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讨论的国家代表正义，我们只涉及司法必须公正，相关的问题还很多。比如立法方面的问题，所谓恶法就是偏离公正的立法。不公开的法属于恶法，侵犯人权的法属于恶法(例如过去执行的收容遣送办法)，以国家的名义侵犯私人所有权又没有适当补偿，也属于恶法。
国家之所以需要，还因为有许多公共管理事务，个人很难提供。大家常常讲的用于抵御外侮的国防，就是一例。不过进入21世纪以后，国防的重要性越来越小了。因为前面讲的全球经济一体化使得争夺资源的战争不再需要，也因为国际社会对侵略行为有越来越大的制约。
任何一个国家用任何借口侵略别国都不被认可。过去的侵略都要清算赔偿，谁还有兴趣做将要被清算的事呢？现代战争多半是意识形态之争，看法的不同将永远存在下去，何必动刀动枪？所谓国防实际上是武力解决意识形态之争的掩饰，或者用造成生命财产损失的真刀真枪来解决看法的不同。纯粹从老百姓的立场来看，很少有人愿意用性命去 拼 所谓的 真理 。如果人类的理智能够消灭军备，把每年上万亿的钱用于社会发展，就不会有穷孩子上不了学，穷人看不起病，更不会有因为战争而导致的生灵涂炭和流离失所。
此外还有不少公共服务是个人不能提供的。比如环境保护、食品安全检查、产品的技术标准制定、垄断行业的管理和外部性的管理等。其中有些必须是强制性的，有些可以强制也可以非强制，各有利弊，有些则完全是自愿性的。相应地，国家的参与有时是必要的，有时是可有可无的。有许多事情是可以由民间组织做的。这些事应该分具体情况规定国家的参与程度。一旦有国家角色的肯定，就有收税的必要，它需要由国家或相应的组织来做。但是这样的所谓国
家和现在大家所理解的国家会有很大的区别，它往往可以由较小规模的社区来代替。
正确看待人民、国家和政治家的利益
把国家利益看得比人民利益更重，造成这种颠倒的原因，是几千年来政治家的故意宣传。我们要把这个被颠倒了的理论再颠倒回来。说实在的，如果真正把这个新思想贯彻到每个角落里，世界上就再也不会有战争了，大同世界也就实现了。大家知道世界上还有冲突，有战争，我们离大同世界还差得远，我们要从各方面去做工作，争取没有战争的世界早日来临。其中最重要的，我认为就是正确认识人民利益、国家利益和政治家利益的关系，真正把人民利益放在不可动摇的首要地位。这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努力。
在人民这一边，教育的任务最为繁重，因为民众的数量非常多，几千年的影响已经深入骨髓，成为文化的一部分。我们到处可以看到忠君报国、为国捐躯等的小说、电影、电视剧。这些作品并没有错误，但是把人民利益的位置摆错了。正因为错误并不明显，纠正起来就特别困难。要让一部分先进分子，首先懂得那些宣传错在什么地方。
至于对一部分人来讲，把人民的利益放在首位，天天都是这么说的，可是事实上讲人民利益是空的，落实的还是国家利益，甚至是政治家自己的利益。比如挑动对某个国家的仇恨或不信任；搬出历史老账，纠缠不放；把比较容易解决的经济问题说成是政治问题。总之，制造事端，唯恐天下不乱。最后是让老百姓去承担责任，甚至叫老百姓去卖命送死。
可见，所谓的国家利益并不同于人民利益。如何让当权者明白什么是真正的老百姓的利益，什么是正当的国家利益，什么是错误的国家利益，并不那么容易。何况即使他们明白了，出于一党一派的私利，也未必就能够按照人民利益行事。更由于当权者大权在握，对一切损害他们利益的说法都会加以围剿，用似是而非的理论模糊视听。事实上，在这样的国家里，理论的斗争从来没有停止过，一方面老百姓为了自己的权利不断在申诉呼吁，另一方面代表政治家的利益的理论又不断被制造出来，甚至用行政的力量、用专政的力量围剿民间的呼声。但是从世界大潮流来看，民间的力量最终必将战胜倒行逆施的当权者。民主化是势不可当的。
世界未来的政治结构
上面谈了，只要有国家的存在，有政治家的存在，人民利益、国家利益、政治家利益，这三个利益的冲突总是难免的。在什么情况之下问题才能够得到解决呢？只有在消灭了国家，当然也没有代表国家利益的政治家时，这个问题才能彻底解决。
不过，在一个良好的社会里，公共服务总是需要的。没有了国家，应该由谁来提供公共服务呢？答案就是社区组织。它是远远比国家小得多的公共组织，绝对没有力量去造原子弹，也没有组织战争的能力。但是有力量防止犯罪，维护治安，治理环境，协调经济活动。它关心的是老百姓的切身利益，也会关心世界大事，但不会把利益的先后关系搞错。这样的理想并不是乌托邦，现在的欧盟25国（2007年已有27国）正在走向统一，国界的观念越来越淡薄，而人权的观念越来越加强。欧盟中有些国家已经用了统一的货币，穿越国界也不用签证，而且正在讨论统一的宪法。在这些国家内部发生战争是不可能的。这一先进的政治观念的出现具有重大的意义。
