效果如何？非常显著：在1888-1902年间，日本蚕丝的单位产量，大约只有意大利和法国的1/2，但到1920-9年间，日本就超过欧洲成为世界第一。而中国的单位产量，在1917年时约是日本的74%，到1927年时只剩50%，完全失去竞争力。简言之，日本的养蚕业在1860-1920年这60年间，从原本和中国同等级，快速翻身成为世界第一。
品种优势只是产业成功的一个环节，还需要许多配合因素。其中之一是培养新品种的桑树，开发新的人工肥料。桑树原本到秋天就不长叶子，现在的新成果，是一年四季可长出多次桑叶。日本位处温带而非亚热带，更适合种桑养蚕，加上业者大量使用豆饼当肥料，让桑树更茂盛。
整体而言，蚕茧产量在新科技的帮助下，在1880-1900年时，夏秋两季的产量，原本只占全年的20%；到1900-09时，夏秋的产量激增到34%。1920年之后，夏秋的产量达到年产量的一半，已可和春季产量相抗衡。相对地，长江三角洲的蚕业仍延用明代古法，以1920年代为例，三角洲的夏秋产量，大概等于日本在1880年代的水平，大约落后40年。
还有一个同样重要的面向：商业营销管道。简单地说，日本的手法是先把产品集中，再以专业的设备干燥储存。加上新式的保险、运送，兴建专用的产业铁道，突破原本的运销瓶颈。换言之，日本采取团体战术，各个环节的分工都专业化，把国内市场统一整合。透过合作社产销，透过契约养蚕、契约收购，把产销两大环节整合起来，排除传统商人的介入。这样就能确保全国最重要的产业，每个环节都能专业化，提高产业效率与利润率。
牙行凭证
相对地，三角洲地区到了1890年代，还没有现代化的蚕丝工厂。运送仍以水路为主，完全没有铁路，甚至还不准汽船航行，以保护老旧的水运业。上海地区要到1908、1912才有铁路。营销管道仍以丝绸行商为主。牙行要向地方政府缴税，取得证照后才能买丝绸。牙行的数目在1895时不到50家，1910年有140家，1917年江浙两省有7百多家牙行。这些讯息显示，丝业还停留在个人式的产销，完全不是日本的对手。
更糟的是，由于牙行家数过多，业务竞争激烈，某些商人会掺杂劣质产品欺骗客户。桑农蚕户的地点分散，必须各自运送产品，缺乏保险、干燥、储存等专业处理，质量必然比不上日本，因而在国际市场的地位逐渐衰退。相对地，明治维新后打破传统的独占组织，鼓励自由交易。透过「分包」与「直购」这两条管道，蚕户可以得到最好的蚕种与桑叶，蚕茧又有专业的收购、运输、仓储、出口管道，这种半垂直式的统合体系，让日本的生丝业在20世纪初期，很快就称霸世界。
中国的养蚕业眼见局势不对，在1890年代末期，开始设立蚕丝研究所，希望能加速赶上日本。到了1920年代，京沪铁路通过无锡，开始带动养蚕业现代化。1933年引进缫丝机械，同时废止旧式牙行，组织新式的产销合作社，仿照日本做法，开创新局面。江浙政府也积极推动新式养蚕，全盘引入日本模式，改良蚕种。
20世纪初时，中国养蚕业虽然落后日本40年，但日本的人工成本较高，价格上中国丝仍有生存的空间。1930年代初期，三角洲的蚕丝业站上另一波高峰，有可能和日本再度匹敌。没想到很快就陷入中日战争（1937-45）与国共战争（1945-9），蚕丝业就失去重要的世界市场。
参考书目
Ma Debin (2004): “Why Japan, not China, was the first to develop in East Asia: lessons from sericulture, 1850-1937”,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Cultural Change, 52(2):369-94.
