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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经济学家的独特视角(茅于轼关于经济和社会民生问题的最新论作)
本书收录了茅于轼先生关于经济和社会民生问题的诸多最新论作，同时还附录了其多篇引起广泛争议的经典佳作，如《谁妨碍了我们致富》、《给你所爱的人以自由》等。
作者集30年经济研究的思考，在本书中有许多振耳发聩而又视角独特的观点论述。他以一个经济学家的独特角度为我们阐释了生活中老百姓们关注而又难以理解的经济和社会问题。
作者: 茅于轼
关键字: 茅于轼 经济学家 经济学界鲁迅 学术思想 经济 社会民生 致富 自由 经济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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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编经纶之本
我的体会是：只有能将理论应用到日常生活中去时，才真正掌握了它。
我在大学时学的是机械，毕业二十多年以后改行研究经济学，至今又过去了另一个二十五年，成了一个经济学家。我所学的机械究竟与我后来所从事的经济学有什么关系?我试图来回答这个问题。
现在回想起来，大学里对我最有用的几门课是：数学、物理、化学、热工和机械设计。英语和汉语只在大学一年级学了一年，比起中学学的内容没有多大的长进。但是我们所有的教科书都是用英文写的，做习题和考试也都用英文，个别的老师还用英语上课，所以在大学里有充分使用英语的机会。
目录 我的学问之道 中国经济要不要融入世界经济？对 假冒伪劣 的反思 人类进化之谜：制度经济学能够提供什么线索？制度经济学能够提供什么线索？中国民营企业的生存问题主流还是反主流？
第二编济世箴言
中国为什么穷？这根本不是什么新问题。革命家、政治家、学者和一切怀着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 责任感的热血青年和耄耋老人都曾思索过这个问题，各人也都试图对此作出回答。可是，究竟什么是正确的答案呢？
谁妨碍了我们致富？(1) 谁妨碍了我们致富？(2) 伦理观的演进与经济发展(1) 伦理观的演进与经济发展(2) 伦理观的演进与经济发展(3) 方便怎么成了麻烦？(1) 方便怎么成了麻烦？(2) 政府对发展私人汽车的政策(1) 政府对发展私人汽车的政策(2)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和 己所欲，施于人 (1)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和 己所欲，施于人 (2) 远虑和近忧(1) 远虑和近忧(2) 从中国的经验看：经济制度改革的一般规律(1) 从中国的经验看：经济制度改革的一般规律(2) 自由主义、等价关系和人权(1) 自由主义、等价关系和人权(2) 慎用死刑 市场经济中的利益和信用(1) 市场经济中的利益和信用(2) 市场经济中的利益和信用(3) 市场经济中的利益和信用(4) 在北京大学谈道德问题(1) 在北京大学谈道德问题(2) 在北京大学谈道德问题(3) 在某大学演讲会上答大学生问(1) 在某大学演讲会上答大学生问(2) 在某大学演讲会上答大学生问(3) 对可持续发展悲观论的质疑(1) 对可持续发展悲观论的质疑(2) 乡村建设之路(1) 乡村建设之路(2) 国家的功能(1) 国家的功能(2) 自由的逻辑基础(1) 自由的逻辑基础(2) 自由的逻辑基础(3) 发展中国家防止气候变暖的政策(1) 发展中国家防止气候变暖的政策(2) 发展中国家防止气候变暖的政策(3) 新世纪的慈善事业(1) 新世纪的慈善事业(2) 第三编教育漫谈
当代经济学多半只研究市场制度下的经济规律，如果称之为市场经济学是可以的。这可以说明它不适用于计划经济，但对如今的中国的市场经济是完全适用的。要改革经济学的教育，首先要彻底放弃 西方经济学 的名称。
经济学教育亟待改进(1) 经济学教育亟待改进(2) 启动内需的一个办法(1) 启动内需的一个办法(2) 纪念张伯苓，改革我国的教育(1) 纪念张伯苓，改革我国的教育(2) 纪念张伯苓，改革我国的教育(3)
