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弗朗索瓦——那么这也不是一种多神教。在人们所认识的宗教的历史中，人们认为一神教相比于多神教是一个巨大的进步，因为多神教似乎表现出各种各样的迷信形式。而我则觉得那些大的一神宗教，不论是当今的还是过去的，都包含了大量的我认为荒谬的禁忌、仪式和判令，以及我认为是彻底迷信的实践活动！所以，我就看不出一神教对于多神教有什么优点。恰恰相反！我宁可说多神教比一神教更加宽容。
马蒂厄——它一直是如此。多神教目前还存在于印度和尼泊尔。
让—弗朗索瓦——不宽容主要是与一神教一同诞生的。一旦一些人敢于说：“只有一个真正的上帝，这就是我的上帝，因此我有权消灭所有不相信这个上帝的人。”我们就进入了不宽容和宗教战争的循环之中。
马蒂厄——这说起来很悲惨。
让—弗朗索瓦——但这是一个历史事实，一个在我们这个人们只谈论宽容和多元化的时代里还继续猖獗的罪恶。说到神学和宇宙学的方面，所有这些宗教都共有一个关于世界创造的原始神话。显然人们最为了解的，就是在《圣经·创世记》里讲述的神话了，然而还有别的，例如在柏拉图的《蒂迈欧篇》中的造物主Demiurge。他是世界的创造者。这种世界创造的思想是在无数宗教包括多神教中都能遇到的一种思想。而一神教则包含这样的思想，即有一个看见一切、监督一切的人格化的上帝，这种思想是犹太教徒、基督教徒和穆斯林所共有的，并且古代的那些伟大哲学家也采用这种思想。因为全知的、全能的、创造世界、创造永恒真理（正如笛卡尔所说）、解释一切实在性的上帝，出现于亚里土多德《形而上学》的著名的第十一卷①里以及后来那些伟大的古典哲学家的著作中，特别是在笛卡尔和莱布尼茨的著作中。那么，我们在佛教中就找不到这种观念吗？佛教中没有世界创造吗？佛教中就没有眼睛和耳朵监督着全体人类的人格化上帝吗？
①亚里士多德的《形而上学》系按希腊字母顺序分卷，第十一卷即原书所标A卷。
马蒂厄——没有，我在前面已经提到过那些先行的证据，以证明一个持久的、全能的和独立的实体，如果不丧失其持久性和全能性，就不能创造出任何事物。世界完全是受因果律和相互依赖规律支配的。
说到最终的实在性，我想根据佛教的精神就此说几句。人们事实上区分出两个侧面。由我们所感知的现象构成的世界，属于相对真理。事物的最终本质，它超越了所有关于存在与非存在、出现与终止、运动与不动、一与众多的概念，属于绝对的真理。绝对真理，即是空的实现，觉醒的实现，非二元性的实现，它只能通过静观体验（experience contemplative）而不是通过分析思想（pensee analytique）而理解。
让—弗朗索瓦——你说的空是指什么？它是不是无（neant）？
马蒂厄——“空”的概念使某些人困惑，甚至能使他们恐惧。他们认为什么也不能从这个空中出现，因而什么也不能“运行”，任何规律，例如因果律，都不能在这个“空”中发生作用。他们认为，空本身不具有丝毫表现的潜能，因而他们对此有一种苦恼的感觉。这是将佛教意义的空混同于无。在无中什么也没有，而“空”实际上恰恰与无相反：这是“普遍的可能性”、宇宙、一切存在、运动、意识。全部的外在表现如果其最终本质不是空就不可能产生。同样，这只是一幅图像，如果没有空间，可见世界就不可能展开。如果空间就内在本质而言是坚固持久的，则任何表现、任何改造都是不可能的。正是因为此，佛经说：“既然有了空，一切便都能存在。”空就是这样本身具有所有的可能，并且这些可能是相互依赖的。
让—弗朗索瓦——这有点像是文字游戏。你在这里，不再是在取消自我意识的意义上，而是在注定要被实在性填充的空间的意义上使用空这个概念。
马蒂厄——不，并不完全是这样。使得世界能够形成的空间，这种例子只是一幅图像，意在指出任何事物都不是坚固、持久、在现象世界中固有存在的，不论是它自身还是外部世界。正是这种本身存在的缺乏使各种现象能够无限地表现。所以空不是像容器的空间，而是容器的性质本身以及容器所包容的事物的性质本身。
为什么区分相对真理和绝对真理如此重要？只要还存在着现象的最终形态和表面形态的混乱，只要我们还认为现象本身具有一个存在，我们的精神就受到无以计数的思想与种种积极和消极情绪的侵犯。人固然能够试图对他的每一种情绪都施用一种专门的反毒剂，比方说以好感来对付嫉妒。然而，任何一个这种反毒剂都不能独自斩断无知的根，也就是我们对于现象的实在性的眷恋。为了斩断这种眷恋，就有必要认识到现象的最终本质，也就是我们所称的空。对于一个达到了佛陀的全知境界的男人或女人来说，不再有事物的表面形态与最终形态之间的二元性。对于表面现象的感知还继续存在，但这种感知已不再被无知扭曲，无知意在将这些现象当成是一些固有存在的实体。它们的最终形态、空，也在同时被感知。
