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章导读
今天，欧元的问题令人眼花缭乱，欧债的问题此起彼伏。中国人需要拯救欧元吗？美国金融家对欧元是何种态度？欧元会解体吗？我们会看到一个欧洲合众国吗？人民币到底应该的欧元和美元之间扮演什么样的角色？人们的困惑往往对于历史纵深缺乏了解，研究历史的目的，不是为了死记硬背已经过去的人和事，而是在这些过往的历史经历中寻找活着的智慧。
要洞察今天的欧洲，就必须知道过去的德法；要知道欧元的未来就需要回顾欧洲货币联盟的起源；要明白今天欧洲央行的举措，就不得不单独研究德国央行的来龙去脉。
二战后的欧洲一直存在所谓的影子政府，没有他们的推动就不会有今天的欧盟和欧元，欧元的诞生不是欧洲整合的结果，而是建立世界经济的手段，他们的终极目标是建立一个“欧洲合众国”。目前我们看到的欧元或欧债危机，都是建立这个合众国所必须经历的过程。
美国对于“欧洲合众国”（至今为止还为完全实现的）在不同的时间段内态度完全不同，从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大力支持到，到逐步防范。美国需要利用欧洲的力量围堵苏联，美国同样需要欧洲市场的力量来促进出口，但前提是欧洲必须是听话的小跟班。戴高乐正是不满于美国的霸道，才可以联合其他国家攻击美元，最终掀翻了整个布雷顿森林体系。
1971年之后，世界货币进入美元本位时代。和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全汇兑本位制一样，美元本位制同样存在着无法克服的内在矛盾。
历史是今天的现实，现实则是明天的历史！着眼于现实就是为了塑造明天的历史。
4.1 德国工业险遭“阉割”，罗斯福之死挽救了德国！
1945年，就在战争即将结束之前，有一件事情一直困扰着罗斯福，这就是战后究竟如何处置德国，才能确保未来“美利坚治下的永久和平”不会遭遇德国再度崛起的挑战。
无论是曾经的英国霸主，还是后起的美国领袖，在保持他们统治下的世界秩序时，最担心的就是像德国这样蒸不熟煮不烂，而且脑后生有“反骨”、极具爆发潜力的“和平破坏者”。从1914年到1939年的25年里，德国两次挑战世界秩序，两次都让全世界伤筋动骨，罗斯福不得不仔细掂量，会不会有第三次呢？如果前两次拖垮了大英帝国，第三次可就是冲着美国来的了。一战之后，德国被戴上几乎永远挣脱不了的战争赔偿枷锁，《凡尔赛条约》严苛的限制更是紧紧地绑住了德国军事工业的手脚。在如此恶劣的条件下，德国竟然用了仅仅20的时间，就再次打得英法老牌殖民帝国满地找牙，想起来就令罗斯福心惊肉跳。
在罗斯福的战后设计中，大英帝国将被肢解，而苏联会是美国的贸易伙伴，而这个爱闹事的德国呢？最好是进行“工业阉割”，永绝后患。正如曹操当年在白门楼擒住吕布，吕布大叫绳子绑得太紧，曹操回道：“缚虎不得不急也。”在罗斯福的授意下，财政部长摩根索制订了“摩根索计划”，将德国的重工业基础彻底摧毁，使德国经济退回到100年前的农业时代。
罗斯福1945年4月突然去世后，杜鲁门总统和一大批反对罗斯福战略的人，联手推行战后的“修正主义”，颠覆了罗斯福的战后方略，开始步步紧逼苏联，迫使斯大林放弃了与美国合作的希望，拒绝加入布雷顿森林主导下的美元体系，从而被逼上了冷战的道路。
谁是美苏对抗战略的主要推手呢？显然是英国！丘吉尔始终是反苏的急先锋，因为他明白，如果罗斯福执意要肢解大英帝国的殖民体系的话，那么英国的势力将被压缩回英伦三岛，世界霸权谈不上了，甚至连欧洲盟主的地位也难保。简单地说，英国将被彻底地边缘化。如果将苏联树成了美国的主要靶子，用苏联置换德国的位置，那么英国就将成为美国最重要的盟友，英国的利益就好商量了。
丘吉尔的如意算盘是借美国之手铲除德国，接着就像一战之后那样，再逐渐排挤美国的势力。只要有足够的时间，凭借庞大的英镑区资源，英国最终会缓过气来，到那时世界照样还是大英帝国的天下。至少在1941年，丘吉尔看到的战后世界应该是朝这个方向发展的。
罗斯福岂能看不透丘吉尔肚子里的小九九。1941年8月13日和14日，此时美国尚未参战，罗斯福与丘吉尔在阿根廷讨论《大西洋宪章》时，双方就发生了激烈的争论，焦点就是英国的帝国特惠制所形成的英镑区。罗斯福之子艾略特•罗斯福对双方争论的记录栩栩如生：
