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90年代中期有关99个超级基金治理区域的人口研究得出结论，其中只有一处存在污染引发癌症的风险，它也是环境保护局认定的风险最高的地区之一。对加州森尼维尔的西屋变压器厂遍地线路板的旧址进行清理，据分析，可能使202人终生免于癌症威胁，但是清理其他98处污染区域总共能使两人免于癌症。其中6处挽救每个人生命的隐含成本为500万~1亿美元，有67处挽救每个人生命的成本超过10亿美元。还有两处连一个人也挽救不了，因此算式的分母是零，该项成本也就是无限大。
尽管这些项目可能对环境有好处，但是对比世界上其他急需解决的问题，这样做的代价似乎太高了。我们马上可以想到新奥尔良的防洪设施，或者疟疾防治。世界银行的一项研究认为，世界卫生组织在非洲撒哈拉沙漠以南地区持续实施的大规模防治肺结核的计划，2006~2015年共计需要120亿美元。该计划仅仅在埃塞俄比亚一个国家就可以挽救25万人的生命，当前，埃塞俄比亚每年每10万人中就有92人死于肺结核。如果政府必须计算成本与收益，用来评估公共政策的效果，最明显的问题就是人的价值应该怎样确定。费恩伯格的做法-根据对国内生产总值的贡献率测定人的价值，或许太没有人情味了。不过还有一个替代方法，就是60多年前喜剧演员杰克·本尼一句著名的台词。
1948年3月，《杰克·本尼秀》广播节目播出了美国广播史上最著名的讽刺小品。本尼从邻居家回来，路上遇到了强盗（由本尼的喜剧搭档埃迪·马尔配音）。强盗威胁说：“伙计，要钱还是要命？”小品中的本尼是个有名的守财奴，半天没回答，强盗不耐烦了，又重复了一句，“我说，你听到没有，要钱还是要命？”本尼反驳说：“急什么，我这不正在考虑嘛！”本尼的小品对这个最棘手的价值问题提出了解决办法。政府要运用成本收益分析法更好地指导政策制定和公共资源配置，只需要让人们给自己的生命定价就够了。
人们可能不愿意或者无法给自己的生命定价，不过我们天天都会面对一些多少有生命威胁的小事，给这些小事定价很容易。每天我们横穿马路时，要么安全通过，要么被卡车撞倒，我们必须在二者之间作出选择。开车不系安全带、抽烟、到日本料理店吃有毒的河豚鱼，比系上安全带、不抽烟或者吃三文鱼致死的概率要高。
丰田雅力士在市内每加仑汽油比
凯美瑞多跑7英里-非常节油，价格还比凯美瑞便宜大约7000美元。但是，一旦发生撞车事故，乘坐雅力士车的死亡率比凯美瑞要高20%。
1987年，联邦政府取消了自1974年起实行的每小时55英里的速度限制，让各州自行规定高速公路的最高限速。有21个州把最高限速放宽到每小时65英里或者65英里以上，一项关于这21个州驾驶状况的研究发现，驾车人平均行驶速度提高了3。5%，在缩短了上下班交通时间的同时却提高了交通事故死亡率。研究人员的计算结果是，驾车人在较短的上下班途中开快车每节约12。5万小时就会有1个人死于车祸。按照1997年的平均社会工资和美元购买力计算，驾车人每节约154万美元，就会多1个人死于车祸。
20世纪60年代，美国经济学家托马斯·谢林建议，根据人们肯为自己的生命安全花多少钱测定他们给自己的生命定的价。他写道：“把不起眼的那些细微风险增加一点点，让消费者（纳税人、院外说客、调查问卷起草者、答卷人等）对此发表意见，表现出他们好像有某种偏好，尽管事实不一定是这样的，就可以把拯救生命决策中的重要因素筛选出来。人们在投人身保险时就是这样做的，他们在保护自己生命时也会这样。”
一项关于家长为孩子购买自行车用头盔意愿的研究得出结论，在父母心目中孩子的价值为170万~360万美元。距离联邦超级基金（Superfund）治理名单上的污染区越近房价越低，分析结果是：人们最多愿意出460万美元避免致癌风险。测算生命价值的另一个办法是分析人们对职业的选择，对生命威胁越大的工作工资就越高，从工资的差额可以计算出生命的价值，假如一个人接受一份新工作，每年可以多收入100美元，而相应的死亡概率将增加十万分之一。那么，经济学家可以得出结论，这个人认为自己生命的价值是100美元的10万倍，也就是1000万美元。
很多国家已经接受通过这一类方法来测定社会愿意付出多大成本以避免人员伤亡。这类方法迎合公民的意愿，因而比那些根据经济损失或其他客观标准来计算的方法更具有民主色彩。如果运输部确定美国民众为了避免交通事故死亡，最多愿意支付580万美元，那么它就有足够的理由反对那些为了减少1个人死亡而预算超过580万美元的道路改进方案。