让—弗朗索瓦——怎么会是这样？
马蒂厄——空与现象并无不同，它正是这些现象的本质。在相对真理的领域，佛教关于世界的设想与佛教诞生的时代的科学知识对自然的认识是接近的。根据佛教宇宙观，世界首先是由“空间微粒”的连续开始形成的，空间微粒聚集起来并变成构成另四种元素或本原的微粒，这些元素就是组合成世界的水、土、火、风。人们接下来说有一片广阔的原始海洋，它被风像搅黄油一样地“搅拌”着，创造出一种乳酪，这种乳酪在凝固自己的时候而形成了大洲、群山等等。整个过程服从于一些因果关系。佛教说世界没有“开始”，我们其实不能够说在时间中有一个开端，因为在表现中永远必须有一个前导的原因，在表现之前，时间的概念毫无意义。时间只不过是人们给予被一个观察者感知的一连串瞬间的一个观念。时间没有固有的存在，因为我们不能体会到一个与它的所有时刻相分离的时间。时间和空间只是相对于一些特别的参照系统和我们的经验才存在。
让—弗朗索瓦——这与康德学说有点相似：时间本身没有存在，它是人类对于现象的一种理解方式。
马蒂厄——时间不存在于现象之外。没有了现象，时间能以什么方式存在？过去的瞬间已经死了，未来的瞬间还没有诞生，而在当前瞬间，时间的流动是不能被感知的。在佛教形而上学中，人们还谈到“第四个时间”，它超越了另外三个时间，即过去、当前、未来，而代表着不变的绝对。
让—弗朗索瓦——一种不变的时间？这有点矛盾。
马蒂厄——不矛盾，这个“第四时间”不是一种真正的时间，它只是一种符号性的表达，意思是绝对存在者（L'absolu）超出了时间，而时间属于现象世界的相对真理。佛教宇宙论也思考各种循环。一个宇宙的循环由四个时期组成：形成的时期、宇宙继续维持的时期、毁灭的时期和一个无表现的时期①。然后又表现为一次新的循环。
①此处所说的“宇宙的循环”即佛教中的“劫”。四个时期即一劫的四个阶段：成劫、住劫、坏劫、空劫。
让—弗朗索瓦——斯多葛派学者坚持宇宙历史的连续不断重新开始（recommencement perpetuel）的论点，认为宇宙历史始于一个周期性回返的、并且是以巨大灾变为标志的“零年”。
马蒂厄——这里的问题不是同样事物的永久的重新开始，因没有任何意义，而是按照因果律即羯磨而进行的表现（mauifestation）的无限展示。
让—弗朗索瓦——那么，除了它的古老词语，佛教宇宙论是不是一种与科学发现根本对立的教条？
马蒂厄——当然不是，因为这种宇宙论属于相对真理即常规真理的范畴，这种真理根据人们在不同的历史时刻的普遍认识而改变。然而与意识起源的科学理论有着一个重要的区别。正如我在前面的一次谈话中提到过的，根据佛教，有意识物（conscient）不能从无生命物（inanime）中诞生。目前意识的瞬间本身是由先前意识的一个瞬间启发的，它又启发紧接着的意识的一个瞬间。我们已经说过世界在时间之中没有真正的开始，意识也是如此。根据同样的道理，人们认为，在受孕的时刻，赋予一个新的存在者以生命的意识火花，其原因只能是一个同样性质的事件，也就是有意识物，即使这个意识火花就像阿米巴①身上的意识火花一样原始，也仍然如此，如果我们想像阿米巴也具有意识的话。
①为最微小和原始的动物细胞。
让—弗朗索瓦——根据传统的形而上学观念，属于意识范畴的事物只能从有意识者中诞生，物质只能从物质中诞生。人们也将这一说法上溯到柏拉图，并且在十七世纪的古典哲学和笛卡尔的一段陈述中也能找到它，这段陈述意思是说：在结果中的东西不可能比在原因中更多。但这样一来，整个的现代科学，它以一些并非完全不存在和值得轻视的经验和观察为基础，恰恰揭示了相反的情况。这正是你的导师雅克·莫诺在《偶然与必然》中特别提出的论点。也就是说：生物存在者（bioloqique）从物质中诞生，而意识又从生物存在者中诞生。因此，就有了这种演变过程：由物质开始的生命诞生，然后是物种的进化，这进化渐渐地导致意识和语言。应该说这是为当今科学普遍接受的模式。
马蒂厄——佛教的基本目的之一，即是要认识事物的真实本质。没有任何事物与对这样一个事实的观察相对立，这个事实就是，神经系统组织与生命形式的渐趋复杂是与智能的发展同时进行的。但是，根据佛教，一个即使是非常初级的生命形式也具备了一种意识形式，虽然极其原始，但与纯物质还是有区别的。意识的功能顺着动物发展的阶梯变得越来越有用、深刻和完善，直至达到人类智慧。所以，意识就这样在各种不同的载体和不同的条件之下表现出一种可变的幅度。