丘吉尔严肃地说：“英帝国的贸易安排是……”
罗斯福立刻打断了丘吉尔，“是的，帝国特惠制就是一个例子。那些在印度和非洲，乃至整个近东和远东的殖民地人民，（正是由于帝国特惠制）仍然处于目前的落后状态。”
丘吉尔的脖子涨得通红，探出身子质问：“总统先生，英国目前并不打算讨论帝国体系内的特惠制问题。贸易使英帝国强大，这一政策应该继续，这也是英国的部长们开出的条件。”
罗斯福慢慢地回答道：“你看，在这一问题上，我们的看法是不同的。我坚信如果我们要取得稳定的和平，就必须促进落后国家的发展……而18世纪（殖民主义）的办法肯定行不通……无论你的部长们建议什么政策，那种从殖民地掠夺原材料，而拒绝提供给当地人民回报的办法是行不通的。20世纪的方式是帮助那些国家进行工业化……”
丘吉尔恼羞成怒地咆哮起来：“你指的是印度！”
罗斯福淡定地说：“是的。我不相信我们能够进行一场反抗法西斯奴役的战争，同时不解放被落后的殖民政策所奴役的全世界殖民地的人民。”…
事后，罗斯福教导自己的儿子：“我们要从一开始就向英国人表明，我们不打算做那个‘爱帮忙的查理’，被英国人用完就永远抛在脑后的傻瓜。”
罗斯福明显感到他的对英和对苏政策一直受到国务院的强烈抵制。1943年底他曾这样透露了自己的疑惑：“我发现许多次国务院的人试图藏匿给我的信息，或是拖延，或是阻拦，因为这些职业的外交家们并不认同我的看法。他们应该去为丘吉尔工作。事实上，长久以来，他们确实是在帮英国人……6年前就有人建议我彻底清洗国务院。它太像英帝国的外交部了。”
罗斯福死后，英国人得逞了！杜鲁门在国务院势力的推动下，终于将苏联锁定为美国的头号敌人。
德国人却意外地获得了重生的机会。从1945年到1946年，美国驻德国的占领军正在陆续执行“阉割”德国工业的“摩根索计划”，涉及被拆除的T厂多达1600余家，军事基地被美军装好了炸药，沉闷的爆炸声此起彼伏；大量工厂正在被拆除，设备被运走；汉堡的码头，克虏伯的军火产业，奔驰的汽车工厂，容克的战斗机生产线，IG法本的化学基地，甚至整个鲁尔工业区都危在旦夕。摩根索计划远比盟军的重型轰炸机对德国工业的摧毁更加彻底。
1947年，美国对德国的政策发生了突变。拆除德国工业设施的工作基本叫停，甄别原政府官员中纳粹分子的“去纳粹化”工作，转变为吸纳第三帝国统治精英进入新政府的选拔程序，对德国战犯的惩罚被大大弱化了，克虏伯等军火大佬们被特赦，沙赫特等金融骨干被包容，马歇尔援助计划的滚滚美元将替代摩根索摧毁德国工业的阵阵硝烟。
那么，在饱受战火摧残的德国，特别是在盟军连续大轰炸的断壁残垣中，德国到底还剩下多少工业实力呢？
盟军在进行对德国的战略轰炸中，将轰炸的主要目标锁定在交通运输方面，而不是德国的工厂本身。这是因为希特勒已经将德国工业的生产能力进行了充分的疏散，最后只需要集中组装就能使军事装备有效地投入战争。盟军发现分散轰炸成本过高，效益极差，而只要炸瘫德国的交通运输系统，就能阻止德国军事工业的最终输出能力，而这些交通目标是显而易见和容易摧毁的。
据美军轰炸司令部的估计，轰炸使德国钢铁生产能力遭到破坏的只有670，煤矿减产仅2%，焦炭4%，机器制造15%，金属加工机床被破坏了6.5%。1945年12月12日，伯思斯坦上校在美国参议院军事委员会一个小组上报告说： “德国工业75%安然无恙，在任何情况下都是很容易恢复的。”
以大众汽车为例，希特勒曾高度关注“国民汽车”项目，甚至亲自参与设计了“甲壳虫”汽车，它们在战争中并未大量生产，但耗资20亿马克的工厂规 模及设备先进程度堪称世界之最，它比福特汽车公司的战时工厂还大50%。
1939年底，大众公司完成了第一阶段80%的厂房、机械和设备投资。尽管德国政府从财政上全力支持该项目，但如此巨大规模的投资仍然显得财力不足，政府不得不强制要求1/4的德国人每月支付25马克来分期购买尚未生产的“国民汽车”。到二战结束时，33.6万德国人已经预付了26.7亿马克，却没有拿到一辆汽车，因为大众被迫转向军用汽车的生产。以这样惊人的投资所兴建的超大型工厂，在整个欧洲甚至包括美国在内，都是企业家们难以想象的。
