煤钢联盟仅仅是开了一个头，目前正在发生的欧元危机也不过是个“危机杠杆”，好戏还在后面。
这样一圈能量非凡的银行家、政治家、舆论家、学术家、情报家们所组成的超级豪华阵容，正在幕后不动声色地推动着光怪陆离的国际政治舞台的旋转，他们与台上的政治家们时而配合默契，时而磕磕碰碰，台下的各国百姓看得云山雾罩、激动疯狂。
难怪1969年美国《时代》周刊将莫内圈子称为“欧洲的影子政府”。
1963年12月，莫内被美国总统约翰逊授予“总统自由勋章”，以表彰他的“杰出贡献”。莫内于1979年去逝。1988年莫内的遗物被法国政府“请进了”先贤祠(Pantheon)，世代享受香火。
4.5 美元从稀缺到过剩，金权的天平向欧洲倾斜
战后初期，美国贸易持续顺差，各国美元和黄金不断涌人美国，美国一度拥有高达世界黄金储备总量的2/3。美元源源不断地回流美国，而欧洲却陷入严重的美元短缺危机。这可愁坏了美国。
设计布雷顿森林体系的目的，就是希望美元流出美国，涌向世界，在国际贸易的大循环中为美国带来潜力无限的财富和控制力。输出美元事关美国货币战略的全局，为此美国制订了援助欧洲的马歇尔计划、援助日本的道奇计划，以及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等众多经济重建计划。更为重要的美元输出手段，还包括了美国跨国公司的海外直接投资，汹涌而来的海外投资美元大潮，在资金匮乏的战后欧洲横冲直撞，攻城略地兼并资产，引发了欧洲人的惊呼。美元此时占尽天时地利人和，一时间美元权倾欧洲。
20世纪50年代以来，欧洲经济正从战后的废墟里渐次复苏。马歇尔计划带来了滚滚的美元，布雷顿森林体系建立起稳定的货币环境，煤钢联盟形成了欧洲共同市场，在这一切基础之上，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如雪片一般飞来的军品订单，使得欧洲经济开始满负荷高速运转起来。从1950 – 1953年，美国在朝鲜战争中耗资约300亿美元，虽然远比不上二战的规模，但也足以让欧洲和日本发了一笔小横财。
对于朝鲜战争的融资，美国并没有采用大幅增强税等传统办法，而是更多地采取了“印钞票”来解决。由于美元独特的世界储备货币地位，美国在进行朝鲜战争时，再也不必像当年大英帝国在一战和二战中那样向美国大举借债，而是由美联储出面将国债“货币化”，向世界经济注入美元纸币，然后再竭尽所能地赖掉债务。
国债货币化所制造出来的大量“劣质美元”，开始随着美国在海外每年高达30亿美元的军事开支，以及跨国公司在欧洲的并购投资，而将通货膨胀的种子撒遍欧洲大地。无论人们是否意识到，也不管是主动还是被动，只要他持有美元，他就是为美国战争债务提供融资的倒霉蛋。
一切仿佛又回到了20年代，金汇兑本位制内在的双重信用创造的痼疾，在布雷顿体系下被扩张到了全球。正如1947年经济学家特里芬所发现的那样，美国向全球提供两种货币储备资产，黄金与美元，而且以35美元兑换一盎司黄金的固定价格将两者绑死在一起，黄金供应慢而美元增长快。美元扩张的内在原因在于，当美元被输出到德国，德国将由于外汇储备增加而不得不增加马克供应；同时，德国又会自动将美元再存入美国的银行系统，而美国由于回流的美元可在本国进行再度信用创造。这一过程还可以持续不断地进行下去。法国总统戴高乐的经济顾问吕夫，曾用更形象的例子来描述这一过程，美元反复的信用创造就如同“在舞台上行进的一队士兵，他们可以在台前幕后反反复复地出现”。结果必然是美元越来越多，流动性越来越泛滥，债务泡沫越吹越大，经济危机的后果越来越严重。20年代的金汇兑本位制所造成的债务泡沫破裂，导致了30年代的世界经济大萧条，五六十年代盛行的布雷顿体系所形成的美元泡沫，结局是70年代肆虐全球的美元危机和恶性通货膨胀。70年代后建立的美元本位制，在全球经过30多年的信用扩张和债务催生，最终导致的就是现在世界范围的主权货币危机！
