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人的这个设计相当高明，在马克强大而法郎弱小的情况下，欧洲货币单位的“一篮子货币”的思路，对法郎有利。因为在“篮子”中的货币比例固定后，每5年才调整一次。其间，如果德国马克升值过快，为了保证“篮子”中马克的价值不能越界，德国将不得不首先拿出自己的外汇储备干预市场，降低马克汇率。这样，马克就成为其他国家货币的挡箭牌。同时，ECU将成为各国干预外汇市场的工具，并且最终实际上是由本国货币来偿还汇率波动造成的外债。
德国人强烈反对这种安排，认为这将“迫使德国马克货币的创造，完全失去我们的控制”。德国人明白，当贬值的美元涌人德国，德国将被迫增发马克来购买美元，才能保证马克不升值，而货币增发却失去了控制。同时，在稳定欧洲汇率市场的干预中，货币投机商打击弱势货币时，显然只有用强大的马克才能拯救这些国家，而他们偿还德国时，却可以用本国货币通过ECU来支付，这等于变相迫使德国增加了马克供应。
因此，德国人坚持汇率稳定操作，必须承袭“蛇形机制”，各国货币浮动不能相对于ECU，而是任何两组货币的相对汇率不能突破上限，这样，各国就只能用自己的外汇储备来调整汇率。这一招，将马克做挡箭牌的计谋，破解得千干净净。另外，虽然干预外汇市场的短期借贷额度大幅增加了，但德国坚持偿还借贷时，必须使用美元、马克或黄金，这就断了其他国家试图从马克身上“揩油”的念头。最后，德国也不同意建立共享的“外汇储备库”。
在启动欧洲货币体系的过程中，法国貌似取得了理念上的胜利，特别是ECU的推出。但是，德国在核心原则上，半步不让。新的汇率机制，不过是将“蛇形浮动”加以法律化，德国人的负担并没有增加，马克一家独大的局面，也没有出现任何变化。
欧洲货币体系建立的，其实是一个马克货币区。
6.6 再举莫内精神大旗，“欧洲行动委员会”在行动
“莫内圈子”在1975年散伙之后，推动欧洲合众国的精神驱动力处于瘫痪状态，大大延迟了欧洲经济货币联盟的进程。不过，“莫内圈子”中的核心骨干们，并没有意志消沉，他们在等待合适的时机，再度组建一个新的圈子，继续推进欧洲统一的大业。
20世纪80年代初，莫内原来的副手，荷兰人麦克斯•科斯泰姆(Max Kohnstamm)，逐渐成为新的凝聚核心。他曾长期担任“欧洲合众国行动委员会”的副主席，1973年成为洛克菲勒资助的“三边委员会”欧洲分支的首任主席。科斯泰姆尽管没有莫内那样的号召力，但他长期从事联络与协调的具体工作，与欧洲重要人物的关系熟稔，他自告奋勇地承担起新圈子的发起工作。众人本来就迫切需要一个交流与讨论欧洲问题的私密圈子，科斯泰姆登高一呼，老圈子的人立刻就像找到了精神家园一般，纷纷投奔过来。
1982年10月，科尔取代了施密特成为西德新一任总理，科尔也是莫内委员会的前成员，他一上台就宣称欧洲事务和欧洲政治联盟是新一届政府的优先政策。科斯泰姆觉得重新建立“新圈子”的时机终于成熟了。他开始四处联系老战友们，刚从德国总理位置上退下来的施密特和比利时总理廷德曼斯，作为莫内委员会的前成员，在科斯泰姆的影响下，也开始给从前圈子里仍然活跃在政治和贸易领域的老友们写信，询问他们是否愿意参加新的圈子，以“确保让•莫内的思想和方法继续作为欧洲联盟的精神指导”。
为了在1984年重新组建新圈子，科斯泰姆开始环游欧洲，逐个拜访准备前来参加会议的新老朋友，并带去会议的主题和未来的纲领。
