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从建立初步的社会形态一直到18世纪这一段漫长的时间中，规则确立和规则破坏之间的斗争一直没有停过。至今我们
仍然在这个过程之中，它远远没有结束。规则虽然能够被全体人类所公认，但是出于利益的考虑，总有少数人利用武力和智谋，置身于规则之外。这少数人就是社会的特权阶级，他们是国王、贵族、宗教领袖和各级官员。他们并不公然反对道德和法律，但是把道德法律用来约束他人，直到西欧的文艺复兴，平等、自由、人权的观念慢慢地被确立，人类社会进入到一个新时期，即市场经济时代。它的特点就是对特权的否认，从而产生出平等自愿基础上的交换。凡是双方自愿同意的交换和合作必定能够产生出新的财富。否则一方得益另一方必定受损。现在双方都能够得益岂非有新的财富被生产出来，于是，人类社会进入到富裕阶段。人口增加、寿命延长、教育普及、物质享受被承认，并得到空前的发展。人类社会得到的最大进展是市场制度的出现。这一制度牢固地把合作变成一种行为规则。一方面个人有追求利益的权利，另一方面个人的行为不得侵犯他人的利益。在这两个前提下，不光是达尔文的适者生存理论在起作用，而且合作的关系得以稳定地维持。或者说，合作成为适者生存的一个条件。
在现代社会中，所谓的适应，完全是社会性的。假想一个从原始社会来到现代社会的人，他不会打电话，不会用信用卡，不会买票上公共汽车，更谈不上某种谋生的技能，这就是不适应。达尔文的适者生存理论不会过时，但是选择淘汰的规则整个地变了。人类还在进化着，但是进化和进步未必永远一致。有可能这种选择淘汰机制使我们走向毁灭。人类的前景面临着空前巨大的不确定性。
制度经济学一方面帮助我们理解人类社会是如何开始并慢慢地巩固的，其中关键的一点是反复博弈而形成的道德观。没有道德观，只是会劳动，会使用工具，人类不可能脱离动物状态；另一方面又帮助我们看待未来，博弈所形成的制度将左右人类的进化方向。制度经济学可以成为进化理论的一个有力的分析工具。
中国民营企业的生存问题(1)
为什么很多中国企业搞到最后，都出现了谁都不希望看到的结局？归根结底还是企业经营者的素质问题。能做成大事的人，必须在人生观层次上达到必要的修养。这恐怕是我国当前民营企业发展中的一个迫切问题。
经过将近20年的抗争，中国的民营企业终于有了立足之地，而且状况不断有所改进。如果总结过去有什么经验的话，那就是进步是靠博弈得到的，而博弈是要花力气、下工夫的。我国的民营企业能够生存并发展到今天，应该感谢那些为民营企业的合法存在的博弈中出过力、作过牺牲的人，也应该让那些阻碍民营企业发展的人有所反省。我国的改革任重道远，但愿今后改革遭遇的阻力小一点，作出的牺牲也小一点。
民营企业在今天，已经非同小可了。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如果没有民营企业，中国的经济一天也混不下去。现在全国人民每天所消费的产品中有一半以上是民营企业生产出来的；每年新增加的上千万名准备就业的青年人要靠民营企业创造就业机会；每年出口挣的外汇有一半以上靠民营和外资企业。改革前清一色国有企业的形式已经完全改变。如果看发展，民营企业还会有更大的机会，国家对民营企业的政策也会进一步放开。只要改革开放的大方向不变，这一点是可以肯定的。
以上是从大环境看，从民营企业自己的情况看问题并不少。翻看中国民营企业自己的历史，平均寿命不到3年，据说存活10年的不到5%。原因在哪儿？当然有生存环境的问题。但是也应该承认，民营企业自身的原因也是有的，甚至还是很主要的原因。按理说，大部分企业3年内关门的现象并不稀奇，全世界都差不多，只不过中国的比例特别高。这和我们刚刚进入市场经济、缺乏经验有关。在企业开办时，对市场缺乏了解，对竞争者没有充分估计，对自己的优势劣势不清楚，犯了主观主义的毛病，也有因为宏观形势变化而遭遇不幸的。
现在我国的市场经济越来越成熟，总体上看，创业的经验已经很丰富，问题逐渐转移到创业之后的持续发展上来。头三年以后，最初的难关已经过去，初步站住了脚跟，但是以后还有失败的。当然，失败的原因多种多样，很难一概而论。根据我的观察，有不少是因为企业之间的纠纷而倒闭的。欠钱不还、合同不遵守、打官司负担太重，埋怨环境不好当然是对的。但是，也应该看到，自己也是别人的环境，所以自己也要在这方面作自我反省。只有每个企业都努力改进自己，整个环境才能够改善。光指责别人，自己纹丝不动，只听见吵闹声，不见实际行动，大环境永远改进不了。
