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良佐（1991）〈从春秋到两汉我国古代的气候变迁：兼论《管子?轻重》著作的年代〉，《新史学》，2(1):1-49。
陈良佐（1996）〈再探战国到两汉的气候变迁〉，《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67(2): 323-81。
12为什么欧洲的教堂要盖这么大这么久？
1979-84年间，我在巴黎与比利时求学，最重要的任务之一，就是在护照允许的地区内广泛旅行。当时的台湾护照，规定不准到社会主义国家，东德、匈牙利、波兰、俄国、南斯拉夫的领事馆会说，我们可以给签证，但是台湾政府不让你来。所以我的足迹就限在北非、西欧诸国与英国。
欧洲的宗教气氛很重，每到个大地方，就会看到历史悠久的重要教堂，简单说五个。一是巴黎的圣母院，终年访客不断，其实它的高度与面积只能算中等。我走上屋顶逛了一圈，对中世纪教堂的设计与建筑能力，大为叹服。雨果的小说《钟楼怪人》，就是以此为背景，更让游客非到此一游不可。
第二个印象深刻的，是德国科隆河畔尖耸入云的大教堂，内部高度155英呎。有好几张大照片显示，二次大战期间科隆被夷为平地，但美军轰炸时完全没损伤教堂，因为他们知道这是重要文化财，炸下去就会结下民族深仇。走入这个哥德式教堂的内部，会有一种震撼的感觉，实在盖得既雄伟又艺术。
德国科隆河畔尖耸入云的大教堂
第三是伦敦的圣保罗大教堂，黛安娜王妃与查理王储的婚礼，就是在这里举行的，内部高度103英呎。我记得是隆冬时去的，有个管理员要我这个不懂礼貌的访客，进教堂后要脱帽。
第四是罗马的梵蒂冈教堂，参观后才了解什么叫做教廷。我参观过梵蒂冈两次，它是全世界最漂亮、最雄伟、最丰富、最权威的教堂。走入大厅后，就有叹为观止的米开朗基罗作品，天花板上的壁画，让人有天使正在升空的感觉。走到教堂顶端的圆屋顶，有个金碧辉煌的mosaic（马赛克镶嵌细工图画），漂亮得令人目瞪口呆。在中段的宽广阳台里，有12尊圣像，各自约有两层楼高，不知建筑时如何搬上去的。教堂内的电梯宽大，有保养很好的木板，给教会的大老当座椅。附设的雕刻馆、美术、图书馆，都丰富到让人摇头。
第五个让我印象深刻的，是法国香槟地区的Reims主教大教堂，13世纪时盖的，有许多漂亮的石雕作品。大门的圆形彩色窗上头，写了三个让我印象深刻的拉丁字：Deo Optimo Maximo。我在Google查了一下，有两种译法，一是To God, best and greatest；二是To God, most good, most great。我觉得都没有译出内涵，但也知道这三个字不容易翻译，需要略作解说。
法国香槟地区的Reims主教大教堂
Deo就是上帝或是神，很清楚。Optimo是数学上「最适」的意思，Maximo是「极大」的意思。这三个字合起来就是：上帝是最大的，同时也是最适的。能同时具备「最大」和「最适」这两项条件的，大概也必须尊称为上帝了。这三个简单的拉丁字，显示中世纪欧洲人的思考已经相当深刻了。
听说埔里的中台禅寺，建造费用了30亿台币。在有大型卡车运输、有吊车施工、有计算机可仿真设计的条件下，还需要这么庞大的经费。我有理由相信，建造梵蒂冈教堂的总经费，以现代的币值和现代的施工技术，300亿或甚至3000亿台币也盖不起来（艺术品要算在内）。
盖一座大教堂的技术困难很多，有一项肉眼看不到而难度又很高的，是内部空间与音响声学（acoustic）的设计。在没有麦克风扩音器的时代，如何让讲道者的声音传遍教堂，又不会有回音干扰，要做好这一点非常不容易，有些教堂就很以声响的杰出效果为荣。
现在回到本文的主题：为什么欧洲每个城市都有雄伟的教堂，有些还要盖两三个世纪？以法国史特拉斯堡的教堂为例，盖了不知几百年，至今还有一边（我记得是右边）的大柱子顶端尚未完成。为什么要用这么长的时间盖得这么大？先看以下的统计表：
