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美洲印第安人
举几个例子，说明外人对印第安人的印象。1819-20年间，Stephen Long上校进入密苏里地区，说当地人的「身高和欧洲人差不多，或甚至还要高一些，有许多高个子。」1830年代，George Catlin在上密苏里州生活过几年，说在那里的Sioux族「又高又直」；他说Cheyenne族的男人，在完全长成之后很少低于6呎。从当时尸骨所得的资料，也证实印第安人的平均身高，超过当时的欧洲人。
欧洲人的科技比印第安人进步，医疗与卫生条件也明显优越，为什么意大利与西班牙人，反而比北美原住民平均矮10公分以上？印第安人的粮食充足、活动空间大、大幅度奔走活动，时常舞弄弓刀斧枪，这些都是大家熟知的事，他们还有哪些优势吗？
(1)他们的人口密度小，可迁徙的空间大，排泄物里的寄生虫，较不易在人口中交互感染。定居型的民族，例如中国和西欧，人口密集、排泄物处理不完善，流行病多，活动空间少，肉类蛋白质不足，容易生病。(2)定居民族的财富不均，穷人比例高，营养不足，发育不良，活动空间少。游猎民族较无累积不动产的动机，社会所得较平均，对他人较慷慨，社会的互助性较强，较不会滥垦滥杀。
相对地，欧美人是历史悠久的定居农业民族，积极累积各式财富，鼓励自由竞争；19世纪之前缺乏社会性的互助组织，追求个人与英雄式的成就。若发生流行病，不易群体迁徙，例如黑死病就使意大利减少1/4人口。而非土地固着性的印第安人，人口密度低，又容易迁徙，流行病的威胁性较低。
我喜欢看相扑、摔角和各式竞技运动，觉得这些都不是台湾能参加的项目。我们在国际体坛上的些许表现，大都是隔着网子比赛（桌球、羽球），或是较静态的竞争（如保龄球），或是靠女性（纪政），或是靠未成年人（青少棒）。四年一次的世界杯足球赛，韩国曾经名列第四(2002年)，而台湾尚无法组队。
从前国人喜欢笑日本人腿短个子矮，其实这是阿Q式的精神胜利法，无济于事。我从报纸上看到台湾孩童的近视比例，以及国小高年级学童的身高、体重、握力、引体向上、百米速度，都与日本、韩国的同龄学童有明显差距。这让我想到民国初年，有人提倡体育救国，想到孙中山说的东亚病夫。
历史的结构真不容易改变：自己在进步，但别人进步得更快。目前台湾的物质条件，和先进国家已无差别，甚至到了营养过剩的程度。现在要积极作为的，是在义务教育的阶段强化体能训练。
参考文献
魏凯立（Kelly Olds, 2000）〈身高与台湾人经济福利的变化，1854-1910〉，《经济论文丛刊》，28(1):25-42。
Steckel, Richard and Joseph Prince (2001): “Tallest in the world: Native Americans of the Great Plains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91(1):287-94.
4天气晴雨和股市红绿
我读大学部时，学校有点名制度。每堂课会有个中年职员拿着班级名单，一眼望去就可看出哪个位子缺席。做了三次记号后，就不准参加期中或期末考，有人因而要多读一年。我对这种制度相当痛恨，心想要是老师教得好，课堂早就挤爆了，教不好的人才靠点名维持颜面。1979年到巴黎后，第一次看到班上有各种肤色的同学，甚至有老师向学生买一根烟当场抽起来，对厌恶框框的我，真是一大舒畅。
1985年我开始教书时，感谢上天，清华没有点名制度。有些和我同辈的教师，竟然向学生说，点名三次不到就当掉，让我惊骇不已。我教的科目是经济史和思想史，最初几年因为是必修课，所以课堂人数还不少。改为选修课后，人数自然锐减，而我又不点名，真正上课的人数就更有限了。
我才理解为何需要点名制度：帮那些没有行情的教师维持基本尊严。在人数可怜的课堂里，我会在意某些较有反应的学生是否会出席。新竹的强风，尤其是冬季的东北风，吹出好吃的米粉，也常吹得我意乱心杂，情绪低落时还会万念俱灰。每当有强风大雨，我就担心我那可怜的课，会不会只有我一个人出席。
多年的教学与生活经验，我深知天气晴雨会明显影响上课的出席率。和我有类似担心的行业还不少：你去问餐厅的老板，去问开业医生，去问出租车司机，去问主办各类活动的单位，都会得到相同的答案。如果下雨会影响医院的生意，除了卖伞业之外，还有哪个行业不受影响？有许多学术报告已经证实，下雨会影响各类比赛的成绩（田径、球赛尤其严重），会显著影响情绪，降低乐观度，连续阴雨会提高自杀率，降低协助他人的意愿。
