证据何在？Eichengreen（1992）和Temin（1993）提供各种面向的统计，在此只需提出黄金俱乐部会员国的物价同步变化即可。若把1929年英美德法的物价都设定为100，我们很清楚地看到，在1929-32年间，这四国的批发物价指数同步下跌，在1929-30年间还几乎重迭。要到了1932之后，因为各国的对策不同，物价走势才有明显的不同走向。
举个反例。前面说过，金本位国家的币值，必须和黄金价格密切连系（所以称为固定汇率），中国在银本位下，币值与国际金价无涉，等于是采浮动汇率。好处是什么呢？1929-32年间，金本位国家物价大幅下跌30%至40%时，中国的物价不但不跌，反而高升25%。
Peter Temin
就算中国在1932-35年间，终究逃不过国际低迷的影响，物价的跌幅也只比1929年时低15%左右，灾情比金本位国家轻多了。所以穷有穷的好处，富人住在摩天楼虽然让人羡慕，一旦发生强烈地震或无情大火，真是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穷人住在小平房，大火地震时容易逃脱。
日本在明治维新后，一心想加入黄金俱乐部，但外汇不够改采金本位。解决的办法就是发动甲午战争（1894），痛打中国一顿，要求大量赔款，才够本钱买西装领带加入列强的金本位行列（1897）。加入之后没多久，就碰到1914-8年的大战，金本位制停摆。1925年跟着英国回复金本位，6年后（1931）又随着英国脱离金本位。我们应该问日本经济史学者：在1897-1931这35年间，日本这么辛苦地加入、停摆、再加入、又脱离金本位，值得吗？日本如果没参加金本位，1929年大恐慌时，灾情应该会减缓许多。
参考文献
Eichengreen, Barry (1992): Golden Fetters: the Gold Standard and the Great Depression, 1919-1939,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Lai, Cheng-chung and Joshua Jr-shiang Gau (2003): “The Chinese silver standard economy and the 1929 Great Depression”, Australian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43(2):155-68.
Officer, Lawrence: “Gold standard”(http://eh.net/encyclopedia/article/officer.gold.standard).
Temin, Peter (1993): “Transmission of the Great Depression”,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7(2):87-102.
22烟赌娼应该公营吗？
陈水扁先生当选台北市长后，宣布要禁绝色情业。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没有人真的认为这件事会成功，知道只会让色情地下化、管理困难化、性侵害严重化。《庄子?胠箧》内有几句话，可用来评论这种做法：「圣人生而大盗起，圣人不死，大盗不止。」烟（毒品的通称）赌娼这三件事，古今中外皆有，这种与人类同生死、共存亡的事，怎么可能一声令下而禁绝。
烟赌娼不能禁绝，只能走向良性管理，我觉得荷兰的色情业管理很好。1980年代初期，我常有机会去荷兰，熟悉阿姆斯特丹火车站附近的红灯区。各国的观光客都有，男女老少结伴观赏橱窗女郎，没有难为情也没有尴尬。不同肤色、各种年龄的性工作者，每人有个房间，内有暖气，穿三点式，灯光柔和诱人。消费者从落地窗看好对象，礼貌地推门进去谈价钱。成交后放下窗帘，路人会心一笑；若没成交，礼貌地说声再见。
阿姆斯特丹火车站附近的红灯区
我的意思就这么简单：台湾有限的警力，不要花精力抓烟赌娼，愈抓愈多，愈抓愈勾结。不要拿道德来评断烟赌娼，那是基本人性，公开化、透明化、管理化之后，对社会的好处一定胜过禁绝化、地下化、污名化。
以下是荷兰把爪哇（印度尼西亚）鸦片公营化的成功故事，我很同意作者的结论：把毒品交易公开化，或许没有想象中的那么不道德。毒品公开化就像荷兰的色情业：供需地上化、价格合理化、管理政府化，反而会使整体吸毒量减少，这才是终极目的。
吸食鸦片
