适当限制小汽车，相应地必须发展公共交通，包括地铁、公共汽车、电车，还可算上出租车。公共交通的建设也是花费巨大的投资。从经济学的资源配置有效性的要求出发，公共交通也不应当由政府补贴，换句话说，不应当由不使用公共交通的人去为使用的人支付费用。但从公平的角度看，使用公共交通的人多半是一般工薪阶层，收入比较低，用全部纳税人的钱去补贴他们，也还勉强说得过去，然而补贴也应该有个限度。据我看，目前北京公共交通收费太低，已经低得不合理，大大地脱离了成本。这将极不利于北京的公共交通建设。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和 己所欲，施于人
人权是与特权相对立的观念。一部分人有了特权，其他人便无了人权。拥有特权的人不但 己所欲，施于人 ，而且 己所不欲 也施于人。
孔子告诫说：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圣经》里有一句类似的话： 己所欲，施于人。 从表面上看，前一句话是后一句的否定形式，似乎二者并不矛盾，但细分起来却有重要的差别。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是儒家道德信条的基础。它的意思连小学生也能解释：每个人不要做他认为讨厌的事。它不像 学雷锋 ， 精神文明建设 一类说法的含混不清。这一信条特别高超的地方是，它告诉人不要做什么，而不是应该做什么。它是从消极的一面叙述了人的道德守则。它强调了每个人无权干预别人的事务，尤其不能对人做他自己都不喜欢的事。它隐含着人与人平等的观念，这与当今的人权观念有内在的联系。人类历史上发生过的各种罪恶，人压迫人，人剥削人，损人利己，不都是违反了这一简单的信条吗？如果人人做到了这一信条，就会相安无事，天下太平。
己所欲，施于人 是从善良的愿望出发，对别人做好事；是从积极的方面去推行道德守则。好的道德守则，似乎不应该是消极的，更应该是积极的。一般而言，这样的想法并不错，然而，这里有一个根本的困难，即你未必知道别人需要什么。万一你错误估计了别人的喜好， 己所欲，施于人 就可能好心办了坏事。而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则有所不同。即使你错误估计了别人的喜好，你只是 勿施于人 ，并不会对别人有所伤害。
己所欲，施于人 造成的对别人的伤害，可以举出许多例子。敬酒，也许是我们最经常遇到的一例，自己喜欢吃肥肉而硬叫人也吃，则是另一个例子。这些都是小事，无伤大雅。但以这种积极态度去制定政策则可能闹出大事来。美国出兵索马里，目的是去解救饥荒，制止内战，应该说出自好心。但事与愿违，固然有不少索马里人欢迎美国人的进入，但反对者也不乏其人。我们可以从电视新闻里看到情绪激昂高呼美军滚出去口号的当地百姓。再有是输出革命，也是 己所欲，施于人 ，革命对我们有益，谅必对你们也有益。 己所欲，慎施于人 恐怕是一个比较适当的信条。
人权是与特权相对立的观念。一部分人有了特权，其他人便无了人权。拥有特权的人不但 己所欲，施于人 ，而且 己所不欲 也施于人。如果人人都有了人权，意味着没有任何人有特权。所以人权能成为法律和道德的基础。不但管理一国的内部事务要以人权立足，国际关系的准则也应如此。美国在索马里奉行的政策不符合人权，因为他遵从了特权。一个美国兵被杀，美国控制的新闻机构大肆宣传，白宫和国会反映强烈，并且立刻在外交上有所作为。而一名索马里百姓被杀，新闻里轻描淡写地说一句，甚至连一句也不说，好像只是踩死了一只蚂蚁。人和人平等不平等，从这些比较里可以强烈地感觉到。从缘由上看，美国出兵索马里并不是出于自私的目的，是无可非议的，正因为把 己所欲，施于人 的信条推行得过了头，才发生了违背初衷的不该发生的事。可是美国制定政策的人，今天是否醒悟到这一点，还很难说。
恐怖主义是美国反对的，也是世界上绝大多数人反对的。恐怖主义的手段之一，是将无辜者押为人质，当达不到自己的目的时就杀害人质。美国为了警告或报复伊拉克企图暗杀布什前总统，派飞机前往袭击。如果击中了那些未遂的凶手，伸张了正义，这样的行动可以为大家认可。可是事实上杀死的都是无辜百姓。这种行动和恐怖主义何异！从反对恐怖主义出发，最后自己变成了恐怖主义者，也是因为把 己所欲，施于人 推行得过了头。