18晚清鸦片问题的另一种见解
大多数人谈到鸦片，会有几项共同的认知。(1)这是二次大战前最具代表性的毒品，染上瘾的人，轻则形销骨立、脸色腊黄、枯槁不堪，重则倾家荡产万劫不复。毒瘾和赌瘾是败坏个人、家庭、社会、国家的两大毒瘤，政府必须不计代价扫荡灭除。(2)这是英国人丧尽天良，用来赚走华人大笔白银、发动两次鸦片战争、开放五口通商的民族伤心物，鸦片是帝国主义亡我国灭我种的阴狠手段。(3)幸好有林则徐烧毁鸦片、日本据台时禁绝鸦片，否则不知还有多少人多少钱要毁在鸦片枪里。以上的说法，具体反映在一件新闻报导上：1990年代初期，法国某名牌香水推出一款新产品名为Opium，在世界各地畅销，但中国政府禁止上市。
第二次鸦片战争（广州，1856-60）
先看几个改变理解的数字。1879年时，从外国进口的鸦片，总量约98,535担（1担=133.3磅）。调制后转换成可吸食的鸦片，总共213,624担。引人注意的数字是：同一年中国境内的鸦片总产量是24,440担，大约是进口量的2.5倍。所以第一个要打破的印象，是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的40年间，国内的鸦片产量迅速超过进口量。主要产自何处？四川最高，14万担；其次是云南（2.7万）、贵州（1.5万）、浙江（1万）、河南（8千）。国内外的总供应量是339,975担（约2.5万公吨），有些鸦片抽过后，可以回收再抽一次（据说口感更佳），这些回收的数量约209,612担。全部加起来，1879年的总吸食量是423,236担。
大约30年后（1906），外国进口的数量大减到54,117担（几乎是1879年的一半），国内的供应量大增一倍（584,800担），国内外合计613,917担。经过调制后，加上二次回收的，全国的可吸食量是813,990担，几乎是1879年的一倍。1906年的鸦片供应特色，是国外大减国内大增，前五名是：四川（23.8万担）、云南（7.8万）、陜西（5万）、贵州（4.8万）、甘肃（3.4万）。1879的数字是英国人的统计，1906的数字是中国官方的统计。讽刺的是，1906是「禁烟年」，也是中英商约禁止鸦片贸易的前一年。还有一件背景性的变化：1906年的人口，比1879大约增加5千万。
东印度公司的鸦片仓库
以上两项数字，告诉我们一件难堪的事：1840年鸦片战争之前，欧洲人为了赚黑心钱，不顾道德毁了华人健康，吸走大量白银。1840年之后，虽然有林则徐这类的抵制，但一方面吸食鸦片已蔚为风潮，二方面鸦片的高利润，吸引华人把进口转为自产自销，继续自我残害。
接下来要看的两项统计数字，年代还是1879与1906，但主题从前述的供给面，转到消费需求面，看看哪些人在哪些用途上，消费了多少鸦片。
表1 全国鸦片总消费量估算（1879）
人口中的%
总人数
（百万）
每人吸食的两数
（1两=3.78公克）
全国总吸食量（担）
（1担=133.3磅=1.6万两）
(1) 医疗用途
男
女50
3060
30
以每人每年吸食4两计算
25,000
(2) 节庆日
男
女50
2560
30以每人每年1两计
5,625
(3)个人吸食女性（偶尔低量）44.8以每人3天吸食1/3两计12,166
(4)中度的经常性吸食者
轻度的偶吸者0.5
150.6
18以每人每日1两计
以每人每3日2/5两计13,687
54,720
(5)中度的吸食者
6
7.2
4.8
1.2
1.2
以每人每日2/5两计
每人每日1两计
每人每日2两计
43,800
27,375
54,750
(6)重度吸食者
1
1.2
0.7
0.5每人每日5两计
每人每日8两计79,844
91,150
总计
408,217担
表1是推估性的，先不论各项数字的精确度。以这种方式估算的总消费量是408,217担，比之前说过1879年的总供应量423,236担，大约少了1.5万担。在这么大的国家与人口下，1.5万担的推估差距可以接受。接下来对比1906的数据，也是推估的。
表2 全国鸦片总消费量估算（1906）
人口中的%
总人数（百万）
每人吸食的两数
全国总吸食量
(1)医疗用途
男
女60
4081
54
每人每年4两计
33,750
(2)节庆日
男
女70
5094.5
67.5每人每年2两计
20,250
(3)个人吸食女性低度偶食者
8
10.8
每3日1/3两计
27,375
中度吸食者
2