荷兰东印度公司（VOC）从17世纪初起，就在东南亚活动。1640年从葡萄牙人手中夺取马六甲海峡之前，VOC的贸易规模很小。1640年之后，VOC就从印度买鸦片，卖到Batavia（现今雅加达）。鸦片的利润很高，但VOC无法深入印度尼西亚内地，1677年时和爪哇王谈条件：VOC有鸦片专卖权，若爪哇王要打仗，荷兰人就挺他。签了这个约之后，鸦片的销售量倍增。到了1795年，荷兰和英国战争，切断了鸦片的来源，VOC在四年后的1799年宣告破产。
1806年，荷兰东印度政府（Dutch East Indies government）自己进口鸦片，拍卖给各地方政府，由中间商加工后，卖给各地零售商。从下面的表格可以看出，鸦片收入对殖民政府财政的重要性（金额单位是百万荷兰盾guilder）。
年代
殖民收入
殖民支出
盈亏
鸦片收入
1816-1835
497
527
-30
46
1836-1875
3,845
3,067
808
329
1876-1915
6,393
6,686
-293
712
1816-1915
10,765
10,280
485
1,087 我们只需看最下面那行：1816-1915这一百年间，殖民爪哇的总盈余是485百万盾，如果没有1,087百万盾的鸦片收入，殖民政府就要亏损将近600百万（即6亿）盾：鸦片是爪哇政府的金鸡母。
前述的鸦片营销体系，基本上是「政府进口、民间经销」，以课税为主旨（tax-farm）。殖民政府一方面想禁鸦片（因为有害健康），二方面又想大赚黑心钱，在政策上就摇摆不定：又想提高鸦片价格来抑制消费（以价制量），这是好事；但提高价格又会减少收入（这是坏事），也会诱使更多的鸦片走私（也是坏事）。同一时期，英国和美国都有反对买卖鸦片害人的浪潮；荷兰国内在1890年有过一次大争辩，至少有十位国会议员主张全面禁绝。
在诸多压力下，殖民地的鸦片制度重新调整，由鸦片局（opium regie）独占进口、提炼、销售的管道。做法是政府供应鸦片，价格统一固定，目的是打击走私、减少犯罪、降低贪污、减少消费量，维护殖民地区的健康。这套做法其实是法国人想出来的，1881年在中南半岛实施，由政府提炼后卖给大盘，再由地方零售商经销。荷兰记取法国失败的原因，排除当地华人介入当中盘商和零售商，改由政府人员从头到尾全程主控。
1893年荷兰国会批准鸦片局正式运作，设在财政部之下。1894年9月1日先在爪哇沿海外的Madura岛试办成功后，在爪哇逐区试行。鸦片局经过十年努力，在1903-4年间，才全部掌握殖民地的鸦片产销体系。1905年时，鸦片局共有630位工作人员，1913年时超过1千人。主要的成果是：质量统一化，走私大幅减低，消费者要先登记（执照化）才可购买。
具体的成果有哪些？(1) 1895年鸦片局成立前，鸦片消费量每年约4万公斤，鸦片局成立十年内，消费量大减到3万公斤。(2)每公斤的鸦片价格，从800盾左右降到5百多盾。(3)查获的走私量与查获次数，都锐减到原先的1/5。(4) 鸦片局供应的质量提升，价格稳定，市场纠纷减少。(5)鸦片局不以利润极大化为目的，销售的同时也举办减少鸦片消费的活动。
如果我们能从历史学到一点「教训」，荷兰在爪哇的鸦片政策告诉我们：不要禁绝烟赌娼，那是不可能的事。为什么不干脆公开化，让大家看个清楚，让政府把这三大产业纳入管理，让它们「去污化、地上化、证照化」。荷兰的鸦片政策告诉我们，这些原本「见不得人的商品」，在公营管理之后，总消费量会减少，价格会下跌，走私会减少，质量更可靠。
参考文献
van Ours, Jan (1995): “The price elasticity of hard drugs: the case of opium in the Dutch East Indies, 1923-38”,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03(2):261-79.
van Luijk, Eric and Jan van Ours (2001): “The effect of government policy on grug use: Java, 1875-1904”,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61(1):1-17 [For comment and reply, see 2002, 62(4):1116-25].
van Luijk, Eric and Jan van Ours (2002): “Drug use and drug policy”, Journal of Institutional and Theoretical Economics, 158(4):576-93.