农业部过去对于生命价值的计算在很大程度上与“9·11”恐怖袭击事件的受害者的补偿金的算法相同，根据死者生前的生产能力计算损失。不过从20世纪90年代以后它改变了计算方式，转而根据人们的支付意愿计算生命价值。如今，它有一套精密的计算系统，有人从中发现困扰了美国一年的139万例沙门氏菌案件的社会成本是260亿美元。其中很大一部分用于赔偿415名因感染这种疾病而死亡的患者，该部官员认定每个死者生命的价值为540万美元。
健康管理部门倾向于以年为单位来计算生命价值，而不愿意按一生来计算，它们的假定不无道理，即我们大家无论如何都会死，政府采取行动只可能稍稍推迟死亡时间，却不能完全避免死亡。最复杂的分析法是把获救生命的生活质量考虑在内，假定一个人疾病缠身或者丧失自理能力，他一年的生命价值要低于完全健康的人一年的生命价值。这样就创造出一个新的衡量标准：质量调整生命年，即QALY。
交通部使用计算伤亡生命价值的等级体系来确定某条道路是否需要翻修或重新规划，例如，轻伤的成本是正常生命的0。0002%；重伤的成本则是正常生命的3/4以上。食品与药物管理局估计冠心病患者平均要少活13年，从患者方面来说，损失的价值大约是84万美元。
有些国家的政府已经把这类工具作为评估和制定政策的标准。例如2003年，
澳大利亚健康部门的经济分析小组建议改变烟草制品包装上的警示。他们的分析所依据的事实是，每年可以减少大约400个死亡病例，相当于每年2。5亿澳元的收益，而每年的成本大约是1。3亿澳元，也就是人们少抽烟造成了国家税收的减少。
这些价值评估技术提供了计算国家财富的一个新方法。芝加哥大学的经济学家把1970~2000年美国人预期寿命延长的价值加到一起，得出这样的结论：美国的国民财富平均每年增加5。4万亿美元。
尽管上述计算方法含有民主色彩，还是会引起人们的不安。根据人们自己的选择来确定社会救死扶伤的付款意愿，可能把社会引入某种尴尬的歧途。从一场大火中，是要抢救十几个30岁的年轻人，还是要救十几个60多岁的老人？从社会总体福利衡量，去救那些老人应该是不明智的选择。毫无疑问，救年轻人比救老年人可以为社会挽回更多年数的生命。芝加哥大学法学家卡斯·桑斯坦，现在领导白宫下设的一个办公室，专门负责这一类价值评定。他建议把政府制定政策的重心放到挽救更长时间的生命上，而不是更多人的生命上，即使这样做会使老年人的生命打折扣。他写道：“挽救年轻人生命的项目，无论从哪个方面来说，都比挽救老年人生命的项目要好。”不过你可以把这句话说给60岁以上的人试试。他们不仅把自己的余生看得和年轻人一样重要，他们还拥有巨大的政治影响力，敢于投票反对那些与自己看法相左的人。
2002年美国国家环境保护局在贯彻管制发电厂的烟尘排放的《清洁空气法》、减少非自然死亡的过程中，引入了一项新的分析指标。它没有像过去那样把人均生命价值量化为610万美元，而是对生命实行了年龄折扣，70岁以上的人的生命价值只相当其他人的67%。
对此，美国退休人员协会和其他组织的反应非常强烈，环境保护局主管克里斯汀·托德·惠特曼被迫放弃了这种方法。“我们已经不再计算老年折扣因素，”她说，“这种计算方法已经停止。我再重申一次，环保局决策中将不再采用年龄折扣分析法。”后来环保局测算管制柴油机排放的收益，再次采用了年龄折扣法，这时他们反过来抬高老年人。为了在制度中使美国退休人员和年轻人的生命价值相等，它不得不把65岁以上老年人预期年龄中的每年生命价值量化为43。4万美元，同时把其他人每年的生命价值量化为17。2万美元。
依赖人们的选择来量化他们生命的价值存在风险，一项民意调查显示美国人认为恐怖袭击中一名获救者的生命价值等于两个自然灾害中获救者的生命价值，这一偏见可以解释美国政府在2005年新奥尔良遭受卡特里娜飓风时漠不关心的态度，它与投巨资防止2001年针对美国恐怖袭击重演之间形成了巨大的反差。
这类价值量化方法的最大风险是使经济上的不公平状况永久化。谢林对此提出质疑：“有钱人可以多出钱，只为了少堵一个小时的车或者节省5个小时的火车旅程，要降低他们自己或他们关心的人死亡的风险，他们愿意出更多的钱。他们认为自己价值高是因为他们比穷人有钱。”按照这条思路，泰坦尼克号没有为所有舱位的旅客备足救生船是有道理的。各种舱位旅客死亡率的差别-头等舱37%，二等舱57%，普通舱75%-就不会引发争议了。
不过，假如人们认为“9·11”恐怖袭击事件的受害者补偿金不公平，那他们怎样看待旨在拯救生命的政府项目向有钱人倾斜，只是因为他们比穷人拥有更多的资源可以用于自己的健康和安全，而且不想从事高风险的职业？这个制度完全不顾一个事实，即有钱人愿意多花钱来保全自己的生命和肢体，穷人则更加珍惜自己手中的每一块钱。大公司主管花得起高价接受昂贵的治疗，而在贫困线下挣扎的家庭，不到万不得已不会花钱看医生的。