经济学界也提出类似的证据：天气晴雨和股价之间，有统计上的高度密切关系。你或许会问：现在买卖股票都透过计算机和网络，这个问题还有意义吗？是的，这篇文章里的证据，是在不必出门交易之前的事。重点是：不要小看天气对人类行为的影响力，也不要高估人类的经济理性，连和金钱密切相关的股票交易，都会受到阴雨的影响。
要证明天气晴雨和股价红绿密切相关，基本原理很简单：把某段时期内每日的天气状况，和同一时段每日的股市指数输入计算机，用统计软件看这两个系列的数字是否显著相关。经济学与统计学的研究，再也没有比这种方法更简单的了，而这样的研究成果，竟然刊登在退稿率非常高的American Economic Review上，原因很简单：没有人做过这么简单的验证，得到这么违反基本经济理性假说的结果。
这样的研究有什么用？可以提醒经济学界说：(1)不要老是在资本、技术、劳动、货币内打转，影响经济行为的因素还有很多，心理层面是不易数量化的重要变量。(2)对研究财务金融的学者来说，不要局限在利率、资产、价格、股利、货币这些具体的金融面上，「人的行为」也是一项重要因素，现代的「行为财务学」已经了解这点。(3)对研究股市的人来说，不要老是在「讯息」（内线或外线）这个因素上钻研，「非理性」的随机因素，说不定会有更震撼的效果。
Saunders的具体做法，是整理纽约的天气资料。从1893年元月1日起，纽约市每天从上午8时04分起，记录整天的天气状况。但有些用文字，有些用数字，格式不统一，不便输入计算机分析。从1927年元月1日起，天气变化就有统一格式的完整数据可用，内分六项变量：温度、相对湿度、降雨量、风速、日照、「云层状况」。日出至日落之间的云层状况，又分0至10类：10表示整天乌云密布，是降雨量最大的状态，0表示万里无云。
纽约证券交易所
在股价方面，他使用三种指数：(1)道琼工业平均指数（Dow-Jones Industrial Average, DJIA），1927年元月1日到1989年12月31日。(2)纽约证券交易所指数与美国证券交易所指数（NYSE/AMEX），1962年7月6日至1989年12月31日，依股票价值加权（value-weighted）。(3)同样的指数，但无特别加权（equal-weighted）。因为是用每日的数据，所以观察的样本非常大，依不同的切取法，最大的样本数有9,990，最小的也有6,298，很够做各式各样的统计分析。
他得到的结果很明确：都是显著的负相关，雨势愈大，股市的交易量就下降，平均股价也下跌。只有少数几个变量的统计显著水平是95%（这已经很高了），更多变量的显著水平是99%（高到难以置信），还有不少变量的显著水平是99.9%和99.99%。也就是说，在1927-89年间，降雨量对纽约证券交易指数的负面影响，不但是「无庸置疑」，还甚至强烈到超乎想象。
纽约证券交易所
他试过各种分切数据的方式，都得到类似的结果。接着又依不同的年代分期，得到截然不同但合理的结果：1983年1月1日至1989年12月31日之间，降雨量和股市的表现，在统计相关度上不显著（也就是没有统计上的相关性）。为什么？原因很简单：股票交易开始用计算机撮合，投资者，尤其是散户，不必到交易所或号子去买卖，只要透过计算机屏幕看股票行情，然后下单买卖；不必出门，不再受晴雨的影响。
这个简单的故事，告诉我们一项重要观念：经济学教科书总是假设，人类的经济行为是理性的，其实未必；理性的假设，基本上是方便数理模型的设定与数学的演算。人是情绪性的动物，处理金钱时尚且深受晴雨的影响，处理感情与纠纷时必然会更冲动。我的生活经验一再显示：人类是情绪性的动物，尤其是大权在握时。
就生活的层次来看，不论是相亲、搬家，真的是「选日不如撞日」。所谓的黄道吉日，还不如无大风、无大雨、无大太阳、无泥泞的普通日子。如果你看过一些战争片，或是问作战指挥官，他们都知道天气的关键性。不要小看天气的影响力，更不要低估情绪的作用力。难道情绪的作用都是负面的吗？未必，请上网查「emotion」，那是另一个很有趣的议题。
参考文献
Saunders, Edward Jr. (1993): “Stock price and Wall Street weather”,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83(5):1337-46.