23谣言?盲从?挤兑
地球上运动速度最快的是光，在电子邮件还没发明之前，第二名是谣言：台北还没确定的消息，在北美华人圈内早已人尽皆知了。谣言蔓延的管道，在没有发明电话和电视之前，主要是靠耳语。谣言的严重后果就是盲从：在信息不完整或不对称的情况下，在担心后果严重，又没有足够的信息供判断时，只好跟着别人做同样的反应。
谣言无日不在，无所不在，没有人能逃得过，就算不相信也会七上八下。曾参的母亲听三个人说她儿子杀了人，虽然认为不可能，但终究还是相信而逃跑了。我小学四年级时，同学盛传某天晚上是世界末日，我没有能力判断真假，但看大人照旧过日子，从此就不太受谣言的困扰；但是到了55岁，还是避不掉耳语的诱惑。
谣言耳语
经济生活里的谣言耳语非常多：每天都有人在报明牌，说哪支股票怎样怎样，说哪家企业传闻跳票，电视上的股票分析师，更是强力的转播站。这些每天都上演的事，反而很难用精确的数字来掌握。2000年12月号的American Economic Review刊登一篇论文，以爱尔兰裔的银行挤兑为例，显示在特定族群内，特别容易产生谣言、耳语、跟风（一窝蜂）、狂热、恐慌。其实盲从跟随的情形，在农民选择作物、大学生选课、抢购物资这类的行为上，都是常见的事，只是不易有确切的量化证据。
构成谣言耳语的前提，是有一批人构成一个「讯息网络」（information network participants），而这批人所组成的社会网络（social network），又和地缘（例如洛杉矶的华人社群）有密切关系。这些人对危机与恐慌的反应，会出现几种代表性的模式，各自吸引不同反应的人，形成跟风行为（herd behavior）。历史上最有名的经济盲从，是17世纪在荷兰发生的郁金香狂热。其实盲从与跟风，古今中外无时没有、无地不存在，只是规模大小形态不一，基本性质是相通的。
这篇故事的主轴，是纽约市曼哈顿的Chambers街上，有一家银行叫做The Emigrant Industrial Savings Bank（EISB），1854、1857年发生过两次恐慌性的挤兑。这家银行的主要客户，是爱尔兰裔的移民，其中有不少最近几年才抵达美国。银行有可能倒闭的谣言传开后，在不同族裔、不同职业、性别、移民年资长短、收入高低的顾客当中，引起不同程度的恐慌。本文的两位作者，运用存在纽约市立公共图书馆内的EISB银行微缩胶片（microfilm），把与客户相关的各项数据键入计算机。
恐慌性挤兑
他们得到一项预料中的答案：谣言的传布、盲从的反应、挤兑的客户群，和地缘（爱尔兰裔）有高度密切相关。这些有共同反应模式的人，大都来自爱尔兰的同一地区，到美国之后上同一个教堂，把钱存在同一家银行。我有点困惑：这是「把所有鸡蛋放在同一个篮子」的危险做法，为什么他们会采取这种「要死一起全部死」的行为？以下呈现事件的经过，与经济分析的结果。
EISB是1850年9月由一群爱尔兰人创办的银行，1850年代末期的客户中，90%是爱尔兰人，大都是1847年大饥荒之后移民来美国。这些客户，大都是年轻男性先到美国，接着是兄弟姐妹与父母全家报到。大饥荒之后的移民，基本上是小市民小存户，以劳工阶级为主，客户的基本数据如下表。我们可以看到：惊慌客户居住在美国的时间较短，开户的时间也较短，存款余额也较少。
1854年
的挤兑
1857年
的挤兑
镇静客户
惊慌客户
镇静客户
惊慌客户
之前的存款额
之前的提款额
存款余额
开户时间（月数）
在美国的年数
女性比例（%）
劳工比例（%）
2.18
1.33
