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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二章文侠金庸执报业终成大器第三十二章文侠金庸执报业终成大器

在香港,金庸(查良镛)有“大侠”之称号。以一支秃笔起家而成巨富,

在中国确属少有。

香港的报人,商人文人参半。

商人办报,最典型的是胡氏家族和马氏兄弟。《星岛日报》创办于1938

年8月,马氏兄弟的《东方日报》1969年方问世。他们都以较雄厚的实力,

以经商的方式,鼎立于报林不败。

文人办报,较著名的有《大公报》费彝民、《文汇报》李子诵、《新晚

报》罗孚、《晶报》陈霞子,等等。他们都能写一手漂亮的文章,前三位,

是高级受薪人员;后一位陈霞子,文笔犀利泼辣,经营却略逊一筹,《晶报》

因难以维系而停刊(1991年)。

再往前溯,抗战及解放战争时期,一代文化知名人士成舍我、胡政之、

邹韬奋、金仲华、乔冠华、夏衍、徐铸成等都在香港办过报。他们还不是

一般性的文人办报,而是把报纸当成宣传阵地。他们的最高追求不在金钱,

而在主义。40年代至50年代初,他们均先后返回内地。

一般来说,文人办报,名气显赫,但财气往往稀薄。老一辈文人,重

义轻利。战后一代文人,通常是主义“于我如浮云”——更着重自身利益。

谁都知道在商言商,真正做起来又是另一回事。文人办报,成大气候

的不多。一旦成功,那便是文名财名集于一身。

《信报》老板林山木60年代还是《明报》资料室管理员,后赴伦敦学

经济,回港后不久创办财经专业日报《信报》。《信报》以“信”生存,身

居老板的林山木,每天署名写《财经短评》,是香港著名的经济评论家。《信

报》读者文化层次高,销量较少。但这种情况不是一成不变的,经济发展,

发行量总在稳步上升,是一份潜质很大的报纸。

谈到林山木,不能不谈到他的前老板查良镛。全世界的华人,很少有

不知道武侠小说大师金庸(查良镛笔名)。对报业大王查良镛,知道者要少

得多。金庸创办《明报》,以12亿港元的身家跻身于香港10亿超级富豪之列。

全世界的华人作家,第一富翁当属金庸。香港文人办报,最成功者首推金

庸。

从政碰壁

金庸原名查良镛,“镛”字一分为二,就成了“金庸”。

1924年2月,金庸出生于浙江海宁县袁花镇的封建世家。查氏宗词,有

一副康熙帝赐的御联:“唐宋以来巨族,江南有数人家。”