由于金汇兑本位制的遗传毛病，美元的增长必然超过黄金，而维持美元与黄金之间的锁定价格，也就成为一个从逻辑上看根本无法持续存在的幻觉。特里芬在1947年发现的这一问题，在美元极度短缺的时代，在美国拥有世界黄金储备高达2/3的情况下，基本没有引起政治家们的关注。人们仅仅是把所谓的“特里芬难题”当做一个“有趣”的学术“脑筋急转弯”。
作为国际货币储备资产，美元必须持续不断地输出，以满足各国经济增长对本国货币扩张的需要；同时，世界经济的发展也要求美元输出的规模不断扩大，以保证国际贸易结算的进行。瓶颈在于当美元的输出规模大于自身的黄金储备时，就会自动引爆全世界用美元纸币去挤兑美国黄金储备的危机。
当60年代初，欧洲各国手中的美元第一次超过了美国的黄金储备总量时，美元在欧洲严重过剩的问题就变得异常刺眼。如何应付过剩的美元呢？欧洲60年代所碰到的问题，恰如中国现在所面临的处境。
4.6 欧洲美元，一片金融的新大陆
美元从稀缺的宝贝，变成了烫手的山芋。面对日益膨胀的贸易盈余和国际资本大规模涌入所带来的大量美元储备，欧洲各国政府的选择，除了买美国国债，就是兑换成黄金了。但是用美元兑换黄金的行为，在美国人看来类似敌对行为，在欧洲除了吃了熊心豹子胆的戴高乐，其他人并不太敢公开跟进法国的做法。但是手持巨额美元，却坐困美国国债，欧洲国家怎肯甘心。
这时，银行家们灵光闪现，他们发现了一块金融新大陆，这就是欧洲的美元市场。所谓欧洲美元，最早就是指的流入欧洲并在那里四处游荡的美元，它们金额巨大，缺少监管。后来苏联、中东等国将石油出口收入的美元也存放在欧洲的银行体系，它们也构成了欧洲美元的组成部分。再往后，凡是美国境外的美元，统统被称为欧洲美元。
如此庞大的一笔“闲钱”，除了购买美国国债，获得很少的一点利息收入，竟然在投资方面处于走投无路的窘境！国际银行家西格蒙德•沃伯格决心要撬开这片广袤肥沃的金融新大陆。
西格蒙德乃是沃伯格家族的后起之秀，他主要出没在伦敦和纽约，曾担任华尔街最富盛名的投行“库恩雷波公司”的高级合伙人。20世纪上半叶，库恩雷波公司威名之显赫，堪比当今的高盛。沃伯格家族曾经人才鼎盛，笑傲华尔街。上一辈的麦克斯•沃伯格，乃是德国皇帝威廉二世的金融顾问，代表德国参加凡尔赛和谈，一战后主导德国财政金融大权，作为德国帝国银行的犹太人董事，在纳粹上台后曾与希特勒在中央银行对峙了5年；保罗•沃伯格，美联储的总设计师，美国金融政策的核心决策者之一；菲利克斯•沃伯格，也是库恩雷波公司的高级合伙人，华尔街大佬之一；弗里兹•沃伯格，德国汉堡金属交易所主席，一战后期曾代表德国与沙俄秘密媾和。可以说沃伯格家族的势力遍布德国、英国、法国和美国。
西格蒙德同样是欧洲一体化的信奉者，与莫内圈子关系深厚。作为国际银行家，资本自由流动是永恒的理想，减少政府干预是起码的主张。他在20年代就认识到民族主义在欧洲已经逐渐过时，甚至建议泛欧运动应该从裁军开始，将各国的军事主权集中起来，由一个仲裁法院来处置分歧。二战爆发后，他又到处活动，希望建立欧洲的政治同盟，将英法先联合起来，再建立以英国为核心的欧联邦国家同盟，这个同盟应将军事、货币、交通、通信等主权纳入一个“最高权威”的统一管理之下。
二战后，他曾力谏英国政府加入欧洲共同市场，并向莫内和阿登纳阐述应将伦敦作为欧洲共同市场的金融中心，在欧洲金融整合方面发挥主导作用。当“煤钢联盟”建立后，他又主张由伦敦城来提供金融支持，可惜未被采纳。西格蒙德对莫内和阿登纳等人非常失望，“如果在战后的头几年，他们所领导的欧洲统一计划由伦敦作为其资本中心，他们后来一定会对英国感激备至。”在他看来，要进行欧洲的统一，唯一的出路就是从金融整合人手。
在对美国的问题上，他认为与美国的合作与欧洲一体化并行不悖，为了加速欧洲一体化，甚至可以借用美国的金融力量迫使欧洲的受援国放弃贸易壁垒。