自由的逻辑基础
追求自由的极大化，说明自由是有限度的。界限就是别人同样的自由。我有多少自由，你也有多少自由，大家的自由同样的多。
中国的经济一直保持着高速增长，人们的平均收入也同步地上升。然而社会发生了许多我们不希望的变化。如贫穷地区的农民看不起病，孩子上学没有钱，耕地被占得不到足够的补偿，生态被破坏，环境被污染，权钱勾结，贪污盛行。大家最担心的是收入分配越来越不平等，贫富差距迅速扩大。有些人把这种现象归结为盲目奉行新自由主义、人人自私、见利忘义、牺牲国家整体利益所导致的结果，因此纠正的办法是放弃自由主义，奉行权威主义。这篇文章的目的就是澄清关于自由主义的观点，防止政策上发生大的动荡，甚至导致整个改革方针的倒退。论证的方法是从逻辑出发，通过一步步的推理来接近目标，这样就不大会发生歧义，得到的结果容易被接受。
什么是自由主义
自由主义者为自己设定的目标是全社会每个平等成员的自由的极大化。这里有两个假定，一是认为每个人都希望自由，而且越多越好;二是人和人是平等的。这样的假定应该没有歧义。很难设想居然有人反对自由，想要做奴隶。为什么大家把共产党的军队称为解放军？因为他是把人民从奴役之中解放出来的，是让人民得到自由的部队。那些反对新自由主义的同志们也未必自愿去当奴隶。我们多年来所反对的也只是资产阶级的自由化，还没有谁敢说连无产阶级的自由也要反掉，统统都去做奴隶。也不能说无产阶级天生就不要自由，喜欢听命于别人，自己根本就没有主张。无论对人生、对社会有多么不同的看法，总不见得连基本的自由也不赞成。有些人所反对的只是资产阶级的自由化，是某种特定的自由，绝对不是对自由本身有意见。本文想说明的正好是我们应当追求的是什么样的自由，并不涉及资产阶级还是无产阶级，它和阶级不一定发生关系。
追求自由的极大化，说明自由是有限度的。个人的自由并不是可以无限制地扩大的。固然人倾向于自由越多越好，但是自由太多了就会干涉别人的自由。因此自由的限度就是不得干涉别人的同样的自由。所谓极大化，大到什么程度，其界限何在？答案很简单，界限就是别人同样的自由。我有多少自由，你也有多少自由，大家的自由同样的多。
这里就涉及人和人平等的第二个假定。每个人的自由同样的多，意味着人和人是平等的。如果社会中每个成员不平等，有些人的自由比别人的自由更重要，他们应该享有比一般人更多的自由，那么个人的自由程度将有所不同。重要人物的自由比普通人的自由多，普通人的自由比重要人物的自由少。这样一个社会也是可能存在的。人类多少世纪以来，从来都是不平等的。特权人物的自由比一般老百姓的自由更多，他们可以随便侵犯别人而不受制裁。他们是特权者。现在情况已经起了变化，特权慢慢地减少，人和人越来越平等。上面所说的普遍的、平等的自由逐渐为大家所接受。其实这就是人权思想。
大家追求自由，到底是谁在妨碍大家的自由呢？就是那些有特权思想的人。他们自以为比别人重要，应该享受比一般人更多的自由，其实就是干涉别人的自由。我猜想大家所反对的资产阶级自由化可能就是指这种特权人物的自由化。资产阶级自以为比一般工农群众更重要，应该享有更多的特权，因而故意缩小一般人的自由，扩大自己的自由。无产阶级本来就是无权的，他们不可能企图享有比普通人更多的权利，他们只求能够得到解放。所谓解放就是没有人干涉他们作为普通人应该享受的自由。所以大家追求无产阶级的自由是理所当然的，无须质疑的。不过最好不要把阶级和自由挂上钩，因为自由不一定和阶级有关。上面的猜想也未必正确。无产阶级中也未必就没有特权思想。
就中国的情况而言，我们更应该反对皇权阶级的自由化。因为中国资产阶级并没有真正地成长起
来，倒是皇权阶级是非常成熟的。中国几千年的皇权社会培养了一大批享有特权的皇亲国戚和高官厚禄者，他们才是当前个人追求自由的最大障碍。反资产阶级自由化或许是对的，但是没有抓住要害，要害是要反对皇权阶级的自由化。是他们的自由化妨碍了广大群众的自由化。
人人平等之下的利害关系
