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我稍微离题，谈一下赛依法则的原理与趣事。这是古典经济学派的一项重要前提假设，他们认为每个生产者，都知道自己产品的市场需求，所以供给和需求大致上会均衡，不会有过度供给或需求不足的问题。大家把这个观点，归功于法国经济学家Jean-Baptist Say（1767-1832）。其实最早提出这个概念的，是英国古典学派的创立者亚当˙史密斯（Adam Smith，1723-1790）。这个供给会等于需求的基本念信，直到1930年代才由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1883-1946），在他的《就业、利率与货币的一般理论》（1936）里推翻，取而代之的观念是：供给不一定等于需求。1929年经济大恐慌的基本原因，是「有效需求」（effective demand）不足，补救的方法是扩大政府支出，用「创造需求」来挽救经济。
其实这个想法的始祖，是以《人口论》闻名的马尔萨斯（Thomas Malthus，1766-1834）。但在赛依法则盛行的时代，经济学者只看重供给面，不认为需求面是个问题。凯恩斯因而替马尔萨斯写了60多页的传记，感念他的智慧，也为他过去所受委屈平反。从经济分析的贡献来说，马尔萨斯的「有效需求说」，重要性远远超过世人所熟知的人口论：人口增加的速率呈几何级数，粮食增加的速率呈算数级数。
Sir Thomas Gresham (c. 1519 - 21 November 1579)
事情扯远了，赶快回到主题来。你一定早已知道格雷欣法则，但一定不知道他是谁。有个简单的方法：进入英文版的Wikipedia，查Thomas Gresham（1519-79），你会看到5页的详细解说和相关图片。以下是我对格雷欣的简介。时间是16世纪的英国都铎王朝。在亨利八世到伊莉萨白一世期间，英国与法国、西班牙、爱尔兰之间的争战不断，国库严重亏空。主要的筹款方式不外三种：增加税收、货币贬值、国外借款。增税与贬值是内政问题，主权在己。外债则牵涉到三项外在因素：(1)英镑在国外的汇率，这会影响贸易收支与偿债的成本；(2)国际间的可贷资金是否宽裕，这会影响利息的高低；(3)英国的外债信誉是否良好，外国债主是否肯宽延或再借。这三件事情都需要靠王室商人（royal factor或royal agent），去欧洲各地张罗、协商、谈判。
王室商人要替政府处理外交、军事、贸易方面的事，甚至还要当地下大使和刺探消息的间谍。王室商人是古今中外皆有的角色，他们有些共通的特质：(1)本人或家族在国内的工商企业界有份量；(2)在国际上有声望与人脉；(3)政治上和经济上取得政府或王室的信任；(4)有谈判协商解决高层难题的技巧。台湾的辜振甫先生，在1970年代到2000年代初期，就是个好例子。政府对王商的报酬主要有三种形式：(1)颁赠爵位，(2)赏赐封地与田园，(3)授与工商贸易的特许。
格雷欣家族在都铎王朝期间，是名闻国际的王室商人。除了外债与外汇方面的重要贡献，Sir Thomas Gresham还在伦敦建造雄伟的交易所，伊莉萨白女王命名为Royal Exchange，后来虽然多次失火重建，但Royal Exchange之名沿用至今。他还立遗嘱独资创办Gresham College，是私人兴学的典范，至今仍在运作，但学术的重要性并不高。
以下把焦点聚在三个论点上：(1)举例说明发生劣币驱逐良币的原因与过程。(2)说明格雷欣法则在哪些条件下才会成立？(3)历史上有过反例（良币驱逐劣币）吗？在哪些条件下才会出现？
以晚清各省竞铸铜元的实例，简要说明格雷欣法则的真实性与严重性。1840年鸦片战争前后，中国的白银大量外流，造成「银贵铜贱」（银两价值高，铜钱相对贬值）。但到了1870年左右，由于英法德列强改采金本位，白银失去货币功能，国际银价大贬，因而大量流入中国，造成「银贱铜贵」（银两价贬，铜钱相对升值）。
晚清的铸币权不在中央而在各省，财政困难的地方政府，立刻掌握机会大铸铜元牟利，简要过程如下。(1)铜元的购买力（相对于白银）上升，所以只要能铸出铜元，民间就有需求。(2)为了大赚一笔，新铸的铜元会保持原有面值，但减少成色（含铜量）。(3)财政困难的甲省，会去搜购含铜量较高的乙省铜元，熔化后铸出成色更低的铜元来牟利。(4)民间自然会把成色较佳的铜元留下，把烂钱用出去，造成劣币驱逐良币。(5)各省竞铸铜元，铜钱愈铸愈小成色愈差。到了清末，情况严重到抓一把铜钱撒到水缸内，钱竟然轻到会漂浮起来。格雷欣法则运作到这个程度，就知道这个国家完蛋了。
