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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美]爱德华多波特
序言 把简单问题复杂化
世界上有些问题看起来简单，实际上是相当复杂的。
在经济学中，价格就是这样的问题。亚当·斯密把价格作为市场经济中起关键作用的“看不见的手”。他抓住了市场经济的核心，的确是天才的闪烁。新古典经济学家抓住这个思路，解释了价格的决定及其作用，解释了市场经济运行的机制与过程。直到现在为止，这还是标准经济学教科书中所介绍的全部内容。我们读了经济学，就自以为了解了价格。
价格是我们作出一切决策的依据。我们购买了一种东西，要考虑这种东西能给我们带来的利益和我们所要付出的代价。一个国家是否引进一个会产生污染的工厂，也要考虑这个工厂带来的利益和为此所付出的污染代价。在这些决策背后起作用的就是价格。所以，价格无处不在，一切皆有价格。而且对不同的人和国家而言，同一种东西的价格并不相同。对于穷人和穷国而言，污染的价格十分低，所以穷人会不怕污染地捡垃圾，穷国不怕污染会引进污染项目，甚至进口垃圾。对于富人和富国而言，污染的价格十分高，他们愿意花钱出口垃圾，并把赚钱的污染企业转移到穷国。同样的污染，价格并不相同，差距甚大。
经济学告诉我们供求决定价格，实际上价格的决定比这要复杂得多。说起来，一切都会有价格，但实际上有许多东西的价格很难确定。我们都说生命是无价的，然而在遇到灾难（比如“9·11”恐怖袭击事件）为受害者赔偿时，实际上就是给无价的生命确定一个价格。现实中像这样需要为生命定价的情况还很多。比如，为了保护生命，愿意付出多高的价格，面对强盗时如何为自己的生命定价，等等。
现实中看来无价，实际上又必须定价的情况还很多。比如，幸福的价格，一夫多妻制下女人的价格，工作的价格，免费的价格，文化的价格，未来的价格。对于不同的人，这些东西的价格都不同。在不同的国家，这些东西的价格也不同。而且，即使对同一国家的不同人，这些东西的价格也完全不同。虽然不同的人都是根据自己确定的价格，对这些东西作出取舍的决策，但绝没有一种公正的、所有人都同意的价格。
这本书讲价格，但并没有给出这些无法定价的东西的合理价格，或如同新古典经济学家所说的均衡价格，甚至也没有给出一种确定这些东西价格的方法。恐怕永远也没有人能给出这些东西合理价格或定价方法的答案。当然，作者写这本书的目的，也不是要给你一个确定的答案。不过，没有给出这些问题定价的确切答案，并不等于这本书没有意义。提出这些无法定价的东西的定价问题本身就是一件有意义的事。在常人看似无问题的地方提出问题，本身就是深化了对问题的认识。作者围绕这些东西的定价问题所作的许多经济学分析和简介，对我们不乏启迪意义。比如对环境与污染定价的分析，对国内生产总值与幸福之间关系的分析，对我们分析中国当前的发展问题，就极有启发意义。作者借定价问题分析了我们所关注的许多问题，这正是这本书的意义。特别要注意“第十章价格的失灵”，这表明作者尽管强调价格的重要性，但并不是“唯价格论者”。这次金融危机就是价格机制引起的。
我们常说，把复杂的问题简单化是大师的水平。其实能把简单的问题复杂化，从简单问题中找出更为复杂的道理，同样是大师水平。本书就是把简单问题复杂化的好榜样。
序言 选择的代价
著名经济学家？王福重越是司空见惯的，就越是难以真正理解。比如，人是什么，这个问题，也许永远说不清。价格，也有类似的情形。你可能同意“凡物皆有价格”这个说法。不过，如果认为价格仅仅是购买商品的代价，那么你对价格的理解虽无错，但是太过狭窄。
价格的本质，在经济学家看来，是我们选择的代价，这叫“机会成本”，也就是你为了获得某种东西而必须放弃的最大价值。人的一生，充满各种挑战，需要作出选择。选择的依据，正是价格！
这样，生命，健康，安全，女人，劳动力，盗版，免费，文化，宗教，信仰，这些你一生要遇到的种种，就有了一个共同的标志和选择他们的依据-价格。这就是本书作者所要表达的。
据此，中国有着多年的计划经济传统，在计划经济下，也不是没有价格，只是人们没有选择的自由，价格的作用被抑制或者扭曲了。
谁都承认，30多年的市场经济的改革，是中国人民福祉提高，国家国力增强的唯一原因。但是，多年计划经济的积习，以及改革尚未真正完成，我们还保留着计划经济时期的某些机构和机制。而且不让价格发挥作用的计划经济，往往还能在某些特殊时期，创造令人瞠目的经济奇迹，如中国的“一五”时期，前苏联的60年代。因此，时至今日，仍然有人对于计划经济，存有某种迷恋。