那么，什么是对待索马里事件的正确政策呢？如果当地百姓懂得了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那里就不会发生内乱和饥荒。反过来说，如果当地人不懂得或不愿实行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那么不论国际社会如何干涉，动乱就不可能完全平息。有了这个认识，就会懂得，国际社会对索马里的帮助只能限于缓解人民的痛苦，而永远不可能是平息内战。近年来联合国的军事行动十分频繁，究竟什么是这些行动的目的？它的界限何在？一方面应该从过去的军事行动中汲取经验，更重要的，是从法学、伦理学、哲学的深度上理解儒家思想。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这一儒家道德的信条，经历了两千余年的实践考验，而今愈益显出它的哲学智慧。古人云： 半部论语治天下。 现在看来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这一句话，就可以使天下太平。
远虑和近忧
在8小时之内，每个人都忙着他自己的那份工作。只是到了8小时之外，才空下来想一想属于远虑的事。可是如果每个人都无这份远虑，或者虽有考虑却无行动，远虑最终难免变成近忧。
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就是人们从多少年来的生活经验中总结出来的金科玉律。什么样的是远虑?我们考虑明天的事，明年的事，甚至下个世纪的事，但很少人考虑几代人以后的事，而且对下一代的关心多半只限于自己的儿孙。这样的远虑似乎有很大的局限性，我们应该考虑一些更长远的、范围更大的事。但是有两点原因妨碍了我们这样做。一是我们的知识有限，弄不清今天的行为对几代人以后的生存会发生什么影响，做什么事会有利于后人，哪些事将不利于后人。二是缺乏对后人的责任感，因为那是我们身后的事，哪怕天塌下来，也与我无干。这两个原因加在一起，我们确实没有将大范围、几代人以后的远虑，变成为今后自己的行动指南。
就上面谈到的第一点原因来说，近几十年来对自然和社会的研究使我们对事物的长远后果有了丰富得多的认识。例如人口增加与地球环境容量的矛盾。现在我们懂得，森林的消失、地下水的枯竭、渔业资源的减退、生活的拥挤等都与人口增加有关，控制人口已成为大多数国家的方针。30年以前这在我国还是有很大争议的问题。又如全球气候变暖的研究，现在科学家们已经基本上取得了一致意见，即全球的气温的确在缓慢地上升，而且这种上升主要是人类活动造成的。研究说明，人类社会进入工业化时代以来由于燃烧大量从地底下挖掘出来的石油和煤炭，大气中二氧化碳的浓度已增加了大约1/4(从万分之2 7增加到了万分之3 5)。如果任其发展估计到下世纪中叶，浓度将增加一倍，同时气温将比现在上升2～4 。照外行人看来，大气中二氧化碳的微小含量和我们的生活好像没有什么关系，但科学计算证明，正是由于这万分之几的二氧化碳以及其他更微量的所谓温室气体保持了我们周围的气温，没有它们的话，大气平均温度将是零下20 左右。大多数人以为气温上升三五摄氏度完全在人们可以忍耐的范围之内，不值得大惊小怪。但科学家们却不这样粗心大意。他们研究地球历史上曾经发生过的气温升降所造成的各种后果，发现气温上升会导致海平面上升，森林大片死亡，降雨的分布变化，植物和动物的分布随之改变，灾害性气候出现的频率增加。其经济后果究竟有多大，各人的估算差别很大，究竟如何还很难说。
有人以为气温上升如果是二氧化碳等气体造成的，等到真正发生了灾害再来采取措施也不算晚。这种想法是由于不了解各种成分的气体在大气中循环的性质而形成的。二氧化碳气体分子在大气中的寿命估计平均为500年左右，即要大约500年才有机会溶入海水或重新被植物吸收。容纳二氧化碳的主要介质是海水，表层海水吸饱了二氧化碳之后，要流到海洋深处，腾出地方让深层海水浮到表层来吸收二氧化碳。所以大气中多余的二氧化碳要等深层海水循环到表层。而海水的垂直方向的循环要800～1000年才能完成。这些现象决定了大气中二氧化碳浓度的变化非常缓慢。正好像50万吨的巨型油轮，船长发出停止的命令之后，轮船还要向前滑行好几海里才能真正停下，大气成分也具有巨大的惯性。等到人类确认事情出了毛病再停车，根本来不及了。