铜元崩溃后民间用什么钱？因国际银价大跌，外国的银元大幅流入，例如日本的龙银，墨西哥的鹰洋（有一只老鹰标记的银元）。这对有长久银荒症的中国，岂不是好消息么？对工商业界来说，银子是便宜方便了，但对穷苦的劳工与农民，银子还是可望不可及的贵重物品。平民百姓几百年来，日常交易的铜元劣质化，等于是物价急速上涨，生活变得更不稳定更痛苦。另一方面，由于国际银价大跌，中国的丝绸茶业磁器出口，只能换到不断贬值的白银；但购买外国的轮船枪炮时，就要付出更多的白银。简言之，白银贬值导致中国的贸易条件恶化，这怎么会是好消息？
故事说到这里，你大概已可猜出格雷欣法则运作的条件了：（政府规定）好钱与烂钱的购买力相同。也就是说，如果有好几种币值的铜元（例如50元，20元，10元）同时在市面流通，各自的成色不一，含铜量也和面值不成比例，但政府却规定铜元的购买力依面值而定。这时就会发生格雷欣法则：我会把成色好的铜元留在手边，把成色差的钱币花掉。每个人都这么做，市面上就会充斥劣币，良币被藏起来，在市面消失了。
还有一个更基本的观念要厘清。其实在公元前4-5世纪时，希腊已有劣币驱逐良币的记载，13世纪的法国也有类似的记载。天文学家哥白尼在16世纪初，对这种现象已做过很好的分析，但为什么还称之为格雷欣法则呢？原因是英国经济学者Henry Macleod（1821-1902）在他的《政治经济学要义》（Elements of Political Economy，1858）里，误以为这是格雷欣最先观察到的现象。其实格雷欣从来没表示过这个见解，真正分析过这个原理的哥白尼反而被忽视了。这个天大的误会，纯粹是Macleod的知识不足。我们今日所熟知的说法“Bad money drives out good”，是谁提出的呢？那是英国著名的新古典学派名家Stanley Jevons，在Money and the Mechanism of Exchange（1875）提出的名言。和这个说法较接近的，是1612年Henri Pollain所说的：“Bad specie smothers and drives out good specie”。
上面说过，格雷欣法则运作的第一个原因，是政府强制规定良币与劣币的交换比例：好钱与烂钱的购买力相同。日常生活中，我们常用「劣币驱逐良币」来表示「反淘汰的效果」。例如在公家机构内，有人努力工作（良币），有人摸鱼打混拍马（劣币），但同一职等的员工，政府规定的薪资相同。日子一久，劣币逐渐占上风，良币就消沈了。所以问题在于：同酬不同工，就会导致反淘汰。如果努力工作的人薪资较高，打混拍马的人薪资较低，政府不强制同职的人必然同酬，视表现而有不同的薪资，就不会有反淘汰现象。
格雷欣法则的第二项前提，是对货币的质量讯息不对称。现在请从口袋拿出一个硬币，你会看到外圈圆环上有许多垂直的刻线。这个设计当然不是担心你会手滑，把钱滚到阴沟里，而是古早防止刮钱的设计流传至今。我领养的流浪狗，己被宠坏到没有独自过马路的能力，但每次排泄后，都要用腿拨砂石掩埋。这是古老的本能，残留在现代的狗身上：减少被敌人追杀的机会。
同样的道理，中世纪铸造钱币的技术不够好，金银币质又软，很容易用刀子从边缘偷刮一小块，俗称「让钱流汗」。长程贸易发达后，意大利、西班牙、法国铸的金银币在各地流通，就出现专业的银钱业者，一方做兑换业务（甲乙丙丁各国的钱币互换），二方面做汇票兑现业务。缺德的moneychanger三头赚：一方面赚兑换手续费，二方面赚汇率差价，三方面收到优质良币后，晚上就让钱流汗，然后把被「剥削」过的钱（已从良币变为劣币），流通到市面上。
这些银钱兑换业者，对哪个钱是良币哪个钱是劣币，当然一目了然。但非银钱专业的商人与百姓，在不知情或被蒙蔽的情况下，就收下劣币在市场流通。日子久了被骗的人多了，铸币者就在钱币设计垂直小线，防止让钱流汗。这就引出劣币驱逐良币的第二项条件：对货币的质量讯息不对称时，劣币容易在市面流通，行家把良币藏起来不肯花掉。
Moneychanger
货币质量讯息不对称的问题，对现代人已无意义，因为：(1)现代的仪器精良，假钞不易在市面流通。(2)讯息传递快速，不易长期广泛地蒙蔽。(3)已全面使用纸钞、支票、信用卡，无良币与劣币（成色优劣）的问题。现在较担心的是良币驱逐劣币。如果你去峇里岛旅行，会发现他们的币值实在太低。我去超市买东西时，几十块的零头因无铜板可找，竟然用几颗糖果找零。峇里岛的国际观光客终年不断，为何不直接改用美元？不行，因为美元（良币）成为官方货币后，印度尼西亚币（劣币）就没人要用了。
最后一个问题：在金属货币时代，有可能发生良币驱逐劣币的情况吗？要符合哪几个条件才会发生？在哪些国家发生过？为什么很少听说？在此只提一下简要的过程与学理。
