铁路对美国早期的经济发展帮助是否显著，是可以继续争辩的问题，但我感觉Fogel在概念能力与分析的穿透力上，会比Fishlow有感染性。经济史学界受Fogel影响最深的，是他的研究方法（反事实推论法），以及他所创用的「社会节省」概念。他在经济史领域半世纪的辛勤研究与教学，协助带动了整个学界的发展，也带领出好几代的生力军，分布在北美各地的经济系，让这个古老的行业回复了应有的尊严。
参考文献
Fishlow, Albert (1965): American Railroads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Ante-Bellum Economy,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Reviewed by John Majewski, September 2006, http://eh.net/bookreviews/library/Majewski.shtml).
Fogel, Robert (1962): “A quantitative approach to the study of railroads in American economic growth: a report of some preliminary findings”,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22(2):163-97.
Fogel, Robert (1964): Railroads and American Economic Growth: Essays in Econometric History,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Reviewed by Lance Davies, May 2000, http://eh.net/bookreviews/library/davis.shtml).
Fogel, Robert (1979): “Notes on the social saving controversy”,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39(1):1-54 (Presidential address of the Economic History Association).
刘瑞华（1994）：〈新经济史革命：介绍R. Fogel 和D. North的学说〉，《新史学》，5(3):141-64。
原刊于《当代》2006年10月第230期
8蒸汽机对英国的产业革命帮助不大？
什么？我们小学就知道，蒸汽机对产业革命的绝对重要性，这是全世界普遍的认知，难道过去两百多年间，那么多人确定过的事情，竟然是错的吗？伦敦大学政经学院（LSE）的著名经济史教授Nicolas Crafts，2004年在皇家经济学会的刊物Economic Journal上，发表一篇简明易懂的翻案文章，要说服读者说：如果没有蒸汽机的话，英国在17-18世纪的产业革命还会是发生、会成功。
这个议题有点像Robert Fogel在1962年发表的论文，要证明美国在19世纪时如果没有铁路，经济的发展与成长并不会受到影响。Crafts和Fogel要告诉我们：知识界长期以来的看法是错的，早期的蒸汽机和铁路，对英美经济发展帮助不大。Crafts认为在1830年之前，蒸汽机对英国的经济成长贡献微小（little），直到1850年改良出高压蒸汽机后，对经济的贡献才达到顶峰，距离瓦特1769年研发新型蒸汽机，已经是80年后的事了。
蒸汽机和电力一样，属于「一般目的型的科技」（general purpose technologies, GPT）。以蒸汽机为例，刚发明时只有少数人使用，经济效益不明显（typically minimal）；需要几十年的改良推广，才普遍化为日常生活的基本需求。
Crafts的文章要回答三个问题：(1)蒸汽机对生产力成长的贡献，何时达到最高峰？(2) 19世纪的蒸汽机，和20世纪末期的信息科技（如计算机、网络、电子邮件）相比，两者的贡献度能相比拟吗？(3)蒸汽机对生产力的贡献，和整体经济的成长可以相呼应吗？
蒸汽机的运用方式大约有三种：(1)静态式的引擎，例如设在工厂内的蒸汽机；(2)带动火车头的蒸汽机；(3)「铁达尼号」这类大型邮轮内的蒸汽机。经由瓦特改良的蒸汽机，在1769年取得专利权，到了60年之后的1830年代，全英国蒸汽机动力的总和才16万5千马力，大约是全国动力来源的1.5%，重要性很低。
「铁达尼号」大型蒸汽机邮轮（1912）
也不是和一般人想象的，说蒸汽机发明之后，就有许多工厂、火车、轮船大量投下资本，来运用这种科技。甚至到了1870年代，蒸汽机所产生的马力，几乎有一半是用在开矿和棉纺业上。相对于当时的农业和服务业，蒸汽机对英国的GNP几乎没有贡献。
这种情形在美国也一样：要到1850年代，蒸汽机产生一马力的成本，才低于水力产生一马力的成本，制造业才转而大量使用蒸汽机。为什么要在瓦特改良（1769）之后将近一世纪，蒸汽机才比水力有成本上的优势？原因很简单：1850年之前的蒸汽机压力不够，要燃耗过多的煤，才能产生所需的推动力。1850年之后改良出新式涡炉，能提供高压动力，降低煤的消耗，提升马力效率，蒸汽机在产业界才具有竞争力。