1984年3月13日，科斯泰姆在布鲁塞尔正式启动了新圈子，参加会议的有比利时总理廷德曼斯，德国前总理施密特，各国金融与贸易领域的权威人士也纷纷赶来。德国总统卡尔•卡斯腾斯(Karl Carstens)虽然没有到会，但他表示卸任之后就会参与新圈子的讨论活动。会议达成共识，在新的形势下，恢复莫内精神，重建一个新的委员会。施密特认为，委员会应该“制定总体战略，来唤醒沉沦的欧洲”。会议还建议由施密特对欧洲货币体系(EMS)提出战略报告，其他成员则分别负责起草欧共体、统一市场、安全与防卫、西班牙葡萄牙加入欧共体等专题报告。施密特最后特别强调：“必须意识到尽管（法国总统）密特朗将欧洲问题置于考虑的中心，但是法国社会党内却没有这样的共识。”因此必须找到“一些能给密特朗留下深刻印象的人参与进来，以获得密特朗的战术性支持”。
这个最佳人选就是法国财政部长雅克•德洛尔(Jacques Delors)。科斯泰姆与德洛尔第一次见面是在1976年，之后两人一直保持着密切联系，莫内的思想和势力强大的圈子，对初出茅庐的德洛尔，具有不可抗拒的吸引力。德洛尔曾是法兰西银行的高官，自信而常常直言不讳，他的能力有目共睹，连密特朗也对德洛尔格外看重。
1984年6月，德洛尔通知科斯泰姆，密特朗已经同意让他参加科斯泰姆发起的新圈子活动，科斯泰姆惊喜之余，建议德洛尔将重新启动欧洲一体化作为一个主要的工作目标。后来，德洛尔在密特朗的支持和德国总理科尔的认可下，当选为“欧洲委员会主席”，这一职位相当于欧共体的内阁总理。对于密特朗而言，德洛尔是他在新圈子里的代理人，而德国人拉拢德洛尔进入新圈子的主要目的，正是为了影响密特朗全力推动欧洲整合。双方的默契就是将德洛尔放在“欧洲委员会主席”这一关键位置上，以便共同发力推动欧洲的经济货币联盟。
“新圈子”对德洛尔上任的消息自然是喜出望外，在关键岗位上安排了自己人，欧洲货币联盟的速度将大大加快。可是，德洛尔出任“欧洲委员会主席”后，新圈子就需要再安排一位法国社会党的人选，来填补德洛尔的空缺。作为临时措施，德洛尔将以“客人”的形式参与“新圈子”的所有活动。当德洛尔来到布鲁塞尔就任“欧洲委员会主席”后，“新圈子”立刻积极为他推荐欧洲委员会的组成人选。
1984年9月，“新圈子”被正式命名为“欧洲行动委员会”(The Action Committee for Europe)。 80年代中期的欧洲与世界，已经与50年代莫内委员会成立时的国际形势大为不同。苏联的威胁正在逐步解除，欧洲与美国联合起来对付苏联的内在基础日渐瓦解，西德与东德重新合并的可能性，已不再是遥不可及的幻想，一个统一而强大的德国将再度出现在世界的舞台之上，不仅欧洲内部的法国和其他欧共体国家感到心理压力加大，就连英国与美国也都顾虑重重，欧洲货币体系早已成为马克的天下，如果德国统一实现，领土被肢解的德国将重新成为政治巨人。此时此刻，由德国人发力推动的“欧洲合众国”运动，将促使美国产生对另一个超级大国出现的猜忌，而且欧洲内部也将被激发出强烈的民族主义。因此，“欧洲合众国”的刺眼字样，被笼统的欧洲所取代。