如果只是幻想，也就罢了。问题是，正如本书的结尾所指出的那样，价格有失灵的时候。当价格机制不那么奏效的时候，限制价格作用的做法，就似乎自然而然地出笼。
限制生产、限制购买、限制使用、限制价格的做法，在最近两年，在某些大城市，流行起来，而且“有关部门”很容易就说服公众。这些所谓的“宏观调控”，却正是原来计划经济的借尸还魂。终究，我们是要付出代价的。
世界本身是不那么美好的，价格自然也不是万能的。但是，人类的最近几百年的正反经验和教训昭示着，没有比价格机制和市场经济更好的配置资源的方式。而且，弗里德曼等一代代的经济学大师们，在理论上也证明和竭力维护了这一点。本书是这种理论证明的最新成果。
这本书，能让我们更深刻地理解价格的美妙和神奇，从而坚定对市场经济和继续改革的信心。只有让价格作主角的市场经济的改革，才是中国经济的正途。
引言 价格无处不在（1）
无论是谁，只要他看到过发展中国家的垃圾场就会认识到，所谓价值其实就是一个相当模糊的概念。在发达国家的多数人看来，生活垃圾自然没有什么价值，否则就不会丢掉了。挪威人明确表示愿意支付大约每吨114美元的价格雇人帮他们从普通垃圾里面挑拣可回收物，几年前美国田纳西州卡特社区的一项调查发现，这里的住户宁愿每家每年支付363美元（按目前的币值计算）也不愿意让垃圾填埋场建在他们居住的社区附近。
与我们的直觉经验只差一点，垃圾摇身一变成了有价值的商品。在非洲小国布基纳法索的首都瓦加杜古郊外的康布瓦西镇，当地农民付钱让城里的垃圾搬运工把未经挑拣的生活垃圾倾倒在他们的庄稼地里当肥料，其中不乏废旧塑料碎片。2003年这些垃圾的市价是每吨400非共体法郎。在新德里，2002年的一项研究显示，拾荒者捡1公斤聚酯饮料瓶可以挣到2卢比，1公斤装洗发水的硬塑料瓶可以挣到7卢比。一个孩子在新德里的垃圾场拾荒的收入大概是每天20~30卢比。
事实上，垃圾与其他事物一样，向我们提出的仍然是价值评估这个老生常谈的问题。我们赋予垃圾的价格，即在要与不要之间作出选择，其实取决于与之相应的效益与成本的比较。一袋能卖两卢比的空饮料瓶，对于清晨起床后粒米未进的印度女童和我这位衣食无忧的纽约记者来说，其价值不可同日而语。她为了捡到这些瓶子，在新德里郊外的废墟里苦苦搜寻了一整天，根本顾不上生命与健康方面的风险。对她来说，这一切的代价都算不上太高，因为她除了自己的生命以外，其他一无所有。为了满足吃、穿、住等生存需求，她别无选择，只能承担这些风险。相比之下，我拥有的东西却很多，其中包括相当不错的收入。我除了空闲时间以外别的都不缺。把一个空的聚酯饮料瓶放入超级市场的自动回收机可以换回5美分，但我觉得根本不值得弯腰去捡。
我这样对比的目的并不是强调富人的机遇比穷人多，而是穷人和富人同样要面对各种选择，并对选择的得失进行评估。无论是一贫如洗的印度女童还是富甲天下的美国阔佬，其行为都由其成本与收益比决定，事物的价值都由人们拥有的机遇和面临的局限相较形成。他们赋予事物的价格-用自己的生命或者垃圾去交换什么-就表明了他们属于哪一类人。
垃圾的价格是我们了解文明的指南。污染在贫穷国家最不值钱，它们很愿意以污染为代价换取经济发展。但是人们越富裕，污染的相对价格就越高。到头来它高得难以负担，就能迫使人们改变经济发展方式。有些国家存在严重的污染问题，但是在阴沉的空气和污浊的水质背后是两害相权的一种平衡，污染要付出诸如损害健康，毒化河流等代价，减排会压低产量，或者需要投巨资更新设备。瑞士作出的选择完全不同，它把保护环境资源-清新的空气、绿色植被和野生动物-看得比让失业的农民到工厂就业更加重要。瑞士环保组织的成员众多，3成以上的瑞士人认为他们国家面临的最重要的挑战是环境污染。
引言 价格无处不在（2）
一项研究得出的结论表明，当一个国家的人均收入在8900~10500美元时，二氧化硫排放量达到峰值。在1970年《清洁空气法》实施之前，美国的二氧化硫排放量一直居高不下，从那以后，排放量已经减少了一半。
本书的中心论点就是：我们作出的一切抉择，都由我们面临的各种选择的价格决定，即相对于收益来说，我们对成本所作出的估量。有些情况下，这种选择是明显且直截了当的，例如我们放弃自己喜爱的品牌去买降价啤酒。但是印度的拾荒女童可能意识不到她进行选择的实质。了解如何找出那些操纵我们生活的价格，以及我们的行为对价格会产生的影响，不仅会帮助我们更好地作出决策，而且，无论作为个人或者社会，我们面对的价格如何促使我们行动，随着我们的选择不同价格有何变化，都会成为让我们从更加有利的高度观察历史进程的有力工具。