与莫内等人相比，西格蒙德更具备银行家的专业深度。他看到了莫内推动经济整合的煤钢联盟的重大意义，并能从具体的金融运作人手去解决实际问题。他长期不懈地建议煤钢联盟进入国际资本市场进行融资，一方面扩大其资源和规模，另一方面吸引美国的私人投资者加入重建欧洲的进程。经过长期努力，他的想法终于开花结果，1957年、1958年、1960年和1962年，煤钢联盟先后在纽约资本市场发行了超过1.2亿美元的债券。
当欧洲市场淤积的美元规模越来越大时，西格蒙德猛然意识到，欧洲企业的美元融资为什么非要去纽约呢？欧洲美元不是近在眼前吗？
当欧共体把主要注意力放在货币联盟之时，西格蒙德则在考虑如何将欧洲的资本市场进行整合。在纽约库恩雷波公司的第一线，他亲身体会到华尔街强大的金融辛迪加是如何组织协调大规模的债券承销的，但巴黎和法兰克福显然不具备这样的金融战略远见。
四次为煤钢联盟在纽约资本市场的大规模融资实践，坚定了西格蒙德在欧洲组建强大的金融辛迪加的信念。困难是显而易见的，欧洲各国虽有共同市场，但那主要是贸易市场，而不是资本市场。各国对资本管制和汇率调整的政策千差万别，货币金融的法律规定也各不相同，要在欧洲发行前无古人的美元债券，必须在法律上绕开如此之多的监管暗礁，才能实现在欧洲资本市场上的统一发行，这决不是件简单的事情。西格蒙德正在做的，其实是将整个欧洲分割的资本市场，联结成为一个共同的资本市场！
要建立一个以美元计价的欧洲债券市场，最重要的就是必须有足够的美元掌握在欧洲的手中，这一点在美国输出美元的战略中，已经由欧洲贸易盈余、跨国公司投资、美国海外军事基地支出来提供了。另外．大批欧洲富有的个人手中也有巨额美元存款，还有就是苏联、东欧等社会主义国家的外汇存款，由于担心在极端情况下会遭到美国银行体系的冻结，因而也主要存放在欧洲。这些美元分别掌握在大公司、欧洲商业银行、各国中央银行和国际组织（如国际清算银行）的账户上。
人们可能会问，为什么这些美元不直接存到纽约的美国银行户头上去呢？除了苏联和东欧国家的担心之外，美国大萧条时代保留下来的金融业的“Q条款”，严格限制了美国金融机构的利息支付上限，如30天短期储蓄利息支付不得高于1%，90天的利息上限为2.5%。
下一个重要问题就是在哪里开始欧洲美元债券的试点呢？西格蒙德首选了伦敦。这不仅是因为伦敦作为世界金融中心的历史，更是因为英格兰银行对于欧洲央行们谈虎色变的热钱，采取了较为开明的政策。这些热钱，其存款时间较短，银行无法或不敢进行长期放贷，同时大进大出极易冲击外汇市场的稳定，故而央行们视之如洪水猛兽。但英格兰银行以国际银行家自居，哪有钱来了拒绝存款的道理？关键是如何处理好短存和长贷之间的矛盾。英格兰银行的应对之道就是建立国内与国际资本流动的防火墙，简单地说，就是类似“保税区”概念的金融特区，当然这是一个抽象的特区。英格兰银行规定，英国人不得购买外国债券，除非是严格意义上的“真实投资”用途的美元债券：在这一严格隔离的两个市场中，英国人所持有的英镑和外国人所持有的美元，大家井水不犯河水。外国人尽可以在完全不受管制的美元资本市场上随心所欲，而这一市场的所有活动完全不会影响英国国内的资本市场。这种安排比较类似于中国股票市场上A股和B股分别面向本国投资人和外国投资人。
西格蒙德为了说服英格兰银行支持欧洲美元债券在伦敦的试点，也是采用了威胁加诱惑的方式。他声称如果英格兰银行不取消对外国债券投资收益的高额印花税，那他就将欧洲美元债券转到政策更宽松的卢森堡或其他市场去发行。但是，他又强调，一旦伦敦成为欧洲美元债券的中心，那源源不断的美元就会流向伦敦城，它将重新成为世界金融的中心。这后半句对英格兰银行来说实在是诱惑难挡。就在好事将成的时候，伦敦证券交易所又跳出来横插了一杠子，拒绝欧洲美元债券在证交所挂牌交易。如果不能挂牌交易，那债券在交易后的交割结算是个大问题。后来交易所作出让步，但坚持美元债券必须以英镑标价，而且还是以战前英镑对美元的汇率为准，债券的真实购买只能在卢森堡进行，所用美元必须从政府控制的外汇额度中申请。西格蒙德郁闷地质问．金融创新咋会这么难？
