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9年10月纽约股市的大崩盘
还有一种说法：纯粹是泡沫吹得太大，崩溃是股市狂热的必然后果。我认为此说的证据最直接、最简单、最难推翻。相对地，运用过度复杂的计量统计分析工具，表面上看来既科学又耀眼，其实内藏不少可疑的资料操纵，反而不如肉眼直观的说服力。
先简述1926-34年间，纽约股市指数的激烈起伏。若以1926的股市指数为底（=100），1926到1929年10月之间的指数，以将近45度角的趋势爬升。如果飞机以这种角度飞行，你必然感到相当不舒服。但股市正好相反：反应热烈，男女老少、私人与法人、贫富贵贱、白领蓝领、菜蓝族，都搭上这班「发财特快号国民列车」。股市崩盘的历史教训、「人为财死」的古训、专家的良心建议，一概无效。
离题说一件类似的事：2008下半年从美国引发的金融危机，我认为根本的祸源，就是联邦储备银行主席葛林斯潘（Greenspan）的宽松政策。美国总统4年选一次，每任都希望经济情势大好，自然喜欢葛林斯潘这种华尔街出身的犹太金融专家，甚至还让他连五任。这位主席当然明白，他的行为等于是长期性的纵火，但总统与民间就是喜欢看火势猛烈的烟火。在良心的驱使下，1996年葛林斯潘提出一句名言：「非理性的繁荣」（irrational exuberance），一方面警告大灾难必然发生，二方面为自己的行为脱罪。耶鲁大学的教授Robert Shiller，2000年用这个警世的标题，写了一本畅销书《非理性的繁荣》。火种早已播下，只是到2008年才以「次级房贷」这个症状爆发崩溃。
纽约股市在1929年10月达到顶峰：指数超过220，表示2年半内股市上扬2.2倍。10月24日（黑色星期四）和10月29日（黑色星期二）的两次大跌后，指数开始垂直下落，一年内跌到145左右。接下来是可预见的反弹：1930年中的指数约170。但随后是更严重的下滑：1931年中的指数只剩110，跌回1926年初的价位。
整体来说，1926年之后的短期急速上涨，应该是狂热性的买进；1929年10月之后的自由落体，应该是失序性的狂卖与落井下石。有人提出证据，说联邦储备早已预见股市过热，因而采取信用紧缩政策，但股市圈内的信用贷款，反而急速抗涨（供投机买卖股票），这才是泡沫化的主因。其实会形成泡沫，还有诸多的内外在因素，析述如下。
前面说过，一次大战后欧洲重建的强烈需求，造成美国经济大繁荣，国民所得大增，失业率大减。工商业与制造业在这股景气下，兴起合并整合的热潮，有水平式的也有垂直式的，目的是在追求更大的产业规模、更多角化的经营、更高的利润率。工商产业的整倂与开发新产品，都需要金融界提供更多资金。但前面说过，美国的金融当局已察觉经济过热，改采保守谨慎的货币供给政策。企业界从商业银行贷不到钱，自然转向股市集资，手法就是耳熟能详的「印股票换钞票」。
股市炒热后，商业银行在财政部的管制下，不便融通巨资给产业界，但总不能眼睁睁地看着这大块肥肉流口水。对策很简单：商业银行开始附设证券业，代理买卖股票，提供资金给投资者，做投机性的杀进杀出。商业银行兼营股票号子的家数，1922年时只有10家，到1931年增加十倍（114家）。原本只是提供金融贷款的商业银行，大多数变身成为「投资银行」，代理股票上市业务。简言之，银行业和股市已密不可分，成为互利共生的生命体。接着又发展出新名堂：投资信托。主要的业务是做股票上市与代理投资，这些信托公司掌握的资金，庞大到几乎「富可敌国」，在股市呼风唤雨的影响力不言而喻。
保险公司当然也动了心，把保费投入获利率惊人的股市，主业（保险）反而比不上副业（股票）。这场「股票换钞票」的全民运动，在工商业、金融业、保险业合力煽风点火后，警觉的旁观者在1928年3月，就看出泡沫已形成了：同年的4、5月间，指数上涨15%。