依我目前所知，只有在西汉的文帝、景帝时期发生过。它会发生的三项条件是：(1)政府不规定良劣币之间的交换比例，也不规定好钱与烂钱的购买力相同。(2)政府鼓励民间自由铸币（放铸）。民间的铸币者，为了让自己的钱（商品）在市场更有竞争力，就竞相提升货币的质量（提升成色），良币就逐渐把劣币驱逐出去。(3)政府设「衡钱法」，让好钱与坏钱在市场交易时，可公开评比质量，让收授双方对钱币的质量，在讯息上能公开、对称。这套做法的缺点是：政府损失大笔的铸币收入，所以到了武帝时，因为讨伐匈奴需要巨额财政收入，就废止这套世上少见的放铸政策。
参考书目
Dutu, Richard, Edward Nosal and Guillaume Rocheteau (2005): “The tale of Gresham’s law”, Federal Reserve Bank of Cleveland Economic Commentary, October 2005 (4 pages).
Mundell, Robert (1998): “Uses and abuses of Gresham’s law in the history of money”, Zagreb Journal of Economics, 2(2):3-38. (http://www.columbia.edu/~ram15/grash.html)
陈彦良（2008）〈江陵凤凰山称钱衡与格雷欣法则：论何以汉文帝放任私人铸币竟能成功〉，《人文及社会科学集刊》，20(2):205-41。
原刊于《历史月刊》2009年9月号
27笃姬经济学：
日本在1860年代开国后的贸易利得
日本的NHK电视台在2008年初，推出轰动的连续剧《笃姬》，制作费据说超过30亿日元。这50集的收视率，最低的是第1集〈天命之子〉（20.3%），最高的是第48集〈无血开城〉（29.2%）。2009年在台湾开播后也引起一阵热潮，播完一轮后立刻回放，我每星期有五天守着电视不敢遗漏。这部历史剧拍得实在好，演员阵容庞大坚强，听说酬劳并不高，主要的资金投在服装（真是漂亮高贵的和服）、建筑、器物这类的历史考证上。
天璋院笃姬，1836-83
从中日文的维基百科内，可以看到详细的演员名单与角色说明，也能看到例如「花道指导」、「扇子制作指导」、「香道指导」、「萨摩语指导」，这类的专业技术人员。老牌演员如松坂庆子（饰女侍从几岛）、高桥英树（饰萨摩藩主），年轻新秀如宫崎葵（饰笃姬）的表现，也都可圈可点。我觉得NHK的《笃姬》，和英国BBC播映的《都铎王朝》（The Tudors，3季共28集）一样精采。
从政治的角度来看，日本天皇是虚位元首，政权掌握在德川幕府手中。天皇和幕府都主张锁国攘夷，但在九州岛鹿儿岛的萨摩藩，以及在江户地区的长州藩，这几个「外样大名」主张开国通商。他们希望改革或甚至推翻幕府，主张「大政奉还」，由天皇主政。萨摩藩的第11代藩主岛津齐彬（1851-58在任），把养女笃姬嫁给德川家族的第13代将军家定（1853-8在任）。家定逝后，由家茂继任第14代将军（1858-66在任）。
笃姬于1856年11月成为第13代将军的正室（御台所）后，就担任大奥（内宫）的主导者。家定的生母（天寿院）在媳妇进门后，就退居侧院（因为天寿院是侧室）。1861年12月，仁孝天皇的第8皇女和宫（静宽院），下嫁第14代将军德川家茂。笃姬（天璋院）在媳妇进门后，并未和她婆婆天寿院一样退居侧院，仍然主导大奥，直到1868年3月「无血开城」离开江户城为止。3
前面说过，王室和幕府主张锁国攘夷，但有实力的外样大名（如萨摩藩），却主张开国贸易。如果时光能倒流，双方能请教经济学者，客观分析锁国或开国的利弊得失，说不定可以避免「安政大狱」（1858）和「樱田门外之变」（1860）这类的党争株连杀戮惨事。
日本的锁国政策始于1639年，禁止与外国有任何接触。唯一的例外，是在长崎港维持和荷兰、中国之间的小额贸易。但愈来愈紧缩，到18世纪末时几乎已无重要性。在锁国的末期（1850年代），日本平均每个国民的进口额约0.6美分。相对地，1840年鸦片战争被迫开港通商时，平均每个中国国民的进口额约有9美分，是日本15倍。锁国时期的日本，透过琉球也有一些小额贸易；琉球虽然臣属中国，但真正控制琉球的，是鹿儿岛的萨摩藩。
让日本有开国之议的是，美国准将贝里（Commodore Matthew Perry，1794-1858），1853年率船队抵达江户附近的港口。1854年贝里再度来访，带来2倍规模的船队，积极要求开港通商。开国派与攘夷派的意见相持不下，经过激烈讨论才在1859年7月签约，指定3个港口（后来增为5个）通商贸易，收取低额的进出口关税。1860年开放贸易后，日本的进出口额在25年内急剧增加：若以25年的趋势图来看，进出口线条大约成40度角的走向。1873年时，日本平均国民的进口额79美分，约是同时期中国的3倍。