目录
和谐社会和人权（代序）／1
第一编经纶之本
我的学问之道／
中国经济要不要融入世界经济？／
对 假冒伪劣 的反思／
堵车的损失／
人类进化之谜：制度经济学能够提供什么线索？／
中国民营企业的生存问题／
主流还是反主流？／
第二编济世箴言
谁妨碍了我们致富?／
伦理观的演进与经济发展／
方便怎么成了麻烦?／
政府对发展私人汽车的政策／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和 己所欲，施于人 ／
远虑和近忧／
从中国的经验看：经济制度改革的一般规律／
自由主义、等价关系和人权／
慎用死刑／
市场经济中的利益和信用／
在北京大学谈道德问题／
在某大学演讲会上答大学生问／对可持续发展悲观论的质疑／
乡村建设之路／
国家的功能／
自由的逻辑基础／
发展中国家防止气候变暖的政策／
新世纪的慈善事业／
第三编教育漫谈
经济学教育亟待改进／
启动内需的一个办法／
纪念张伯苓，改革我国的教育／
教育好下一代
为李柏光写的书作序／
素质教育为什么难？／
关心农民工子女的教育状况／
教育行业的资源配置／
教育行业的特殊问题／
第四编午夜沉思
他山之石／
为什么穷国和富国的人同工而不同酬？／
纳什获奖有感：从斯密到纳什／
美丽的非洲大陆之行／
损人不利己／
从 保险费 怎样变成 乱收费 谈开去／何必较这个真／
外国不收机场建设费／
随感四则／
快乐的学问／
回顾铁路春运票价听证会／
民营企业：中国经济之光
祝贺刘永行成为《福布斯》杂志封面人物／
感受香港的国际竞争力／
百姓需要正义／
读《自由与繁荣的国度》有感／
用改革开放的眼光看世界
评《不敢恭维》／
我看中国汽车市场的前景／
美国如何保护消费者的安全？／
谁该享受政府的公共服务？／
太空旅行的遐想／
什么是援助者和受援者的正当关系？／
第五编心宇寄语
要帮助穷人！为什么？怎样帮？／
道德建设中 言教 不如 身教 ／
法官的难题／
摊派／
一封国际信函引起的思考／
为农民在城里就业创造机会／不要保护弱势行业，但要保护人／
引导彩票走上正轨／
没有理由不纳税／
培养税务管理中的诚信精神／
将机场建设费改为机场税／
我们想要什么样的城市？／
如何避免贫民窟现象？／
金钱如何毁人，又如何造福于人？／
建设和谐社会的体会／
怎样规划自己的未来
和已经上岗的富平学员讨论人生／
改抗战胜利纪念日为 二战 结束纪念日／
中国人追求现代化的回顾／
附录
我的学问之道(1)
知遇茅于轼／第一编经纶之本 一个经济学家的独特视角经纶之本
我的学问之道
我的体会是：只有能将理论应用到日常生活中去时，才真正掌握了它。
我在大学时学的是机械，毕业二十多年以后改行研究经济学，至今又过去了另一个二十五年，成了一个经济学家。我所学的机械究竟与我后来所从事的经济学有什么关系?我试图来回答这个问题。
现在回想起来，大学里对我最有用的几门课是：数学、物理、化学、热工和机械设计。英语和汉语只在大学一年级学了一年，比起中学学的内容没有多大的长进。但是我们所有的教科书都是用英文写的，做习题和考试也都用英文，个别的老师还用英语上课，所以在大学里有充分使用英语的机会。这一点使我终生受益。工作以后，我一直在研究部门工作，接触英语的机会较多。改革开放以后，和国外交流的机会多了，我能很快地适应这种变化。
大学里学的微积分有非常大的用场，微分方程则基本上没用过 (这要看是什么专业)，那时我们还选修了高等微积分。毕业以后又花了大约三年时间学数学，其中有复变函数论、数理方程、数值计算、概率论、数理统计、变化分法、线性代数、矩阵、矢量和张量分析等。在后来的工作中，有的数学知识完全没有用，有的又学得很不够。那时没有高级研究员的指导，全靠自己摸索，浪费了许多时间。这是一个十分重要的教训。
数学是一切学科的基础，但是数学的分支很多，各门专业用的数学差别很大，一定要针对需要来学。我相信，不但自然科学，连社会科学也都需要数学知识，它最基本的功能是提高逻辑思维能力。当然，有些学科本身就需要通过数学才能理解。现在的经济学要用大量数学，连历史学都要用计量经济学。我猜想懂数学的人，头脑中的世界和一般的人不同，因为数学能帮助人理解世界。
针对需要而学习，但有时也有例外。有些重大的科学发现往往是跨学科理论的应用。所以从科研角度来看，兴趣广泛是有益的。