个人有了自由就会追求自己的利益。大家都追求利益，唯利是图，岂非闹出许多矛盾，造成社会的冲突。所以我们必须回答，个人追求自利是不是会导致社会冲突或矛盾。的确，自古以来一直认为自私是万恶之源，所以社会和谐的办法是要求大家无私。过去我们接受的教育也是 毫不利己，专门利人 ， 先人后己 ， 大公无私 ，等等。这些口号貌似高尚，其实逻辑是混乱的，真正要做是不可能做到的。因为它逻辑上就错了。大家都学过几何学，逻辑错误的命题是不可能正确的。先说 毫不利己，专门利人 ，因为人跟己虽然截然对立，可是从全社会的角度看，人和己是同样的，都是社会的一员。站在我的立场，我应该毫不利我，专门利你；但是站在你的立场看，应该毫不利你，专门利我。那么究竟应该利我还是利你？这是无法回答的。如果全社会有一个人例外，他奉行 毫不利人，专门利己 ，其他的人奉行 毫不利己，专门利人 ，他们互相搭配起来，倒是行得通的。虽然很不公平，至少在逻辑上是可以自圆其说的。
先人后己 同样在逻辑上讲不通。站在我的立场上应该你占先，可是站在你的立场上又应该我占先。到底该谁占先同样讲不明白。举例说，在东西南北两条十字交叉的路口，按照先人后己的原则，站在南北方向马路上的人认为应该让东西方向马路上的人先走，而站在东西方向马路上的人又认为应该让南北方向马路上的人先走。结果是大家都走不成。当然，事实上我们经常看到的不是彼此谦让，搞得谁也走不成，而是彼此抢行，造成大家都走不动。可是从逻辑上讲， 先人后己 的确是错误的，它和 先己后人 同样错误。唯一正确的答案是人人平等。就十字路口谁先走问题的解决，应该是平等地轮流着走。只有少数有特权的人，他们的自由比普通人的自由更重要，在马路上可以叫别人让路，让他们先走。皇权社会下，当官的出行要前呼后拥，有人举着 回避 和 肃静 的牌子驱赶老百姓。现在则有警车开道。如果人与人平等，不能划分先后，自己和别人都是一样的人，马路上的特权就不会发生了。
大家追求利益是否导致社会冲突？
反对自由主义的一条重要理由是恐怕造成社会冲突。每个人都自由了，没人管了，人的自利本性就暴露出来了。大家都追求利益，社会岂非充满着利益冲突，最后对所有的人都不利，还不如大家减少一点自由，保持社会安定和谐更好一些。这样的逻辑似乎很对，但是没有看到，大家都追求利益同样可以达到社会和谐，而且是对所有的人都更好的和谐。人和人的利害关系可以有四种情况:利人利己，损人损己，损人利己，损己利人。头一种情况是利人利己，双方都得益，后三种情况至少有一方受损。如果人与人的关系都能调整到第一种情况，既利己的同时又利了人，社会就进入最佳状态。
如何能做到这一点呢？办法就是让每个人都有保护自己利益的权利，或者说，谁也无权侵犯别人。那么后三种情况就不可能发生。因为一方受损时，受损方会拒绝事情的发生。比如一个买卖协议，一个合作契约，一个雇用合同，只要是双方自愿同意的，必定同时有利于双方。如果侵犯某方利益，该方将拒绝签约，有损于一方的事不可能发生。一般而言，同时有利于双方的事，必定有新的利益产生，否则一方得利另一方将受损。现在双方都得利，岂非有净的利益被创造？所以基于平等自愿的一切协议都能够使全社会的财富有所增加，整个社会就这样富起来了。这正是我国改革二十多年财富迅速增长的最终
奥秘，它恰好是基于自由交换的基础之上的。
的确，在自由社会中可以看到许多丑恶现象。这些现象都不是双方得利，而是一方受损，或者更糟糕的是双方都受损。为何会有一方受损的事能够发生？很简单，因为受损方无权保护自己的利益，或者说，另一方有权侵犯别人而不受制裁。这些人是特权阶级，他们能够利用自己的特殊地位和权势，漠视别人应得的权利。如果这种现象盛行，就说明社会的法治被破坏，法律不能平等地适用于一切人。可见丑恶现象并非是大家追求利益造成的，而是法治被破坏造成的。我们看到的农民工追讨拖欠的工资，市郊农民耕地被剥夺得不到足够补偿，地方干部横征暴敛，都是和特权有关的事。法治被破坏，人情代替了法律，纪律松弛，贪污盛行。这就是当今危机的真正原因，它和自由主义毫无关系。它是法治松弛的产物。
上面说了，利人利己是四种利害关系中的最佳状态，损人损己当然是最糟糕的一种。一般有理智的人不会做出损人损己的事。除非是疯狂了的人。
自由主义的准确定义
可见自由主义并不是任意胡来，这样就影响了他人的自由。只有特权者的自由主义才是他们所希望的不受约束的自由。基于平等基础上的自由主义则不同，恰恰是个人的自由不可以破坏别人的自由。所以自由主义的正确定义是:不妨碍别人同样自由的条件下，扩大每个人的自由。它首先是不影响他人的自由。
因此自由的准确含义首先是不要妨碍别人的自由。每个人都这样做，每个人都能生活在没有人妨碍自由的环境中，因而获得最大的自由。所以自由不是随便怎么做都行，而是约束自己。这和一般人所以为的自由恰好相反。从这一点也可以看到，自由和平等是密不可分的。因为有了真正的平等，没有任何人可以随便侵犯你的自由，所以大家获得了自由。如果有人有特权，比普通人高一等，其他的人就没了自由。我们可以说：真正的平等必定导致自由。在人人平等的条件下，也不可能有剥削。谁也不会自愿被别人剥削，除非缺乏自由，不得不忍受别人的控制，那就是一个不平等的社会。