在选择哪家公司进行试点时，西格蒙德倾向于为煤钢联盟发行美元债券，这不仅是为了赚钱，更是为了他多年笃信的欧洲统一的梦想。在给英格兰银行的说明中，他提到：“这将是一个简单的美元债券，并不附带任何货币期权。对于英国的外汇管制而言，它是一种外币债券，英国居民将会支付额外费用才能购买。因此本国居民不会认购。不过，他们将在伦敦得到报价，这一价格将是整个欧洲市场的基础价，这样会鼓励他们通过伦敦进行交易。”
就在即将水到渠成之际，英国外交部又出面干涉，他们认为在英国被欧洲共同市场拒之门外的时候，在伦敦发行欧洲经济共同体的债券，帮助它们进行融资，显得不太妥当。英格兰银行倒是很支持，虽然债券并不是以英镑计价，但是交易是在伦敦进行，这不正说明伦敦又开始成为世界金融中心了吗？
就在西格蒙德说服了英国监管部门，准备开张时，又碰到了新问题，欧共体的全体成员必须一致同意才能获得发行批准，但这一过程将耗时几个月。结果，第一单欧洲美元债券并不是西格蒙德心目中的代表作煤钢联盟，而是一家意大利的公司以I500万美元6年期债券，票面利息5.5%，发行价格为票面价值的98.5%，创下了首发记录。西格蒙德率领欧洲金融机构成功实现债券销售。从此，欧洲美元债券市场轰轰烈烈地拉开了序幕！
欧洲美元终于在美国国债微薄的收益之外，找到了一个巨大的投资空间。它的重大意义在于，欧洲人开始利用美元资源，借力打力，在发展自己的同时，并未落入美元国债的低收益陷阱，成为美国赤字财政融资被动的埋单者。这一点，对今天的中国，乃至整个亚洲的巨大美元储备，提供了一个具有重大战略价值的出路。
西格蒙德的尝试，使其成为当之无愧的“欧洲美元债券”之父。
4.7 货币同盟：欧洲整合的起点，还是终点？
在整个20世纪五六十年代，莫内毫无疑问是推进欧洲整合运动的灵魂人物，他所建立的“欧洲合众国行动委员会”，吸纳了欧洲众多的精英人物。在统一欧洲的活动中，莫内逐渐意识到经济一体化必须先行，而建立欧洲货币同盟则是撬动经济整合最强大的杠杆。
对于货币同盟，欧洲内部则存在着两种思路：一种就是莫内圈子极力主张的货币联邦，即各国交出货币主权，由超主权的机构执行各国经济发展统一的计划；另一种则是坚持搞货币联盟，各国只是建立稳定汇率的永久性机制，但货币发行大权仍然属于国家所有。从本质上看，这两种思路代表着欧洲内部的两派力量，货币联邦势力代表着欧洲的国际主义意识形态，他们最终的目的就是废除各国主权，建立统一的欧洲合众国政府；而货币联盟的支持者则是国家主义的坚定信奉者，坚信国家利益是最终的价值取向。货币的国际主义与国家主义之争，在过去的半个世纪里一直是欧元问题争执的核心。在今天的欧元危机中，这两种力量博弈的最终结果，将决定欧元的命运。
以美元为核心的布雷顿王朝存在着“遗传性的癌变基因”，这一点到60年代中已经显露无疑。美元不断贬值的破坏性冲击，构成了建立欧洲货币同盟的外部压力。在欧洲人眼里，美元已经从欧洲经济健康稳定的保护伞，蜕化为贸易动荡、货币危机的肇事者。1933年伦敦经济会议是美国与欧洲较劲的中心，现在仍然是双方难以破解的难题。欧洲经济要发展，货币稳定是前提。这是因为欧洲各国人口规模偏小，经济纵深不足，市场容量难以承载经济持续发展的压力，所以欧洲国际贸易的发展和共同市场的扩张就成了欧洲人最大的希望。但美元不负责任的政策，既威胁着欧洲人的外部贸易环境，又破坏了内部共同市场的秩序。欧洲人反复与美国人交涉的结果，得来的就是美国财政部长康纳利的一句名言：“美元是我们的货币，但却是你们的问题。”
美元贬值对欧洲造成的冲击，首先波及了德国。
1948年德国货币改革创造了一种独特的中央银行制度，这就是德意志联邦银行的独立性模式。美英中央银行在本国都很难奢望的超越国家政权制约的理想，在战后一片废墟的德国终于有了一块理想的试验田。所以美英设计的德国中央银行，早于西德联邦政府的诞生，这一违反世界所有国家建国原则和先例的做法，就是为了确保德国央行彻底独立于政府。