城市（国家）
面积（平方英呎）
内部高度（英呎）
建筑年代
Amiens（法国）
70,000
144
1220-1290
Bourges（法国）
79,200
117
1199-1265
Burgos（西班牙）
64,600
1221-1568
Canterbury（英国）
55,000
1096-1497
Chartres（法国）
75,000
106
1134-1220
Ely（英国）
46,000
1083-1348
Laon（法国）
57,000
1160-1230
Reims（法国）
91,250
1201-1427
Rouen（法国）
不详
1150-1509
Salisbury（英国）
72,600
84
1220-1334
Strasbourg（法国）
35,000
1190-1439
巴黎圣母院
60,000
1163-1250
有三位经济学者Bercea、Ekelund、Tollison在2005年合写一篇短文，说明欧洲各地用几百年的时间，花费这么大的人力与财力，来盖超大型的教堂，其实符合经济学上的竞争策略。从专业期刊的角度来看，这篇文章写得不好，主笔者是Bercea，是个研究生兼助理。文章还很生嫩，论点不够坚强，推理也不够严密，思考上也没多大刺激性，谈不上创意，如果我是期刊主编，可能不会接受。那为什么还会刊登出来呢？因为他们用产业竞争的角度，来看欧洲各地竞相建筑大教堂的动机。故事的主轴很简单，摘述如下。
中世纪的欧洲经济尚未起飞，封建领主的庄园是经济重心，每年能剩余累积的部份不多。当时最能掌控经济、影响政治的是宗教界，教会拥有城市土地、农庄、捐献，这是其它团体无法比拟的资源。为了维护教会的独占性特权，最好的策略就是以几百年的时间，建筑超大型的教堂，把该地区的剩余资源大幅投入教堂，这有两点好处。(1)经济资源与劳动市场都在教会的掌控下，教会的政治、经济、宗教实力稳居第一。(2)不同的宗教（例如基督教），若想进入此地区发展，就很不容易抢到所需的各种资源，来盖自己的教堂。
简单地说，天主教的策略，就是用「超额设备」（excess capacity）的手法，盖一座比实际需要还大很多的教堂，来阻挡其它宗教的进入与竞争。换言之，天主教先抢光对手的可能生存空间，让自己独自壮大，然后又以这么雄伟的教堂（好像是孔雀的漂亮大型尾扇）来炫耀，一方面吸取更多的资源（磁吸效应），二方面又可吓阻潜在的竞争者与威胁者。
教会抢夺经济资源的常见手法，是以政治和宗教的力量，占有最具经济价值的土地，然后在各种市集与交易场所课税。接着要求商人捐献报效，用这些钱来盖教堂，进行军事活动（宗教战争）。教会是宗教团体，但在经济资源的抢夺上，却是个精明独占企业家；商人若想要发展大生意或包工程，教会是必须攀结的机构。
教堂更是多重功能的聚会所：政治、宗教的中心，民间生（受洗）死（葬仪）的必经场所，也是利益交换、磋商、贿赂、纠纷仲裁、节庆活动的中心。反过来说，中世纪的经济尚未起飞，哥伦布尚未发现新大陆，如果不兴建超大型的教堂，地方经济怎会繁荣？劳动市场怎会活络？政治与工商业的协调、磋商、调解，由谁来做？
简言之，此文的作者认为，中世纪欧洲教堂要盖这么大这么久的原因很简单：教会先掌控地方的政治与经济资源，然后用超额设备（excess capacity）的手法，以几世纪的时间盖超大型教堂，产生一种grandeur effect（孔雀开屏效应）。这么做有三项好处：一方面巩固自己的地盘；二方面向潜在的竞争者与威胁者炫耀，阻挡他们进入；三方面透过这种大型公共建设，繁荣地方经济，活络当地的就业市场。
参考文献
Bercea, Brighita, Robert Ekelund and Robert Tollison (2005): “Cathedral building as an entry-deterring device”, Kyklos, 58(4):453-65.