所以说，在自由和平等的社会中，剥削一词已经过时。可是在人与人不平等条件下，剥削就难免了。我们看到拖欠工资的现象，虽然雇用方违反了劳动法，但是工人无处告状，没有人保护他们，只好爬到吊塔顶上准备自杀。所以无权无势的人最盼望平等和自由。什么人反对自由？就是那些想搞特权的人。人民大众有了自由那些人就没了特权，这就是自由的逻辑基础。
发展中国家防止气候变暖的政策
防止气候变暖，首先要提高资源利用的效率，也就是要完善市场制度。一般而言，发展中国家的市场机制没有发达国家那样完善。其原因何在？道理很简单，就是缺乏公平参与和自由选择。
气候变暖是全球性的问题，所有的国家都有责任采取防止措施。但发展中国家有许多特点，因此对应的政策也有所不同。这里只讨论发展中国家防止气候变暖政策中的几个问题。
充分利用市场制度提高资源配置的效率，减少能源和其他资源的浪费。
自由的市场制度能够最有效地配置资源，仅当存在外部性的时候才需要外来的政府或其他管制。在发展中国家市场制度往往很不完善：由于价格扭曲，信号错误，存在着程度不同的资源浪费。比如在许多发展中国家电费对不同的用户是不同的，和政府有密切关系的用户可以得到优惠电价。有的国家收电费就很困难，赖账的有大用户，也有贫困的家庭。有的地方用水不计量，没有水表。纠正这些市场的扭曲可以产生双赢的结果。不但有环境效益，而且也有经济效益；不但有利于社会，也有利于贫困家庭。转型国家刚刚从计划经济出来，价格逐渐得到纠正，他们的能源强度（单位GDP的耗能量）已经在降低，但是远远没有达到目标。比如在俄国，能源价格远远低于国际市场价格，节约能源的技术很难在那儿得到应用。在许多其他发展中国家能源的价格补贴还很不少。由于能源是一种基础性的投入品，能源价格扭曲会导致许多其他价格的扭曲，最后是资源配置的混乱。所以逐步取消能源价格补贴对发展中国家来讲是很迫切的一项政策。
发展中国家采用市场制度的障碍何在？
一般而言，发展中国家的市场机制没有发达国家那样完善。其原因何在？市场制度的原理很简单，就是公平参与和自由选择。但是付诸实施却十分困难，发达国家花了近200年的时间，对发展中国家恐怕还要100年。所以不能一蹴而就，需要有思想准备，同时也要努力促成。比如参加世贸组织或一些别的国际组织。这样能够促进国内的变化，以适应国际贸易的一般规则。像中国参加了世贸组织，中国政府废除了几百条法律和规章，这些法律和规章与世贸组织的要求不符。如果没有外部压力，这些法律和规章的废除要困难得多。建议国际组织在接纳发展中国家时，条件应该适当放宽，以利于发展中国家朝市场制度进步。
管制和腐败
当发生有害的经济外部性时，市场本身不能有效地配置资源，因而需要政府或者其他机构对市场进行管制。然而管制往往是贪污腐化的根源，特别在发展中国家尤其如此。政府为了减少污染物的排放常常收取排污费，或发放许可证，此时企业会跟政府讨价还价，这就是贪污腐化的机会。企业行贿就能免交排污费。有时候政府把收取的排污费用来盖豪华的办公楼，甚至给干部发奖金。这笔钱本来应该用于补偿受害人，或者用于减少污染排放的基本建设。因此每当设立管制制度时，应该同时出台防止贪污腐化的相应办法。
对发展小汽车的政策
在发达国家里小汽车的过度发展造成了资源的浪费、道路的拥挤、环境的污染以及交通事故的增加。他们希望发展中国家不要重蹈覆辙，但是事实上发展中国家正在走发达国家走过的老路。那么出路何在呢？
经济学告诉我们，对某种商品的价格补贴会导致该商品的过度消费。汽车、汽油和道路这三种商品是同时消费的，而道路的成本并不由车主负担，它是由政府免费提供的，所以这三样东西就会过度消费。特别是道路的成本很高，在大城市里尤其如此，而车主并不为此有任何负担。家庭的消费结构是由收入和价格结构决定的，现在汽车、汽油、道路享受了补贴，就会发生这三样东西的过度消费。有些国家虽然收取了养路费，但是用路没有计量，就好像收水费按照人头而没有水表一样，照样不利于节约用路。所以汽车过度消费的真正原因正是免费用路或用路没有计量。
大城市里还有一项巨大支出，就是拥挤成本。它造成了时间的浪费、汽油的浪费、空气的污染。伤害是由别人承担的，车主并不为此而付费。这也是一种重要的外部性成本。现在新加坡和伦敦已经对车主收取这部分社会成本，而且取得了良好效果。
车主开车上路时强迫政府为他补贴道路成本，这部分成本现在是由普通纳税人承担的。在发展中国家开小汽车的多半是有钱人，免费用路的结果是让普通老百姓为富人补贴用路，从公平来讲也是极不合理的。