在大学里学物理和化学，最主要的用场是把中学里学的内容彻底搞清楚了。我记得在中学的时候，许多内容都没有真正弄懂，或者只会做习题，不会应用，其实就是没有弄懂。举例说，电学里的欧姆定理，说的是电流、电压和电阻之间的关系。一个人触电会不会死，取决于通过身体的电流的大小，此外再没有别的因素。也就是说，取决于电压和人体的电阻。有人说，除此以外还取决于人的心情。这是不对的。如果心情能起作用，是因为心情会改变人体的电阻。认为除了电压和人体电阻之外还有心情也起作用，正是没有真正弄懂欧姆定理的含义。其他如将力学应用到骑自行车，将气体温度、压力和体积的定理应用到打气筒，等等，都是考验是否弄懂了教科书里所说的东西。我的体会是：只有能将理论应用到日常生活中去时，才算真正掌握了它。
此外，还要对书本上说的道理有一个量的概念。比如说，地球自转轴对公转平面法线的夹角和自己所在地的纬度，如何决定了冬季太阳的入射角；地球自转给人的离心力与地心引力相差大约多少倍；科博摆(一个质量很大、栓在房顶上的摆)在当地应该多少小时一个周期；一个从10米高处落地的物体的速度，和百米赛跑冠军的速度哪个更快；一个压力为5公斤／平方厘米的水泵能把水抽到几米高的水塔；根据我国煤的平均含硫量计算每年要向大气排放多少吨二氧化硫；等等。严格地讲，回答这些问题只要用高中的知识就够了，但是，我是到了大学才弄懂的。
理论联系实际是一句最普通的格言，但是许多人并没有认真想一想理论如何去联系实际，以致弄出许多笑话。经常碰到的问题就是百分比有效位的确定。例如：有一本书上说，据调查，某地人口中，主观上自认为很快乐的人占总人口的20 1％。这一陈述就属于理论脱离了实际。因为 主观上自认为很快乐 不是一个能够精确界定的
我的学问之道(2)
对象，怎么能用三个有效位来表示呢?连20％都显得勉强，应该说大约1/5就行了。如果我们对报纸杂志中的每一个百分比琢磨一下，恐怕有一半的有效位用得不恰当。这无非说明许多人应用数据时，并没有经过自己的头脑想一想，应用的数据和自己想说明的事物之间到底有什么联系。
在大学学力学培养了我的机械唯物世界观。我相信世界会按照牛顿力学所规定的轨迹发展下去。世界已经没有什么可怀疑的了，唯一的问题是事物的初始条件不清楚。后来我自己又看了爱因斯坦的相对论，才知道牛顿力学的局限性。相对论确实给我极大的震动，我从来没想到时间也是相对的。相对论改变了我的世界观。根据相对论的发现过程，我们有理由怀疑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我相信独立思考，要用完全不同的眼光来看待周围的事物，要发现熟视无睹的事物中有什么值得研究的问题。按照这个精神，我经常在观察周围的事物时，想一想有什么问题还没有弄清楚。我把思考的结果写在笔记本上，起名为 一百个为什么 。我问道，为什么植物的种子埋在土里，发芽时会朝上长？为什么一棵树的枝叶能均匀地围绕树干生长？等等。
后来我又学了一点量子力学，懂得了测不准原理。它说明一个事物被观察时，它的行为因被观察而受干扰，所以我们不可能了解一个事物的真正行为是如何的。例如，用温度计测量一杯水的温度，当把温度计放入水中时，水的温度将会发生变化，因为温度计的温度不同于水的温度。用电流表串接入电路来测量电流时也会发生类似的现象。就经济学而言，我们不可能利用经济学的知识来预测未来，因为如果预测有效，人们将改变自己的行为，这使得预测失效。
贝尔曼(Richard Bellman)的《实用动态规划》(Applied Dynamic Programming)是我最喜欢的一本书(这本书至今没有中译本)。因为它用极其浅显的常识解释了非常复杂的数学方程。如果一个动态过程包含若干个步骤，则最优过程中所包含的每一个步骤都必须是最优的。或者说，全过程的最优化是由每一个到终点的最优过程所组成的。他用这个原理推导出了变分法中的欧拉方程。我虽然懂得如何推导欧拉方程，但是并不懂得欧拉方程到底是什么意思，它能不能用普通的常识来解释。贝尔曼的成功给我的启示是：如果你真正懂得一个数学方程，你应该能够将它用通俗的语言作出解释。不但数学方程如此，任何一个理论都应如此。爱因斯坦曾经说过，真理是简单的。相对论又何尝不是如此呢？
受到贝尔曼的这一启示，我同样用普通常识解释了微积分中解条件极值的拉氏乘数法，这就是择优分配原理。这可以视为将有限的资源分配给效益最好的项目，结果使每个项目的边际收益都相等。把这一原理应用到资金分配时，可以得出资金的边际收益均等，这是资金最优分配的结果。马克思所说的资金平均利润率均等实际上应该是边际利润率均等，因为当时边际概念还没有普及。马克思并不懂得边际分析。择优分配原理的发现是我迄今为止最重要的成就，它是我在大学打下的基础。