这种自我确定价值的方法忽略了一个事实：人们的选择并非总是出于自愿的。如果根据人们工作中对金钱与安全的相对选择来量化他们生命的价值，那么黑人会相信他们的价值低于白人。在几乎所有行业中，黑人在工作中的死亡率都高于白人，而风险补偿却低于白人。一项研究根据这方面的数据得出结论，一个蓝领白人的生命价值是1600万美元，相当于同工种黑人的两倍还多。不过我们也很有理由怀疑这种价值计算方法，因为它反映的不是黑人更愿意冒险，而是黑人就业机会少，工资虽然低也只得接受。
诚然，按这个公式计算，贫穷地区的人生命非常不值钱。2005年一项关于墨西哥城工人工资的研究把他们的生命价值量化为每人32。5万美元。1995年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提交的一份评估全球变暖后果的报告中，把贫穷国家的每个统计人口的生命价值量化为15万美元，而富裕国家的每个人的生命价值则是150万美元，从而引起发展中国家代表的公愤。他们质问，面对气候变化，难道保护穷国人民就是浪费资源，保护富国的公民就物有所值吗？专门委员会只得撤回报告，把缜密的经济分析报表和数据扔到一边，勉强接受了政治上站得住脚的概念，即不分穷国富国，所有人的生命价值一律是100万美元。宫颈癌是墨西哥死亡率最高的癌症之一，该国每10万名妇女中每年因宫颈癌死亡的就有8个。葛兰素史克和默沙东公司研究出预防宫颈癌的药物-人类乳头瘤病毒疫苗，墨西哥是首先考虑对12岁以下女童实行普遍疫苗接种的国家之一。这一项目似乎非常合算。墨西哥国家健康部门的研究人员在2008年的分析报告中说，根据葛兰素公司报价，该疫苗每剂大约440比索，给80%的女童注射3剂一个疗程，由此挽救的每一条健
康生命的年成本折合4。2万比索多一点。因为这还不到墨西哥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的一半，所以世界卫生组织的专家们认为这将会是一项成效不错的投入。
但是，墨西哥是个比较贫穷的国家，上述研究结果给它出了个难题。实行全面的疫苗接种将花费14亿比索，几乎是政府给全国儿童法定的全套7种疫苗接种的全部预算。于是墨西哥政府采取了所罗门断案的办法，决定只在那些宫颈癌多发的贫穷地区实行疫苗接种，这样就可以节约一半以上的费用。更引起争议的是，墨西哥卫生部不是按照药剂生产公司建议的那样，在6~8个月内完成三次接种，而是把最后一次接种推迟到5年以后。
“我们对于该疫苗的有效性的所有研究，都基于一个疗程3次接种，且第一次和最后一次接种必须在8个月以内。”默沙东公司墨西哥分公司的负责人米盖尔·卡沙特－克鲁兹指出。不过墨西哥的全国公共健康研究所的研究员埃德瓦多·拉兹卡诺－彭塞却说，制药公司这样说是受金钱利益的驱使：“他们声称这样做不行，却不肯想办法把疫苗的价格降下来。”
医药的供应到处体现着成本收益分析，全世界的医药实验室推出的新药和新疗法令人目不暇接，而各国政府则必须合理分配有限的预算。2005年新西兰卫生部拒绝资助一项全国肺炎球菌疫苗接种计划，接种该疫苗获得每一健康生命的年成本为12万新元。两年以后，药品生产厂家证实，接种该疫苗每一健康生命的年成本降到2。5万新元，新西兰因此决定实施该计划。
英国政府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对所有公民提供免费医疗，是把成本收益分析法系统地应用于医疗卫生领域预算的先驱者。它起始于20世纪90年代，当时治疗阳痿的药片伟哥出现在市场上，英国国家健康中心的官员担心这种神奇的新药会造成政府预算资金亏空。
英国卫生质量标准署，通过执行一套指导标准，来确定某种药物或疗法是否应予以报销，预期的每健康生命的年成本不超过2万英镑就予以批准；除了个别情况，每一健康生命的年成本超过3万英镑的，不予报销。这种做法已经在世界上很多地方应用。加拿大医疗药物和技术署建议全国各省制订计划时对新药进行成本收益分析。从
澳大利亚到荷兰到葡萄牙，法律规定，批准医疗费用之前必须作经济评估。 世界卫生组织为此给世界各国划定了通用的最低标准：预期的每一健