2.7
每人每日1两计
61,594
男性低度偶食者
20
27
每3日2/5两计
82,080
中度经常性
12
16.2
12.6
1.8
1.8
每人每日2/5两计
每日1两计
每日2两计
114,975
41,063
82,125
重度吸食者
1.8
2.4
1.4
1.1每日5两计
每日8两计159,687
182,500
总计
805,399担
1906年时，全国的鸦片总消费量约805,399担，这比1906年的总供应量813,990担，少了约8,500担，推估的准确度相当可以接受。表2和表1有几件主要差异：(1)总人口增加约0.5亿；(2)女性吸食人口大幅增加；(3)全国的总吸食量大约增加1倍。
以上的数字告诉我们，难怪中国会有东亚病夫的说法。每年不知花了多少钱在鸦片上，换来的是脸庞凹陷、步伐蹒跚、瘦弱无力、眼神呆滞。在物竞天择优胜劣败的法则下，若不铁腕禁绝鸦片，这个民族必然自掘坟墓。这些是我们常听到的说法，但有人提出不同的见解。
鸦片吸食者
(1)不要低估鸦片的医疗功能，在表1表2内，每年的需求是2.5万到3.37万吨之间。鸦片对止痛、退烧很有帮助，尤其对偏僻乡村的老病幼儿更不可少。现代社会提供的癌症止痛和各种止痛剂，每年不知要消耗多少吨。20世纪之前，鸦片是方便、普遍、相对廉价的重要医疗物，通称为土药。
(2)表1与表2也可看到，真正的重度吸食者，以人口数来看当然有好几百万，但在4亿人口中的比例，并没有想象的那么高。现代社会里，药物上瘾人口的比例，应该不会远低于20世纪之前有鸦片上瘾性者。
(3)表1与表2内的总消费量中，有一大半是用在非重度上瘾者的偶尔吸食，并非全国人人皆鸦片鬼，从早到晚鸦片枪不离手的人间地狱。有许多负面形象，是为了禁绝鸦片所做的过度宣传。
(4)重庆的传教士做过调查，在3百位建筑工人、木匠、体力工作者中，只有5、6人吸鸦片。在1883-93年间，上海警察局的男性犯人中，有21%吸鸦片，女犯人中有8%。这表示吸食的普遍度，没有印象中那么高。真正重度的上瘾者，在人口比例中不超过2%。
(5)国内大幅种植鸦片的原因，有一项主要因素是财政性的：地方政府可以增加税收，各地军阀靠种植与贩卖鸦片，来筹措军费与行政费用。
参考书目
Newman, R.K. (1995): “Opium smoking in late Imperial China”, Modern Asian Studies, 29(4):765-94.
附录1
《外资与中国经济发展》读介
书名：Foreign Investment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China, 1840-1937
著者：侯继明教授（Chi-ming Hou）
出版：1965（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72台湾虹桥书局影印
页数：共360页，分导言、本文9章共222页、附录图表8页、注释40页、书目、词汇24页、索引10页
1前言
鸦片战争后列强势力侵入中国，以帝国主义的方式，想使中国成为殖民地或次殖民地。这种情形，在经济行动上最引人注目。列强在华的投资与贸易行为，一般认为有碍中国经济发展。这是个争论不已的问题，侯继明教授运用多方面的资料，以客观的态度，佐以理论上的证明，提出不同的看法，认为外资有助于中国经济趋向现代化。
因为外资的投资利益，大都再转投资于中国，中国企业家也因而兴起。传统的经济形态仍占绝对优势，外资在基本产业上的比例甚小，出口也未呈现不均衡发展。若以非经济的观点，来看外资在华的活动，而忽略外资对华经济实质上的贡献，则易失之过偏。外资对华的影响不仅在经济层面，对政治、社会、心理也有影响，但不在本书的范围。
本书的研究时期，从1840鸦片战争至1937七七事变中日战争爆发。著者认为此项研究，可以更了解中国在这段期间复杂的社会变迁，也可藉此项变迁模式，了解其它开发中国家社会与经济的变迁。本书是著者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博士论文扩充而成，资料以哈佛燕京学社图书馆所藏为主，所附的书目相当齐全，提供这方面的研究者明确指引；脚注也很详细，并附52个图表。
2各章介述