13罪与赎：天主教炼狱说的经济诠释
「炼狱（Purgatory）是天主教用来描述信徒死后灵魂暂时受罚的地方（或状态），是天主教教条之一。炼狱的拉丁文 purgare意思是洗涤。炼狱的对象是已确定永远得救的人，炼狱在天堂和地狱之间，灵魂净化后便可进天国得享福乐。但由于炼狱的道理不是建基于《圣经》，故不被大多数东正教、基督新教和基督教系的新兴宗教所接纳。《圣经》里没有出现这词语和直接阐释，但天主教认为《圣经》有暗示炼狱的道理。天主教认为罪分有大罪和小罪，大罪即该死罪，是使灵魂死的罪；小罪是不致于死的罪，可以在炼狱炼净。有功德的天主教徒死后可以直升天堂，但天主教教条指出，信徒若在生前犯有未经宽恕的轻罪和各种恶习，灵魂就会下到炼狱受火炼，净化后才可进天国。若在世信徒为炼狱中的灵魂虔诚祈祷、施舍和请神父做弥撒，便可拯救灵魂早些离开炼狱。」
炼狱想象图
以上是「维基百科」的解说。炼狱的观念在中世纪出现，成为天主教会的悔罪学说，让信徒的忏悔，可以从生前延伸到死后。其实这项观念存在已久，经过千年的演变，在13世纪以炼狱的学说出现。
这项学说有个类似佛教的「积德」观念，称为treasury of merits（功德簿）。如何积德呢？其中一种途径，就是「出售」赦免（indulgence），信徒可以用金钱赎罪（redemption），来减赎所犯的恶过。中世纪的天主教会，从12世纪起逐渐滥用这项学说，导致后来马丁路德的反抗，引发16世纪的新教改革（Protestant Reformation）。
以下要谈的不是炼狱这个概念，也不是它在天主教、基督新教、东正教之内的不同见解，而是为什么天主教要提出这种「新教义」。Ekelund和Hébert（1992）提出一种诠释，认为这是天主教在中世纪时，因为在「宗教市场」上出现新竞争对手，市场占有率受到挑战与威胁，不得不推出新产品（炼狱说、赎罪说）来巩固地盘。
主要的论点是：如果教徒能以「购买赎罪券」来减轻罪恶感，教会就可以让「罪恶感的成本降低」；信徒只要花钱，就不会把罪恶带入地狱，可加速进入天堂。换句话说，炼狱与金钱赎罪这种新教义，可以降低进入天堂的门坎。在宗教市场上，这是很有创意的新产品，一方面可以吸引更多信徒，二方面教会能增加许多收入，三方面可以减少其它教派与异教学说的威胁。
赎罪券
罗马帝国衰亡之后，欧洲地区的宗教市场，大致由基督徒、异教徒、犹太教主导；其它的宗教规模较小，威胁性不大。这段期间，天主教逐渐成为最主要的势力。到了11世纪，新宗教逐渐兴起，单是在欧洲就有19种宗教，12世纪时数目更明显增加。
对付这些异教的主要手法有两种：说服他们屈服加入，或用强硬手段逼服，采取软硬兼施的双面手法。第三种强化天主教主控权的方式，就是在教义上提出新学说，炼狱是新学说中最引人注目的概念。为什么天主教要这么做？因为敌对的宗教团体，抢走相当多的信徒与收入，这是维持市场占有率的应变措施。
炼狱的概念，在日常生活的具体应用，就是让信徒所犯的罪恶提早消除，让他们的灵魂洗涤干净，进入天堂。这种概念类似商业法里的破产法，容许商人依法宣告破产后，在商场上东山再起。炼狱和破产法的共同特征，就是在合法的情况下，降低「改头换面重新做人」的成本。这种提供「新希望」的机会，就是一大商机。
具体的做法是：教会告诉信徒说，犯了罪就要赎罪，可以在生前赎，也可以死后才赎。赎罪的代价视罪过的严重性而异，基本上成正比。如果是杀人罪，那就没办法赎减。如果没那么严重，就可以用在世时的功德（奉献）来减赎。如果信徒在未赎罪之前过世，亲友家人也可以帮他在死后赎罪。教会接受金钱作为赎罪的「支付方式」。这种新办法广受欢迎，因为市场的需求很大，有太多人需要用这种新办法减轻罪恶感，或是得到教会的宽恕。