5法老王的怪梦解析
《旧约?创世纪》37至50节摘录
约瑟十七岁与他哥哥们一同牧羊。约瑟的哥哥们见父亲爱约瑟过于爱他们，就恨约瑟，不与他说和睦的话。约瑟做了一梦，告诉他哥哥们，他的哥哥们回答说：「难道你真要作我们的王吗？难道你真要管辖我们吗？」他们远远地看见他，趁他还没有走到跟前，大家就同谋要害死他。彼此说：「你看！那做梦的来了。来吧！我们将他杀了，丢在一个坑里，就说有恶兽把他吃了。我们且看他的梦将来怎么样。」
犹大对众弟兄说：「我们杀我们的兄弟，藏了他的血有甚么益处呢？我们不如将他卖给以实玛利人，不可下手害他；因为他是我们的兄弟，我们的骨肉。」众弟兄就听从了他，把约瑟卖给以实玛利人。他们就把约瑟带到埃及去了。米甸人带约瑟到埃及，把他卖给法老的内臣─护卫长波提乏。
过了两年，法老做梦，梦见自己站在河边，有七只母牛从河里上来，又美好又肥壮，在芦荻中吃草。随后又有七只母牛从河里上来，又丑陋又干瘦，与那七只母牛一同站在河边。这又丑陋又干瘦的七只母牛吃尽了那又美好又肥壮的七只母牛。法老就醒了。他又睡着，第二回做梦，梦见一棵麦子长了七个穗子，又肥大又佳美，随后又长了七个穗子，又细弱又被东风吹焦了。这细弱的穗子吞了那七个又肥大又饱满的穗子。到了早晨，法老心里不安，就差人召了埃及所有的术士和博士来，却没有人能给法老圆解。那时酒政对法老说：「有一个希伯来的少年人，是护卫长的仆人，我们告诉他，他就把我们的梦圆解，是按着各人的梦圆解的。」
法老遂即差人去召约瑟，约瑟对法老说：「法老的梦乃是一个。神已将所要做的事指示法老了。七只好母牛是七年，七个好穗子也是七年。那随后上来的七只又干瘦又丑陋的母牛是七年，那七个虚空、被东风吹焦的穗子也是七年，都是七个荒年。埃及遍地必来七个大丰年，随后又要来七个荒年，甚至在埃及地都忘了先前的丰收，全地必被饥荒所灭。当七个丰年的时候，征收埃及地的五分之一，叫他们把将来丰年一切的粮食聚敛起来，积蓄五谷，收存在各城里做食物，归于法老的手下。所积蓄的粮食可以防备埃及地将来的七个荒年，免得这地被饥荒所灭。」
约瑟见埃及王法老的时候年三十岁。他从法老面前出去，遍行埃及全地。埃及地的七个丰年一完，七个荒年就来了。正如约瑟所说的，各地都有饥荒；惟独埃及全地有粮食。及至埃及全地有了饥荒，众民向法老哀求粮食，法老对他们说：「你们往约瑟那里去，凡他所说的，你们都要做。」当时饥荒遍满天下，约瑟开了各处的仓，粜粮给埃及人；在埃及地饥荒甚大。
饥荒甚大，全地都绝了粮，甚至埃及地和迦南地的人因那饥荒的缘故都饿昏了。约瑟收聚了埃及地和迦南地所有的银子，就是众人籴粮的银子，约瑟就把那银子带到法老的宫里。于是，约瑟为法老买了埃及所有的地，埃及人因被饥荒所迫，各都卖了自己的田地；那地就都归了法老。约瑟和他父亲的眷属都住在埃及。约瑟活了一百一十岁。人用香料将他熏了，把他收殓在棺材里，停在埃及。
熟悉《圣经》的读者，都知道《旧约》内的这段故事。故事中的男主角约瑟（Joseph），大约在公元前17世纪进入埃及，那位法老王名叫Apophis一世，是Hyksos王朝的第二位国王，在位相当久。
美国德州大学Austin分校经济系的Daniel Hamermesh教授，写了一篇短文，运用基础的经济分析工具，尝试回答两个问题：(1)如果真的有连续7个丰年和连续7个荒年，埃及能撑得过吗？(2)这件3,700年前的大饥荒，若和现代的荒年相比，真的那么严重吗？
Daniel Hamermesh
这是很有创意的论文，分析的手法和论点都很简单，但想想看：经济学界有多少人读过《圣经》内这段精采的故事，却没有人能用合理的工具和简明的逻辑，来分析这段可能是真实的故事。对经济学家来说，《旧约》中所提供的数据太少，我们欣赏此文时，不要拘泥文内各项数值的精确性，只要方向性的理解即可。这段故事并无信史，但在埃及的铭文上常见到这项记载。
用经济学的术语来说，法老王所面对的是一个两期（跨期）的问题：7年丰年，7年荒年。他在位的时间很长，是个英明君主，希望埃及能度过这项危机，希望能在14年间得到一项「最适解」。他接受约瑟的建议：「当七年丰年的时候，征收埃及地的五分之一，…所积蓄的粮食可以预备埃及地的七个荒年，免得这地被饥荒所灭。」
假设丰年的收成是1，但只要有粮食就会有腐损（被老鼠、虫子、官员吃了），所以假设腐损率为（希腊字母的）δ，δ介于0和1之间。约瑟建议储粮1/5（= 0.2），所以在丰年时（第1期），埃及可食用的粮食是0.8（= 1- 0.2）。他们存下多少粮食给荒年（第2期）时吃呢？存粮s = 0.2 [1 - δ]，也就是说，虽然能存下0.2的粮食，但还要扣除被腐损的δ。作者写了4条简单的方程式，做了一些较技术性的假设，我用文字性的说明来替代。