导言。列强入侵后，对华的经济活动一般认为有几项害处。(1)破坏农业，传统工业不易生存。(2)外国企业将在华投资及不平等贸易的利益所得汇回本国，造成中国经济枯竭。(3)藉外国政府之力与竞争优势，压迫中国企业，使其无茁长机会。(4)在政治、心理、社会、道德上造成不良影响。持此论者，未必对外资与中国经济发展有深刻认识，易陷入因其它影响（如政治、民族自尊心）而产生的情绪反应。
但也有经济理论支持此说，如Singer-Prebish-Myrdal的吸收理论，认为出口贸易的利益，会被投资国攫取吸光。但此理论亦受批评，且中国的背景与其它被殖民的国家不同，效果亦相异（参阅原书页5）。著者在导言中，简介中国政府、民间、学者间，对外资的不同观点与看法、基本理论的差异，说明本书各章的内容及要点。
第1章：各国对华投资简介。鸦片战争后，列强在通商口岸设工厂，虽然清廷未准，但亦无奈，直到马关条约后才正式合法化。列强在中国投资消费产业的原因，大约是：中国进口关税提高，且逢第一次世界大战，进口困难，尤其是棉纺业。通商港的水电、公共汽车等公用事业，因外侨居住而兴起，也开扩了华人的眼界。
著者引用的资料，以Remer教授的统计与日本东亚研究所的统计为主，两者虽因方法、目的而略有差异，但可靠性仍甚高（页10-5）。各国对华投资以英国最多，1929年在上海的投资，约占其总额的77%。1930年日本在南满的投资，约占其总额的63%。日本的投资以运输为主，其中以南满铁路最重要，1930 年占投资总额的23%。各国对华的投资，以运输最重要，矿业比例甚小，制造业以棉纺为主（页16-8）。俄国对华的投资，81%用在中东铁路，以外蒙及东北最多，1930年时占97.7%，俄国对华贷款比例不大。法国以云南铁路为主，收入多作为天主教传教用，如办教育。美国在1922年通过The China Trade Act后才对华投资，数量不大，以船运、贸易、固定资产为主。
由此可看出，列强对华的初期直接投资，大都是用来建筑Max Weber所说的「最具革命性的建筑」：铁路。俄、日、德、法、英都在中国筑铁路，中国因领土被侵入所引起的反外心理，也是其来有自。
第2章：政府的外债。中国首次向外举债，是1861年东南各省因大平天国之乱而向外商借款。1867-82年左宗棠平回疆之乱，也向英国银行借款，但数额都不大，期限也很短。1893之前几乎全是军事目的，1894-8的借款，则为对日甲午战役之赔款。1899-1911年间的借款，90%用在建铁路。至二次世界大战为止，国内盈余多用在地区性的建设，铁路则多靠外资。
自首次向外借款（1861），至七七事变（1937）为止，借款的44%花在军事费用，赔款对象也以日本为主。军事贷款多用于军饷、购置武器，反而无余力建设军事武力。行政费用借款，多用于支付贷款利息、政府费用，只有少数用在教育、修黄河、购买小麦棉花。工业借款以电话电报为主，数额情况类似。相对地，印度的外债有80% - 90%用来建筑铁路。1893年之前，借款多由在华外商提供，之后由外国银行介入。1914年之前，以英德法为主，以后以日本为主（页23-30）。
清廷向外举债负担甚重，利息平均约5%，尚须付银行佣金0.5%、其它费用和汇率变动之风险。一次大战前，以关税及盐税抵押，大战后多为无抵押贷款。1925之前，铁路贷款尚能偿付，后因内战天灾而无法偿付（约40%）。加上国际银价下跌，政府收入以银为主，而以黄金偿债，更显窘迫。如上所述，外资多用于铁路，但盈利率甚低，1917-36年平均约3.3%，而日本南满铁路却高达25.5%。铁路的经济贡献，是减轻运输成本，刺激各项工业发展、创造就业机会，但盈利几乎等于应付利息。
当时清廷国库收入的43%，用来支付对外赔款，只好鬻官募款，但仍不足。此种窘况，直到1930年代国民政府财政改革后才好转。若不向外举债，或许内战可以减少，但政府活动也会受到限制，可能要提高税收来挹注。这段期间，中国是世界贷款的大客户，各国争相争取，提供最有利条件，中国也从竞争中得利。不久，各国银行集团采联合政策，共享中国贷款市场利益，维持势力均衡（页46-9）。这种外债牵涉甚广，某些情况下，甚至是政治意义重于经济意义，且多用在非生产用途，以债养债，直到二次大战仍是重大负担。