具体地说，在瓦特之前的Thomas Newcomen型蒸汽机，若每小时要产生一马力，必须燃耗30磅煤。改良型的瓦特蒸汽机，只需耗煤12.5磅；到19世纪中叶，已进步到只耗煤5磅；20世纪初期，更进步到只耗2磅。
换个方式来表达：1760年时，若要用蒸汽机产生一马力，每年的成本需要33.5英镑（以1760年的币值来计算），1800年降到20.4镑；1870年降到8镑，1910年只须4镑。也就是说，产生一马力的年度成本，在1760到1910的150年间，成本相差8倍以上。如果计入这150年间英镑的贬值程度，则应该超过10倍。
生产每马力的耗煤量大幅减低，除了节省成本，还有许多好处，试举一例。「铁达尼号」在1912年首航时，只需更少的空间载运燃煤，就可从英国航行到美国，船上可供旅客使用的空间更大，载客数量更多，船费就可低廉化。1850年之后的跨洋邮轮业务能蓬勃发展，蒸汽机的燃料下降、马力效率的增长，是重要关键。同样的道理，铁路网也才能迅速发展。
Thomas Newcomen型蒸汽机
以英国为例，利物浦和曼彻斯特之间的铁路，是1830年通车的。20年后，英国已铺设7千英哩的铁路网，后来发展到2万英哩。对英国的经济来说，铁路是非常重要的投资。1855年时，与铁路相关的总资本存量，约占国内生产毛额（GNP）的30%。1850年代初期，英国的火车每年总共约行驶6千万英哩；1870年代中期时，每年约行驶2亿英哩；1910年超过4亿英哩。这种神速的进步，当然是蒸汽机能源效率改进之赐。
现在换个角度，来看蒸汽机对其他行业的贡献。以工厂内的静态式蒸汽机来说，它对劳动者生产力的贡献有多大？这可分两个角度来看。一是占GNP的比例：1760-1850期间，蒸汽机的「产值」只占GNP的0.1%到0.5%；1850-70年间约占1.2%，1870-1910年间占2.2%。这呼应了前面的说法：1850之前的蒸汽机，几乎没有GNP的意义。
第二个角度，是看蒸汽机给社会带来多少利益，也就是Fogel所提出的社会节省（social saving）。得到的答案相似：1760-1850之间，蒸汽机的社会节省，约占GNP的0.2%到0.3%之间；1850-70年间占1.0%，1870-1910年间占1.8%。结论和前面一样：1850之前，蒸汽机的整体社会意义有限，1850之后才超过1%，比过去的印象少很多。
蒸汽机早就发明了，为什么要1850年之后才有GNP上的意义？主因是燃料转换为动力的效率不够理想，导致每马力的生产成本过高；加上机械设计不良，产生的马力不足，因而功能有限。试想：在1850之前，若每部火车要载几车箱的煤，才能行驶100英哩，火车的时速会有多快？越洋邮轮的肚子里，要装多少煤才够航行到纽约？剩下多少空间给旅客？旅客数量不足，旅费就贵。简言之，火车、轮船和飞机都一样，成本必须降低到能使一般民众受益，这些产业才会有GNP意义。
以铁路为例，1830-50年间，这个产业每年的盈余，只占英国GNP的0.6%，1850-70年间快速成长到2.1%，1870-1910年间是2.7%。以铁路的「产值」来说，1830-50年间只占GNP的1%；1850-70年间明显增到4%，1870-1910年间是6%。这种效果在轮船就稍慢了：1850-70年间，轮船业的利润只占GNP的0.2%，1870-1910年间激增到1.1%。同样地，轮船业的「产值」在1850-70年间，只占GNP的0.7%，1870-1910年间飞跃到3.4%。铁路和轮船都是靠蒸汽机推动的运输业，也是蒸汽机最能展现功能的行业，上面的证据显示：1850之前，蒸汽机没有GNP的显著意义。
是不是这类「一般目的型的科技」（GPT），都有类似的情形？电力发明40年之后，一般民众才能普遍受惠。瓦特在1796改良蒸汽机之后，要等80年才有普及的商业意义。若以1927年Charles Lindbergh（林白）单人无停靠飞越大西洋为起始点，飞航器也要40年之后，才有商业和GNP上的意义。IBM在1950年代开始制造大型计算机主机，虽然很快就有工业和科学上的用途，但必须在35至40年后，才对一般人的日常生活有深刻影响，个人计算机才迅速发展成有GNP意义的产业。
Crafts（2004）这篇文章告诉我们三项重点。(1)蒸汽机有经济上的意义，是在19世纪下半叶（1850）之后；过去认为它对英国产业革命的贡献不可磨灭，这种见解恐怕不成立。(2)蒸汽机从瓦特在1769改良之后，到能让百姓普遍受益，需要约80年的漫长等待。20世纪发明的电力、飞机、计算机，所需的成熟时间较短（50年、40年、30年），就能产生比蒸汽机更大的GNP百分比产值。(3)我们对历史的认知，大都建构在印象式的证据上；现在经济学界有更好的分析工具，有更多的统计数字可用，可以推翻愈来愈多的错误认知。
我好奇的是：如果蒸汽机的发明，对18世纪的英国工业革命贡献不多，那么工业革命的起因、革命的主力是什么？请知道答案的读者告诉我。
参考文献
Crafts, Nicolas (2004): “Steam as a general purpose technology: a growth accounting perspective”, Economic Journal, 114:338-51.