简言之，他要得出两项变数的数值，来回答一个关键问题：荒年时欠收率（x）有多高？要得出x值，他需要两项变量：一是前面说过的腐损率δ，在此假设14年内皆为δ = 0.2；二是法老王的「社会时间偏好率」（social rate of time preference），以希腊字母ρ来表示，ρ也是介于0和1之间。
我先简单说明「时间偏好率」的概念。如果一个国王年轻即位，预知自己会当很久的统治者，他就会从长计议，肯花时间来了解各项问题，也愿投资各项基础建设。这种长治久安型的君主，我们就说他的社会时间偏好率很低（接近0，表示目光长远）。相反地，如果国王征服另一个国家或地区，只想掠夺财富和妇女，没有长期深耕经营的打算，他的社会时间偏好率就很高（接近1，表示短视近利）。好，现在来看Hamermesh的最后一条方程式。
x = 1.2 - 0.2δ - 0.8 [1 - δ] / [1 + ρ]
此处的x = 欠收率，1 – x = 收成率，δ = 腐损率，ρ = 社会时间偏好率。他运用这条方程式，计算出下列的各种组合可能性：
各种可能的x（=荒年欠收率）
社会时间偏好率（ρ）
腐损率（δ）
0.25
0.50
1.0
0.40
0.56
0.67
0.80
0.20
0.52
0.65
0.73
0.84
0.40
0.64
0.74
0.80
0.88
0.60
0.76
0.82
0.87
0.92
0.80
0.88
0.91
0.93
0.96 先从腐损率说起。为了简化，他只取5个数值（垂直看下来），最低值（下限）为0（完全没有腐损），最高值（上限）为0.8。你也可以争论说，若取10个点会更精确，那当然也可以，只要把你认为较适合的数字，代入前述的方程式即可。
同样地，为了简化，他对法老王的社会时间偏好率，只取4个数值（水平地看），因为ρ = 0表示法老王的目光恒久远，ρ = 1表示短视近利，他取0.25这第2个数值，表示法老王的统治期够长，不会短视近利，但也没有千秋万世的心态。你若认为ρ = 0.2或ρ = 0.3较合适，他也不会反对。
现在来看这两项变量的可能组合。他认为腐损率δ = 0.2较合理，ρ = 0.25较有可能，所以两者的交会点就是表内的0.65，这就是上面那条方程式的x值（表示荒年的欠收率）。也就是说，荒年时的收成，是丰年期的0.35（= 1 - 0.65）。这是最重要的一点：作者透过方程式的推理，猜测出荒年的欠收率，而这是〈创世纪〉内没有提供的重要讯息。
我很佩服这项推论的能力，也觉得合情合理，但我有一项逻辑上的批评：上面那条方程式与表格都显示，影响x的变量有两个，一项是腐损率δ，另一项是君主的英明度ρ。欠收率的高低，很受自然天候的影响，那是上天的旨意，怎么会受到君主英明度ρ的影响呢？从上面的表格来看，君主愈短视，欠收率就愈高，天下哪有这种因果？可是话说回来，你能把上天的旨意写进方程式内吗？我们就体谅作者一下，稍微闭一下左眼，我们要的是创意推理，就别抓他小辫子了。2
好，我们接受上面那条方程式，也接受那个表格吧！这个表格让我们得知，埃及在7个荒年期间的欠收率（假设都同样）是0.65，也就是凶年时粮食减产2/3，只生产丰年时期1/3的粮食。别担心，依照约瑟的先见之明，已经在前7年每年都预留0.2（= 1/5）了，所以在荒年时，埃及人可用的粮食是1/3 + 1/5 = 8/15 = 0.53。如果扣掉一些较轻微的腐损率，大约共有0.5的粮食可供食用。
丰年时埃及人可食用的粮食，大约是1 - 0.2（储存率）- 0.2（腐损率）= 0.6。这两个数目（0.5和0.6）相比，我们可以大略推测：在约瑟的先见之明下，荒年期的7年间，埃及人的粮食约比丰年期少10%（= 0.6 - 0.5）。
这是Hamermesh的版本，你相信吗？我觉得他低估了欠收率（x），因为〈创世纪〉内说：「饥荒甚大，全地都绝了粮，甚至埃及地和迦南地的人因那饥荒的缘故都饿昏了。」（参见摘述经文的最后一段）。如果荒年时有0.5的粮食，应不致于如此。我认为，假如欠收率x = 0.84，就较符合「饿昏了」的记载。但是要得到x = 0.84，就必须假设法老王是个短视近利的人（ρ = 1），而事实似乎不是如此。
如果拿3,700百年前的欠收率，和今日世界各地的欠收率相比，Hamermesh认为x = 0.65并不太严重。1996-8年间，美国8个州的小麦欠收率，平均约是0.2；1968-9以及1972-3年间，印度谷物的欠收率分别为0.4和0.6。埃及和今日的状况相比，较严重的是7年的长期荒灾。现代世界若有大型饥荒，联合国会以各种方式救助，荒灾不会长达7年。
参考文献
Hamermesh, Daniel (2002): “How ‘grievous’ was the biblical famine?”, Economics Letters, 74:379-83.