大约20年前，劳伦斯·萨默斯，现任奥巴马总统首席经济顾问，当时是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师，他签署了一份备忘录。该备忘录暗含了富国向穷国出口垃圾是合理的这层意思。他说，因为穷国的工资水平低，工人生病或死亡造成的损失要小一些。备忘录表明：“把污染环境的垃圾倾销给工资水平最低的国家，这一经济学逻辑无可指责，人们应当接受。”不仅如此，穷国面临着比污染更加严重的其他问题：“在一个力争提高前列腺癌患者存活率的国家，平均每百万人中前列腺癌症患者人数的小数点后的微小变化所引起的关注，肯定要高于对一个5岁以下婴幼儿死亡率高达20%的国家的关注度。”
这个文件在1992年里约热内卢联合国地球峰会召开前的几个月泄露出来，该备忘录证实了世界银行备受批评的观点，即穷国是垃圾场。已故的巴西环境部前任部长何塞·卢岑贝格无比愤慨，他写给萨默斯的信中说，这一推理“非常符合逻辑，却又愚蠢透顶”。当时的美国副总统阿尔·戈尔非常恼火，他的反对使萨默斯出任克林顿政府首席经济顾问的机会化为泡影。萨默斯后来为此道歉，解释说备忘录试图提供一个“讽刺性的对立观点”，以使关于垃圾贸易的分析和思维更加清晰。
卢岑贝格所说的当然有道理，工资并不是判断价值的唯一标准。贫穷国家垃圾处理的.
购物联系起来。在市场上，价格调节我们的消费，引导我们在各种需求之间进行资源配置。它提示我们在有限的财力前提下，必须分清轻重缓急。价格引导我们的消费模式，它同样引导企业的决策，生产什么东西以及如何满足消费者的需求。这就是市场机制下资本主义经济的有序运作。不过，价格无处不在，不只限于商场购物。在生活的每个十字路口，它都微妙地提示我们应该走向何方。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很明显，任何决策都意味着我们对面临的多种选择及其价值必须有所取舍。识别各种价格可以更好地辅助自己进行决策。价格可以用货币、现金或信用作为衡量尺度，但是成本收益分析同样适用于爱情、劳动或者时间。实际上我们最重要的货币是机会，采取某种行动或者选择某条道路的机会成本取决于当时我们面临的各种机遇。用5美元买一块比萨饼实际上就失去了做其他事情的机会，结婚的价格包括了假如我们选择单身可以做的所有其他事情。有朝一日我们屈服于爱情与伴侣的诱惑而走进教堂，数年以后可能会觉得迷惘：以单身的自由来交换婚姻的束缚是否值得？经济学家称此为“机会成本”。我们对机会成本作出评估，并依此来安排自己的生活。
新德里的拾荒女童一出生，就面临印度父母根深蒂固的重男轻女的偏见，这一偏见使当地夫妻堕女胎成风。印度2001年的统计表明，6岁以下男女儿童性别比例为1000∶927。而巴西和美国同龄儿童的男女性别比例分别是1026∶1000和1029∶1000。这一偏见的形成基于成本收益分析对女性不利：儿子将来会继承家族财产并且给父母养老，女儿则要出嫁，家里还得陪送令他们负担沉重的嫁妆。为了改变性别比例的失衡，印度各级地方政府试行各种脱贫计划，鼓励父母生女孩。2008年，印度政府推行了一项计划，对出生在贫困家庭的女孩，政府在她们每人的账户里存入10000卢比，她们上学以后该款项还会继续增加，目的是减轻她们将来结婚或上学深造的负担。2006年哈里亚纳邦推出一项社会保险计划，对那些年龄在45~60岁只育有女孩的夫妇，每月发给他们500卢比，60岁以后与全国统一标准对接，享受联邦养老金。
我还记得我在加州的斯托克顿采访过一位非法移民，大概是在2002年，或者那年前后。我当时为《华尔街日报》工作，正在写一篇有关美国境内西班牙裔人口问题的报道。那个非法移民给我上了一课，把他的两个孩子从墨西哥偷渡到美国来有两种途径，要比较二者的优劣：一是穿越无人大沙漠，二是使用伪造文件混过边境检查站。这确实让他难以抉择。他在加州圣华金河谷的农场里给人收芦笋，摘草莓，采集其他作物，每小时不过挣八九美元。找墨西哥“蛇头”带孩子穿越沙漠到美国来，每个孩子要付1500美元左右，找偷渡客用伪造文件混过边境检查站把孩子带进来，每个孩子大概需要付5000美元。这番谈话把引导人们生活的那种锱铢必较的成本收益分析展示得一览无余.