9英国是产业革命的龙头？
提到产业革命，许多人脑中的立即反应就是：蒸汽机、在英国、从17世纪至19世纪。德国慕尼黑大学经济史教授John Komlos，告诉我们三项不同的观念：(1)产业革命和政治革命很不同的一点，就是没有明确的起讫年。产业革命是长久累积的缓慢变动过程，界定出确切的年代，纯粹是教学与考试的方便，没有真正的经济意义。(2)过度强调英国的龙头地位，或是英国强盛、欧陆弱慢的错误形象，其实法德都有行业比英国先进。(3)过度强调某些关键产业，例如棉纺、毛纺、蒸汽机，其实同时期还有许多行业有过重要的发展，需要做更全面更深入的分析。
John Komlos
在所谓的产业革命期间，英国并不是一枝独秀地发展，欧洲各地都有平行的成长，例如法国的亚尔萨斯、捷克的波希米亚、比利时与荷兰的法兰德斯、德国的汉堡、意大利的隆巴第、法国北部、瑞士的苏黎世。以捷克的波希米亚和莫拉维亚为例，1760-1800年间，产业劳动力的年成长率约4%，比英国还高。以平均国民所得来说，法国在18世纪的成果，和英国一样亮丽。当时就有人说，产业革命其实是1799年从法国开始的。
英国在棉纺、钢铁、蒸汽机这几项，确实领先各国。但不要忘了，伦敦的造纸厂很想学到法国、荷兰、意大利同行的优良秘密，英国并不是样样领先。再以金融业为例，阿姆斯特丹的银行、证券、融资，组织上和规模上都遥遥领先伦敦。古典经济学派的大师戴维˙理嘉图，就是从荷兰的金融界转到英国，用他的专业知识发了大财。简言之，欧陆诸国在软件与硬件上，都不是英国的跟随者。
再以最著名的棉纺业为例，英国在印度掌控原料的优势，加上成熟的生产技术与积极的海外营销能力，在这个产业上确实超越各国。但这也只限于产业革命的初期，而且领先的期间也不长。因为新大陆美国的棉花产量，在黑奴的协助下，很快就比英国质量好价格低，机械化得比英国快。再就棉纺技术来说，瑞士与亚尔萨斯的棉纺业者，在1830年就超越英国了。
以上的内容，是要更正一项观念：产业革命并不只是在英国发生，而是在欧陆诸国与北美同时发展。英国最著名的棉纺业，其实也只集中在几个地区，例如曼彻斯特、兰开夏地区，并非全国都是棉纺业。再说，英国诸多城市中，也有许多与产业无关，牛津、剑桥这些学术城不说，East Anglia、Westmoreland、Cornwall这些城市就与工业无关。
第二项要更正的观念是：并不是在产业革命时期，才有机械化的能力；其实在更早的时期，工厂就知道要运用机械了。以动力来说，大家以为蒸汽机是产业革命的关键，其实蒸汽机具有国民所得的意义，是1830年之后的事。在此之前，蒸汽机的产业贡献，未必比水力推动的机械来得大。
以英国为例，公元1066年时，全国已有6千座水力磨坊，这些水力磨坊对13世纪的产业贡献，未必比蒸汽机对18-19世纪的GNP贡献来得小。再以煤矿为例，1550到1680年间，年产量从20万公吨激增到3百万公吨。这些简单的数据，是要说明17-18世纪机械化与蒸汽机的发明，并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重要。替代性的动能早已存在，而且在19世纪之前，甚至比蒸汽机还有效率。
第三项要更正的观念是：要判断一个社会的进步，不能只看它的产业成果。像蒸汽机这类的技术突破，当然很引人注目，但社会结构与经济组织的改变也很重要，例如：教育的普及程度、对专利权的法律保护、社会制度的合理化、金融体系的发展、货币制度的流畅化、运输网络的兴建、公共卫生的普及。也就是说，社会、政治、经济各方面，都要能同步成长才有意义，不能只看重产业的单点成果。就这点而言，欧陆诸国的成就并不比英国差，英国并没有领先列强的优势。
第四项要更正的观念是：早在17世纪，就出现大规模的染料厂、玻璃厂、鼓风炉，雇用员工的人数早已上百，有些工厂甚至还超过千人。简言之，机械化的大型工厂，并非在工业革命时期才出现；并不是在工业革命时期，才有现代工业。工业革命是延续性的演化发展，是根基于之前几百年来的成就，而不是突然出现；也没有明显的「时代断裂性」，让我们明确看出工业革命「之前和之后的差别」。