信徒相信，上帝手上有一本功过簿（spiritual accounting system），至于是用哪种方式偿赎（用功德、用服事、用金钱），上帝都可以接受；金钱甚至比功德更有效。炼狱的概念出现前，弥补罪过的方法只有一种：用等量的功德来平衡功过。炼狱的概念出现后，功德就可以用金钱来衡量；上帝的宽恕也依罪过的大小，而有不同的价码。富人犯罪过时，不必辛苦地累积同额的功德，掏钱就可以了事，代价大幅降低。
这种新赎罪方式，不就等于是鼓励犯罪过吗？消除罪过的成本已经降低，支付的方式也方便了，有钱人做些从前不敢做的事也无所谓，因为他们付得起。教会是在追求利润极大化，但对某些罪过（例如造口业伤人），却不易订出赎罪的标准价格，只能依良心程度和经济能力自由奉献。
前面说过，中世纪时的宗教市场竞争激烈（11世纪至少有19种宗教），各自推出「低价方案」（较容易被上天拯救）来吸引信徒。这等于是在「教义」市场上竞争，各种宗教推出新教义吸引信徒；炼狱的观念，就是天主教面临强大市场压力时，所推出的新教义。这种教义在《圣经》内找不到根据，希腊东正教和基督新教，都不认同这种新见解。伴随炼狱而出现的，还有两项新观念：赦免与告解。
甚至连梵蒂冈的教皇也「向钱看」了。教皇Clement三世（1084-1110）上任的第一年，就要求主教们募款供十字军东征。他授权主教依「信徒的人品与献金数量」，来赦免他们的罪过。到了12世纪，为了支应十字军东征，出售赦免已成为有系统的做法。
现在无法估算教会从赎罪和赦免中获取多少金额，但知道教皇和地区性的教会，如何分配金额：教皇通常可分得1/3或1/2，有时甚至可分到2/3。大地区的主教有样学样，开始和辖区教会分享赦免和赎罪的利益，造成教会的「地方」与「中央」互抢财源。
这种「新产品」推出后，对天主教有哪些影响与利弊？教会「出售」的是「无形」的产品，推出新产品的目的，是要巩固市场的主宰性与信徒的「品牌效忠度」。地方教会熟知教区内信徒的状况（厂商对消费者很了解）：教会知道哪些人有钱，哪些人犯过哪些错，哪些人良心不安，哪些人来教会告解过哪些不可告人的事。
如果厂商（教会）的讯息完整，又能提供独占性的商品（教义），通常就能实施有效的「差别取价」：对富人订高价格、对小康者取中价位，对小市民收低价。梵蒂冈的数据显示：除了上中下三种价格外，苏格兰地区还有五种差别价格的制度，在某些地方还出现过七种差别性的价格表。
这种贪财的行为，到马丁˙路德提倡宗教改革时，就把炼狱的观念当成反对天主教的核心议题，其它较小的教派也跟着附和。基督新教宣扬要信徒直接和上帝沟通，不必透过「中间人」（教士）来传达上帝的旨意。基督新教走的路线，是要信徒直接向上帝忏悔，要信徒保有较高的自觉性，透过自励自勉自修来获取上帝的慈怜。
路德派的新教义，其实也是在提供一种廉价的新宗教产品，让信徒用很低廉的成本，就可以和上帝直接沟通，逐渐抢走天主教的地盘。天主教在11世纪推出的新产品（炼狱与宽赦），在竞争激烈的宗教市场曾经发挥功效。这种差别取价向钱看的做法，替天主教累积了可观的财富，5世纪之后被基督新教用更新的产品（教义），逐渐取代天主教的主宰地位。
参考文献
Ekelund, Robert, Robert Hébert and Robert Tollison (1992): “The economics of sin and redemption: purgatory as a market-pull innovation?”, Journal of Economic Behavior and Organization, 19:1-15.