在国际贸易中富国向穷国出口汽车，相当于强迫穷国政府为富国的出口商品作补贴。设想电冰箱用电可以免费，电冰箱的消费必定过度。如果冰箱是进口的，它的进口量一定超过正常。这就是当前汽车的国际贸易正在发生的情况。
因此，发展中国家能否避免发达国家所犯的错误就在于能否向开小汽车的人收取道路费用。
国际碳交易中的价格
为了使降低排碳量所需要的总成本最小化，必须让降低单位排碳量的边际成本统一，不论在什么地方都应该有同样的边际成本。排碳的国际贸易就这样发生了。目前，排碳的统一的边际成本大约是每吨10美元。这一成本的大小和应该降低的量有关。按照经济学，最优的减排量应该在减排的边际成本等于减排的边际收益的地方。但是现在减排的边际收益是未知的。
现在在经合组织内有12个国家实行了排碳量的国内贸易。如果各国减少排碳的边际成本不同，那么将减排的国内贸易向国际开放，可以获得一个额外的收益。一般而言，发展中国家的减排的边际成本低于发达国家的，所以向发展中国家开放减排贸易，可以获得各方面的福利增进。
发展液化天然气对发展中国家有利
天然气是一种比较干净的能源，它的探明储量和生产量都有迅速的增加。但是发展中国家比较不容易得到它的好处，因为它的利用需要有发达的管道系统。天然气的市场远非自由的，在管道系统之外市场是不存在的。而液化天然气可以突破这一障碍，这使得本来在市场之外的发展中国家能够进入天然气市场。另外一种天然气制造石油的技术能够进一步降低使用天然气的成本，因为它能够避免液化天然气接收终端的设备投资。按照现在的石油价格用天然气制造石油是能够赚钱的。
减少排放的政策必须考虑对就业的影响
减少排放温室气体的政策必然给经济的各方面带来影响，包括对就业的影响。这在发展中国家是特别关心的。一般而言，发展中国家有剩余的劳动而缺乏资本，所以他们特别关心政策对就业的影响。可是这方面的研究过去做得很少。任何一个政策如果能够引进资本到发展中国家来，都会受到欢迎。但是如果用资本代替劳动，减少就业的机会，这种政策往往不受欢迎。在发达国家中用更多的机器，用更多的能源可能是合理的，但是在发展中国家就未必合理了。
政策必须有利于增加低收入人群的收入
发展中国家的问题很多，其中减少温室气体的排放并不是居首要地位的，而扶贫倒是一个更紧急的目标。如果一个减少排放的政策会使低收入的人群降低他们的收入，这样的政策是不能被接受的。可是我们对收入分配和减排温室气体之间的关系知道得很少。这方面的研究应该加强。
人均温室气体的排放量，在各国之间应该相等
现在发达国家的人均温室气体排放量远远高于发展中国家的。从历史的眼光看，这种过度的消费肯定是不能长久的，因为地球的资源不可能维持。所以一个资源节约型的经济结构一定会逐渐产生。这种变化愈早愈好。近200年的经济发展史，是人类在人口、寿命、人均收入方面取得高速发展的历史。其发展速度比过去几千年加速了几十倍。但是由于资源的约束，这种发展模式是不可能长久的。最近人口增加已经呈现趋缓，有些国家出现了老龄化趋势。有人估计到21世纪末，人类的发展轨迹将逐渐变平。那时候，人均的资源消耗在所有的国家里
都会变得很接近。
温室气体减排技术的知识产权保护
用于温室气体减排技术的知识产权应该得到保护。但是此项技术的使用并不是为了使用者本身的利益，而是为了全世界的利益。因此使用的专利费应该由国际组织支付，而不是由使用者支付。例子之一是关于制造风力透平的专利费，它占整个制造成本中很大的一部分。如果这部分费用能够由国际组织来支付，这将大大有利于风能的推广。另外一个例子是煤层气的利用，也涉及专利技术的应用。一般而言发展中国家的技术是落后的，他们没有多少专利发明，而温室气体减排时不可避免地要用到许多专利等知识产权。如果这笔费用能够由国际组织来支付，这将大大有利于温室气体的减排。
核反应堆放射性废料储藏的国际合作
原子能的应用可以有效地减少温室气体的排放。但是更多地应用原子能还有不少困难，其中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核反应堆放射性废料的储藏。由于完全避免放射性伤害还没有妥善办法，就只能设法安全储藏。现有的技术可以保证上千年的安全储藏，但是该储藏地必须是地质上非常稳定的。这样的地方并不多见。小国家就很难找到合适的储藏地点，他们使用原子能就可能有困难。为此，建议国际组织邀请地质学家在全世界寻找地质条件最好的地方，用来储藏放射性废料。这些地方的国家政府应该允许核废料的储藏。接受核废料储藏的国家有权获得一些补偿，用于运输中的防护等成本。
消灭中国煤矿的煤炭自燃
