幸福也同样不会长久不变。德国女人从恋爱到结婚的两年里幸福感持续上升，但是从婚礼那年到达峰值后开始下降，之后两年里又回到恋爱前的水平。那些快速致富的人也是如此，研究发现中乐透大奖的狂喜消退得相当快，即使是数百万的大奖。中奖人自己认为，中奖6个月以后，幸福感回到中奖以前的状态。
20世纪70年代，南加州大学经济学家理查德·伊斯特林发现了经济学史上有关幸福研究的可能最有趣的现象。通过对25年关于幸福调查数据的仔细分析，他得出结论，虽然经济方面有了巨大增长，但是美国人的幸福指数比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并没有显著提高。
这种倾向可以用适应性来解释。不过伊斯特林却提出，这种模式是由一种完全不同的变化造成的，幸福可能不单单取决于人们的实际幸福度，还取决于与周围人群相比较的结果，我们感到幸福是因为比邻居过得好。
其他经济学家此后也发现了有关幸福相对性的类似例证。看到邻居更有钱，自己的幸福度就会降低。简单地说，自己丢失1000美元，与看到邻居得到1000美元引起的不快程度相同。收入差距越大的地方，自杀率就越高。伊斯特林提出，金钱给那些很穷的人带来的幸福感要比富人的长久一些，收入提高会使穷人的生活条件改善很多。不过一旦越过欲望的某一道门槛，再努力争取就没有意义了。富人可能比穷人幸福，但是富上加富未必使他们更幸福，起码不会长久，这是因为收入上一个台阶所带来的生活水平的提高，他们很快就会适应并习以为常了。适应性这种特质可能对人类有好处。经济学家加里·贝克尔和路易斯·拉约强调说，幸福的短暂性和环境上的适应性从进化史上可以找到根据。如果进步只能给人们带来短暂的幸福，他们就会有不断向前的动力。“不落邻居之后”的愿望也有这种作用，百折不挠的发展欲望能够增加生存的机会。正如亚当·斯密250多年前指出的，人们能够获得幸福这一信念，实际上是一种“错觉，它激发并保持人类生产活动的持续进行”。
既然经济发展并不会使我们更幸福，那它还有什么意义呢？如果伊斯特林是对的，经济增长的主张就不会令人向往。如果所有人收入的增加都是齐步走，人们之间的相对差距不会发生变化。如果增长使一部分人获利比其他人多，赢家增加的幸福与输家丧失的幸福互相抵消，结果是一种零和游戏。适应性给世界带来的希望更加渺茫，毫无意义地在幸福的跑步机上不断奔跑，不会产生丝毫结果。美国的创建者把追求幸福定义为公民应有的不可剥夺的权利之一。但是，如果人们真的能够适应一切，那么为幸福而奋斗还有什么意义呢？
有些心理学家甚至指出幸福感是与生俱来的，并非取决于环境变化，而是取决于每个人的基因组成。有些证据似乎也表明基因确实起到一定作用。明尼苏达州的孪生子登记资料库跟踪了数千对1936~1955年出生的孪生子。研究人员发现同卵孪生子之间幸福感的变化有紧密关联，因为他们有相同的基因。不论他们是否一起长大，他们之间幸福感的相似程度要超过学历和财产因素的差异。对比之下，异卵孪生子之间就没有这种关联，因为他们是由不同的卵子发育而成的。
但是，如果幸福感是与生俱来的，我们将面临一个比肯尼迪提出的问题更深一层的疑问：既然无法增加主观的幸福感，我们争取物质财富的积累还有价值吗？这会颠覆整个经济学理论。几年前，伊斯特林写了一篇名为“满足发展和幸福的幻想”的文章，把他对于幸福的研究结果直截了当地揭示出来，他一生所从事的研究“打破了所谓集中发展经济对社会最有利的观点”。不管怎么说，幸福的跑步机是个夸张的比喻，而伊斯特林也把他的研究结果说过了头。经济上还有其他方面的发展进步也能不断提高人们的幸福感。反对这一观点的所有证据都貌似有理，却无法否定这样一个事实：经济发展仍然给人类带来很多好处。美国人的幸福指数一直不受发展的影响，这有些奇怪。1946~1991年，美国人均收入增加了2。5倍，消费者对耐用消费品的拥有率大幅增加，受教育程度极大提高，新生儿的预期寿命创历史新高。尽管如此，各项调查表明美国人的平均幸福指数反而有小幅下降。在工业化国家中，2000~2006年，只有4个国家的生活满意度下降了，它们是匈牙利、葡萄牙、加拿大与美国。
生活满意度的调查发现，除美国之外，收入增加几乎都带来了幸福指数的提高。过去25年左右对52个国家的调查发现，幸福指数提高的有45个国家，下降的只有7个国家。比较贫穷的国家，例如印度、爱尔兰、墨西哥、波多黎各，还有韩国，幸福指数都提高了很多。1973年时原欧洲委员会成员后来加入欧盟的所有国家，除了比利时以外，有9个都声称从那时起国民的幸福指数随着经济增长而提高了。