有许多很好的企业，很成功的企业也搞垮了，非常可惜。原因之一是胜利冲昏了头脑，盲目投资，资金调度过于绷紧，不留退路。有的是经营的目标有问题，不是利人利己，为社会创造财富，为自己赚钱，而是追求个人影响，出风头。教训是要扎扎实实把企业做稳，做强，不要图虚名。有的企业失败是因为取巧经营，自作聪明，只想占便宜，不为对方着想，造成各方面的关系紧张。不但和相关企业的关系紧张，对自己的员工也不培养，不爱惜，眼睛里只有自己。最近西方国家提出企业的社会责任观念，这和过去的企业经营的目标仅仅是利润最大化完全不同。它要照顾到所有利益相关者的要求，其中包括股东、员工、债权人、债务人、消费者、政府、所在社区，等等。照顾各方面的利益并不是不追求利润，牺牲自己的利益，而是要能够换位思考，想一想自己的决策别人会怎样反应。现在大家都懂得要讲法、守法，都在研究法律。但是，光有法律是不够的，还要有道德。法律只是利益界限的粗线条划分，具体的情况千变万化，不同的立场看法会非常不同。各方都觉得自己有理，所以才会打官司。如果各人都能够换位思考，劳民伤财的许多官司本来是可以避免的。
尤其可惜的是有些很成功的企业，赚了很多钱，正在鹏程万里，前景如画的时候，因
为经营者之间意见不合，闹得不欢而散，把企业搞垮。企业开始创办时，大家志同道合，可以共患难。创业中，困难不克服企业就得死亡，容不得半点虚伪或松懈。辛苦几年，回头一看，财富积累了许多，连自己都不敢相信。等到坐下来歇一口气，准备享受一下自己的劳动成果时，问题就来了。这些财富是几个创业者共同创造的，但是具体的分配，谁得多少，就有看法的不同了。道理并不复杂，按劳分配。但是这个 劳 如何测量？不论经济学家如何聪明，方法如何精巧，天下还没有分配集体劳动成果的计算理论。此事只能靠估计。而估计就带有主观性，各人的估计不同，一般的规律总是把自己的贡献看重了。这并不奇怪，因为，自己做的事自己很清楚，别人做了些什么总不如自己做的清楚，所以争论就难免了。
创业的人都不是平庸之辈，他们之间的斗争就不是一般的意见不合，要说服他们几乎是不可能的。本来只是一个财富分配的问题，慢慢地变成了对个人能力的承认问题，个人在企业里的地位问题、权力问题，问题越来越复杂。平时难免有的一些小摩擦，现在发展成了 原则 分歧。争论渐渐变成了意气之争，无所不用其极，连起码的道德也不顾了。这时候，经营者之间的争论扩散成为全企业之争，更多的员工介入，企业就到了垮台的阶段。前景如画的企业就是这么人为地结束了。
这样的例子并不少见。为什么事情发展到最后，是谁都不希望看到的结局？归根结底还是企业经营者的素质问题。能做成大事的人，必须在人生观层次上达到必要的修养。这恐怕是我国当前民营企业发展中的一个迫切问题。
主流还是反主流？
至于我自己，是主流派还是反主流派?我觉得很难说得清。从个人历史看，我是反主流派，否则不会每次搞运动都挨整。虽然许多人说我人老思想还算新潮，但是我的思想还是很正统的。
主流是指当时全社会比较认可的观点。大多数人认可当然有它的道理。可是有一批人居然敢反它，这批人显然是少数派。这样做必须得有勇气，从这一点来看，我是很佩服反主流派的。科学的进步证明反主流的重要性。没有反主流，老是主流统治着学术，怎么能够有进步。没有爱因斯坦的反主流，我们至今还被牛顿力学统治着。在社会科学中情况也是相同的。只有不断创新，对社会的认识才能够刷新。所以，我的基本立场是支持反主流派。
正因为如此，反主流倒成了时髦，许多人都想当反主流的英雄。想当反主流的人多了，反主流反而成了主流。于是大家分不太清，谁是主流，谁是反主流。当大家都想通过当反主流成为英雄时，这种形势就很难避免了。我觉得现在我们这个社会就有点像这种情况。不过仔细分辨一下形形色色的反主流活动，真正具有进步意义的，属于创造性的反主流思想真是少得可怜。不管进步不进步，不管有没有创造性，要当迎合大众心理、标新立异的反主流就很容易。光着屁股在马路上跑一圈，立刻就能成为反主流的新闻(国外有些游行示威，为了吸引公众的注意力，确实有光屁股满街跑的)。当然，真正这样做的人还是少数。不过，与这相类似的活动确实不少。
我是研究经济学的。从经济学的反主流历史看，确实有过几次革命性的冲击。最早当然是斯密，他的反主流思想对当时的主流观点造成巨大冲击。他说，人的自利行为有益于社会。在他以前，所有的哲学家都认为私心是要不得的。他居然敢说私心有好的一面，而且说得有道理，从而开创了全新的经济学说。在他之后，虽然有许多经济学巨匠，像李嘉图、马歇尔等人，但算不上是反主流，而应该属于顺主流，他们只不过是发展了斯密的理论。以后凯恩斯是真正的反主流思想家，他颠覆了微观经济学的基石，即一般均衡理论。迷信于均衡理论的经济学家难于接受他的反主流思想。从微观经济学看，一般均衡是最佳状态。可是从宏观经济看，如果储蓄和投资不能保持平衡，微观的最优是没有意义的。经济萧条就是这样形成的。