第3章：各国对华的直接投资。外国在华设置贸易公司，最早是葡萄牙人在1511年，就和中国有贸易关系。1910年以后数目大增，到1920年代共有290家，以英国最多也最重要，有144家。这些公司对中国的外贸成长有相当贡献，但也操纵中国的对外贸易，从中获取巨利，压低出口货价，提高进口货价，都带有独占的性质。1842年五口通商后，为应外贸之需，需有融资机构，当时中国尚无办此业务的银行，外国银行因而兴立，以应本国商人之需。1889年之前，英国与其它英属银行，独霸中国的外贸融资，其中最大的是Hong Kong & Shanghai Banking Corporation。
国民政府成立后，中国银行才逐渐强大，1935年货币改革（法币）后，才有能力与外籍银行竞争。但1930年代，上海进出口业90%以上，仍靠外国银行融资。他们也对中国工业界贷款，如开萍煤矿在1900年，负了德国亚川银行45万两的债；汉冶萍煤矿的贷款，也由日本供应。中国公司向外国银行借款的家数不多，但数额均甚大。外籍金融业也与政治有相当关联，政府税收、军阀、政客等基于安全因素而互相往还，且在华境内发行票据，流通甚广。1916年中国、交通两银行因战乱停业后，外籍票据流通更广，直到1935年由四大政府银行发行法币后，才稳定下来（页52-8）。
1842年五口通商后，英国船只在沿海航行，虽然清廷不准但亦无奈。1858年首先开放给英国内河航行权，准在长江流域贸易。当时总理衙门认为，此举有益贸易增加税收，且不影响原有华属航业。1907年之前，英国占内河航业相当重要地位，日本也见利介入，另组公司。至1936年，外籍船公司有30家，710 艘船共810万吨，英国占47万吨，日本25万吨，当时华籍船只共67万吨，航业大都操在外人手中（页59-60）。
外人想在华境内筑铁路，大受政府民众反对，刘锡鸿列举八项不适铺筑铁路的理由、八项无利之因、九项大害，民间更因风俗受侵，而誓死反对（页62、242-3）。1876年因有英国领事撑腰，中国筑了第一条铁路，虽已比世界第一条铁路落后50年，但仍比日本早四年；直到甲午战后，清廷才开始重视铁路。列强在华筑铁路，以政治军事目的为主，旨在侵占势力范围、运调军队、维护在华利益，商业利益并不重要（页61-4）。
因贸易、船运之需，列强开始在华开矿。俄国在抚顺，德国在胶济铁路两侧，英国在开萍、开滦与北京，法国在云南，日本经营汉冶萍公司。其中以英日最活跃也较有成果，以煤铁为主，锡、锑、钨、铅、汞、金等甚微（页66-79）。其它的直接投资，尚有制造业、修船、机械、公益事业、加工出口业（如茶业加工、养蚕、制糖），以及供国内消费的西药、面包、洋火、香烟、棉纺（这两项最重要）（页79-90 ) 。
第4章：外资效果分析。第1章至3章可说是近百年中国与列强的经济关系简史，叙述关系源流及在华的经济行动，也作为分析列强对华经济影响的楔子。本章虽然只有6页，但所提出的问题，都是以下各章要分析的。我们可以从著者提出的问题，作不同角度的探讨，或甚可进而研究，著者所提出值得研究但尚未有答案的问题。
本章提出的问题有：(1)历年外资总额有多大？资本产出比有多大？投资额与国民所得成长的关系如何？(2)外资需要到相当数量，才能扫除经济成长的障碍，其数量是否大到作为触发剂？这种外资比例，在其它落后国家的情形如何？中国的外资总额与在境内的流量不大，何故？(3)何以外资在贸易方面的投资量不很大？外资在基本产业（农、矿）所占的比例不大？是否因为官方对矿业管理严格？在通商口的外资制造业，已合法化且有治外法权的保障，何以规模仍不大？是否因获利率不高？ (4)一般认为中国在1937年之前，经济仍在停滞阶段，然否？虽然现代化部门所占的比例不大，但是否已开始迈向经济现代化？(5)研究外资在中国经济体制内的比例，中国对外资侵入的反应，外国企业对中国企业的技术传授、人员训练的帮助，外资在社会、政治、管理方面的优越条件，对华籍企业产生压迫或成长效果？有哪些因素使外国企业能与传统工业并存？(6)进口外国产品与国内现代化工业的兴起，对传统经济部门有破坏效果？(7)贸易理论中的「吸光」效果，在中国是否实现？外国企业把在华投资的利益所得汇出，会使中国经济枯竭？分析外国企业的再投资比例及其它因素，这种理论在中国并不成立。(8)中国与其它落后国家的背景有何不同？国际收支的困难何在？(9)日本何以能藉外资帮助而迅速现代化？中国何以不能？两国社会结构的差异，对此事有何影响？