这些数据与前面说的那种观点相抵触，即我们被卡在幸福的跑步机上，每踩一步都要校正一下自己的理想抱负，然后重新回到起点。这些数据表示，即使我们真的适应了收入的增长，适应性也不会完全吞噬我们得到的一切。如果我们不断激励自己要超过邻居，我们仍能享受到金钱给我们的生活带来的改善。
如果说100美元给布隆迪人带来的幸福感比美国人多，这反映了一个事实：对于年收入低于400美元的人来说，100美元是个了不起的数目，而对那些收入是他们100多倍的人来说根本算不上什么。不过经济发展在富裕国家似乎也能提高人们的生活满意度。事实上，我们从伊斯特林的研究中学到的一课，并不是经济发展到达某种高度就不能进一步带来幸福感，而是它仍然能够带来幸福感。事实上，在我们的收入已经很高的情况下，多拿到的钱不过是锦上添花。经济学家对此有清楚的认识，把它称为“边际收益递减”。其他的稀缺自然资源，例如休闲时间和无污染的环境，对我们的幸福感的提升也很重要。金钱对富人的重要性相对降低，这些资源却变得更重要了。我们牺牲一部分这样的资源换取经济繁荣，而由此换取的金钱则需要从净幸福感中扣除。 美国人比欧洲人富裕。2006年美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为44800美元，比法国或德国高出1/3以上。根据综合社会调查的结果，按照1~3级的衡量标准，美国人的幸福等级是2。2，与欧洲人基本持平，因为根据欧盟民意调查，欧洲人在1~4的幸福等级里测到的数值为2。9。
造成美国人生活满意度停滞不前的原因可能有两个：第一个是美国实质上的收入不均，1972~2005年，收入较低的一半人口中，平均每个家庭年收入的增长不到0。5%。但是最富裕的1/5人口中，家庭年收入却增加了59%。幸福指数也表现出了同样的趋势：最富有的40%的人口的幸福感略有提高，其他人口都下降了。如果说是在经合组织的富裕成员国中，美国是幸福度差异最大的国家，很可能是因为它的收入分配也是差距最大的。
不过还可能有另外一种解释。金钱能产生幸福感，休闲时间也会。美国人牺牲了大量时间取得了举世无双的经济繁荣。伊斯特林发现美国人的财富并不能让他们更幸福，实际上，他这种悖论式的研究成果却证明，我们为了挣钱所花费的时间抵消了我们的幸福感，因为我们没有时间去享受消费的愉悦。
研究人员对1000个经常写日记的得克萨斯州妇女进行了研究，发现她们在日记上详细记录了她们怎样分配时间以及她们的感受。研究发现，让她们感到最幸福的是性生活，其次是工作之余的社交和休闲活动。她们最厌倦的是上下班交通和工作。遗憾的是，她们每天平均花在最喜欢的事情上的时间只有3小时40分钟，而在不喜欢做的事情上却要花费将近9个小时。
工业化世界中美国人的工作时间比别的任何一个国家都长。除了美国以外，经合组织所有国家都有法定的带薪休假日和带薪节假日。葡萄牙工人每年一共有35天的假期，以工作狂闻名的日本人也有10天；对比之下，美国人没有法定的带薪假期，休假的机会也少。多数工业化国家都已经减少了工作时间，只有美国在过去的35年里一直没变。美国的全职工人每年平均要辛苦工作46个星期，比西班牙工人多5个星期。根据40多年前的记录，日本工人每人每年平均比美国工人多干350个小时，到了2006年，美国工人的工作时间超过了日本工人。辛勤的工作换来了经济的大规模增长。1975~1997年，全美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增长了将近一半。不过问题或许出在，美国人因增加收入而得到的幸福感，却因每年多工作76小时所带来的不幸福感给抵消了。比较金钱产生的幸福感提升和休闲时间带来的享乐，研究人员估计，要使美国人达到与法国人同样的幸福感，美国的经济增长速度至少需要提高3倍才能补偿人们多做的工作所抵消的幸福感。
工作与休闲时间的取舍随人们收入的增加而变化。有限的时间变得更有价值了，而因为钱多了，金钱能买到的东西反而变得不那么重要了。这就是为什么富裕国家的人工作时间比不发达国家的少。韩国人平均每年的休闲时间比墨西哥人多650小时，却比比利时少400小时。工作与休闲时间的取舍会引发焦虑，因为收入提高得越快，从事非生产活动花费的时间折合成金钱的损失就越大。人们挣钱最多的时候，时间和金钱的利害关系也达到顶点。