“Purgatory” (http://en.wikipedia.org/wiki/Purgatory)
「炼狱」（http://zh.wikipedia.org/wiki）。
14经济闭关自守能撑多久？
我们常听到因战争而被围城的故事，例如明末清军围攻扬州城的惨烈，例如二次大战期间，俄国圣彼得堡被德军长期围困，饿死几十万人的地狱情状。我们较少听到闭关自守的事，其实稍想一下，也可以找到几个例子：(1)明代被倭寇侵扰后，规定「片板不准下海」；(2)日本被美国Matthew Perry将军（1794-1858）强迫开国（1852-4）之前，不就采取锁国政策吗？(3)中国在毛泽东时代，不就是个「铁幕」吗？(4)金正日主政下的北韩，也是在自我封闭、人民饥饿、领袖神格化的闭锁状态。
研究经济锁国的文章不多，Bernhofen与Brown（2004、2005）认为日本锁国（没有国际贸易）与不锁国（自由贸易）的GNP，大概会有8%到9%的差异。这两篇好文章写得太技术性，不易转述。Douglas Irwin写了一篇故事性较强的文章，分析美国在1807到1809年间（杰佛森总统时期），因为采取贸易禁运（embargo）政策，造成GNP大约5%的损失。那时期美国的对外贸易（货物出口加上船队的运费利益），约占GNP的13%；闭关自守的代价高昂，14个月后就废止锁国禁运政策。
Douglas Irwin
这件事发生在英法战争期间，这场打了非常久的战争，称为Napoleonic Wars（注意：有个s）。其中有一段较持续性的争战，大约从1792年4月打到1815年11月，拿破仑在这段期间（1799-1815）统治法国，就以他的名字来指称这段战争。英国想要封锁欧陆，所以禁止中立国（尤其是美国）的船只进出。英国海军在美国东岸巡逻，拦阻美国船只、上船搜索、逮捕船员、没收船只、货物和其它财物，还指控美国的水手，说他们是英国的逃兵。法国也有类似的作为，但没英国那么嚣张。
美国对这种欺凌的反弹声浪日高，但因国家弱小也无法强硬反抗，只有四条路可走：(1)屈服于英国的欺压；(2)对英宣战，要求英国尊重美国船队的权益；(3)对国内颁布闭关禁运令，保护美国的财产不受外国欺凌；(4)对英国经济报复。
英国又引发几次事端后，美国政府决定闭关禁运，一方面保护本国船只与船员免于英国的骚扰；二方面要让英国在航运与商品上产生困扰，逼迫英国改变政策。1807年12月，杰佛森总统谘请国会通过禁运条例，国会很快就禁止美国船只航向外国港口，也禁止外国船只从美国运出任何货物。
禁运的效果很好，1808年只有很少的（走私）美国船只在欧洲港口出现。1800至1807年间，美国船只运载到英国的总货量，每年约在11至19万吨之间。1807年12月实行禁运后，1808年运至英国的货物，陡降到3万吨左右（减少80%）；14个月之后，禁运令在1809年3月解禁，载货量立刻跳回原先的水平（约17万吨）。
为什么在禁运期间，还有3万吨的货物载运到英国？主要是有商人不遵守禁运令，因为海岸线很长，走私活动无法禁绝。另一方面，禁运令阻挡许多人的财路，也阻断不少人的生机，工商业都希望赶快废止，尤以东北部的新英格兰地区最积极。禁运令只撑14个月的另一项因素，是英法两国不怕美国的威胁，完全不予理会。1808年的美国实力不足，本来想用禁运来要挟英法，没想到自讨没趣，14个月不到就破功了。
从进出口的金额来看，禁运期间（1807年12月至1809年3月）的商品出口额，从1807年的4千9百万，跌到1808年的7百万（减少80%以上），出口利润减少64%。进口方面，从1807年的8千5百万，跌到1808年的4千5百万（大约少了一半）。
美国那时的主要出口货物，是烟草、面粉、棉花、稻米，这四项货物在1807年时，占出口总值的2/3。在禁运期间，因为无法销售到国外，导致稻米的批发价格下跌50%，棉花和面粉跌了30% - 40%，烟草跌了20%左右。相反地，原先从外国进口的物品，在禁运期间平均飊涨1/3以上。整体而言，这14个月禁运对进出口的打击程度，相当于美国把进口关税提高到60%。
Irwin尝试计算禁运所造成的经济损失，做了不同的假设条件与复杂的计算后，他认为禁运大概使1808年的GNP减少了5%。1807年美国的GNP约为6亿8千万，减少5%等于损失3千4百万美金，在那时候是个天文数字。2004年台湾的GNP是333,442百万美元，减少5%就是损失168亿美元，禁运一年的代价相当高。
当时的舆论界说：「禁运造成沿海各州瘫痪，然后向内陆各州蔓延。新英格兰地区受到严重打击，物价跌了3/4，国际贸易全部停摆。」美国的第一任财政部长Alexander Hamilton（1757-1804），早在1794年就指出禁运的可能后果：「禁运对我们的贸易会有很沉重的干扰，对进出口的影响难以估算。国外的货物价格会高得离谱，本国的货物价格，也会等比例地下跌。这会影响我们（国家）的收入和信用。这些状况结合在一起之后，会对整个社会产生最危险的不满与失序，逼使政府不体面地受挫。这些严重的后果，都不是由外在因素引发的。」
Alexander Hamilton，1757-1804
现在来看国会对禁运的态度。当时的议员有两派：共和党（Republicans）和联邦派（Federalists）。1807年12月投票实施禁运时，共和党有82票赞成实施，19票反对。1809年2月表决是否要维持禁运时，共和党有33票赞成维持，59票反对。只间隔14个月，共和党对禁运的态度截然相反。联邦派对禁运的态度从头到尾都很一致：全票反对，零票赞成。
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闭关自守的代价很高，明朝片板不准下海、毛泽东禁绝海外关系、今日北韩的锁国政策，事后都证明为不智之举。
参考文献
Bernhofen, Daniel and John Brown (2004): “A direct test of the theory of comparative advantage: the case of Japan”,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12(1):48-67.