在欧洲整合的过程中，心理最为纠结的还是法国。日耳曼民族的彪悍，法国人早已深有体会。50年代法国主导的“煤钢联盟”，对于法国人而言是宽容和仁慈的美好感觉，欧洲联合代表着欧洲团结一致，在美苏两霸之间争取独立地位的大义行为。可是，80年代的法国，经济实力已经难与德国抗衡，法郎 更成了马克的跟班，当想到一个8000万人口、政治统一、经济强大、货币坚挺的德国再次出现在法国边境时，法国人就会从骨子里透出阵阵寒气。
法国总统密特朗的应对之道，就是将德国的经济与货币实力，与法国的军事和政治地位整合起来，实现一种对法国和欧洲都更为平衡的态势。德国有马克，而法国有核武器，进一步联合，则双方共赢，退一步分裂，则后患无穷、当法国人想明白这个道理，德国人信服这一动机之后，双方强化合作的动力获得了一个新的突破。德洛尔正好扮演了这种突破的关键角色。
就在德洛尔准备代表“欧洲委员会”，第一次向欧洲议会发表演说之前，科斯泰姆给德洛尔写了一封长信，就这次重要演说的内容，提出了一系列建议。德洛尔对此心领神会，在1985年1月的演说中，他正式提出到1992年，实现欧洲单一市场的重大目标。几个月后，“欧洲理事会”的各国首脑们正式批准了德洛尔的日标，并责成他完成实施时间表的细节报告。欧洲一体化立刻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1985年6月6日，在“新圈子”的第一次正式会议上，德国总统卡尔.卡斯腾斯主持会议，德洛尔提出了未来强化欧洲货币体系的计划。午餐会上，德国总理科尔对“新圈子”寄予了厚望，他认为“欧洲行为委员会”最重要的任务就是“将欧洲统一过程的历史重要性，传递给年轻的一代人。只有我们不断继承这一精神财富，才能够使欧洲统一的过程不可逆转”。
1986年，德洛尔与“新圈子”的关系更加紧密，他让同是社会党人的好友亨利•拿列特，接替他在“新圈子”中的位置，亨利•拿列特一直是密特朗的农业顾问，后担任农业部长。在“新圈子”的各次会议上，德洛尔将欧洲委员会的专家团队，甚至翻译人员都“借给”了科斯泰姆，以提供欧洲经济货币领域的最新动态。除此之外，德洛尔每年由欧洲委员会给“新圈子”提供22000欧洲货币单位(ECU)的活动经费。
到1988年9月，“新圈子”已扩大到92名成员，他们来自各国政府、各国政党、商业协会、银行金融业和欧洲议会。其中13名成员是莫内时代的老人。“新圈子”形成的决议，可直接送达德、法、英、意、荷、比和欧洲委员会主席的手中，这些决议，在很大程度上直接变成了政治家们在欧洲舞台上的台词。政治家们在外交场合所难以肩齿的玄机，在私密的小圈子里反倒能够畅所欲言，充分交流。“新圈子”主要从幕后推动欧洲一体化的步伐，而很少在媒体上公开宣扬他们的汁划，这样使得政治家们在国内政治舞台上，有足够的表演发挥的余地。这些同道巾人，山丁精神理念高度认同，很多人又是从50年代就开始共同奋斗的老朋友，相互信任，共同借力，彼此忠诚，绝不泄密，形成了坚不可摧的欧洲合众国的信念圣地。
6.7 德洛尔委员会，欧洲货币联盟的临门一脚
1988年，欧共体作为一个国家雏形的政治基础架构已经俨然成型，“欧洲理事会”、“欧洲委员会”、“欧洲议会”构建起未来欧洲合众国大厦的三大支柱。但是，要建成一个真正的国家，缺了中央银行这根最核心的柱子，是无论如何也不可能成功的。
货币联盟作为撬动欧洲统一的主要杠杆，从20世纪50年代就开始发挥重大作用，稳定欧共体内部的汇率关系，始终是促使欧洲各国合作的持续动力。
