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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暴力事件难道还会让人吃惊吗？
我们再来看看戈茨。他的所作所为极其反常。通常，白人 不会在地铁上射杀黑人。但是，如果你了解了他的成长背景， Slvr你就知道他是典型的迟早会参与、卷人暴力事件的人。他的父 亲脾气暴躁，对他要求极其严格。戈茨常常是父亲撒气的对 象。在学校，他被同学们嘲笑，参加学校的活动，他总是被挑 选到的最后一名，经常是一个人流着泪回家。大学毕业以后， 他在西屋电气公司就职，工作是制造核潜艇。但是，好景不 长。他似乎总是与上司发生冲突，因为公司的某些做法在他看 来是作假和取巧。有时他违反公司和工会的规定做他不应该做 的事。他在曼哈顿的十四大街租了一间公寓，靠近第六大道， 那个街段毒犯猖獗，到处是无家可归的人。戈茨熟识的一个大 楼看门人惨遭凶犯毒打，戈茨因此醉心于整治街区。他不断抱 怨，说他家楼房附近的空报摊成了流民的垃圾箱和尿池子。有 一个晚上，那个报摊神秘地被烧毁了，接着第二天，人们就见 到戈茨出来收拾残局。一次社区会议上，他语惊四座：“要想 治理好这条街区，唯一的办法就是驱逐那些西班牙人和黑鬼 们。” 1981年的一天下午，戈茨在运河街一站遇上了三个行凶 的黑人，他们从背后袭击他。他跑出车站，三人跟着追了出 来，他们抢他手里的电子设备，打他，把他往厚玻璃门上撞， 致使他胸部受到永久损伤。在一位不当班的清洁工人的帮助 下，戈茨制伏了其中一个人。但是，这次经历加深了他的痛 苦。他不得不花6个小时的时间跟警察说明情况，而袭击他的 人2个小时之后就被放了，最后的判决不过是轻罪。他申请持 枪许可证，遭到拒绝。1984年9月，他的父亲去世。3个月以 后，他坐在了那4个黑人青年旁边，于是发生了那起枪击事件。
概括来说，这个人对权利的理解出了问题，他强烈地感到 城市管理机构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他刚刚成为被侮辱的对
象。莉莲?鲁宾是戈茨的传记作者，她写道，“戈茨选择住在 十四大街绝不是偶然的。对于伯恩哈特来说，那样的生活环境 有一种诱惑。正是周围的糟糕治安和令人不适为他内心的怨懑 提供了一个可以理解的发泄目标。把他的怨懑对准外界，他就 无须应付内心的苦恼了。他咒骂抱怨垃圾、噪音、酗酒、犯 罪、推挤者、吸毒成瘾者，完全符合道理。”戈茨的子弹，鲁 宾得出的结论是，“与其说是对准现在不如说是对着从前的。” 这样去看地铁2号列车枪击案，你会觉得那是不可避免的。四 个流氓碰上了一个显然是有心理问题的人。枪击事件发生在地 铁上似乎是偶然的。因为即使是在伯杰金餐馆里戈茨也会射击 他们四个。我们用以解释罪犯行为的理论遵循相同的逻辑。精 神病学家把犯罪者称做心理发育有障碍的人，他们与父母的关 系是病态的，因而缺乏行为榜样。近来也有少数研究文献认为 是基因使得某些人表现出犯罪的倾向。比较通俗的解释来自传 统的保守者所著的众多著作，认为犯罪是道德沦丧的后果，社 会、学校和父母都不再注重培养孩子的是非观。以上各理论归 结起来，基本上可以把罪犯看做一种人格类型，这种人格的人 对正常社会规范认识不清。心理发育有障碍的人不懂得如何与 他人保持健康关系。正常人可以保持冷静的时候，基因中含有 暴力倾向的人有可能失去理智。不会分辨是非的人对于哪些行 为适宜、哪些行为不适宜茫然无知。那些在贫困、无父、遭受 种族歧视折磨的生活环境中长大的人，不会像健康的中产阶级 家庭里长大的孩子那样懂得遵守社会规范。在这个意义上，戈 茨与那地铁上的四个恶棍都是他们自己的不良世界的囚徒。