原刊于《当代》2007年9月238期
6为什么1866-68年芬兰饥荒会饿死十万人？
大家熟知的近代大型饥荒，有爱尔兰1847年的大饥荒，导致大量移民到美国；二次大战后，有印度和孟加拉国的大饥荒，21世纪初期仍时有所闻的非洲饥荒。中国的故事就不必说了，邓云特（1937）《中国救荒史》记载许多可歌可泣的事迹；1960年代在毛泽东时期，发生过吃观音土的事，甚至还有吃人的传闻，易子而食的惨事在中国早已不是新闻。
我们较不熟知的故事，是芬兰1866-8年间的饥荒。我们对芬兰大概只有两个印象：这是Nokia手机的祖国，同时也是世界闻名的千湖国与千岛国。其实这是一体的两面：芬兰有1/4的国土在北极圈内，有187,888个湖泊和179,584个岛屿。在这种支离破碎的地区，要架设多少电线杆、拉多少电话线，才能构成完整的通讯网？解决之道就是发展无线话机，只需要成本较低廉的「点状」基地台，不必高成本的「线状」电话线。
芬兰
千湖国和千岛国的意思，就是交通不便：如何建构出有效的公路网和铁路网？这种地理特点的严重后果，就是一旦农产欠收发生饥荒，如何把粮食运送到缺粮之处？这就引发两项经济学上的重要问题。(1)市场失灵：因为交通不便，邻近地区或邻国的多余粮食运不到；或是运到之后成本过高，灾民买不起。(2)政府失灵：在这种情况下，政府就算有心要救，也无计可施，只能眼睁睁地看着饥民饿死。
千湖国和千岛国
1866年发生饥荒时，芬兰人口有180万，死亡率约7.76%。那是个和平时期，纯粹是由于农业欠收。1860年代的芬兰是贫穷农业国，扣掉湖泊和不可居住的岛屿，可耕地只占全国面积的8%。地广人稀，交通不便，都市化的程度低，只有南部靠波罗的海地区，以及西部海湾地区，可以和外国买卖谷物。
黑麦（rye）是穷人的主要食物，占全国农产量的一半；第二重要的是燕麦（oats），是给马和牲畜吃的；第三是做面包的大麦（barley）。以黑麦为例，1860年的总产量是25.6万公吨，1867年大欠收时，只收成12.8万公吨，少了一半；大麦的收成，也大约减少一半。这是全国性的荒年，但更重要的是地区间的严重失衡：芬兰有9省，以Varsinais-Suomi省为例，平均每人的农产量（总产出除以总人口），1867年时约为175公斤，而Kuopio省则只有70公斤。
问题就出在这里：歉收程度较不严重的地区，为什么政府不把这些「较多」的粮食，转运到严重缺粮的地区？答案很简单：非不为也，实不能也。有一项观念，可以说明芬兰9省之间的粮价，在饥荒期间由于运输上的阻碍，造成粮食市场的整合度很低。这项观念，就是经济学界熟知的law of one price（价格单一化）。以可口可乐为例，它的售价低，市场广，销量大。同样容量的可乐，在阿拉斯加的售价，与在纽奥良的售价相同或相差无几。
现在很多国家都能做到这一点，那是因为铁路与公路运输发达，让运费只占商品价值的很小比例。美国在南北战争之前，谷物的运送范围只要超过25英哩，运费就超过货价。在这种情况下，市场的整合度必然相当低，不可能做到价格单一化。在芬兰饥荒时期，由于「千湖」与「千岛」的阻隔，粮食价格的整合度很低，各省之间粮价的差异很大，沿海和内地之间尤其明显。
芬兰饥荒的例子，告诉我们几项特点。(1)国内粮食的市场分隔性高（整合度低），主要是运输条件不足，导致粮食价格无法单一化。(2)同样重要的是，饥荒时期全国各地的粮价同步变动。虽然各省的粮价变动幅度不一，但基本上是同步起伏。这种同步变动的趋势，更使得各省之间的粮价无法相互平衡。(3)饥荒时期各省之间粮价失衡的情况，比非饥荒时期明显严重。(4)各省之间粮价调整的步调缓慢，而且在统计上不显著（表示几乎没有经济意义）。(5)囤积粮食惜售求利的状况不明显，或许是由于粮食普遍缺乏，无粮可囤。(6)政府未能提出积极对策，主因是地广人稀，运送成本过高，不易形成有效的政策。以上6项特征可以浓缩成两点：市场失灵、政府失灵。所造成的后果很简明：十万人饿死。