除了大气成分造成的危险，还有更为根本、更隐蔽、惯性更大的变化也可能对人类构成重大威胁。这就是人类的生物进化过程。根据考古研究，我们知道人是猿经过了几百万年的进化而成的，这个进化过程进行得非常缓慢，至少要几万年才能看到一些端倪，但它一刻也没有停止过。过去生物进化是适应自然环境的优胜劣汰。可是人类进入文明社会以来，人能不能适应环境全都取决于社会环境而几乎与自然环境无关。过去的淘汰规律是体力强壮，能
够获取足够的食物并在争夺异性中取得胜利的有机会繁殖后代。现在仍旧是食物和异性在决定繁殖过程，但靠的完全不是体力强壮，是什么因素代替了体力强壮?是聪明才智?是诡计多端?是光明磊落?我们根本不知道。因此人类正在朝什么方向进化我们全然无知。如果诡计多端的人有繁殖优势并成为淘汰规则的话，将来人类成为一群彼此阴谋算计别人的可怕生物，到那时再来纠正就太晚了。
这些事情确实是很遥远的事。虽然其起因都是我们眼皮底下正在进行的事，但人们事实上对其进程毫无控制能力。另外有些事其后果已确实发生了的。例如我国华北地区的干旱化过程，近半个世纪以来已经表现得十分明显。在20世纪50年代京津一带年降水量为650毫米左右，现在已逐渐降到400多毫米。照这个速度发展下去，不但京津地区缺水的问题越加严重，华北整个地区退化为沙漠也是完全可能的事。如果拿中华民族3000多年前的华北和中原的环境和今天作一对比，或许可以发现造成华北缺水的直接原因是毁林。那时全国有多少森林虽然没有测量的记录保持下来，但从各种文献记载的故事可以看出当时的生态大大地不同于现在。譬如周代诸侯各国交换礼物的清单中就有犀牛和大象。唐代诗人杜牧在《阿房宫赋》中写道： 蜀山兀，阿房出。 可见秦始皇为了造阿房宫把四川山上的树砍光了。甚至100年前瑞典地理学家考察罗布泊时还记下了当时百姓巧妙地捕捉老虎的方法，可见那时罗布泊不但有水，而且有草有树还有众多的小动物作为食肉老虎的生存条件。而今罗布泊已成了一片干涸荒地，不要说老虎早已消失，连植物都难以存活。
为什么森林可以增加降雨?大家都知道，天上落下来的雨水最终有两种归宿，或者经过溪流河道汇入大海，或者重新蒸发成为水汽升腾上天。因为地面系统所含的水量从长远来看是稳定不变的，重新蒸发上天的水汽有可能再次成为雨水降落下来。所以蒸发升腾的水汽越多，降雨也越多，气候会变得湿润一些。森林的作用就是将雨水截住，让它慢慢地流走，在流走以前会更多地蒸发成为大气中的水汽。人们乘飞机经过 千岛之国 印尼时，如果碰巧刚落过雨，可以清楚地看到每个有森林的岛上蒙着一股垂直的云雾。那就是蒸发水汽升腾所形成的。在大陆上，这股云雾可能再次遇上冷空气，凝结成雨降落在别的地区。人们看到江河湖海，认为那是巨大的水体。其实云雾所包含的水体超过江河湖泊中流动着的水体。为了解救华北的干旱缺水，人们修了引滦入津的工程。现在已经开工将汉江中游的水用人工渠道和扬水机械引到山西。这项工程的投资达百亿元之巨，但很少有人思考如何利用空中河流来输水，即通过绵延不断的森林，将水汽引导到华北来。这样做的话，还可以减少黄土高原的水土流失，增加木材的生产，改善整个地区的生态环境。即使森林不能增加华北的降水，它附带的生态利益也值得我们为之一试。
人口、气温上升、人类进化、华北干旱似乎都和我们眼前的生存无关。在8小时之内，每个人都忙着他自己的那份工作。只是到了8小时之外，才空下来想一想属于远虑的事。可是如果每个人都无这份远虑，或者虽有考虑却无行动，远虑最终难免变成近忧。
从中国的经验看：经济制度改革的一般规律
建立市场经济的过程中，市场有其规则，此规则不能靠买卖双方自己来维持，而必须有第三者，即政府。政治改革的另一目标就是改变政府职能，从领导人民变为维持市场秩序。
1 改革的开始和结束
改革的紧迫性：积累的政治、经济压力，特别是国际信息的交流；
改革的契机：国家领导人的更迭，对过去政策失误的责任的淡化；
改革的结束： 成功：特殊的改革阶段转变成不间断的调整，即建立一种新制度，它能自我调整，释放出社会内的压力； 失败：改革导致新的利益矛盾激化，或压力的释放速度太慢，社会内部矛盾加剧，最后改革转化为革命； 改革停留在表面层次，不愿触及较长期的利益关系，以致不断改变策略。改革成为时断时续，时而前进，时而倒退的胶着状态。这种状态可以维持很长时期，直到新的契机出现，从而转入成功或导致失败。
2 改革的过程
不否定过去，改革则无从开始，彻底否定过去，社会则有可能进入巨大的不确定状态，其结果必定是每人追求短期利益，社会动荡，生产下降，所以改革的根本性难题是如何在否定过去和保持连续性之间维持平衡。