自古海宁多才子。近代以来,国学大师王国维,大诗人徐志摩、查良

舒(笔名穆旦),都是金庸同乡。其中徐志摩、查良舒,分别是金庸的表兄、

堂兄。

堂兄。

金庸读小学,来去有长工专门接送。若下雨下雪,长工就背着他。“宁

波出商人,海宁出文人”,海宁读书的风气盛,稍有钱的人家都有大量藏书。

金庸很小就看了许多古典小说,这为他日后创作武侠小说提供了丰富的养

料。

1937年,金庸考入省立嘉兴中学。读到高中,家乡沦陷,金庸随战时

联合高中流转于浙东山区。没有了家庭经济来源,金庸靠政府补贴生活。

在联合高中,金庸出于义愤,撰文影射训导主任,结果被开除。金庸只得

转入浙西的衢州中学念书。

在中学时代,有一件富有意义的事。他与另两位同学编了一本初中升

学复习指南《给投考初中者》。他们自行印刷发行,销往浙、闽、赣三省,

赚了一笔较丰的利润。

金庸少年时,就显示出难得的经商天赋。但他无意经商,只是好玩而

已。金庸的理想是出国留学,学成回国当大学教授。高中毕业,世界仍为

战争风云笼罩,留学无门,教授梦不得不泯灭。

金庸起念做外交官,如愿以偿考进重庆的中央政治学校外交系。

这是一所培养国民党政工外交干部的学校,育一些很特殊的学生,他

们由政府各级机构保送上学,故叫职业学生。职业学生以“革命功臣”自

居,自诩经历过枪林弹雨,在学校横行霸道。

金庸气愤不过,去校方投诉,责问校方如何容忍职业学生的劣行,并

同训育长展开激烈争辩。

校方给金庸投诉的答复是:勒令退学。

外交家之路嘎然中断,大学无转学之例,金庸到中央图书馆做小职员。

抗战胜利,他回到家乡。不久,到杭州《东南日报》做外勤记者。这时的

金庸,仍未想过吃新闻饭,他没干满一年就去上海,通过堂兄查良鉴(上

海市法院院长)的关系,进东吴大学插班学国际法。

金庸仍想着圆他外交家之梦。

1946年秋,上海《大公报》在全国公开招聘三名国际电讯编辑。这种

职业,便于了解国际形势,对以后从事外交工作大有裨益。金庸便去应聘,

3000报名者,金庸属千分之一的佼佼者。这样,金庸一边就读,一边兼职。

1948年3月,总经理胡政之带人到香港恢复出版《大公报》。不久,金

庸被上海《大公报》派往香港。当时国内形势十分混乱,金庸中断学业,

欣然赴港。

也许是走得太匆忙,飞机起飞后,金庸才发现连一分钱也没带!这样

连下机后搭巴士坐渡轮的钱都没有。金庸将口袋翻个遍,急得满头大汗。

正巧,坐他身边的是《国民日报》社长潘公弼。潘公弼知情马上借他10

元港币,使他下机后得以顺利来到港岛的报社。1993年,金庸在一首诗中

以“南来白手少年行”的诗句回首当年。金庸来香港创下庞大的基业,应

了“白手打天下”这句老话。

《大公报》是一家民办报纸,一直奉行“不党、不卖(不卖弄)、不私、

不盲”的中立方针。1948年秋解放战争后期,《大公报》积极向新政权靠拢,

于11月10日发表《和平无望》的反蒋社评。自此,中间派的《大公报》转

于11月10日发表《和平无望》的反蒋社评。自此,中间派的《大公报》转

金庸此时是左派分子。

1949年11月,中央人民政府衡阳铁路局发表声明,声称存于香港的器

材归新中国所有。而台湾方面也发表声明,声称其合法拥有权。

金庸赶写了一篇论文《从国际法论中国人民在国外的产权》,发表于《大

公报》上,阐明中央人民政府拥有铁路部门在香港的资产。

这篇论文,颇得中国国际法权威梅老的赏识,梅老曾任东京战犯法庭

中国首席大法官,声望极高。新中国诞生后,中国外交部聘请他任顾问。

梅老从东京取道香港上北京,滞留香港时,特地与查良镛会面。他这才发

现金庸是这么年轻,英文极好,并学过外交学与国际法,是难得的外交人

才。

梅老到职后,给金庸拍来电报,说自己身边没有好助手,希望来京协

助他工作。

金庸大喜过望,梦寐已久的外交家理想终于可实现了!不料,太太竭

力反对。金庸不惜离婚,匆匆北上圆他外交家之梦。

金庸有股小布尔乔亚的狂热,而梅老也有几分书生意气。他电召金庸

进京,却解决不了金庸的工作。他方明白他位尊而无实权。不过他不慌,

金庸与乔冠华相熟,这点面子还是会给的。

当时外交部长由周恩来兼任,乔冠华是周恩来的外交秘书,在外交部

颇有实权。抗战时,乔冠华曾在香港从事过新闻工作。1946年,受中央委

派来港创办新华社香港分社.任首任社长。当时,乔冠华每周都要与采编人

员开会,金庸与乔冠华均是江浙人,两人私交还不错。1949年底,乔冠华

回京工作。

对老友的到来,乔冠华当然表示欢迎,他又坦诚相告:“外交部的确需

要人才,不过,一个受过国民党军政学校教育的地主后代,一个未经历过

革命考验的非党人士,恐怕很难进政审严格的外交部。”

乔冠华的话如晴天霹雳,炸碎了金庸的外交家梦。他灰溜溜回到香港。

许多年后,金庸感叹道:“事后回想,深觉当时天真,外交部的工作人员,

岂可容纳我这种出身的非党人士?”

