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为周至元的亲戚周方普，“二周争锋”，第二十章曾涉及，故从略。下面
谈谈谢瑞鳞、景福两家。
谢瑞磷为香港珠宝业后起之秀。在60年代初，谢瑞鳞还是个打金作坊
的小伙计，他勤勉好学，满师后不久，独立开设打金工场，承接香港及境
外珠主商的订单。1967年，地产烂市，谢氏低价觅得九龙红■的一个铺位，
开设第一间门市。
80年代未，谢瑞麟的年营业额达20亿港元，在港九拥有多间分行。铺
位装饰模仿周大福，铺面大，极堂皇。谢瑞鳞正值富年，他与其他珠宝大
亨不同，他既精制作，又善销售，大有后来者居上之势。
景福金行创办于50年代，创始人为美丽华酒店集团的杨志云。景福有
家族其他事业为后盾，实力较雄厚，六七十年代，与周大福、周生生成三
足鼎立之势。
80年代，杨志云逝世，景福开始走下坡路，正如“百足之虫，死而不
僵”，景福仍是港九珠宝行的一支劲旅。
早年，郑裕彤曾独领“钻石皇后”之风骚，现在各大金铺都经营钻石
生意，与周大福平分秋色。金铺竞争之激烈，还可表现在广告上，任何一
种传媒，都可见到“珠光宝气”。据统计，香港珠主业每年花在广告上的费
用，高达3000万港元。
金铺多于米铺，多得顾客都无暇注目。偏偏劫匪老盯住金铺下放，使
众金铺雪上加霜。80年代，金铺劫案每年最多80宗，最少20宗；1991年高
达100宗，1992年开年不吉，1月，周大福中环金行被劫珠宝1100万港元；
不久，该行佐敦道分行被劫首饰500万港元；4月，周大福再次遭灾，铜锣
湾分行被盗400万港元珠宝。周大福的中环、佐敦道两行保险期刚过，又未
续保，1600万港元之巨的损失得不到丝毫赔偿。
浩大的损失，反映出周大福管理之疏漏。郑裕彤从70年代起，不再直
接主理周大福，90年代，更是处半退隐状态，在董事局会上，郑裕彤狠狠
批评了周大福的首脑。以后，周大福严加防犯，虽不能担保劫匪下上门，
但至少不会发生投保脱节的重大疏漏，一旦出事，就可以“嫁祸”于保险
公司了。
这一年同一时期，谢瑞鳞有5问金行遭盗劫，周生生、景福各有1间被
劫。被劫珠宝较少，且都投了保，故损失甚微。
劫。被劫珠宝较少，且都投了保，故损失甚微。
事实上，任何内地旅客迈进香港金铺，都会受到上帝般的接待，不论
购金还是睬金，均受到热情周到的服务。香港的金铺不宰客，成色及重量
与所标的完全相符。内地旅客虽少有买钻石的豪客，由于人数多，购金者
众，渐成为香港金铺最大的金客，金铺老板及职员，绝不敢怠慢。
内地的金价，比香港金价要贵20％至30％，且首饰做工粗糙，故赴港
旅客，十有八九购金。
1994年第5期香港《资本》杂志一篇文章称：“据估计，1992年本港黄
金人口总量达340多吨，其中一半是以首饰形式进入中国市场，而当中则有
60吨是由中国旅客从香港购入后带回国内（内地）..预计1994年人口香
港的200吨至300吨黄金中，将被带回中国的黄金亦达90吨左右，使香港黄
金的销售额，一半是来自中国大陆的旅客。”
谢瑞麟在接受美国《华尔街日报》访问时指出，该公司在港的销售量，
一半是来自内地的旅客。
周大福、周生生、景福等金行的状况亦如此。
目前，内地仍不允许境外金商以独资或合营的方式进入内地市场。目
前唯一准许的只是合作承包制——也只有周大福一家，传闻是郑裕彤在老
家顺德大撒慈善银纸，而作为改革的试点。
《资本》杂志的文章称：“本港金商周大福便是在8年前（1987年）与
顺德伦教镇政府合作设立金饰工场，通过人行（人民银行）发出黄金首饰
厂牌照，在当地实行来料加工承包制..即是说，港商提供原料、管理人
才、设计人才与资金等，而中方提供地方与人力，进行金饰制造。”
周大福虽未打入内地销售市场，总算放进了一个盈利的金蛋。谢瑞麟、
周生生均要迟半拍。谢氏与黑龙江的同业携手合作，却始终拿不到牌照，
持牌人仍是中方。周生生在福建马尾开设陈展室，只能宣传该行首饰，却
不能售金。1995年，周大福又先行一步，在广州最繁华的商业街——北京
路开设珠宝金饰陈展室。
香港的金商，莫下垂涎内地的巨大市场，企盼内地早日开放金市。就
目前来说，难度甚大：一、内地金价与国际金价悬殊较大；二、人民银行
不会轻易放弃黄金买卖的主导地位：三、内地金饰的制作零售行业承受不
了境外金商的冲击。
香港的金商有足够的耐心等待。郑裕彤曾表示，希望今后在内地，周
大福成为同业的第一大金行。
郑氏家族的庞大事业，由郑裕彤与他的儿子郑家纯、郑家诚分头打理，
郑家纯绰号“纯官”——是亚洲电视的女艺员“册封”的。有关郑氏家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