过去的15年里，美国边境巡逻的预算大约翻了五番。“蛇头”们向偷渡者收取的费用也水涨船高，2008年大约是每人2600美元。不过，可比较价格中上涨最高的是偷渡者的死亡率，因为过去经由圣迭戈不到一天的路程，现在则要穿越亚利桑那沙漠，越境者要带足饮用水，躲过盗贼和边境巡警，长途跋涉三四天的时间。1994年越境死亡人数为24人，到了2008年死亡人数上升到725人。和我谈话的那个非法移民的计算方法再直截了当不过了。要把孩子们从边境检查站带进美国，他必须加倍干活才能积攒出那么多钱，但这样也就大大降低了孩子们死于非命的风险。
美国人有关非法移民的论战本身就是一场价格争论。持批评意见的人们说，非法移民甘愿少拿钱多干活从而压低了当地人的工资。他们还争辩说，非法移民也享受了子女教育和急诊医疗等公共福利，从而成为当地人的负担。
这些似乎理直气壮的论点，其实经不起推敲。使用假身份就业的移民也都有税务登记，他们和大家一样要从工资中预扣所得税。他们享受不到大部分公共福利。就拿加州农业来说，没有确凿的证据表明移民压低了美国人的工资。但如果没有了外来移民，农场里的工作以及从农田到包装的一系列工作都将无人去做，当地人只能从国外进口芦笋和草莓。
非法移民确实对美国的物价有影响。一项研究结果表明，1980~2000年移民数量激增，家政和园艺服务人员的平均工资下降了9%以上，这主要是压低工资的结果。尽管如此，它对当地人的工资影响微不足道，因为在劳务市场上，竞争主要是在可怜的非法移民之间进行的。
移民政策一直是由谁来埋单及谁会受益来决定的。美国现行的政治制度容许非法移民存在，是因为廉价劳动力对农业和其他一些产业有用，而且美国的中产阶层家庭因此可以雇得起保姆。这就意味着，尽管总统候选人信誓旦旦地要修订《移民法》，但只不过是说说而已，实际上不会有什么大的作为。设立合法途径让非法移民到美国打工会有很大的政治风险，可能引发大规模移民潮。反过来，完全杜绝非法移民的代价太大，谁也承担不起。保持现状，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才是最省力的办法。
移民数量的消长还取决于非法移民是否有希望找到合适工作-实现发财梦的第一步-与绕过严格边境检查的成本之间的比较。越境的成本有时过高。根据美国国土安全部估计，非法移民的数量已经从高峰期的2007年减少了100万，降到了2009年的1080万。
考虑到价格在人们进行选择方面的影响力，而政府竟然没有经常使用这种工具去引导民众的行为，真是咄咄怪事。例如，开展群众健康运动可能是个好办法，教育人们认识到某些不良行为的危害，例如吸烟和吸毒。不过要让人们戒烟戒毒，它的作用远远不如价格那么有效。尼克松总统发动“向毒品宣战”已经30多年了，毒品仍然泛滥。1988~2009年，12年级学生承认自己在最后一个月接触毒品的比例从16%上升到了23%。而同期青少年吸烟的比例从28%降到了20%。这真是个悖论。青少年购买香烟是犯法的，但成年人则没问题。对比之下，买卖毒品却不分年龄，实际上都是犯法的。在伊利诺伊州即使持有少量毒品，一旦被抓住，就可能被判入狱1~3年。不过考虑到这两类有害物品价格的演变，目前这种状况就容易解释了。自从1990年以来，各级政府为了增加财政收入、减少香烟销售，加大了对香烟的收税力度，市税、州税和联邦税等一系列税收大约翻了一番，平均每包香烟课税高达5。20美元左右。2010年7月1日，纽约市香烟的最低价格上涨了1。60美元，达到每包10。80美元，其中7。50美元是向联邦、州和市政府缴的税额。相比之下，2007年纽约街头可卡因的零售价是每克101美元，比1991年下降了27%；海洛因的价格下跌41%，降至每克320美元。价格下跌表明，那些试图禁止毒品进入美国市场的政策未能奏效。但它也给出了一个可能的解决办法：如果大幅提高价格，就能使青少年远离毒品。与一场失败的“反毒品战争”相比，使毒品合法化，加强监管，课以重税，可能才是抑制毒品泛滥最有效的方法。
考虑一下对燃油价格治标不治本的应对方法会带来什么后果。在美国，廉价的燃油使人们越来越远离工作单位、学校和商店去找更大的房子。1997~2007年，美国人上班的平均路程从7英里（约11公里）增加到11英里（约18公里），平均住宅面积则从1750平方英尺（约163平方米）增加到1807平方英尺（约168平方米）。