文坛侠客

一次天真的北上求职,断送婚姻,还差点丢失饭碗——《大公报》的

个别负责人拒绝他,几经周折,金庸才回报馆复职,做一名月薪才200港元

的小编辑。

那时《大公》,业务会变成政治学习或思想会。金庸擅自北上,同事批

评他不安心工作。金庸心情不太愉快,他想去《文汇》,传说那里抓得更紧。

去其他报馆,又不懂粤语,很难跟广东人打成一片。

《大公》、《文汇》的第一代负责人胡政之、徐铸成早已调回内地,工

作由更可靠的同志接替。胡政之病逝上海,不久,徐铸成被打成右派。

金庸于1951年调《大公》另创的《新晚报》。两报虽都是左派报纸,但

氛围不大一样。《新晚》面对的是市民读者,力求办得轻松活泼,不必像《大

公》《文汇》那样,肩负起与国民党报纸针锋相对的战斗堡垒作用。

金庸在副刊任编辑,并在副刊上写影评文章,月收入有1000港元。

金庸在副刊任编辑,并在副刊上写影评文章,月收入有1000港元。

1953年,香港两位著名拳师吴公仪、陈克夫在澳门设擂台比武。港澳

为之轰动,虽比武不像旧派武侠小说写的那么精彩,但足让人大饱眼福,

未临擂台者只有通过耳闻或报章了解详情。

各报均派了记者现场采访,《新晚》别出心裁,出了一期比武号外,瞬

间被一抢而空,罗孚灵机一动,何不趁热在报上搞一个武侠小说连载?这

不是招侠读者的绝招妙术吗?

罗孚首先想到梁羽生,这个夫子,平时写国际方面的文章也喜欢夹几

句“之乎者也”,现在“之乎者也”正好派用场。

梁羽生果然孚望,《龙虎斗京华》一出笼便“斗”得看官如痴如醉。梁

羽生开了新派武侠小说先河,《新晚》也一纸风行,成为畅销的晚报。

其他报纸见猎心喜,纷纷向梁羽生“讨货”。梁羽生一连开了几家报纸

的连载,声誉日隆,又恨分身无术,他实在应付不了约稿者的穷追猛打。

此刻,未来武侠小说宗师金庸尚在坐冷板凳。

梁羽生和罗孚,同时想到武侠迷金庸,又同样吃不准金庸驾驭武侠的

能力。金庸的不少文章洋气扑鼻,还喜欢夹杂几个英文词在里面。这正是

他坐了一年多冷板凳的原因。金庸见梁兄一炮窜红,早就心痒难熬,跃跃

欲试。

1955年的一天,罗罕找到金庸,说《香港商报》急需武侠连载,我向

他们推荐了你,说你精通武道,文笔最最适合写武侠。啊,你可不能把小

说写成翻译作品那样的味道哇!

金庸同样孚望。他把数篇稿子交给罗孚,罗革看后拍案叫绝。小说名

是《书剑恩仇录》,第一次用“金庸”作笔名。

梁羽生、金庸,双双成为新派武侠小说的开山鼻祖,这成为本世纪最

奇特的文化现象。

金庸偶试身手,不同凡响。自此,一发而不可止,成为本世纪读者最

多的华文作家。

创办《明扳》

1956年,金庸调《大公》,由原来的国际版编辑改做副刊编辑,除此,

一切如故。

《文坛侠圣——金庸传》作者冷夏先生,在书中对金庸在报社的处境

有一段结论性的评介:

“武侠小说《书剑恩仇录》、《碧血剑》既为他带来名气,也给他带来

很可观的经济收入,加上电影剧本、影评、散文等的犒酬,查良镛的经济

条件已非常优越。

“但是,经济条件的好转、武侠小说创作的成就,并没有给查良镛带

来太多的满足感,因为那段时期,他感到在《大公报》里束缚越来越大,

..

