28日已有40万灾民，露宿运河堤防上。到了8月中旬，黄河的大水淹没所经之地，22万灾民涌向济宁火车站附近的收容所。此次受黄河大水影响的还有江苏、河北、河南三省，但以山东的情况最严重。山东灾民涌入邻近的河南，对铁路和城市造成很大困扰，中外人士积极捐献救助。
依据9月初的统计，山东的济宁、嘉祥、巨野、郓城、荷泽、鱼台等十个地方，总人口约3.6百多万，其中有2.3百万多是灾民（64.62%）。到了9月下旬，外送到各地收容所或难民营的灾民，只有27.17万（11.68%），另有2.85万人因老弱残疾无法离开，住在当地的收容所，还有1.87百万人（80.62%）需要协助（无人照管）。
这次水灾影响4省，国家的救助犹如杯水车薪，必须靠中外各界捐款。灾民送抵救助站后，先分送到学校与公共建筑内安顿。基本的原则是男女分住，百人到千人编成一个大单位，家人可定时会见，食物每日配给两次，成年人每月可领1.8元，每日有2餐，供应医疗与粮食。还提供娱乐节目，目的是要和当时提倡的「新生活运动」、「农村重建」配合，希望灾民返乡后能改变旧习俗：剪辫子、放缠足、识写字。
在韩复渠省主席的强势领导下，有几项重要的作为：(1)用铁路运灾民。(2)提供灾民教育机会，要求讲究卫生。(3)搜集灾民资料，出版两册救济报告书，一方面向外界宣传山东的政绩，二方面提供日后各省救灾时参考。
从这两本救灾报告，可以看出几项基本统计：(1)灾民来自78个县。(2)在有照料的难民营内，1935年9-12月间，竟然还有10,296人死亡；未得到照料者，死亡比例必然更高。(3)各县的死亡率相当平均，大都小于2%，只有省会济南的死亡率高于9%。(4)但前述的十大受灾县死亡率特别高，前三名是：济宁（26.5%）、嘉祥（19.3%）、巨野（17.9%）。(5)以月份来说，1935年9月的死亡率17.5%，10月40%，11月26.5%，12月15.9%。(6)死者中以幼童占大多数：11岁以下的80%，5岁以下的63.5%。(7)女性的死亡率51.4%，男性47.6%。(8)这3个月内，共有3,392名新生儿，籍贯遍及78个县，各县的出生人数相当平均：9月份的新生儿有259人，10月922人，11月1,040人，12月1,146人。
以下把重点放在婴幼童的死亡比例，以及母亲的岁数。从各项统计表格，得到两项主要推论：(1)愈年轻的母亲，愈有消除女婴的倾向，因为她们要把生育的资源与机会，留在日后生男婴。(2)同时有男女婴的母亲，在逃难的状态下，较倾向于留下男婴。主要的左证数据如下。
(1)先从年龄与性别，来看1935年9-12月间死亡的10,296人，统计上的几项分布。(a)在没有申报年龄的死者中（应该是刚出生者），女婴的死亡率是66.7%，男婴的死亡率33.3%，这违反我们的日常经验。(b)同样地，在2到7岁的幼童中，女童的死亡率都超过50%，男童低于48%，这也违反常识。(c)但15-20岁的死亡性别就正常了：男大于女。
(2)有母亲身分的女性中，30岁以下的人数有50%，表示逃难者中年轻人占多数，老弱残疾者较不愿或无力远离家园。
(3)正常社会的男女比例，约是105比100，但难民营婴儿的整体男女比例，竟然高达150比100。更奇怪的是，如果依母亲的年龄组，来看婴儿的性别比例，就会看到：(a) 20岁以下的母亲中，男女婴的比率高达188比100，表示年轻母亲对性别的选择非常明显。换句话说， 20岁以下的母亲，最有不保留女婴的倾向。(b)这个比例，随母亲的年龄组增高而下降：21-25岁母亲的男女婴比例，是167比100；26-30岁组的降到137比100；46岁以上者只有123比100。