美国准将贝里（Commodore Matthew Perry，1794-1858）
用现代的经济语言来说，日本在开国时期的贸易约有4项特色。(1)在1860年刚开国时，以当时出口品的价格来看，国内各行各业的竞争已经相当激烈。(2)但在国际贸易上，日本是国际行情的接受者（price taker），而非国际行情的订价者（price maker）。(3)政府对出口贸易并不奖励也无补助，反而课出口税。(4)开国后的20-30年间，并未因贸易而改变日本的产业结构。
下面的表格显示，1868-75年间的进出口结构，以农产品和简易的工业制品（小农作物、丝）输出为主。形态上是以「比较利益」作为贸易的基础：工资低、成本低、售价低。这是典型开发中国家的早期贸易形态，台湾在1950-70年代也走过类似的路。进口品中有1/3是农产品（米、糖），2/3是英国的棉花与羊毛产品，以及军火武器和机械制品。
表1：1868-75年间日本的贸易结构
产品
进口（%）
出口（%）
(1)非食物性农产品
丝
蚕卵
其它（棉花、植物腊）
(2)食物性农产品
茶
米
糖
其它食物
(3)其它原料
燃料（煤与木炭）
其它
(4)纺织品
棉纱
棉布
羊毛
其它纺织品
(5)其它制造品
武器与军火
机器与工具
各式制造品
2.2
10.8
9.9
4.2
3.1
15.1
18.4
19.2
1.8
2.7
1.4
11.235.9
15.7
2.7
28.2
8.2
1.9
2.9
0.2
4.3
开国贸易20年后（1880），日本才开始用西方的技术生产，进入早期工业化的阶段。为什么在1860-80年间，日本不积极运用关税来保护本国产业，生产原本需要进口的产品呢（经济学者称这种方法为「进口替代」）？主要的因素是地狭人稠，耕地不足加上气候条件的限制。例如占进口大宗的蔗糖（9.9%），就很难在国内耕作。另一项大宗进口品是羊毛（19.2%），当时日本没有可以生产羊毛的羊只，只好完全仰靠进口。在劳动力供给丰富（甚至过剩）的情况下，还是以劳动密集型的生产模式为主，只有棉纱与纺织业采用西方的机器生产。
Bernhofen与Brown这两位作者，接着问一个假设性的问题：如果日本在贝里初次带船抵达日本时（1852-3），就积极开放国际贸易，而不是拖到1860年才勉强开国，国内生产毛额（GDP）大概会增加多少？透过各种假设与复杂的计算，他们认为贸易的利得可能会让GDP提高8%到9%，这是相当高的数字。如果用「黄金两」（日本币）来表示，他们估算在1868年时贸易所产生的利得，全国平均每人约有0.05两。翌年增为0.13两，1870年时大增为0.3两，1873年0.34两，1875年0.32两。这些都是很显著的所得增加，因为1840年平均每人的所得约只有2.3两，1870年时快速增至4.76两，国际贸易必然是重要的因素。
现代的经济学常说「贸易是成长的引擎」，鼓吹透过贸易互通有无，让各国的「天赋资源」和「比较优势」，透过贸易让各国快速成长。闭关自守的结果，会造成内部过度竞争，稀少性资源价格过高，技术进步趋缓。萨摩藩很早就和琉球有贸易往来，知道西洋的科技与军事优势，所以强烈主张开国通商。
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岛津齐彬处心积虑，把笃姬嫁入主张锁国攘夷的德川幕府，自己成为第13代将军德川家定的岳父。可惜幕府和天皇的立场一致，都反对开国通商。笃姬并没有完成齐彬托付的任务，心急的萨摩藩就和实力强大的长州藩连手，出兵攻打江户的德川幕府。
幕府把「大政奉还」天皇后（1867年11月），日本进入明治维新（1868年10月）的新境界。接下来，1894年甲午战争打败中国，1931年占领东北，1937年入侵华北，打遍东南亚。日本帝国主义在这50年间的急速发展，开国与贸易政策是重要的关键。2008年的历史连续剧《笃姬》，又赚走台湾不少外汇。历史真的没有用吗？
参考书目
Bernhofen, Daniel and John Brown (2004): “A direct test of the theory of comparative advantage: the case of Japan”,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12(1):48-67.