欧洲城市很少这样无计划地扩展，那里的城市受到历史的局限：它们都是几百年前建设的，长途跋涉既费时间又费精力。法国大革命时期，国王路易十六从巴黎逃到瓦雷纳，150英里（约240公里）的路程花了21个小时。欧洲现代城市的扩张受到燃油税的制约：欧洲人在燃油上花的钱是美国人的2~3倍。休斯敦总人口与德国港口城市汉堡的差不多，但是每平方英里的人口密度却少了2500人，这就是原因之一。
尽管美国和西欧的城市规划结构不同，但它们都与前苏联阵营的城市有巨大的差异-在那里，价格在土地配置上几乎不起任何作用。70年政府专制的资源配置，造成了城市中心的黄金地段满目疮痍，到处是破旧不堪的厂房，住宅区则被挤到了市区边缘。
斯大林时代、赫鲁晓夫时代和勃列日涅夫时代修建的
公寓房一圈又一圈地向外扩展，越往外越拥挤。
20世纪90年代中期苏联解体以后，世界银行关于城市的一些规划与住宅融资专家作过研究，他们发现，莫斯科市区建筑面积的31。5%被工厂占用，而首尔只有6%，香港和巴黎只有5%。在巴黎，人们只要稍微多花一点钱，就可以很舒服地住在市中心附近，人口密度在离市中心3公里左右的区域达到高峰，而在莫斯科，人口密度最高的地方离市中心有15公里。
从多角度来看价格，清楚地解释了人类历史上千差万别的行为方式。运输技术的发展降低了远距离运输的成本，推动了19世纪第一次经济全球化的巨大浪潮。历经进化，人类肌体本来已经适应了食物匮乏的环境，科技进步却使廉价的食物唾手可得，过多的热量囤积必然造成更多的人患上肥胖症。
理解价格的力量的最佳途径，莫过于到那些不允许价格发挥作用的地方去。几年前我去过古巴的圣地亚哥，一个衣着脏兮兮的妇女开车带我观光。她的身份让我大吃一惊，竟然是该市一家大医院的儿科医生。她就像童话里描写的女巫，瘦骨嶙峋，活像一根芦苇秆，两颗门牙都掉了，她说那是营养不良造成的。1991年苏联解体，切断了古巴的经济命脉，整个古巴饥荒蔓延。她有一辆破旧的拉达轿车，头脑比较灵活，除此之外她和流浪者没有什么两样，只能在黑市上挣点小钱，勉强维持生活。她开车到处拉客，偶然捡到路过的卡车掉落的一包雪茄，拿着到处叫卖。她拉着我到处转了一整天，收了我10美元。古巴的集体所有制怎么能让一个儿科医生来开出租车挣钱，还觉得这样的交易挺合算，对此我百思不得其解。
公元前3世纪叙拉古的伟大数学家阿基米德曾经说过，如果有一个坚实的落脚点，他只需要一根杠杆和一个支点，就能撬动地球。要改变人们的行为，靠的就是价格。结婚率下降并不是因为社会风气变了，而是对比所作出的牺牲，婚姻的代价太大。我们少生孩子，是因为生育成本太高。经济学家指出，信奉天主教的人少了，不是因为人们不再信仰上帝，而是信奉天主教的成本太低；相比之下，福音派教会要求信徒有更多的捐助，反而提高了信徒的忠诚度。本书将带领大家到商店里去，看看价格标签对人们的心理有什么作用，价格如何巧妙地引诱我们http://travel.ifeng.com/theme/shopping/list_0/0.shtml
购物。不过，我们还要尽量扩大到日常商品交换以外的领域，研究其他方面的价格对人们生活的影响。在有些社会文化中，男人可以花钱娶妻纳妾，而且越多越好，从而提高传宗接代的成功率。在另一些文化中，父母打掉女胎，为的是避免将来女儿出嫁时沉重的嫁妆负担。我们把许多行为归结为“文化的转变”，事实上却是价格变了，人们不得不根据经济状况加以适应。我们要深入思考为什么雇主给雇员发工资，而不是把他们当成奴隶。我们要研究为什么我们越来越富有的同时，难得的闲暇时间却成了最昂贵的商品。我们会发现，尽管信奉生命无价的原则，我们赋予生命的价格实际上经常低很多。
我们还能发现，价格会把我们引入歧途。对于2000~2006年美国房地产价格飙升所引起的美国经济的畸变，作为一种文明，我们至今仍然不知道还要付出什么样的代价。再过一个世纪，那时的人们可能会认为20世纪初的廉价石油对环境造成了难以估量的损害。价格这东西有时是很危险的。