第5章：决定外国对华投资的因素。因定义与方法的不同，很难比较列强对落后国家的投资，若以国民每人分配额per capita来计算，1936年中国每人分得的外资额，只有US$8（假定人口为4亿5千万），日本是中国的三倍。外资在整个中国资本存量所占的比率，尚无可靠数据，虽然在现代化部门中占绝对重要地位，但在1933年的国民所得里，只占13%以下，其它落后国家也大致如此。列强对华直接投资及资金内流增加的原因，在于利润转再投资；对华贷的款中，有部分是用来支付前笔贷款的利息。1902-3年间，资金外流反而比资金内流大，因为支付利息与投资利润的汇出金额，比资金内流量还大（页97-102）。
1872-1936年间，有57.3%的公司，将利润的30%再投资，45.2%公司的转投资额达40%以上，其中以保险业为最高，公益事业最低。1902-30年间，外国汇入中国的投资额，只占直接投资总额的4%，可见外国的直接投资额，多半是转投资而来。列强之所以对华投资，最有利的条件，是因为不平等条约所享的特权，如免税、治外法权、免受官扰、租界等特殊待遇。但矿业却非如此，以免落入外人手中。此种严密保护条例，在1898年已规定。到1945年时，许多落后国家的外资矿业规则，仍参酌采用此种条例（页103-10）。
列强对华的投资数额不大，大都是利润转投资。不愿大量增资的原因之一，是利润率并不高。1872-1932年间，有41%公司的利润净值比率小于10%，64%小于15%，可见并不高，日本经营的南满铁路是特殊例外。外资多从事与外资有关的行业，1931年占37%，这些投资大都由贸易公司经手（页112-9）。1912年之前，是列强资金流向各殖民地的黄金时期，英国有三分之二的资金流向新殖民地，为何列强对华的投资额比例不大？因为中国已非新殖民地区，可耕地区人口稠密，更重要的是文化相当深固，外来事物不易打入。中国比其它落后国家幸运的，是未沦为殖民地，有相当的自主权，外人的经济活动只限在通商口岸，在内地的活动须受政府限制，以采矿条例最显明。但外资在通商口岸的投资（如制造业），数额仍不大，原因是利润未如预期的好，其原因是民间仍惯用传统产品，对现代科技不信任。传统方法不能制造的货品，由于运输不便，民间购买力不足，以致市场有限（页120-3）。
第6章：外资与中国经济现代化。外力入侵后，有识之士痛心之余，有「师夷之技以制夷、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之议。仿外国企业组织，设各种公司，官督商办，唯成效不彰。当时清廷财政困难，征苛税，对工业投资额太小，虽拟议多项防止外国经济侵略的措施，结果皆不理想。因心理上仇外，而忽视外资对华经济现代化的实质帮助。外资的帮助约有：(1)模拟效果。心理上中国见列强船炮之威、国力之强，有仿效强国之心。外资替中国创造有利的投资诱因与环境，传入新技术、新观念于各行各界，开阔华人眼识，其作用正如Schumpeter所说的「倡导者」。 (2)连锁效果。因贸易之需而筑路，各项行业也随之而兴，此种连锁反应对经济、社会、心理等不可见的影响，远大于纯经济的利润所得（页131-8）。
外资比中国企业有利之处，如融资易、资本足、技术管理能力较高、最惠国待遇、不平等条约之优惠条件、不受官方苛扰等。但何以华籍企业（传统部门），既缺企业眼光、无经验、引用亲人、效率低，仍能与之并存且仍相当重要？原因约有：
(1)中国政府限制，除矿业与铁路外，只能在通商口设厂、经营，限制其发展。
(2)民间排外性强，常起抵制外货运动，各行业的竞争者，常以此手段打击外资企业。在争取劳力方面，也常使用排外心理作战。
(3)外资厂产品市场多限于沿海，广大内陆市场因消费习惯、购买力不足等因素，矿业、航业等竞争企业又互订协定，划分市场减少竞争损失。因此外籍企业占沿海与高级消费市场，传统部门占中低级品及广大内陆市场。华籍企业虽然能力不足，但因天时、地利、人和的深固文化、社会力量，仍可与外籍企业并存且相互得益。华籍企业并未因受外籍企业之侵入压迫而受损，反而得益不少（页138-55）。
谴责列强经济侵略之余，亦应自我检讨何以华籍企业不易强大。
(1)资本累积困难。国民所得低，财富阶级的储蓄，多用在非生产性的购买土地、艺术等事物。所得低、储蓄少、教育不普及、生产力低，造成恶性循环。
(2)传统的社会制度重农轻商，非农业部门（贸易、工、矿）的比例太轻。自给自足的农村经济、无长子继承制（日本得长子继承制之利不少）、政府主掌大企业、官僚腐败、宿命论、顺受的民族性强、太重人文而少科学研究；对家族依赖太深；劳工低廉，习于传统生产方式。
(3)清末国库困难，有心无力，政府缺乏有力领导，行政效率低，李鸿章、林则徐等辈虽欲振奋，但已属强弩之末。清末衰弱非一日之寒，列强入侵虽为国耻，但若无此刺激与引发，中国经济亦不易突破（页155-64）。