这种平衡集中表现在意识形态的转变上。一切改革，没有意识形态的变化(更确切地说，是放松对意识形态的控制)都是不可能的，所以开放比之改革更具有根本性意义。没有开放，继续闭关锁国，不可能有改革；仅仅调整组织机构，甚至变更人事安排，出台各种政策，而没有意识形态的调整，改革只是一句空话。相反，意识形态改变之后，其他改变自然跟着发生。因此，社会结构、市场交换、内外关系之所以僵化并因之而形成内部紧张，导致改革之不可避免，皆起因于意识形态之僵化。而改革成功的标志是形成一种新的秩序，它没有不可逾越的信仰障碍，经常性的调整通过规则的调整来完成，而不是先破后立。
3 改革的目标
经济目标：建立市场制度，这是唯一能导致资源最佳配置的经济制度。在市场制度中公民有明确的所有权，供需双方都在公平竞争的基础上追求各自的利益，从而形成价格。均衡价格是唯一能导致最佳资源配置的信号。正是由于这一点，供需一体的公有制经济不可能是有效率的，因为它不能产生价格信号。
政治目标：基于自发的自由交换的市场制度，是一种最自然的安排，然而人类社会经过了几千年的等级制度才出现市场经济，其原因是当人与人地位不平等时，不会产生自由交换，代替它的是掠夺和剥削。人权得到较好的尊重的社会，市场才能出现和巩固。历史如此，现今社会仍如此。当然，当今发展中国家建立市场制度和确立人权观念的顺序和欧洲诸国出现市场制度时的顺序是相反的。在欧洲，是政治演变推动了市场经济的建立，而当今的发展中国家则相反，在市场建设的过程中确立人权观念。然而，对这些国家而言，始终存在着由于人权观念不能最终被确立而市场经济的建设半途而废的可能。可见政治改革与经济改革的相互依存关系。
建立市场经济的过程中，市场有其规则，此规则不能靠买卖双方自己来维持，而必须有第三者，即政府。政治改革的另一目标就是改变政府职能，从领导人民变为受雇于人民，为人民服务，其中一个任务是维持市场秩序。
4 民主
许多人误以为民主的内容是少数服从多数。我以为民主包括两条原则：即 保护少数人，即使是死囚除了将被执行死刑，他仍受到保护，不容对他进行污辱和折磨； 容许不断地寻求能较好地作出与公众有关的决定的途径。
选举领导人与上述第二条有关。但如果某种选举办法不符合此原则，则不能认为是民主的，选举如果不能保护少数人也不是民主的。
上述两条原则只有被社会上大多数人接受时，民主制度才能牢固地建立。只有社会上出现庞大的中产阶级时，此原则才可能被普遍接受。幸而在缺乏民主政治的环境下，中产阶级有可能壮大起来，因而通向民主的道路是存在的。然而这只有在经济迅速发展的条件下才有可能。
5 人权
人权是一组权利，当每个人都拥有它时并不会造成人与人之间的冲突。它与特权相反，特权只可能一部分人拥有，如果人人都拥有，就会发生人与人的冲突。
人权并无与之相应的义务，人自出生之时起即拥有人权，故曰 天赋人权 。人权是不可交换的，因为人无法放弃人权。一般来说，言论自由属于人权，因为它不会引起人际冲突。然而如果某一言论能导致人际冲突(如教唆杀人)，则他并不享受此种言论自由。
财产所有权属于人权。每个人都可以有他所拥有的财产，因为明确地界定了财产权，才避免了人与人的冲突。但如何分配财产则由社会制度决定。在市场制度中人们从要素市场得到财富，在封建制度中人们从社会地位(或特权)得到财富。
在市场上自由选择的权利属于人权，因为这不妨碍任何人行使同样的权利。以人权做借口对贸易加以限制，这种做法本身即违反人权原则。
人有行动的权利，也有不行动的权利，只要这行动不妨碍别人的人权。人有生存的权利，也有自杀的权利，正如人有吃饭的权利，也有不吃饭的权利。
如果人人都尊重人权，将出现一个和谐、没有冲突的社会，所以，对于人权的种种争论或者出于无知，或者出于对特权的留恋。
坚持自己的原则而且付诸实施，未必符合人权，因为别人也有别人的原则。相反，妥协退让却符合人权原则。当退让从政治转向了经济，意识形成起了深刻变化，成为不可逆转的改变。
在改革开放前，人民没有选择的自由，所以安徽农民私下试行包产到户时冒了生命危险。现在由于所有制的多元化，人们进入了制度创新的时期，成都出现了不受保护的地下股票市场，北京出现了浙江派驻北京的派出所。中国正在进入一个制度创新的蓬勃时期。外来旅游者和企业家之所以感受到中国的活力，主要来自制度安排的灵活性。改革以来出台了上百个经济政策，颁布了上百个法律，1993年提出各种制度要与国际惯例接轨的原则，这些都证明了中国正经历着前所未有的深刻变化。当前的问题是如何在变动中坚守不容变化的原则，即市场道德和人权基础，它们可能以十分不同的间接方式被表达。