预产期的孕妇，有的取消了原定的剖腹产手术，有的千方百计推迟生产，让孩子留在肚子里，造成6月份出生的孩子特别少，而7月1日出生的婴儿的数量创下澳大利亚30年以来的单日最高纪录。1696年，英国国王威廉三世发明了窗户税，即按每家窗户的数量课税，这在当时似乎是个好主意。10个窗户以下的家庭交2先令，10~20个窗户的交4先令，20个窗户以上的交8先令。按窗户征税是合乎逻辑的，数起来容易，征起来也简单。它还很公平，有钱人住的房子大，窗户自然多，应该多纳税。与所得税相比，这样还不会让纳税人反感。可是国王没有料到老百姓的反应，他们为了少纳税，宁可把家里的窗户用砖头堵起来。时至今日，爱丁堡临街的那些堵起来的窗户成了当地一大景观，人们称之为“皮氏图画”，皮氏指的是威廉·皮特，1784年他把窗户税引进了苏格兰。
貌似温和的举措，只要改变甚至触动了民众对于成本与收益的比较与判断，就可能引发社会震荡。1974年美国实行的“每小时55英里”法定速度限制就是一个例子。“赎罪日战争”以后，由于美国决定继续向以色列提供军事援助，导致阿拉伯国家对美国实行石油禁运，美国被迫实施这一措施以减少石油消费。
在当时的形势下，节油这个目标是对的。但是，这一措施存在致命的缺陷，因为它根本忽略了开车人时间的价值：在这一新的速度限制下，70英里的距离大约要花1小时16分钟，比每小时70英里的速度多耗费16分钟。考虑到1974年产业工人平均工资为每小时4。3美元，往返距离多花的时间折合成一个普通工人的工资大约是1。15美元。
1974年每加仑含铅汽油的价格是53美分。若要节油所得与耗时损失相抵，那么一个普通驾车人需要每次往返节约2。17加仑汽油。而要做到这一点，所有
汽车的燃油效率必须大幅提高，例如，雪佛兰萨博班必须降低22%的油耗，本田思域则需要降低50%的油耗。降低最高限速当然无法实现这一目标，于是驾车人对这一限制置若罔闻。
1984年，纽约州的州际高速公路上，驾车人有83%的时间会超过每小时55英里的限速。他们不惜花费50~300美元安装民用波段对讲机，用以相互提示附近有交警。1966~1973年，联邦通信委员会发放了80万份民用波段对讲机执照，而到了1977年汽车上装载的对讲机达到1225万台。交警部门对此作出反应，安装测速雷达；驾车人针锋相对，纷纷安装电子狗。为此，有些州通过法律，宣布使用电子狗为非法。美国国会1974年通过《高速公路紧急节能法案》时是否预料到这一系列后果，我很怀疑。到了1987年，国会把最高时速限制提高到每小时65英里，1995年最终取消了联邦法律中关于最高时速的限制。
生命无价是人类根深蒂固的观念之一。古代犹太教的一条教义坚持说，如果天平的一边是一个人的生命，另一边是整个世界，那么这两边的重量是相等的。法国小说家安东尼·德·圣埃克苏佩里曾感到迷惑：既然生命无价是不言而喻的，但为什么“我们的行为却往往说明某些东西比生命还宝贵”呢？生命无价这一观念怎样升华到牢不可破的位置，我还真说不准。它有可能是进化过程中避免被食肉动物侵害的激励因素，我们每个人可能都不惜倾注所有来避免死亡。但是除此之外，这个对于生命最狭隘的定义无法解释一个历史现象，即最初的生命从原始沼泽匍匐爬出以后，人们就一直在给生命定价，又不断地对价格进行修改。生命的价格不是一成不变的，它实际上有很多种，就像饭馆的菜单一样。政府如果不明白它治下人民的生命价值几何就无法施政。美国国家环境保护局1999年更新后的指导方针中，对一个人生命的价值评估，按照2010年的美元价值计算，量化为750万美元。英国环境事务部表示，每一条健
康生命的年价值为2。9万英镑。世界银行2007年的研究估计一个印度公民每年的生命维系成本为3162美元左右，照此计算，一生的成本差不多是9。5万美元。
诚然，人们都可以接受生命是有价的观点，不过我们自己的生命除外。伦理学学和哲学家彼得·辛格发明了一个巧妙的实验来证明这一点：不妨考虑一下，你愿意付多少钱的保险费，让医疗保险机构提供医疗保障，以延长某个陌生人一年的生命。你愿意付100万美元吗？1000万美元行不行？你只要一开口拒绝，实际上就是给那个人的生命价值封了顶。毫不奇怪，这种定价方式往往引发争议。