(4)在难民总人口内，7岁以下的只占13.7%，而在正常社会里，大约是44%到48%，表示难民营内：(a)不带小孩逃难；或(b)放弃7岁以下的小孩，尤其是女孩。
(5)以济南地区为例，5岁以下的死亡率高达64.7%，6-10岁的死亡率约17%，但51-60岁的死亡率只有1.9%，61-70岁的只有2.5%，70岁以上只有2.9%。这是违反常识的数字，因为在衣食药品无缺的难民营内，70岁以上的死亡率不可能只有2.9%，而5岁以下者竟然高达64.7%。这表示5岁以下的死亡，是人为选择的结果。
(6)在正常的社会里，20-24岁群组的女性，应该有27%具母亲身分，但在难民营中只有17%。这表示24岁以下的年轻妇女，有放弃母亲身分的倾向。也就是说，如果放弃幼婴，就显示不出她们是母亲。为什么要这么做？因为她们还年轻，日后还很容易受孕。相对地，25岁以上的妇女，具有母亲身分的百分比，在正常社会和难民营中，并无显著差别。这表示：(a)年龄较高的母亲，子女岁数较大，已无法放弃子女。(b)她们日后的生育机会减少，不敢轻易抛弃子女。
(7)如何证明愈年轻的母亲，愈有放弃女婴的倾向？1岁的男婴死亡率约30%，而1岁的女婴死亡率高达70%，两者相差太大。2到7岁的男婴死亡率，约45%到48%之间，2到7岁的女婴死亡率，在53%与50%之间，两者相当接近。这表示1岁以下的女婴，被牺牲的倾向非常明显。
Lillian Li（李明珠）
(8)若以1935年山东洪水的死亡率，和1943年孟加拉国饥荒的死亡率对比，更可看出汉人对男女婴的选择偏好。(a)在1-5岁组中，孟加拉国的死亡率是9.2%，山东高达60.6%。(b)在6-10岁组中，孟加拉国是18%，山东是17.3%，双方接近。(c)在20-30岁组中，孟加拉国是12.3%（表示这些青壮年人真的是饿死），而山东只有1.5%（表示并无生存危机）。这3个例子就足够说明，山东在衣食无缺的状态下，高达60.6%的幼儿死亡，是人为选择的结果，竟然比缺粮的孟加拉国（只有9.2%），还高6倍以上。
杀婴是做得说不得的事，知情者掩鼻避谈。幸好有这两本水灾救济报告书，让研究者从间接证据中，推证年轻女性杀女婴的倾向。重男轻女不是传说，而是血泪的残酷事实。不必谴责这些下毒手的年轻女性，因为背后有几股文化力量，在逼迫她们必须这么做。真正的凶手可以是社会习俗，可以是公婆，更可以是丈夫。
参考书目
Li, Lillian (1991): “Life and death in a Chinese famine: infanticide as a demographic consequence of the 1935 Yellow River flood”, Comparative Studies in Society and History, 33(3):466-510。
16守寡有理
现在说起来奇怪，但在1970年代初期我上大学时，台湾的社会好像认为妇女守寡比较受尊敬。时代变化很快，35年后的今天就没有这种心理，一方面是女性主义的觉醒，二方面是经济能独立自主，三方面是社会风气的开放与大量吸收西洋观念。
寡妇守节不嫁叫做「节妇」，自杀殉节的叫做「烈妇」。鲁迅在〈我之节烈观〉（1918），有尖锐的观察：「女子自己愿意节烈么？答道：不愿。…节烈很难很苦，既不利人，又不利己。…然而仍旧牢不可破，…可是无论何人，都怕这节烈。怕它钉到自己和骨肉的身上。」
节妇旌表