1970年的《维纳报告》，确立了货币联盟将从汇率联盟起步，1972年的“蛇形浮动机制”正是这一战略的具体表现。1979年启动的欧洲货币体系，最重要的突破就是形成了欧洲货币单位(ECU)，建立起欧洲的货币本位。然而，最终建成货币体系的关键部件——中央银行，迟迟未能获得重大突破。
谁掌握了货币发行权，谁就事实上控制着一切！
在这一关键权力的较量中，形成了德、法、英之间国家利益的外部博弈，以及各国财政部与中央银行之间的内部争斗。
如果从德国战后谦恭卑微的外交姿态与和平主义的国际形象，就判断德国人已经永远放弃追求世界霸权理想的话，未免也太低估了日耳曼民族的强悍意志。德国仅仅是学乖了，而不是变乖了！
德国支持欧洲统一的目的，是希望建立一个由德国驾驭的欧洲大陆。在军事上跛脚，政治上装孙子的窘境中，德国人手中唯一的重武器就是货币！德国人对于自己所需要得到的东西，异常清晰，始终如一，前后连贯，毫不动摇。欧洲的货币大权，必须也只能由德国中央银行进行实质控制。时间的优势在德国一边，欧共体事实上已经是马克货币区，德国经济凌驾于所有欧洲国家，国家统一即将实现，政治侏儒时代已日渐远去，苏联与东欧的衰落，为德国势力向东扩张提供了巨大的想象空间。在德国领导下的欧洲大陆，必将成为一个世界超级强权。在过去的一百年中，德国人吃够了急躁的苦头，这一次，它将以超级的耐心和毅力，去赢得属于自己的未来。
法国永远是理想远大，计划宏伟，但执行力不足。在它每一次与德国激烈争吵之后，德国人在面子上总能让法国感到些许宽慰，但仔细评估下来，却发现德国人其实没有作出任何实质性的让步。法国人对荣耀和拥有权力象征的快感，远胜于对权力执行中所产生的琐碎烦恼。法国想让未来的欧洲中央银行对它惟命是从，但它既缺乏实力，又没有耐心。
英国在心态上始终没有走出“伟大光荣”的过去，在英国人的眼中，20世纪的欧洲大陆，与19世纪没有什么区别。英国幻想着自己仍是当年那个举足轻重的欧洲砝码，偏向德国，则法国的雄心壮志不得不折戟沉沙，而滑向法国，日耳曼帝国的梦想就会烟消云散。没有英国的介入，欧洲大陆必然乱成一团。作为两个世纪欧洲的货币权力中心，伦敦岂能容忍由巴黎或法兰克福来决定自己的命运？
当各怀心腹事的欧洲大国们，参加1988年欧洲货币联盟峰会时，一出精彩纷呈的大戏上演了。
在1988年6月的德国汉诺威欧洲峰会上，德法正式启动了欧洲央行这一货币联盟赛事中的冠军决赛。峰会决定成立一个专家小组，来提出货币联盟的最终路线，这个小组成员中包括了12个欧共体国家的中央银行行长，谁来领导这一专家小组的工作，成为了峰会瞩目的焦点，这个人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冠军杯最终花落谁家。德国科尔总理最后亮出了底牌，他举荐的正是“欧洲委员会”主席，法国超级红人德洛尔！法国总统密特朗含笑点头，英国首相撒切尔在茫然中追随。
德国人这一招走得相当高明，科尔深知法国人非常看重声誉，由德国人出面领导专家小组来制定一个对德国中央银行有利的方案，注定会遭到法国人的坚决反对，而由法国人来领导，则可以充分满足法国人的虚荣心。只要实质上对德国有利，科尔会满脸微笑地将桂冠戴在法国人头上。这也正是德国人在“新圈子”里，格外卖力地去笼络德洛尔的根本原因。