在凯恩斯之后，也有过几次对经济学的理论大厦造成冲击的反主流思潮。我认为，最有影响的是阿克罗夫和斯蒂格利茨关于信息不对称的发现。由于买的没有卖的精，均衡就很难真正达到。他们两位讨论的是商品交换中的信息不对称，我认为更重要的是储蓄和投资中的信息不对称，这可能是宏观不均衡的根本原因。所谓储蓄和投资的信息不对称，其实就是金融业中的信用问题。如果信用百分之百地不出问题，储蓄很容易转换成投资。银行里的钱很容易安全地借出去，中小企业融资问题就消失了，困扰我们的需求不足就不会发生，世界各国经常烦恼的失业、不景气等也不会发生了。可是正因为信用信息永远是不足的，经济上的需求不足就很难避免。
谈到经济学中的反主流不得不提到熊彼特。他发现经济进步的真正原因并不是如马歇尔所强调的均衡，而恰恰是非均衡和不连续。均衡固然可以提高资源利用的效率，但是这种通过均衡获得改进的机会很快就会用完。当经济处于均衡之后,再也无法前进了，所以重大的进步必定是突破均衡而实现的。
我国经济界的主流思想是什么？应该说，是自由主义的市场经济，包括个人自由的扩大(选择职业，购买，创业)，私有化为方向的产权改革，承认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趋势并积极参与，在国际贸易中发挥比较优势，在伦理观念中承认个人利益的正当性，等等。尽管有时候我们不愿意承认，事实上二十多年的改革就是顺着这个思路走过来的，而且确实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这些政策的理论出发点还是主流经济学的框架。
但是改革中出现了许多问题，贫富差距扩大，社会矛盾加剧，不满心理泛滥，更不用说贪污浪费、官场腐败、道德沦丧，这和欣欣向荣的经济发展极不协调。究竟问题何在？引起许多经济学家的思考。结果出现了反主流的经济学家，他们对西方主流学派的结论表示怀疑，提出了一系列反主流的政策建议。主要对国际贸易的比较优势理论有怀疑，对国企私有化的改革方向不同意，甚至对开放政策也有保留。勇于怀疑的精神是值得尊敬的，我很佩服他们的反主流勇气。他们的文章我曾经仔细读过。其实，他们在基础理论上并没有脱离古典经济学的框架，之所以得出不同的结论，是因为对事实的重要性看法有差异，强调的重点不同，忽略的事实不同，对发展的预期不同。
至于我自己，是主流派还是反主流派？我觉得很难说得清。从个人历史看，我是反主流派，否则不会每次搞运动都挨整。但是我的思想还是很正统的。虽然许多人说我人老思想还算新潮，但是我自己认为我多半时候还是站在主流派的立场上说话，所不同的是我喜欢思考新问题，但理论还是老的，有时候结论带有反主流的味道。
上面提到的国内反主流学派对当前经济政策的看法，我的分析有所不同。我认为当前我国社会所发生的种种问题，是因为忽略了古典经济学的重要前提，即人与人的地位是平等的，人有人权保障，因而有各种自由。自由的敌人就是特权，所以要取消特权。古典经济学建立在平等交换和自由选择的基础上，而这两点我们至今不大愿意承认，往往绕着弯躲开去。最近世界银行发表了2008年的世界发展报告，特别强调了公平对经济增长的重要性，这个看法和我的想法非常接近。如此说来，我还是一个主流派。
谁妨碍了我们致富
中国为什么穷？这根本不是什么新问题。革命家、政治家、学者和一切怀着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 责任感的热血青年和耄耋老人都曾思索过这个问题，各人也都试图对此作出回答。可是，究竟什么是正确的答案呢？
你跑步追上一辆公共汽车，可是刚要跨步上车时，售票员已按下门铃，司机就把车门关上，开车而去；
你写信时忘了写对方的邮政编码，或者你不知道邮政编码，因而没有写，结果信被邮局退了回来；
马路上有人吵架，大家驻足围观，抱着无穷的兴趣，必欲穷其所以才肯走；
红灯抢行，十字路口乱作一团，彼此挤得动弹不得；
城管人员把乱设摊位的小贩的货物掀翻在地，甚至把小贩的三轮板车扔上卡车拉走；
开会时因某人未到，大家等上十几分钟。
这些现象是我们每天都能见到的，已经司空见惯，谁也没有想到他们之间有什么关系。但是从经济学家的眼光看来，这些现象是使中国成为穷国的根本原因。