盟军的战略轰炸对大众巨型工厂的破坏被大大高估了，生产能力的损伤并不严重。盟军没有拆除这家工厂，结果，大众的汽车生产能力迅速恢复。它在1946年和1947年平均每天生产近30辆“甲壳虫”汽车，1950年每天已经超过300辆，1955年为1000多辆，而到了1960年底达到整整8000辆。此时，大众汽车已向美国出口了近50万辆汽车。如果没有这座战前就投入巨资、历时5年兴建的现代化厂房，德国人不可能在战后几年内修建如此规模和装备精
良的T厂。无论是马歇尔计划，还是牛歇尔计划，没有德国积累多年的强大工业实力，所谓经济复兴根本无从谈起。
摩根索计划对德国工业的伤害并不严重，主要是美国占领军要承担修复城市基础设施，清理废墟，救助平民，维持秩序等繁重的日常T作，还没有腾出足够的人手来拆除德国的工业设施。据估计，在1600多家上了黑名单的工厂中，只有很小一部分工厂遭到了无法修复的损伤，大部分企业在几个月的维修之后，即可投入正常生产。最终，德国工业被拆除的部分不及生产能力的l/10。
这样，德国在战争中和战后，保留了大约70010的工业实力，从生产组织体系到工程师和技术工人都未受重大损失，他们在吃饱了肚子，补充了原材料库存，有了足够的能源供应，只待订单的出现，就随时可以开动机器设备，重新生产出技术先进、质量优异的工业产品。
这才是德国复兴的真正基础！
在德国经济走向正轨之前，还需要解决一个迫切的问题，这就是货币的困境。
4.2 马克变天，苏联变脸
当美、英、法占领了德国西部地区时，苏联则控制着德国的东部，四个大国分区管制德国领土，首都柏林为四方共管。苏占区是德国传统的粮食供应基地，东德地区的日常生活还算过得去。由于美国的步步紧逼，冷战的阴云已经逐渐笼罩在德国的上空，苏联为了反击美国的咄咄逼人，开始紧缩东德向西德的粮食输出，这下西部地区陷入了艰难的困境。
1946年2月，凯南在莫斯科病床上起草的“冷战电报”，不仅在华盛顿和莫斯科刮起了对抗的旋风，连带着德国人也跟着挨了饿。鲁尔工业区工人每天的食物定量仅1000大卡，不到正常标准的一半。1946年的冬天又是20世纪最寒冷的冬天，在冻饿交加的日子里，德国人终于体会到了列宁格勒人民长达900天被饥饿与寒冷围困的滋味。
如同苏联1921年初的情况一样，1946年的德国市场上商品奇缺，甚至连商品短缺的原因都一样，这就是基本生活用品的配给制和严重的货币贬值；同时，货币贬值更加重了配给制的困难。在战后的经济短缺中，商品与食物之所以从货架上消失得千干净净，并非是由于它们已不复存在，而是被人囤积居奇。所谓居奇，就是追求暴利，而在货币严重贬值的环境下，居奇者将绕开货币，直接进行物物交换，以获取最大的利益。
于是，黑市成为了配给之外最活跃的交易方式。
在西德，粮食毫无疑问是最稀缺的商品，与饿着肚子相比，一切财富都是浮云。受战争伤害较少的农民，家中尚有余粮，自然成为黑市交易的大赢家。城里的富人和中产阶级蜂拥而至，他们用家中的金银财宝、油画，甚至家具和衣物，来换取面粉、鸡蛋、肉类与黄油，农民们突然奢侈地用起了金贵的瓷器、高档的家私。而城市中的黑市同样极为发达，连盟国占领军也兴致勃勃地投身到人气旺盛的交易之中。美军的物资由政府提供，而这些香烟、肥皂、刮胡刀、咖啡、罐头、巧克力都成为市场中的抢手货。在这些商品中，以香烟最为夺目，它具备了通货的接受度高、流动性好、易携带、易分割、高度均质的特点，在帝国马克形同废纸的时代，开始正式充起当货币的角色。美军自然成为这一最稀缺的货币商品的居奇者。他们以一美元一条香烟的价格从军队供应社购买，在市场上可换到价值上千帝国马克的各类金银珠宝。
美军以廉价的香烟换取了德国人贵重的莱卡相机和三角钢琴，这与今天美国用比香烟更不值钱的美元纸片，来换取各国宝贵的商品在本质上是一样的。当年，美国占领军竟然有些不好意思了，毕竟这种掠夺式的交易，使得纽伦堡对纳粹战犯庄严的审判，看起来更像是胜利者们的分赃。
要在德国重新建立正常的市场秩序，显然无法依靠“香烟本位制”，而帝国马克又已彻底丧失信用，所以币制改革就成了重中之重。仍然同苏联1922 – 1924年的货币改革思路一样，要用更加稳定的新货币去取代旧的货币，但当年苏联有5000万英镑的黄金储备打底子，切尔文和金卢布以少换多，顺利地取代了苏维埃纸卢布。麻烦在于1948年的德国，经济早已破产，黄金没有，美元未到，第三帝国倒是留下了大笔国债，其数额高达1939年德国GNP的400%!