中国有几百处煤矿发生煤炭自燃，这是因为煤炭暴露在空气中，煤和氧气接触发生缓慢的氧化，并积累热量。有的已经燃烧了上百年，近来变得更为严重。这种煤炭自燃每年浪费的煤炭超过亿吨，不但是资源的严重浪费，而且增加了二氧化碳的不必要的排放。扑灭这种火灾很不容易，因为地下散热很慢，如果有空气漏入，氧化过程在继续，热量越积越多，最后还会再次爆发火灾。
中国政府在扑灭地下火灾上作了很大努力。比如开挖了一条运河，将河水引进废弃的煤矿扑灭火灾。但是此类工作消耗人力、物力很大，需要国际援助。
建议在中国广泛开发煤层气
中国是少数以煤为主要能源的国家之一。虽然由于人均GDP的上升，优质能源像石油和天然气逐步在替代煤炭，但是，煤仍然占了一次能源的2/3。所以，中国的GDP中的碳含量必定是很高的。要减少GDP中的碳含量，成本很高。幸亏中国煤矿中的煤层气非常丰富。煤层气中的主要成分是甲烷，过去不加利用直接排向大气，增加了大气中的温室气体。如果加以利用，它是一种清洁能源；煤层气还是煤矿爆炸事故的一个主要原因。所以利用煤层气是一项双赢措施。
新世纪的慈善事业
从外行人看来，慈善事业是最容易做的，它肯定要比赚钱容易。赚钱之难，可以说谁都知道。慈善无非是把钱给别人，这还有什么难呢？可是如果亲身做了一段慈善事业之后，你就会慢慢地懂得，要做好慈善事业其实比赚钱更难。
慈善事业自古就有，中国外国都是如此。但是古代的慈善事业规模非常小。那时候需要帮助的人非常多，但是社会的生产能力跟不上，慈善处于供不应求的状态。几千年中由于受生产力的限制，主要是粮食生产有限，人口没有什么增加，寿命也没有多少延长。绝大多数人生下来就在饥饿线上挣扎，活不到正常年龄就夭折了，所以到1820年，全世界的平均年龄只有26岁。但是自从19世纪以来，情况逐渐有了变化，在不到200年的时间里由于市场制度的推广，社会分工的发展，促进资源的合理使用和科学技术的进步，发生了工业化过程。供给越来越丰富，导致人口迅速增加，寿命大大延长。现在全球人口从200年前的10亿增加到67亿，平均年龄已经达到67岁，中国则到了70岁。慈善事业的供求关系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供给越来越丰富，能够满足的需求越来越多。帮助的内容也不仅仅是吃饱肚子，而是教育、医疗、就业、住房等方面。
进入世纪之交的十多年来，全球财富的积累进一步加速，但是穷国和富国的收入差距也越来越大。一国之内同样如此。这对于慈善事业提出了新的要求，同时也出现了新的机会。收入差距的扩大使富人增加，有心做善事的人更有条件去做；另一方面需要帮助的人也更可能得到较好的帮助。所以从物质条件来讲，慈善事业越来越有基础。当前的问题是原有的制度不能适应新情况，许多潜在的机会没有得到开发利用。社会上对慈善事业的期望在上升，可是真正在做慈善工作的人却感到做事的困难一点儿也没减少，要应付的关系越来越多，牵扯的精力妨碍了正规该做的事。更重要的是对慈善事业的根本方向、考核方法、运作规则提出了一系列新问题。
从外行人看来，慈善事业是最容易做的，它肯定要比赚钱容易。赚钱之难，可以说谁都知道。慈善无非是把钱给别人，这还有什么难呢？可是如果亲身做了一些慈善事业之后，你就会慢慢地懂得，要做好慈善事业确实比赚钱更难。
难在何处？首先是如何确定接受帮助的对象，避免被欺骗，被愚弄。大家可能听说过，有乞丐富翁的说法。有一些人装成非常穷困的样子，骗取大家的同情，从而赚了许多钱。虽然这是很个别的例子，但是一般而言，如何确认真正需要帮助的人是极其困难的。如果把钱用到了并非真正是穷人的身上，慈善事业就做歪了。别人也就不再信任你，不愿意给你出钱了。慈善事业就宣告结束，做不下去了。
其次，慈善事业的内部管理也是极其困难的。做企业，以赢利为目的，内部管理的考核就是一个单一指标，为企业的所有者赚钱。只要赚到钱，不管员工的工资是高是低，都是合理的。赚大钱的企业经理每年拿几百万、上千万，大家没话说，都认为合理，只要明年继续赚大钱，谁也没意见。可是慈善事业的经理应该如何定工资就成了难题。按照一般人设想，既然是做慈善，就应该有献身精神，工资就该低一点。可是管理一个大的慈善结构一点也不比做企业容易，同样需要最有能力的人。人才在市场上竞争，不出大价钱就请不到很强的高级管理者。可是问题马上就来了。企业的管理者只要能够赚钱，大家对他不会有抱怨。但是对慈善机构而言拿什么做标准？显然不能拿赚钱做标准，那么标准应该是什么？如果拿了高工资，但是没有市场赚钱的压力，算不算公平？