破窗理论和环境威力法给了我们什么启示？它揭示的原因 恰好是相反的。这两种理论认为，罪犯根本不是出于本能行 事，也不是只生活在自己的世界里，而是对自己周围的环境非 常敏感，对各种暗示非常警觉，总是按照自d对周围世界的感
知、在身边事物的触动下萌发犯罪念头。这可真是偏激得令人 难以置信，从某种意义上说，根本不可相信。还有更极端的一 面，环境威力法则属于环境决定论。它认为人的行为是社会环 境的作用，但这是一个非常奇怪的环境决定论。早在20世纪60 年代，自由主义者们曾经提过一个相似的论点，但是他们谈论 环境的重要性时是指基本社会因素的重要性：他们认为犯罪是 由社会不公、经济结构失衡、失业、种族歧视、数十年的制度 和社会忽略所造成的，因此，要消灭犯罪，必须采取大动作。 环境威力法则却认为，小事不能忽略，地铁上戈茨和四个黑人 青年之间的冲突和冲突的了结方式，与戈茨混乱的心理病态、 与四个黑人的贫困和成长背景都没有多大关系，但是与地铁里 的乱涂乱画和人口处的无序有绝对的关系。该理论还认为，要 制止犯罪，无须解决大问题。你只需要清洗那些涂鸦，拘捕那 些逃票者。遏制犯罪现象盛行的转折点既简单又直接，就像巴 尔的摩市梅毒流行引爆点和暇步士鞋的再度风行一样。这就是 为什么我说，环境威力法则是一个偏激的理论，朱利安尼和布 拉顿，他们可算不上保守，在对待犯罪的问题上他们其实代表 了极端自由主义的立场，其程度之深已经让人难以接受。怎么 能说戈茨的内心体验和经历与他的犯罪行为毫无关系呢？如果 真的没有关系，那么枪击事实又为什么让人难以理解呢？
在第二章，我探讨了为什么马克?阿尔珀特那类人在口头 信息传播中举足轻重。我提到两条似乎违反直觉的论据。论据 之一：有研究表明，收看美国广播公司彼得?詹宁斯主持的节 目的电视观众更可能给共和党候选人投票。因为，虽然也许是 下意识的，他比另外两个主持人汤姆?布罗考和丹?拉瑟更喜欢 流露出对共和党候选人的好感。论据之二：另有研究表明，具
有超凡魅力的人无须多言，短暂的接触之后就可以使人们受到其 情绪的感染。两项研究得出的结论充分表现了个别人物法则的内 涵。因为这些研究表明，人的内心状态，即人的偏好和情绪，事 实上都会潜移默化地而且是强烈地受到个别人物的影响，尽管看 似毫无意义。比如，受到新闻播音员的影响，虽然我们每天只收 看几分钟电视新闻；或者受到实验中恰好坐在我们旁边的那个人 的影响，而那个实验只需2分钟。环 境威力法则的实质就是，对于有些环 境来说情况也是如此一我们所处 的外部环境决定着我们的内心状态，
尽管我们对此并不完全了解。心理学 领域有关方面的实验例证非常丰富。
下面援引几例。
20世纪70年代初期，斯坦福大学以菲利普?津巴多为首的 一群社会学家，决定在学校心理系大楼的地下室建一个模拟监 狱。他们用预制的墙板把走廊隔成35英尺见方的牢房。把实验 窒改成3个6英尺x9英尺的牢房，安装了铁栅栏，还涂黑了牢 门。把一个壁橱改装成单独监禁室。准备好这一切，他们就在 当地报纸上招募愿意参加实验的志愿者。有75人应招作志愿 者。津巴多和他的同事们从中挑选了21人，他们通过了心理测 试，表现得正常而健康。然后，随机选出一半人来充当看守，
给他们穿上制服，戴上墨镜，任务是维持监狱的秩序。另一半 人充当囚犯。津巴多让帕洛阿尔托警察局协助，在家里“逮 113 捕”这些人，给他们戴上手铐，押到派出所，定个假罪名，让 | 他们画押，最后被带到心理系的地下室监狱。在这里，他们脱 $ 掉自己的衣服，换上囚服，每个人的衣服上印有号码，那是他 | 们在囚禁期间的身份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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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的目的是要弄明白监狱为何会成为藏污纳垢之地。到