Bernhofen, Daniel and John Brown (2005): “An empirical assessment of the comparative advantage gains from trade: evidence from Japan”,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95(1):208-25.
Irwin, Douglas (2005): “The welfare cost of autarky: evidence from the Jeffersonian trade embargo, 1807-09”,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13(4):631-45.
15 1918年流行感冒的深远影响
2003年初台湾爆发SARS时，台北市和平医院封院的事件，以及其它医院有医师牺牲的情况，许多人都还印象深刻。当时升高中的基本学力测验还因而延期，各型的口罩严重缺货，火车与汽车的乘客锐减。各国对SARS全力扑救，加上天气转热（SARS病毒怕高温），状况才控制下来。
1918年的流感
接下来的另一个大威胁，就是让全世界高度警惕的禽流感（avian influenza或简称为bird flu）。这是候鸟在各国之间迁移，透过鸡鸭、鸟类、猪只，传染病毒给人类的流行感冒，有许多国家都有灾情报告。台湾严密监控各种可能管道，扑杀不少从大陆走私的鸟类。
目前威胁人类的是H5N1型病毒。H5N1是什么意思？H是Hemagglutintin（血球凝集素），主要的功能是「与宿主细胞上的受体结合，以利病毒进入细胞中。病毒进入细胞后，会接管细胞，合成大量的病毒蛋白质与RNA，之后再将这些蛋白质和RNA组装起来，就成了新病毒。病毒要离开细胞时，神经胺酸酶（Neuraminidase，简称N）会切断病毒与宿主的连结。」简言之，H是用来进入细胞的，N是用来离开细胞的。（《科学人》2005年12月号页59）
H有16种，N有9种，H与N的组合共有144种（= 16 x 9）。H5N1表示：这种病毒是由H5和N1组合成的。H1到H16的编排顺序，是依照病毒鉴定的先后顺序编号，N1到N9也是依鉴定的时间顺序排列。
1918年的流感（不一定是由飞禽传染，所以不能称为禽流感），是H1N1型病毒株，引发全球大流行，4千多万人丧命。1957年的流感是H2N2型，全世界约100至400万人死亡。1997年在香港流行的，是H5N1的禽流感，18人罹病、6人丧生。1999年香港有H9N2型流感病毒，感染2位孩童。2003年在8个亚洲国家传播H5N1型，同年荷兰有1千人感染H7N7型病毒。
1918年的流感
2004年1月，越南和泰国证实有H5N1型病例。2005年6月，中国中部湖泊有6千只野生禽鸟，死于H5N1病毒。同年在俄国、印度尼西亚、哈萨克、蒙古、越南都有H5N1型病毒的感染报告。（《科学人》2005年12月号页50-1）2006年在土耳其、匈牙利、西欧，都发现有候鸟死于H5N1病毒。
以上是从生命科学的角度，来看流感病毒的基本特性，以及过去一百年间对人类的威胁。哥伦比亚大学经济系的Douglas Almond教授，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这件事，把焦点聚在：1918年流感时受孕的胎儿，比流感之前和之后受孕的胎儿，成年之后的各项健康指标，是否都明显恶化？
医学界对流感的冲击，大都着重在流行时的威胁。现在经济学界提出明确的证据，指出流感的危害是长远的，提醒大家不要低估这个重要的面向：怀孕受胎时期的外在环境，会影响出生时的体重与成年后的各项健康。
1918年的流感，是从1918年的10月到1919年1月，只有4个月期间。约有1/3的怀孕妇女得到禽流感，所以在1919年6月左右出生的婴儿，有1/3可能在胎儿时期，透过母体间接感染了。Almond运用1960-80年间的十年普查数据（Decennial Census data），发现1919年上半年出生者，教育程度较差，身体残缺的比例较高，平均所得较差，社经地位也较低。
1918年6月至1919年3月的死亡人数（纽约、伦敦、巴黎、柏林，单位：千人）