大的慈善机构手里往往掌握着巨大捐赠资金，如果能干的管理者能够将这笔资金在市场上运作赚钱，使得能够帮助更多的贫困同胞，是不是允许？该不该给奖励？万一运作失败，要负什么责任？这些问题对商业运作的企业而言回答很简单。高利润对
应着高风险。只要股东同意，赚钱赔钱都有人承担。可是对已经成为公众财产的慈善基金来说，赚钱皆大欢喜，赔了钱就无法交代。我国这样的事已经发生过，至今也没有统一的说法。
社会上愿意做好事的人并不少，但是他们担心自己出的钱能不能真正起到帮助穷人的作用。一旦发现自己出的钱被挪用，善款有漏损，甚至被贪污，从善的积极性就受到打击。我们看到过一些报道，政府的扶贫款用来买高级轿车，盖豪华办公楼，在高档酒店请客吃饭，而对真正的贫困同胞缺乏同情心。如果是私人的慈善机构，就不会再有人给他捐款了。用钱不当是当前社会慈善事业最大的敌人。可是怎样判断用钱当不当？难道做慈善工作的人都应该穿破衣服、吃窝窝头、坐淘汰车？这样是不是对慈善工作最有利？怕也未必。这些在企业里不成为问题的事，到了慈善机构里都成为可以争论的问题。要使善款不被误用，发挥最大的效用，内部管理有效，能够获取社会的信任，源源不断地有热心人士捐款，这是极不容易的事。所以说，做好慈善事业比做好企业更难。
这里要用一点最简单的经济学。市场是天然合理的一种制度安排。只要大家遵守市场规则，有信息的自由流通和公平的竞争形成价格，双方出于自利目的的交换是不需要监督的。而且赚钱就是为社会创造财富。而慈善事业就不同，它既不是出于自利，又不能通过竞争形成价格，监督就在所难免。可是监督永远有谁来监督监督者的问题。所以做好慈善事业非常不容易。
基于上面的分析，近来出现了一种新的慈善活动，称为社会责任投资。它是以慈善为目的的商业。本来慈善和商业是水火不相容的完全不同的两种活动。前者为了散财，后者为了聚财，这二者怎么能够结合呢？它的基本想法如下。既然商业活动能够创造财富，是不是可以从事穷人所需要的商业来赚钱。一方面让穷人有机会通过商业赚钱，另一方面这活动可以按照商业来进行，双方都得到好处。这样的事并不少。比如发放小额贷款，穷人往往有劳动力，但是缺乏资本，劳动就很难用于生产活动。他们很想问别人借钱搞生产，可是谁敢借钱给穷人？万一还不起怎么办？所以这些有劳动力的农户很难摆脱贫困。从事小额贷款就是把钱借给穷人，解放他们的生产力。最后这些借款人不但把钱还了，还能够支付利息。所以，贷款成为商业活动，扶了贫，还赚了钱。
再比如做农民的就业技术培训。经过短期培训让他们能够在城里找到工作。每月挣的工资比务农高出四五倍。他们不但能够偿还技术培训的费用，而且大大地提高了收入。技术培训可以是商业活动，能够赚钱，同时又扶了贫。这也是社会责任投资经常做的一种活动。类似的活动还很多。凡是能够让农民参与，而且能够生产财富的活动都可当做社会责任投资来做。
社会责任投资的目的在于扶贫。但是，为了避免上面所说的慈善事业的种种矛盾，把它做成商业，要经济核算，要能够赚钱，内部管理按照企业原则组织。投资人也能够得到投资回报，但是不求利润极大化，只要有一点就可以，条件是必须造福于贫苦大众。这种新的扶贫方式，也是一种投资方式，大大地激发了社会上愿意做善事的人们的积极性。既做了善事，又获得了利润。所以资金来源非常充沛，成为一项有巨大前途的投资新模式。在发达国家这种投资模式很快得到重视，迅速在扩大。在我国也开始被大家所了解，在学习，在试探。外国的社会责任投资资金也开始向我国流动。这很可能改变我国多年来扶贫的管理方式，发展出全新的观念、规章和精神。
经济学教育亟待改进
当代经济学多半只研究市场制度下的经济规律，如果称之为市场经济学是可以的。这可以说明它不适用于计划经济，但对如今的中国的市场经济是完全适用的。要改革经济学的教育，首先要彻底放弃 西方经济学 的名称。
最近有机会到几个省市去考察，接触到负责项目、计划、筹资、定价等部门的领导。他们对市场情况都很熟悉，对事物的分析也相当深入，可是无一例外地对经济学的知识非常欠缺，对价格如何引导资源配置完全不了解，只懂得价格在利益分配中的作用。这些政府官员在全社会的资源配置中起着关键性的作用，配置效率的高低就在于他们的一念之间。这种情况说明，普及经济学知识实在是当务之急。
反过来看，当今各级干部培训的机会并不算少。他们中的大多数都进过培训班，有的还是经济专业的本科毕业生。为什么这些主管经济事务的官员还如此缺乏经济学的基础知识呢?究其原因，是当今经济学教育的极端落后所致。不要说政府官员，就是专攻经济学的大学生和研究生，因为经济学教育的落后，毕业出来对价格配置资源的道理仍是似懂非懂。