1948年的货币改革，再度面临着1923年沙赫特所遭遇的窘境，新的马克改革将再度唱一出货币储备的“空城计”，不过这一回的总导演换成了美国人。美国人在货币领域的造诣已在德国人之上，所以他们没有去请前德国的“经济沙皇”沙赫特。美国人制定的方略包括三个法案，这就是货币法案、发行法案和兑换法案。
通过“货币法案”，建立德意志马克(DM，Deutsche Mark)的法定货币地位，以取代帝国马克(RM，Reichsmark)；“发行法案”奠定了西德联邦银行(Bank Deutscher Lander)的中央银行地位，1957年后，变为大名鼎鼎的德意志联邦银行(Bundesbank)；“兑换法案”则需要解决新旧马克的兑换比率，以及执行细节。
货币改革首先面临的问题，就是以什么样的新旧马克兑换比率最合适。美国人翻出德国银行体系的资产负债表进行了一翻研究，发现在1935 -1945年的十年中，德国的现金流通量和活期储蓄的总额(Ml)增长了500%，而战争导致德国GNP同期下降了40%，这意味着在货币超发了5倍的同时，市场上的商品和服务总量却缩水了近一半，里外里算在一起，货币对商品与服务的比例出现了接近10：1的超发规模。因此，如果将物价指标定在1935年的战前水平，货币流通量需要缩水90%，所以美国人决定将新老马克兑换率定在1：10。
关键的问题在银行系统。银行好比一个扁担，一边挑着老百姓的储蓄，另一边挑着放出的贷款，储蓄对银行而言是一种负债，因为当人们取钱时，银行有义务提供足额的现金。贷款才是银行的资产，贷款会产生利息收入，银行因此而赚钱，赚来的钱成为了银行的资本金。银行家们就像挑夫，资产与负债要两头平衡，口袋里装的是自己的资本金。经营好了，就从资产那头取些银子放到自己的口袋里，要是亏损了，就从口袋里抓出一把银子放到负债那头去。总之，扁担两头始终要平衡。货币改革之后，储蓄那边10个旧马克换1个新马克，缩水了90%，扁担失去了平衡，因此，放贷那边也得缩减，比例相同才行。这里面存在着一个大问题，银行的放贷在战争中很多是借给了纳粹各级政府，现在这些政府都没了，贷款也无法收回，结果是负债多而资产少，银行的扁担无法平衡，这意味着整个银行体系可能因资不抵债而破产。美国人说，不要紧，给纳粹政府的放贷全部作废，中间出现的资产窟窿由未来新成立的联邦政府的国债充抵，保证大家的扁担平衡，口袋里还有些余钱。于是，美国人与银行家皆大欢喜。
按照要求，老百姓必须在限期之内将全部旧马克现金存到银行储蓄账户中，过期作废。银行家们将每个储蓄账户一分为二，一半的储蓄以10个旧马克换1个新马克立刻兑现，另一半要等90天后视物价情况再决定怎么兑换。另外，为了保证商业和生活的正常进行，占领军当局向德国人提供日常生活所必须的新马克，每人可将40旧马克按照1：1的兑换率换取新马克，雇主为每个员工可换到60新马克的基本生活费。
看不懂奥妙的人，可能会觉得这套办法很公平，其实，这里面掠夺财富的学问深了去了。
德国的富人和有产阶级，其主要财富形式是股票、房地产、金条、珠宝、油画和其他形式的实物资产，而穷人和中产阶级的主要资产全在银行储蓄里。你要是富人，恭喜你了，你的购买力不会因货币改革而受损，如果你是工业家或大商人，借了银行的巨额贷款，购置了土地、房产、商品或原材料，那么更要恭喜你了，你的负债已经减少到10%，其他部分将由穷人帮你偿还。如果你是穷人和中产阶级，抱歉了，你的财富绝大部分被转移给富人了。在市场商品、房地产和资产价格很高的情况下，货币改革一把抢走了穷人和中产阶级90%的购买力，实际上这是一次社会财富的重新分配．通过掠夺穷人和中产阶级来增加富人的财富。
难怪沙赫特闻讯大叫狠毒：“这是蓄意破坏德国的社会结构，造成的后果比1923年的超级通胀更加邪恶……这是一种包藏祸心的企图。”不知老沙是不是因为参与谋杀希特勒被纳粹打入大牢，没收了家产，只剩下退休金的储蓄，才如此痛彻心扉。
在执行过程中，占领军当局为了迫使囤积物资的企业向市场尽快出售产品稳定市场，因此只为企业提供了相当于发放给民众17%的新马克，这一招的确起到了增加市场供应、巩固新马克信用的作用。
当新旧马克兑换完成后，货币流通总量缩减了93.5%，与设定目标略有偏差。
很多人将1948年6月的货币改革和推行自由市场经济政策，看成是德国经济起飞的主要原因，其实，现代工业体系的复杂程度并不是像摆地摊自由交易那样简单，市场原则只需要较短的时间就可建立，但强大的工业生产能力却需要漫长的积累。自由贸易的经济环境决不可能替代生产力经济的基础。