思维的逻辑和条理化，对司空见惯的现象的深入再思考，用最平凡的常识来检验熟知的理论，这是我经常用的研究方法。
对自由主义的解释，通过逻辑分析，会得出与常识相反的结论。一般认为，自由主义就是为所欲为。但是，当一部分人为所欲为时，其他人就没有了自由。所以自由主义作为一种社会主张，恰恰是要求每个人不妨碍他人的自由。当每个人都生活在没有人妨碍自由的环境中时，大家都能得到最大的自由。这才是自由主义的真谛。自由主义因而成为一种个人修养，它和为所欲为恰好是针锋相对的。
五十多年前的大学生活逐渐在我的记忆中消失了。但是在大学时代培养起来的知识和思想方法却永远留在我的脑海中，成为我的一部分。
我的学问之道(3)
中国经济要不要融入世界经济？(1)
只要经济全球一体化，资源的互相依靠就是必然的结果。根据经济学理论我们可以毫不犹豫地回答，这是好事。
中国经济要不要融入世界经济？今天来提这个问题似乎是多余的。我们已经相当大规模地融入了世界经济，中国的外贸依存度已经超过60%，这还有什么问题呢？可是人们的思想永远落后于现实，尽管事实上我们越来越依靠世界市场，然而在政策的制定中对这一发展持什么态度，是肯定，还是否定？在什么条件下肯定或否定？看看最近报纸、杂志上发表的大多数意见，可以感到持怀疑态度的占大多数。这并不奇怪，因为我们自古以来从来没有如此依靠世界经济，刚刚进入这个全新的领域，难免会有种种疑虑。
对中国是否应该依靠世界市场的问题，首先是由近年来石油进口越来越多引起的。在1993年以前，我国原是石油出口国。但是由于我国经济的高速发展，能源需求越来越高，而且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更多的家庭逐渐减少劣质能源（像煤炭或木材）的使用，改用优质能源（像天然气和燃油），这也使油气的消耗量显著增加。由于自然资源的约束，我国的石油生产赶不上消费的需求，结果就是进口迅速上升。现在进口石油大约占了总消费的50%，而且看来这个比例还会继续上升。一种密切关系国计民生的重要资源如此依赖进口是否安全这个问题，引起了广泛的讨论。大多数的意见认为这是不安全的，我们国家从来也没有如此地依靠国际资源，万一供应中断，后果不堪设想。
另一方面，国际上对我国大量进口石油的状况也表示担忧，认为中国的能源需求会威胁世界。中国大量进口石油的直接后果就是油价的飞涨，从每桶20多美元涨到了60多美元，甚至130美元，这一后果使全球的经济增长率降低了将近一个百分点。
在这样的内外夹攻之下，大多数人对中国如此大量依赖进口能源，抱着怀疑态度。类似的问题也发生在铁矿石、木材、粮食等重要物资上。这些商品（除了粮食近年来进口不大，甚至还大量出口）的价格都因为中国大量进口而迅速上升。中国作为基础物资的大买主，已经改变了国际市场的价格结构。如果中国继续保持现有的经济增长，这一趋势还会进一步发展。虽然中国人赶上美国人的消费水平还得好几十年，但是13亿（将来会是14亿）人达到美国人均消费的1/5是指日可待的，那时候中国的消费总量就和现在美国的总量相等。对世界市场的影响将会是什么样，还没有人说得清。中国应不应该利用世界资源，这个问题是全球性的大问题。中国人自己至今也没有明确的答案。
一个国家在资源上长期地、严重地依赖国际市场，对这个国家是好事还是坏事？对这个国家之外的其他国家是好事还是坏事？或者更一般地，经济全球一体化是好是坏？贸易的自由化是好是坏？因为只要经济全球一体化，资源的互相依靠就是必然的结果。根据经济学的理论我们可以毫不犹豫地回答，这是好事。
全球经济的一体化大大地改善了人们的经济处境，提高了生活水平。以中国大量进口石油做例子，这极大地缓解了我国能源短缺的问题，对中国当然是好事，其实对别的国家同样是好事。因为中国进口石油是用硬通货去买来的。如果说我们大量进口石油使石油的价格上升，那么我们大量出口衣服、电子产品、玩具、鞋子，等等，就会使这些商品的价格下降。全世界由于中国出口廉价商品而获得巨大的利益，所以这是双赢两利的交换。石油涨价，衣服、电子等商品降价，世界市场上价格有涨有落，这是很正常的现象。这种调整的结果是更多的财富被创造，各方都得到了利益。因为这个过程是各方面自愿，认为有利于自己才从事的，没有谁强迫你。至于石油价格因为资源的有限性而上升，这不但正常，而且非常必要。它给大家一个信号，石油越来越稀缺，我们要珍惜地使用它。没有这种价格的上升糊里糊涂过日子，反而是可怕的。