有人界定泡沫的成形日是3月5日，因为「通用汽车」的股价在那天上涨7%，其它主要股票（例如RCA，美国无线电公司，1919-86），在那个惊奇的星期内上涨14%。通用股价大涨的主因，是总经理预测自家股票会从180涨到225，并向股东宣称公司的盈利会高达60%。RCA是当时的重要新技术提供者（有点像今日的苹果公司），1928年3月公布的「1927年度营业报告」，预期景气会愈来愈好，1928年的股利会比预期的高。
在这种乐观振奋的气氛下，主要企业（如美国铝业公司、航空运输业）的财务报告，也热烈呼应这片繁景。银行业的资产中，1920年时约有58%投入工商业贷款，但由于股市火红的吸金效果，到1929年时降到37%，表示原本投入工商业的生产性资金，已大幅转入股市（投机买卖）。
1928年3月泡沫形成后，哪些类型的股票爬升得最快？当时的股票主要可分成三大类：工业股、铁路股、水电瓦斯股。爬得最高也跌得最惨的是水电瓦斯股：1928年3月的指数约150，1929年10月己超过310，11月底时跌回150。这正是典型的泡沫：1年半内翻升2倍，1个月内跌回原点。
现在换个角度，用整体股价与股利的变化，来显示泡沫的形成与破灭。前面所说的股市指数，基年是1926，离大崩盘只有3年，不易看清全局。现在把基年退到1922，就可看到1922-30这8年间的大幅变化。从股价的角度来说，若以1922年的指数为100，1926年中期就上涨到200，表示泡沫的形成期，应该比前面界定的1928年3月更早许多。
泡沫急剧涨大的时间，是1926年中到1929年10月，指数从200涨到接近400，这是如假包换的泡沫。此处的重点是在「股利」：股票的实际价值（或公司的获利能力）。股利指数的变化曲线，在1922-8年间，基本走势和股价相同，甚至可以说是「亦步亦趋」，表示股价和股利并未脱离，这是很健康的讯息。然而从1928年3月左右，这两条线开始分道扬镳：股价指数涨到400时，股利指数才刚超过260。表示股市的投资人，比上市公司的经理人，对公司的预期获利更乐观（甚至是太乐观）。这是泡沫化的另一个重要指标。
Eugene White
举三个例子，说明股市的狂热现象。(1)证券商提供短期融资的金额指数，在1926-31年间，几乎与股价指数同步起伏，完全重迭，表示添油煽火的效果相当理想。这个短期融资指数，若以1926=100，在1929年10月股价顶峰时高达220，崩盘后1年内跌回100。(2)从股票垫款的利率来看，1926年尚未狂热投机时，短期利率约为4%-5%，1929年10月时竟然飙到15%。1930年中期股市崩垮之后，利率跌到2%还没人要借。这当然是短期投机性泡沫破灭的现象。(3) 1928年初起，号子涌入大量新面孔，女性尤多。证券商大幅开辟贵宾室，提供大量女性杂志，派专人解说股市变化，提供投资咨询，大力倡言「每个人都应该成为富人」（Everybody Ought to be Rich）。菜蓝族涌现时，你就该走了。
1970年代初期台湾股市开始狂热，我那时读大二，向家里要了5万元（那时不是个小数目），积极投入股市，对用功读书这种事根本看不起。我很快就受到惨痛教训，从此不再看股市行情。将近40年来，我不知听过多少股市悲剧，明白这种钱是我命中不该有的。鸟为食亡、人为财死的定律永远不会改变，前仆后继的故事永不终止。如果你确信在股市内，你不会是那只不幸的小白鼠，那就勇敢地跳下去吧。跳下去之前先想一下，为什么经济学界与金融学界内，大部分优秀的教授，还认命地在教书写论文。
参考书目
White, Eugene (1990): “The stock market boom and crash of 1929 revisited”,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4(2):67-83.