德国央行建立之初，既无黄金也无外汇，信用仍是一张白纸。面对国内全面破产的银行体系，在新马克以1：1O兑换旧马克的同时，必须彻底清理银行的资产。在纳粹德国统治时期，国民经济全面军事化，经济资源大幅投入战争机器，致使私人经济所需贷款甚少，同时德国战时经济实行配给制，人民有钱也买不到东西，这就造成了银行积累的居民储蓄无处放贷的窘境。银行无处放贷却又不能不放贷，否则银行就会失去收入来源而陷入亏损或倒闭，纳粹政府则充分利用银行的储蓄过剩，大量推出各级政府债券，银行在别无出路的情况下只能用人民的储蓄来购买政府债券，间接为战争融资。战后，德国纳粹政府没有了，银行持有的政府债券也就成了坏账。在这种情况下，德国央行规定凡是纳粹政府所欠银行的债务，一笔勾销。银行所蒙受的重大资产损失，由央行与未来的联邦政府分摊部分亏空，办法就是用央行发行的“平衡票据”(Equalisation Claims)来补充银行的资产损失。“平衡票据”类似于中国人民银行的“央票”，它以未来新政府的信用担保，由央行自身的利润来还本付息，而央行则相应减少向未来政府应上缴的利润部分。从本质上看，“平衡票据”就是用未
来德国新政府的国债去置换纳粹政府的老债务，只不过在政府尚不存在的情况下，由央行代为发行而已。
因此，德国的中央银行和整个商业银行体系的资产，在战后初期是建立在纯国债基础之上的，1948年德国马克堪称世界上最纯粹的“国债本位制”。
其实，国家货币的信用基石，既不是金本位，也不是国债本位，而是“生产本位”！只要这个国家具备强大的生产能力，能够创造出丰富的商品和优质的服务，那么国家货币的信用自然就是强大坚实的。金本位或国债本位只是“生产本位”的一种象征形式！一个国家货币的实力，归根结底是由该国创造财富的能力决定的。
当德国满负荷地开动工业机器，巨大的社会财富被源源不断地创造出来，优质的商品海量涌进美国市场和欧洲共同市场，滚滚的美元和黄金则涌入德国的国库。1950年德国尚无任何黄金储备，仅仅用了6年时间，德国央行的黄金储备就轻松超过了历史上的黄金大国法国，同时还积累了巨额美元储备。
当德国马克被世人们啧啧称赞争相拥有的时候，德国的中央银行家们开始趾高气扬起来．他们以马克的扞卫者的身份出现，频频与德国政府发生争执，总理阿登纳曾高声抗议德国央行“是一个不需要对任何人负责，既不需要对议会负责，也不需要对任何政府负责的机构……（货币政策的）铡刀却落到街头每一个人的头上”。阿登纳的愤怒是有道理的，马克坚挺的后盾不是央行的利率政策，而是千千万万的德国工程师和技术工人所创造出来的强大工业实力。
由于德国工业的竞争力，美元开始大规模涌入德国，这里面既有贸易导致的顺差美元，也有外国直接投资对德国的偏好，同时还有日益膨胀的热钱也开始进入德国。60年代初，马克开始面临越来越大的升值压力。为了维护布雷顿森林体系中各国货币汇率稳定的要求，德国央行开始被迫“印刷马克”来买人大量流人的美元，以遏制马克对美元升值的压力。这与中国目前为了保持人民币汇率稳定，而不得不增发人民币买人美元是同样的问题。由于马克增发形成了德国国内的通货膨胀压力，到底是以加息反通胀，还是以马克升值反通胀，引发了德国央行和政府的激烈争执，加息对经济不利，而升值对出口不利。1961年马克升值5%，修改了布雷顿体系，马克的崛起动摇着美元体系的大厦。
有一点需要明确，马克升值反应了德国工业实力的增长现实，布雷顿固化的汇率体系代表着1945年前后各国的经济发展水平。当德国经济从废墟中崛起为巨人之时，再用8岁小孩的鞋子给20岁的棒小伙子穿，尺码显然不会合适。但是，升值对德国的货币储备，特别是美元储备会造成相当程度的潜在损失，虽然在美元与黄金价格锁定的年代，这一损失并不会表面化。所幸的是，德国的货币储备中，黄金占的比重超过了美元，因此美元储备损失的程度会大大减轻。由于在30年中，德国马克的价值曾两次遭到摧毁，所以在德国央行的货币储备中，黄金始终占据着相当的份额。