Bernhofen, Daniel and John Brown (2005): “An empirical assessment of the comparative advantage gains from trade: evidence from Japan”,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95(1):208-25.
童门冬二（2009 刘子倩译）：《笃姬：挽救德川、统领大奥的女将军》，台北：商务。
原刊于《中国时报》2009年9月6日
28大英帝国的经营长期而言合算吗？
1980年代初期，我在法国某个小城的路上，看到一个极其落寞的面孔。那是个高瘦的中年人，五官端正，拿着廉价的蓝白塑料提袋上街购物。整体而言，气质还算不错，但没到出众的程度。为什么会吸引我的目光？因为他的体型与面貌完全是白人，但皮肤是半黑半白的奇怪灰色。我猜他母亲是法国人，父亲是殖民地的黑人，才会被带回法国生活。他的外表注定了社会的疏离性，我很少看到这么孤怜的面孔。
法国不只对外国人排斥，连从殖民地回来的本国人，都难以完全融入法国社会。其中最有名的，就是原本在北非殖民地阿尔及利亚生活过的法国人，回国后被称为黑脚（pieds-noirs）。他们虽是白人，但在非洲住久了下半身已染黑。黑脚的口音与行为方式，和巴黎的文化有明显差距，形成独特的圈子。其中最有名气的，是1957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卡缪（Albert Camus, 1913-60），3年后因开车出事英年早逝（46岁）。
除了法属黑色大陆的诸多问题，阿尔及利亚在1950-60年代独立战争时期，也造成严重死伤。今日的回教居民，在法国社会也有融合的困扰。帝国主义在短期内，占领许多领土，掠夺无数资源，开发广大的海外市场；但帝国逐渐衰退后，殖民地的包袱就要由子孙承担。例如1950年代，法国在越南殖民地的奠边府之战，伤亡惨重。同样的现象在伦敦也可以看到：旧殖民的各色人种在英国各地活动，带来财富与智慧，但也带来各式问题。
这些显而易见的现象，让人不禁怀疑：如果计算利弊得失，帝国的长期经营合算吗？换句话说：从历史的眼光来看，帝国是资产还是债务？有可能设计出一套「帝国帐」，来对比长期的损益吗？
持负面见解的人，认为有日不落国之称的大英国协，对英国而言是个钱坑。要出兵保护各属地，虽然有贸易上的盈收，但整体而言是赚得少负担重。尤其在二次大战后，各殖民地在政治上逐渐独立，但经济、货币、财政上有困难时，还是要过去的老大哥出马。对现代英国人来说，帝国是祸延子孙的赔本生意。
牛津大学的经济史学者Avner Offer，在1993年发表一篇反论，提出具体的数字与无形的收益，力辩帝国的经营对英国而言，是利远大于弊的长期投资。这篇文章思路清晰，相当有说服力。以下分点解说他的主要证据。
Avner Offer
(1)帝国的全球军事支出，对财政确是一大负担。但这也提供海外投资的机会，而且获利率比国内投资高。1870-1913年间，国内投资的平均报酬率约4.6%，海外投资则有5.7%。这1.1%的差别有多重要？1930年代的海外财富所得，约占国内生产毛额（GDP）的9%。这1.1%利润差额，若换算成国民所得约有2%，这不是个小数目。当然，海外投资的利润高，也表示海外的市场较不健全，风险也较国内高。
(2)最主要的批评，是殖民地的存在，让国防支出大增。在1860-1912年间，英国的国防支出，比德法两国高出2.5倍。换个角度来看，国防支出等于是对殖民地的巨额补贴。这种补贴远超过从殖民地贸易的利得，所以殖民是不合算的生意。如果英国的国防支出和德法相同，则税赋可以减少2%，民间的课税率可以降低12%。所以帝国是不理性的投资，英国的投资者帮政府扩展帝国，是更不理性的行为。
Offer提出1870-1914年间的证据，反驳上述说法。英国的国防支出，占国民所得的百分比（2.95%），长期而言和德国相当（2.86%），比法国（4.52%）少1/3。若用英镑来表示，每个国民每年约分摊1.07英镑的军费，德国的平均国民分担额每年约0.69英镑，法国约1.05英镑（和英国相近）。