经济成长率在1760年之后，确实有过明显的上扬。但不要忘记，英国在1840年时，是「饥饿的40年代」，也不要忘记马尔萨斯的《人口论》，是1798年出版的（《人口论》强调食物以等差级数成长，人口以等比级数成长）。这两件事指出：在传统认知的产业革命时期，英国经济也有非常困难的阶段，生活未必比产业革命之前好。就算产业革命时期经济快速成长，很快就被更快的人口成长率消耗掉了。
第五项要修正的观念是：并不是在产业革命时期，所有的行业都焕然一新，欣欣向荣。事实是：各行各业的状况很不平均，机械化的过程很缓慢，老的旧机器与过时的生产模式，也不是几十年间就能汰旧更新。到了1830年代，针织业、织布业、皮革业、造车业、建筑业、食品业，还都是用传统的方式生产。以棉纺业来说，它是个钻石般闪亮的行业，但并不是工业的火车头，更不是产业革命成功不可或缺的关键。当时前四大就业部门（雇用人数最多的行业）中，有三项与工业无关：农业、家庭服务业、建筑业。
有一项对英国产业发展很重要，但一直被人轻忽的因素，是内河航行网的完成。1750年时，可航行的水道增加一倍，使得物料、商品、人员的运送成本大幅下降，这是比机械化和蒸汽机更重要的基础建设。
英国产业革命
整体而言，产业革命是个多面向的现象，不单是由蒸汽机和棉纺业组成。也不只是生产技术的发明与进步，软件方面的进步（教育、卫生、金融、货币、法律），必须同时发展才有意义。欧洲的产业革命，是几世纪来长期累积的现象，是一种百花齐放的状态，不是英国独有的特殊成就。也不是单用蒸汽机就能描述，它是18世纪时欧洲与北美的景气上扬现象，是跨国性的，是演化与进化式的，不是突然的与革命式的，是长期缓慢的，不是短暂激烈的。
参考文献
Komlos, John (2000):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as the escape from the Malthusian trap”, Journal of European Economic History, 29(2-3):307-31.
10为什么《共产党宣言》对英国的影响不大？
很多人听说过《共产党宣言》（Manifest der Kommunistischen Partei，译为Manifesto of the Communist Party，或The Communist Manifesto，马克思与恩格斯合着，1848年2月21日出版），但很少人知道这本100页不到的名著，有哪些主要诉求。它有十项主要目标，以下列举前五项：(1)废止土地财产权，把所有地租用在公共目的上。(2)采累进所得税。(3)废止继承权。(4)没收移居外国者和反叛者的财产。(5)把金融信用集中在国家手中，以国家资本创办国家银行，行使金融独占权。
《共产党宣言》首页
如果我是生活在19世纪西欧的良心公民，怎么不会被《共产党宣言》吸引？1920-30年代共产主义在中国风行时，就有人看穿这套主义的特质：30岁之前不相信共产主义，是没有人性；30岁之后还相信共产主义，是没有理性。
很多人看过马克思的相片，一副革命家的样子，皮肤黝黑，眼睛深陷，硕大结实，蓄着威仪逼人的大胡子。在实际生活里，他衣着散乱、举止迟钝、拘泥细节、迹近于病态的完美主义者。相对地，恩格斯是个资产阶级，高瘦貌美文雅，喜欢赛马、比剑、狩猎，曾经在Weser河两岸间游了4趟。他风趣机敏，心智灵巧敏锐，结结巴巴地可以说20种语言。为了贯彻革命热情，他特地在无产阶级中找爱人。恩格斯只被阿拉伯语的四千种动词字根难倒，而马克思学了20年英文，还改不掉生硬的条顿口音。恩格斯犀利而具广度，马克思睿智而具深度。
康乃尔大学的George Boyer教授，1998年发表一篇让人耳目一新的论文。(1)探讨马恩合写《宣言》时英国的经济状况，也就是说，他要重构《宣言》的经济史背景。(2)阐明马克思写作此书时，未必了解当时的产业界实况，他过度接受恩格斯对外界看法的「二手传播」；也把恩格斯在1845年出版的《英国劳工阶级的状况》，摘录到《宣言》的第一部分内。(3)重新检讨1830-40年代，棉纺织业重镇曼彻斯特的经济、社会、政治情势，重估1830-40年代的劳工生活状况。(4)回顾《宣言》出版后，英国经济状况的变化，说明为何《宣言》在英国没有得到劳工界的注意与支持，反而是到了1910年代，才在俄国得到热烈回响。