让—弗朗索瓦——存在一种动物心理现象，这一事实已经被接受。只有笛卡尔否认这个存在。今天，有许多关于动物心理学的书籍。显然，存在一种动物意识。但对于那些初级生命形式来说，就不会是一种对自我的意识，不是深思熟虑的意识。
马蒂厄——当然，但不管怎么说，这是些动物存在者。至于说到高等动物，我在想，那些仍然认为根本不存在动物“智慧”的人是不是还在不自觉地受着拒绝承认动物有“灵魂”的犹太基督教文化的影响。不要忘了仅仅几个世纪前，一次主教公会甚至谈论妇女是否有灵魂！
让—弗朗索瓦——那么，如果有动物灵魂，则这种意识，即使是在一个微小动物身上的非常原始的意识，又来自何处？
马蒂厄——对于这个问题，佛教回答说，它依照与物质世界中能量守恒相似的“意识守恒”原则，来自一次先前的生存。
让—弗朗索瓦——当然，这完全不是科学的观点。科学将人视为众多动物中的一种动物，在这个动物身上，感觉意识的某种属性由于大脑的发达而尤其得到发展。然而肯定的是，现代科学观点的巨大奥秘，或者不如说是巨大跳跃，乃是从物质向生命的过渡。当人们自问在别的太阳系中，别的星系中，在火星上，是不是有生命时，人们实际上总是在想，所有那些在物质中引起制造生命的化学反应的因素，在别的星球上，在别的太阳系中，别的星系中，是不是也会产生。但是，从动物或植物生命经由生物种类的演变而向意识的过渡也许还不像从物质到生命的过渡那样神秘。
马蒂厄——在这种对照中我们几乎不能向前更加展开，因为，如果说佛教不否定向着越来越复杂的生命形式、向着越来越精致的智慧形式的进化过程，再说一遍，它认为意识不能从无生命物中产生。科学认为，随着细胞分子获得一种越来越复杂的结构，细胞便以越来越有效的方式对外部刺激进行反作用，这种不断增大的复杂性可能最终导致意识。对于佛教而言，意识不能从化学反应中诞生，不论这反应是复杂的还是简单的。
让—弗朗索瓦——这说法简洁明白。但我们再来谈谈你所称的绝对真理，空的概念。
马蒂厄——空既不是无，也不是一个与现象相分离的或是外在于现象的空间。它就是各种现象的本质。正是因为这个缘故，佛教的一部基础经典说：“空就是形式，形式就是空。”①从一个绝对的角度来说，世界没有丝毫真实或具体的存在。所以说，其相对的面，就是现象世界；而其绝对的面，则是空。
①即佛教中常说的：“色即是空，空即是色。”
让—弗朗索瓦——但现象的面完全是具体和可触及的！
马蒂厄——我认为从观念上说，这与那句惯用语并没有多大差别：“物质即是能量，能量即是物质。”我们不否认我们对于现象的通常的感知，但是我们否认这个世界拥有一个最终意义上的固有的实在性。正如在现代物理学中质量（masse）被视为能量一样。如果原子不是东西，我们且再采取海森伯格的惯用语，那么它们中的很大一部分——即可见的现象——又怎么能变成“东西”？
让—弗朗索瓦——然而，佛教不是教导人们说，世界本身并不具有存在，因为它只不过是我们感知的产物？这不正是在西方认识理论中人们所称的绝对唯心主义吗？
马蒂厄——确实有一个被称为“唯识论”的佛教学派，它肯定说：“最终，只有意识存在，其他的一切都是意识的一种投影。”这种一元论就是在佛教内部也遭到了驳斥。
让—弗朗索瓦——这正是在西方认识理论中人们所称的绝对唯心论。这是贝克莱或奥克塔夫·哈姆林①的理论。
①生于一八五六年，卒于一九○七年。法国哲学家。其唯心主义学说受勒努维尔的新批评主义和黑格尔辨证法启发，试图综合地建立经验的各种普遍关系的体系，以最终达到一种具有神性的人身的哲学。著有《关于再现的普遍因素》、《笛卡尔体系》、《亚里士多德体系》等。
马蒂厄——对于这种说法，佛教的其他派别回答说，对于现象世界的感知当然必须经过感官并被理解这些感官信号的意识瞬间所解释。所以，人们感知的世界不是它本身的样子。人们感知的只是反映在人们意识中的图像。
让—弗朗索瓦——这是埃马努埃尔·康德的所谓“先验”唯心论。
马蒂厄——一个客体被一百个不同的人看见，就像在一百面镜子中的一百个映象。
让—弗朗索瓦——这不是同一个客体吗？