但是，马克升值却在欧洲造成了一系列连锁反应。随着马克升值，荷兰盾也随之升值。法国和其他欧共体的国家开始担心共同市场国家之间的汇率动荡，将会影响区内的贸易经济平衡，最终破坏政治平衡。因此欧共体在1965年建议，欧共体的发展趋势必然需要形成一个货币同盟，先以汇率稳定为目标，再逐步过渡到欧洲单一货币。
由此引发了长达半个世纪的两派争议，以德国为首的一派认为，统一货币是个漫长的过程，各国经济的整合是前提，必须先有共同的贸易政策，共同的财政税收政策，共同的经济政策，共同的民生政策，才谈得上统一的货币。德国人并不认为超越主权的货币联邦存在着太大的可行性。以法国为首的另一派则坚持，货币整合就是经济整合的出发点，没有稳定的汇率就不会有欧洲经济的发展。其实双方争论的实质就是，货币同盟究竟是实现欧洲统一的起点还是终点，是手段还是目标。
随着越南战争的升级，美元贬值严重加剧，在急转直下的货币危机中，欧洲推进货币同盟的紧迫感大大强化了。
4.8 黄金大决战
法国除非站在最前列，否则就不称其为法国；法国如果不伟大，就不称其为法国。使法国伟大是我心中唯一的目标和我生命中最崇高的目的。
—— 戴高乐
1958年戴高乐上台，法国进入第五共和国时代。可以说戴高乐身上集中体现了法国人的特质：激情奔放、高傲冲动、充满理想主义的狂热。拿破仑时代以来，法国人的心理一直很不平衡，光荣与辉煌的时代似乎已经永远逝去，冰冷的现实则时时刻刻压抑着法国人恢复其伟大国家的渴望。法国是胜利者，却胜得缺乏荣耀；法国是强国，但强得不足以称雄欧洲。心比天高的戴高乐决心要重振法国的威风。
强烈的民族主义情怀，毫不掩饰的国家主义倾向，使得戴高乐与莫内圈子毫无共同语言。欧洲人常拿莫内开玩笑，说他是“除在法国以外，最有影响力的法国人”。戴高乐与阿登纳重归于好，并不是出于莫内圈子所主张的“放弃法兰西的主权”去搞什么欧洲合众国，他需要的是一个法国领导下的强大欧洲联盟，目标是挑战美国的世界霸权，在这样恢弘的构想中，甚至苏联都是戴高乐准备用来制衡美国的棋子。在戴高乐的心目中，“欧洲联合将由法国和德国完成，法国是赶车人，德国是马”。
戴高乐最耿耿于怀的就是美英称霸世界的格局。在二战中，罗斯福不喜欢戴高乐，因为戴高乐也想自己牢牢地控制自己的命运，如果大家都像戴高乐这样，那美国还能去控制谁
呢？丘吉尔也很讨厌戴高乐，即便是在逃到了英国的情况下，戴高乐那种傲慢、固执以及毫不妥协的倔强，丝毫不像在别人家吃白食的架势。而戴高乐则最痛恨盎克鲁-撒克逊人试图
主宰法兰西的命运，特别是在雅尔塔会议上，戴高乐遭到英美的排挤，没有搞到这次重大会议的入场券，更使戴高乐骄傲的心受到痛击。
在戴高乐掌权后，两次将英国挡在欧共体的大门之外，英国首相痛斥“欧洲大陆国家已经集结成为一个气势汹汹的经济集团。拿破仑战争以来，这还是第一遭”。戴高乐则当着官员们的面嘲笑英国首相是“一个可怜的人，我没有什么可以给他”。
对布雷顿王朝，戴高乐更是从心眼儿里往外地看不惯，凭什么盎克鲁 – 撒克逊人的货币在那里当柱子戳着，而其他货币只能看着它们的脸色行事？只要能将美元掀下马，哪怕惹上一身剐。戴高乐不仅这么想，而且也是这样干的。
经过1957 -1958年两次法郎贬值，法国的出口好转，美元储备激增。戴高乐在高参吕夫的指点下，已经瞧出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命门死穴就是黄金，只要抓住这个要害往死里打，美元的江山必然坍塌。到那时，群雄并起，豪杰四出，法郎带领着马克、里拉等众兄弟抢上货币金銮殿，试看天下谁能敌？