生命周期中的幸福曲线看上去像个“U”字，中年以前一直下降，然后再上升。美国男性幸福感最低的时段是50岁多一点，欧洲男女两性都出现在将近50岁，墨西哥人在41岁左右幸福感跌落到最低点。中年会成为令人失望的人生转折点，这时我们最终承认了自己的局限，把一些心存已久的雄心壮志束之高阁，不再梦想成为当红歌星、一夜暴富、周游世界或者长生不老。这时我们到达了事业的顶点，钱也挣得最多，但同时我们享受闲暇的时间也最少了。美国中年男性的平均夜间睡眠时间，从20岁左右青年时期的9。8小时，下降到8。3小时。
信息技术被描写成改善人们生活的革命性工具，实际上它是当代劳务市场的枷锁。互联网泡沫到达顶峰的20世纪90年代，摩根士丹利添惠公司的首席经济师史蒂芬·罗奇写了一篇措辞严厉的评论文章，对政府声称服务业劳动生产率有惊人的提高的统计数字提出猛烈批评。服务业的专业人士提供的主要是理念产品，怎么可能随时随意折算成每小时的产量？他对此感到非常困惑。
他的结论是，计算机带来的所谓生产率的大幅提高只不过是海市蜃楼。实际上计算机技术容易使人工作的时间更长，手提电脑、手机以及其他便携工具可以让人们走到哪里就把工作带到哪里。罗奇写道：“信息时代肮脏的小伎俩是把相当一部分工作拿到政府承认的工作时间以外去做。”过去我们花在别的活动上的时间，现在用到了这些新玩意儿上了，而且这往往更出成果。在1985年，美国人平均每天做饭、吃饭、清洗餐具和收拾厨房的时间是2小时29分钟，但到了2003年，用在三餐上的时间缩短到1小时50分钟。美国人的工作时间并不是一直都比别的国家多。直到20世纪70年代欧洲工人的工作时间还比美国人的多。一部分经济学家提出欧洲的高利率阻碍人们更长时间地工作，还有的指出欧洲强大的工会组织促使民主党左翼政府创造更多休闲时间，包括法定假日和减少每周工作小时数。20世纪90年代后期，法国议会通过了每周工作35小时的法案，作为对抗失业的策略，其基本想法就是所有工人都减少工作时间就会有更多人就业。虽然这一措施并没有促进就业，倒是实实在在地增加了工人的休闲时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法国首席经济学家奥利维尔·布兰查德，他的学术生涯有相当一部分在美国度过，他强调，美国和欧洲在经济发展和生产力提高之后，选择了不同的生活模式。美国人选择进一步提高生产力多赚钱，从而购买更多的商品和服务。欧洲人选择了“及时消费”，把更多的时间花在休闲和家务劳动上。
很多经济学家把两国人的选择理解为不同理性偏好的显示。法国人选择时间，美国人选择金钱，都是根据各自的喜好，各自的选择都会给他们带来幸福。不过还有一种可能的解读：美国人选择的道路并不幸福。
有些研究表明，美国人的幸福指数自从第二次世界大战末期以来就陷入停滞，这使得法国人更得意于自己的选择。法国人每年比美国人少工作440个小时，部分是因为他们有7个星期的假期，而美国人只有不到4周。法国人在工业化国家中平均睡眠时间最长，他们平均每天花在三餐上的时间是2小时15分钟，比美国人多出一小时，而且他们每天休闲的时间比美国人也多出将近一小时。
法国女人花在一日三餐上的平均时间是美国人的两倍多，花在积极的休闲活动（例如体育运动和观看表演）方面的时间，比美国人多将近50%。美国女人花在工作上的时间比法国女人多10%，花在消极休闲活动（例如看电视）上的时间，比法国女人多将近1/3。事实表明，美国人更喜欢法国人的生活方式。研究发现，如果让美国女人重新安排每天的时间，像法国女人那样做，尽管她们的幸福感仍然赶不上法国女人，但比目前的感觉要好。
从美国人的幸福悖论推断出，并不否认金钱能够增加幸福感，它确实能够增加幸福感。然而金钱不是有关幸福的唯一变量。幸福可以用其他形式的货币购买，幸福可以用爱来购买，还可以用时间来购买。不惜一切代价追求增长会导致我们牺牲幸福感的其他组成元素。
尽管如此，你仍然可以相信墨西哥肥皂剧里的说法。20世纪90年代，墨西哥电视网Televisa决定对获得巨大成功的《富人也哭泣》重新制作，他们给这部翻版电视剧取名为“巴里奥的玛利亚”。可能是为了指出原剧天真得不可救药，或者对世界有了新的认识，编剧给女主人公，现在名叫玛利亚·埃尔南德斯，加了一条新台词：“我知道富人也会哭泣，”她说，“不过，穷人哭得更多。” 我有时感到迷惑不解，一夫多妻制为什么落得了这么坏的名声。我们一听到这个词就双眉紧锁，认为这是过去野蛮的习俗，有钱人可以拥有三妻四妾为他们生儿育女传宗接代，女人可以被当做牲口一样买卖。根据盖洛普的一项民意调查，98%的美国人认为一夫多妻制有悖于道德，反对它的人比反对克隆人类、堕胎或者死刑的人还多。今天，在世界上大多数地区一夫一妻制已有法律规定。不过，历史上真正的一夫一妻制很少见。事实上，一夫多妻，即一个男人同时拥有多个妻子或者一妻多妾，在人类历史上相当长的一段时期里盛行，尤其过去的那些强大帝国的国王和皇帝，他们娶得起许多妻妾。这对于所罗亚斯德教统治下的伊朗、法老统治下的埃及以及阿兹台克和印加帝国的权势人物是司空见惯的。所罗门王有700个妻子和300名姬妾。根据《圣经》上说的，上帝对此感到不快，仅仅是由于其中有很多不是希伯来人，而是摩押人、亚扪人、赫梯人以及其他人种，这些女人信仰异教的神。一夫多妻制直到公元1000年前后在由犹大召集的德系犹太教大会上才被废止。