George Boyer
马恩合写《宣言》时，两个人都还不到30岁。马克思因为政府关闭他所编辑的报纸，1843年从普鲁士搬到巴黎，1845年被法国驱逐出境。恩格斯当时住在巴黎，他父亲经营棉纺业，在德国与英国的曼彻斯特有分公司。1842年他们在巴黎结识，合写过两本书：The Holy Family（1845）和The German Ideology（1846）。1847年11月，他们去伦敦参加「共产党联盟」（Communist League）大会，马克思在会中大放异彩。会议结束时，有人邀约他们写一项「宣言」来陈述「联盟」的主张。马克思在1847年12月至1848年元月间写出《宣言》，2月在伦敦出版，正好赶上欧洲各地的革命热潮，但《宣言》对革命似乎没有影响。
《宣言》最广为人知的，是书内第一部分：「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两位作者描述产业资本主义的发展，预测它日后不可避免的命运。他们一开始就宣称：「所有社会的历史，就是一部阶级斗争史。」他们把资产阶级形容为「无怜悯心、赤裸裸的自私自利、无耻、直接、粗暴的剥削」。资产阶级制造了无产阶级（现代工业的劳动阶层），这些可怜的劳工，把自己一块块地卖给资本家，只有在找到工作时才能生存，而且只有在能用劳工来增加资本时，才找得到工作。
工人成为机械的附属品，像士兵一样地被组织起来。随着工人阶级生活条件的恶化，资产阶级愈来愈不适合治理社会；社会内部会产生动乱，爆发为公开的革命，推翻资产阶级，摧毁私人财产。资产阶级的所作所为，其实都是在自掘坟墓，因此，「无产阶级除了手铐和脚镣之外，没什么好损失的，他们可以赢得整个世界。世界各国的劳动者，联合起来吧！」
以上是众所熟知的「思想」，现在来看当时英国产业界的「实况」。1840年时，英国成年男性劳动力中，有47.3%在产业界工作；1900年之前，西欧没有任何国家的工人比例这么高过。这47.3%的工人，并非全都在与机械、技术相关的部门工作。1861年之前，整个英国还称不上是「一座工厂」，大型的工厂很少（大都是棉纺厂）；这些棉纺厂位于英国中西部兰开夏地区，集中在此区东南方的曼彻斯特。
我们从《宣言》得到的印象是：只要是劳工，就被资产阶级剥削得很悲惨。其实是《宣言》过度渲染了，大部分的工人还是在传统的小型工厂就业，真正被系统地剥削的大型棉纺厂很少，而且集中在曼彻斯特。以撰写《美国的民主》闻名的法国政治思想家托克维尔（Alexis de Tocqueville，1805-59），1835年参观曼彻斯特与伯明翰（1840年代英国的第2大工业城）。他说曼彻斯特「有一些大资本家，几千个穷苦的工人，和少数中产阶级。工厂内的工人数以千计，每个工厂有两三千人。」而伯明翰「有少数大产业，有许多小工业。工人在自己家里工作，或在小型工厂内和老板一起工作。工人看起来较健康，生活较好，较有秩序，也比较有道德。」
问题出在哪里？因为恩格斯的家族在曼彻斯特有棉纺工厂，他没在伯明翰住过，他把曼彻斯特的状况，过度一般化为全英国的普遍情形。贫困的马克思，家庭的负担那么重，根本没钱去伦敦之外的地方旅行，他对劳工阶级的知识，泰半靠恩格斯转述，或从报章杂志断章取义。革命的热情加上共产党「联盟」的委托，这两个人在30岁不到的年纪，在见闻有限的认知里，渲染了劳工阶级被剥削的惨状。外国和后世的读者，缺少第一手的实况理解，很容易就被《宣言》里的动人言词，激起无限的情怀。
为什么恩格斯在曼彻斯特时，会观察到工人的悲惨生活？《宣言》的解释是：因为他们被资本家无情地剥削。现代的经济史学者有另一种解释：因为那时的英国正处于「1840年代的饥荒」（hungry ’40s）。恩格斯对曼彻斯特的悲惨印象，和de Tocqueville、Charles Dickens、Sir Charles Napier等人的观察类似。有人说：每个时代都有一座让人震惊的城市（the shock city），而曼彻斯特就是1840年代令人「震惊的城市」。它吸引世界各国人士来参观，把社会与政府措手无策的问题，以及富人与穷人之间的阶级问题，都浮在桌面上让大家看得一清二楚。