故他在精神上感到苦闷。

“据查良镛后来回忆说:‘我在《大公报》前后10年,马列主义的书也

看了很多,也花了很多时间去研究,我属于工作上有些成就的人,开小组

会讨论时,我是组长。但我觉得他们的管理方式与我格格不入。’

“据查良镛后来回忆说:‘我在《大公报》前后10年,马列主义的书也

看了很多,也花了很多时间去研究,我属于工作上有些成就的人,开小组

会讨论时,我是组长。但我觉得他们的管理方式与我格格不入。’

这是1957年,他进的长城电影制片公司是当时香港最大的电影公司之

一。金庸的职务是编剧,月薪280港元。但他写剧本,即使不采用,也有3000

港元稿酬。

金庸以“林欢”为笔名,写了《不要离开我》等多部剧本,有的被拍

成电影。干心而论,金庸的剧本没有显出非凡的禀赋,大概与电影是综合

艺术有关。倒是他这时业余写的武侠大放异彩。继《雪山飞狐》之后,他

接下写《射雕英雄传》。此箭射出,金庸之名青云直上。金庸的好友倪匡说:

“等到《射雕英雄传》一发表,更是惊天动地,在1958年,若是有看

小说的人而不看《射雕英雄传》的,简直是笑话。”

金庸在长城呆了一年多便又离去。原因有两方面:

金庸暗恋上长城当家花旦夏梦。夏梦曾是金庸编剧的《绝代佳人》女

主角,夏梦就是一个绝代佳人。著名专栏作家哈公曾说:“查先生是一个专

于爱情的人,我跟他共事于长城电影公司时,查先生喜爱上一个美丽的女

明星,那女明星是一流的大美人,而我们的查先生,那时不过是一个小编

剧、小说家,当然得不到那位女星的青睐。”

郎君有情,佳丽无意。查先生求之不得,辗转反侧,自觉长城不是他

呆的地方。若再见佳丽与其他俊男谈笑风生,查先生更会痛苦不堪。

对于金庸离开长城,香港传记作家冷夏分析道:

“查良镛希望多拍一些娱乐性和商业化的电影,提高卖座率;但长城

公司的拍摄方针..与查良镛的主张不能相容,甚至在工作检讨会上,把

查良镛批评为资产阶级思想浓厚。重重束缚,不仅使查良镛的艺术创作意

图难以发挥,而且违背了他追求独立、自主的原则;再加上查良镛编写的

几个剧本不获通过,使他兴趣大减,便转而自立门户,创办《明报》。

“总之,电影圈里的经历,在查良镛来说,总是遗憾多于收获。不过,

要是查良镛在电影圈里得心应手,顺顺当当,恐怕就没有武侠小说大师金

庸、报业大亨查良镛了!对读者们来说,这又是不幸中的万幸!”

1959年,金庸35岁。

离职后的金庸,完全可靠职业写作过上比较舒适的日子,但他的鸿鸽

之志,又岂能靠武侠小说大师的名声所容纳?

金庸决定在报业闯出一条路来!

稿酬和版税,使金庸有一笔较丰的积蓄。于是他找到他的同乡、中学

同学沈宝新,拉他下海。金庸出8万,沈宝新出2 万,合股把10万港元押进

前途未卜的事业。

他们在港岛中环租了一套小小的写字间,作为报馆。金庸任主笔兼总

编辑,沈主新任经理包发行。编辑多时有两位,一位是诗人柯达,他未做

满一个月即离去;后来潘粤生加盟,他曾任《明报晚报》总编辑,后来又

移居加拿大。

1959年5月20日,《明报》正式创刊。在“发刊词”中,金庸阐明办报

宗旨:维护“公平与善良”。

最初的明报,是四开大的小报。一版是时事新闻,二版是娱乐消息,

三版是小说连载,四版是社会新闻。当时的大报大部是十多二十版,与其

相比,明报连小儿科都算不上。

三版是小说连载,四版是社会新闻。当时的大报大部是十多二十版,与其

相比,明报连小儿科都算不上。

在香港,创办了若干期又停刊的报纸数不胜数。《明报》幸免夭折,很

大的原因是他的武侠小说支撑着。《神雕侠侣》每日一篇,每篇2000字。当

时许多人并不知“金庸”与“查良镛”是一个人,都甚觉奇怪:查良镛任

主编的小小《明报》,凭何种魔法,请来金庸这大手笔为其专写武侠连载?