从20世纪60年代到80年代，人类学家乔治·默多克编写了一部所谓的《人种民族图谱》，记录了将近1200个不同社会群体从古到今的风俗习惯，其中有850个社会群体流行一夫多妻制。同样的，人类学20世纪60年代对172个北美西部印第安部落的研究发现，一夫多妻制不存在或者很少见这种现象的部落只有28个。
1880年以前一夫多妻制在日本一直是合法的；在印度则一直到1955年才被禁止，而且只限于印度教徒；在美国，摩门教直到19世纪和20世纪之交，才在美国国会的巨大压力下宣誓放弃一夫多妻制的教规，因为国会曾在1887年宣布解散该教并没收了其资产。即使到了20世纪80年代，学者们估计全世界还有10%左右的人口生活在一夫多妻制之下。直到今天，在中东的一些国家，非洲的一大部分区域-北起萨赫勒，西到塞内加尔，东到坦桑尼亚的一大片地区，以及美国西部从摩门教脱离出来的一些分支，一夫多妻现象仍然很普遍。
一夫多妻制可以追溯到我们的基因。基因研究人员研究了中国、法国、非洲各个国家，以及南太平洋地区的人的不同基因后，发现女性传给下一代的基因种类多于男性，说明如果女性多于男性，生育成功的概率更大。这是一夫多妻制的一个显著标志：有钱人可以与很多不同的女人发生性关系，穷人则很少生育甚至无法生育。
18世纪苏格兰启蒙运动哲学家休谟在有关一夫多妻制与离婚的论文里，激烈抨击一夫多妻制是违反自然规律的：“男权至上是名副其实的非法篡夺，破坏了等级之间的亲近，更不用说平等了，而平等乃是大自然在两性之间的安排。”但是，200多年以后，1979年霍梅尼对意大利记者奥莉娅娜·法拉奇说，在伊朗“一个丈夫可以娶4个妻子的法律是非常先进的，它是为女人的利益制定的，因为女人比男人多”。他的结论是，一夫多妻制比一夫一妻制优越。
让市场的无形之手来负责男女性交这种最亲密的交易，这种提法似乎非常怪异。但是这种安排确实符合经济学基本原理，这是由于精子的相对成本较低。在前面的几章里，我们看到了价格最平凡单调的一面-写在超市货架上的数字。其实，即使是我们所知的最亲密的交易，也就是在婚姻这件事上，价格也展示得一览无余。在求偶市场上，价格所表示的不是钻石或者家电，而是另一类商品-丈夫和妻子。但是，在两种市场上，价格所起的作用，本质上是相同的，都是进行资源配置，使有关利益最大化。在求偶这个特殊市场上，最主要的利益就是后代的繁衍生存。
达尔文性别选择理论假定行为的首要驱动力-无论是人类还是动物-就是把基因传给后代的必要性。在这一艰巨的工作中，雄性只需要投入一些精子，而雌性则必须提供卵子，孕育受精卵并且给胚胎提供营养。因此，交配双方具有非对称的生殖策略，这是自然的。
在自然界，这意味着雄性的理想做法是，把精子传给越多的雌性越好。而雌性的生殖能力，受到孕育后代的巨大成本的限制，雄性多了也没有什么用处。她们选择的是对方的质量，也就是那些具有优势资源的雄性，以保证下一代的生存。
这些并不是形成交配方式的所有原因。雌性非洲倭黑猩猩有滥交的习性。任何一头雄猩猩来到身边，雌性都愿意和它交配。研究人员指出这种演化来的行为是为了避免幼仔被杀：雄猩猩会杀死与自己没有血缘关系的幼仔，以便雌猩猩停止哺乳，准备受孕。而与多个雄猩猩交配可以使它们无从辨认某一幼仔到底是谁的后代。
交配策略受到进化上的各种限制，从食物的多少到区域平均密度。很多鸟类演化成了稳定的单一配偶关系，这种安排消除了雌鸟之间的竞争，使雄鸟能够与雌鸟密切合作养育后代。不过鸟类的滥交现象也很普遍：雄鸟力图挣脱“婚姻”限制，最大限度地发挥生殖潜力，雌鸟则试图找到比原来配偶基因更好的雄鸟。
尽管如此，雌雄两性之间在生殖上的非对称投入清楚地说明了很多性习俗现象。例如，这有助于解释为什么寻花问柳的丈夫一般会找比妻子年轻的女人，而红杏出墙的妻子多半会找比丈夫学历高的男人。男人更注重女人的曲线，这是她们生殖能力的标志，而女人则更看重男人挣钱的能力，这是他们所掌握资源的象征。这种不对称还解释了为什么在人类历史的很长一段时期里女人是有价格的。