为什么会有英国海外军费特别高的印象呢？原因有二：(a)法国的国防支出被低估了。(b)英国虽然打赢和荷兰在南非的波耳（Boer）战争（1899-1902），但也付出高额的军费（约国民所得的7.5%），让世人有英国军费太高的印象。其实海外的高军费，也协助国内解决失业问题，大约吸收了3%-5%的男性劳动力。整体而言，除了波耳战争期间，英国的军事负担并不比法国高，也比德国高不多。
Offer提出一个详细表格，主要的讯息如下。(1)帝国在1909-10年的总人口，约394.8百万（包括英国、自治的属地如加拿大、澳洲、纽西兰、南非，以及印度和各地的小殖民地）。(2) 1909-10年的军费总支出，约52.522百万英镑。(3)平均每个子民的国防负担额约0.13英镑。(4)若把海军支出也算入，平均每个子民的负担额约0.22英镑，远低于过去的认知。
(3)现在换个角度，来看帝国圈内的贸易好处。在1907-8年间，英国输出到殖民地与属地的金额，约520.14百万镑；从帝国各地的进口额，约649.61百万镑，进出口合计1169.75百万镑。但英国对属地与殖民地的海军支出，总共才35.14百万镑。也就是说，英国海军每支出3英镑，就能在海外做100英镑的生意，怎会不合算呢？
现在反过来，从殖民地和属地的观点来看。加拿大的海军每支出0.07英镑，就可在大英国协内做到100英镑的生意，更是合算。这个数字在澳洲是0.22英镑，在纽西兰是0.27，在南非是0.12，在印度是0.19。换言之，大英帝国内只要支付低廉的军费，就可保障国协的巨幅贸易。帝国怎么会是经济上的负担呢？帝国是一只金鸡。属地与殖民地帮助英国的成份，其实远大于英国帮助属地的成份。大英帝国怎么算都赚。
简言之，帝国的军事成本过去被高估了，有不少潜藏的好处被忽略了。英国在世界各地活动，所带来的好处并不小，但不易计算。英国往海外发展，对国内有许多可见的好处：扶持造船业、促进航海技术、帮助科学发展（例如达尔文的小猎犬号大航行）。其它好处包括提升国际地位、增广国民的视野、在各大洲的活动探险。把过剩的人口移往属地和殖民地，把罪犯流放到澳洲。还可以和各国的政府、精英分子、商界、金融界，建立长期深厚的关系，发挥帝国的影响力。
整体而言，英国大约支出国民所得（GNP）5%的成本，就可享受到许多优势与资源，国协之间的贸易，更带来相互的繁荣与成长。这种当世界大哥的美好感觉，以及因而带来的实质经济利益，让人深深体会到，帝国非但不是负债，而是英国的策略性资产。19世纪所缔造的帝国，并不是浪费资源的错误。
再举几个我们熟知的亚洲例子，来支持帝国的长期利益说。试想看看，过去的殖民地如香港、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度，每年有多少人去英国留学、学英文、旅游。这笔重要的收入，就是建立在过去的帝国经营。以我熟知的经济学界来说，1979年得诺贝尔奖的Arthur Lewis（1915-91），出生在英国中美洲的属地St. Lucia，在伦敦受教育，替英国带来莫大的光荣。1998年得到诺贝尔奖的Amartya Sen（1933-），在印度受完大学教育后，赴剑桥大学深造，日后也替英国带来光彩。这类的事不胜枚举。
Amartya Sen
我原本认为帝国没落后，殖民地就变成英国的负担。Offer这篇论文相当有说服力，改变了我的认知。但我还是觉得法国的状况不同，殖民的长期代价恐怕超过收益。各国的状况不一，需要个案检讨，这是个值得争辩的题材，有许多优缺点容易流于主观的认定，不易相互说服。
参考书目
Offer, Avner (1993): “The British empire, 1870-1914: a waste of money?”,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46(2):215-38.