首先，将经济学叫做 西方经济学 ，就是将人引入歧途的一块路牌。一门学问和地域怎么会联系上的?我们从来没有听说过西方几何学或东方物理学。如果将学问产生的发源地标明它属于哪个学派，那么马克思的《资本论》就是第一本西方经济学。严格的理论经济学应是 放之四海而皆准 的一门学问。当代经济学多半只研究市场制度下的经济规律，如果称之为市场经济学是可以的。这可以说明它不适用于计划经济，但对如今的中国的市场经济是完全适用的。要改革经济学的教育，首先要彻底放弃 西方经济学 的名称。
学经济学的目的是什么?不同的目的会选用不同的教材。解放前学经济学是为了革命，所以经济学的核心内容是告诉工人阶级，资本家如何剥削了我们，革资本主义的命是理直气壮的。解放之后，革命已经成功，学经济学的目的也应变为发展经济。可是我国绝大多数大专院校，不论是经济类型或其他类型的系科，仍旧教授以革命为目的的经济学。我不明白这一教育是想动员什么人去革什么人的命。过去我们还有将处于水深火热之中的受资本主义制度剥削的阶级兄弟解救出来的雄心壮志，如今我们的目标已经调整得现实得多，可是在经济学教材的选用上，仍是抱残守缺。经济学家最反对浪费。全国各类学校中几百万人花费巨大精力学革命的经济学是当今最大浪费之一。这不但无用，而且误导，因为它妨碍了建立市场经济的基本概念。不学经济学还懂得供需决定价格，物以稀为贵，学了革命的经济学反而只知道劳动量决定价值，价格围绕那个劳动量上下波动。他们无法理解为什么土地能值钱，石油资源能值钱。
建设用的经济学，其核心问题是资源配置。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就是研究资源配置问题的。对经济专业的学生来说，学好这两门课是整个专业知识的基础，它应该请水平最高的教授来讲授。可是许多大学把这两门课视同其他经济学分支学科同样的地位，学时安排不足，有时让研究生去讲课，无怪乎大多数经济系的毕业生，即使是国际经济系毕业的，也说不清楚汇率是如何决定的。
就总体而言，学生学不好经济学是校方和教师的责任。一所学校，不论是大学、中学、小学，教不好学生同样的责任在校方。一个学校要办好，关键在于有好的校长、好的教师。当校长的整天想的应该是如何请到好的老师。对于大学校长而言，就要想方设法把当代的大学问家请来教书。可惜当今大学校长整天被评职称、分房子、平衡预算所苦恼，哪里还有心思去物色教授，改革教材。在这样一个教育体制下，经济学教育要独树一帜，当然很难了。
改革在各条战线都取得了伟大成就，但在经济学教育这条战线恐怕是个例外。如果我们不能解放思想，依旧墨守成规，因干部不
懂经济学而造成资源配置扭曲的损失，还会不断阻碍我国的经济发展。
启动内需的一个办法
现在提出来的办法是向个人发放助学贷款，通过教育来扩大内需。
当前我国的经济被两大问题所困扰：第一是如何保持一个较高的增长率，第二是减少收入分配的差距。前者关系到我国经济的一切方面，后者涉及社会安定，都是特别重要的事情。
增长率的问题已经讨论了好几年，各种方法都想过。
现在提出来的办法是向个人发放助学贷款，通过教育来扩大内需。个人的贷款在毕业以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逐步偿还。
根据2000年的统计，我国小学的在校人数为1 3亿。初中生只有小学生的不到一半，为0 62亿人。从初中升高中的比率更低，只有20%，为0 12亿人。从高中升大学再砍掉一多半，为500多万人。从以上的数字可以看出，我国教育最难过的门槛是初中升高中。如果这种情况不改变，将来我国的民众将主要由初中生构成。当前教育费用越来越高，不少农村青年没有能力上高中。他们不是不愿意上学，而是实在拿不出钱。这里有一个潜在的巨大市场，因为农民收入的限制而不能实现。但是教育是一种投资，现在的投入将来是可以得到回报的。现在付不起学费是一个事实，但如果有了受教育的机会，将来可以有较高的收入，就付得起了。所以问题在使愿意借钱受教育的农民子弟能够借到钱，提高他们将来的生产能力，并用将来的收入来还款。这里的关键之点是认清教育必定是一种有效投资，它不可能是重复建设，也不可能是无效劳动。不论从个人看，还是从社会看，教育都能够得到回报。现在的社会不是一个拼体力的社会，而是一个在知识上和技能上竞争的社会，将来的社会更是如此。没有一个教育良好的国民，国力将衰败下去，中国的前途堪忧。许多有识之士提出了加强教育的紧急建议，但是因为缺乏资金而不能实现。如果能够通过教育贷款，这个限制就能克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