一夫多妻制是不平等的产物。在资源匮乏、没有剩余产品的早期社会，这种现象很少见，因为男人无法养活多个女人。如果所有男人都一样穷，女人就没有理由凭着大老婆不当而去给另一个人做小老婆。不过到了后来，有钱的男性把他们经济上的成功延伸到生殖市场，一夫多妻制就盛行起来了，这也使一个以上的女人能和最成功的男性结合，为他生儿育女。两种动机一拍即合，产生了一个市场，女人出卖自己的生殖服务，男人出价来买。越成功的男人，出价越高，这导致丈夫经常出钱购买新娘。
默多克的《人种民族图谱》里记录，大约2/3的社会具有支付聘金的习俗，一般是付给新娘的父母，其中包括非洲的基卜西吉人，他们是肯尼亚的一个游牧和农业部族。人类学家莫妮克·博格霍夫·穆尔德20世纪80~90年代对这一部族进行过研究，发现男人每多娶一个妻子，就平均多生育6。6个孩子。这样的生殖力，再加上女人的劳动对家庭收入的贡献，所表现出来的价值一般由新郎支付给新娘的家庭。从20世纪60~80年代早期，基卜西吉新娘的平均价格是6头牛、6只羊以及800肯尼亚先令，加起来大约等于450英镑。对于一个拥有中等财产的男人，大约等于他1/3的牛、一半的羊，再加上两个月的工资。
不过价格随着供求关系有涨有落。穆尔德报告中提到，20世纪70~80年代土地减少，男人需要更长时间积攒足够的财产来结婚，新娘价格因此下降。基卜西吉男人娶的妻子一般比自己年龄小，等待时间延长使适婚男女的比例朝着有利于男性的方向倾斜。不仅如此，这还增加了女人婚外生育的现象，进一步降低了她们作为新娘的身价。
一夫多妻制会带来很多问题。它使贫困固定化，使生产资本流向新娘市场，鼓励家庭多生育孩子，从而减少了对每个孩子教育的平均投入。一项研究指出，如果全非洲能够禁止一夫多妻制，可以使人口增长率降低40%，国民储蓄率增加70%，人均经济产量增加170%。不过，这并不是说一夫多妻制与一夫一妻制相比就一定对女人不利。
纵观整个人类历史，世界上大多数地区仍然是由男性主导。不管是一夫多妻制还是一夫一妻制的社会，家族的血脉和财产都由儿子继承，女儿总要嫁到夫家去，生的孩子随人家的姓氏。尽管如此，两者还存在重要的区别。在一夫多妻制社会，男女性别比例对女方有利，女人有机会寻求条件比自己优越的配偶。在一夫一妻制社会，条件差的女人只能找条件差的男人。正如美国人类学家劳拉·贝齐格曾经说过：“哪个女人不想成为约翰·肯尼迪的第三任妻子，却甘心做笨蛋小丑‘波嗦’的第一任妻子？”
新娘的聘金当然很少给她本人，通常是给她父母，父母拿到钱又转过来给自己的儿子娶媳妇。即使是在男权主义最严重的文化背景下，那些想用女儿换钱的父母也会对她们很珍惜。大概15年前，加州大学圣巴巴拉分校的经济学家西奥多·伯格斯特龙，推导出了一种有关一夫多妻制的经济学模型，他得出的结论是，那些嫁女儿得到钱再为儿子娶媳妇的家庭，如果只有一个儿子，剩下的全是女儿，那么该家庭的孙子孙女数量会更多，这也使女人更值钱。
在很多一夫一妻制社会，对比之下，女儿不但没有价值，还是个负担。她们几乎不存在什么价格。这里更常见的是嫁妆，即新娘家付给新郎家的钱，这在一夫多妻制社会几乎闻所未闻。所以，很多一夫一妻制社会很容易出现虐杀女婴的现象。
一夫多妻制家庭在过去的2000年里逐步减少，首先在欧洲，后来随着殖民地的扩展推广到了世界的大部分地区。这种变化似乎不是源于妇女的反抗，更有可能是因为男人转过头来反对这种制度。一种理论认为，经济发展孕育了一夫一妻制，因为它改变了富人的生育目标。欠发达社会里财富主要依靠继承，所以没有必要为孩子的教育投资。多配偶的目的就是尽量多生孩子以保证男人的基因得以延续，也就是说不管孩子的质量如何，只要数量多就行。随着经济的发展，工作成为致富的主要途径，在孩子的人力资本方面的投资开始变得有意义了。在一个物质充裕的世界，越来越多的孩子能够存活下来长大成人，男人也没有必要********，生很多孩子。相反，他们需要聪明的妻子来教育孩子，这种转变鼓励妇女接受教育。在贫穷的原始社会，这样做毫无意义，而且女人受教育还可能影响社会稳定。一旦男人的目标从孩子越多越好转变为数量少一点、教育程度高一些，让受过教育的母亲来养育孩子就成为有价值的投入。目标的转移带来了求偶市场的变化，受过教育的女人的价格得到提高，一夫多妻制的成本高得难以承受。
另一种理论或许更有说服力，一夫多妻制退出历史舞台是由于社会大规模的高速发展需要凝聚力。与周围组织结构较差的社会进行竞争时，凝聚力可以带来相对优势。1999年的一项研究对156个国家进行了对比，发现一夫一妻制社会人口稠密，较少腐败，较少使用死刑，而且比一夫多妻制社会富裕。