数月之后,金庸四处招兵买马,觅得雷讳坡、龙国云、韩中旋等人。《明

报》改为对开大报,第一年就有盈利。

《明报》创刊的最初两年,招牌菜有:金庸的小说连载、柳鸣莺(雷

炜坡)的“伶星专栏”、简老八(简而清)的马经、识途老狗(汪昆)的澳

门狗经。

《明报》的副刊阵营较强,其中以武侠这道招牌菜最吃香,读者为追

金庸而买《明报》。这在金庸的预料之中,但绝不是他所追求的,他希望读

者喜爱《明报》的所有内容,尤其是头版的时事新闻。

政治漩涡

《明报》创办的最初几年,没有自己的物业,频频搬家。起先在中环,

继而搬到上环,再又搬到湾仔谢斐道。

搬一次家,报馆的办公面积增大一倍,人员也相应增加。可发行量却

老是胶在原有水平。金庸写完《神雕侠侣》,接下就连载《倚天屠龙记》,

使出浑身解数,仍不奏效,心中不免万分焦急。

从1962年2月起,大量的广东人涌进香港。到5月,移民潮达到高峰,

每天有数以万计。

除了政治上的原因,没有哪个地区会欢迎穷人,港英当局对涌进香港

的合法、非法内地人,均采取同一对策:限制、截拦、阻止他们入境。警

察四处抓人,一车又一车把逃港者押送回深圳。尽管如此,移民仍波浪式

地涌进香港。

对移民潮,金庸采取低调态度,《明报》只作一些不痛不痒的报道。金

庸说他“不愿惹事生非”。然而,整个编辑部纷纷质问老板。金庸最后作出

全力报道的决定。

5月12日起,《明报》连续追踪报道移民潮,头版几乎是整一版的移民

潮的新闻,大标题,大图片。气势与老牌报纸《星岛》、《华侨》不相上下。

大批“难民”被堵困在沙头角悟桐山,饮水食品缺乏,面临绝境。金

庸写出社评《火速!救命!》,呼吁有关方面组织抢救队上梧桐山。

同时,金庸在《明报》刊登启事,呼吁社会各界捐款捐物。社会各界

纷纷响应,数天内,《明报》就筹得18万港元现金和大量物资,《明报》辟

出版面,刊登捐赠音名单和钱物数。《明报》还组织车队,源源不断把食品

等物送到内地同胞手中。

对这次移民潮,金庸一连写了10多篇社评,表明报纸的立场与态度。

这一时期的《明报》名声大噪,倍受市民的关注。5月前,《明报》发

行量仅1万多份。自集中报道移民潮起,发行量激升到每天销4万份。《明报》

迈上一级新台阶。

迈上一级新台阶。

移民潮消失之际,同业有人说:《明报》没有大新闻做,看查老板还有

什么招数,销量必下跌无疑。

这同样是金庸所忧虑的,金庸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读者对他的社评

同对他的小说一样有兴趣。于是每天一篇社评,都是能引起读者关注的政

治形势、社会生活的问题。

1962年10月10日,蒋介石发表“双十”文告,鼓动内地军民起来反共,

井承诺“国府”必予支持。

金庸在《蒋介石的双十文告》的社评中,以挖苦的口气道:“从这两个

文告中可以很明显的看出来,蒋先生没有军事反攻的信心,只是把希望寄

托在内地人民自发的反共行动上。在我们看来,内地人民如果起义反共,

也不至于贪图台方一个‘所光复地区军政长官’的头衔。”

1963年,内地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旨在整肃有“资本主义思想”

的人。金庸在《中共推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一文中,对某些左倾做法

加以抨击:

“我们认为资本主义也好,社会主义也好,初级共产主义的人民公社

也好,哪一种经济制度能使大多数老百姓丰衣足食,我们就拥护哪一种方

法。在目前的经济状况下,第一要义是使人人有饭吃、有衣穿。..宁可

牺牲经济发展的利益,使干千万万百姓遭受不必要的痛苦,那是不是值得

呢?”

当涉及到国家与民族的利益时,《明报》旗帜鲜明站在中国一边。

1962年10月底,中印战争。美国国务院发表声明,谴责中国“猛烈的

侵略行为”。金庸知悉,奋笔疾书于次日刊出社评《美国声明是非颠倒》,

驳斥美国的声明:

“美国这个声明,完全错了..国际间法律和正义的原则是什么?是

每个国家都有权利保卫自己的领土..中国军队击退侵略军,怎能说是‘侵

略性行动’呢?是不是肯尼迪准备挥军进入古已,古巴如果起而应战,那

就是侵略美国了?”