31纽约股市1929年大崩盘：股价偏低说
读过大一经济学原理的人，都知道Fisher equation：MV = PT（M是货币供给量，V是货币的流通速度，P是物价水平，T是交易的次数）。但可能不知道，Irving Fisher（1867-1947）的重要贡献与精采人生。他最拿手的科目是数学，但觉得经济学最符合他的社会关怀。他读耶鲁大学一年级时父亲过世，靠家教收入养活自己、兄弟、母亲。1888年取得学士后，进入经济学博士班，毕业论文结合数学与经济学，取得耶鲁大学颁发的第一个经济学博士（1891）。
Irving Fisher，1867-1947
之后他娶一位富家女，岳父送的结婚礼物，是搭邮轮赴欧旅游3个月。据说他自盖一栋十层的高楼，自费聘请助理，在各楼层做他有兴趣的研究：分层做物理、做数学、做化学、做经济。他的著作丰富多元，最主要的贡献是货币经济学，1996年由William Barber辑成14册全集，维基百科英文版有6页的解说与外部连结，可读性很高。
1929年10月纽约股市大崩盘前夕，Fisher认为股市仍大有可为，甚至在大崩盘之后还坚持此说。这件事一方面拖垮了他的财富，二方面破坏了他的学术声誉。大家以为Fisher对1929年股市的见解，是天真的错误。没想到2004年得到诺贝尔奖的Edward Prescott，同年11月发表一篇平反的文章，认为Fisher对1929年纽约股市的见解正确。Fisher在1929年时，是美国最重要的经济学者，他到底发表过什么特殊见解？他的学理基础与证据何在？Prescott真的能替Fisher平反吗？
Edward Prescott（2004年诺贝尔奖）
Fisher在股市崩盘前后，发表过下列见解。(1)股价虽已达到高原，但仍未追上股票的实际价值，所以股价还会上涨。(2) 1929年10月22日，《纽约时报》的头条说：「Fisher认为股价偏低。」(3) 10月23日，他在银行业的会议上说：「大部分的证券价值，并无膨涨的现象」。(4) 10月24日股市开始大崩，到11月底时已从顶峰跌了30%。Fisher根据各大上市公司的「强劲获利报告」、「很少有工会的争议」、「对研究发展（R&D）与无形资产的投资相当高」，依然坚称股价并不高。(5)虽然Fisher在股市已蒙受大亏损，但他在12月底时还说：「我过去的印象和现在一样，股市会因为上市公司可靠的盈利而上扬，不理性和不聪明的狂热买进，只是股市上扬的部份原因。」
Fisher这种乐观的态度，主要是认为经济的体质一直在进步，科学的新发现持续应用在产业上，新的企业管理技术与观念不断发展，各类公司之间的合并热潮，增强了经济规模（scale）与事业广度（scope）。简言之，Fisher认为股市实在没有理由不上扬。但事实是残酷的：股市不但崩溃，还造成有史以来最大的世界性经济大恐慌，全球陷入大规模的失业与萧条，好几年之后才恢复。金融圈与经济学界因而有个共识：Fisher实在错得离谱，纽约股市在1929年10月时，股价已远超过实际价值。
McGrattan和Prescott（2004）用现代的成长理论，估算1929年上市公司的股票基本价值，对比它们的股市行情。他们推估的依据，是上市公司的生产价值（有形的与无形的）、营收的税率、股利的分配。结果「强烈」显示，Fisher的见解正确：1929年10月纽约股市颠峰时，股价确实被低估了。
依照他们的理论，股价应该要等于公司生产性资产的价值，他们称之为「公司的基本价值」（fundamental value of corporations）。生产性的资产，包括有形（机械）和无形（商誉）两类。他们运用的数据，是有形的资本、土地、税率，这些会影响资产价格的实际数据。这些是微观（个体）面。在宏观（总体）面，他们用产业的利润率以及经济的成长率，加上前述的有形资产，来推估无形资产的规模。接下来对比上市公司「生产性资本」的总价值，以及崩盘时这些股票的实际市场价值。
研究显示：(1)以保守的方式，估算1929年美国上市公司的基本价值，至少是上市公司税后价值的21倍以上；(2)上市公司的基本价值，约是国民生产毛额GNP的1.67倍。这两项估算「强烈」显示，Fisher的见解是对的：1929年大崩盘时，股价略低于上市公司的基本价值。
Fisher在1929年8月时，认为股价并未被高估，其中有个论点，是他认为上市公司的无形资产相当大。过去有好几位学者认为，1929年的股价，大约高出上市公司实际价值的30%。Prescott认为，只有在假设上市公司的无形资产「等于零」时，这项结论才成立。所以关键在于，无形资产到底有多大。你能告诉我麦当劳公司在快餐业，或Google公司在信息业的无形资产（信誉），价值多少亿美元吗？很难。
Prescott在2000年代初期，当然更没有这些资料，只能从国民所得的统计，去重构出估算值。他们的结果显示，就算只用最低的无形资产数值来计算，1929年10月的股价，都没超过上市公司的价值。他们的估算认为，这些无形资产的价值，其实相当高：至少是公司有形资本存量的60%。
Prescott用现代理论来分析，外加他的诺贝尔声誉，增强了这项研究的可信度。接下来要回答的核心问题是：为什么股市会崩盘？他说这个问题在此不回答（Answering that question is not addressed here），但指出股价的急剧下跌，和当时的货币政策措施有关。崩盘前，联邦储备（Federal Reserve，简称Fed）对股市投资者的信用管得非常紧，因为担心「股市以前所未见的方式上涨，必然会把美国的信用吸去，用在投机的证券操作上，达到令人警戒的程度。」股市崩盘后Fed的货币政策转松股价回涨，听起来这像是Friedman的口气。
Prescott的论文提供一个表格，显示两个重点。(1) 1929年8月时，股价和上市公司盈余的比值。有5个不同来源的数据显示，这个比值最高的数字是19.0，最低的数字是14.1，表示股价尚称合理，并非天价。(2)上市公司的股票总市值，和全国GNP的比值：最高的数字是1.67，最低的数字是1.24，表示股价并没有被高估。他们在正文和附录中，还提供一些走势图与90家主要上市公司的市值、净盈余，以及两者的比例。这90家公司中，有50家是工业，20家是铁路，20家是水电瓦斯业。
我对他们的分析工具不熟悉，对他们的计算过程也不够掌握，但我对这篇文章感到相当困惑。一方面Prescott说得合情合理，也看不出有什么缺失；另一方面，他们又不明白回答关键问题：如果Fisher是对的，为什么股市会崩盘？单用货币供给的松紧度来解释，我认为不够说服力。如果一个人够健康，单是短期的食物管制，还不致于因而崩溃吧！我认为Prescott还没充份说服我，有请专家为我们解惑。
参考书目
McGrattan, Ellen and Edward Prescott (2004): “The 1929 stock market: Irving Fisher was right”, International Economic Review, 45(4):991-1009.