康生命的年成本低于本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可认定为很合算；如果健康生命的年成本相当于1~3年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可以认定为合算；如果超出3年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就不值得投入。也就是说，按照2009年的美元购买力来说，阿根廷、巴西或者墨西哥等国可负担的医疗成本为每一健康生命的年成本不超过29300美元。它们的邻国，如玻利维亚和厄瓜多尔，对比之下，能负担的医疗成本只有13800美元。而同一半球的富裕国家，如美国和加拿大，愿意投入12万美元来换取每个健康生命。
但是，根据成本收益分析作出决定并不是轻而易举、一帆风顺的。2008年，英国卫生质量标准署顺理成章地拒绝使用辉瑞制药公司治疗肾癌的新药索坦（舒尼替尼），该药6周为一个疗程，一般可延长患者不到一年的生命，每剂成本约为3139英镑。这就是说，它的总成本超过了该署每健康生命年成本3万英镑的上限。
但是由此引起的公众抗议浪潮一浪高过一浪。一家英国小报《每日邮报》称这是对肾癌患者的“死刑判决”。后来卫生质量标准署作出让步，同意给某些肾癌患者使用索坦。理由是“尽管使用该药带来的收益超出合理价值评估的上限，但由于它是目前唯一的临床治疗选择，因此，在这种情况下允许使用，是有重要意义的变通做法。”事实上，该药的投入并不算太大。英国的肾癌患者不到7000人，索坦只对其中的大约一半人适用。还有，辉瑞制药公司同意，开始的6个星期对患者免费用药。
奥巴马总统推进美国医疗改革时也发生了类似情况。在国会通过并形成立法的整个过程中，白宫一直提醒它的同盟者千万不要使用“定量配给”这个敏感词。参议院金融委员会主席、民主党的马克斯·鲍卡斯是该法案的主要起草者和立法者之一，他说，提议中的改革方案“绝对不存在医疗保障的定量配给问题”。
当然，定量配给在美国医疗保障制度中随处可见。首先，美国有4600万人缺少医疗保障。一项对威斯康星州医院急诊室交通事故受伤者情况的研究发现，没有医疗保障的人接受的服务比有保障的少20%。他们住院的时间平均为6。4天，而有保障的人则是9。2天。医院给有保障的人的平均医疗投入比没有保障的多3300美元。当然，没有保障的人死亡的概率也比有保障的高40%。
该研究还发现，如果医院给予没有保障的和有保障的受伤者进行同样的治疗，那么挽救每条生命的成本大约是22万美元，折合每生命年成本1。1万美元。与索坦相比这无疑是非常便宜的，远远低于英国卫生质量标准署规定的上限。但是自由市场却不会这样配置医疗服务，市场是根据资源的多少有无来确定医疗服务的量化配给的。
尽管如此，面对美国保守派对政府想取得决定人们生死的大权的指责，奥巴马的政治谋略还是明智的。白宫提出资助一个研究项目，对新药或新疗法的效能进行对比，以确定哪一种在经济上最合算，这么简单的一项提议竟然引起保守阵营的激烈反对。《华盛顿时报》的一篇社论把该项目与纳粹德国的“T4行动”计划相提并论，即对那些身患绝症的老年人、严重残障儿童以及没有生产能力的人群实施安乐死。
保守派的言论引起巨大共鸣，因为它迎合了人们有关生命无价的信念，在生死关头我们应该不惜一切代价挽救生命。英国卫生局拒绝让一个癌症患者使用索坦，他的妻子乔伊·哈代说，“人人都有自主选择活下去的权利。”这种信念给美国造成了沉重的负担和效率无比低下的医疗保障制度，2009年公共医疗服务支出占国内总收入的18%。如果不实行成本收益分析的机制，到2020年它有可能吞噬经济总量的20%以上，但它并不能让国人更健康。
即使这样，美国人出生时的预期寿命也比不上日本、法国、西班牙、瑞士、
澳大利亚、冰岛、瑞典、意大利、加拿大、芬兰、挪威、奥地利、比利时、德国、希腊、韩国、荷兰、葡萄牙、新西兰、卢森堡、爱尔兰、英国和丹麦等国的人们。尽管美国人的预期寿命少于这些国家，但是总的算起来，美国人在医疗卫生方面的花费比这些国家的人都高：每个美国人平均每年的医疗支出为6714美元。对比之下，日本每年的人均医疗支出大约是2600美元，葡萄牙更低，只有2000美元。
按照病人的支付能力而不是治疗的成本收益比来进行医疗服务资源配置，造成了美国人健康状况和预期寿命存在人群与地区之间的巨大差别，这些差别在工业化国家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占人口一半以上但收入低于全国平均水平的人声称，由于医疗成本太高，无法得到必需的医疗服务。而在英国和荷兰，这样的人不到10%。