正如前述，意识形态的变化是根本性的变化，尤其是它具有不可逆性。因为当人们一旦接受了外界的某种信息并储存在大脑记忆之中，此信息即永远不可能被抹去，这就是不可逆性。众多的外界信息被条理化和抽象化，成为改变意识形态的原始素材。而意识形态的改变，导致人们对是非的判断和价值观的形成，最终影响人的行动。
自由主义、等价关系和人权
要实现自由主义，一方面要争取，反对一切不必要地干涉他人自由的企图，另一方面又是一种个人修养，而且后者是实现自由更基本的方面。
60年风水轮流转。60年以前1937年9月，毛泽东在延安写了《反对自由主义》一文。这篇文章对增强共产党和军队的力量，抗击日本侵略，到后来在全国夺取政权起了重大作用，因而作为重要的革命文献传诸于世。当时面临敌人的入侵，组织起一个坚强有力的党和军队是压倒一切、事关民族兴亡的头等大事。在强大的敌人面前，个人必须服从集体，一声冲锋令下，就得冒死冲杀，容不得丝毫犹豫。在这种条件下谈自由主义，当然要被全盘否定。
60年之后，情况完全不同了，我们面临的是一个和平的环境，面临的任务是在全球经济一体化过程中不断改善人民的生活，不但在物质上，而且在环境和资源的保护上，使得经济社会发展能持续下去。尤其不同的是我们已经有了半个世纪以来用几千万人的生命为代价学到的计划经济的教训。这个教训简单地可以总结成一句话：无端地干涉个人自由，将支付惨重代价。
计划经济是非常诱人的一种制度，它将永远有无穷的魅力，不断地诱惑人们去接近它。因为生活在自由经济制度中的人总会看到这个制度中的大量问题，甚至亲身体验这个制度给人们造成的困难。失业、穷困、人情淡漠、物欲横流，更不用说自由竞争所制造出来的巨大浪费，像广告、包装等都是市场经济下司空见惯的现象。有理智的人，尤其是以天下为己任的知识分子，都自然地萌发出追求一个更合理的制度的愿望。这个更合理的制度当然首推计划经济。在那里一切生产和消费都有条不紊地进行，人和人不是处于利害对立的地位，而是万众一心，建设经济，发展文化。生产者和消费者的讨价还价成为多余，整个社会在和谐中发展。这个制度可以设计出近乎人类理想的社会，乌托邦在计划中可以成为科学而不是幻想。当大多数人持有这种观点时，计划经济便从理想变成了现实。我们可以说：计划经济是人类理性的胜利。
然而，人类的理性是有限的。计划经济的失败无非是承认理性有限的一个苦涩结果。哈耶克的The Constitution Of Liberty则是从更广泛的角度，虽然经济关系仍是他的主要出发点，论证了理性的有限。他在Law，Legislation and Liberty一书所达到的结论是：
我们必须放弃这样一种幻想，即我们能够经由审慎的思考而创造人类的未来。
他反对建构论的唯理主义的主张，即 所有的社会制度都是，而且应当是审慎思考之设计的产物 。计划经济就是这样一种产物。
为什么计划经济失败了?不同的专家从各自的专业角度提出了自己的解释。信息专家的解释是计划人员没有能力收集并处理全部必要的信息。经济学家的解释是因为在计划经济下没有买卖各方的竞争和讨价还价，因而形成不了正确的价格。哈耶克的解释，计划经济失败是违背了自由主义。因为计划经济剥夺了人们选择的自由，宏观上总产出如何分配给消费和投资，是由国家计划决定的，家庭对此几乎没有多大的选择余地，微观上家庭的消费结构也不容许自由选择，而是必须迁就政府规定的部门生产比例，如果家庭的生产和政府制订的比例不相同，政府就用发放票证的方法限制家庭的选择。
何以限制选择将导致失败?因为这将社会分成了有权者和无权者。家庭的选择被限制，他们是无权者。有一些人去执行这种限制，他们成为有权者。人们将争夺成为有权者，而这种争夺不可能创造财富，相反，争夺消耗了人们的精力，用于非生产性的活动。
人类社会几千年的历史中，恐怕太平盛世的年头远少于兵荒马乱的年头，人们为什么争斗，因为过去的一切社会制度中都是由有权的人管理无权的人，或曰有权的人对无权的人实施专政。人与人不平等，一部分
人受制于另一部分人，是动乱的根源。直到人类出现了真正自由主义的思想，才使持久的和平露出了曙光。