我们考虑一下美国国会讨论通过并设立的“9·11”恐怖袭击事件的受害者补偿基金，它主要是给2001年世贸中心和五角大楼遭受恐怖袭击后受伤人员和死难者家属提供补偿。有慷慨激昂的因素，也夹杂着担心的成分，害怕受害者及其亲属可能把联合航空公司和美洲航空公司拖入旷日持久的大规模赔偿诉讼中。国会设立这项基金的预算上不封顶，但是，它同时意识到成本因素，所以基于受害者家庭的“经济和非经济”方面的损失，规定了严格的付款标准。这一原则把受害者的生命按照价值加以评估和量化，也就是给他们的生命定了价。身为律师、民主党前参议员与爱德华·肯尼迪办公室主任的肯尼斯·费恩伯格，由于在处理棘手事件方面有着令人瞩目的成就，被任命管理这项基金。费恩伯格1984年曾代理过落叶剂生产商的1。8亿美元赔偿案，对那些受到美军喷洒在地里的化学药剂毒害的25万越战老兵进行补偿。他还是作出让政府支付给亚伯拉罕·扎普鲁德后人1600万美元裁决的三名法官之一，该款项用来支付扎普鲁德1963年11月22日在得克萨斯州达拉斯所拍摄的26。6秒钟有关肯尼迪总统遇刺的录像。几年之后，他完成了“9·11”恐怖袭击事件的受害者补偿基金管理工作，获得奥巴马总统提名，担任白宫的“薪酬沙皇”，负责给2009年金融危机后接受纳税人金钱救助的各大银行的高管制定薪酬上限。2010年他又受命管理石油巨头英国石油公司设立的200亿美元基金，负责处理因该公司深海平台爆炸，数百万桶原油泄入墨西哥湾，对该地区造成的巨大损害进行赔偿的问题。
对费恩伯格来说，裁定“9·11”恐怖袭击事件的受害者的非经济损失很容易。他决定发给每个受害者25万美元，负责供养的亲属每人10万美元，而且他承认这纯属他的个人专断。不过测定经济损失的难度太大了。经济损失的概念就是先找出遇难者生前的工资数额，根据他或她的年龄、婚姻状况和负责供养亲属的数目综合加以测算。这种算法造成了巨大的相对差别，因为同是遇难者，一个是世贸中心北楼105层坎托·菲茨杰拉德期货代理公司的高管，每年薪酬数百万美元，另一个是同一座楼的110层“世界之窗餐厅”的厨师，来自秘鲁的非法移民，每年才挣17337美元。 费恩伯格原来的上司肯尼迪参议员告诫他：“老伙计，你起码要做到一点，别把85%的赔偿金发给15%的家庭。”且不说肯尼迪的忠告，受害者死后的不同价值已经反映出他们生前的不平等，银行家比看门人值钱，年轻人比老年人值钱。30多岁男性的生命价格大概是280万美元，而70岁以上男性的生命价格理所当然地要少60万美元。在世贸中心和五角大楼上班的女性遇难者，平均工资低于男性。这也就变相地说，她们死亡的价值，也就是费恩伯格测算的她们一生收入的总额，比男性低；她们的家庭得到的补偿金，比男性遇难者平均低37%。基金最后支付给2880位在袭击中死亡的受害者平均每人200万美元左右的赔偿。但是其中8个年薪超过400万美元的遇难者家庭平均每家得到了640万美元，而补偿最少的遇难者家庭只拿到了25万美元。
这种冷冰冰的计算使人们最大限度地感受到，圣埃克苏佩里所感叹的生命价值是何等的深不可测。恐怖袭击中的遇难者的价值要根据他们生前的经济产出来确定，因为他们死了，不能继续这种经济活动了。美国的《侵权法》使用这种手段确定受害者的伤害补偿金额，不过对于受害者家庭实际经历的损失来说，这实在是一种扭曲。
有些遇难者家属用五花八门的计算标准企图证明他们的亲人价值比别人的高。一位寡妇说，她36岁的丈夫去世给自己带来的损失远大于新婚丧夫的年轻女人。另一个则说，她丈夫是慢慢死去的，当时他用手机不停地打了很多电话，因而比那些一下子死去的人受了更多的罪，理应得到更多赔偿。“9·11”恐怖袭击事件受害者家庭补偿基金引发了两种意见的碰撞：一面是受害者家庭成员对逝去亲人价值的主张；另一面则是大众的观点，生命固然可贵，但赔偿金额总应该限定在合理的预算之内。事情的结果肯定是大家都不满意。
费恩伯格后来写了一篇关于这项工作经历的回忆录，题目是：生命的价值到底有多大？他在文中建议，如果以后国会再次起草这一类赔偿法案，应该规定所有受害者的赔偿金额一律相同。他写道：“无论是股票经纪人还是洗碗工的家庭，都应该从美国财政部领到相同金额的支票。”
也许国会这样做的部分用意是避免富人与航空公司的诉讼纠纷，其实这一点根本行不通。后来果然如此，98个最有钱的受害者家庭决定放弃赔偿金，转而与航空公司打官司，希望得到更多的赔偿。这样做虽然要花一大笔律师费，还要等更长的时间才能拿到钱，但是他们最终得到的赔偿确实更多。几年以后，有93个家庭与航空公司达成了协议，平均的赔偿金额是500万美元。法庭、政府管理者、保险公司等都在不断复制费恩伯格的那一套计算方法。政府根据各种问题的轻重缓急程度进行资源配置时，不可避免地要给公民的生命定价。单是给消防部门编制预算这件事就包含了生命的价值，把有些灾难归结为超出消防队员能力范围并且宣称要避免此类伤亡的代价太高，他们无力回天。