32战争时期经济学家有用吗？
1929年世界经济大恐慌时，经济学家没有提出有效的警告。这情有可原，因为那时期的经济学界规模还小，统计数据相对地欠缺，有博士学位的人也不多。2008年美国金融大恐慌时，情况已完全不同：经济博士无处不有，各种统计数据在网络上随手可得。但为什么政府还是措手不及，严重影响各国的金融与产业。回想一下，2008年下半年到2009年上半年间，新竹科学园区有多少人在放无薪假？
所以问题很简单：经济学家到底在干什么？只会「黑板经济学」，一下讲台就没用吗？在黑板上写一堆吓死人的方程式，看起来很科学，怎么连房市泡沫都解决不了？哈佛大学的教授John Galbraith（1908-2006）说过一句名言：「经济学最大的功能，就是创造与维持经济学家的就业。」
其实在二次大战期间，美国经济学者有过实质的贡献。战争是残酷的破坏与杀戮，但不可讳言地也有正面效果：平衡过多的人口、发明许多新科技（例如核能技术、高阶密码）。美国的经济学家在二次大战时，有一批在Office of Strategic Services（策略分析局），估算敌方（德、日、义）的伤亡数，评估敌方的意图与能力，协助战后重建的谈判。
另一批经济学家在Enemy Objectives Unit（敌方目标组），挑选适合轰炸的目标。还有一批在Statistical Research Group（统计研究组），应军方要求评估各式问题。在Office of Price Administration（物价管制局）的经济学家，协助资源分配到民间，避免通膨和投机性的囤积，让资源能有效供应在欧洲的部队与盟军。在War Production Board（战时生产局）的经济学家，协助民间工业生产军需，确保有急需的军备，都能取得原物料（例如铝矿）。
这些平民出身的经济学者，所做的各项分析，时常得到罗斯福总统采用，也协助联邦储备局和财政部筹划各种政策。这些在战时贡献过智慧的年轻学者，日后有五位得了诺贝尔奖：Milton Friedman（1912-2006，1976得奖）、Tjalling Koopmans（1910-85，1975得奖）、Simon Kuznets（1901-85，1971得奖）、Wassily Leontief（1905-99，1973得奖）、George Stigler（1911-91，1982得奖）。还有几优秀的分析者，战后在MIT、哈佛、史丹佛、耶鲁等名校任教，有5位日后成为美国经济学会的理事长。
Tjalling Koopmans（1910-85，1975诺贝尔奖）
二次大战的主战场在英、法、德、中、俄，美国本土未受影响，有余力调集这批通晓各国语言（原籍俄德法）的才智人士，加入智慧性战场。罗斯福总统很看重这种幕僚分析，1940年派他的好友William Donovan（一次大战的英雄，日后在纽约执业律师），亲赴伦敦分析，在纳粹的猛烈空袭下，英国的存活机率有多高。结果Donovan和总统幕僚的判断相似：日后英国有可能在空战上打败德国。
这项经验让美国采取一项重要决策：全力搜集情报，由政府汇整，聘请专家做细部分析，直接对总统负责。国会图书馆与各地图书馆全力配合提供数据，创立研究分析小组。以图书馆的协助内容为例：提供日本、德国、意大利（这三个轴心国）的报纸、地图、统计资料、交通路线、桥梁、铁路、燃料、隧道的战地讯息。
以下举实例说明，经济学家的分析如何协助军方拟定战略。在1941年12月12日提出的〈德国军事与经济现状〉报告中，经济学家有好几项见解，和海外情报单位的结论相反。军方的情报指出，德国的状况危急且严重缺粮。经济学家的判断却是：从1936-7年间起，德国前线士兵的三项重要配给品（面粉、肉类、脂肪与食用油），其实一直在增加。民间对这三项配给品的消费量虽然减少，但已被1939年起大幅增加（约50%）的马铃薯弥补过来，整体而言比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的情况好很多。