德国工业奇迹的根本原因是其强大的工业基础实力尚存，货币稳定、市场经济和马歇尔计划则创造了良好的外部条件，即便具备了这些条件，经济奇迹仍需强有力的外部机遇。1949年，德国再度出现了38%的严重通货膨胀，迫使新成立的中央银行紧急刹车。到1950年初，德国的国际收支逆差严重恶化，美国不得不率领经合组织(OECD)对德国进行救援。真正促使德国经济崛起的强大外部机遇还是1950年爆发的朝鲜战争，持续三年的巨额军用物资订单，才启动了德国工业机器的满负荷运转，最终将德国经济推入了高速起飞的轨道。否则，德国工业只能依靠本国和欧洲市场的缓慢复苏。
1948年6月20日，当美国人正式在西部德国启动新马克时，苏联立刻意识到美国试图单方面分裂德国的意图。尽管西德尚未成立联邦政府，但新的货币和新的中央银行已经标志着新的政府即将产生。
至少在此之前，苏联对美国仍然存在着合作的幻想，在经历了4年残酷的战争之后，苏联急需休养生息，没有能力也没有欲望去再次投入一场更大规模的战争。斯大林并非一个想在全球搞“输出革命”的狂热分子，而是冷酷的现实主义者。斯大林的一贯主张就是在一国建成社会主义，这与托洛茨基恨不得全球一起爆发革命的思维有着本质区别。斯大林也支持中国和其他国家的共产主义运动，但出发点是为给苏联创造更大的战略安全缓冲区，而并非在全球推翻资本主义制度。现实主义使他认识到，在西方更为先进和发达的生产力优势面前，苏联必须在战略上采取守势，先自保，再发展，而后图强大。
罗斯福对苏联采用怀柔策略，斯大林则报以合作态度；罗斯福承认苏联的势力范围，斯大林就答应加入布雷顿森林体系。斯大林始终将苏联的国家利益放在了社会主义的使命之上。他在20世纪20年代出资3000万金卢布资助蒋介石北伐，并培植西北军冯玉祥的势力，就是为了削弱中国北方的亲西方军阀和东北亲日的张作霖，缓解苏联远东所面临的帝国主义压力。在1918 – 1921年苏联国内战争期间，日本和西方帝国主义军队正是从东部打进了西伯利亚，对苏维埃政权的生存构成了巨大威胁，这一凶险的景象在斯大林的脑海中仍然历历在目。他在支持国民党的同时，却始终压制共产党发展自己的军事实力，就是担心破坏了他的整体战略。张学良兵谏蒋介石，斯大林从中国抗战能够拖住日本，而使其无力北进的考虑出发，力主放蒋回南京。即便是到了解放军即将渡江解放全国的前夕，斯大林仍然在意当年对罗斯福的承诺，建议中国划江而治。
斯大林如此冷酷的现实主义，使他并不想成为挑战美国霸权的急先锋。但是，斯大林却也不是消极的防御者，他坚信最好的防御就是进攻。在杜鲁门步步紧逼之下，苏联的防御本质体现在强硬的进攻态势之中。
德国的货币改革，事先并未同苏联达成共识，这种单方面的行为破坏了罗斯福与斯大林所达成的默契，如果任由杜鲁门胡来，将使苏联在东欧越来越被动。因此，斯大林必须对杜鲁门给予迎头痛击。
对于美国在西德开始发行新马克，苏联立刻发出抗议照会，指出西方实行单独币制改革旨在分裂德国。当西德开始发行新马克时，旧马克在苏占区仍是法定货币，于是旧马克铺天盖地地涌入东部德国，苏占区人民的储蓄顷刻化为乌有，通货膨胀立刻飙升，市场秩序大乱。几天后，苏联驻德军事长官索科洛夫斯基宣布，苏占区和大柏林区实行币制改革，发行东部德国的带有特殊标志的马克，以保护苏占区经济免遭西方占领区币制的破坏。德国出现了两个占领当局发行的两种马克，国家的分裂已成必然。
就在美国进行西德货币改革之后的第四天，苏联宣布了震惊世界的“柏林封锁”计划，从1948年6月24日起，全面切断西德和柏林之间的水陆交通。在具体做法上，苏联留有余地，仅切断水陆交通，从汉堡、汉诺威、法兰克福通往柏林的3条空中走廊仍保持畅通。
德国的货币战争，终于引发了真正的冷战。
4.3 煤钢联盟，欧盟与欧元梦想的摇篮
1949年5月柏林危机结束后，德国经济开始加速运转，此时一个越来越紧迫的现实困境制约着工业生产的急速扩张，这就是德国工业的能源和原材料供应出现了巨大缺口。
德国的工业能源主要依赖煤炭，同时工业发展又急需钢铁，没有煤炭和钢铁，德国工业就不可能发展，而煤钢主要来自德国鲁尔和萨尔两大地区。萨尔早在1947年就被法国夺走，鲁尔又成了法国急于下咽的肥肉。但是，美国人不能允许站在冷战最前沿的德国出现经济崩溃。于是，各方利益妥协的结果就是鲁尔工业区由盟国成立的IAR(International Authority for the Ruhr)共管，由它来制定德国能够得到多少煤炭和钢铁份额。如此一来，德国经济的命脉就被死死地卡在法国人手中。