每当通过新的产品标准或者新的工作场所安全法规，政府总要说明它的必要性，新法规可以避免多少人伤亡，同时生产商、消费者和纳税人要负担多少成本等。2006年，美国消费者安全委员会通过一项有关床垫燃烧率的新标准，根据是可以保证每100万个床垫减少1。08人死亡，避免5。23人受伤。按照每死亡一人赔偿500万美元、每受伤一人赔偿15万美元计算，结论是每个床垫可增加收益51。25美元，而由此给生产商增加的成本仅仅是每个床垫15。07美元，所以这样做是值得的。与此对比，大约20年前，受美国交通部委托的国家科学院专门小组根据《联邦安全法》建议，在所有校车上安装安全带，理由是全国每年可以减少一名学生的死亡，照这一概率计算，每个学生的生命价值大概是4000万美元。
世界上可供配置的资源有限，而急需解决的问题又太多，权衡成本与收益是不可避免的。尽管如此，这种做法还是对人们有关合理与公平的信念构成了挑战。鼓吹保护消费者安全的人们和环保人士一直激烈批评进行成本收益分析的做法，他们往往主张不惜一切代价保护大自然的恩赐。在美国，1970年通过的《清洁空气法》明确规定，国家环境保护局制定空气质量标准时不得把成本问题计算在内。
1958年，由纽约州国会议员詹姆斯·德莱尼提出的《联邦食品、药品和化妆品法案》修正案规定，食品中不得含有任何可能使人类和动物致癌的添加剂，不管这样做的成本有多高，也不管摄入后致癌的概率是多少。直到1996年的《食品质量保护法》放松有关限制之前，德莱尼提出的修正案实际上默示，为了避免消费者从食品中摄入致癌物，不管花多少钱都可以。
对于政府的干预与成本收益挂钩，反对意见集中在一点，不管是给生态系统贴上价格标签，还是以美元为单位来计算降低致癌风险所产生的收益，都具有内在的不确定因素，无法准确衡量。在美国，持批评意见的人们仍然记得20世纪80年代里根执政时是如何应用成本收益分析法的。里根是一位坚定不移的自由市场信奉者，竭力反对政府干预经济。他在1981年第一次就职演说中宣称：“政府并不能解决问题，政府本身才是问题。”不久，他就以行政命令的方式决定对所有的联邦法规进行成本收益分析，以评估这些法规能否带来收益，并且用这些评估结果作为依据，系统地、大规模地取消所有联邦管制。与成本收益分析法相对的是政府实行资源配置。2001年“9·11”恐怖袭击事件发生以后的7年里，美国政府耗费了3000亿美元巨资加大国土安全设施建设。但是一项有关挫败未来恐怖袭击、减少人员伤亡的分析得出的结论是，这些耗资空前的安全投入，可能挽救的每一个人的生命成本，差不多是6400万~6亿美元。
作为对恐怖袭击的应急措施，
澳大利亚在国内和国际航班上总共配备了130名空中警卫，每年大约要花费2700万澳元。这些空中警卫也不是一点用处都没有，在悉尼至凯恩斯的一次飞行中，空中警卫招之即来，来之能战，把一个持刀的68岁男子打翻在地，当场制伏。不过根据2008年的一项研究，实施这一计划，每救一个人，就要耗费纳税人1。05亿美元。
所有社会都想尽力实行自我保护，降低风险，这是很自然的事。但是，如果不计成本，我们很容易就做过了头。实事求是地说，我们无法做到万无一失。人们自我保护的价格有时不能万无一失，如果坚持一丝一毫的风险也必须完全消除，这样做要花多少钱，我们可能连想也不敢想。因为弄不清某项公共政策的成本与收益，导致耗费了巨资实施干预，到头来得救的人寥寥无几，更忽视了其他政策-花同样多的钱，能够使更多人受益。
在小布什执政时期，白宫行政管理和预算办公室经济师约翰·F·莫罗尔三世发表了一份对几十个法规所做的成本收益分析，其中有的成本之高，令人瞠目结舌：1985年职业安全与健康管理局关于减少职业性甲醛接触的一项法规，每年得救率仅有1%，按此计算，挽救一个人的生命成本是720亿美元。
1980年的立法设立了“超级基金”，用于治理全美范围内的严重污染地区，在人类生命价值的量化上创造了有史以来的最高纪录。自从1980年以来，该基金共拨款320亿美元，对全美几百个可能危害人类生命健康的污染地区实施了治理。不过其中有些地区根本无人居住，国家环境保护局却坚持认为这些地区也需要治理，理由是将来可能会有人居住。这些“可能定居者”的生命因此昂贵得出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