中国经济要不要融入世界经济？(2)
其实，中国并不是最严重依赖国际资源的国家。试看一下日本，既没有石油，又没有煤炭，更没有铁矿石，甚至连吃的粮食都有40%以上靠进口。但是，这没有妨碍它成为经济强国。要说担心国际市场不可靠，应该是日本最担心。当然还有许多小国家，依赖世界市场的程度都很严重。一旦世界市场停止运作，这些国家都要倒大霉，比中国更厉害。从输出资源的国家来看，如果世界资源市场停止运作，对它们而言同样是灾难性的。中东产油国家跟日本差不多，都严重地依赖世界市场。可见，世界市场是不可以没有的。正因为有了世界市场，资源可以在世界市场上买卖，争夺资源的战争不可能爆发。而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取得资源要靠打仗。日本就是因为争夺我国东三省的煤、铁、粮食才发动侵略中国的 九一八 事变，后来又发动了太平洋战争。这些战争的主要原因是争夺资源。现在日本依然是资源穷国，但是是经济强国，因为资源可以在世界市场上购买，用不着打仗。举例说，中国、美国、日本等国家都需要石油，而石油的供应有限，所以都在争夺石油资源。但是因为有了世界性的石油市场，大家出钱就能够买到，用不着打仗。石油通过市场分配，既有效率，又很公平，根本谈不上打仗。回顾这一段历史，我们能够更深刻地了解世界经济一体化的重要意义 它可以消灭争夺资源的战争。可惜的是战争依然存在，不过没有为了资源而战，倒是为了意识形态而战，为了 正义 而战，因为各方对正义的理解不同。意见调和不了，只能诉诸战争。
世界市场不可或缺的重要性，使得我们明白，世界各国，包括中国，唯一的出路是保护国际市场，并依靠国际市场。除此以外没有别的办法。我们可以设想，万一国际市场被破坏，试问市场没有了，还有什么分配资源的方法？恐怕只有依靠强权，通过战争一条路了。保护世界市场，这是全世界所有国家的共同责任。过去中国不是经济大国，在保护世界市场中没有承担什么责任。现在情况不同了，我们必须转换角色，从旁观者变为积极参与者，而不是把这个责任推给美国、欧盟等。
保护市场，包括从生产、运输，到储藏、分配的全过程。以石油为例，要关心当地的政治稳定，防止诸如恐怖分子的破坏，维护运输线的畅通无阻；要和有关国家充分合作，经常交换和安全相关的信息，寻找预防危机的办法。不过因为天灾人祸，市场短时间的中断也是可能的，所以我们必须有适当的战略储备。不仅仅是石油，其他物资都有储备的必要。在这样的条件下，中国融入世界经济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对 假冒伪劣 的反思
但是单纯从经济学的角度来分析，假冒伪劣产品的出现有其自身的规律。若对假冒伪劣产品的品种加以分析，可以发现，这些产品无一例外地都是利润极高的一些品牌产品。
市场运行有其必须遵守的规则。参与市场的各方必须恪守规则，才能从市场中得利。彼此破坏市场规则的结果是大家都倒霉。市场规则可以形象地比拟为交通规则。大家都遵守交通规则，人人可以安全通畅。如有一部分人破坏规则，开车走路不问红灯绿灯见缝就钻，结果必定是堵塞不通。假冒伪劣产品的出现，正是一部分人用损人利己的办法去赚钱，极大地破坏了市场规则。政府的职责之一就是维持市场规则。当今严厉打击假冒伪劣产品，不但深受消费者的欢迎，同样受生产者的欢迎，打假活动必须长时间地坚持下去。市场应该是自由的，但市场规则的遵守则没有任何 自由 可言。只有坚持不可逾越的市场规则，才有可以自由选择的市场活动。
但是单纯从经济学的角度来分析，假冒伪劣产品的出现有其自身的规律。若对假冒伪劣产品的品种加以分析，可以发现，这些产品无一例外地都是利润极高的一些品牌产品，例如茅台酒、红塔山香烟和耐克牌旅游鞋。如果这些产品的定价降低，利润减小，假冒伪劣就难以出现。所以，生产者防止自己的产品被假冒而受损，可以有另一种选择，即降低自己的定价和利润，使假冒者无利可图。从经济学来分析，这种防止假冒伪劣产品的策略更有利于全社会的经济效率，防止浪费，同时，也能减少收入分配的过分悬殊。当然，生产者完全有权作另外的选择，即限制高质量产品的产量，保持其很高的垄断价格，从而得到超额利润。不过从全社会的利益来看，我们不鼓励后一种策略。