第7章：双元经济。鸦片战争前，中国经济属半闭锁形态，是典型农业经济国家。五口通商后列强在华设厂筑路开矿，形成传统部门与现代部门并存的双元经济。现有数据很难数量化表示，外资对华经济现代化的贡献，以及对传统部门的损害。但可以确知，外资在华的活动，已使传统部门的重要性逐渐减低。本书所指的传统部门，是1840年代至1930年代，都以同样的组织、同样的生产技术，提供财货劳务的行业，如农业、手工业、旧式银行业、人力运输与大多数商业、服务业。例如直至1930年代，绝大多数的农村信用来源，仍以地主、亲友、商人为主。
这种双元经济形态，也会形成双元社会，与亚洲落后国家非常相似。资本制度引入后，随而引进资本社会的思想，造成外来与固有文化的冲击、排斥、混合、接纳，进而再形成新文化形态。外资在华活动的经济影响虽大，但更重要更深远的，是短期内无法显示的社会与文化改变。
社会双元化之外，还有技术的双元化。虽然两部门的技术有差异，但因社会背景的不同而各据市场。传统部门因吸取新技术，而更有能力与现代部门竞争。此外，传统部门借用现代的运输工具开拓市场，引入新的手工业机械，改良劳动密集型基层工业的生产力。传统部门向现代部门提供原料与劳工，双元技术使得两部门相互得利，甚于相互竞争的抵销效果。现代部门占国民所得比例甚小（13%），传统部门都是自给自足，可见外资在华的活动，并未摧残传统部门，反而使其更有竞争力，更趋向现代化（页179-88）。
第8章：对华投资的外在因素。中国的对外贸易，与其它落后国家不同，外贸占国民所得的比例甚小，最高时只有12%，对外依存度甚低。1867年，鸦片、纺织品占进口总额77%，1842年的茶叶占出口总额92%。到了20世纪，除茶叶外（茶叶对中国国内经济并不很重要），没有单项产品占出口总额的10%以上，可见项目很分散。落后国家的某单项产品，都占出口总额50%以上，中国与其它殖民地的经济背景很不相同，没有出口品过度集中的现象。
外资只有很少部分用在出口业，大部分投入铁路、矿业，很少投入茶、丝、农产品。因对外依存度低，国际行情波动并不大会影响中国经济。进口多是制成品，中国是国际行情的接受者（price taker），而不是行情的决定者（price maker）。虽有桐油、钨、茶、丝独占国际市场，但占出口比例太小，国际行情的变动影响不大，也不影响贸易条件。虽然国际银价下跌，汇率的变动使出口有利、进口价格上涨，但因进口货多为消费性制品，反而使国内自制率提高，减少进口，增进投资，能把储蓄引入投资市场。中国的外贸在1864-1937年间，只有六年无贸易逆差，但这些差额在国际收支帐上，已被各国对华的投资，以及政府贷款弥补而抵消（页189-210）。
第9章：摘要与结论。本书第1章的内容是1937年之前，外国对华投资的概述，其时间、地点、数额、形式及范围，并说明数据来源及方法。第2章叙述中国政府向外借款的数额、条件、使用情形、分析其利弊、中国政府的负担，以及贷款国间的政治瓜葛与对华的影响。第3章叙述外国对华直接投资的历史、数额、所投资的行业，以及各项经营机构的背景。
以上三章是中外经济关系简史，并作为以下各章分析的背景。第4章分析外资对华活动的影响，提出各项问题，供以下各章解答。一般认为外国在华投资额甚大，第5章证明外资在华的投资额不大。本章分析资金流动、利润转投资率、利润率等因素，证明一般说法缺乏根据。第6章说明外资与中国经济发展的关系，一般认为外资有碍中国经济趋向现代化，破坏传统经济部门。本章就外资比例、对华影响、传统部门与现代部门的关系，分析双方相互得利，反而有助中国经济现代化。
第7章说明外资对华社会、技术的影响效果，以及对农业、手工业、生产力、国民所得的正负影响。第8章说明外在因素对华的影响，如出口结构、国际汇率、行情、贸易条件、外国资金对华的投资情形，证明外资对华的实质利益，大于表面的害处。第9章将上述各章所得结论摘记，提出研究的结论。
综合本书所述，可以得到几项要点，证明外资确实对中国经济现代化有帮助。
(1)中国尚有自主权，外商仅在通商口岸及租界有自由经营权，内陆的矿业与航业仍受严格限制。中国传统部门及广大的内陆市场，并未受到外资破坏，反而受益不少。
(2)以每人分得的外资额per capita计算，1936年只有US$8，比率太小，对国民所得影响不大，这和其它落后国家完全不同。