2007年，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发表的一份报告提出，应该采取其他一些国家的做法，根据成本收益分析来对医疗费用加以控制，以此抑制日益飞涨的医疗开支。尽管如此，该报告同时警告说，在美国给生命定价会引来政治上的麻烦。国会预算办公室发现，“听到这种理念，很多人即使不反对，也会觉得不舒服”，它与“只要能延长病人的生命，就应该不惜一切代价”的观点相悖。但是，我们不愿意承认生命有价，却又不能证明它是无价的。
墨西哥最有名的文化现象，除了玛利亚奇乐队和狂热的坎昆春假，当属1979年的电视连续剧《富人也哭泣》了，剧中的主人公是一位叫玛丽安娜的可爱女孩，是一大笔遗产的继承人，这部描写她历经人世磨难、让人大悲大喜的肥皂剧被翻译成20多种语言，风靡了100多个国家，吸引了数以亿计的观众。该电视剧被引进中国和沙特阿拉伯。它让苏联解体不久后的俄罗斯人头一次尝到了资本主义通俗文化的滋味，1992年5月在俄罗斯首映时，吸引观众多达1亿人，连叶利钦总统也成了该剧的观众。据俄罗斯《真理报》报道，当时阿布哈兹和格鲁吉亚正在打仗，为了不耽误观看该剧，双方士兵一致同意节目播出时暂时休战。
该剧的情节错综复杂。女主人公玛丽安娜被恶毒的继母赶出了家族庄园。一个有钱的好心人收留了她。恩人有个儿子，风流倜傥，开始追求她。她和这个年轻人的爱情遭受到第三者的阻拦，在他人的嫉妒中得到考验和升华。不过，你就别问为什么了，玛丽安娜决定把他们的儿子贝托送给了一个销售彩票的女人。多年之后她再次遇到贝托，并把儿子从他亲生父亲的枪口下救出来，最终得到了真正的幸福。
尽管剧情曲折离奇，演员们还穿着喇叭裤，但这部电视剧还是吸引了无数观众，因为它发掘出了这一类浪漫故事的核心：走投无路的灰姑娘一下子成了锦衣玉食的公主，但是没有真正的爱情，她仍然不幸福。它传达的信息，尽管是华丽包装下的陈词滥调，却依然跨越时空在全世界引起了共鸣：我们可能认为金钱能够带来幸福，但其实二者并不是一回事。早在一个世纪以前德国哲学家叔本华就提出这一观点，他强调：“金钱给人类带来的幸福是抽象的，只有那些无法消受人类具体幸福的人，才会把金钱当成唯一的追求。”
遇刺的三个月前，1968年3月，罗伯特·肯尼迪对全美的经济停滞提出尖锐的批评：“国内生产总值包括了空气污染和烟草广告，包括了高速公路上清理事故受害者尸体的救护车，包括了我们家门上的锁，以及为入室盗窃者准备的监狱门锁，还包括了被毁坏的红树林，以及因为城市无序扩张而消失的自然奇观。”
“国内生产总值并没有考虑到孩子们的健康，他们的教育质量，他们游戏时的快乐，没有考虑到我们优美的诗歌或者牢固的婚姻关系，也没有考虑到我们关于公共问题机智的辩论，以及公务员的诚实敬业。它既无法衡量我们的聪明和勇敢、我们的智慧和学识，也无法衡量我们对祖国的忠诚与热爱。一言以蔽之，它可以衡量一切，却不包括让我们生活得有意义的那些东西。”
他的思想引起人们越来越多的关注。世界人民都在作出努力，力图走出全球金融危机和经济衰退的阴影。痛定思痛，人们开始觉察到，某些决策者推崇对物质财富毫无节制的追求，这种做法是有问题的。人们因而形成了一种信念：一个国家除了经济增长之外还应该有别的追求，狭隘地、最大限度地追逐国内生产总值只会带来灾难。
2008年，法国经济开始衰退，法国总统萨科齐召集了两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马蒂亚·森和约瑟夫·斯蒂格利茨，负责起草一份报告，探讨衡量社会经济发展的更好的标准。报告的结论是：“把我们的统计系统的重点从衡量经济生产转向衡量人们的幸福指数，现在时机已经成熟。”报告建议，政府应该在既有的经济数据的基础上增加其他信息，包括人们的生活幸福感。地处喜马拉雅山脉的佛教小国不丹，把这个理念向前推进了一步，得出了一个名为“国民幸福总值”的量化标准，用来进行政策评估，反映国家的福利状况。这个术语是不丹前国王晋美桑给·旺秋1972年创造的，直到2008年后他正式退位才成为现实，不丹举行了有史以来的第一次民主选举，通过了新宪法，推出了世界上第一个国民幸福指数。
国民幸福指数一共有72个变量，分为9个方面，包括心理幸福和社区活力、生态、人性化行政，以及时间的利用。它给行为也制定了分值，如果人们经常祈祷诵经并且照顾家庭就能得分，如果自私就会减分。但分值高不一定就好。例如，不丹人喜欢的一种叫做“兰塔播”的运动，双方用头顶对方，直到对方无力抵抗。据说该运动会使不丹人快乐，不过每月玩一到两次就够了，玩多了也不会增加幸福感。同样的，金钱也能增加幸福感，但只限于每年每个家庭70597努扎姆，或者1550美元。尽管上述观点为越来越多的人接受，金钱与幸福无关或者关系不大这种信念还是会引起误解。认为物质财富没有意义的多数言论，和叔本华的怀疑以及玛丽安娜的痛苦一样，支持了一种含混的理念：既然物质财富无法给我们带来生活中最重要的东西，追求经济发展就是浪费时间。尽管人们怀疑普通意义上的经济增长，尽管人们在抨击功利主义，一般来说，国内生产总值高的国家的国民幸福指数还是比国内生产总值低的国家的国民幸福指数要高。不信可以从占世界人口一半的30亿人里随便找个人问一下，如果他每天靠不到2。5美元过日子，他会幸福到哪里去。