中国为什么穷？这根本不是什么新问题。革命家、政治家、学者和一切怀着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 责任感的热血青年和耄耋老人都曾思索过这个问题，各人也都试图对此作出回答。可是，究竟什么是正确的答案呢？有人说，中国之所以穷，是因为帝国主义的侵略，因此要解决贫穷的问题先要打倒帝国主义；也有人归纳为科学技术落后，它是直接的生产力，因此首先要发展科技；也有人归结为教育落后，甚至归结为方块汉字造的孽。一个国家穷并不可怕，怕的是受了穷而不知道穷的原因，更可怕的是错怪了穷的原因。
从经济学的基本观点来分析，穷是因为许多生产潜力不能发挥，因为人们的劳动没有用在生产上，甚至用在了抵消别人劳动成果的努力上；更因为各式各样的浪费普遍存在，耗掉了社会巨大财富，可是每个人对此又无能为力。要解决这些问题，有许多是国家领导的事，普通老百姓很难去纠正。但也有许多纯粹是老百姓的事，只有百姓们自己明白如何把自己弄穷的，才能改正。上面的一些例子，正是属于这一类。
在美国，而且不仅美国，在一切富国里，我们可以看到的是：
公共汽车司机（司机往往兼任售票，所以没有售票员）会等待跑来的乘客，对于行动缓慢的老年人更是耐心和关怀。这样一方面减少了乘客的候车时间，避免了浪费；另一方面，创造了一个和谐和宽松的人际环境。
写邮政编码已经成了每个人的习惯，因而提高了邮局对信件的分拣速度。万一你不知道编码，也可以放心把信寄走，决不会退回给你。邮局代你查编码所花的时间肯定比你自己去查少得多，因而从整体上提高了社会效率。
我在国外生活多年，从来没有看到过有人在公共场所吵架，更没有看到过扎堆看热闹的人，因为人人讲礼貌，人人都没有那么大的火气。你踩了别人一脚，当然会说一声 对不起 ；你被别人踩了一脚也会说 对不起 ，怎能吵起架来？再说，在一个充分活跃的市场经济内，到处都有招人的广告，上班时间是非常灵活的，所以每个人的时间都有转化为金钱的可能，绝没有理由把宝贵的时间花费在无谓的活动上。
十字路口是道路通过能力的限制口，要提高道路的通过能力，避免在十字路口堵车，应该加速车辆在此地通过的速度，而不是减速通过，要做到这一点必须每个人严格遵守交通规则。从感觉上看，似乎红灯前不抢行是耽误了时间，实质上与人方便的结果是自己方便。人虽然是万物之灵，可是要觉悟到不抢行反而减少了等待，在这一点上学习速度是非常之慢的。
富国同样有犯规的小贩，但确实只是个别的，人人遵守规则，形成了一个有教养的社会风貌，是文化环境的一个组成部分。有关管理部门遇到犯规的商贩，用文明执法的原则来处理。在西方，失业是社会的一大难题，政府的重要职责之一就是创造就业机会。政府借钱给失业者做小本生意，更不
会去没收他们那点微薄的资本。小贩是需要受教育的，但是粗暴的态度并不能教育人，倒是会激起愤懑，严重的时候会引发犯罪。
守时是发达国家的基本特点，飞机正点起飞，火车正点发车，商品准时交货，开会准时出席。一个交换频繁、联系复杂的商品经济社会，缺少了守时这一共同规则，是无法运转的。开会有人不准时出席，会议不会让多数人等少数人。
上面这些例子只是无数类似事件的一小部分，它们的共同特点就是妨碍了一个国家的财富的创造、积聚，并造成已经创造出来的财富被浪费。它并不属于法律管辖的范围，人们这样做并不犯法，甚至也谈不上是道德问题，可是大量这类事件的最终结果是社会变穷。这类事情的起因，责任在于我们每个老百姓，不论你是一名售货员、司机、教师、电话接线员、政府办事员，改变一下你办事的原则都可能使社会的财富有所增加。当每个人都这样想时，国家就富起来了，你所支付的同样的劳动就会得到更高的报酬。
伦理观的演进与经济发展
专门利人毫不利己，从动机来看当然是高尚的。然而，从效果看，提倡这种行为并不能达到提高社会道德水平的目的。
伦理观念源远流长，它最初的出现远早于交换成为一种制度之前，道德是保持社会稳定与和谐所必要的行为规则，而人与人的冲突无例外地是与人的自利动机有关，所以道德自古以来就是抑制自利，牺牲自己的利益并有利于他人成为道德的同义语。世界上各个民族、各种文化对道德的解释，仔细分析起来有相当多的差别，但牺牲自利以帮助他人则是各种道德观中的共同成分。当今世界各国的法律差别极大，但一个人不论到哪个国度去旅行，只要遵循本民族的道德规范，一般就不会触犯他国的法律，并不需要对人家的法律作专门的了解。
在人类社会的早期即已出现的道德观，它以约束个人的自利为特征，对建立以交换为基础的商品经济起了阻碍作用，因为交换是以自利为前提的。交换最早发生的年代现已无从查考。在中国，交换逐渐频繁以至于出现了货币也发生在很早的年代。公元前11世纪西周开国时已经有金属货币出现，然而在以后的3000年内交换虽然给人们带来利益却并未成为每个家庭生活必须依赖的方式。相反，衣食住多半仍取诸当地的资源，尤其是土地；只有盐铁等少数商品必须通过交换才能得到。虽说在明代，甚至远在宋代，在中国的大城市中交换已经很发达，然而占当时人口90％以上的农民，交换仍是偶一为之的活动。甚至到文革时代，广大农村的经济自给率仍非常之高，河南产棉区几乎家家户户都有纺织机，穿衣仍是不求人的。商品经济是非常不发达的。