在目前人民购买力迅速提高的市场环境中，新产品不断涌现。当新产品上市时，如何定价是一门大学问。这些产品只要设计好，工艺精良，受消费者欢迎，确实可以定很高的价，生产和经销的人都可以发一笔财。但因为利润太高，不但有假冒伪劣的危险，也有正常渠道竞争者进入的可能，而这种竞争一般而言是受到法律保护的（只要不侵犯专利权）。所以奉劝新产品生产和经营的诸君，从长远利益出发，降低利润水平，不但有利于消费者，同样有利于生产者自己。
堵车的损失(1)
买车的人不但要为制造汽车所耗的人工、材料等付款，而且也要为修建城市道路的人工、材料、拆迁等付款。
交通堵塞在大城市中日益成为日常现象，它所造成的经济损失十分惊人。据世界资源研究所的研究估计，曼谷一年堵车的损失为 2 7亿美元，相当于当地国民生产总值的2 1％。其他如吉隆坡、新加坡等亚洲几大城市的堵车损失也都作了估计。北京的堵车损失是多少，现在没有研究，我们不妨自己估算一下：全北京有300万辆汽车，假设其中80％处于运用状态，其余或者暂时封存，或者因修理等原因停用。运行中的车辆假设每天堵车半小时，每分钟的损失包括汽车的等待、汽油的消耗、人员的等待、因等待而引起的间接损失为0 5元，则不难算出这笔损失是每年131亿元人民币，合19亿美元。实际的损失很可能超过此数，因为还有损失没有计算进去。例如：因分单双号行驶而使一部分车辆花了钱购买而不能使用；因堵车而使得繁华地区的房地产贬值(一些繁华地点的办公室租不出去，因为交通管制、堵车、没有停车场)；到北京来的国内外游客因怕堵车而提前离京(曼谷的统计是外国游客减少一天半的停留)；因怕堵车将出门视为畏途而取消了许多活动。这些都是损失，不过有的很难计算，只能粗略估计。我猜北京一年堵车的损失总数不下200亿元，约占北京国内生产总值的2％。
当我们坐在出租车里面而且碰上堵车时，眼看计程表继续不断地计费，难免产生出一种怨气。一步路未走，付给出租车司机的车资却要增加。可是出租车司机比顾客的怨气更大。他虽能从顾客那里收取因堵车产生的等待费，但按现在规定的标准，这些钱远远比不上他跑公里数赚的钱。一天如果碰上堵车两三小时，辛苦下来还挣不到成本费。大家都在埋怨堵车，到底这份损失该由谁承担呢?
大多数人会把堵车现象归咎于城市交通规划和建设部门，因为道路立交桥等是由他们负责规划和建设的。堵车证明他们的工作没有做好。可是如果再问一声，道路等设施的建设经费该由谁负担?政府拨款如何能增加?政府的收入从何而来?道路建设最终的出资人是谁?等等一连串的问题，才知道问题没有那么简单。搞清了这些问题，堵车的难题才有可能解决。
计划经济时代，每个人都无私地为集体工作，集体照顾每个人的各种需要。应该说，这理应是一个美好的理想社会。可是事实证明它没有效率。不但我国如此，一切实行计划经济的国家没有例外地都如此。倒是实施了市场经济以后，大家都计较利益，虽然社会出现了许多问题，物质的丰富比改革前增加了好几倍。这已是有目共睹的事实。就汽车在公路上行走来说，过去从来没有人想到汽车上公路还要收买路钱，但现在新修的高速公路全都要收费，大家也从不适应变为适应。本来嘛，造一条高速公路要消耗大量的人工、材料等成本。钱从哪里来?往往要靠集资。负责集资的人要还本付息，收费就用在道路维修和还本付息。再说，你用了高速路，节约了时间，减少了汽车颠簸的机械损耗，也是物有所值。可是拿城市道路来讲，虽然马路拓宽、修建立交桥等所花的钱一点也不比高速公路少，可是从来没有收过费，大家仍旧用吃大锅饭的眼光看待城市道路建设，因此堵车的责任便归咎于城市的交通规划和建设部门。
其实，城市道路的情况和高速公路的情况并无不同。谁用了公路谁就应付费，这原是市场经济中最基本的规则。只是因为城市道路收费有困难，所以一般仍由市政府税收的大锅饭中拨款。严格来说，这是很不公平的负担分配办法。因为占用城市道路的绝大多数是小汽车，都是高收入阶层。他们的高消费自己不负担，叫全城市的人去负担，其中绝大部分人的收入都比使用小汽车的人低，让穷人为有钱的人高消费付款，这无论如何说不过去。
弄清了这些关系，我们也有可能为堵车问题找到解决
的办法。那就是买车的人不但要为制造汽车所耗的人工、材料等付款，而且也要为修建城市道路的人工、材料、拆迁等付款。后一笔钱一点也不比前一笔钱少，甚至要加倍。香港、新加坡等地汽车上牌照所付的钱比汽车本身的钱贵几倍，这是由于车主要花钱造路。