对于德洛尔的任命，并非皆大欢喜。德国央行行长波尔就满腹牢骚。很明显，波尔认为自己才是货币专家小组的天然领袖，在12个央行行长中，他是理所当然的老大。再说，货币问题是央行的拿手好戏，财政部长出身的德洛尔，居然要领导央行行长们搞货币研究，既留下财政部指挥央行的恶劣印象，又是外行领导内行的糟糕先例。他还抱怨撒切尔夫人没有敏感的政治洞察力，“她竟然欢迎成立以德洛尔为首的专家小组。她应该知道这个安排有政治上的特别考虑”。波尔一度甚至拒绝参加德洛尔委员会。
在这一问题上，波尔对委员会的强烈反感，与他后来对委员会报告的赞赏之间，多少有些让人生疑。老辣的撒切尔正是看到波尔对德洛尔委员会的坚决抵制，才没有否决对德洛尔的任命。英国不愿意看到欧洲央行的出现，但也不想单枪匹马地挑战整个欧共体。但后来撒切尔却因为轻信了波尔而后悔不迭。
德洛尔委员会成立后，将主要工作全部移到了瑞士的国际清算银行中进行。国际清算银行，设计初衷就是中央银行们的中央银行，它从理念到氛围，从辅助团队到核心专家，当然都是严重倾向中央银行独掌货币大权的方案。谁是欧共体央行中的老大呢？当然还是德国央行。其实，欧洲中央银行垄断货币发行权，就是德国央行独霸货币大权。
不出所料，1989年4月，德洛尔委员会提交的《德洛尔报告》明显倾向于欧洲未来的中央银行将获得甚至比德国央行还要大的“独立性”。报告指出，欧洲央行“应该采取联邦形式，我们可以称之为欧洲中央银行体系(ESCB)。这个新的体系，应该被赋予完全独立自主的地位，它是欧共体的机构，而不隶属于任何国家。新的体系由一个中央机构（拥有自己的资产负债表）和各国中央银行共同组成。新的体系的职责是维持物价稳定。该体系的理事会必须独立于各国政府和欧共体的权力部门”。
《德洛尔报告》中还提出了一系列的政策指导，如资本流动自由化、金融市场整合、永久性货币自由兑换、永久性的固定汇率等。但这些内容不过是老生常谈，并无新意。最具爆炸性的还是“联邦制”的欧洲中央银行体系，它不仅代表了央行的彻底独立，更意味着各国将放弃“货币主权”。这个报告所产生的震撼力，远远超过了1970年的《维纳报告》。
《德洛尔报告》一经发布，立刻在各国激起了激烈争议，法国内部更是吵翻了天。法国总统密特朗看到报告后，才开始意识到欧洲中央银行的权力之大，远远超过了他的设想。他的焦虑和纠结溢于言表：
我并不反对中央银行，却反对它的某些运作模式。德意志联邦银行完全不受政府控制。我们的中央银行即法兰西银行虽然也有独立性，但决定经济和货币政策的却是政府。要如何做才能促使法国人共同推进货币联盟进程呢？我的印象是：如果德国人相信货币联盟不会影响他们良好、健康的经济状况，他们就会愿意推进货币联盟。然而，我却不是很愿意承诺这一点。没有政治权力的约束，欧洲中央银行将拥有国家主权的权力，那是很危险的事。欧洲货币体系已经是一个马克货币区了。目前德意志联邦共和国还没有权力管理我们的经济。但是一旦欧洲中央银行建立，它就会获得这个权力。
参加德洛尔委员会的法国央行行长德拉罗西埃，在法国政府内部变成了千夫所指的“罪人”。不仅因为法国政府从来就坚决反对法国央行的独立，更是由于他将法国经济的管理权拱手让给了德国人。回忆当时的情景，他认为这是他职业生涯中最严峻的一次考验。
财政部收到德洛尔报告的最终版本之后，我就被召唤到财政部会议室。贝雷戈瓦（财政部长）、特里谢和其他几个官员坐在会议桌的一边，我孤零零地坐在另一边。贝雷戈瓦表情非常冷淡。他说财政部对德洛尔报告的结论非常震惊、非常不满。然后他就让财政部副部长特里谢讲话。