1841年普查128家曼彻斯特的工厂，数据显示有32%的棉花工人，在规模大于5百个工人的工厂里就业。城里的街道狭窄，路面没铺设，到处是污泥、排泄物、恶心的臭味，肮脏的环境让传染病迅速散布。劳工、机械工的平均死亡年龄是17岁。相对地，在乡村地区的Ruthland，平均死亡年龄是38岁；曼彻斯特的孩童，57%在5岁之前死亡。为什么工人还要住在曼彻斯特？因为工资是Ruthland的2倍。
恩格斯到曼彻斯特参观的时间，是1842年秋季，正是「饥饿的40年代」初期：英国的景气大幅下跌，棉纺业陷入困境，资本家破产。失业率在1841年时已经15%，1848年更高达18.6%。虽然有社会救济，但那是杯水车薪。以1842年夏季为例，每天要供应三千人热汤（无食物），「有很多人已经到了绝对饥饿的状态」。在这种高度压力下，整个社会与工人阶级已经出现暴动的倾向（rioting propensities）。
1842年8月7日，有一万名工人发动罢工，要求「合理的工作与合理的工资」（a fair day’s wage for a fair day’s work）。罢工者拔掉工厂的动力设备，破坏生产工具，军队介入逮捕带头者。罢工事件三个月后，也就是1842年的秋季，恩格斯才来到曼彻斯特，他所见到的是罢工后的残破景象。
现在要争辩的是：你认为这是社会性的事件，还是经济性的罢工？前面说过，工人要的是「合理的工作与合理的工资」，目的在养家活口，属于「经济衰退型的民权运动」。恩格斯把他在曼彻斯特的见闻转告马克思，15个月后《宣言》出版时，罢工运动早已结束，气氛消失。如果《宣言》提早6年出版，说不定会有火上加油的效果。1842年大罢工时，有人预测会出现革命，但没发生，原因很明白：工人要生活，生活不下去才暴动。
《宣言》在1848年2月出版后，欧洲各地掀起了革命的浪潮：从巴黎开始，迅速传到奥地利、德国、意大利。为什么没传到英国？这是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明显对立的时期，是劳资斗争最好的战场，是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联盟最期盼发生革命的国家，为什么反而一片宁静？因为1848年之后不久，英国就进入1850-60年代的「维多利亚繁荣期」（Victorian boom）。
1856-73年间，英国工人每小时的生产力，每年成长1.3%，这项成长率直到1951-73年间才被超越过。也就是说，《宣言》里所预测的（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工资会下降），完全猜错了。工人的生活水平，在这段繁荣时期大幅提高，实质工资在1851-73年间，增加26%，在1851-81年间增加了38%。经济好转后，工人组织全国性的工会，保障工人的福利，不必依靠国家来救助。
工人生活安定后，对斗争的兴趣就不大了；《宣言》里所预测的工人革命，也就无从发生。这项重要的历史经验告诉我们：「拼经济」是治国的首要目标，古今中外皆然。《宣言》里所传达的讯息，以现代的眼光来看，显然是从一个较短的事件时间，对单一产业（棉纺）与单一城市（曼彻斯特）做了较狭隘的观察，提出过度悲观的结论（资本制度必亡），也过度高估无产阶级革命的可能性与可行性。
英国经济好转后，《宣言》的两位作者仍未死心，期盼着下一波的经济危机，会再带来革命的热潮，历史显然让这两位30多岁的作者失望了。失望之余，他们转而批评劳工阶级在向资本家（压迫者）摇尾乞怜。恩格斯去世之前一年（1894）说：「我们对英国工人实在失望，…他们的思想与观点，基本上是资本主义式的，他们只有实际倾向的狭隘心态。」恩格斯去世22年后（1917），共产党的革命才在俄国发生。
参考文献
Boyer, George (1998): “The historical background of the Communist Manifesto”,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12(4):151-74.