29帝国桩脚的为难与苦恼
大英帝国在极盛时号称「日不落国」，全球都可见到米字旗飘扬。大家熟知的主要会员国有：加拿大、纽芬兰、澳洲、纽西兰、南非、印度。这几个「国家」之间组成紧密的团体，在军事、政治、经济、金融、文化各方面密切交流，成为世界最大的「帮派」。这些会员国在大树下好乘凉，有事时「帮主」会调度资金与人马，协助解决问题。但和帮派组织一样，如果盟主势力衰退，或对盟下诸国有不合理要求时，这些桩脚怎么办？是要为公益而忍私利，或是要独立自主避免诸多牵扯？要享受别人的庇荫，就要预想到日后的麻烦。第一次世界大战（1914-8）之后，大英帝国势力衰减，国协会员各自有问题要解决，还要顾及盟主的利益。
1921年鼎盛时期的大英帝国版图
这篇故事的主题，是澳洲在1923年左右，为了挽救经济而想回复金本位。但英国内部对是否回复金本位，一直有不同意见。身为桩脚的澳洲，只好不断请求英国赶快回复金本位。此事在1925年4月圆满落幕，但若英国决定不回金本位，就很难说这些桩脚国，是否还愿意支持盟主。以下先简述金本位制的始末。
英国施行金银复本位制，已有好几世纪的历史，主要特点如下。(1)明确规定1英镑的纸币，可换到多少黄金或白银。金银都是法定货币，金银之间有法定的交换比例，有一段很长时间约是15:1。英国因为贸易顺差，累积的白银太多，加上采矿与提炼技术的进步，导致白银产量过多，造成银贱金贵。
1870年左右，英国决定把复本位改为金本位，废止白银的货币地位。德法美诸国跟进。英格兰银行成为金本位的总舵手，哪个国家出现金融问题，总裁打个电话协调一下，就能解决大部分问题。金本位有什么好处呢？简单地说，会员国的货币都要用黄金作为发行准备，币值都要用黄金含量来表示。例如瑞典和俄国的商人交易时，双方立刻明白对方的报价，等于多少重量的黄金。
另一个好处是，任何人拿着黄金俱乐部会员国的货币，都可去该国的银行，兑换等值的黄金。也就是说，金本位国的纸钞都能换成黄金，多有保障啊！日本在1880年代末期很想挤入列强，但国库实力不足，就发动甲午战争，打败中国强索巨额赔款，才有足够财力加入黄金俱乐部。
这套美好的金本位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暂时中止，主因是英法德列强互战。战后在巴黎凡尔赛和约时，各国讨论是否要恢复金本位，但德国败战后付不出巨额赔款，英国虽然战胜但已打穷，英格兰银行无法保证英镑可以兑换黄金。回不回金本位，关系到英国的世界领导权。昔日的大英帝国已显出疲态，若要回复金本位，就先要解决国内的高失业与高通膨。
凯恩斯这派的经济学者极力反对，认为打肿脸充胖子不但有害英国，更会误导国际货币体制。但大英国协内有不同的声音，希望重振帝国雄风，南非和澳洲劝进尤力。当时的财政部长丘吉尔，左右为难陷入长考，拖了好几年后，终于在1925年回复金本位。此事被凯恩斯不幸言中，6年后（1931年9月21日，日本发动918事变之后3天），英国宣布脱离金本位，德法列强跟进，半世纪来风波不断的金本位，在1934年美国也退出后，宣告寿终正寝。
以上是金本位的大略兴衰过程，以下的故事是在解说，澳洲在第1次世界大战期间，虽然损失不严重，但战后的经济问题，迫使政府积极想回复金本位。然而澳洲在国际金融的地位，无法登高一呼或任意行事，只能不断请英国带头。但英国左右为难，澳洲在母子国的结构下，无法独立采取有利的金融政策，又不敢强硬脱离大英国协。以下简述这个桩脚国的痛苦经验。
英镑若不回复金本位，汇率就不容易稳定，因为无法用固定的黄金含量，来表示货币的价值。这样就容易引发对英镑的投机买卖，对全球的金融不利。另一方面，瑞典在1924年3月率先宣布回复金本位，德国也有此打算。大英国协的南非，也顾不了盟主的面子，在1925年元月宣告回复金本位。澳洲当然也想这么做。英国政府已默认这是不可回避的趋势，但总希望澳洲「相忍为国」，等英国宣告之后才跟进。这些事显示，英国必然要回复金本位，迟疑的主因是要选一个较好的时间点。
凯恩斯，1946
为什么澳洲急着逼迫英国表态？主因是担心国内通膨变剧，澳币的汇率不稳，热钱流进流出投机套利。但在盟主的要求下，也只能屈服顺从。英澳双方同意，回复金本位有几个好处：稳定汇率、减少贸易逆差、减缩通货供给（降低通膨）。由于战后英国经济转劣，失业率与通膨率高升，造成原为国际领导货币的英镑贬值。