到宋代为止的寡妇通常会再嫁，守节是少数例外。到了元代，蒙古统治者把游牧民族的婚姻制度，强加在农耕的汉人社会上，使得原本属于妇女的人身权、子女权、财产权，转移到夫家手中。这项制度上的转折，让元明清三代的丧夫妇女被迫选择守寡，因为这么做最符合她们的利益。从另一方面来说，社会、人文、（尤其是）经济的转变，让明清的妇女更容易守节。换言之，明清的守节风气，是汉人的婚姻制度被外力扭曲后，妇女在无奈之下的「理性选择」，也可说是蒙古与汉人婚姻制度的混血产物。到了民国初年，一方面受到西洋风气的影响，二方面有鲁迅这类的见解，才引发废止守寡的声音。
举几个例子就可说明，元代之前年轻寡妇再嫁，并非例外而是常态。宋太祖把寡妹嫁给名将高怀德，程颐赞成寡侄媳再嫁，南宋名将张俊把寡媳嫁给部将，魏了翁因嫁寡女，而摆不平众多的竞争者。还有许多寡妇再嫁的例子，都可看出到宋末为止，并无节妇与烈妇的观念。以下解说元代发生哪些重要的转变。
蒙古统治汉人之前，如果女儿婚姻不美满或女婿死亡，本生父母或祖父母可以替她安排再婚，或让女儿回家居住（归宗）。换言之，元代之前妇女的人身权，基本上属于本家或自己。蒙古人引入的婚姻制度，对元明清产生强烈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三方面。
(1)妇女的孝顺对象，从本生父母转为丈夫的父母（公婆）：寡妇在夫家守节，而不在本生家。换言之，元明清妇女的人身权，已从本家转到夫家，寡媳有孝养公婆的义务。
(2)宋代妇女的财产权，不会因结婚而受损。元明清的妇女已无财产承分权，若寡妇要再嫁，财产必须留在夫家。换言之，妇女结婚后就把财产权转渡给夫家，失去财产的支配权。但寡妇只要留在夫家，就可以保有嫁妆与从夫家得到的财产。
(3)宋代丧偶妇女再嫁时，有权带走子女，元明清的妇女必须把子女留在夫家，子女权属于夫家而非母亲。
简言之，元代的新婚姻制度，让妇女失去了人身权、财产权、子女权。为什么会这样？蒙古与汉人的婚姻制度有三项差异。(1)蒙古采一夫多妻制，汉人采一夫一妻制。汉人可以有妾，但妻妾的身分有嫡庶之分；蒙古人的多妻制下，诸妻的地位一样，可以赠妻或卖妻。(2)蒙古讲究对女方的聘礼，但女方无嫁妆；汉人的聘礼较象征性，但讲究嫁妆。蒙古婚俗重聘礼，这是买婚习俗的延续，用以补偿女方家庭的损失。汉人重嫁妆，等于是从父母那里提前继承财产；带来夫家的嫁妆，有保障基本生活的用意。(3)蒙古人行收继婚，汉人视之为乱伦。
为什么蒙古要行收继婚？因为妇女结婚后被视为夫家财产，丈夫身故后不能离开，要由夫家的成员接收为妻子，称为收继婚。收继者通常是丈夫的兄弟，或丈夫与其它妻子所生的儿子，或是其它亲戚；儿子甚至可以收亡父之妻，只要非生母即可。这是上自皇室贵族，下迄贫民一体风行的习俗。好处有三：(1)家族保有这个年轻的女性活财产；(2)收继者可接收寡妇的财产；(3)解决寡妇的生活与扶养问题。
1276年蒙古人消灭宋朝，在一世纪的统治期间引入收继婚制，汉人经过长期的抗争磨合，转变成明代的婚姻制度，清朝承续此制，直到民国初年，过程如下。1303年元成宗下圣旨，明示女性的再婚规定：「今后应嫁妇人，不问生前离异，夫死寡居，但欲再适他人，其随嫁妆奁原财产等物，一听前夫之家为主，并不许似前搬取随身。」这是中国史上，首次明确剥夺寡妇和失婚妇女的财产权。这是蒙古人的价值观：妇女的财产权完全操在夫家。明太祖在1369年颁布相同的规定，清朝的法律完全仿效明朝。同样地，在这种概念下，子女权也属于丈夫家族，甚至连人身权都失去了。
再举一例，说明蒙汉的观念差异。汉人对血亲与姻亲的性禁忌非常严格，犯禁就是乱伦。明清时期对四等亲以上的乱伦，视为「内乱」，最重可处绞死或斩首，但对亲族外的不伦（外乱）惩罚较轻。在这种观念下，收继婚对汉人而言，是最严重的「内乱」，完全无法接受。