但是，这样的解决办法按经济学的分析并不是最有效的。因为车主一旦交了造路的费用，他就可以不受限制地使用道路，这对于缓解道路拥挤是不利的。更合理的是用多少道路交多少费，一手交钱，一手用路。这样可以通过收费限制一下进入拥挤地段的汽车。新加坡实行繁华地段的特殊通行证，每张通行证标明有效日期，车主要花钱购买通行证才能使用繁华地段的道路。据说这个办法使繁华地段的汽车显著减少了。但这种办法仍不是理想的收费办法，因为一次购得通行证仍可以不受限制地使用。为了彻底解决使用和收费不对应的问题，美国已开发了用传感器和计算机来登记每辆汽车进入繁华地段时间的技术，利用此项技术，汽车上要加装一条条形码。因为城市堵车是一个全球性的大问题，每年的损失上千亿美元，所以估计此项技术很快就可以推广。
话又说回来，人们坐在出租车里被堵车的损失该由谁承担的问题，现在有了解决的眉目。答案是由被堵车的人自己承担。不但他要承担自己遭受的损失，而且还要承担因为他的汽车开上了马路，使马路更拥挤一点而让别的车辆更多等待而引起的损失。每个被堵车的人只看到自己被别人堵塞，而看不到自己的车也在堵塞别人。有了这个理，再看看现在出租车的堵车计价办法，因为停车等价计费标准太低，将部分损失转嫁给出租车司机去承担是极不合理的，这样鼓励了乘客坐车进入繁华地段。为了纠正这种不合理的定价标准，我建议：一方面大幅度提高汽车牌照费，另一方面大幅度提高出租车堵车时停车等待的计费标准，一部分用来弥补出租车司机的损失，另一部分上交地方政府作为增修城市道路的投资。这样做便宜了用私家车的车主，因为他们的堵车等待不像出租车有计程表记录，政府也无从征税收费。所以最终的解决还要靠美国人新开发的计费方法。
人类进化之谜：制度经济学能够提供什么线索？
人类从动物进化成人，过去强调的是劳动的结果，是使用工具的结果。我们更应该看到在无数博弈过程中慢慢建立起来的道德观是人类最终脱离动物的一个重要方面。人类还在不断地进化，但是进化和进步未必永远一致。这种选择淘汰机制有可能使我们走向毁灭。人类的前景面临着空前巨大的不确定性。
中国人中受过中等以上教育的人都读过社会发展史，都知道劳动怎么使人脱离了动物状态，学会使用工具，使人不同于其他所有的动物，至于更多的细节则不大清楚了。近二三十年来，科学界对人的进化过程的了解，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例如绝大多数的人类学家都同意，最初的人类发源于非洲，大约在6万～8 5万年前，古人类跨越红海的曼德海峡，走出非洲，分布到了世界各地。他们首先到了澳大利亚（5万年前）、中东（4万～4 5万年前）、西欧（3 5万年前）和北美（1 5万年前）。1万年前全世界的人口可能是500万，那时已经发明了农业，人口数快速地增加。但是和公元18世纪以后的增速比，只是几十分之一。18世纪的世界人口约为10 4亿，而现在已经达到了67亿。这200年之间人口增加的速度是过去1万年增加速度的50多倍。有人估计7 4万年前，也就是非洲人走出非洲的前后，印度尼西亚的Toba火山大爆发（这种爆发平均每几百万年一次），以后的五六年中天空被火山灰所遮盖，地面温度大幅度降低，使人类数量减少到大约2000人。从人口的变化可以看出，人类发展经历着十分明显的加速度现象。现在正处于最高速的发展期，未来的一个世纪人口将趋于平稳。
对于人类进化的研究原来主要靠考古发掘。但是由于远古时人类数量的稀少，他们的化石很难被发现。直到19世纪80年代，有一位遗传学家，名叫Allan Wilson，他发现DNA结构中有一种线粒体在繁殖时具有不变性，而且它完全由母亲传下来。这种物质成为每个人都携带着的活化石，可以帮助我们追踪几百万年甚至更远的祖先分支。Wilson和他的学生利用这个技术，不但确定了非洲是人类共同的祖先生活的地方，而且发现现代人，不论是白人、黑人、黄种人，他们的祖先竟然是15万年前的同一个妇女。
根据最近一期英国杂志《Economist》的报道，以上这些新发现已经被大多数学者所接受。但是随着新技术的发明，新考古的发现，这些看法还可能被修改。例如华盛顿大学的Alan Templeton声称，他发现了一些基因树，其根源可以推到40万年以前，又不同于非洲古人的基因。如果他的发现被确认，那么人类祖先单一来源的学说将被修改。