马蒂厄——是同一个客体，但是它能够被不同的存在者以完全不同的方式感知，就像我们在前面所举的一杯水的例子中所看到的那样。只有达到了觉醒的人才认识到客体的最终本质：即明显的、然而是脱离了固有存在的客体的最终本质。佛教的最后态度乃是“折中路线”的态度：世界不是我们精神的投影，但它也不完全独立于我们的精神，因为一个独特的，固定的，不受任何观念、任何智力活动、任何观察者支配的实在性，是几乎没有意义的。存在着各种事物的相互依存。佛教就是这样避免堕入虚无论或永恒论之中。各种现象从原因与条件相互依存的过程中出现，但是任何事物都不本身存在或是通过自己而存在。最终，对于绝对真理的直接静观超越所有的理智观念、所有在主体与客体之间的二元论。
让—弗朗索瓦——我们大概可以同时称这个是佛教的宇宙学、物理学和认识理论。我并不想就这些分析和这些学说的独创性提出质疑，既然它们比西方哲学要更加早，但是，我还是为我们找到共同点之多而惊讶，这不是在总体上与某一个西方学说的共同，而是与从塔莱斯①到康德的西方哲学演变过程中时而这一时期时而那一时期的共同。
①希腊哲学家和数学家，生于约公元前六四○年，卒于约公元前五四七年，属伊奥尼亚学派。
马蒂厄——我要补充一下，佛教并不认为只有自己才掌握真理，也不认为自己是一种“新颖”。问题并不是要建立一种教条，而是在于一种精神科学，它同时导致一种人身的改造和事物最终本质的静观实现。
让—弗朗索瓦——无论如何，佛教比我列举的那些学说都早，因为它比希腊哲学的所有开端都要早。所以我们不能说有任何的借用。当人们思考什么是现实、什么是意识、什么是真理以及解释世界的方式时，他们所有人都在眼前排列了一批可能的假设，这看起来非常有趣。在严格意义上的实验科学进行于预之前，人们如此长时间地满足于思考和制订可能和尚合情理的对于现实的解释、意识与现实的关系以及管理人类命运的最好手段，我们发现值得考虑的答案之数量并不是无限的。一些相隔遥远的、几乎不可能相互间有影响的文化，竟看到了一些同样的假设。佛教对于西方有一些影响，而西方对于佛教的起源则不可能有任何影响。人类的精神就这样被引导来考虑数量相当有限的一系列假设。
马蒂厄——人们事实上预料到一些真正的沉思传统会得到一些一致的结果。
让—弗朗索瓦——说到我们在一开始提出的问题——宗教还是哲学——我要说，在我看来，回答现在是清楚的。佛教是一种哲学，而不是一种宗教。这是一种具有一种非常重要的形而上学属性的哲学，但它又仅仅是一种从属于哲学的形而上学，而不是属于宗教启示的范畴，尽管这种形而上学带有许多与宗教实践相似的仪式外表。而我们在古代的一些哲学中也看到有这类仪式外表，如在新柏拉图哲学中。
马蒂厄——既然我们终于来进行类比，在你的《哲学史》中你援引了亚里士多德对于基督纪元前六世纪，与佛陀同时代的埃利亚派哲学①的概括：“任何当前存在的事物都不会变为存在者或者消失，因为已变为存在者的东西必须有其起源或者要始于已存在物，或者要始于不存在之物。而这两个过程都是不可能的。存在之物不会变化，因为它已经存在，而任何东西又不可能来自不存在之物。”我现在跳到一段谈论存在者与非存在者的佛经上：“对于已存在的东西，原因有什么用？而如果一个东西并不存在，则原因又能有什么用？即使有数十亿的原因也不会使无改变。无不可能变为存在而不丧失其本质。可是又有别的什么东西能变为存在吗？当实在性与非实在性都不再出现在心灵中时，这便没有了任何别的可能步骤，从种种观念中解放出来的心灵，便得到平静。”
①埃利亚派哲学家主要有色诺芬尼（XenoPhanes）、巴门尼德（Parmendes）、埃利亚的芝诺（Zenon d'Elee）和梅里索（Melissos）等。
让—弗朗索瓦——这两段引语非常美，但是巴门尼德的哲学所要说的与佛教恰恰相反。巴门尼德所要证明的是，变化是不可能的。发展是不可能的。动是不可能的。如果你同意，这与赫拉克里特的理论正相反。巴门尼德的存在是一劳永逸地已定的、不可动的！而在佛教中，存在是一条持久的流。埃利亚的芝诺的那些著名的“停论”旨在驳斥运动的存在。箭从来不移动，因为如果人们在其射出轨道的每个瞬间观察它，它在这一瞬间里是静止的。同样，兔子永远追不上乌龟，因为每一次它向前朝乌龟走，它总是还有一半的距离要走，即使是这个一半变得越来越短小。因此，所有这些“悖论”都是为了将运动分解开来，以证明没有运动。
马蒂厄——勒内·盖农在其《微积分原则》一书中说芝诺的悖论仅仅是想要证明，如果不考虑延续性的概念，就不会有可能的运动，极限不属于变量的一系列连续的值：它是在这个系列之外，并且向极限的过渡要求有一个不连续性。佛教使用了一些与芝诺的推论相类似的推论，以证明从相对真理的角度来看，那种看上去像是因果作用的事物没有任何真实的存在。因此，从绝对的角度来看，一切事物都不可能有诞生、真实存在、停止。目的不是要否定我们所感知的现象世界——也就是佛教所称的“常规真理”——而是要证明世界并不像人们所相信的那样真实。到达存在似乎确实是不可能的，因为，我再重申一遍，存在者不能从无中诞生，而如果这存在者已经存在，则它就没有诞生的需要。同时，它也不“停止”，因为它从来也没有达到存在。正是这一点使得佛教说世界“像”一场梦或一个幻觉。它不说世界“是”一个幻觉或一场梦，因为那样一来，人们就有可能堕入虚无论。根据这种“折中道路”，各种表象都是空，从空中诞生出表象。