从1958年到1966年，法国平均每年用美元储备向美国要求兑换黄金的规模高达400吨，法国的黄金储备重新超过了德国。其他欧洲国家在美国财政部的压力之下，不敢轻易要求将美元换成黄金，美国给出的理由是，这样会破坏世界的金融状况，美国的潜台词很明确，谁拿美元换黄金，谁就是破坏世界金融秩序的“潜在敌人”。当然，美国对法国的行为恨到了牙根儿里，只是一时拿油盐不进的戴高乐没办法。60年代初，美国强迫欧洲央行掏份子建立起了“黄金互助总库”，共同抛售黄金以稳住35美元兑换一盎司黄金的底线。然而美元泛滥之势却有增无减。
1964年美国总统约翰逊上台之后，非但没有拿出削减财政开支改善国际收支平衡的具体办法，反而提出了一个耗资靡费的“伟大社会”计划和烧钱烧到手软的越南战争升级方案。约翰逊的“伟大社会”内容包罗万象，从创造美好城市环境，到治理污染；从向贫穷开战增加就业机会，到强化社会保险和救济；从普及教育，到公民权利；从开发农村，到修筑高速公路；从“抚育孤儿”，到关爱老人等115项立法。仅卫生、教育、落后地区发展三项经费拨款，就从1965年的81亿美元增加到1966年的114亿美元。越南战争的升级更是烧钱的无底洞，从1965年开始，美国飞机开始大规模轰炸越南北方，同年3月8日，美军地面部队在越南登陆，加快了越南战争的步骤，到1968年越战高峰时期，越南美军人数多达53万人。本来一个“伟大社会”就将耗尽美国的经济资源，而越南战争最终竟耗资4000亿美元！约翰逊既选择了大炮，同时还要黄油。他自信满满地认为：“毕竟，我们的开国先辈就是一手拿枪打
敌人，一手拿斧头建设家园，让全家温饱。”其实，约翰逊并不担心他的财政支出的来源，因为美国可以印钞票，让欧洲人去帮助美国埋单赤字。
美国财政毫无节制地花钱，最终激怒了戴高乐和所有欧洲国家。1965年，法兰西银行公然宣布，法国准备将所有新流人的美元储备和现有的部分储备，向美国政府要求兑换黄金。法国人以前拿美元兑换黄金，都是悄悄地做，不愿太让美国没面子。这一回，完全是当众抽了美国一记响亮的耳光。欧洲手持美元储备的债权国们，无不私下拍手称快。戴高乐还提出一项全球货币改革方案，加强黄金在全球货币体系中的作用，取缔美元和英镑的国际储备货币地位，直接号召欧洲国家夺权。
在法国的视野中，英美占据大西洋两岸，同气连枝，互为犄角。欧洲集团欲破美元强敌，必先打垮英镑，断其臂膀。
而此时的英国，已是危机四伏。
战后，英国一直力图恢复英镑区的努力，却不断遭到美国的严厉打压。特别是在1956年苏伊士运河危机中，英国遭到了美国断然的金融制裁，彻底断了恢复殖民帝国的念头。
二战中，英国的殖民地向英国提供的大量出口，形成了巨大的英镑储备。美国人迫使英国在1947年解冻这些英镑储备，结果触发了严重的英镑危机，使得英镑信用扫地，前殖民地国家纷纷投靠美元。英国被迫再次冻结英镑储备，这笔巨大的英镑外债负担一直压得英国财政喘不过气来，只要世界经济稍有波动，英镑就会产生信心危机。从1948年到1982年，英国资本账户的赤字状况在34年中出现了32次，以至在战后各国工业设备更新、技术飞速进步的繁荣时期，英国却由于历史遗留的英镑储备、外债的压力和庞大的海外军事开支，始终处于资金拮据的状态，经济发展落后于主要欧洲国家。到1960年，英国的货币储备为10亿英镑，但所欠的英镑外债却高达30亿，到60年代末，外债更高达60亿英镑，成了欧洲经济中的“英国病人”。
法国不仅用黄金攻击伦敦的英镑储备，猛击英国的痛处，而且还动用法国国家传媒工具来削弱英镑。法国持续将英镑兑换黄金的做法，造成了美国等“十国集团”和IMF组织的贷款，用以保卫英镑的努力化为乌有。德国在关键时刻，拒绝发表声明支持英镑，理由是“德国各界坚信英镑应该贬值”。1967年11月，在进行了艰苦的3年英镑保卫战之后，英镑宣布投降，贬值达14.3%。英镑的贬值立刻刺激国际市场大规模抛售美元，抢购黄金。
1968年3月17日，美国苦心经营的“黄金互助总库”垮台了。3月底，数百万美国人在电视上听到约翰逊总统宣布他将不再竞选连任。同时，美国对越南发动的新年攻势也无疾而终。《华尔街日报》哀叹道：“欧洲的金融家们正在将和平强加到我们头上。我们欧洲的债权人，已经迫使一位总统辞职了，这是美国历史上破天荒的事情。”
