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来，当我成了一名教师，站在三尺讲台上，面对我的学生时，脑海中时常会浮现出曾经是教师的父亲对我的教育，现在可以说完全是一纸败笔。但抱怨已与事无补，我只能用反思来决定自己的方向。在那样的家庭，那样的教育，我没有被抑郁了纯属万幸。我从来没有发现父亲和母亲之间开过什么玩笑，一家人在一起时也从来没有过说说笑笑，一切都在平淡严谨里更替交错。
记得一位邻居和父亲开玩笑，父亲没说什么，只是笑了笑，我斗胆回敬了一句，却遭到父亲严厉地训斥：“大人说话你不要插嘴！”我非常恼火非常扫兴，可面对严厉的父亲，只能沉默。父亲也许是为了我好，可父亲不知道他抹杀的是一份童真，一缕激情。
记得有一天，我一个人在院里荡秋千，来了几个小伙伴，我们就一起玩起来。奶奶和母亲正在厨房蒸馍。玩得正高兴时，奶奶在厨房喊：“星儿，快来吃包子。”
我跑进厨房，拿了几个包子，准备和伙伴们分享。奶奶却先于我站在厨房门口，对我的几个伙伴说：“快往回走，看你妈叫你吃饭呢。”
伙伴们冲我吐了吐舌头，一溜烟跑了。而我，只有懊丧地伫立在门口，任凭包子的热气冉冉腾空。
我后来一直想不通，父亲和奶奶当年在限制我和别人交往这件事上，是何等的异曲同工，连文化层次的差别也不能动摇几分。有时，我去同学家看一会电视，奶奶就会扯着大嗓门满村喊着我的名字，在同学及他们的父母的一再催促下，我只好悻悻而归。我也一直不明白，我的爱好文学到底是谁培养出来的，也许是长期的压抑需要宣泄，也许是无尽的孤独需要倾诉。
我上初三那年，父亲发现自己病入膏肓。父亲想瞒住家里，静静的等待死亡。他以为瞒得天衣无缝，却不知道我早已知道。那时，我就就读于父亲任教的初中。那一段时间，父亲睡得很晚，我有时从睡梦中忽然醒来，总会发现父亲泥塑一般坐在办公桌前，夹着一根卷烟，在烟雾缭绕中痛苦的思索，寂寞的煎熬。可当时我只以为父亲是因为工作上的事，并没有和病痛联系起来。直到有一个晚上，在我迷迷糊糊似睡非睡时，门被轻轻推开，我便醒了，但没有睁开眼睛。我同时听到外面一阵杂乱的脚步声，心里还叨咕这会儿开什么会，三更半夜的。父亲进来了，后边还跟着一位老师，对父亲一边低声说着什么，一边向床边走来，拉下被子看了看装睡的我。
“睡老实着呢。”父亲说。
那位老师掖好被子，说：“星儿都这么大了，你放心，有我们呢。”
“我丢不下老娘，两个孩子还这么小，娘儿几个该怎么办啊。”父亲说。
“别想那么多，你现在还不是好好的吗？心放大，想开些。要真那样的话，国家也会照顾。”
......
随着脚步声的远离，对话的声音也越来越小，我竖着耳朵也无法听见了。我在被窝里睁大着眼睛，好久好久都不敢相信自己听到的内容是真是假，我多希望这只是一个噩梦啊。然而，泪水已经悄悄地顺着我的脸颊滑了下来，凉凉的，冰冰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