德国当初最紧迫的任务就是尽快成立自己的联邦政府，没有政府，不结束占领军主宰德国一切事物的局面，德国的一切发展就无从谈起。而法国将鲁尔共管作为同意联邦德国建国的重要条件，德国人不得已只得被迫接受。随着德国经济实力的日渐壮大，德法之间的矛盾逐渐被激化。人们仿佛再度闻到了一战之后德法紧张关系的气息。
法国对德国的忌惮之深，根源就在于1870年以来的70多年时间里，法国三次被德国入侵，而且从来没有单凭自己的实力打败过德国。法国的工业革命起步远比德国更早，但由于频繁的革命和战乱不断地打断法国工业的发展，致使德国工业后来居上。德国人的严谨刻板似乎比浪漫随意的法国人更适合于从事大工业严密、复杂而精确的运行工作。虽然两次大战的结果都是法国人以政治和军事上的胜利者自居，但在经济上，法国很快再度成为德国的手下败将。法国再也没有拿破仑时代叱咤欧洲大陆的雄心胆略，如果没有英国和美国的同盟，法国人与德国这头猛虎做邻居，时刻都会提心吊胆。
法国极力支持永久“阉割”德国工业的摩根索计划，并且亲自操刀割去了萨尔与鲁尔两个心头大患。但是，随着冷战氛围渐浓，美国开始对德国更加倚重，反倒是看法国越来越不顺眼，特别是在法国盛行的“戴高乐主义”，更令英美反感。戴高乐主义的核心就是，法兰西的命运必须由自己操盘。
随着美国的政治天平渐渐滑向德国一边，法国单独面对日渐强大的德国感到越来越吃力。法国必须想出一个周全之策，既能永绝战争后患，还能有效地控制这头猛虎。苦思冥想之下，法国人终于想出了一条妙计，这就是“舒曼计划”！
1950年5月9日，法国外长舒曼在记者招待会上，出人意料地提出建立一个“超主权”经济实体，将法国和德国的煤炭和钢铁生产能力置于该实体之下，共享资源，共同发展，共同管理，而且这一架构完全开放，任何欧洲国家都可以申请加入。这就是后来的“煤钢联盟”(ECSC，European Coal and Steel Community)。由于煤炭和钢铁都是国家发动战争不可或缺的资源，而将煤钢交由超越德法国家权力之上的新实体进行管理，将从根本上消除双方发动战争的意图与能力。难怪舒曼欢呼煤钢联盟“将使战争不仅无法想象，而且在物质上也绝无可能”。
舒曼计划首先获得了美国的大力支持，为了对付苏联，西方阵营的德法重归于好，拔掉了欧洲未来战争的导火索，煤钢联盟所形成的共同市场，也有助于欧洲经济的复苏，整体上有利于美国的战略目标。1950年的美国，正是国力如日中天的时代，它此刻急的是欧洲经济复苏不够快，美国出口的商品不够多，欧洲抗拒苏联的实力太薄弱。美国还不曾想到60年后的欧盟及其货币欧元，将对美元构成什么样的挑战。
法德和欧洲其他国家的民意也是一片叫好之声，本来法国民众在1950年已经普遍担心德法未来必有一战，现在一切云开雾散。德国人原本对法国强夺鲁尔和萨尔地区愤愤不平，法国入主动提出的煤钢联盟，一下子使德国人的心气儿顺畅多了。德法和好，使欧洲人对和平与繁荣的前景信心大增，只有英国在一边冷冷地旁观。
1951年4月，《巴黎条约》正式签署，煤钢联盟横空出世。除了德法之外，意大利、比利时、卢森堡、荷兰也加入进来，形成了“六国命运共同体”。6年之后，六国在罗马又签署了《罗马条约》，在煤钢联盟的基础上成立了“欧洲经济共同体”和“欧洲原子能共同体”，奠定了未来欧盟的基础。
煤钢联盟不同于任何一种以往的国际组织或者公司的形式，它的独特之处就在于“超主权”。所谓“超主权”，就是主权国家将部分经济乃至政治的最终国家决策权，让渡给新的实体，而这一实体在相当程度上将拥有国家的性质。
煤钢联盟的权力机构就是“最高理事会”(High Authority)，它由1名主席和8名成员组成，这些人虽然来自各国政府，但并不代表本国的国家利益，他们就职宣誓维护的是“共同体”的利益，而非国家利益。最高理事会可以行使三种权力：一是作出具备法律效力的“决定”；二是提出最终目标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建议”，但各国可以灵活处理实现方式；三是表达不具法律意义的“意见”。
煤钢联盟还设有“共同议会”(Common Assembly)，监督“最高理事会”。它的“议员们”必须经由各国选举产生，同样，这些人只“代表人民”，而不能“代表国家”。在类似三权分立的架构中，煤钢联盟还成立了自己的“仲裁法院”(Court of Justice)，用以仲裁成员国不守规矩时发生的法律纠纷。