但这项数据没有健康方面的数据，所以他进一步运用1984-96年间的Survey of Income and Program Participation（SIPP）调查资料。这项数据共有25,169个样本，都是1915-23年间在美国出生，在此项研究进行时，年龄为60到82岁之间的人士。
我们都知道，战争期间出生成长的人，因为营养不足，日后的身高体重与健康较差。1918年的流感影响更明显：流感期间受孕出生者，在SIPP资料内的死亡率，是非流感期间受孕者的7至10倍。若用统计回归来表示，受流感影响的胎儿，日后在整体健康、听力问题、说话能力、举取对象、行走困难、糖尿病、中风这7项上，都系统性地表现较差，而且在统计上非常显著（99%）。
1918年的流感
若把这25,169个人的出生日期，分成1919年第1季（1-3月）、第2季（4-6月）、第3第4季，再做统计回归分析，结果更明显：在第1-2季出生的人，也就是在禽流感发生时受孕的人，上述7项健康指标都明显地差（99%显著水平）；而同年第3-4季出生者，这7项指标就明显地改善（也是99%显著）。
这项研究的政策建议是：政府应该增加对胎儿健康的投资。长期而言，(1)这对全国人力资本的健全性会有帮助，(2)会减少许多慢性病的医疗费用，(3)减少许多社会福利开支。
参考文献
「禽流感专辑」，《科学人》2005年12月，第46期，页37-60。
徐明达（2003）《病毒的故事》，台北：天下杂志。
Almond, Douglas and Bhashkar Mazumder (2005): “The 1918 influenza pandemic and subsequent health outcomes: an analysis of SIPP data”,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Papers and Proceedings), 95(2):258-62.
Almond, Douglas (2006): “Is the 1918 Influenza Pandemic Over? Long-Term Effects of In Utero Influenza Exposure in the Post-1940 U.S. Population”,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14(4):672-712.
Barry, John (2005): The Great Influenza: The Epic Story of the Deadliest Plague in History。王新雨译：《大流感：致命的瘟疫史》，台北：台湾商务（2006）。
Kolata, Gina (2001): Flu: The Story of the Great Influenza Pandemic of 1918 and the Search for the Virus That Caused It,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吉娜?科拉塔（2002）《流行性感冒：1918流感全球大流行及致命病毒之发现》，台北：商周出版。
16战争与国家的形成
大家都知道，15世纪之后西欧的经济快速成长，有一项重要因素，那就是「国家的兴起」。如果没有国家的资助，哥伦布怎么有能力、有机会去发现新大陆？如果没有国家的力量，重商主义怎有可能蓬勃发展，缔造出「日不落国」的大英帝国？中世纪的庄园领主，从经济发展的可能性来说，再怎么有办法都还是地区性的。美国休斯敦大学的Richard Bean教授，1973年发表一篇论文，说明战争形态的改变，是造成现代国家兴起的主因。
14世纪时战争形态的改变，使得盔甲型的骑士军队逐渐失去作用。15世纪中叶时，攻城用的大炮逐渐成熟，使得城堡也失去作用。15世纪下半叶，欧洲开始出现「常备军」。15世纪末时，军队的规模急剧扩大，主要是因为中央政府的税收大增，军队的经费也大幅增加。1450-1550年间，欧洲出现由中央政府掌控的民族国家（nation-state）。
这些事件看起来独立无关，其实有密切的因果。(1)步兵的战斗效率提升后，小国寡民已不符经济效益；中央集权化的国家，在国防优势上比地方分权型的政府有利。(2) 15世纪中叶火炮广泛应用后，大幅提升「国家的最低效益规模」，减弱了封建领主对抗中央政府的能力。(3)西欧的封建领主在1500年时，几乎已经屈从中央政府，国王因而取得完整的课税权。(4)到了16世纪初期，军队的规模、政府的收入、政府对军队的投资，都大幅增长。16世纪末时，西欧不再是由领主割据的小国，而是被几个大型国家（英国、法国、意大利、西班牙、荷兰、波兰、德国）分治。(5)这种局面能维持好几百年，主要是因为在政治与军事上形成「新的均衡」。虽然各国之间大大小小的争战不断，但直到1789年法国大革命之前，主要国家的疆界很少改变。