事实上，调查结果说明有钱人大致上比穷人幸福，这是因为金钱可以提供很多东西改善人们的生活。富裕国家的人总的来说比较健康，儿童死亡率比较低，预期寿命比较长，环境比较好，公民受教育程度比较高，重体力工作比较少而让人们感兴趣的工作比较多。有钱人一般有比较多的休闲时间，外出
旅游比较多，有钱参加艺术和文化活动。金钱可以帮助人们打****限，掌握自己的命运。不管肯尼迪怎么说，国内生产总值确实保证了美国人的孩子的健康。 英国的研究人员发现，如果把人们的生活满意程度按1~7的等级划分，年收入每增加12。5万英镑就可以增加一级生活满意度。
澳大利亚的一项研究通过调查人们的幸福感与生活遭遇之间的关系发现，16500~24500美元的意外之财可以带来的幸福感大致与结婚相等；而失去178300~187600美元带来的不幸福感大致相当于丧子之痛。2009年的一项盖洛普民意调查发现，年收入2。4万美元以下的美国人中有30%被诊断出有抑郁症状，而年收入6万美元以上的则只有13%。幸福是有价格的。
对于那些热衷于用幸福指数代替国内生产总值的想法，还有个难以解决的问题。谁来界定哪些东西能使人们幸福？应该是政府吗？公民幸福指数高了政府难道不会从中受益吗？不丹是个相当专制的国家，直到1999年，电视播放还受禁。1989年政府颁布命令，所有不丹人在公共场合必须说宗卡语。1985年它通过新的《公民法》规定，那些无法证明自己是1958年前进入不丹的南部尼泊尔族人不享有不丹国籍，后来还把他们中的10万人驱逐出境。它也有好的一面，例如全国森林覆盖率达72%，
旅游的人口也不多。该国很多女婴被虐杀，男女比例严重失调，达到100∶89。2。民主国家的政府在如何界定幸福的特征与属性上遇到困难。例如，不丹的媒体报道，该国人民喜欢兰塔播运动和其他传统运动的已经很少了，但它们仍然是幸福指数的组成部分。不丹人可能是幸福的，这种幸福，与其说与他们幸福指数里的各项指标有关，倒不如说是与他们的物质财富关系更密切。1980年，不丹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比印度高出10%，现在则高出75%。2009年世界经济总体下滑，不丹却增长了6。9%，2008年不丹的经济增长了20%。与世界上其他国家一样，不丹人幸福指数提高了，是因为国家更有钱了。
《世界价值调查》过去20年里在世界范围内进行过一系列民意调查，发现世界上最幸福的国家是富裕的丹麦，最不幸福的国家是贫穷的津巴布韦。2006年《盖洛普世界民意调查》让132个国家的成年人为自己对生活的满意度打分，分值是1~10。多哥公民打出的幸福分值平均为3分多一点，而该国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只有832美元。美国比多哥富55倍，美国人给出的幸福分值为7分。 幸福是个既不稳定又难把握的概念，有着多方面的内涵却又无法给它准确定义。很多思想家曾尝试解答这个问题。“幸福就是你与你的言行和谐一致。”印度圣雄甘地如是说。亚伯拉罕·
林肯强调：“对多数人来说，他们认为自己有多幸福就能够多幸福。”我一下子就想起了漫画中的小狗哲学家史努比的一句话，对于这个基本的认知难题，可以说是一针见血，说到了点子上：“我的生活没有目的，没有方向，没有目标，没有意义，可我还是很幸福。我也不明白，这样做对不对？”研究幸福课题的心理学家和经济学家都认同，所谓的“主观幸福度”有3个组成部分：满意度，指描述人们如何以他们的渴望为尺度判断自己的生活状况；拥有例如快乐一类的正面情感，再有就是缺少愤怒之类的负面情感。
这种幸福度确实存在，它与人们的客观生活质量有直接关系。一个国家的公民平均幸福度比较高，人口统计中报告的高血压发病率就比较低。幸福的人们不容易感冒，即使感冒了也会很快康复，对生活满意的人即使受了伤痊愈得也很快。那些自认为幸福的人经常面带微笑，睡觉睡得香，自己感觉身体状况良好，与亲戚相处得愉快。有些研究表明，幸福度越高，自杀率越低，幸福的人非常珍惜生命。