以下稍微对比中国政府如何主导粮食供需。1998年2月我去哈尔滨参观冰雕，之后搭火车南下沈阳，沿途看到许多像大型蒙古包式的单调深色建筑，一直猜不透是什么奇怪的东西。下车后问当地人，才知道那是因为前一年中国各地农业丰收，余粮过多无处可存，就由中央规划在东北沿着铁路线盖粮仓，把各省的余粮集中管理。我问不到余粮的总吨数，但听说光是把余粮集中到东北的运费，就花了6亿人民币。有几千年惨痛饥荒经验的国家，才会有这种不惜血本的作为。
有一年美国总统带执政团队到中国访问，中国的经济官员好奇地问：美国的物价是由哪个单位管制？美国官员感到莫名其妙：市场机能自己会运作，又不是战时，为什么要管制？中国官员又问：那你们的粮食由哪个机构调配？美国没发生过大型饥荒，根本没这种问题意识，只能礼貌地回答说「没有」。
站在中国官员的立场，以中国的人口和幅员，怎么可能不管制物价、不调配粮食？中国的留美经济学人，不要以为自由经济那套「看不见的手」学说，是超越时空的真理。中国的经济是需要松绑，但还是要积极管理，中国的物资条件与文化背景和欧美迥异，洋人的自由经济有他们的背景与环境条件，未必适合移植。
隋炀帝在公元610年左右开凿江南河，建立南粮北运的重要体系。史书上说他暴虐无道，要人民在运河两岸牵引他的座船，淤浅处还要人下水推船，甚至泡到腰身以下腐溃还不肯放过。或许他真的是暴虐，但如果隋朝没有建立起南粮北运的体系，之后的朝代如何能以北方的有限粮食，喂养稠密的华北人口？又如何支撑得起北方延绵的9边13镇，长期无底洞地耗费粮饷？
南粮北运是帝国生存的大动脉，全汉升（1943）《唐宋帝国与运河》首页就说，隋炀帝开凿的运河，「这一条动脉的畅通与停滞，足以决定唐宋国运的盛衰隆替，其关系的密切简直有如真正的动脉之于身体那样。」明代每年要从南方漕运4百万石粮食到京城，就是在这条输送线的基础上运作的。
如果隋炀帝没有凿通运河，中国历史上不知要多添几百万冤魂；反过来说，如果芬兰历史上出现过隋炀帝，1866-68年的那场饥荒，说不定可以少死5万人。暴君未必无知，他们为了长期的统治，必然要用强势的做法，来完成非常困难的工程。
前面提到，可口可乐的价格几乎全国统一，市场占有率也非常高，使它的主要对手百事可乐备感威胁。百事可乐就出个奇招，恭请尼克松总统（1913-94）担任董事，希望他在1970年代到俄国和中国访问时，把百事可乐带入铁幕国家。他们估计，中国每人每年只要喝1瓶，把这些空玻璃瓶连接起来，就可以从地球排到月球，绕一圈之后再回到地球。可口可乐的对策更高明，他们找到梵蒂冈的教皇，愿意付任何代价，请他做一件小事：圣誔夜大弥撒结束时，不要说Amen！改说Coca Cola！
最后说个抢救饥民的小悲剧。1960年代大陆某处河水暴涨，围困住某个村落，交通断绝，粮食无以为继。空军派飞机投粮，飞到灾区后，看到灾民聚集在沙洲上热烈欢迎。地面的灾民很多，已经缺粮一阵子，又从未见过飞机，兴高采烈地聚在狭长的沙洲观看。飞行员怕砸死人，不敢投粮。灾民期待已久，看飞机只在上空盘旋，群起鼓噪挥舞要他们快投。飞行员反而更不敢投，一直盘旋到油料将尽，再不投就机粮全毁了。结果呢？很多人没饿死，反而被来救他们的粮包砸死了。
参考文献
? Gráda, Cormac (2001): “Markets and famines: evidence from nineteenth-century Finl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Cultural Change, 49(3):575-90.