一夫多妻制使不平等现象加剧，允许有钱人把所有的女人囤积起来，把穷人从基因池中排挤出去，这样很难使社会关系和谐。民主大国要想生存下去，一夫多妻制必须被禁止。
历史上，荷马时期的精英都奉行一夫多妻制。但是在古希腊和古罗马，从公元前10世纪开始实行的主要是一夫一妻制：公民只允许娶一个妻子，不许纳妾，但与自己的女奴发生性关系则不受限制，而这些女奴多数是属于其他文化下的战利品。研究人员指出，这种安排使没有地位的穷人也有娶妻生子的机会，但同时也让权势者有机会拥有多个女人。
从古希腊和古罗马，经过中世纪教会时期，一夫一妻制一直为犹太教和基督教并存的地区所奉行。公元5世纪，圣奥古斯丁把一夫一妻制称为“古罗马以来的风俗”。125年以后，查士丁尼大帝说，“古代法律”禁止有妇之夫纳妾。古代基督教把一夫一妻制推广到世界各地，除了16世纪时一夫多妻制在再洗礼派教徒中几次死灰复燃，一夫一妻制在西方已经成为普遍实行的配偶制度。
经济学家加里·贝克尔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对简单市场交换背后的人类行为与行为互动进行了一系列研究，他因此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其中最重要的是关于家庭的分析。贝克尔把家庭描述为一个小工厂，夫妻双方互为补充，都是家庭产品的专业生产者：妻子靠自己的天赋来养育孩子，用来与丈夫交换家庭产品，丈夫则专门负责从劳动市场带回腌肉。他们一起提供共同的产品和服务，并且从中获利，其中最重要的产品是孩子。贝克尔的家庭经济学理论的意义在于，它解释的不仅仅是核心家庭，还阐明了支配着男女之间盘根错节的关系的一系列规律，一直延伸到求偶市场和家庭产品。婚姻交易的经济本质解释了为什么大多数社会以法律的形式保证妻子享有资源的权利。在达尔文的世界里，男人最理想的策略就是与越多的女人性交越好，这种权利保证女人能够得到需要的资源成功养育下一代。耶稣诞生前的2000多年，当时居住在现在的中东地区的苏美尔人的《乌尔纳姆法典》就规定了离婚的价格：男人必须付给前妻一迈纳银子，大约相当于3个奴隶的价钱，如果前妻原来是寡妇或者有过婚史，则只付给一半。汉谟拉比时期的《巴比伦法典》要求，如果男人要抛弃妻子和儿女，必须返还嫁妆并且提供足够的抚养费以保证他们能维持生计。但是，法律一方面被用来保证女人能够享受丈夫的资源，另一方面也作出明确而又严格的规定，避免丈夫抚养他人的孩子。历史上对女人通奸的严重刑罚保护了丈夫的权利，防止女人实现她们的理想生殖策略：嫁一个说得过去的丈夫并享用他的资源，偶尔给丈夫戴顶绿帽子，找基因更优秀的男人偷欢。
人类学家布罗尼斯拉夫·马林诺夫斯基写道，巴布亚新几内亚的特洛布里恩岛上，丈夫有权杀死与别人通奸的妻子，妻子也有权离开与别人通奸的丈夫。苏美尔法律规定，妻子自愿与别人通奸应该处死，男人诱奸别人妻子，只有在她是处女的情况下该男子才会被处死。如果妻子被控通奸，她需要跳进幼发拉底河证明自己的清白，如果被淹死了，就证明她有罪；如果没淹死，控告她的人必须赔偿她丈夫白银20锡克尔，大约相当于7盎司。
这些法律制度的残余一直延续到现在。直到20世纪70年代，美国的《家庭法》规定男人有义务供养妻子，使其与自己的生活水平相当。现在，向收入低的一方支付抚养费仍然是离婚的标准条件之一。不过婚姻交易的条件已经变了，造成转变的主要动力是大批妇女都在从事带薪工作。
海岛圣卢西亚的发展经济学家W·阿瑟·刘易斯在他1955年发表的《经济增长理论》中写道：“辩论经济发展对男人是否有好处，这是男人们之间的事；而对女人来说，辩论经济增长是否有必要，就等于辩论她们是否可以不再当牛做马，正式加入人类的行列。”达尔文赤裸裸地把女人的价值定义为生育机器，出售生殖功能和家政服务，换取男人的精子和经济资源。社会进步改变了这种交易条件。它赋予女人另一种职能-市场上的生产者，这增加了她们的价值，无论在社会上还是在家庭中，都是如此。
整个20世纪，经济发展给工业化社会中的妇女提供了家庭以外的生产机会，改变了她们对家庭贡献的性质，提高了她们在交易中的地位。工作改变了女性的前途，她们有了新的职业和生活。刘易斯强调：“女人从单调沉闷的家务中获得了自由，从封闭隔离的家庭中解放出来，最终获得与男人一样施展自己智慧和才能的机会，成为完整的人。”
