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不是有点痛啊？”张奶奶问我。
“是。”我老老实实地说。
“你顶着！治病就得顶着，不要怕痛。人们不是常说，‘长痛不如短痛’嘛？烧了这几下，以后就不会再痛了。”
是啊，烧了这几下，以后就不会再痛了。我不怕痛，这点痛算得了什么呢？我是农民的女儿，我的骨子里生就一股顽韧的性格，无论再怎么辛苦，我都能忍受！我想着，强忍着，张奶奶每烧一下，我就痛得跳起来。如此反复烧过二十几下之后，张奶奶才住了手，我的汗也把衣服弄湿了，似从水里面刚捞起来一般，感觉累极了。
“你喝点糖盐水再走吧！看把你给烧的。”张奶奶说着，从屋里倒了一碗糖盐水出来。不知是我被烧了太久，还是我出了太多汗，我端起那碗温温的糖盐水，几口就喝完了。喝过之后才有点儿精神，不再感到累了。
“多少钱啊？”王权问。
“原本是自家人，不给也没什么，但是你的同学远远的来找我，我也不妨对你说，烧头这活不是一般人会的，所以我也不客气，给我一百三十元就是了。”张奶奶说。
“啊！这么多啊？可是我妈才给了我三十元钱。”我惊叫起来。
“你这样算不贵的了，如果不是我们村里的人引见，我还收一百六十元呢！”张奶奶回答说。
“那我才三十元，怎么办啊？”我无可奈何地说。
“要不我借给你一百元钱吧。”王权说着，从口袋里拿了一百元钱给我。
我不知该对王权说什么好。要也不是，不要也不是。要吧，我担心我妈妈知道我光看病就花去一百三十元钱后会生气；不要吧，张奶奶又辛辛苦苦为了灸了这么久，我总不能受了人家恩惠不知恩图报吧？我怔怔地望着王权手里的钱，接也不是，不接也不是。
“你就当是我借给你的，如果你家里没钱还我，你可到有工作以后再还我。”王权说着，把他手里的钱递到我的手上。
我只好接在手上，然后把王权借给我的一百元和我手里妈妈给的三十元钱给了张奶奶，我带着妈妈辛辛苦苦赚来的三十元钱来，还借了王权一百元，空着手回家，头上带回的是二十几个深浅不一的灸伤疤。
但愿经张奶奶这么一治，我的头痛就与我永别！这样，我又会有无穷的精力投入到紧张而有趣的学习之中！当我从王权他们村子里走出来时，红艳亮丽的太阳照在我的身上，我似乎看到了一个金灿灿的未来在山的那边心甘情愿地等着我去拾获！
1994年11月13日星期日晴
有的人一生碌碌无为，而有的人一生却总是不停地用汗水书写着自己闪亮的青春。我想着，拿起一本课外书，就着从窗外透进来的朦胧晨光，聚精会神地看了起来——
爱伦.奥哈拉现年３２岁，依当时的标准已是个中年妇人，她生有六个孩子，但其中三个已经夭折。她高高的，比那位火爆性子的矮个儿丈夫高出一头，不过她的举止是那么文静，走起路来只见那条长裙子轻盈地摇摆，这样也就不显得怎么高了。她那奶酪色的脖颈圆圆的，细细的，从紧身上衣的黑绸圆领中端端正正地伸出来，但由于脑后那把戴着网套的丰盈秀发颇为浓重，便常常显得略向后仰。她母亲是法国人，是一对从1791年革命中逃亡到海地来的夫妇所生，她给爱伦遗传了这双在墨黑睫毛下略略倾斜的黑眼睛和这一头黑发。她父亲是拿破仑军队中的一名士兵，传给她一个长长的、笔直的鼻子和一个有棱有角的方颚，只不过后者在她两颊的柔美曲线的调和下显得不那么惹眼了。同时爱伦的脸也仅仅通过生活才养成了现在这副庄严而并不觉得傲慢的模样，这种优雅，这种忧郁而毫无幽默感的神态。
如果她的眼神中有一点焕发的光采，她的笑容中带有一点殷勤的温煦，她那使儿女和仆人听来感到轻柔的声音中有一点自然的韵味，那她便是一个非常漂亮的女人了。她说话用的是海滨佐治亚人那种柔和而有点含糊的口音，元音是流音，子音咬得不怎么准，略略带法语腔调。这是一种即使命令仆人或斥责儿女时也从不提高的声音，但也是在塔拉农场人人都随时服从的声音，而她的丈夫的大喊大叫在那里却经常被悄悄地忽略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