186.86
16.05
7.98
31.71
44.72
2.61
3.08
124.36
11.56
5.42
31.61
59.59
2.01
1.1
223.36
23.84
10.61
32.97
42.78
2.19
1.45
161.5
18.34
8.02
43.36
52.38
1854年那次挤兑的起因，是12月12日时，有一家银行叫做Knickerbrocker Savings Bank，因为经营不善，无法提出每周的营业报告书。虽然其它银行的基本面还算健全，但在快速谣言耳语的感染下，EISB银行在两星期内，大约有两百位客户涌到银行，把存款提走关闭账户。
1857年那次的挤兑，主因是Ohio Life and Trust Company，在8月24日传出倒闭的消息；以及9月17日有一艘航向纽约的邮轮沉没，船上载有未买保险的黄金，价值两百万元。这两件事在英美金融界引起恐慌，担心银行业与证券业会大受影响。EISB被这个台风尾扫到，9月28日至10月13日之间，有五百多人提领存款，关闭账户。
1854年时EIBS共有598位客户，恐慌时有235位关闭账户（39.30%）。但风头一过，又有许多人回头开户，真正关闭账户的只有6%。1857年那次，客户总数有1,035，惊慌期间有505位关闭账户（48.79%），风头过后又回来许多人，真正离开的只有8.7%。如果把非爱尔兰人剔除，则在1854年恐慌时，爱尔兰人的总客户数是439，其中有193位是惊慌户（43.96%）；1857年时，爱尔兰人的总客户数是766，惊慌户399（52.09%）。
把这些客户的数据输入计算机，然后做统计回归分析，得到几项确定的结果。(1)存款余额愈少的人愈惊慌；(2)开户期愈短的人愈紧张；(3)在美国居住时间愈短的菜鸟愈慌张；(4)女性比男性有明显挤兑的倾向；(5)劳工阶级比专业人士没有安全感；(6)最重要的讯息是，来自爱尔兰Ulster地区的移民最镇定，最没有挤兑现象：一方面系数值很高，二方面显著程度超过99%，充份显示惊慌∕盲从∕镇定与地缘的密切相关性。
上述的回归分析，只能看出整体性的趋势。两位作者进一步绘出爱尔兰地图，对比惊慌户与原籍地之间，是否有明显的地理相关：惊慌度愈高的地区，用愈深的颜色显示。答案和回归分析相同：惊慌户的分布，有明确的地理聚集性。
为什么爱尔兰裔的客户，惊慌比例那么高？因为爱尔兰是个经济困难的国家，1815年时，全国850万人口中，只有9万人在银行有户头；到了美国之后，单是在1850年，就有7万人在银行开户。这些新移民没有银行经验，把钱存在银行本来就不放心，一听到同乡说银行发生状况，就群涌挤兑，提钱走人。
这些新移民刚到美国时聚居曼哈顿，愈是贫困、愈是菜鸟就愈没有判断力，风吹草动就惊慌失措。回想我们自己，难道就没有类似的情形？一窝蜂不理性的狂热行为，在台湾的六合彩、股市狂热、地下期货，不也都是谣言、耳语、盲从、跟风的产物？西欧经济史上的南海公司泡沫事件、荷兰的郁金香狂热事件、纽约爱尔兰人的挤兑事件，都是市场感染（market contagion）的行为。
参考文献
Kelly, Morgan and Cormac ? Gráda (2000): “Market contagion: evidence from the panic of 1854 and 1857”,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95(5):1110-24.