特里谢的讲话要点是：德洛尔报告中所建议的欧洲中央银行独立性实在太过，比德意志联邦银行的独立性还要大。他说我在德洛尔委员会的讨论里，肯定作了过分的让步。
贝雷戈瓦接着就问我：‘你想要说什么？’我说我听到了‘让步’这个词。这是说我在德洛尔委员会达成货币联盟协议的过程里，我屈从了某些观点或者对某些观点作了让步。这不是事实。我是坚持中央银行独立性的，但这绝不意味着是一种让步或者牺牲法国的利益。只有中央银行及其附属单位拥有独立性，未来的货币体系才有可能运行。任何其他制度安排都是不稳定的。没有谁强迫我这么说，也不是因为这是德国人的观点，我就这么说。
这无非就是中央银行家们早在20年代就玩熟了的把戏。中央银行家们彼此先达成默契和共识，然后回头去游说各自政府同意他们的政策。在政治权力与金钱权力的游戏中，老谋深算的政治家们自以为玩了银行家，最终却是银行家们玩残了政治家。
当英国看到《德洛尔报告》后，撒切尔夫人气急败环，她开始意识到了让德洛尔领导货币小组是个可怕的政治失策，而德国央行行长波尔坚决反对德洛尔委员会的态度，让她产生了后果严重的错觉，她承认“最大的损害是，波尔反对货币联盟的立场本来众所周知，却完全没有在德洛尔委员会里表达出来”。不过，英格兰银行行长彭伯顿则兴高采烈地表示：
我认识到，从现实的角度看，建立和扩展单一货币是一个完美的计划。我要让人们知道我支持货币联盟计划。它将帮助英格兰银行重新赢得独立性，帮助英国建立更稳定的货币制度。撒切尔给我的简短指示是跟随波尔（德国央行行长）。我给撒切尔写了一封信，说万一波尔同意签字，我就找不到任何理由不签字了。如果我是唯一一个不在德洛尔报告上签字的中央银行行长，那我会显得极其荒谬可笑，我看起来就像是撒切尔的一条哈巴狗。
德国在大功告成之际，对撒切尔展开了软磨硬泡的游说攻势。但是，撒切尔在吃了波尔的大亏之后，已经不再信任德国人。于是，德国的盟友荷兰出手了。荷兰人在货币问题上，从来就是马克的应声虫。当荷兰人来到英国，撒切尔立刻就明白了他们的来意，这是德国人派来游说英国接受欧洲央行的说客。荷兰人苦口婆心一番开导之后，撒切尔坚持认为，英国加入欧洲货币联盟将使英国丧失灵活性。荷兰人巧舌如簧地回应，加入欧洲货币就好像开车带上安全带，并不会影响速度，而且安全更有保障。会后，撒切尔对荷兰人的评价就是，“夸夸其谈什么欧洲汇率机制，简直就是垃圾！”当英国财政大臣建议英国确立一个加入欧洲货币的时间表，铁娘子勃然大怒道：“那是一个特别有害的建议。你们永远不要再提这个话题，必须是我说了算。”
政治家与银行家的斗法，在欧洲起码可以追溯到文艺复兴时代，但是各国政府像这样彻底地将货币主权这一国家主权中最核心的部分，拱手让给银行家，在欧洲的历史上还是第一次。在金权与政权的较量中，金权获得了最终的胜利。在欧洲，已经不是国家在控制资本，而是资本控制着国家！
6.8 两条战线：德国统一与货币联盟
1989年11月，柏林墙倒塌了，东德立刻就要投身于西德的怀抱了，巨大而突然的德国统一压力，使科尔从欧洲一体化的发动机，一下子变成了刹车。
在战争中，德国人吃够了两条战线同时作战的苦头，现在，在货币联盟与德国统一这两个战略方向上，科尔宁愿先专注于德国统一。这不仅仅是德意志民族百年大计的核心问题，更是未来在货币联盟的战场上，赢得更大支配权的关键筹码。法国、英国，甚至德国的跟班荷兰，无不感受到一种无形的压力和时不我待的急迫感。