能给人们带来巨大利益的交换不能发展成为一种制度，其直接的原因是历代帝王都采取了重农轻商，甚至打击商人的政策。秦始皇一统天下之后，强迫天下豪富12万户迁居首都咸阳；汉高祖也 徙齐楚大族昭氏、屈氏、景氏、怀氏、田氏五姓关中 。当时的豪富多半是大地主和生意人。所谓 七科谪 就是秦始皇征集逃犯、赘婿和商人(包括三代以内曾经过商的)去攻打南方三郡。汉初规定商人不得穿绸衣、骑马、乘轿。汉武帝时叫杨可去征富商大贾的财产税，弄得中等以上的商贾大部破产。秦汉以后，打击商人的政策一直未断。且不说大陆解放以来对资本家出身的人在升学、提级、参军等方面的歧视，也不说 文革 期间将全国农村集市一扫而光，就在改革初期长途贩运仍属非法；而今低价购进待价而沽仍被当做投机倒把。今天从商致富虽不致被强制迁往首都，但致了富的人多半有如履薄冰之感。他们最安全的策略是趁早收敛起来，免遭不测。只有外国资本在中国发了财比较能得到政策上的保护，如果投资环境好他们还有扩大投资的意愿，否则还是把利润汇回国去免生是非。
重农抑商政策的背后是伦理观在起作用。伦理是一种最基本的意识形态，靠了它，人们作出一种政策是正确还是错误的判断，人们认为是错误的政策，即使政府强制推行，也难于贯彻和持久。打击商业活动的政策之所以能经历几千年而不衰，自然有其伦理学上的原因。自古以来中国最具有影响的哲人都认为出于自利追求物质欲望是可鄙的。孔子只是说： 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 老子则说： 不责难得之货，使民不为盗。不见可欲，使民心不乱。 到了宋代，哲学家朱熹提出 存天理，灭人欲 ； 文化大革命 时则发展为 狠斗私字一闪念 。确实，如果人人都无私欲，当然天下太平。然而这里包含着一个基本的矛盾：如果人人都没有了私欲，还有什么可追求的呢?因私欲膨胀造成了社会的不安定，最终加害于每个社会成员，使他们最初追求的欲望不能满足，因此，欲望才要加以限制。如果把欲望从根本上取消掉了，还有什么目标要去追求呢?精神满足归根究底离不开物质满足。为革命牺牲是一种精神满足，那是因为自己的牺牲能使别人得以物质满足。如果一切
的人都无求于物质满足，精神满足岂不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人类历史的发展是物质欲望不断被更多更好地满足的过程。而今继续寄希望于劝人放弃物质欲望来达到社会大治的人，不妨回顾一下历史的总趋势。
毫不利己，专门利人 ，从动机来看当然是高尚的。然而，从效果看，提倡这种行为并不能达到提高社会道德水平的目的。因为这种行为提供了另一批人白占便宜的机会，从客观上鼓励了另一批人的道德沦丧。如果全国大多数人都做到 毫不利己，专门利人 ，其余少数人正好可以肆无忌惮地膨胀其私欲。所以损己利人的原则决不可用来作为制度设计的前提，只有当人与人处于不对称地位时，这种道德原则才有必要，例如富人和穷人，强者和弱者，处于危急情况下和不处于这种情况的人，这才能使社会福利有效地增加，社会更协调地发展。然而， 毫不利己，专门利人 不能成为普遍适用的制度原则。
交换能产生正和结局，正如前所述，是由于各方发挥相对优势的缘故。谁具有某种产品的生产优势，这是通过价格竞争来选拔的，不是任何人钦定的。所以公平竞争是一个必要条件，但这个条件等价于交换双方必须平等和自愿，只是附加要求交换信息的充分流通。交换双方如果地位不平等，一方可以控制另一方，则交换或许不会发生，因为特权一方不必通过交换来实现自己的利益目标；或者交换使一方受损，因为他没有退出交换的自由，此时虽然有交换发生，实际上只是改头换面的剥夺，官商结合就是这种不平等交换的典型例子。在交换发展过程初期往往有特权阶级的参与，因而破坏了交换的名声，使得大大有益于全社会的交换被群众抵制。此外，即使是没有特权的一方也常试图用欺骗手段牟利。这些都阻碍了交换制度的顺利建立。