如果说社会发展给女性提供了一系列新的选择，那么女性加入劳动大军也同样影响了社会发展的道路。在西方的富裕国家里，妇女给劳务市场提供了与以往不同的各种技能，从以重工业为基础的经济向以服务业为基础的经济转型变得比较容易。同样重要的是，由于女性在家庭投资和消费上的影响力增加，她们推动了更广阔意义上的社会和经济转变，给西方文明带来了深刻的变革。
经济史学家克劳迪亚·戈尔丁强调说，妇女劳动力供应随着所在国家的发展呈U形变化。在工业革命以前的社会里，例如美洲殖民地时期，妇女从事很多劳动，从照料孩子到制造肥皂和蜡烛等，男人则在家庭的田地里劳作。每个家庭都是一个小生产单位，生产力低下，人人都必须参加生产劳动。随着经济的增长，家庭收入提高，减少了妇女为家庭生产作贡献的压力，于是她们退出劳动大军，把主要精力放在照料孩子上。经济发展初期她们面临强大的文化偏见，所谓“男人干的活”是最典型的卑劣借口。只有国家富裕到了一定程度，能够给妇女提供中等程度的教育，让她们从事文职工作而不致引起社会诟病，女性才得以重回劳动大军。
这种U形变化的第一阶段发生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绿色革命时期印度的西孟加拉邦，当时引进了高产庄稼，例如小麦、大米和其他作物，大幅提高了农业生产力，增加了家庭收入，改变了农田工作的种类。除草剂的使用减少了锄草的必要性，而锄草传统上是由妇女来干的。拖拉机和其他农业机械的应用，使有些农活成了男人的事。结果是家务劳动更加专业化，男人继续在地里劳作，妇女则回到家里料理家务。毫不奇怪，西孟加拉邦的生育率提高了。
这一模式同样存在于18世纪后期的美国。纺织厂给未婚女性提供工作，她们用自己的收入补贴家用，攒钱买嫁妆，提高自己择偶的资本。不过一旦结了婚，她们就脱离工作成为全职太太。
美国妇女一直在家里待了很长时间。到19世纪末，美国已婚妇女在家庭以外参加工作的只有5%，而且美国法律仍然规定丈夫有权拥有和处置妻子的收入和财产。一直到了19世纪的最后几年，有些州才开始通过法律，赋予妇女财产权。经济学家指出这是由于当时女人很少有机会工作挣钱，积累财产。后来工业革命使妇女有了参加工作的各种机会，这种模式开始成为发展的障碍，抑制了妇女参加工作的愿望。戈尔丁描述的模式与当今世界经济发展的轨迹相吻合。在最贫穷的国家，如卢旺达和坦桑尼亚，每10个45~59岁的妇女就有9个在工作。随着经济的发展，女性参加劳动的人数会下降到与墨西哥和巴西相同的发展阶段，然后发展到瑞典、
澳大利亚和美国的水平，再反弹回来。
世界上工作场所以外的动力对妇女社会角色的进化有明显的影响。从20世纪初期到70年代，美国妇女取得了投票权和堕胎的决定权，这些都是广泛争取平等运动的组成部分。科学技术起到了促进作用，从洗衣机到冷冻食品再到微波炉，新发明使妇女走出家门寻找机工作会变得更加容易。避孕药的广泛使用降低了男人性交的成本，从而降低了他们结婚的欲望，也使女人能够控制自己的生育时间，推迟结婚，开创事业。女性失去的是传统的物质供养，得到的则是经济上的独立。
不过，产生这些变化的关键因素是工作。工作增加了妇女的影响力，促使她们努力谋求工作和家庭中的性别平等，并进一步推动更广泛的法律上和政治上的变革。法律制度的变革又鼓励更多妇女参加工作，形成良性循环。20世纪70年代，由于女性的强烈推动，美国通过了无过错、单方主张的离婚制度。这一变化，降低了中止婚姻的成本，工作作为一旦婚姻破裂后的经济保障，使得妇女有了更强烈的工作动机。
女性劳动力供应在20世纪急剧增加。1929年，35~45岁的已婚妇女参加工作的不足10%。到了1945年，达到了20%。妇女受教育的程度也突飞猛进。除了美国南部的四个州，妇女高中毕业的比例在1910~1938年间提高了4倍，达到了56%。这为整体经济中所需要的文员类工作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合格人选。
尽管如此，有学历的妇女要找到一份好一点的工作仍必须经过艰苦的努力。到1950年，25%的青壮年已婚妇女已经进入劳务市场，但是统计数字表明妇女从事最多的职业是教师、秘书以及护士。联邦最高法院前法官桑德拉·戴·奥康纳，1952年以优异成绩毕业于斯坦福大学法学院，她想找一份工作，却连争取到一次面试的机会都很难，最后勉强找到了一份做法律秘书的工作。2008年，她退休两年后回忆说：“我当时非常震惊，因为我根本想不到我会找不到工作。”妇女对待工作的态度也有所变化。1929年在劳务市场上，男人的收入提高，已婚妇女的数量则相对减少，这表明她们参加工作是为了贴补家用。到了20世纪60年代初期，经济学家雅各布·明赛尔发现，妇女是否参加工作取决于她们自己的工资而不是丈夫的工资。