7铁路对美国早期的经济发展帮助不大？
建造铁路是重大型的投资，以2000年代初期的台湾高速铁路为例，不知经过多少年的筹划，召募了多少金主，历经几任财政部长与交通部长。欧洲与日本的铁道系统，为了争取这笔大生意，不知牵扯多少政治人物参与；有多少立法委员积极争取，要高铁在自己的选区停靠，有多少地皮因开发而暴涨。以今日的建筑设备、金融体系，一条500公里不到的铁路就搞得乌烟瘴气、全国上下烦躁不耐。
试想看看：19世纪在美国筑一条铁路，资金募集的困难度、建筑技术的障碍，不知要比今日麻烦多少倍。这么庞大的投资，对铁路公司而言，最基本的目的就是要赚钱；对政府而言，是要能降低运输成本，流通农工业产品，促进经济快速发展。然而Robert Fogel（1964）却告诉我们相反的答案：19世纪的美国铁路，对经济发展帮助不大，对GNP（国民所得）的贡献度不超过2%。
美国铁路网(1918)
Fogel有三项独特的贡献。(1)在研究方法论上，他把反事实推论法（counterfactual analysis），成功地运用在美国铁路的个案分析上，证明这种研究方法的可行性，以及可能产生的意外结论。(2)在具体操作的层次上，他提出「社会节省」（social saving）的概念，估算铁路能为社会带来多少贡献，或是能替社会节省多少。(3)他透过(1)与(2)的探讨，得到一项惊奇的结论：铁路对19世纪的社会节省贡献不多，甚至远比不上河运，铁路对经济发展的帮助，远小于专家与社会的认知。
Fogel的这项研究，是「计量史学」早期的重要里程碑，让经济史学界从泥泞的崎岖路，看到一条笔直宽阔迈向成功的高速公路。经济史不再是抄抄写写、说个半真半假的故事，而是有命题、有观点、有概念、有分析、有对比、有精确计算的「科学」分析；因而有了基本的尊严，可以和其它经济学门平起平坐了。好几个国家的经济史学者，把这种方法运用来分析俄国、墨西哥、巴西、英国、苏格兰铁路的经济贡献。
这么昂贵重要的铁道体系，对经济发展的帮助真的那么次要？19世纪美国的工业产值，有哪一项产业比铁路重要？没有。如果连铁路对经济的帮助都不大，那么有哪些产业才真正重要？铁路的重要性，是它在经济起飞时期，所扮演的火车头角色，透过运送原料、产品、人员的功能，对全国的工业产生重分配的效果。
Fogel透过「商品产量」的资料，发现铁路对工业产品的重分配效果「非常小」（minimal）。以铁矿业来说，铁路对铁矿产值的贡献，在19世纪末期的最佳状况下，最多只有17% 的贡献度。在煤业方面，铁路的贡献度不到5%；对木材业的贡献勉强有5%；对机械业的贡献度小于1%。对运输设备的贡献度最大（25%），但也只有「用牲畜拉动运输」贡献度（50%）的一半。对制造业整体而言，铁路的贡献度小于总产值变动的3%，完全没有发挥「火车头产业」的功能。
现在来谈他的另一项估算：铁路替美国带来多少「社会节省」？他以农业产品为分析对象，估算铁路在「区域之间」（interregional，例如从中西部的主要市场，把农产品送到东部与南部）与「区域之内」（intraregional，例如中西部诸城镇之间），对农产品所带来的运输效益。换句话说，如果没有铁路，农产品在区域间与区域内的运送，会因而较无效率或成本会较高昂吗？
Fogel发现：在「区域之内」运送农产品时，铁路取代水路的速度，会比在「区域之间」来得快。也就是说，在「区域之内」运送农产品时，较容易舍水路而选择铁路；但在「区域之间」运送农产品时，并不会那么快就舍水路来就铁路。换言之，铁路在「区域之内」会有较佳的「社会节省」。经过复杂的计算，Fogel认为铁路对运送农产品的贡献，不超过GNP的2.5% 至2.8% 。
如果铁路的贡献这么低微，那么最主要的运输体系是什么？河道水运。依Fogel的估算，美国土地总价值76% 的地方，都有水运可到。假如真的没有铁路，某些部分的土地就会失去价值。Fogel估算，因为没有铁路而损失的土地价值，有3/4（75%）集中在伊利诺、爱荷华、内布拉斯加、堪萨斯这四州。也就是说，假如没有铁路，美国有大部份地区的土地价值，不会受到严重的损失。就算有损失，问题也不大：这些因为没有铁路而失去价值的土地，只要把既有的运河网络稍微延伸，这些土地还是可以用来从事生产。
美国河道水运网(1825)