蒙古人的观念相反：对内乱的惩罚轻微，或甚至不惩罚；但与外族人的不伦（外乱），则视为家族的严重损失，惩罚十分严厉，甚至引起两族之间的仇杀。族内的不伦虽然也是犯罪，但因没有家族财产的损失，所以内乱的罪较轻。换个观点来看，游牧民族的收继婚，其实是对族内共同财产（妇女）的效率使用；但对农耕定居的汉人来说，收继婚是最严重的乱伦大忌。
汉人在元朝的统治下，必须接受蒙古的婚姻规定。经过冲突磨合，汉人调整出兼顾理想与现实的均衡点：丈夫死后寡妇不愿依法律被收继，又想保留财产权、子女权、人身权，最好的办法就是守寡不嫁。蒙古法律并未强制寡妇必须再嫁，只要「出具守志不改嫁结文状」，寡妇就不必被收继。
元朝统治者面对汉人的抵抗，也在调整法律的施用规定，大体而言有几个阶段性的变化：(1) 1271年之前，蒙古人与汉人的法律分开适用。(2) 1271-67年间，法律全面蒙古化。(3) 1276-94年间，逐渐宽松地执行蒙古法律。(4) 1294-1330年间，蒙古法律逐渐汉化。1330年下令取消汉人的收继婚：「诸汉人、南人，父殁，子收其庶母，兄殁，弟收其嫂者，禁之。诸姑表兄弟叔嫂不相收，收者以奸论。」
取消汉人的收继婚，接受新的守寡方式，是蒙汉妥协的结果：蒙古的寡妇本来就留在夫家，汉人接受这一点，让寡妇在夫家守节。对汉人而言，只要不强制收继婚，在夫家守寡是可以接受的替代方案。对蒙古统治者来说，汉人寡妇不外嫁，基本上就符合蒙古法律，统治者就可以不强制收继婚。从寡妇的立场来说，可以免除被收继的恐惧，保住部分的自主权（人身权）。但为何不易再嫁？(1)财产权和子女权早已移转夫家，寡妇若要再嫁，必须放弃这两项，意愿自然减弱。(2)从婚姻市场的观点来看，寡妇的价值比新妇低，新夫又不能得到寡妇的财产，再嫁的机会就减少了。
整体而言，1330年之前汉人寡妇选择守节，主要的考虑是「收继婚的乱伦恐惧」；1330年之后选择守节，主要考虑是财产权与子女权已移转到夫家，再嫁就会失去这两项重要倚靠。还有两项社会条件的搭配因素：(1)政府表扬守寡者，(2)工商业的发展，寡妇较有自食其力的机会。分述如下。
蒙元朝廷明白，不易强制汉人行收继婚，就退而求其次，表扬妇女不再嫁。1304年颁布表扬守节的政令：「今后举节妇者，若三十以前夫亡守志，五十以后晚节不易，贞正着明者，…申呈省部，依例旌表。」朱元璋在1368年颁布类似的诏书：「民间寡妇，三十以前夫亡守志，五十以后不改节者，旌表门闾，免除本家差役。」清朝跟随这个概念，在1723年规定：「节妇年逾四十而身故，计其守节已逾十五载以上，亦应酌量旌奖。」旌表的方式，原本是朝廷给匾额，张挂在节妇家门上。到了明朝嘉靖，政府拨款30两银，给个别节妇建造牌坊。具体方式随时间地点而异，但奖励节妇的精神，在元明清是延续的。
比较接近真实的朱元璋画像
政府虽然表扬守节，但对贫困寡妇并无特定的救济政策。元代时期，家境清寒的年轻寡妇，虽然有意守节，但迫于生计只好「死一夫易一夫」。明清时期市场经济的发展，提供寡妇较多谋生的机会，其中最主要的是棉纺织业。为何不是麻织或丝织？因为麻织品普遍，附加价值低；丝织品较具技术性，市场价值高，逐渐向城镇转移，由男性手工匠掌握，乡间或弱势妇女不易参与。
明代后期，棉花成为主要的纺织原料，棉织品逐渐普及化，适合妇女参与生产：每两件棉衣中，就有一件是从妇女织造的棉布制作的，称为「棉花革命」。棉花革命后，男耕女织的分工才真正落实：妇女从棉纺业的所得，高于在田地的工作报酬；可以养活自己，也可以扶养小孩。换言之，市场经济的发展，提供寡妇经济独立的机会，守节的可能性因而增加。