境威力法则的实质就是，对于
有些环境来说情况也是如此——我们所 处的外部环境决定着我们的内心状态， 尽管我们对此并不完全了解。
底是因为监狱里关着肮脏之人才变得肮脏，还是因为监狱本身 肮脏才使得里面的人变得肮脏？回答了这个问题，显然也就是 回答了伯恩哈特?戈茨问题和整治地铁问题。这个问题也就是， 周围的环境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人们的行为。实验结果让津 巴多大吃一惊。看守们——他们当中有些人原来认为自己是反 对暴力的和平主义者，很快就变成了冷酷的训导者。第一个晚 上，他们凌晨两点就把囚犯们弄醒，让他们做俯卧撑、靠墙排 队站着，或随意要求闪犯做点什么。第二天早晨，囚犯们就造 反了，他们扯去衣服上的号码，在牢房里设置障碍物。看守们 的应对之道是把灭火器对准囚犯喷，还把领头的关进了单独监 禁室。一个看守回忆道，“有时我们特别滥用职权，径直对着 囚犯高声侮辱、谩骂，这只算得上是整个恐怖气氛的一部分。” 随着实验的进展，看守们逐渐变得越来越残忍，个个施虐成 性。津巴多说：“这种变化的程度和速度让我们始料不及。” 看守们甚至让囚犯们互相说我爱你，让他们戴着手铐，头上扣 着纸袋。另一个看守回忆说，“我完全改变了过去的行为准 则，我想当时的残忍很有些创造性呢。”试验进行了36个小时_ 之后，一个囚犯就变得歇斯底里了，不得不把他放出去。然后 又有四个人，因为“极度的精神抑郁、哭闹、发怒和严重焦 虑”而不得不放出去。津巴多本来打算试验两个星期，结果， 6天之后他就宣布试验结束了。试验结束后，一个囚犯说： “现在我意识到了，无论我认为自己多么的行动沉着、情绪稳 定，我都不能完全控制自己作为一个囚犯的行为。”另一个说， “我开始感到自己正在失去自我身份，那个名叫某某的人，那 个自愿把自己送进监狱的人（因为对我来说，那真是一座监 狱，现在仍然是监狱。我可没把它当成试验或模拟……）开始 远离我，慢慢地变得遥远，直到最后我不再是那个人了，我成 了416号，我成了一个号码，416号决定了我的行为。”
津巴多的结论是，在某些具体情境下，我们内在的癖性会 屈服于强大的情境，这里的关键词是情境。津巴多说的不是环 境，不是对我们全部生活的主要外部影响。他不否认，父母养 育子女的方式影响着子女的未来，我们就读的学校、结交的朋 友、居住的邻居都会对我们的行为产生影响。所有这些，毫无 疑问，都是重要的。他也不否认，人之所以不同，基因也是原 因之一。大多数心理学家确信，天性——或曰遗传——可以对 我们的行为方式提供50%的輪释。他只是认为，会有某些时候、 在某些地方、某种条件下，一个人的天性会荡然无存。会发生 这样的事情：从风气良好的学校、幸福和睦的家庭、友好相处 的小区里挑出一些正常人，仅仅改变他们身边环境中的某些细 枝末节，就能够有力地改变他们的行为方式。
20世纪20年代，纽约有两位心理学家，休?哈茨霍恩和 A?梅做了一系列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试验，更明确地提出了相同 的观点。哈茨霍恩和梅挑选了 11 000名年龄在8岁至16岁的在校 学童作为实验对象。在一门长达几个月的课程学习期间，对他 们进行了几十次的测试，目的只有一个，测试他们是否诚实。 哈茨霍恩和梅选用的测试的类型对于他们想要得到的结论非常 关键，下面我就详细介绍他们的几种测试类型。