自由主义的实质应该从 等价关系 去理解。等价关系是指在一个平等的群体中，每一个个体都彼此处于同等的地位，没有任何人超越别的人，或比别人低劣。适用于甲的描述同样也适用于乙、丙 自由主义适用于处于等价关系中的一切的个人，它要保证每一个个体都享有自由。自由主义的实质是每一个个体都尊重别人的自由，当每一个个体都生活在被别人尊重其自由的环境中时，他自然而然地享受了自由，但他必须承担尊重别人自由的义务。自由主义隐含的意思是一个群体中没有任何享有特权的人，他有权为了自己的自由而妨碍别人的自由。所以反对自由主义的人必定是赞成特权的人，不论他赞成的目的是什么，是为了不受限制地扩大他自己的自由，或为了将别人当工具去实现一个目标。
由此可见，自由主义和人权观念是相通的。而二者都以群体中的人与人具有等价关系为其最基本的前提。等价关系是一个极为有力的分析工具，它是研究一切人际关系的理论基石，法律、道德、经济理论的最终假定都与此有关。譬如说，毫不利己，专门利人只有将利益输出才有可能，否则专门利人中的人，实际上又是每个个体的 己 。又如喜欢和别人较真的人(严格要求别人按规矩办事)，必须有别人对自己较真的心理准备，否则自己必须处于特权地位，只允许自己对别人较真，不允许别人对自己较真。再如自己驾车被堵，必定自己的车也在 堵 别人，因为被堵车的驾车人都属同一等价类。希望减少被堵车的方法是避免自己的车去 堵 别人。
用等价类的概念理解自由主义，可以使我们明白在群体中保证每人都享有最大限度的自由的方法是每人的自由不可越过一个界限，此界限在于不干涉他人同样的自由。用等价类的概念理解人权，可以使我们明白，在群体中每人都享有人权的方法是每人所享有的权利(包括自由)不得侵犯别人同样的权利。换言之，人权的敌人是特权，想要获得人权的方法是打倒特权。消灭了特权，人权自然就便被确立了。
要实现自由主义，一方面要争取，反对一切不必要地干涉他人自由的企图，另一方面又是一种个人修养，而且后者是实现自由更基本的方面。如果每人都做到尊重他人的自由，自由主义不必争取便自行来到。相反，如果每个人不知道尊重别人的自由，却要求别人尊重他本人的自由，自由主义的理想将永无实现之可能，这个世界也将永无安宁之日。所以说到底，自由主义不但是一种制度安排，尤其是一种个人修养，这种个人修养对有可能妨碍别人自由的人，即统治者而言，尤为重要，缺乏自由主义修养的人没有资格从事公众事务的管理，更不要说当领导。
信奉自由主义的人应该做到的个人修养包括：
(1)尊重他人自由发表意见的权利，并努力捍卫这种权利，除非这种意见是唆使他人侵犯别人自由。
(2)不把自己的主张强加于人，即使这种主张出自善意；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所欲，在征得同意的条件下，慎施于人。
(3)不歧视任何人，不论是由于肤色、信仰、民族、社会地位、财富、学识的区别。
自由主义可悲之处在于它永远是一个美好的理想，大概永远不能完全实现，因为世界上总会有喜欢干涉别人自由的人。有些自由主义斗士，为了实现这个理想，不断与人争执，甚至企图强迫别人接受自己的主张。这样做，恰好违背了自由主义的原则。自由主义虽然永远不可能完全实施，它却是唯一能逻辑一致地处理人际关系的准则，因而值得我们每个人去追求，并为之奋斗终生。
慎用死刑
全社会的宽容精神和对生命的高度尊重会影响到一切人，包括企图杀人的人。
在从前，消灭一个人的生命是很普通的一件事。一次战争死亡几十万人，除掉战场上战死的，还有战俘和平民百姓也会被大批屠杀。例如：日军在南京大屠杀中杀害了30万人，希特勒用毒气室滥杀了600余万犹太人。但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人的生命越来越得到尊重。无论什么原因，死掉一个人都当成是重大的事件来对待。即使是对于罪大恶极、引起极大民愤的罪犯，是否判处死刑也要非常慎重。由于对个人生命的重视，世界上已有许多国家取消了死刑，还保留死刑的国家，对死刑的应用也采取非常谨慎的态度。这表现为判决过程的延长，以及从正式宣判到执行期间的延长。
从全世界趋势来看，每年被处死的人数一直呈下降趋势。在我国由于改革开放，受世界潮流的影响，类似的过程也在发生。取消或减少死刑的最主要顾虑是恐怕犯罪分子有恃无恐，作起案来更加肆无忌惮。这一逻辑似乎是有理的。但有些国家的专门研究却得出相反的结论。例如加拿大，取消死刑之后恶性案件发生率反而有所下降。从表面上看这一现象似乎无法理解，但从深层次分析，全社会的宽容精神和对生命的高度尊重会影响到一切人，包括企图杀人的人。只要比较一下，在古代人权丝毫没有保障，杀一个人简直像踩死一只蚂蚁，百姓之间的仇杀、路见不平拔刀相助杀人的事(像鲁智深打死郑屠夫)是极普通的。现今社会这类事情大大地减少了。全社会杀人案件的减少，是因为对生命的普遍尊重，尤其是政府对百姓生命的态度。