工作甚至还改变了女人的身体。出于繁衍的原因，男人大都喜欢丰乳肥臀的女人。女人沙漏式的体形象征着生育能力，女孩小时候与男孩有相似的体型，随着雌性激素水平的提高，开始在乳房、臀部及小腹部聚集脂肪。由于妇女在劳动市场上的机会增多，她们逐渐接受了一种与以往不同的更纤细体形的审美标准。原来求偶竞争中的成功体形-巨乳蜂腰-风光不再，取而代之的是更加苗条的理想体形，这与工作场所更加适应，然而如果这里仍然为男性所统治，他们依然喜欢把富有曲线的女人看做求偶对象。
1900年前后，《时尚》杂志里女模特的胸围大约是腰围的两倍。后来由于越来越多的女性走上了工作岗位，《时尚》杂志女模特的胸围也不断缩小，到了1925年，她们的胸围只比腰围大10%左右。女性曲线到了20世纪30~40年代又开始增大，可能是因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导致男人减少，再就是大战结束后的结婚热使很多妇女离开了工作岗位。不过她们还会重新苗条下来。接下来的30年里，大批妇女参加各种工作，她们胸围与腰围的比例逐渐下降，到了20世纪80年代，女性胸围与腰围的比率接近1925年的数值。
这一动态发展模式与其他文化中发现的模式极为吻合。一项跨越数十种原始形态的社会结构的研究发现，依靠妇女劳动的社会，丰满的女人不受青睐，这显示体内的脂肪、能量积蓄是与生殖能力相适应的，但是这使得妇女在工作中难以获得成功。
受教育程度提高加上劳务市场对妇女需求的不断增加，最终彻底改变了女性的理想与前途。1960年，美国四年制大学毕业生中男女比例是1。84∶1；到了2008年，毕业生男女比例变为1。34∶1，而且多数受过教育的女性参加了工作。2000年，在工商专业一年级的研究生中女生占40%，在医学和法律专业几乎占50%。当前，60%的劳动年龄的妇女正式加入劳动大军，或者拥有正式工作，或者正在找工作。虽然这比男性参与劳动的程度仍然低11个百分点，但比起40年前已经高出了15个百分点。
男女工作职位的差别依然存在。2009年，女性的收入水平提高到了同职位男性的80%，但是男女收入的差距多年来始终存在。女性在工资上的不利地位一是由于她们比男性请假多，二是从事全职工作的女性比男性少，这主要是生育方面的原因。一项对芝加哥大学布斯商学院工商管理硕士的研究发现，毕业第一年，男女平均工资差距是1。5万美元，9年以后，男女差距拉大到15万美元。研究还发现，毕业9年后，只有69%的女性仍然在工作，而男性则是93%。尽管如此，在过去的30年里，女性参加工作已经成为社会常态，不管工资是多少。这是女性自己的选择，和男性一样，它给美国社会带来了多方面的深刻变革。
新时代的婚姻对传统婚姻的彻底颠覆怎么强调也不过分。一旦妻子把自己挣到的工资带回家，过去的女人以生殖、养育子女以及家务劳动换取丈夫工资这种传统的家庭交换就变得不合时宜了。20世纪初妇女用在家务劳动上的时间大约是每周47小时。到了2005年，这一时间减少到29小时，而男人用在家务劳动上的时间是原来的4倍，达到每周17小时。20世纪70年代的民意调查发现，1/3多的妇女反对“支持丈夫的事业比自身的发展更重要”的说法。到了20世纪90年代，持反对态度的女性占4/5。同时，男女双方都发现，原先成立家庭所要得到的东西-三餐、洗衣、性生活以及孩子-不成家也能得到。到2007年，美国的新生儿大约40%属于非婚生。20世纪70年代早期美国的结婚率是11‰，到了2006年，下降到历史最低的7‰，而离婚率却飙升。原来意义上成立家庭的主要目的是儿孙满堂，这种观念已不再时兴。有4个或更多孩子的妇女从1976年的36%下降到2006年的11%，20%以上的育龄妇女没有孩子。
进行自我调整以适应这种新的关系对男女双方都有困难。几年前我写过一篇文章，提到美国就业统计数字显示女性劳动力供应有放缓的趋势。经历了40多年的增长，妇女加入劳动大军的比例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停滞。
我记得曾采访过卡西·沃森-肖特，她37岁，原来是硅谷一家公司的高管。她渴望重新开始工作但是又苦于不习惯一边工作一边照顾3个幼小的女儿。最有意思的是，她感到震惊，自己竟然无法兼顾这两方面：“我们多数人都认为能够一边工作一边照顾孩子，起码我们从小受到的教育就是这样的，认为这是小菜一碟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