例如，有一组测试，是教育研究所设计的简单的智能测 验，该研究所现在是设计学术智能测验（SAT)的专门机构。 在完成句子的测验中，要求孩子们在空白的地方填上词语。例 如：“那个穷困的小—没有—可―；他很饿。”算术测验要求 孩子们回答类似下面的数学问题.? “1磅糖10美分，问5镑糖多 少钱。”并把答案写在空白处。孩子们仅有一点点时间，根本 完不成，所以大多数孩子都有许多题没来得及回答。时间一 到，卷子就要收上去给成绩。第二天，还是同样类型的测验， 题目不同但难度一样，这一次，孩子们得到一份标准答案，要
求他们给自己判卷子，老师不怎么监督。也就是说，哈茨霍恩 和梅的这种做法是在刺激孩子们：一堆题没做完，手里还有答 案，学生们有充分的机会作弊。由于有前一天的测验成绩，哈 茨霍恩和梅可以把两者进行比较，从而清楚地了解每个学生作 弊的程度。
另一组测验称做速度测试，用了更加简单的能力测试方 法。给出56对数字要学生们把它们加起来。或者，给出几百个 随机写出的字母要学生们读完并且在每个字母A下划线。这些 测试限时1分钟。然后，是一组难度相当的测试，只是不再限 时，学生愿意做就可以继续做。两位心理学家在多样情境下进 行了多种测试。他们让孩子们接受体能测试，偷偷地观察孩子 们做引体向上或跳远，看他们在汇报成绩时是否作假。他们布 置回家做的测验，使孩子们有机会查字典或问别人，然后比较 孩子们在学校完成的、没有机会作弊时取得的成绩。结果，他 们的研究结果写成了三大本厚书，并且对许多关于性格的偏见 提出了挑战。
他们的结论之一，作弊现象严重，这不足为怪。一组测验 的“作弊”成绩比“诚实”成绩髙出50%。哈茨霍恩和梅试图 寻找作弊的规律，结果他们的发现同样显而易见。聪明的孩子 作弊要少。女孩儿和男孩儿作弊一样多。年龄大的孩子作弊更 多。稳定、幸福家庭出身的孩子作弊要少。分析实验数据，就 能得出行为一致性的总体规律。
但是这个一致性并不如人们料想的那样高。并不是有一群 人固定地作弊，另有一组人丝毫不作弊。有的孩子在家作弊， 在学校却不；有的孩子在学校作弊，在家却不。在填词测验中 作弊绝不意味着在划线的速度测验中也作弊。如果对同一组孩 子进行测试，情形相同但时间间隔6个月，哈茨霍恩和梅发现， 同样还是那些孩子两次都会以同样方式作弊；但如果改变其中
的某个变量——测验材料或测验的具体情境，作弊的形式也会 随之改变。
于是，哈茨霍恩和梅得出结论，诚实，并不是一个基本的 特质，或者说是他们所称的“统一的”特质。诚实作为一种特 质，他们认为，很大程度上受到情境的影响。他们写道：
大多数孩子会在某些情境中作弊，而在另一些情境中则 不。在研究中，他们根据不同测验发现，说谎、作弊和偷窃行 为三者之间关系并不密切。即使是教室里的作弊也很具独特 性，因为一个孩子可能在数学测验中作弊，而在拼写测验中却 不作样。一个孩子在什么情境下作释，部分取决于他的智力、 年龄、家庭背景等因素，还取决于所处情境的性质和他与该情 境的关系。
我意识到，这一点似乎过于违反常识。如果我要你描述一 下你最好的朋友的性格，你恐怕不会说：“我的好朋友霍华德 非常慷慨，但是只是对我，如果他的家人想向他要什么东西他 就不那么大方了。”或者，“我的好朋友艾丽斯特别诚实，谈 及个人生活是这样，但工作上她会很油滑。”相反，你会说， 我的好朋友霍华德非常慷慨，艾丽斯特别诚实。说到性格，我 们都会想得比较绝对：那个人是这样，而不是这样。但是，津 巴多、哈茨霍恩和梅他们的研究表明，我们的想法是错误的。 如果我们只从内在特征去考虑，忽略具体情境所起的作用，我 们对于人们行为的真实原由的认识是自欺欺人的。