如果煤钢联盟与成员国之间发生争执，将由具备国际法效力的条约来加以规范。这一形式的实质就是国中之国。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没有煤钢联盟，就不会有现在的欧盟，也不会有今天的欧元。正因如此，欧盟将5月9日“舒曼计划”的宣布日期定为每年的“欧洲日”。
其实，“舒曼计划”并非是舒曼的手笔，而是出自另一位高人，他就是被称为“欧洲之父”的让•莫内。
4.4 “欧洲之父”身后的“影子政府”
在法国的政治舞台上，总统到处有，总理满街走，仅仅是在法国第四共和国时代，1945 -1957年短短的12年中，就出现过24届政府，平均每半年换一次。如此频繁和混乱的政治局面，很难想象政府会有能力和时间去推行任何经济战略。不过，在公众视线之外，一些真正运作国家大政方针的人往往并不是那么耀眼。让•莫内就是一个法国最重量级的战略运作高手。著名的煤钢联盟也正是在他的运作下才获得了巨大的成功，被后人公认是战后欧洲一体化的总设计师。
莫内出身富商家庭，人脉资源丰富。早在一战爆发前，年仅20出头的莫内就在父亲的帮助下结识了许多重要人物。其中包括：
凯德斯雷爵士（Lord Kindersley）、英格兰银行董事、朗热兄弟公司的合伙人、哈德逊湾公司的董事会主席。朗热家族是最古老的投资银行之一，哈德逊湾公司更是世界最早的一批公司，曾在北美代表英王统治大片领土，其地位相当于东印度公司；
后任国联秘书长的德拉蒙德伯爵(Eric Drummond)，英国上议院的领袖之一：
后任美国国务卿的约翰•杜勒斯和中情局局长的艾伦•杜勒斯兄弟；
后任美国财政部长的道格拉斯•第伦(Douglas Dillon)，第伦家族在美国金融界也是声名显赫；
后任世界银行行长、美国驻德国最高军事长官、大通曼哈顿银行董事会主席的麦克罗伊(John J．McCloy)；
还有就是美国最古老的阿斯特(Astor)家族成员。
可以说莫内结交的都是英美最核心的统治精英。一战刚爆发，莫内就被“重量级朋友”介绍给法国总理，年轻的莫内提出应该加强英法之间战略物资统一的调度与运输，于是被派往英国，成为国际物资供应委员会法国代表，常驻伦敦，代表法国进行组织协调。在英国与他共事的英国代表就是他当年的老朋友亚瑟•索特(Arthur Salter)，后来他们义共同参与了《凡尔赛条约》的谈判和国联的创建，正是这个亚瑟•索特提出的“欧洲合众国”的思想深深地影响了莫内的人生轨迹，亚瑟•索特也是英国罗兹会社(Rhodes Society)的核心成员之一。
一战后，在凯德斯雷爵士的提拔下，年仅31岁的莫内就被任命为国联副秘书长，帮助打理秘书长凯德斯雷爵士的日常事务。国联本来就是罗兹会社一手策划出的产物，罗兹会社的终极目标是“将大英帝国的统治扩展至全世界；完善大英帝国向外扩张的体系；由英国国民对所有可资生存的地方进行殖民……在帝国议会实行殖民地代表制度，将分散的帝国成员统一起来，从而奠定永无战争，符合人类福祉的世界。”
罗兹会社在美国、加拿大、印度、澳大利亚、新西兰和南非等英帝国自治领地、殖民地和前殖民地遍设分舵。声名远扬的美国“外交关系协会”(CFR，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就是罗兹会社在美国的分支。罗兹会社在英帝国的各个自治领地不定期地秘密集会，统一规划部署，从幕后对政经政策的制定和实施施加影响，操控新闻、教育和宣传机构，首要目标是由英国以联邦的形式统一以英语为主要语言的国家，最终建立某种形式的世界政府，实现“天下大同”。
莫内作为一个法国人，积极投身到英帝国的统一大业中，当然备受重视。他频频代表国联四处活动。1935年，受国联的委派，莫内来到中国，担任蒋介石的财政顾问，对中国的经济及财政情况进行考察。当时蒋介石正在进行法币制度改革，中国的银本位崩溃后，法币到底是倒向英镑还是美元，这是英美都非常关注的问题。结果蒋介石选择了脚踩两只船的策略。
就在莫内仍在中国上海之际，后来朗热兄弟的合伙人乔治•摩南(George Murnane)拉莫内入伙做生意，与瑞典的沃伦伯格家族（Wallenbergs），德国的博世家族(Bosch)，比利时的索维斯家族(Solvays)，美国的杜勒斯兄弟、洛克菲勒家族建立起商业往来。
20世纪30年代末的莫内，被认为是同时代最具国际人脉关系的法国人。