如前一章详述的,《星报》奉行中立办报宗旨,那么《明报》也是走这

条路。不过,《星报》是温和客观的中立;《明报》是激进的、并带有感情

色彩的中立。社评是一报之魂,单看某一篇社评,你会觉得《明报》似乎

是某党派的喉舌;多看几篇,你才敢肯定,《明报》实际上跟任何党派都无

干系。

正是因为《明报》激进的中立,使得移民潮后的《明报》销量未大跌,

稍后又缓缓回升。有这个效果,为社评绞尽脑汁的金庸,已是十分满意。

60年代中期,《明报》搬到北角南康大厦,共租用四层楼面地下做办公

室和印刷厂。《明报》自置机器,自行印刷,盈利大增。

金庸并不满足现状,增加对中国问题的报道。当时香港记者不准赴内

地采访,金庸的对策是:多用外国通讯和中国问题专家提供的稿件;多转

载内地报刊(包括未公开发行的)的文章。

1966年,内地移民到香港的知青丁望、周青加入《明报》,他们利用了

解内地的特长,写了大量关于内地的文章。后来《明报》开辟《北望神州》

专版,由丁望、周青主编。专版风骚独领,倍受读者欢迎,其他各报关于

内地的报道只能望其项背。

1966年,内地移民到香港的知青丁望、周青加入《明报》,他们利用了

解内地的特长,写了大量关于内地的文章。后来《明报》开辟《北望神州》

专版,由丁望、周青主编。专版风骚独领,倍受读者欢迎,其他各报关于

内地的报道只能望其项背。

这时,《明报》日销12万份以上,大报地位确立。

中国的文化大革命,震惊世界,在欧美城市的街头,都有戴红袖章、

别像章的洋红卫兵,并且发生过骚乱。香港与内地紧相连,影响更是胜过

别处。

1967年香港事件,就是中国文化大革命的直接产物,故又称“香港式

文化大革命”。香港被经济学家认为是“全世界劳资纠纷最少的地区”,可

这一年劳资纠纷频繁,工人罢工,上街张贴大字报,静坐示威。港府出动

警察,以武力驱散工人,并逮捕了部分工人。

港府的镇压,激起左派的不满,他们组织“斗争委员会”,每天带领工

人学生到港府抗议,张贴大字报,号召全港革命群众起来造反。5月22日,

警察又采取镇压行动,冲突升级,酿成流血事件。

斗委会组织工人大罢工,全港交通瘫痪。双方对抗演变成城市游击战

式的战斗,子弹炸弹声不绝于耳。香港空前混乱,经济陷入低潮,人心惶

惶,市民和资金大量外流。

《明报》发表社评,反对过激行动。

当时《明报》刚搬到英皇大道561号大厦。为防万一,金庸指示员工把

一切《明报》的标志都拆下来,关紧闸门,暂时停刊,员工暂呆家中。

“暴动”进一步升级。金庸领导员工迅速复刊,并发表系列文章。其

中一篇文章写道:

他们“烧巴士、烧电车、杀警察、打巴士电车司机、烧贝夫人健康院、

作邮政局、用定时炸弹爆炸大埔乡邮局、攻打茶楼、大石投掷行人和汽车、

向警察投掷鱼炮、爆炸水管、烧报馆车辆..”