在〈西欧轴心国的营养状况〉报告中，经济学家说德国人的卡路里摄取量，开战后已减少15%，但平均每天仍有2,784大卡，这表示不会在短期内因缺粮而投降。战后的研究显示，1940年时德国每人每天能摄取3,370卡，1942年因战事吃紧，降为2,555卡，1943年增为2,751卡，1944年战争结束前一年还有2,810卡。这表示活命没问题，但食物以谷类为主，相当单调。肉类与脂肪的配给状况和英国差不多，但德国的配给制度较早实施，涵盖的范围较广。战时的卡路里虽可维生，但无法负荷粗重的体力工作。德国还能维持2,500卡以上的摄取，主因是人口的大量耗损：战死、赴外国（尤其是俄国）打仗、战时人口出生率大降。经济学家对这件事的判断，比情报单位的讯息精准。
1941年德军入侵俄国，这是会扭转欧战的战役。美国政府要经济学家分析，德国需要调配多少资源才能打败俄国。刚开打时，德国很快就占领俄国十条主要铁路，迅速运送200师军队与粮饷深入俄境。在有限的情报下，经济学家去请教铁路专家，了解零度以下的火车载运效能，以及各种状态下的每日最高运送量。
在〈东战线的德军供应问题〉报告内，经济学家的结论是：与俄国开战的前6个月内，由于德军事前充份准备，各项军需都很充裕。但也会很快就耗竭：军队每推进200公里，就需要额外的3.5万次卡车运输。换句话说，运送物资到前线的能力，每天会减弱1万公吨。这表示到1942年初时，德军的战力会明显下降。战后证明，这项评估基本上正确。另一战场是北非，美军分析德国隆美尔将军（有「沙漠之狐」之称）的战备能力，经济学家再次展现优秀的分析能力。
1939年9月德军入侵波兰
打了几年仗之后，盟军想了解德国境内的损伤状况。经济学家想到一个妙招：阅读各地报纸地方版的讣闻。德国文化长久以来对讣闻相当看重，对死者的生殁年、职业、阶级、服务单位、死亡地点都有详细记载。美国透过驻瑞士（中立国）领事馆，搜集德国各地的讣闻，样本数约为各地报纸总家数的1/4。分析者计算，1941年6月22日到1942年10月31日之间，各阶级官兵的伤亡统计，得出一个比例：每阵亡1个军官，就会有21.2个国民死亡。
另一项推估是：德国在入侵俄国之前，已损失11.4万名官兵，这和战后的调查数字（13.4万）相当接近。但对侵入俄国之后的死亡数，就太高估了：经济学家估算，1941年6月到1942年10月之间，德国损失181.3万官兵，战后的估算只有77.4万。在斯大林格勒（现改名为Volgograd）的战役中，经济学家估算有40.7万阵亡，实际数字是30.7万。
在地球的另一端估算阵亡人数实在不容易，经济学家最拿手的是军备估算。经济学家假设，掳获和毁损的德军轮胎，约占总生产量的0.3%。又假设前5大轮胎厂的产量，超过全国总供应量的70%，就可计算出德军消耗橡胶胎与人造胎的状况，也可看出德国缺乏橡胶的严重程度。情报单位估算，德国在1943年时，每个月约能生产1百万个轮胎，但经济学家的估算只有18.61万个，战后调查的实际数字是17.55万。类似的估算法，也应用在坦克车、战斗机、枪枝、V-1飞弹、V-2火箭的生产。情报单位估算，1942年8月的坦克产量约1,550辆，经济学家说只有327辆，战后的调查数字是342辆。
战争期间的资源有限，要精算如何以最少的耗费，得到较高的效果。以轰炸为例，要反复计算先炸哪里、要投下多少炸弹。有几位战后在MIT经济系任教的学者，以及一位诺贝尔得主，利用德国空照图，透过「成本效益」的分析，发明各种计算方程式，以最小成本达到最大打击效果。可惜战后的评估效果并不佳，主因是轰炸破坏民间财产的程度，远大于摧毁军事设施的效果。轰炸对德国士气打击不大，反而更激起民间团结对抗盟军。但轰炸油库的效果很好：1944年3月时，德国空军的油料产量高达18万吨，轰炸后在6月时只剩5.4万吨，9月时只有1万吨，已失去反击能力。
类似的故事多得数不清，最后举远东战区日本的例子。美国的分析家早在1941年11月24日就提出预言：「经济围堵的压力，已把日本逼到无法支撑的地步。解决之道只有两个：外交谈判或武力解放。」1941年12月时，由于海军的围堵，这个原本资源就缺乏的国家，进口量减少60%，出口工业只发挥30%的生产力。然而从1936年起，外债已增加5倍；1937年起，货币供给量增加3倍。电力、劳动、食物、商品都有管制与配给。
撑到1945年4月时，经济学家提出〈日本的粮食状况〉报告，说日本的食物（质量与数量），原本就比西方国差，大战后又下跌10%。战争期间的平均卡路里摄取量，从1930年代末的2,270卡，降到1944年的2,050卡。食物的质量严重恶化，脂肪和淀粉尤其欠缺。战后的研究显示，这些估算相当正确。1941-5年间在都市出生的小孩，比在乡间出生者较矮较轻，主因是粮食较不足。