二战爆发后，眼看法国兵败如山倒，莫内向丘吉尔建议，将法英两国合并成一个国家、一个政府、一个议会和一支军队，集两国之力对付德国。丘吉尔代表英国政府接受了这一想法，甚至当时走投无路的戴高乐也同意两国合并，但因法国总理贝当元帅坚决反对而作罢，后来贝当向德军投降，当起了维希政权的傀儡皇帝。法国沦陷后，他被丘吉尔任命为英国战争物资委员会的高级成员，前往美国求助。在美国，莫内又成为罗斯福的顾问，他建议罗斯福改变传统观念，不要根据已有的资源来决定需求，在欧洲面临灭顶之灾的时候，美国应该去寻找资源以最大地满足战争需要。为此，罗斯福开始了“胜利计划”的军事生产总动员，莫内在其中发挥了连英国人自己都难以实现的重要作用。战后，凯恩斯认为莫内使美国认识到了军事工业总动员的重要性，在1941年五六月份，莫内对英国的贡献是极其重要的。
在广泛的英、美人脉的基础上，莫内获得了马歇尔计划在法国监督实施的权力，戴高乐不得不借重莫内的人脉关系去打通美国的资源，并委派莫内制订法国战后的5年经济恢复计划。尽管戴高乐与莫内存在着国家主义和国际主义价值观的根本区别，但法国太需要美国的援助了。
战后初期，莫内沿着美国人的思路梳理出来的“莫内计划”，在对德国的问题上其实就是“摩根索计划”的翻版，主张彻底“阉割”德国工业。随着美国调门的转变，莫内开始筹划煤钢联盟的“舒曼计划”。当莫内兴冲冲地拿着“舒曼计划”来找英国当盟主时，英国的态度却非常冷淡。英国人心想，煤钢联盟将强化德法的利益关系，削弱英国在欧洲大陆的影响力，英国人没这个心情去成人之美。莫内不得已掉头回来支持法德主导煤钢联盟，并出任煤钢联盟第一任“最高理事会”的主席。
德法之间的核心人物也逐渐形成了一个小圈子，他们包括法国方面的前总理安托万•比内(Antoine Pinay)．法国情报部门的头头让•万雷特(Jean Violet)、莫内和外长舒曼。德国方面参加的有德国第一任总理康莱德•阿登纳(Konrad Adenauer)、原奥匈帝国的王储、哈布斯堡王朝的掌门人、泛欧联盟主席奥图•哈布斯堡（Otto von Habsburg），后来加入的还有与梵蒂冈银行关系密切的意大利银行家卡洛•培森提(Carlo Pesenti)。
洛克菲勒家族的掌门人戴维•洛克菲勒在自传中描述了这个比彼尔德伯格俱乐部更具争议性的欧洲核心圈子。“1967年10月，卡洛•培森提，一个拥有意大利许多重要公司的银行家……把我介绍给他的小圈子，在那里大家主要讨论欧洲当前的趋势和世界政治……让•莫内、罗伯特•舒曼和康莱德•阿登纳都是这个圈子的发起人……讨论用法语进行，通常我只是参加会议的唯一的美国人，不过有时这个小组在华盛顿开会时，尼克松总统的国家安全顾问基辛格也会前来一起吃饭。培森提圈子的所有成员都是欧洲政治和经济整合的积极推动者。”
毫无疑问，莫内是这些人中最卖力推动欧洲一体化的。在煤钢联盟的“经济超主权”首战告捷之后，他又开始推出更大的动作，将欧洲各国的防卫也搞成“军事超主权”。一个主权国家，如果没了经济自主权，再没了货币自主权，最后搞得连国防的自主权也丢了，主权国家也就完蛋了。莫内搞的欧洲防卫共同体(European Defense Community)最终被法国的戴高乐主义者们否决了。欧洲各国仍然保留在国家之间的防卫合作层面上，这就是当时刚成立的北大西洋公约组织(NATO)。
莫内干脆辞去煤钢联盟主席的职务，开始加倍努力地筹建一个相当低调的“欧洲合众国行动委员会” (ACUSE．Action Committee for the United States of Europe）的组织。这一组织在与美国国务院的密切配合下，在幕后对各派组织强力游说施加压力，最终促成了1957年《罗马条约》的签署和“欧洲经济共同体”的诞生。
“欧洲合众国行动委员会”的副主席麦克斯•科斯泰姆(Max Kohnstamm)，1973年成为洛克菲勒资助的“三边委员会”欧洲分支首任主席。
莫内圈子最终的目标非常明确，这就是建立一个“欧洲共和国”。这一“国际主义”的主张，势必同各国坚持主权观念的“国家主义”发生激烈冲突，如果在20世纪50年代就公开宣布他们消灭主权国家的政治主张，显然会激起欧洲各国从政府到民众的尖锐矛盾。所以，莫内圈子里的精英们只能悄悄地推动这一进程，在遭遇主权国家、社会民众的强烈反弹时，甚至需要借助重大的危机来“倒逼”改革，迫使各国政府不断交出工业、贸易、货币、财政、税收，乃至国防主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