让—弗朗索瓦——即使我们承认现象世界的相对实在性，根据这种设想，世界就像是一个幻觉，这也就是说，它其实没有任何存在？
马蒂厄——它没有本身的、真实的、独立的存在。
让—弗朗索瓦——这是不是导向一种无所事事的哲学？何必作用于一个不存在的事物？
马蒂厄——完全不是这样！相反，它导向一个更加巨大的行动自由和向他人的开放，因为我们不再受到对于自我和对于现象的牢固性的眷恋的束缚。某些印度教的哲学实际上已经用你刚刚提出的论据来反对佛教：如果一切都像是一场梦，如果你们的痛苦就像是一场梦，则何必要试图从痛苦中将你们自己解救出来？何必要试图达到觉醒境界？回答是：既然一切存在者都体会到了痛苦，那就应当驱散这痛苦，即使它是虚幻的。如果你的与印度教哲学论据相同的论据是有价值的，人们完全能够将它应用到科学中：既然我们是由“不是东西”的、而且无论如何也不是“我们”的原子和微粒构成的，则何必要行动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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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世界的行动和对自我的行动
让—弗朗索瓦——作为不信教人士的我，如果确实理解了的话，则根据佛教的说法，我们日常生活的整个内部联络（trame）都是痛苦，为了将我们从痛苦中解放出来，就必须摆脱这种认为我们是一个实质性的持久的实体，是一个与世界不同的并在时间中连续的自我的错误感觉。这个虚幻的自我是贪婪、欲求、野心、嫉妒的根源，这些因素造成我们的痛苦。因而，解脱就在于要意识到自我的虚幻本质。从这一非常简略的概括中得出结论，即佛教与西方的一种主导倾向恰恰相反。虽然在西方，有许许多多的哲学家、道德家、宗教指导者，他们也常常宣告权力意志的虚幻、超脱和节制的有益功效，但是西方思想在其总的趋势中，仍然是围绕着两个本质的和互补的轴建立的。第一个轴，是获得个人的独立和个体性（indvidualite）、个人判断及作为有意识行动者和决定中心的意志的增强。第二个轴，则是对世界的行动。西方是一种行动的文明，通过政治艺术的调解而对于人类历史的行动，通过对自然规律的认识的调解而对于世界的行动，坚信能够这样改造世界，使世界服从于人的需要。我觉得这是与宣扬不执著的佛教理想相抵触的。在这两种态度之间是不是有彻底不可克服的对立？
马蒂厄——首先，当你提起日常生活的内部联络就是痛苦时，应当确切地说，佛陀在他最初的讲道中所陈述的痛苦的真理（苦谛），属于相对真理，而不是描绘事物的最终本质，因为达到了精神实现的人享受着一种经久不变的幸福并且感知到现象的无限纯洁：所有痛苦的因在他身上都消失了。那么，为什么要如此强调痛苦呢？这是为了在最初的时间里，意识到有条件世界的不完善。在这个充满无知的世界里，痛苦一件又一件地叠加在一起：我们的一个亲人死了，另一个在几星期后也随之而去。短暂的快乐转化为剧痛：我们为举行一次欢快的家庭野餐而出门，可我们的孩子被蛇咬了。对于痛苦的反思势必就此激励我们走上认识的道路。人们常说佛教是一种关于痛苦的哲学，而事实上，人们在这条路上越向前走，这种对于痛苦的感知越是让位于一种浸染了我们整个存在的幸福。佛教与悲观主义和麻木不仁正相反，因为，一旦痛苦被确认，佛教就清楚地找寻其原因并努力医治这痛苦。实践者将自己看成是一个病人，将佛陀视为医生，视他的教导为疗法，并视精神实践为治愈的过程。
让—弗朗索瓦——如果佛教是一种逃避痛苦的手段，西方是不是就不会考虑另外一种这样做的方法了，这就是改造外部世界和人类社会。
马蒂厄——外部世界的改造有其极限，而这些外部改造对于我们的内部幸福所起的作用也有其极限。外部条件、物质条件的好转或损坏，固然大大地影响我们的幸福，但是最终，我们不是机器，幸福或者不幸的是精神。
让—弗朗索瓦——佛教是不是宣扬对于世界的不行动（inaction）？