地位平等和选择自由不仅是交换中人的应有权利，它具有更广泛更多的含义，这就是人权。当今各国中人权较好地受尊重的国家交换也比较发达，这并非巧合。然而在古代，普遍认为社会秩序与个人自由是互相冲突的。要保持社会秩序，必须对个人自由加以限制。由谁来限制?由社会中有权威的人士。所以社会必须分为受治于人者及治人者、劳力者与劳心者、小人与君子或者奴隶与贵族。无论东方哲人孔子还是西方哲人柏拉图，费尽心智也没有能设计出一个人人平等而且有秩序的社会。孔子的道德观具有永恒的价值，但他的道德观不需要人权的支持，换言之，在人与人不平等，一部分人享有特权的社会中，可以用他提倡的教化来使人人都安居乐业。但是，可悲之处也正在此，用忽视一部分人的利益的方法去保证社会秩序，这个秩序未必能长久维持。中国两千多年中发生的无数次农民起义说明了这一点。如何安排一个既有人权保障又有社会秩序的人际关系，是向人类社会提出的最严重的挑战。到目前为止，民主和法治被认为是最接近于解决这个问题的答案。西方一些国家经过几个世纪的内部调整，大体上做到了社会权力的平稳接交和公民权利的受尊重。然而，利益集团对政治施加影响，使真理被歪曲，事实被掩盖，丑闻不断发生，更不用说有利于社会进步的长远措施极难贯彻。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这样的社会制度不是一个理想的制度。可是出路何在?没有人知道。幸而人类的智力还没有穷尽，只要人民的智力不被窒息，希望总归是有的。
一个国家的经济要能增长发展，有两个条件是必不可少的。一是全体成员有干劲，懒洋洋的人不可能有增长。二是百姓的干劲要用在正确的地方。在大跃进的年代里，干劲是有的，但用错了地方，最后导致失败。干劲既可出于自利的动机，也可出自建设祖国，或为公的动机。有人认为，为公的动机不可能持久，并举中国、前苏联的经验为证。但我认为，为公的动机激发人们苦干，如果苦干的事实能回报给全体百姓，且每个人相信别人也在无偿地为公工作，则这种动机可以
持久。从长期来看，中苏等国经济发展受阻的原因，恰恰是不能保证干劲用在正确的地方，或者说，为公的动机不能保证上面第二个经济增长的条件一定能满足。这里要用到微观经济学中极重要的一个理论，即均衡价格系是唯一能引导资源最佳配置的信息系统。均衡价格是这样形成的：出于自利的消费者在市场上寻求索价最低的供应者；出于自利的生产者在市场上寻求出价最高的需求者，在竞争条件下达成的成交价格就是均衡价。没有出于自利的生产者和消费者就无法形成均衡价格。前苏联和中国的经验都证明，在计划经济的初期经济发展是比较成功的，因为当时的价格继承了原有的市场价格，它很接近于均衡价格。在经济获得最初增长之后，价格必须作出相应调整，以继续引导资源在新情况下的合理流向。诺贝尔经济学奖1971年得主库兹涅茨在研究各国经济增长的实绩后得到的六点结论之一就是在经济高速增长时必伴有相对价格的剧烈变动。在一切 为公 的经济中，价格被视为无足轻重，而且常常固定不动。结果计划人员失去了衡量效益的依据，使经济陷入日益严重的混乱：经济结构扭曲，虽然每年都有巨额投资但长期短缺的产品始终调整不上来，该进口的产品在出口，积压的产品越产越多。这种缺乏效率的现象并非计划人员的低能，而是失去了一切计算效益的根据，即一套正确的价格。其根本原因正是大家都为公，不在价格上计较，无法形成一套均衡价格。
前面论证了从自然经济过渡到商品经济时道德观念必须作相应的调整，要承认人追求自身的利益是正当的，合乎道德的。这种道德观与传统道德观(德行必须是克制自利)相比，是一个重大的转折。历史越悠久，传统文化的根底越深厚，完成这个转折也越困难。而且在转折中还可能走向另一个极端，即私欲膨胀，把传统道德中应继承和发扬的部分统统反掉了。自利的行为是正当的，但有其严格的界限，即不能影响别人的自利。这是显而易见的，几乎用不着任何解释，可是在从传统经济转向市场经济的过程中，大规模地发生欺骗、毁约、假冒、贪污，这差不多已成为规律。究其原因，正是市场经济要求肯定交换中的自利动机，人们在改造传统伦理观时不分青红皂白，把一切克制自利的观念统统加以否定。这里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要区别市场运行和市场规则。市场运行是由自利的动机所驱动，而市场规则则不能靠自利的动机去维护。放松市场管制(Deregulate)是指市场运行应该自由，而市场规则却是丝毫不能放松的。一些经济在改革过程中引进了市场机制，由于没有正确区别市场运行和市场规则，发生了物欲横流、道德沦丧等令人担忧的倾向。于是，一些学者和政治家惊叹人心难测，甚至谴责商人的追求利润，咒骂金钱的万恶，恨不得回复到古朴的自然经济时代。殊不知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仍旧可以保持一个很高的道德水平，做到 道不拾遗，夜不闭户 ，尤其重要的是交换活动中的守信和诚实。