他得到的结论是：因为没有铁路而损失的可耕地价值，约占GNP的1.8%；若再把因而衍伸出来的间接损失算入，则约占GNP的2.1%。他计算美国东部与西部之间，把城市和城市之间的道路总加起来，大约有825条。他估算四项主要农产品（小麦、玉米、牛肉、猪肉，共约占42% 的农业总产值）的最低运送成本，比较有铁路和无铁路时的成本差异。他得到一项更惊异的结论：「区域之间」由于有铁路的创新，所获得的「社会节省」大约只占GNP的0.6%；如果更夸张地假设铁路运费为零（完全免费），铁路对美国的社会节省，大概只占GNP的1.3%。
我和大多数读者一样，很难接受这么违反长期共通认知的结论：铁路真的这么没有贡献？后来逐渐觉得或许有可能，我想到三项原因：(1)大家对铁路的好印象，是因为大都会的居民，在交通上、工作上、生活上、商品上，长期享受到铁路的便利与效率，报纸与其它媒体，时常传达铁路的不可或缺性。但美国在内战之前的铁路网，并不够密集，还是有相当多的地区、相当高比例的人口，没有享受到铁路的利益。也就是说：1960年代的读者，以自己的时代观点，高估了铁路在19世纪的实际贡献。
(2)美国有不少大河穿越过好几大洲，这些大河的运输量很大，运费比铁路便宜很多。以五大湖区为例，运河和湖泊的运输既方便又便宜，铁路在大河流域和湖泊区的竞争未必有优势。19世纪的美国经济产出中，以农产品和笨重的矿冶、机械为大宗，水运较有竞争力。但铁路有另一种优势，例如可以横向沟通东西部，也可以纵向沟通南北部。
(3)若以19世纪的经济发展需求来看，铁路未必那么关键，反而是传统的河运和湖泊体系，才是产生高额「社会节省」的运输工具。光靠19世纪的稀松铁路网，恐怕不足以支撑起经济发展。20世纪的铁路网逐渐形成，产生规模经济优势，运费大幅下跌，所创造的社会节省，才有显著的GNP意义。
换个角度来看，其实Fogel的结论也不意外。英国是最早有铁道系统的国家，要到19世纪下半叶铁路网形成后，运费低廉到工商业界与百姓能广受好处时，才会有显著的社会节省效果。初期的铁路对英国经济发展，贡献远远比不上发达密布的内河航运。同样地，美国铁路的贡献也必须在20世纪初，构成有效运输网，能普遍加惠工商业与百姓之后，才会产生不可或缺的贡献。
同样的道理，虽然美国在1940年代已能制造B52长程轰炸机，但飞机对经济发展的贡献，必须在1960年代成为普遍化的运输工具，才有显著的GNP意义。1960年代的读者，早已接受铁路的不可或缺性，突然看到Fogel说铁路对美国的经济意义不大，一下子转不过来，还怀疑他的估算偏低。19世纪上半叶的英国铁路、20世纪上半叶美国航空业的经济贡献也不大，Fogel的结论应该有道理，只是我们一下子没想通。
1993年我初读Fogel（1964）的书时，感受非常深刻；2006年写这篇文章时重读，觉得这本42年前出版的名著，还是很了不起。我认为第1章导论（16页）写得尤其好，他把相关的议题清晰地呈现出来，从各种角度来对比不同的见解，说明过去的研究有哪些命题上的谬误、受到哪些视野上的限制、在理论上与计算方法上有哪些缺失。读这章导论的强烈感觉，让我联想到钱穆在〈刘向歆父子年谱〉（《燕京学报》1930年第7期）所写的导言，内分28点力驳康有为《新学伪经考》的谬误。
第1章之外，我要推荐同样令人印象深刻的第3章（页49-110），主题是探讨美国农产品在「区域之间」的配送问题。Fogel先提出估算理论架构，写了一些方程式、定义各项变量的内容，然后用许多统计数字、说明图、地图进行各种估算。这一章有可能是1965年之前，最细密的计量史学代表作。这类的详细估算，在第4、5两章也一再出现。整体而言，我建议读者去图书馆翻阅，或甚至从网络书店买一本，看看在计算器与计算机都不方便的时代，经济史学界已经有这种惊人的成果。
1979年Fogel在哈佛经济系任教时，担任美国经济史学会的会长。他在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发表一篇54页的长文，对「社会节省」这个观念的争议，提出更完整的说明与证据，内容更是令人叹为观止。Fogel能获得1993年诺贝尔奖，我认为实至名归，因为他不只在铁路问题上征服了学界，之后他对美国奴隶问题的深入研究，以及至今仍未中断地探讨新领域，实在是经济史学界的典范。
和Fogel同时代探讨铁路问题的学者很多，其中以当时任教于柏克莱经济系的Albert Fishlow最有名。Fogel的书问世后一年，Fishlow出版《美国铁路与南北战争之前经济的转变》（1965）。这两本几乎同时出版的书，对美国铁路的经济贡献，有截然相反的论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