参考书目
张彬村（1999）：〈明清时期寡妇守节的风气：理性选择（rational choice）的问题〉，《新史学》，10(2):29-76。
17为什么日本的蚕丝业能迅速超越中国？
几世纪以来的中国丝绸业，在全球市场一直居于领导地位，但在1850-1930年间被日本快速超越了。1850-1930年间，生丝出口占日本总外销额的20%-40%，占中国的20%-30%。生丝是中日两国最重要的外销品，超越对方才能取得更大的市场占有率。1873年时，中国的生丝出口量是日本的3倍，1905年时日本已超过中国，1930年时日本是中国的3倍，在世界市场的占有率超过80%。
日本的蚕茧年产量，在1890-1930年间激增5倍，高达30万公吨，中国在同一时期，年产量约7-10万公吨。1920年代长江三角洲的养蚕户，蚕茧的年产量约50-60公斤，是日本的1/3。若把时间逆推到1897年，每户的产量约是日本的70%。若以各自的成长率来看，日本在1903-28年间，平均每年的成长率约2.05%，而中国只有0.52%。这些数字已足够对比双方的进退。以下析述双方在整体大环境、技术进步、产销网络这三方面的明显落差。
1868年进入明治维新后，日本展现大气魄的积极改革，积极学习西方成为现代化国家。相对地，中国在1860年代发生严重的太平天国事件，思维上仍处于故步自封的状态。晚清虽然有自强运动，但在商业策略上，仍以「官督商办」的模式为主，政府与民间企业很少密切结合。
相对地，日本积极鼓励出口，政府提供基础建设（铁路、银行），辅导民间企业迅速兴起。1894年的甲午之战，日本一方面获得巨额赔款，二方面加入国际金本位制，开始走入强国的行列。中国海军在甲午之战全面崩溃后，激发百日维新，但很快就改朝换代进入民国时期。晚清的时局动荡，让明治维新时期的日本，在很多方面超越中国，生丝业只是个显例。
接下来看日本对生丝业下过哪些努力。1871-3年间，政府派遣岩仓学习团（Iwakura Mission），赴欧洲和美国学习养蚕技术。1873年派佐佐木（Nagatsu Sasaki）带领蚕业专家，赴意大利北部学习。当时意大利北部是欧洲养蚕业的重镇，其中最有名的技术，是从法国生化学者巴士德（Louis Paster，1822-95）的细菌学说，发展出防治蚕瘟（细菌感染）的方法。佐佐木学习团，在意大利北部的Gorizia养蚕研究所（1869年设立），学习一整个月后带回日本的，是最新的养蚕工具和显微镜，开始推广蚕业研究与教育。另一方面也很注意对手的进展：1890-1940年代，单是对中国蚕丝业的相关报导（技术面与商业面），合起来大约有40册。
法国生化学者巴士德（Louis Paster，1822-95）
相对地，中国的蚕丝业基本上仍依循旧法，要晚到1899年时才由江南制造局，翻译一本1810年代出版的西洋蚕书。更糟的是，译文是由非专业人士口译，写成文言文，对业者的帮助有限。单从这点就可看出，日后两国蚕丝业的必然差异。其实日本学者早已看出中国的弱点，批评三角洲的养蚕方法老旧落后无知，手法迷信，几乎还停留在明治维新之前的阶段。
日本最积极改进的是蚕只品种：在1910年代初期，培养出F1型的混血品种，蚕茧产量远超过先前的蚕种。日本的蚕丝业者投入大量人力物力，设立专业实验室，和各大学的实验室合作，投入胚胎学与细胞生物学研究，目的是要培养高产量的新蚕种。透过政府与养蚕协会大力推广，F1品系在1910年代初期推广到民间，到了1923年时， F1品种的占有率达到1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