就在法国大获全胜，准备向美国的黄金储备发动总攻的关键时刻，一个突发的颇具戏剧性的事件扭转了整个黄金战争的进程。就在美国3月17日“黄金互助总库”垮台的5天之后，巴黎一所大学的学生们于3月22日突然占领校园，越来越多的大学陆续参与进来，并演变成了巴黎的“5月风暴”，整个社会一度瘫痪。
虽然人们不清楚事件的原因，但结果却是显而易见的，那就是法国从美国运回的黄金，又被迫老老实实地还给了美国。连戴高乐本人最终也因此丢掉了总统的宝座。
“5月风暴”在外汇市场上掀起滔天巨浪，法郎被大规模抛售，引发了雪崩式贬值。5月29日，法兰西银行行长向美联储打电话求救，美国人回答：“美元怕是不好白借，法国不是有黄金储备吗？可以卖出换美元啊。”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法国人愿意以35美元的平价卖给美国财政部，美国其实极度短缺黄金，而且黄金价格正在上扬，美国财政部却要求法国人降价10%。其实，IMF和其他许多买主当然都愿意以35美元的价格买人黄金。双方最后达成妥协，美国财政部以35美元价格出钱购买，法国人在巴黎向IMF交割黄金，IMF在纽约把自己的黄金交给纽约美联储银行。1968 -1969年，法国被迫以这种方式向美国平价出售了9.25亿美元的黄金。
法国人几年来拿着美元储备挤兑美国黄金的活儿算是白干了。
4.9 1971年美元“篡金自立”，建立美债帝国
尽管法国人的黄金攻势最终以失败而告终，但是法国在全世界掀起的黄金挤兑巨浪，却埋葬了美国一手建立起来的布雷顿森林王朝。
1971年8月15日，美国总统尼克松宣布，关闭美国的“黄金窗口”，停止美元与黄金的兑换。从此，布雷顿森林体系成为了一个历时名词。
本来美国可以选择重估黄金与美元的比价关系，如同1934年罗斯福将美元对黄金贬值一样，有人曾建议，将美元贬值到72美元兑换l盎司黄金，以反应美元在战后25年来过度增发的经济现实，但是美国貌合神离地浅尝辄止。因为美国已经不再需要黄金这个名义皇帝了。
美元已经成为事实上的世界货币，无论人们是否喜欢，也不管大家如何抱怨，布雷顿森林王朝都已经将美元深深地植入了各个国家的货币体系之中，人们越是挣扎，只会陷得越深，反抗越激烈，自己所受的反作用力也就越强烈。
25年来，美国成功地用美元将黄金与世界经济的联系进行了割裂，除了中央银行之外，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已经淡忘了黄金而习惯了美元。用美元去置换黄金的“李代桃僵”之计，现在到了瓜熟蒂落、水到渠成的时刻。
美元本位制取代金汇兑本位制，将对全世界产生的深刻影响，直到40多年后的今天，人们仍在咀嚼。经济在进步，社会在发展，但是危机却如影随形，而且烈度、广度和时间都在逼近30年代的大萧条。世界已经认识到，今天的全球货币体系存在着根本性的问题。
美元作为世界各国的货币储备，将导致美国国债成为事实上的全球储备核心资产。世界经济越是发展，各国货币增长对美国国债的需求就越是饥渴；国际贸易越是扩大，对美元输出的压力也就越大。美元好比播种机，在环流世界的过程中，将美国国债的种子顺手插进各国的金融系统，这些种子会发芽会长大，债务的利息增长将带来更多的美元需求。美元和美债在相互需求中，将具有自我增长的内在刚性驱动力，直到有一天，人们突然发现一个巨大的主权债务堰塞湖，压在了每一个的头顶，这时有人才会惊呼，这个债务堰塞湖是注定会破裂的！
当特里芬发现美元与黄金锁定的天然矛盾时，没有人在意，因为那是几十年后的危机，而不是今天的问题。当那一天提前来到时，人们却只得听天由命。
现在，当我们发现美元与美债同样存在着内在矛盾时，依然不会有人在意。但是，研究历史让我们明白，那一天终究会到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