我们为什么会犯这种错误、会自欺欺人呢？很可能是人类 进化过程中形成的大脑结构导致的。举例来说，研究非洲长尾 黑颚猴的人类学家发现，它们对于树上的羚羊尸体所承载的信 息非常不敏感（这意味着这附近肯定有羚羊），对蟒蛇留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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痕迹也是如此。曾有人观察到，非洲长尾黑颚猴轻快地走进灌 木丛，丝毫没有察觉蟒蛇刚刚从这儿经过，直到遭遇那条巨蛇 使之大吃一惊。这并不等于说长尾黑颚猴愚笨：涉及和其他长 尾黑颚猴有关的事情，长尾黑颚猴就变得特别精明了。他们能 够从一只公猴的叫声分辨该公猴是它们自己一伙的还是邻居一 伙的。如果它们听到小猴子的哭声，他们不会朝哭声的方向看 去，而是会朝小猴的妈妈看去——它们竟然能够马上分辨出是 谁的孩子。换句话说，长尾黑颚猴非常善于处理某类与自己有 关的信息，而不善于处理另外一些信息。
人类亦如此。
想一想下面这个智力游戏。假设有四张牌，上面写有A、 D、3和6，游戏的规则是，如果牌的一面是元音，它的背面必 须是奇数。你会翻哪一张牌来确认这一规则为真呢？答案有两 个：写有A和3的牌。结果，回答过该题的人里面，绝大多数人 答错了。他们多数回答只有A牌或A和6两张牌。题目不简单。 现在我们再来看一个问题。假设有四个人在酒吧里，一个人在 喝可乐，一个人16岁，一个人在喝啤酒，一个人25岁。假定我 们规定，21岁以下的不允许喝啤酒，我们需要检查谁的身份证 呢？问题一下子变得简单了。事实上，我敢肯定，几乎每个人 都能答对：那个喝啤酒的和那个16岁的。但是，正如心理学家 勒达?考斯米德兹（是他想出的这个问题）所指出的，两个问 题完全是同样性质的，区别仅仅在于后一个涉及人，不是数 字，而人对自己远比对抽象世界的反应来得精明。
我们在性格方面的错误认识，即认为它具有统一、一致 性，与我们在加工信息时存在的盲点很相似。心理学家把这种 倾向称作基本归因错误（Fundamental Attribution Error, FAE)。
这种叫法显得怪怪的，其实是指在解读别人的行为时，人们总 是爱犯一种错误：高估性格因素，而低估具体情形和环境因
素。我们总是倾向于从人的性情一面而不是从环境的一面寻找
答案。再比如，有一个试验，请一些观众观看两组水平相当的 篮球选手表演，第一组球员在灯光明亮的体育馆投篮，第二组 球员在灯光昏暗的体育馆投篮（显然，他们会有好多球投不 中）。表演之后让他们说说哪一组球员水平更好一些，结果观 众认为在灯光明亮的体育馆投篮的那一组水平更高些。还有一 例，选来一些人做实验，告诉他们将参加一个问答比赛。给他 们分对，然后抽签。其中一个会抽到写着“答题者”的卡片， 另一个人就成了 “出题者”。出题者按照要求根据自己的兴趣 和专长列出“有难度但可以回答上来的” 10个问题。如果他对 乌克兰民歌感兴趣，就可以围绕乌克兰民歌出一堆问题给答题 者。问答比赛结束，双方均被邀请评论一下对方的常识水平。 “答题者”始终认为“出题者”比自己懂的多得多 你可以上千次地做类似的不同 试验，结果总是差不多。即使是你 已经给了人们环境方面的明确解 释，告诉他们其评价行为会受到周
o
$解读别人的行为时，人们总 是爱犯一种错误：高估性格因素，而 低估具体情形和环境因素。
围环境的影响：第一个实例里的那个体育馆灯光灰暗，“答题 者”要回答的问题都很偏门，几乎是无法回答的。最后还是不 管用，他们还是会做出原来的判断。总之，解释没有产生多大 影响。我们大家似乎都有一种惯性，本能地从人的基本特征的 角度去解释身边发生的事情：他是个出色的篮球运动员，那个 人比我聪明。
我们之所以会这样，是因为人类也和非洲长尾黑颚猴一 样，我们对于人际暗示比环境暗示要敏感。基本归因错误还使 得世界变得简单、好理解。比如，近几年来，人们对一种解释 非常感兴趣，即形成性格的最基本因素之一是出生顺序：老大
老二则往往更加富有创造性和反叛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