(3)列强真正的投资额并不高，主要都是从盈余转投资，很少把投资利润汇回本国，造成中国经济枯竭的现象，这和其它落后国家不同。中国可耕地少，人口稠密，文化社会根深柢固，不是列强有兴趣大量投资的新殖民区。虽然各国贷给中国政府的款额不少，但多用为军费、赔款，直接投资经济部门的比例有限。
(4)根深的文化、社会习俗、消费偏好，使得外来的消费品接纳力低。加上国民购买力低，通商口岸的新设制造业利润不理想，有坚强的传统部门在竞争，中国政府管制又严，外籍企业虽挟其雄资、技术、政治特权，但获利有限，影响国民经济不大。
(5)外资占国民所得虽少，但触发导引中国经济现代化之功却不可没。尤其在观念、技术、经营管理上，更开阔了华人眼界。也因此外侵而促使中国政府决心现代化，尤其受日本的刺激最深。政府的努力成效虽不彰，但已起了领导作用，创造有利投资的环境。
(6)外资引进的现代部门，与传统部门不仅不相克，还能互相提供技术、机器、原料、劳工。各占市场，相互得利，现代部门破坏传统部门之说不成立。
(7)中国对外依存度甚低，最高时也仅12%，自主性甚高，和其它落后国家受殖民母国绝对影响的情况不同。Singer-Prebish-Myrdal的吸光理论，在中国并不适用。外资对华的全盘性影响很难计量算出，也非此书范围。单就经济层面来说，本书的结论认为：外资对华经济现代化确实甚有贡献，提供资金、技术、经营制度；不但未摧毁传统部门，反而贡献良多；虽难免损及某些传统行业，国人心理上有被侵略之感而反外，也易直觉地认为外资有害中国经济，而忽略其实质利益，但其启导之助，国人实自享之。
3结语
开发中国家要突破经济发展瓶颈，受到资本累积及技术的障碍甚大。引进外资与技术帮助起飞，是必要的方法。台湾战后经济能迅速发展，得助外资之功已是定论（参阅黄俊隆〈外资与台湾经济发展之研究〉，政大国际贸易研究所硕士论文，1977）。
侯教授证明近百年来外资对华的贡献，以外国侵略中国经济的观点，并未能和本书一样，举出数据和理论证明。本书要证明此段时期外资在华活动，有助实质的发展，所以在写作方法上，先假设这项结论，而后找出相关证据与学理，证实假设为真。著作引用的数据、数据相当可靠，推理过程都可与论点配合，相当有说服力。在求证过程中，叙述此时期的中外经济关系简史，作为本书后半部分析的素材。第4章提出欲证实的假设问题，由6、7、8章逐一解答，编排顺序甚有逻辑条理。
比重上，前三章占90页，几达全书正文的二分之一，稍为过分详细。例如第3章关于银行业、矿业、制造业的叙述，略显冗长。第4章以后较精简，惟第8章的贸易条件说，虽然精采但稍过详细，可能这是著者发表过的文章之浓缩：“The Terms of Trade of China, 1867-1936”（参阅书目页282）。
本书的优点是：
(1)列举、引用相当多的实证及学理数据，推翻一般对此问题的错误看法。这些理论与数据都相当可靠，有说服力。
(2)各章节编排有条理，注释资料严谨。
(3)本书是「此理得证」式的写法，找证据来支持假设。若推演过程与数据数据无误，就不易引起争辩。本书出版至今十余年，尚无强有力的反说。著者能客观运用数据，分析可靠性，不会专找有利的证据，而忽视反面说法。
若能再详述下列几项说明，会更有力。
(1)一般人会直觉地问：难道列强在华的经济活动，是想对中国经济发展有帮助，而非想从中得利？难道不想尽榨取中国的财富？这个答案在书内未曾说明，试答如下。外人原本想榨取中国财富，但正如本文（第9章：摘要与结论）所述，这些原因使得列强的对华投资，并未像在其它殖民地区一样，得到相当的投资报酬。列强在华的经济行为，很有效地推动中国经济现代化。这是列强对华投资时，所受的客观条件限制，并非他们不想榨取。在列强的经济「侵略」下，中国所受的帮助却「意外地」大于损失。
(2)著者仅在导言中，略述持外资对华经济侵略者的看法。若能将这些说法更详尽的归纳，列举其观点，说明其论点与根据何以不正确，比较本书论说与其它看法的异同，将会更具说服力。在经济发展学理方面，仅在导论中述及一般的「吸光」理论，以及在第7章双元经济中，提到一些相关理论。也许著者认为，这些理论已够支持本书论点，况且本书目的不在讨论这些学理，对研究历史的读者已相当足够。但对研究经济的读者，若能较有秩序、深入的理论，说明中国与其它落后国家基本形态的差别，在说理上会更完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