以上的故事说明，除了推估俄国战区的伤亡人数，经济学家的分析基本上相当准确。为什么会比情报单位做得好，主因是这个由18个经济学家组成的分析团队（搭配许多助理与军方支持），擅长运用统计分析工具，从有限的样本做科学性的推估。这些有用的判断，帮助军方锁定关键重点，判断敌方的致命弱点。
他们的主要分析工具，是现在大家熟知的线性规画：在有限的资源下，在多重目标的约制下，如何求出最适解，也就是在解答optimization problems。这些经济学家，日后各有辉煌的专业成就，但同样重要的，是这些战时的实际体验，让他们对战后的经济理论发展，以及对财经政策的建议上，提供重要的养成背景。
参考书目
Guglielmo, Mark (2008): “The contribution of economists to military intelligence during World War II”,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68(1):109-50.
33希特勒为什么会兴起？
拼经济才是硬道理
二次大战后，希特勒成为邪恶的象征，原本是激发人心的自传《我的奋斗》（1925），据说在德国至今仍是禁书。从不少影片中，可以看到他受到人民的热烈拥戴。为什么希特勒会得势？答案是经济性：两次大战之间德国的失业率太高，希特勒有效解决这个难题。
1914-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凡尔赛和约强制德国，付出巨额赔偿给战胜国。当时年轻的凯恩斯参加英国代表团，极力反对向惨败的德国索偿。因为这种屈辱必将深烙人心，只要有机会再度强大，德国必然报复雪耻。凯恩斯人微言轻，愤而辞职，写了一本极其畅销的名著《和平的经济后果》。廿年后德国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果真被凯恩斯不幸言中。这廿年间，德国的政治经济都有激烈变化，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就是希特勒的兴起。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德国政府称为威玛共和（the Weimar Republic，1919-33），那是因为在德国北方威玛城，召开国民会议通过的共和国宪法。这个政府在巨额赔款的压力下，被迫提高税率，导致严重的物价上涨（通膨）。正在全国努力偿债时，飞来一件横祸，严重打击才刚要恢复的经济：1929年的美国大萧条与大恐慌。
1923年发行的5千万马克纸币＝1美金
全球贸易在短时间内严重萎缩，德国的工业生产与出口因而大挫，失业率逐月上涨。更可怕的，是随之而来的恶性通膨（hyperinflation）：物价急剧上涨，导致辛苦的储蓄与养老金，在短期内化为乌有。政府有庞大的外债压力，工商业缺乏资金，外国人不敢来投资。简言之，1929年大恐慌期间，德国的问题比美国严重多了。外资眼见情况不妙，自然抽身离开，失业人数暴增，传统产业的竞争力较差，打击更大。
先不谈这些焦头烂额的麻烦，以下把焦点聚在失业问题上，因为这是引爆社会与政治动荡的关键因素。就失业人口数来说，在1924-5年间，约从2百万逐渐跌到50万左右，显示战后的经济已逐渐稳定。但从1925下半年起，失业人口急速增加到年低的220万，然后逐渐下降回到1927年中的100万。进入1929年后，就几乎以40度角的走势爬升，到1931年底时高达600万。
这么严重的失业，表示社会即将进入暴动状态。威玛政府试着让各政党结盟，但效果不佳；试着走民主路线，也没有实质帮助。人民对政府已失去耐心，期待强力的领导者让德国站起来。政治强人希特勒提倡国家社会主义（Nationalsozialismus，简称Nazi，音译为纳粹），登高一呼，吸引群众热情跟随。国家社会主义要求，把议会制改为独裁领导制。
希特勒的兴起