24马铃薯是季芬财吗？
大一经济学原理教科书内，依商品（财货）的性质，区分出几种类别。(1)正常财：例如计算机、房子，当所得增加时，会增加对这类产品的消费；当价格提高时，会减少对这类产品的消费；当价格减少时，会增加对这类产品的消费。正常财内分两种：(a)必需品：所得增加时，消费会增加，但消费的增加比例，会小于所得的增加比例，例如米饭、肉类。(b)奢侈品：所得增加时，消费会增加，而且消费增加的比例，会大于所得增加的比例，例如名牌皮包、钻石。(2)炫耀财，又称为Veblen财：价格越高，需求越大，需求曲线变成奇怪的正斜率。(3)劣等财：所得增加时，消费反而减少（例如泡面）。(4)季芬财（Giffen goods），这是英国统计学者Sir Robert Giffen（1837-1910）观察到的怪异现象：一般商品的需求曲线是负斜率（价格愈低，需求愈高，反之亦然）；但是马铃薯价格上升时，穷人对马铃薯的需求反而上升，需求曲线变成奇怪的正斜率，就算马铃薯是最便宜的食物（劣等财），也是如此。
如果马铃薯是劣等财、是季芬财，那你为什么还会去麦当劳排队买薯条？Donald Walker在最权威的The New Palgrave: A Dictionary of Economics卷2页523-4，写了一篇回顾季芬财的文章。他说：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一项研究，运用家户行为的资料，证明个人的消费曲线，是季芬财的形式；在市场需求上，也找不到这种曲线。能找到市场需求曲线是季芬财形式的机率非常低，季芬财这项观念是难以理解的（elusive）。
季芬财是难以理解的？那么注重实证内容的马歇尔（Alfred Marshall, 1842-1924），怎么会在他那本影响几十年的《经济学原理》（1890）内，郑重其事地介绍这个观念？另一项事实是：1890年之后的一百年间，经济学界一直无法证明季芬财的存在，现在有些大一经济原理教科书，已不再提这个观念，直接把马铃薯视为一种劣等财（所得增加时需求减少）。
难以理解的季芬财
芝加哥大学出版的重量级期刊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1994年（102卷第3期）刊出John Davies的论文，才让我们明白季芬财不是抽象的观念，早在1845-48年爱尔兰大饥荒之前就存在了。为什么经济学界普遍认为，季芬财只是理论性的观念呢？因为经济学界在分析季芬财时，都没有理解到两项重要的前提。
(1)季芬财必须在所得逼近生存底线时才会出现；(2)必须在没有其它食物可选择替代时，马铃薯才会成为季芬财。也就是说，经济学家在正常的社会里，不可能找到季芬财，季芬财是只有在被迫求生时（survival imperative），被生存的压力驱迫时，才会出现的消费行为（subsistence-driven behavior）。经济学界找不到季芬财，因为他们总是用「效用极大化」的观点，来分析价格变动时，消费者会如何改变消费方式。
他们从未考虑过：是在哪种环境下，才会逼迫消费者做出季芬财的行为。换句话说，经济学界太注重正常环境下的consequence分析（价格变动后，消费选择的变动），忽略了在环境极端恶劣时的「怪异」行为。富裕时期的经济学者，把季芬财视为一种理论上的玩具（有趣但不存在）；19世纪的经济学家，在当时的背景下能了解食物压力，比较能接受季芬财的观念。
以一位低收入的劳动者为例，在社会条件稳定时，他有能力买必需品（马铃薯）和奢侈品（肉类）。如果马铃薯的价格上涨，他就被迫放弃肉类，来购买更多的马铃薯，才能维持基本的卡路里数量。假设这位工人：(1)每天需要3,000卡的热量；(2)每磅马铃薯能产生300卡，每磅肉可产生1,500卡；(3)每天只有5元可购买食物；(4)肉类价格每磅3.5元；(5)马铃薯每磅0.25元。他的5元预算，可买1磅肉和6磅马铃薯，总共提供3,300卡的热量。