1922-4年间，澳币相对于英镑升值5%。羊毛是澳洲的主要出口品，价格也跟着上涨，外汇收入大增，更加重澳币的升值压力。但在1924-5年间，澳洲的经济开始衰退，民间的投资减少，信用体系开始紧缩。接着就禁止黄金出口，担心黄金存量无法支撑货币的发行量。
大英国协各国也有类似的问题要解决，就想回复战前的金本位，一方面用以控制货币发行量，二方面稳定各国的币值（汇率），三方面促进贸易的稳定性。澳洲政府对这件事的态度积极，原因有两点。(1)养羊业和农业部门缺乏资金，而这是澳洲最主要的出口业（外汇来源）。(2)政府发行价值3.8千万英镑的公债，但有6百万卖不掉。财政部请求银行吃下5百万，但墨尔本的银行不肯，因为他们要保留资金，贷款给羊毛业者和农民，银行只肯借钱给财政部6个月。其它地区的银行也不肯配合。
政府面对这些金融难题，更明白必须返回金本位，才有可能让货币发行量、物价、利率、汇率回复均衡。所以一方面禁止黄金出口，二方面逼劝英国速返金本位，三方面放话说：澳币不一定要钉住英镑，如果英国不回金本位，澳洲也不一定要跟随。
但是英国极力阻挡，因为1923年11月时，英镑与美元的兑换比例，离预期的1英镑=4.86美元还差12%。英镑太弱，还不是重返金本位的时间。英国硬是不答应，澳洲再怎么说狠话也没用。澳洲眼前的主要困难，是如何提供宽松的资金给厂商，而又不会引发物价上涨，所以才急切地想重返金本位。
但澳洲的经济规模，没有大到能独立自主，国际金融的地位，还不够资格自行宣布返回金本位。若硬逼英国的话，日后澳洲有困难时，伦敦的资本市场恐怕不会出手相救。但澳洲的产业若不速救，恐怕汇率不稳外销受损。情急之下，澳洲政府把原先的「大英国协银行」改为「中央银行」，意思很明白：表明态度要独立于国协的牵制。
1925年元月8日，澳洲官方正式通知英国，他们要重返金本位了。如果真有本事，片面宣布即可，何必照会英国？其实这只是逼宫的手段，目的是要英国同意背书。在一旁观察的美国，也知道英国非重返金本位不可，否则大英国协一旦溃散，对全球政治经济的冲击非同小可。美国于是伸出援手，在财务上支持英国。保守的英国财政部门，在丘吉尔的领导下还在迟疑。各方早已隐忍不住，逼问英国何时要采取「决定性的步骤」（definite steps）。英国的回答是：还没有最终的决定，但「不是没有可能」（not improbable），有可能在2个月内做出决定。
澳洲政府对这种回答失去耐心，1925年2月18日撤销黄金出口的禁令，这就把英国逼到墙角了。2月22日，英国政府希望澳洲政府稍缓，好让英国与国协的会员国，同时宣告重返金本位。澳洲政府不接受这种说法，因为南非在去年（1924）7月1日，已自行宣告重返金本位，英国也无可奈何。事情拖到3月6日，澳洲内阁决意要重返金本位，但还是要和英国商议宣告的时间。3月20日，英国内阁终于决议重返金本位，但希望在4月28日的预算报告后才宣布，澳洲只好同意。
事情终于圆满落幕：英国与澳洲以及其它国协政府，同时宣布重返金本位。为什么南非能在1924年7月就宣布，而澳洲要一忍再忍？主因是澳洲的自有资金不足，要靠英国借资金、借黄金才够用。另一项原因，是澳洲的资本市场不发达，必须靠伦敦的支持。政治桩脚不好当，帝国的桩脚也要忍气吞声。
参考书目
Tsokhas, Kosmas (1994): “The Australian role in Britain’s return to the gold standard”,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47(1):129-46.
30纽约股市1929年大崩盘：股价泡沫说
1929年10月纽约股市的大崩盘，引发最严重的世界性金融大恐慌与工商业大萧条。好几个国家的失业率接近或超过20%，全球贸易急速萎缩，甚至还帮助希特勒日后的兴起。这么严重的股市崩盘，有人说是货币的因素：信用融资太宽松。有人说是产业结构性的因素：欧洲在第一次世界大战（1914-18）期间严重破坏，在1918-28年的积极建设过程中，购买许多美国钢铁与各式产品，导致美国产业过度扩张。到了1929，欧洲对美国产品的需求锐减，导致供给过剩，凯恩斯引用马尔萨斯的观念，称之为「有效需求不足」。换言之，上市公司的获利，产生结构性的下滑，高速成长的股市自然会崩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