Buchholz, Todd (1989): New Ideas from Dead Economists: An Introduction to Modern Economic Thought，冯勃翰译：《经济大师不死》，台北：先觉出版社（第6章：马克思）。
Heilbroner, Robert (1983): The Worldly Philosophers，蔡伸章译：《改变历史的经济学家》台北：志文出版社（第5章：马克思）。
原刊于《当代》2007年8月第237期
11为什么欧洲要杀害巫者？
13至19世纪间，欧洲约有一百万人被控巫罪而死。主要的审判与行刑，集中在16和17世纪，以德国的某个乡镇为例，一天之内有四百人被处死。受害者主要是女性，基本上都是穷人，寡妇的比例高得有点奇怪。施刑者的分布很广：宗教法庭和民间法庭都有，天主教和基督教都做。地理分布很平均：欧洲各地都有，西南欧比北欧和东欧更早开始，也更早结束；美洲也有类似的事情，尤其以麻州的Salem城最为人知。
虽然欧美地区审判巫者的事情，在18世纪时已经结束，但今日仍有许多国家（尤其在开发中地区），还有指控巫者与杀巫的情形。例如非洲南撒哈拉沙漠地区，就指控巫者散布艾滋病毒使人病亡。崇信巫者与残杀巫者，是古今中外的普同现象。
欧美审判巫者的研究
研究欧美巫者的文献非常丰富，只要在Amazon.com打入witchcraft，就可以找到读不完的著作。在中国方面，Philip Kuhn的名著《叫魂》，研究乾隆盛世的妖术大恐慌，是近20年来较著名的一本。在欧洲方面，现在较可追溯的事件，是13世纪时由宗教机构（尤其是天主教的法庭）执行，但到了中世纪晚期，就少见到教会介入，审判巫者的事件减少许多。有人提出不同的解释，说明为何巫者人数后来会减少，其中一种说法是：专业男性医师出现后，女助产士和女性民俗疗者（女巫）的活动空间就少了。
大多数对巫者的研究，都属于某个地区的某些案例或某类行为，属于微观层面的分析。哈佛大学经济系的女博士生Emily Oster，2004年发表一篇宏观性、跨地区性的报告，检讨为什么文艺复兴时期的欧洲，会出现大规模的巫者审判。Oster采取不同的切入点，认为欧洲会发生大规模审判巫者、杀灭巫者，主要是经济性的因素：气候转入小冰期，农获减少，在粮食短缺的压力下，必须去除生产力最低的穷人、老人、寡妇，社会给这些边际人口的罪名，就是宣称这些代罪羔羊为巫者。
为什么她会有这种奇特的见解？因为审判巫者活动最盛的时期，正好都是平均气温较低的阶段，也就是气象史上所谓的小冰期。这会导致农作物欠收，海水太冷也会影响渔获，这对欧洲北部的食物供应，会产生严重冲击。巫者审判增加、气候变冷、经济成长下降，这三者之间的相关性，应该不只是单纯的偶然。
为什么要用指控巫者的方式，来消除边际人口？因为巫者的阴森形象，最容易引起民众的惊恐与排斥。欧洲的宗教势力庞大，拥有现成的教会组织网络，方便利用制度杀人。以天主教为例，驱魔是教廷正式许可的作为，去世不久的教宗保禄二世，就曾经在公共场所替一位少女驱魔，但未成功。
如果21世纪初期的欧洲，尚能接受教宗的驱魔，我们对文艺复兴时期的杀巫现象，就不必惊讶了。几乎所有的宗教都会提到魔鬼，《圣经?出埃及记》第22章18节说：「行邪术的女人，不可容她存活。」天主教和基督教的猎巫历史久远，道教和佛教在这方面的记载更多。
大致说来，文艺复兴时期欧洲的猎巫活动，在15世纪初期相当明显，15世纪末到16世纪之间暂时平息。16世纪中叶到18世纪末，是迫害巫者最严重的阶段，这也是本文探讨的时期。欧洲自中世纪以来，就有许多记载巫者的文献，以1484年出版的Malleus Malleficarum为例，这本类似巫术大全的书，对各式各样的巫术信仰、巫者的法力与作为，都有详尽的记载。也提供完整的引导，说明要如何审讯嫌疑巫者，使她（他）们认罪；解说巫者如何呼风唤雨、破坏农作、兴风作浪、打闪电、引发海啸。这些事情我们都知道，是非人力所能及的自然现象，却硬要被指控为巫者的代罪羔羊承担责任。