如果马铃薯价格涨到每磅0.5元，而他又不愿放弃1磅的肉类消费，那就只能买到3磅马铃薯和1磅肉类，每天只能转换为2,400卡路里，无法维持生命。若要活命，就必须把所有的钱（每天5元），都拿来买马铃薯（10磅），才能摄取维持生命的3,000卡。也就是说，劣等财（马铃薯）涨价后，这位工人在生存的压力下，被迫提高对劣等财的消费量。这显示季芬财的主要特性：这是只有在危及生存时，才会出现的反常消费行为；如果没有生存的压力，就不会发生。
对读过大一经济学原理的读者，我们可以用术语来解释：(1)季芬财出现时，消费者的需求曲线，不是交切在他的「预算线」上，而交切在他的「基本生存在线」。(2)基本生存线的位置，必然低于预算线。(3)无异曲线（即可以自由选择马铃薯与肉类的搭配组合），只可能出现在预算在线，不可能出现在基本生存在线。(4)季芬财出现时，消费者在生存的压力下，被迫只能选择一种食物（马铃薯），他的选择点必然落在X轴或Y轴上，而不是在第一象限内，称为角隅解（corner solution）。(5)消费者的所得效果，此时会大于（马铃薯和肉类的）替代效果。(6)季芬财必然是劣等财。
1847年爱尔兰的大饥荒
谈过理论架构后，现在来看爱尔兰的实际状况。马铃薯的原产地在南美洲，人类已有1万3千年的种植经验，大约在1585年传入爱尔兰。此时的食物组合以燕麦面包为主，搭配肉类与各项蔬果，还有奶制品。马铃薯刚引进欧洲时，主要是当作喂猪的饲料。17世纪时逐渐成为主要食物，18世纪时，和牛奶搅拌后，成为农民阶级的唯一食物。19世纪时状况更严重，连牛奶都没有了，马铃薯的摄取量愈来愈多。
这种粮食逐渐单一化的倾向，就是饥荒的前兆：90%的人口只靠马铃薯维生，成年人每天要吃8到14磅的马铃薯。要吃多久呢？1月1日到12月31日，年复一年，不吃就饿死。如果你还是搞不懂什么是季芬财，那很简单，只要三餐都吃马铃薯，连吃三天你就终身难忘了。
这样吃下来，不会营养失调吗？不会，因为马铃薯的营养相当均衡。如果你每天吃10磅，所摄取的卡路里是身体需求的132%，蛋白质是身体需求的167%，维他命C是1,485%，维他命B6是534%，铁质是344%，锌质是119%；唯一不够的是钙质，只有40.5%。也就是说，马铃薯吃不死人，只是会难受死了。
为什么爱尔兰人会陷入这种惨状？原因很简单：马铃薯引入后，原本存在粮食的压力舒解了，人口因而大增。17世纪中叶时，全国约有1.1百万人，两百年后19世纪中叶饥荒发生时，人口已爆增到9百万。增加最多的时期是1779-1841年间，人口增加率约172%，也有专家说不止此数。以人口密度来说，已经超过当时的中国，名列世界第一。简言之，爱尔兰掉进了马尔萨斯的陷阱，无法逃脱人口与食物之间的严重不平衡。爱尔兰变成欧洲最穷的地区，物质上的匮乏程度，和当时澳洲的原住民相当。
人口爆增而耕地不变的情况下，每户的平均耕地就被压缩到只剩1英亩。假设一户农家有两个大人和四个小孩（4至18岁），这六个人每人每天平均各需2,500卡路里，一天就要1.5万卡（等于43磅马铃薯），一年共要1.5万卡 x 365 = 547.5万卡 = 15,695磅马铃薯。这1英亩的地，如果全部拿来养牛，每年能「种出」6百磅的肉类，连两个人都养不活。若全部用来种马铃薯，就可以生产15,680磅，刚好维持一家6口的基本热量需求。
结论很简单：对一般人来说，快餐店卖的马铃薯是正常财；对穷人来说，马铃薯是能不吃就不吃的劣等财。如果我的耕地有限，上有老母下有妻儿，被逼得只能倾全力种马铃薯维生，其它食物都没得想，年头到年尾只能吃马铃薯，年复一年，不吃就只有死路一条，这时的马铃薯就是季芬财。
参考文献
Davies, John (1994): “Giffen goods, the survival imperative, and the Irish potato culture”,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02(3):547-65.