马蒂厄——完全不是，但是它认为，意欲作用于世界而不改造自身，这样做既不能导致一种持久幸福，也不能导致一种深刻幸福。我们可以说，对于世界的行动是可希望的，而内心改造则是不可缺少的。
至于人们在西方所鼓励的增强个性，确实是与佛教揭露“自我的欺骗”的意愿相对立，这个尽管本身没有任何存在的自我，看起来却那样强大，给我们造成那样多的痛苦。然而，在一开始，必须使这种对“我”的感觉稳定下来，以便勾勒出它的所有特征。为此，我们可以说，为了意识到自我不存在，首先恰恰要有一个自我。一个有着不稳定的、破碎的、把握不住的个性的人，就不大有机会能够确认这种对于“我”的感觉，以便在第二个阶段，认识到这种感觉并不对应于任何真正的实体。所以必须从一个健康的、协调的“我”出发，以便能够分析它。我们可以对着一个靶射箭，却不能对着雾射箭。
让—弗朗索瓦——但这里是一个简单的阶段。是不是正如你说的，最终目的并不是认识到自我是一个骗局？
马蒂厄——不错，但是也不应该认为一旦自我的骗局被揭穿，人们就处在一种内在的无之中，以致个性的摧毁竟使得我们既不能行动也不能交流！人们没有变成一个空盒子。恰恰相反，由于不再受一个如同柏拉图所说的岩洞中的黑影一般的虚幻的暴君摆布，我们的智慧、我们对他人的爱和我们的同情便能够自由地表达。目的是从对“我”的眷恋所强加的限制中获得解放，根本不是一种意志的麻痹。“智慧之眼”的这种开放增加了我们灵魂的力量、我们的勤奋和我们公正而利他地行动的才干。
让—弗朗索瓦——这种“对我的崇拜”，正如莫里斯·巴莱斯（Maurice Barres）①所说，这种利己主义崇拜，是一种与佛教相对立的目的。而西方的文明恰恰相反，给予强大的个性以重视和极高的价值。在所有的领域，正是一些卓越的个性鲜明的人，给西方文明的各个特殊时代印上他们的标记。在一本出版于一八六○年的经典著作《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中，德语瑞士历史学家雅各布·布克哈特（Jacob Burckhardt）就是这样将意大利的这场文艺复兴——它理所当然地被视为西方文明的一个非常伟大的时刻——归因于一些具有强烈个性的人，不论是像乌尔班的弗雷德里克②那样有文化的君主，还是像莱奥纳多·达·芬奇那样的天才艺术家。如果布克哈特影响了尼采，这不是出于偶然。同样，在西方的偶像中，不论是最好还是最坏，出现的都是一些行动的英雄。伟大的亚历山大、尤里乌斯·恺撒、克里斯托弗·哥伦布、拿破仑一世，都比阿西兹的圣弗朗索瓦更受崇拜。当然，人们也崇敬那些大哲学家、大艺术家、大作家，但是对于实行家、对于改造世界的人、对于改革社会的组织者，有着一种奖赏。我觉得，在这种基调中，有某种与佛教精神形成对照的东西。而在今天，当这两种感觉模式重新相遇时，考虑到这两种精神面貌从根本上不同的定向，我们能从这一对照中指望些什么？
①法国作家及政治活动家，著有《对自我的崇拜》等书。
②即乌尔比诺公爵费德利戈·达·蒙特费尔特罗，生于一四四二年，卒于一四八二年。
马蒂厄——如果我们将个性理解为自我的加剧，则仅仅具有一种强烈个性，这在我看来不幸就是一种非常值得怀疑的成功标准。希特勒有着非常强烈的个性！
让—弗朗索瓦——唉，是的！
马蒂厄——所以，一个不可逆转、不可能抑制的决定，本身并不是一种积极的品质。一切都取决于推动这决定的动机。
让—弗朗索瓦——这是一个非常有价值的反驳意见！
马蒂厄——不应当将强烈的个体性与灵魂的力量相混淆。我曾遇到过的那些哲人都有着一种不可驯服的灵魂力量，我们可以说他们有着一种能给人以非常深刻印象的个性，说他们发射出一种可以为所有遇到他们的人所感知的自然力量的光辉。但是重大的差别即在于，我们不可能在这里面分辨出丝毫的自我痕迹，我在此处说的是启发利己主义和自我中心主义的自我。他们的灵魂力量来自一种认识、一种宁静、一种内在的自由，这一切都通过一种不可动摇的坚定外在表现出来。
让—弗朗索瓦——当然，可是西方思想中固有的这种行动欲有两个方面。一个是死的方面，它确实产生了希特勒、斯大林；另一个是生的方面，它产生了爱因斯坦、莫扎特、帕拉迪奥①、托尔斯泰或马蒂斯。这后一类人将真理和美给予世界。然而，共同的特点是西方思想家中的绝大多数在一定程度上，总是有着要使他们的思想在行动中变为现实的欲望。柏拉图在其《理想国》中制定了一套宪法，因为他想要改造社会。笛卡尔说人类应使自己成为“大自然的主人和拥有者”。卢梭创立社会契约的概念。卡尔·马克思创立了praxis②，也就是思想在行动中的表达，因为行动是一种学说的真实性的最高标准。那么，我再来说我的问题。佛教将生活在世界之中设想为一种囚禁，应当通过摆脱再生的循环而从中离开。相反，对于西方人来说，人们是通过改造世界和改革社会来减轻人类痛苦。这里是不是有一个难以克服的对比？