从气象史的角度来看，10至13世纪之间的平均气温，是四百年的「中世纪温暖期」。14世纪起气温开始下降，直到19世纪初期才又回暖。在这段小冰期间，最寒冷的是1590年代，以及1680-1730之间，平均温度约比之前的世纪低华氏2度。看起来数字好像很少，但已足够让当时接近北极圈的冰岛被冰块包围，伦敦的泰晤士河和荷兰的运河结冻。平均气温降低华氏2度，对农作物有何影响？如果今天冷明天暖后天热，全年的「总积温」不变，短暂的温度失调对农作物没有影响。但如果整年平均低华氏2度，365天就共降低730度的总积温，那就严重了。
英国著名的经济学者Stanley Jevons (1835-82)，曾经研究太阳黑子活动对农业歉收的影响，也有人研究印度尼西亚火山爆发，对全球气温变化的影响。现在Oster要用统计数字，来观察气温变化和杀巫的活动，统计上是否有显著相关。研究欧洲杀巫历史的学者，早就把气候的极端化，当作控诉巫者的重要因素。Oster想用经济学界擅长的计量工具，来证实这项猜测，她得到的答案很明确：Yes。
Emily Oster
她的资料取自欧洲11个地区的档案：瑞士的Basel、爱沙尼亚、英国的Essex、芬兰、法国东部的Franche-Comté、日内瓦、英国的Home Circuit、匈牙利、瑞士西边与法国交界的Neuch?tel、巴黎、苏格兰。她用这些资料画出两条线：一条是温度变化趋势，另一条是杀巫人数的起伏线。很明显地，在1520-1770期间，只要气候变暖，杀巫人数就下降；气温一下降，杀巫人数就上升。但这只是用肉眼来判断，未必有科学的说服力。
Oster把这些数据输入计算机，用统计软件来显示相关性是否可靠。她得到的系数，显著水平都在90%以上，有好几项在95%?以上，更有好几项在99%以上。她反复作不同的统计检定，得到的答案都是显著负相关：气温下降会引发更多的审判巫者案例。
有人会说，以这么宽广的地区，用这么长的年份来做回归分析，虽然统计上很显著，但也应该用个知名的城市为例，看这种负相关是否还成立？Oster用日内瓦的数据，再度明确显示：气温降得愈低，控诉巫者的案例就明显增加。她引述历史学界的研究，说各国内战的发生，通常是在景气衰退的时期。我们都知道，农业时代影响收成的重要因素，就是气候（气温）变化。
2003年有人发表一项研究，说近代非洲坦桑尼亚仍有杀巫，被指控为巫者而受害的，通常是年老女性。在降雨量极少或极多时，被杀的巫者人数都会增加。Oster说，其实现代的坦桑尼亚，和文艺复兴时期的欧洲一样，在面临粮食短缺的压力时，会选择清除社会中最不具生产力的份子，而老妇、寡妇、穷人都没有自我保护能力。指控这些人是否为巫者其实不是要点，重点是在那个社会里要用哪种罪名最方便，或是最顺理成章。在宗教性浓厚的欧洲，巫者是最好的罪名。
清华大学历史研究所退休的陈良佐教授，写过两篇深厚扎实的论文（1991、1996），探讨春秋到两汉时期的气候变迁。他的基本结论是：「战国到文景时代的气候是温暖期，…武帝时期是气候温暖期转入小冰期的过渡期。…到了元帝时期正式进入小冰期。王莽时代低温和灾害达到高峰。东汉初期的气候是西汉小冰期的延续，…桓灵时代气候恶劣的程度不下于王莽时期。」（1996:323）
这项结论明白告诉我们：西汉末期会有严重的社会动荡，和当时的气候有密切关系；王莽虽然极力挽回颓势，积极做了许多改革也徒然无功；汉朝的灭亡和气候的变迁脱离不了干系。过去的历史解释，大都把责任归在帝王的英明与否，其实怎么能把翻船的责任全算在船长头上，而不考虑当时海象与风浪的恶劣程度呢？
参考文献
Kuhn, Philip (1990): Soulstealers: the Chinese Sorcery Scare of 1768,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孔复礼（Philip Kuhn）原著，陈兼、刘昶译（2000）：《叫魂：乾隆盛世的妖术大恐慌》，台北：时英出版社。
Oster, Emily (2004): “Witchcraft, weather and economic growth in Renaissance Europe”,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18(1):215-2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