Walker, Donald (1987): “Giffen’s paradox”, The New Palgrave: A Dictionary of Economics, 2:523-4.
25经济成长对英文的影响
经济繁荣和语文丰富度，会有密切的关系吗？应该是吧，因为「男人有钱就变坏」（下一句是「女人变坏就有钱」），有了钱名堂就多，各式各样的名词和形容词自然跟着多起来。经济成长后，国际间的贸易更频繁，新产品、新名词、新概念跟着增加。这项逻辑大概没有人反对，有数字证明吗？有。
Reksulak、Shughart、Tollison这三位经济学家，2004年发表一篇论文，运用《牛津英文字典》（Oxford English Dictionary, OED）第2版的光盘内容，证实在公元252-1985年间，英文受到国际贸易的显著影响。依据他们的数据，现今使用英文的人口超过3亿，比使用中文的7.5亿人口（不止吧！）少一半以上。但英文是44国的官方语言（法文有27国，西班牙文20国），这44国的总人口超过16亿，占人类的1/4。现今常用的英文字（word）大约有20万，德文约18.4万，法文约10万，所以用英文来研究经济与语文的成长，应该有重要的代表意义。
OED初版的主编Dr. James Murray（他的座右铭是Nihil est melius quam vita diligentissima：勤奋人生胜过一切）
OED的初版，是1928年时由Dr. James Murray主编，共10册。OED编辑组从1858年起，向各界广泛征求各种书刊中，如何使用不同的引句（quotation）。开始时有1,300人响应，后来增加到2,300位学者共同投入，包括最有名的杀人犯Dr. W.C. Minor（详见Winchester《疯子?教授?大字典》）。Dr. Murray约收到5百万条引句，用来解说第1版内的252,200个单词。
第二版的20册在1989年发行，合计21,730页，共收录291,500个字，选用2.5百万条引句来解说词义。现在正在编辑第3版（OED3），预算额是5,500万美元；2005年11月时，已收录301,100个字词，每年约新增4千个新字词。OED的电子版1988年问世，2002年时是版本3（Version 3），各校图书馆大都有在线版可用。
OED第2版内对字词的解说，共有2,436,600条引句，其中有25,000条取材自《圣经》，这是最常被引用的书。其次是莎士比亚的著作，有33,300条，是最被常引用的作者。有多少经济学家被引用过多少次呢？亚当史密斯排名第一，524次；John Stuart Mill第二名，351次。常被引用的经济学家有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79次；Stanley Jevons有21次，Joseph Schumpeter有13次，Francis Edgeworth和John Bates Clark各8次。
公元252到1985年间，被OED引用的引句，分布在哪些时代呢？
公元
百分比
百分比累计
1至12世纪
1.0
1.0
13世纪
1.0
2.0
14世纪
3.5
5.5
15世纪
4.5
10.0
16世纪
10.0
20.0
17世纪
16.0
36.0
18世纪
11.0
47.0
19世纪
31.0
78.0
20世纪
20.0
98.0
无法辨别年代
0.5
98.5
我们很容易看出，被引用最多的著作发表在3个阶段：(1) 17世纪（16%），这是重商主义蓬勃发展的阶段。(2) 19世纪（31%），这是蒸汽机广泛应用、产业革命大跃进的时期。(3) 20世纪（20%），这是科技大成长、新兴国家独立、两次世界大战、国际贸易激增的世纪。
现在来看公元252-1985年间，新增的230,719个英文字词，分布在哪几个世纪。
公元
新字词
累计字词数
百分比
百分比累计
1至12世纪
7,681
7,681
3.33
3.33
13世纪
5,014
12,695
2.17
5.50
14世纪
16,561
29,256
7.18
12.68
15世纪
16,102
45,358
6.98
19.66
16世纪
35,810
81,168
15.52
35.18
17世纪
46,773
127,941
20.27
55.45
18世纪
21,735
149,676
9.42
64.87
19世纪
60,559
210,235
26.25
91.12
20世纪
20,484
230,719
8.88
100.00