人脑的容量在200万年前只有550cc(立方厘米)，到13万年前增加到1400cc，现在略为减少到1300cc。随着人脑的扩大，头部的重量加大，人必须从爬行改为站立。人站起来之后，能够承受更大的脑重。但是人变为直立行走的原因更为复杂。在非洲强烈的日照下，直立行走比爬行能减少2/3的太阳辐射量。大约在4万年前人类的智力出现了明显的进步，表现为对艺术的尝试，出现了岩画。但是人类真正的进步是发音的复杂化，后来创造了语言，再后来出现了文字。语言使人与人之间可以沟通，人际关系得以建立，这才有了人类社会。文字则使几代人之间可以沟通，加速了知识的积累。然而使人类真正进步的关键因素是什么？为什么近1万年来人类得到了加速发展？或者问，过去阻碍人类正常进步的主要原因何在？回答这些问题恐怕要我们制度经济学家来提供线索。
按照达尔文学说，生物进化的法则是适者生存。每个个体在取得食物，找到性伙伴中，能够超越别的个体的，他的后代将能够繁殖并发展。然而如果仅仅是这一条规则起作用的话，人类将永远是动物，而变不成人。因为人之所以成为人，不仅仅有竞争
，还有合作，有道德。人天生就有善恶之辨，就有同情心，懂得是非。即使是罪大恶极的坏人，在做坏事时候也是偷偷摸摸，心有不安，因为道德随时随地在监督着他。也许有人会从根子上提出质疑，道德是天生的，还是后天教育的结果？对于这个问题我们确实没有办法加以证实，但是有一点大家都会同意的，就是在现实社会中道德法则已经深深地植根于人们的心中。极端的虐待狂、精神病患者不是没有，那究竟不是社会的主体，否则的话人类社会早就消亡了。
人之所以不同于动物，是人能够理解别人的想法，能够体会别人的感受。这是同情心的基础，但这还不足以建立人际的道德关系。道德关系的建立必定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制度经济学对道德的解释是把道德看成是一种公共服务。一个人之所以愿意遵守道德规范，是因为他享受了别人遵守道德让他得到的好处。如果周围的人都不讲道德，只有我一个人讲道德，这种道德肯定维持不长。所以，道德是一种社会的集体合约。制度经济学可以证明，这个社会合约的建立必定是许多代人反反复复博弈的结果。
加拿大学者Axelrod博士，做了一个数学模型，研究 囚犯难题 的解决方法。这个问题的本质是两个利益独立的人，选择合作还是选择只顾自己。如果合作，双方都能得到好处。但是一方选择合作时，另外一方选择不合作却可以获得更大的利益。因此合作的状态很容易被另一方的投机所破坏，合作成为一个不稳定的平衡。合作被破坏以后，双方都处于不合作的不利状态，他们终究还要回到合作的轨道上来。但是老问题继续存在，合作还是不牢靠的。如果双方从反复博弈中吸取教训，合作可能维持下来。Axelrod的模型将两个人扩大到社会，看长期博弈的结果，合作能不能比较稳定地维持。模型运行的结果证明，如果投机获得的利益有限，而且投机者将被惩罚，一个混合有合作者和少量投机者的社会是可以长期稳定地存在的。Axelrod的模型在计算机上运行几分钟就能够得出结果，但是事实上这个过程是几十代，几百代人博弈完成的。尤其是博弈并不是同一个人在参与，而是不同年代，不同辈分的人之间进行着。失败的教训并不能被直接的当事人所汲取，而是要传递给下一代。下一代人未必能够汲取过去人的教训，投机取巧的诱惑时时都在起作用。道德不断被承认，又被破坏，如此反复，直到最后人终于脱离了动物，有了道德的觉悟。这个过程正是道德逐渐被确立的过程。
刚刚去世不久的美国历史学家Stavrianos(《全球通史》的作者)在他的另外一部著作《远古以来的人类生命线》中猜测到道德进化需要漫长的时间。那时候，人与人的关系还没有脱离野兽状态，达尔文的适者生存的丛林规则起着主导作用，谋杀、强奸、抢夺是经常发生的，每个人都处于缺乏安全的状态中。为了摆脱这种状态，人们寻求合作的规则，于是道德的雏形逐渐出现。可是每每都有人破坏这种原始的合作意识，并且用武力胁迫别人就范。从武力主导转变到道德主导经过了很长时间的试探和较量。美国人类学家E Adamson Hoebel在他的《原始人的法》一书中，肯定了原始人的社会中存在着法律。不过，那是极不完备、粗糙的，而且和道德、宗教相混杂。他指出，行为方式的完整一致是通过社会选择进行的，而选择不是偶然和随意的，总有某种选择的标准左右或影响着选择。这些标准就是一般人们所说的公规或公理。法律的基础是正义或是非规，也就是社会公认的公规，或者道德规范。我们有理由相信，道德的基本观念先于法律的出现，二者都是社会选择的结果。所谓选择就是反复博弈，从博弈中学习、改进，最后稳定在某种利益均衡的状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