在这样一个社会中，经济纠纷很少，交易成本极低，资源流向合理，经济效率极高。一些经济发达的富裕国家已经出现了这种变化，也许由于缺乏必要的理论指导，这一变化进展得似乎并不很顺利。可见，不论是发达国家或是发展中国家都需要研究伦理观演进和经济发展的关系。近年来出现的全球性环境问题，更使这一问题变得具有紧迫性，因为全球环境问题的解决不可能是每个国家、企业、个人追求自利的结果，而只能基于共同的责任感。它类似于市场规则的维护，但又不尽相同。我们需要更多的知识，包括道德演进的方向，决定道德观念强弱的因素，对于非道德行为的对策，道德与传统文化及科学发展的相互作用，新道德规范与人权及法律的关系。我想，这是向各国社会科学工作者提出的具有重大现实意义的新课题。
方便怎么成了麻烦？
一个专门为增加方便而设计的制度，到了我们这里反而成为低效、难办、拖延的制度。看起来是一件小事，可是我国在各种制度的设计中太缺乏效率观，大大地提高了社会成本。
过日子，我们天天要用钱买东西，但很少有人想一想为什么一张带花纹的纸（钞票）可以用来交换耗费了许多劳动才创造出来的商品。这个问题最精彩的回答是美国获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弗里德曼教授给出的：因为接受钞票的人相信别人也会接受它，所以他再次拿钞票去和别人交换时不会遭到拒绝。
钞票的发明给现代文明提供了巨大的便利。如果我们回到用贵金属（金或银）交换的年代，大家会感到巨大的不便，光是那份重量就叫你吃不消。在买私人小汽车的展销会上，大款们用公文包装满了100元的钞票来付款。如果用贵金属，即使用24K纯金，一辆奥迪也要用到六七斤金子。何况还有精确称量、校验成色等一系列复杂手续。正由于纸币这些优越性，当今世界上已没有哪个国家继续用贵金属做主币了。
钞票就没有进一步改进的余地了吗？别的毛病先不说，至少它不能挂失就是一大缺点，因为钞票是不记名的，它从谁的口袋里掏出来就证明它属于谁。你的钞票不论由于何种原因到了别人口袋里，就成了别人的，你有口难辩。正由于这个原因，才会有扒手、强盗、骗子。他们略施小计，你的钱就到了他的口袋里。如果钞票要记名，就会招来一个新问题，即如何证明持票人确实就是钞票上注明姓名的人。当然我们可以假定记名的钞票必须同时出示有关的身份证明，方属有效。可是这又出现了另一个问题，即持票人必须随时携带身份证明，这又造成了新的不方便。何况身份证也可能和记名钞票同时被偷被盗。
记名钞票的这一难点终于被一个聪明的美国人想出了突破的办法，这就是旅行支票。任何人都可以到银行去购买旅行支票，只要多付1%的手续费。旅行支票上有两个签名栏，当你购票时在其中一个栏里签上名。在你用旅行支票付款时，必须当着收款人的面在另一个栏里签上名。旅行支票不仅可以记名，而且可以指定收款人。当收款人核对两个签名一致时，便确认付款人确实就是原先购买支票的人。别人即使拾到了旅行支票，也未必敢于当着收款人的面假冒签名。顾名思义，旅行支票是专为出门携带现款的人设计的钞票。为了使购票人放心，发行旅行支票的银行还允许持票人挂失。万一旅行支票被窃或丢失，可以电话通知银行挂失，银行立即将等额支票补发给你，并将原票注销。当然，这一办法为诈骗开了一点方便之门。几年之前我国的旅行支票刚刚流通时，有一个伊朗籍公民，先后数次在国外购买几万美元旅行支票，接着就去银行挂失，得到了补发的新支票，然后又到我国来用已经挂了失的旅行支票付账。因为他多次作案，被银行识破，逮捕后被判了刑。虽然发生了这些损失，银行并没有改变发行和使用的办法，譬如要求持票人等候银行去核对该支票的有效性，因为如果这样做旅行支票就失去了它的方便性。这一制度上的创新使出门携带现款的人大大增加了方便和安全，而代价仅是票面价值的1%。银行则由于这项服务发了大财，包括最初想出这一办法的那个聪明的美国人，他后来成了百万富翁。
最近，我的一位在世界银行工作的朋友，为希望工程捐款100美元。他用旅行支票付款给我，当即我就先垫支870元人民币汇往受援地区，过了几天才去中国银行某一分行兑现。由于我不是原购票人，而且两个签名栏内已经签上了名，签发人指定我作为受款人，所以我必须出示我的身份证明。可是银行将旅行支票当做普通支票，要等40天之后才能付款给我。银行要核对此票的有效性，而且要用40天之久。
40天之后我再次去银行领款时，又被刁难说证件不合标准而拒绝。一个专门为增加方便而设计的制度，到了我们这里反而成为低效、难办、拖延的制度