答案和上个表一样：16-17世纪重商主义时期，成长率首次超过10%（15.52%、20.27%）；19世纪达到最高峰（26.25%），较惊讶的是20世纪（8.88%），竟然比不上18世纪（9.42%）。
接下来要玩经济学界最擅长的游戏：经济因素和英文字词的成长之间，有统计上的相关性吗？简单地说，就是要用计算机统计软件，以「新增字词」为「被解释性变量」，然后用人口、国民所得GNP、进口额、出口额、政府收入、政府支出这6项，当作「解释性变量」，来看双方的相关性。资料是1830-1969年间的年度统计，为什么限定在1830-1969？因为1830年之前无可信的经济统计数字可用，1969是因为OED内最近的引句是1969年引用的，所以只挑出这140年来做回归分析。对语言学界而言，这可能是奇怪或可笑的做法，轻松一下嘛，看经济学界有什么好论点可提供。
先说这个回归分析的整体解释度有多高。非常高，R平方值都在0.85至0.89之间：作者宣称他们编织的鱼网，一次就可以抓到这个大湖里8至9成的鱼虾。换句话说，英文字词的增长速度，和上述6项经济变量之间，有85%到89%的统计相关，在实证研究上算是非常显著了。因果关系的方向，是经济蓬勃带动新语词的增长。
OED的电子排版方式
接下来看个别变数的状况，答案恐怕会引起较多争议。(1)人口的增加和国民所得（GNP）的增加，对新字词有显著的负面影响。人口愈多，国家愈富有，新字词怎么反而会减少？应该是相反吧！(2)政府收入（税收）和支出（公共建设）的增加，也会显著减少新字词，这实在违反常识。(3)出口额增加，与新字词的增加有密切关系；这合乎预期，因为要卖东西到各国，必须学习更多外国文字与观念。(4)进口额增加，会减少新字词的增加。这又违反常识了：台湾半世纪来外国进口的商品，不知给我们的文字带来多少丰富的内容。
我的意见是：这样的回归分析，得到违反常识的结果，很难让人接受。作者硬讲了许多理由，来说明这些结果并非不合理，反而让人更难接受。我觉得这篇文章没有说服力，太冗长（28大页），有不少偏离主题的内容，在竞争性很强的期刊市场上，应该没有刊登的价值。我觉得有趣的部分，是它对OED内容的各种统计分析：各世纪间新字词的分布状况（表1、表2、附表A至附表E）。我觉得这篇文章的意义，是在提醒语言学界说，不要忽略经济因素对语言丰富化的影响。
参考文献
Lamberton, Donald (2002) ed.: The Economics of Language, UK: Edward Elgar.
“Oxford English Dictionary” (http://en.wikipedia.org/wiki/Oxford_English_Dictionary).
Reksulak, Michael, William Shughart II and Robert Tollison (2004): “Economics and English: language growth in economic perspective”, Southern Economic Journal, 71(2):232-59.
Winchester, Simon (1998): The Professor and the Madman: A Tale of Murder, Insanity, and the Making of the Oxford English Dictionary, New York: HaperColins （赛门?温契斯特着，景翔译：《疯子?教授?大字典》，台北：时报文化，2000）。
Winchester, Simon (2003): The Meaning of Everything: The Story of the Oxford English Dictionar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赛门?温契斯特着，林秀梅译：《OED的故事：人类史上最浩大的辞典编纂工程》，台北：时报文化，2005）。
26劣币驱逐良币：
格雷欣法则的原理与史例
经济学原理教科书里，最先提到的法则，可能就是格雷欣法则（Gresham’s Law）：Bad money drives out good（劣币驱逐良币）。其次大概是赛依法则（Say’s Law）：Supply creates its own demand（供给创造本身的需求）。如果你追女朋友时无微不至，嘘寒问暖事事服务到家，她可能就逃不出这种服务的陷阱。接下来你会变得不可或缺，随时召唤你做这做那。到了这个阶段，你自然明白什么叫做「供给创造本身的需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