政府是百姓选出来的，代表社会关怀每一个人，包括犯了严重罪行的人。对犯了严重罪行的人，只要还有挽救的希望，就不应轻率实施死刑。政府代表百姓，当然要爱护百姓，让他们免受别人的侵犯，只有在实在不得已的情况下才会对自己的百姓采取严厉的手段。过去秦始皇藐视人权，严政酷刑，其后果是大家都知道的，并没有造成国家的长治久安，而是二世而绝。
市场经济中的利益和信用
本文由顾世伟根据茅于轼的演讲整理而成。
市场经济首先是追求个人利益的经济，它的特点就是每个人的利益都得到承认，没有人例外。
一、市场经济的道德逻辑
市场经济的发展，靠的是个人追求自己的合法利益。当每个人的利益都同样受到严格保护的时候，得到利益只能通过合作而不是欺骗。欺骗不能创造财富，只有合作才能产生利益。市场经济是不是没有道德的经济?很多人都在问。许多人认为我们原来挺好的，现在搞市场经济就出了这么多的坏事。产生这种想法的原因在于不了解市场经济是承认个人利益的，而且是以个人追求利益为推动力的。追求合法利益是对的。
逻辑上成问题的东西肯定是错的。毫不利己，专门利人，在逻辑上是错的。每个人都这样做时，只有输出利益才有可能。至少有一个人不毫不利己，逻辑上才能讲得通。大家都把利益贡献给他去享受就可以了，尽管有失公平，但是逻辑上是通的。所有的人都毫不利己，逻辑上就不通了。而每个人都利己是说得通的。许多人认为每个人都利己就会产生矛盾，这不对。只要每个人把别人也看成是一个自己。自己追求利益也得承认别人和自己一样，也在追求利益，所以不可以侵犯别人的利益。正好像我不希望有人侵犯我的利益一样。每个人都在利己，但是不能侵犯别人的利益。只有通过合作才能得到利益，这是市场经济的特点。
所以说追求正当的个人利益没有坏处，坏处是侵犯别人的利益。
让一个人不追求正当的个人利益是做不到的。但是每个人都不侵犯别人的利益应该是做得到的。但这完全是理论上的，这个利益怎么保护?界限在什么地方?需要从法律、道德、逻辑等各方面来进行界定。
二、骗人发不了大财
在计划经济时代大家都讲信义，进入市场之后，利益诱人去撒谎骗人，市场中似乎存在一种妖魔化的力量。其实，在一个规范的市场里是不存在这种力量的，但是在一个不成熟的市场里就会有很多人说假话。为什么要说假话呢?说假话有好处，说真话成本大，于是人们就选择说假话。所以社会要创造一种环境，说真话得到好处，说假话受惩罚。这需要建立一种制度，对说假话的人进行惩罚。
出了 水门事件 ，尼克松总统就当不下去了。克林顿的总统宝座也因为绯闻而摇摇欲坠。他们的错误就是说假话，说假话就过不了关。总统代表了一个国家，不但要求他有能力，而且人格上也要做表率。总统说假话，大家还相信谁去，那就是丑闻。因此要防止说假话，就要把说假话看做非常严重的错误。市场经济并不是骗子经济，成功的市场经济都有道德规范，我们现在还是不太完善的市场经济，各方面都正在改进。
有人说，在金钱成为衡量一个人是否成功的主要尺度时，人们有可能笑贫不笑娼，同样，也可能笑贫不笑骗。骗人发了财，不少人还很羡慕，认为这个人很有本事，不管怎样，人家搞到了钱发了财。我可不持这个看法。常言道：一俊可以遮百丑，一丑也可能遮百俊，这个 一 就是道德。社会上对有道德的人从心里佩服，尽管他很穷，也没有学问，还是被人尊重。有人拍有钱人的马屁，是想得到好处，但是心里佩服不佩服呢?就看这个人是不是道德高尚的人。有很多企业家是很有道德的，他们并不是靠骗人发财的，他们成功靠的是智慧和勤奋。市场里骗人是发不了财的，发一点小财可以，大财是发不了的，发大财要靠规规矩矩做生意。
牟其中发过一阵子财，但那个发财也不是靠骗，他用中国积压的家电换回了飞机，这是正常的生意。他后来是想骗，被判了无期徒刑，这也说明他能一时成功，但是最终还是失败。现在很多企业家是很有水平的，很有社会责任感。一个人有责任感就不一样，他知道自己的一举一动对社会有什么影响，就会注意自己的言行。
三、 以直报怨 是对付失信人的正确办法
如果骗子一骗再骗，最后臭名昭著，市场机制会让他付出
代价。现在大家对骗子痛恨之极，主张一开始就让骗子付出很大的代价，罚他一个倾家荡产。这是不是更有助于解决市场中的信用问题呢?