。看起来是一件小事，可是我国在各种制度的设计中太缺乏效率观，大大地提高了社会成本。我在《谁妨碍了我们致富》一文中就列举了许多日常琐事，它无谓地消耗了巨额人力物力，而且制造了人际关系的紧张。我们每个人都有过这种不愉快的经历，同时又在制造或执行着这种制度叫别人品尝。我们每个人共同 努力 制造出一个互相提供苦果的工作方式，使我们难于摆脱受穷又受气的困境，这个教训难道还不深刻吗？！
政府对发展私人汽车的政策
政府的作用只是站在一旁监督市场规则的严格遵守就行了。然而，如果某种商品存在外部性，市场就不能实现资源的最佳配置，而必须有政府的直接介入。
大家在讨论要不要发展私家小汽车。其实，并没有人绝对反对，也没有人说要不顾一切地去发展。争论的实质是应该发展到什么程度。或者更确切地说，是应该让市场本身去决定要发展到什么程度，还是应该由政府对此加以扶植，或是加以限制。
微观经济学的重大成果，是肯定了市场的作用。如果不存在外部性，市场本身可以通过公平竞争实现资源的最优配置。譬如人们应花多少钱去旅游，应该多喝饮料还是多吃粮食，如此等等，都不必政府来参与。政府的作用只是站在一旁监督市场规则的严格遵守就行了。然而，如果某种商品存在外部性，市场就不能实现资源的最佳配置，而必须有政府的直接介入。外部性是指商品价格不能完全反映参与各方的利害时的现象。
譬如工厂生产产品时排出污染物，损害了当地居民的利益（负外部性）；养蜂由于蜜蜂授粉，使当地农作物增产（正外部性），都是外部性。对于负外部性，政府应使居民所受的利益损失转化为工厂的成本，也就是向工厂征税，用来补贴受损的居民。对于正外部性，政府应向受益的农民征税，用以补贴养蜂人，这种办法称为外部性的内部化。存在外部性时，经济效益和社会相背离，经营者追求自身的经济效益却不能实现社会整体效益的最佳。内部化的方法就是解决两个效益不一致的手段。工厂排污的外部损失转化为工厂的生产成本，养蜂的外部利益转化为养蜂的收益。在这种情况下，市场依旧可以做到资源的最优配置。但是内部化的办法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充其量只能对外部性的扭曲多少起一点限制作用，比之不采取措施应该好一点。
小汽车这种商品是否有外部性？回答是肯定的，而且是一种负外部性。首先它排出的废气污染了居民的环境，其次汽车增加了道路的拥挤，造成堵车，浪费了其他人的时间。为了解决堵车问题，势必要多修道路，增加立交桥，这些都是花费巨大的工程。如果工程费用不是由开车上路的人负担，就会由其他百姓负担。这不但不公平，而且会鼓励大家去买车，造成马路上格外地拥挤，因为使用马路不必付费。
用内部化办法解决外部性问题，其实质是使权利和责任对称，任何人不得不付代价地损害旁人的利益。治理污染的原则之一就是 污染付费 ，同样地，解决道路拥挤的办法之一就是开车上路者付费。北京在近几年内修造的二环、三环等道路工程，花费几十亿元，平均在每个北京市民身上的负担每年超过1000元。将来还要造更多的路和桥，花费还要多。然而这些道路完全是为了汽车，其中大约90%是小汽车使用的，行人和自行车不许可进入。
一般而言，经常使用小汽车的人都是收入水平较高的阶层。如果从一般市政税收去支付造桥造路，无异于让一般百姓去为高收入家庭义务劳动。上面这些讨论无非是想说明，政府必须对使用汽车的人额外征收道路交通税。征收的具体方法可以在购买汽油时征收，或在买汽车时征收，或在车辆年检时征收，也可以在路上设卡。这要比较何种方法的社会成本更低，税赋公平合理，偷漏税的机会更少。拿北京的情况而言，粗估每辆汽车每年大约要缴近1万元，才可保证道路的建设、维修和管理。
我曾去过新加坡、香港、马尼拉、汉城，比较这四处的城市交通可以非常明显地看到一个奇特现象。新加坡和香港是弹丸之地，汽车又非常多，想起来堵车现象必定远比马尼拉和汉城为严重。事实恰好相反。新加坡和香港虽然也有堵车，但等待很少超过5分钟，而马尼拉和汉城堵车半小时乃至一小时是家常便饭。所以，马尼拉的豪华饭店装备有直升机，用来沟通旅馆到机场之间的交通，否则根本无法保证赶飞机不误点。其所以有这一超乎寻常的现象，是因为香港和
新加坡对汽车课的税极重。在这两个城市里，新汽车的牌照费大约是汽车本身价格的二至三倍。政府收了如此大的一笔钱用于交通建设和管理，这种政策一方面适当限制了小汽车的数量，一方面改善了道路和交通条件，减少了需求，增加了供应，所以交通状况得以保持较正常的秩序。当然，道路的拥挤不光是买新车的人造成的，每一辆在马路上跑的汽车都应承担同样的责任，所以为了避免拥挤也应对已经上了牌照的汽车征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