希特勒的「抢救失业大作战」，得到热烈的回响。他打出「面包与工作」的口号，让民间有「领袖辗转难眠苦思拯救百姓」的形象。其实新政府刚上任时并无良策，但正好碰上1929年的大恐慌：这是世界性的灾难，不能过度指望政府单手扭转局势。1929-32年间的大恐慌，给希特勒政府相当长的时间细思对策。1933年8月31日，在纽伦堡的党员大会上，希特勒宣称解决失业问题是头号工作。他们把目标放在中下阶层：1933年3月时，农业部门有23.8万失业人口，1年内急减到6.6万。同一时期，建筑业的失业人口，从49.3万减到10.7万。
还有什么事比填饱肚皮更能得到选票？以下的简单数字，保证了希特勒必定得胜。1933年元月的全国失业人数是501.2万人，7月时减为496万，12月时降到375.8万。1934年元月314.4万，7月269.6万，12月241.2万。换言之，失业人口在24个月内减半，你能不投这位英明的领导一票吗？大海迷航时不需要大舵手吗？
希特勒有什么神效法宝？简言之，在特殊时期用特殊手段，这些都是民主议会做不到的事。(1)冻结薪资，不准上涨，让工商业界能雇用更多人。(2)冻结物价，让民间的收入与储蓄维持购买力。(3)抑制进口，爱用国货，扩大内需。
这几项铁腕（铁血）政策成效显著，希特勒的声望，与失业率的下跌、经济成长的效果同步变化。拼经济才是硬道理，这是古今中外颠仆不破的真理。然而历史也一再告诉我们，人性要在得意与失意时看得最清楚。翻身的人有可敬之处，也更有可怕之处。人民的眼睛，对眼前的事情是雪亮的，对较长期的事情，反而是盲目的。
参考书目
Van Riel, Arthur and Arthur Schram (1993): “Weimar economic decline, Nazi economic recovery, and the stabilization of political dictatorship”,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53(1):71-105.
34《绿野仙踪》不是童话故事
《绿野仙踪》（1900）是家喻户晓的美国童话故事，很多人在幼儿园就看过卡通版，成长的过程看过注音版、改写版、全译本、英文原著，更幸运的人还看过戏剧版。近几十年来有人说，这本童书其实是作者包姆（L. Frank Baum，1856-1919），透过书中的角色与情节，在表达他的政治体验，以及对政治人物的褒贬。也有人说，包姆是主张「白银自由化运动」的失败者，这本童话故事里所隐藏的，是他对美国废弃白银，走向金本位的不满。有些研究包姆的专家说，从对他生平的理解，上述的解读其实无中生有，那是各个领域的专家，把自己的研究主题与特殊见解，投射在这本童书上，引人注意而已。
L. Frank Baum，1856-1919
这类的说法我有亲身体验。小时候读《西游记》，眼里看到都是妖怪、盘丝洞、铁扇公主这类情节。上大学时重读，才明白有唐代、玄奘、长安、西域这些背景。中年陪儿子重读时，看到的反而是各章回最后几行「有诗为证」，才明白为什么有人说，吴承恩写这本书的主旨，是在表达他的禅修心得。也有道教界人士认为，《西游记》是一部阐述「金丹大道」（内丹术）的丹经。还有各式各样的解读，不信者恒不信。
以下要介绍的诠释，是从美国近代货币史的角度，来理解《绿野仙踪》。或许您会觉得匪夷所思，但我认为相当有说服力。美国的大一经济学教科书，已有人做过初步介绍，提醒学生注意：《绿野仙踪》其实是一本货币史的寓言故事，主要的争论点，是1873年废止白银本位是否明智。
书中的女主角，是大家熟知的多萝西（Dorothy）。她是个没有父母的16岁少女，和叔叔亨利、婶婶爱姆（Em）、小狗嘟嘟（Toto），住在堪萨斯的贫穷农家里。时间是1889年，有一天刮起强烈的龙卷风，把房子、多萝西、嘟嘟吹到一个矮人国里，压死了可恶的东方女巫。多年来她统治着这些矮人，要他们日夜做苦工。没想到从天而降的多萝西，解救了这些受苦受难的人。
有一位从北方来的善良女巫，向多萝西道谢，然后把东方女巫脚上的一双尖头银鞋，取下来送给多萝西。这个奥兹（Oz，这是黄金白银重量单位ounce的缩写）国里，有四个女巫，北方和南方的是好人，东方和西方的是坏人。现在东方女巫死了，只剩下西方的坏女巫。大家都知道，东方女巫把那双银鞋当宝贝，但没有人知道这双鞋有什么法力。