①即安德莱阿·迪·彼埃特罗·达拉·贡多拉，意大利文艺复兴后期的建筑家，生于一五○八年，卒于一五八○年。一生设计了大量建筑物，对于后世的建筑理论有着极重要的影响，其风格深刻影响了教堂、剧院、宫殿、别墅四类建筑物的设计。被视为综合希腊和罗马古典建筑艺术的大师。著有《建筑四书》。
②德文：实践。
马蒂厄——如果一个囚徒想要解放他的难友，他必须首先打碎他自己的锁链。这是惟一的做法。我们必须获得力量以正确地行动。一个艺术家开始时应该去发现他艺术的根基，获得熟练技术，开发他的灵感并且有能力将这灵感向世界投射出来。哲人的步骤也是相似的，即使其目的并不是一样。精神的道路由一段从世界退隐的时期而开始，就如同一只受伤的鹿在找寻一处偏僻安静的地方以医治它的伤口。而在这里，这些创伤就是无知的创伤。过早地帮助众生，这是当麦子还像青草一样就割了它，就像一个耳聋的乐师在演奏一首他听不到的美妙音乐。要想能够帮助众生，就必须在人们所传授的事物和人们自身的存在两者之间不再有任何差别。一个初人门的实践者会感到有一种巨大的帮助他人的欲望，但是他通常没有足以这样做的精神成熟。然而，当有一个意愿时，就有一条道路，这种利他主义愿望的力量终有一天会带来其成果。西藏最伟大的隐修士之一米拉莱帕曾说，在十二年的时间里，他在洞穴中过着孤独的隐居生活，没有一个沉思的瞬间、没有一个祈祷他不是贡献给了众生的幸福。
让—弗朗索瓦——毫无疑问，但这种利他主义更是理解而非行动。
马蒂厄——西藏的伟大哲人不仅对于他们的弟子，而且对于整个社会，都有着非常巨大的影响。他们强有力的人格被生活在他们周围的人以完全积极的方式所感知。如果我参照与我在一起生活最久的哲人——赫延采仁波钦，他在年轻时将几乎十九年时间用在孤独的隐修之上，只间或地去拜访他的精神师傅。然后，当他到了三十五岁时，他的师傅对他说：“现在，是将这种知识和这番经验传达给他人的时候了。”从这一时刻开始，他就没有中断过不倦的教学，直到死去。赫延采仁波钦不等天亮就起床，将几个小时用于祷告和沉思。将近上午八点，他停止静修，接待大量的造访者，这些造访者都已集合在他的门外。根据他们的需要，他给予他们精神指导、可行的建议、一些教诲，或者仅仅是一句祝福。有时候在连续几个月里，他整天教诲，或是向十二三个人或是向数千人。就是在这样非常充实的一天之后，他还要回答一些个人请求，而且直到夜里很晚时，他还教导一个人或者一小群人。他不拒绝任何请求。这样的一个人对于围绕着他的社会就有着一种非常强烈的影响。他甚至就是社会的中心。
让—弗朗索瓦——这一态度无论如何，与西方学者的态度甚至与西方艺术家的态度都是不相容的。西方的学者与艺术家的行动并不局限于将自己所理解的东西传授给他人！使西方的艺术家与众不同的，并不是认为自我是一个幻影、一场骗局，而恰恰是认为，艺术家独有的创造性正是因为他的自我是与所有其他的自我不相似的某种独特的东西，因此他的这种创造性就能够在文学、在绘画、在音乐方面发明出别的任何人即使在他的位置也不可能设想出的东西。所以，如果你同意的话，在西方，一切都聚集在两个明确的目标上：第一个目标，尽可能地使自我增值，这是与佛教的教导相反的，因为西方的这种增值并不是个简单的阶段，旨在随后将一种知识传递给他人。第二个目标，在政治、经济、艺术或认识行动中利用这种发明独创性的发现，将这些发现运用到现实之中。我觉得，这是一个定位上的根本分歧。
马蒂厄——在佛教中，与自我增值相对应的，是对人类生命所提供的非凡潜能的尽可能完善的利用；而自我的创造性，就是运用所有必要的手段以达到认识。相反，一个迷恋于自身的自我，其增值推动个体想要不顾一切地发明某种奇特的东西，做某件与众不同的事，这种增值被视为一种幼稚的练习。这一点在思想的领域尤其真实。至于超出自我本来状况的增值，就是将手放在火中希望这样能凉快。驱散对于自我的实在性的心理眷恋必然伴随着一种毁灭，但是，被毁灭的是骄傲、虚荣、困扰、易怒、敌意。这种驱散使得仁慈、谦虚和利他主义自由发展。通过停止珍爱和保护自我，人们便获得一种对于世界的更加广阔、更加深刻的观察。人们说哲人就像是一条睁大着眼睛游泳的鱼一样；他睁大着认识的双眼穿越现象世界。对于自我的眷恋引导人们以自己为中心，对于自己比对于他人更加重视，仅仅根据这个自我是喜欢还是不喜欢来作出反应，想要给自己创造一个“名声”。这样一种态度极大地限制了我们行动的范围。一个摆脱了自我中心感受的人，他对于世界的行动是非常广阔的。你曾说这些哲人的帮助仅限于传授，但这种传授正是医治痛苦的各种原因。因此，它比那些物质的医治方法要更为基本，物质方法只能减轻痛苦的临时性表现！但这并不排除其他的行动方式。在西藏文明中，建筑学、绘画、文学有着不寻常的繁荣！例如赫延采仁波钦写有二十五卷的诗、关于静观生活的论文，以及圣徒行记。当他命人在尼泊尔建造我们的寺院时，他周围有将近五十名艺术家——画家、雕刻家、金银匠、裁缝等等。