让骗子马上就遭到法律的制裁，这个说法是对的，问题是骗子也是诡计多端的，不容易立刻抓住他。对骗子要惩罚，但是要适当，既不要过头，也不要不足。社会缺乏宽容精神是很危险的。我赞成孔子讲的 以直报怨 。对待错误的事情，要用符合道德的办法来对待，这是一个良好的社会对付少数坏人的一个办法。宽容并不等于 以德报怨 ，我不赞成 以德报怨 ，做了坏事你还对他好，那等于鼓励他。
以直报怨 是符合道德的办法，符合原则的办法。对坏人不能容忍，容忍就是丧失原则。但是要符合道德，不能用一种报复的心理去对待坏人坏事，而应该出于教育的心理。在这个问题上许多人陷入报复的困境。比如恐怖主义是错误的，但是怎么去对待它?美国的办法是以怨报怨，用报复的手段，可是解决不了问题。这就说明以怨报怨这条路是解决不了问题的。
以德报怨 比 以怨报怨 好一点，但是代价太高，对坏人还要用好的办法对待他，等于鼓励他，这是不对的，不符合原则。 以直报怨 的 直 字用得太好了，中国的文化充分地在里面体现出来了，这么简单的几个字，包含的道理太深刻了。
假、冒、伪、劣 产品虽然还是少数，但是和进口产品比起来质量差却是相当普遍的。这些低质量产品并不是外国人生产的，是我们国人自己造的，我们每个人多多少少都有一定的责任。所以必须以教育为主。
孩子怎么教育，一个重要方面就是要纠正他以自我为中心的世界观，要他认识到世界上每个人都是一样的，别人有别人的想法。现在有很多人，不但小时候以自我为中心，到老到死还是以自我为中心，不懂得别人怎么想，结果是到处碰壁。
四、法官、史官是中国的脊梁
要纠正信用不良的问题，必须严肃执法。法官要独立。法官要有强烈的个人荣誉感，要在百姓中树立至高无上的形象。
中国历史上，史官记录历史，把皇帝的一言一行记录下来，记了阴暗面，皇帝就杀史官，杀了一个，第二个还照记不误，这是中国的传统。封建制度中的一些好东西我们要坚持，史官应该受到法律保护。鲁迅讲中国脊梁，中华民族确实要有脊梁，我们不能要求每个人都做到这一点，但像法官、史官应该是脊梁。
对法院和政府而言，诚信最重要。江泽民说要取信于民，这非常正确。如果政府不说老实话，公信力很差，老百姓就不相信政府。政府的行为对社会、对个人影响是最大的。家里对孩子影响最大的是家长，学校里是老师，社会上就是政府。一个家里家长做坏事，孩子多半要学坏；家长规规矩矩，孩子也会规规矩矩。政府就是社会上的一个形象，大家都学政府的样。理想的政府，应该跟老百姓建立起这样一种关系，政府是老百姓养活的，应该受老百姓的授权，老百姓授权给政府，给它一定的权力，这个权力要明确是老百姓授予的。政府的任务是维护社会秩序，主持社会正义，帮助有困难的人，保护环境，保护人民的基本权利。政府的权威性来自于人民的委托。
政府有权威是必要的，没有权威，大家不听政府的，政府就没法管事，最后还是老百姓自己受罪。政府要有权威，但这个权威是法律授予的。它并不是天生的领导、意识形态的领导以及经济计划的领导，因为很难保证政府是由最聪明的人、最有学问的人、道德最高尚的人主持的。柏拉图那个时候的人不能想象一个社会怎么能够得到治理，孔子也认为需要君臣父子这样一个从属关系。所谓民主制度就是在人人平等这样一个人际关系中间还能找到一个能够维持社会秩序的办法来，其办法就是人民委托一个有权威的政府，人民有权对它进行监督、选举、改选。民主社会需要老百姓懂得自己怎么做一个公民。一个民主国家的公民首先应该依法纳税，其
次要对社会有责任感，利用自己的公民权利，行使言论自由，要有监督政府的责任感，要守法。
五、信用状况影响社会成本
最近二十多年是改革成功的时期，这是在共产党领导下取得的成功，这很不容易。市场经济的总体信用状况，我觉得好坏都有，可能还是好的占主要方面。大家对法律开始有信心，愿意上法庭去解决问题，而且政府也在大力进行司法改革，对司法也很强调，在法官的培训、法律的健全方面做了很多工作，总体情况在向好的方面发展，尽管有许多严重问题。
市场经济的发展一般都经历了一个从无序到有序的过程，如果说有所谓的规律性，就是 在无序中形成秩序 。
我们都知道大连比较缺淡水，曾经是每个家庭一个月只能用3吨水，价钱是1 6元钱一吨，超过3吨变成16元钱一吨，10倍的价钱。许多家庭为了避免用高价水，就偷水， 滴答滴答 地漏水，水表不走，自来水公司也没有办法。于是找专家设计出精密度极高的一种水表， 滴答滴答 地漏水，水表也能走。但是这个水表的价钱非常贵，自来水公司要求老百姓都安装，老百姓付出比偷水更高的代价。这个例子说明，很多人破坏社会秩序，破坏信用，结果自己付出很高的代价。
柏林的地铁没有检票处，买完票自己直接上火车。既没有人检票，也没有检票的机器，所以监督费用很低，因此整个的地铁成本降下来了。每个人都自觉买票，大家就可以享受到一个成本很低的地铁。
上面两个例子说明一个社会的信用跟这个社会的成本的关系：信用高社会成本就低。新加坡并不是一个民主的社会，但老百姓很守规矩，很讲信用，那里养成了一种风气，就是谁不守规矩谁吃亏。政府官员享受的待遇非常高，而且有非常充裕的退休金，但是一旦发现官员有贪污行为，就一撸到底。前年我到新加坡正好碰到一个贪污案子，一个议员为他的亲戚到银行贷款写了条子说了话，因为这事，最后他议员当不成了，只能去开出租车，退休金也全部被没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