不过，这是各种概念的大杂烩，很难具体衡量。你不妨像进行综合社会调查那样，把幸福分为1~3级，问一下自己的幸福度为几级，然后再好好考虑一下你的答案意味着什么。人们对这个问题的答案是不确定的。我们把直觉反应与深入分析混在一起，不知如何对待眼前的愉悦感受、自己的生活状况与长远理想紧密结合的问题。我们可能知道将来什么会带给我们幸福，比如名望、金钱或者生活伴侣。不过真到了那一天，却往往事与愿违。我们似乎了解什么是长远的满足，什么是眼前的幸福，但又常常一叶障目，不见森林。
20世纪80年代的一次实验中，测试者要求人们回答有关幸福度的问题，有些人回答之前在复印机上捡到一枚一角硬币，结果他们对生活的满意度远比那些没捡到的人高。人们可能以为，大家对自己的生活满意度是相当稳定的，不受日常喜怒哀乐的影响。但是，对于同一个关于终生幸福的问题，时隔一个月，人们给出的答案往往有非常大的差别。弗洛伊德强调人们“为幸福奋斗，他们想得到幸福，而且希望一直幸福下去”。把幸福转化成“效用”一类的经济学术语，是经济学家的共识。他们反对肯尼迪的建议，去衡量收入水平以外的指标。这一简单明了的共识成了他们有力的工具。因为，既然幸福就是人们的奋斗目标，就没有必要浪费时间，再去弄清楚到底什么东西使他们幸福。看一下别人怎样做就够了。事实能够证明这一点，因为人们大多都想努力赚钱。从这一角度观察，用经济增长衡量幸福度似乎是更适合的标准。
但是这种方法有它的局限性。我们经常做些与保持健康相矛盾的事情。至于为什么这样做，令人费解。我们明知香烟有致癌和导致肺气肿的风险，可还是忍不住要吸。我们明知巧克力吃多了会增加体重，对身体没好处，可还是忍不住往嘴里塞。根据一项盖洛普民意调查，2/3的美国人承认自己超重，但只有1/4的人说准备认真减肥。20世纪80年代，一个新兴的名为“前景理论”的学科，也就是行为经济学，应用心理学的手段对经济行为进行了分析，发现了许多形形色色的非理性行为。行为经济学与传统经济学中关于什么使人幸福的理解迥然不同，例如，同样的东西，人们失去它感受到的痛苦要大于得到它的快乐程度，这种怪异行为叫做“损失厌恶”。有些选择失之毫厘谬以千里，会严重影响我们的幸福感，我们却不会择优而取。我们仅凭有限的几次经验就随意推理，往往得出错误的结论。我们喜欢从众跟风，谁成功了就跟在谁后面学。
不管怎样，有一点是确定无疑的，即我们都在追求心目中使自己幸福的东西，尽管某些选择不一定会带来幸福，但有些选择还是会的。传说
林肯有一天傍晚冒雨乘车赶路，他对同车的朋友说他同意经济学家的观点，即人们总是尽力使自己的幸福最大化。突然他发现河岸边有一头猪困在泥泞里，他立刻命令停车，自己跳下去，把猪从泥沼里救了上来。朋友看到他满身泥水，就指出他为了救一头猪把自己搞得如此狼狈，这种行为与他刚才主张的幸福最大化自相矛盾。林肯反驳说：“我的实践和理论恰恰是一致的，如果不把那头猪救上来，我会感到非常难受。”
对于肯尼迪的忧天悯人，最好的回答或许是，承认追求经济增长会带来消极影响，如碳排放、环境恶化，从长远看不会使人们幸福。尽管如此，美国公民，还有世界上很大一部分国家的公民，仍然花费很多时间和精力追求更多的金钱和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因为他们认为这会改善他们的福祉。这是毋庸置疑的，因为这会让他们得到幸福。 当然，幸福与否，并不仅仅取决于金钱。据报道，没有性生活的人就不如有性生活的人幸福。有的地方，失业率、犯罪率、通货膨胀率都很高，还有火力发电厂排放的大量氧化硫等，生活在这里的人就会感到不幸福。幸福的人更有可能结婚而不大可能离婚，还会有很多朋友。右翼人士比左翼人士幸福。皮尤研究中心的一项调查发现，即使在2008年11月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约翰·麦凯恩遭遇灾难性失败时，37%的共和党人仍认为“非常幸福”，而民主党只有25%的人这么认为。从1972年社会综合调查开始把这一问题列入调查范围后，这一倾向一直存在，世界各地也是如此。很明显这是由左翼人士的负罪心理造成的。纽约大学的心理学家研究发现，随着收入不平等加剧，左翼人士和右翼人士的幸福指数的差距也会拉大。这表示右翼人士更倾向于把不平等看成是生活中的正常现象，对此并没有很大的负罪感。