让—弗朗索瓦——请注意！我认为关于人们所称的“对于世界的行动”在我们之间有一个误解。你描述了哲人对于他的同类所能有的影响。但我们要具体一点。当我说西方是一种行动的文明时，我想到的是通过对世界的规律的认识而达到对世界的改造。我想到的是技术发明，想到蒸汽机的发明，电的利用，望远镜、显微镜的发明，核能在好的方面和坏的方面的利用。这既是原子弹，也是产生于核的电能。这一切都来自西方。所以，当人们说到对于世界的行动，就不单是指对于同类的精神影响，而是一种真实的对于围绕着我们宇宙的物质性本身的改造，是对五个世纪前尚且全然不可想像的器具、对于根本地改变了人类生存的工具的创造。如果我理解得正确，对于佛教来说，这种对于世界的行动说到底是多余的？不管怎么说，它从来也没有发展过这种行动。
马蒂厄——我再提我已经引述过的一句惯用语，西方的功效是对于小的需要作的大贡献。
让—弗朗索瓦——小的需要！这句话说得太快了！
马蒂厄——从某种角度来说，是如此。由技术进步产生的生活条件改善所带来的幸福不应当被忽视。不仅如此，一切有助于人类幸福的事物都是受欢迎的。但是经验证明这种进步只解决一些次要的问题——更加快地移动、看得更远、登得更高、降得更低，等等。
让—弗朗索瓦——还有活得更长久，治愈更多的疾病……我们再来举一个具体的例子。与我们目前所处的地方相邻的这个国家——印度，从一九○○年到今天，人均寿命从二十九岁过渡到了五十三岁！那么，显然，我们可以说，如果一个人太不幸了，他就没有活得长久的兴趣，在这种情况下，他最好还是二十九岁就死去，而不是到了五十三岁才死！而对于享受了这些科学发现好处的人来说，他的生命则是既更长久又更容易忍受。这引人了一个在古代哲学中并不存在的属性。不生病，不在二十九岁死亡，这也是一种逃避痛苦的方式！在西方，幸福概念除了其他的方面外，还包括人类生命的延长，包括能够更加有效地减轻病痛，包括人可以不必在泥泞中行走两天就能旅行五十公里，还有其他一些这类较小的方面，例如不会在十岁时就死于阑尾炎，如果没有现代外科学和现代无菌法的发明，这有可能就是我的事例了。如果这种西方式的幸福是没有益处的，为什么东方要那样狂热地仿效和采纳它？
马蒂厄——公正的道路常常就是中间的道路。让我们靠着医学的进步而生活长久吧，靠着精神价值而恰如其分地利用这个长久的生命吧！问题并不是要贬低有助于减轻痛苦的物质进步的重要性！东方由于医学的发达、生命持续时间的增加而感激西方；这是些全世界所有人都能受益的东西。另一个方面，一种几乎惟独转向这类对世界的行动的文明明显地缺乏某种本质的东西，而物质迸步并不能带来这东西，因为这不是它的使命。其证明就是，这种缺乏，西方社会感到了它，并且在以一种有时是笨拙的狂热，追求从东方或是从过去借来的所有智慧样式。这种缺乏，清楚地出现在那样多的心灵所陷入的混乱之中，出现在控制各个城市的暴力之中，出现在支配种种人类关系的利己主义之中，出现在那些在退休公寓里孤独地结束生命的老年人的可悲的屈从之中，出现在那些自杀者的绝望之中。如果精神价值停止启发这个社会，物质进步就成为掩盖生活的无用空虚的一种表面现象。活得更加长久，这当然是享有一份增大了的给予存在以意义的机会，但是如果由于仅仅希求长久而舒服的生命，人们忽视了这个机会，人类生存的价值就变得完全不自然了。在细胞的层面对于老年化过程的研究已经取得了一些巨大的进步。人们现在能够在实验室里使线虫纲和蝇类的生命时间增加一倍。所以，如果有一天，人们能够使人类的生命时间增加一倍甚至两倍，这并不是不可设想的。这个前景更加强调了需要赋予生命以一种意义。否则，人们就有可能沮丧地生活两百年或情绪恶劣地生活三百年。再说，技术进步的破坏性方面得到了与它的有益性方面同样充分的发展，在某些情况下，例如在污染方面，甚至已经超过了有益性的方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