接下来的童话故事，读者大概已回想起来。以下简介原作者的生平，和书中主角所对应的真实人物。包姆在1900-20年间，总共出版14本奥兹系列童书，都是从第1本《绿野仙踪》衍伸出来的。这本书在1900年推出图文并茂的插图本，一年内就卖了3.5万本，1902年搬上舞台，1939年由米高梅公司拍成电影。一世纪以来已有40多种语文译本，还有无计其数的改写本和舞台演出。米高梅电影为了吸引观众，竟然把那双银鞋（代表银本位），改成漂亮但没有意义的红宝石色，完全破坏原作者最在意的象征意义。
包姆生于纽约州Chittenango地方的富裕家庭（1856），20多岁时写过一出成功的剧本，在百老汇上演。1882年与Maud Gage结婚，她父亲Joslyn是普选运动的领导人物。包姆夫妇后来搬到南达科他（South Dakota）州的Aberdeen城，体验到边区的生活，也听到正在兴起的民粹运动（populist movement）。这是19世纪末，西部农民反对金本位制，主张恢复白银本位的功能，所提出的白银自由化运动。目的是要让任何人，都可拿银子去银行，要求铸成银币使用。他们组成人民党（Populist Party），又称为「白银党」。1896年推举William Bryan（1860-1925）参选总统，但并未成功。白银自由化失败后，这个党就失去重要性。
话说包姆在南达科他办一份小报Saturday Pioneer，发行几期Western Investor，但都不成功。1890年搬去芝加哥，做过几项不同行业，时常出入芝加哥报界俱乐部，认识一些重要的作家。包姆积极参与白银派，但白银派的总统候选人Bryan在1896年竞选失败。包姆「失业」之后，回到老本行写剧本。第1本童书在1897年出版，但并不成功。1900年的《绿野仙踪》，原本的书名是From Kansas to Fairyland（《从堪萨斯到仙境》），出版后立刻给他带来全国性的知名度。
在这个童话故事中，多萝西代表美国的诚实、善良、勇敢。有人考证说，现实世界里的多萝西，本名是Mary Elizabeth Lease，她是人民党的著名演说者，绰号是「堪萨斯的龙卷风」（Kansas Tornado）。陪伴多萝西的小狗嘟嘟（Toto，和某个知名的卫浴厂牌同名），牠所对应的是禁酒党（Prohibition Party）。这个小党的宗旨，是反对销售、饮用酒精类的饮料，也是白银自由化的支持者。为什么叫Toto？有人说这是Teetotaler（禁酒主义者）的缩写。
The Wonderful Wizard of Oz《绿野仙踪》（1900）
被多萝西和房子压死的东方女巫，是影射美国总统克里夫兰（Grover Cleveland，1837-1908，担任过两任总统：1885-9、1893-7）。为什么把他说成穿银鞋的坏女巫呢？因为克里夫兰在1893年时，带头废止购银法案，主张实行金本位。故事中屡次出现的「黄砖路」（yellow brick road），指涉的是金本位。翡翠城（Emerald City）指的是首都华盛顿。
稻草人是西部农民的化身，朴实呆板，脑子里塞的是稻草。拿着斧头的锡樵夫，代表工人阶级。他原本是个有血有肉的活人，被东方女巫诅咒后才变成这个样子。那只懦弱的狮子，是指涉白银党的总统候选人Bryan，用以表达包姆对他的不满。那个在翡翠城里，搬弄虚实唬人的空心大佬奥兹巫师，影射的是Marcus Alonzo Hanna（1837-1904）。他是个工业家，在1896年的总统选举中，担任William McKinley（1843-1901，美国第25任总统，1897-1901）的重要策士。
介绍过书中的主角，现在回到现实的经济问题：为什么在1890年代，会有「白银党」（主张白银货币化）和「黄金党」（主张金本位）之争？大背景是美国从1860年代末期，到1906年之间的经济衰退与萧条。若以1869年的物价水平为基点（=100），1879年时跌到72，之后几年稍有反弹，但最高也到1882年的80而己。最严重的是1896-7年间，指数下滑到只剩61，可见萧条的严重性。这也是白银党与黄金党争选总统的那一年。到了1906年指数才升到7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