为什么经济史学者会重视民族国家的兴起？因为这种权力集中化的趋势，对欧洲日后的经济成长很重要：只有在进入国家的层次后，海权与帝国主义才有可能。国家大型化之后有哪些优缺点？优点是：(1)可贸易的地区变大，增进人员与物品的流通性。(2)地大物博之后，可运用的资源较充足。(3)从前的封建领主，需要负担自己的防卫开支；军队国家化之后，有事时由国家调兵平息即可，全国的平均国防成本因而大减。(4)国家大型化之后，较不易被邻国欺侮并吞。以上这四点，可用一个概念来掌握：国家规模经济化之后，国防效益明显提升。
但为什么没有出现统一全欧洲的超级大国呢？主因就是「规模报酬递减法则」。国家的规模愈大，复杂度就大增：不同的民族、语言、宗教，都会造成管理成本大增。以14-16世纪的运输条件来说，国家太大就会出现「鞭长莫及」的困扰：对远方或边境的掌握困难，超级大国反而成为沉重的包袱。超大型的国家就像超大型的企业，终究要分割才好治理；但如果国家的规模太小，容易被并吞。所以今日英、法、义、西、德、波诸国的大小，是长期经营之后的「最适规模」。
1400-1600年间，哪些因素决定国家的最适规模呢？Richard Bean认为关键因素就是「战争形态的改变」与「课税权力的集中化」。中世纪是地方性的分权（封建领主），以及非现代市场性的社会（小范围内的商品交换）；主要的武力是骑兵，只要能发挥防卫功能即可，不需耗费大笔资金来装备、大量养兵备用，这是小型政府喜爱的军队形式。
城堡型的厚石建筑，已足够防卫步兵与骑兵，如果打不进城堡，最简单的办法就是围住它。有时围城好几年，城堡内的粮食不足只好投降；但围城者也有补给上的困难，所以这就成了非军事问题，而是备战能力的问题。
法国的Carcassonne城堡
到了15世纪中期，火炮改变了这个局面。1449-50年间，法国的查理七世在369天内，攻下60座城堡。这种炮兵的装备，需要许多资金与专业训练，必须在国家的层级才可能拥有，封建领主的城堡守势因而瓦解。而要养这些昂贵的新型军队，必须先有能力征用社会的剩余资源，也就是掌控课税的权力。
火炮攻城堡
若以国防军费占GNP的百分比来说，罗马帝国时约为6%，中世纪的欧洲约1%；16世纪时约2%，18世纪时是6%至12%，美国在第二次大战后约为10%。这些高额的军事开支，当然要靠国家的课税能力。大体而言，15世纪末期，英法两国平均每人的税负额大约加倍，西班牙约增10至20倍。
这些税从哪里征课呢？中世纪国王有自己的税源：皇家土地的租金、封建领主税和各项关税。打仗时，有钱人可以付钱请人代役，这也是国家的收入来源。此外英国有羊毛税、西班牙有牧羊人税、法国有食盐专卖税。这些项目在战时都无法增加，所以国家有时被迫铸「劣币」来赚「铸币税」。此外还有财富税（所得税）、消费税、人头税。如果还不够，那只好向犹太商人借；日后若还不起，就抄犹太商人的家，没收财产，驱逐出境。
这些税源太纷杂，用指数来表达较简洁。以英国政府从每个国民所课的税为例，若1505-9年间的税收指数为100，那我们会看到1422-38年间的指数是59，1454-61年间是43，1482-5年间是52。一个世纪后的大变化是：1598-1603年间的指数大幅增至123，1628年是143，1640年是148。
战争对国家财政造成多大的负担呢？英国爱德华三世时，在1369-70年间的战事里，花在陆军、海军、外交、借债、贿赂、赎金的总额，大约占全国支出的70%。亨利四世在1413-22年间的战争里，花掉国家总预算的2/3，以及他个人在法国的财产收入。亨利七世时，在1485-1509年间的战争里，只花掉和平时期预算的一半，这是最节省的。
伊莉萨白一世执政的最后5年（1598-1603），战争花掉政府总支出的3/4。西班牙Hapsburg王朝在1572-6年间，也花了预算的3/4去打仗，真是「大炮一响，黄金万两。」如果军队没有国家化，政府的税权没有集中化，上述的事情根本不可能发生。这就是战争开销、国家形成、税权集中三者之间，在西欧的交互关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