《明报》的文章激起极“左”分子的强烈愤慨,他们扬言要对查良镛

和《明报》采取报复行动。金庸被迫逃往瑞士避风。

据查,这次恐怖活动并非斗委会策划的,斗委会的左派精英,并不赞

同混在左派队伍里的不良分子大搞打砸抢。他们的革命目标是要赶走英帝

国主义,让香港回到中国人民手中。

月底,中国政府表态,认为香港应该保持现状。极“左”分子孤立无

援,事件渐渐平息。在这次事件中,有51人死亡,800多人受伤。

《明报》经历这场洗礼,声誉与销量大增,进入香港三大报之列。

报业集团

在《明报》刚刚站稳的1965年,金庸创办了一份以文化、学术、思想

为主的《明报月刊》,其宗旨是“独立、自由、宽容”。创刊初期,金庸挂

帅当总编,一年多后交胡菊人主理。

这是一份学术性的高品位杂志,在海外华人中影响极大。金庸不指望

它赚钱,当然也不希望它亏损。亏时,《明报》补贴;赚时,又将盈利投入

到杂志。编辑部的房租、水电费用,全由《明报》支付。

到杂志。编辑部的房租、水电费用,全由《明报》支付。

除《明报月刊》外,金庸先后创办《武侠与历史》、《新明日报》新马

版、《明报周刊》、《明报晚报》、《财经日报》等刊,初具报业集团雏形。

《武侠与历史》创办于60年代初,红极一时,后来金庸封笔不再写武

侠才停刊。

马来西亚《新明日报》、新加坡《新明日报》均创刊于1967年春,金庸

与当地商人合办,是新马两地销量最大的三大报之一。1971年,新加坡发

生“胡蛟与《东方太阳报》事件”,新马政府严格管制报纸,金庸将股权出

售套现。这两家报纸至今仍是当地的大报,但已与金庸与《明报》无关。

《明报晚报》创刊于60年代未。该报走软性路钱,吃喝玩乐,大马声

色,样样都有,一纸风行。金庸太太朱玫对其中的色情成份大为不满,终

使报纸停办。

《财经日报》原是《明报》一位记者黄扬烈跳槽自立创办的。因经营

不善,债台高筑,不得不求助查老板,归顺《明报》旗下。

在今日的明报集团,除了《明报》外,仍无限风光的数《明报月刊》

和《明报周刊》。月刊为金庸带来名,周刊为他带来利。

《明报周刊》创刊于1967年。最初由潘粤生主理,其后由雷炜坡掌门,

是香港第一份娱乐性周刊。

雷炜坡是香港报业采写娱乐圈的老行尊。《明报》开创之初,他以柳鸣

莺笔名写“伶星专栏”,发烧友追星亦追“柳”。雷氏深谙追星族心理,周

刊到他手里,撩得少男少女如痴如醉。刊登“香港小姐何秀汶情书”那期

周刊,面市之后,港九轰动,销量激增几万。是为周刊第一个辉煌期。

1973年,功夫巨星李小龙暴毙(请参阅祝春亭著《功夫影帝——李小

龙传》),雷氏组织枪手炮制出一个“李小龙专辑”,这期周刊,半天全部售

完,再版又抢购一空。洛阳纸贵,是为第二个辉煌期。

周刊才几人,盈利惊人。《明报周刊》成了报业追逐效仿的焦点,周刊

热风起云涌,方兴未艾。在强手林立的情况下,《明报周刊》仍独占鳌头,

委实不凡。

月刊、周刊,并称为《明报》的姐妹花,金庸视之为掌上明珠。

现在再谈《明报》。

在六七十年代,《明报》被列为右派报纸,或“反共”报纸。进了80年

代,《明报》摇身一变,又成了“亲共”的报纸。金庸是在投机吗?

起点是1981年。这一年,金庸携妻与一对子女,回到阔别28年的内地。

7月18日,邓小平在人民大会堂会见了金庸。在交谈时,邓小平说他常看金

庸先生写的社评。邓小平说,我党正在放弃过去几十年的“左”的做法,

尤其对文革的评价,认为是“建国以来最严重的挫折和损失”。

这实际上是为《明报》“反共报纸”的帽子予以平反。金庸在社评中批

评的,大都是针对现在中央否定的极端做法。当然,金庸的不少提法夫之

偏颇,但金庸的用心不是反共。

这一次回内地,金庸跑了一个多月,行踪遍及大江南北的13个城市。

所见所闻,使金庸感慨不已。金庸回港,《明报》的调子大变,一下子由“反

共”变为“亲共”。

共”变为“亲共”。

1972年,金庸的《鹿鼎记》连载完毕,金庸宣布封笔。至此,金庸共

创作15部武侠小说,奠定他成为20世纪中国文学大师的地位。

进入80年代,金庸萌生淡出江湖的意向。他很少去报社大楼上班,或

隐于家中整理旧作、研究佛学;或周游列国,怡情山水。

他开创的《明报》大业,将由何人掌门?这成为《明报》内部及香港

报业人人关注的热点。

(详情请参阅冷夏著《文坛侠圣——金庸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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