不过，要是能改变人们对经济状况的看法，就很有可能提高他们的幸福度。1989年柏林墙被推倒，经过了10多年，原民主德国的人的幸福度仍然低于他们的西部同胞。而且，如果没有收入的大幅提高，他们的幸福度可能还要更低。1991~2001年，原民主德国人的生活满意度提高了大约20%。满意度的大幅提高很大一部分是由于原来独裁国家的垮台，但是家庭平均收入增长60%也是不可或缺的原因。
由于苏联解体，1990~1995年俄罗斯的国内生产总值下降了25%。毫不奇怪，俄罗斯人的生活满意度下降了17%。对于苏联解体后男性自杀率的急剧上升，研究人员分析后得出结论，在俄罗斯，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每增加100美元，男性自杀率就会下降0。14%~0。2%。同样，在被调查人群中，有固定工作的人每增加1个百分点，男性自杀率就下降大约3%。
你可以想一想，如果你家的地面什么也没铺，只是泥土，你会感到多么不舒服。2000年，墨西哥北部的科阿韦拉州政府推行了叫做“PisoFirme”（硬化地面）的项目，由政府出钱给那些泥土地面的家庭，每户最多提供50平方米的水泥地面，造价大约是1500墨西哥比索，当时大约相当于150美元，也就是墨西哥人一个半月的平均工资。每家都提前接到通知，让他们把需要硬化地面的房间准备好。大卡车在贫穷社区里穿梭来往，给每家每户倒下搅拌好的水泥，让他们自己抹平。 水泥地面铺了几年以后，在该州首府托雷翁工作的世界银行和美国两所大学的研究人员，装备了便携式磅秤和医用检测设备，对居民进行了调查，测定该项目给人们的生活带来哪些变化。泥土地面会滋生多种寄生虫和病原细菌，儿童很容易接触到，从而引发腹泻或者营养不良。贫血在这里很常见，还有各种发育性残疾。研究人员对儿童进行了化验，他们提取了粪便样品，在孩子们指头上扎针作贫血测试，还给他们进行了认知能力测试。他们找家长询问婴儿对于动物、家庭物品一类词语的学习情况，大一些的孩子则测验看图识字。然后研究人员询问孩子母亲对生活的满意度。
为了了解硬化地面的效应，他们把托雷翁的数据与它的姐妹城市戈麦斯帕拉西奥（它们同属于一个大都市区，但后者因属于杜兰戈州而没有实行该项目）作了对比。研究人员发现，硬化地面使儿童寄生虫病下降了78%，腹泻病例减少了一半，原来非常普遍的贫血病例下降幅度最大，少了4/5。家里铺水泥地面的儿童回答认知问题的正确率比那些家里没有铺水泥地面的儿童高出30%~100%，孩子母亲的幸福度也高得多，她们的抑郁程度下降了50%，而且焦虑水平也降低了。铺水泥地面家庭的母亲对生活的满意度提高了69%，而这种幸福的成本不过每户150美元。毫不奇怪，墨西哥联邦政府后来决定把这一项目推广到全国。
工业化国家比较富裕，人们的生活也比较富裕。即使这样，金钱仍然能增加幸福度。欧盟民意调查连续30多年询问欧盟公民的生活满意度，根据20世纪90年代的研究，最富裕的25%的人口中，有近1/3的人自认为“非常满意”，而最贫穷的25%的人口中，同等满意度的只有23%左右。
美国的调查结果也差不多。从20世纪70年代早期开始的关于美国人行为和信仰的一项民意调查发现，最富裕的1/4人口中有40%以上的人自认为非常幸福，但是最贫穷的1/4的美国人中，同等满意度的只有25%。
金钱可能无法永远保证幸福。不过正如康奈尔大学经济学家罗伯特·弗兰克所指出的：“人们能够想象到的生活中的任何变化，对于幸福度提升的效果，都比不上从收入最低的人一跃成为收入最高的人。”
我所在的纽约第十一国会选区，属于不太富裕的一个地区，从相当贫穷的东弗拉特布什和克朗高地延伸到相当豪华的帕克斯洛普。统计资料显示，这里的家庭平均年收入为51300美元，比全国平均水平低大约1。2万美元。这里的人们脾气不太好，2009年，盖洛普民意调查机构、康威医疗保险咨询公司，以及美国健康保险计划游说团体，根据人们对生活、工作和健康状况的满意度，发表了一份所有选区的幸福指数对照表。我所在的区在全美名列第421名，倒数第15名。
最幸福的选区离纽约第十一选区非常遥远，在美国大陆另一侧的加利福尼亚。位于旧金山和圣何塞之间环抱太平洋的加州第十四选区，包括了高科技走廊硅谷的一大部分。与纽约的布鲁克林相比，那里风景秀美，气候宜人，而且家庭年平均收入是11。66万美元。 财富与幸福的关联是有一定限度的，这源于人类最独特的本能之一-适应能力。人们能够从失去亲人的痛苦中恢复过来。英国的一项研究发现，人们因伤病致残后会觉得幸福感大幅下降，但是很多人能在此后的一两年里有相当大程度的恢复。德国关于婚姻和幸福的研究发现，德国的寡妇遭受丧夫打击之后可以在两年里恢复正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