1948年，法国就曾经将德国鲁尔工业区进行国际共管（实际上则是将其置于法国的控制之下），作为西德联邦政府成立的交换条件。现在，法国人故技重施，密特朗强烈暗示科尔，德国统一的先决条件是放弃马克，接受欧元，加快货币联盟的步伐。否则，法国人将端出一盘令人望而生畏的大菜，德国有可能会面临“法、英、俄三国同盟”的包围和孤立，就如同一战和二战前夜那样。面对如此极端的威胁，科尔不得不让步。
德国被迫再度陷入两线同时作战的困境。欧洲货币联盟与德国统一，已经被法国人捆绑在一起。统一道路上的每一寸进展，都得在货币联盟问题上作出分量相当的妥协。德国统一的代价，就是放弃马克。密特朗将这一让步视作法国的巨大胜利，而科尔更是把德国人民被迫割舍马克的悲情，演绎到让所有观众耸然动容的境界。在德国央行主导欧洲央行大局已定的情况下，德国真正的损失，并非放弃马克，而是失去了赢得法国更多让步的机会。
还是撒切尔看得更透彻。1990年3月，她在伦敦宴请法国10大产业巨头时说：“德国已经是欧洲经济的支配力量，统一后又将成为欧洲政治的支配力量。”她认为：“欧洲一体化不是制衡德国的办法。法国需要和英国联手来对付德国的威胁。”铁娘子再次重申她的一贯观点，欧洲一体化是“把铁板一块的欧洲，拱手奉送给了德国”，这将增强德国的支配地位。
撒切尔确实不愧为一位杰出的政治家，她非常清醒地看到了欧洲统一未来的趋势，将是德国势力日益壮大，英国对德国的防范远比法国更具有战略远见。在撒切尔看来，法国不过是在为德国做嫁衣裳，最后会落得连人带财宝都送过去的结局。然而，她也是一位超级的现实主义者。她一方面绝不会容忍德国人通过欧洲央行来管理英国经济，另一方面却想得到欧洲货币体系中汇率机制的所带来的好处。用她的话说，就是“英国期望加入欧洲汇率机制，以便利用德国马克的地位，创造某种类似金本位的机制，来帮助英国控制通货膨胀”。换句话说，铁娘子拒绝了欧元的婚约，却渴望得到汇率稳定的聘礼。
1990年10月，英国决定加入欧洲汇率机制。德国人真是双喜临门，统一大业于10月3日正式完成，英国又收下了汇率机制的聘礼。再往前迈一步，连两次世界大战都没搞定的大英帝国，将会在德国的主宰下被整合进欧洲。德国驻英大使兴冲冲地来找撒切尔，既然英国收下了聘礼，德国自然希望趁热打铁，尽快促成英国嫁给未来欧元的婚期。
撒切尔：“现在德国已经统一了。科尔一定非常高兴。他现在可以实施更多的国内政策了。”
德国大使：“科尔总理将继续推进欧洲一体化，包括创建欧洲货币联盟。”
撒切尔：“你说什么？你想让我去找女王陛下，向她解释说，再过几年，她的头像就不会再出现在我们的钞票上了？”
撒切尔冷酷的现实主义风格，堪比当年的丘吉尔！在扞卫大英帝国的国家利益方面，没有半点含糊和游移。英国人与德国人确实有一拼，他们都是高度理智，目标清晰，坚忍不拔，绝不动摇。法国在自制力和判断力方面，与英国和德国还是有差距的，这也就是为什么在过去的200年中，法国只有在拿破仑时代风光过一阵子，在余下的大部分时间里，都是被英国和德国不停地推来搡去。
无论如何，科尔此时堪称欧洲最得意的政治家，在他的手中完成了德国统一的历史大业，志得意满之际，却大大低估了统一的困难。在德国统一的过程中，科尔所犯的最大错误，就是东西德马克之间兑换比例严重失衡，不仅为德国造成了20年的经济后遗症，还差点颠覆了欧洲货币体系。
1990年2月6日，科尔在没有征求德国央行、财政部和国会的意见，也没有通知欧共体其他国家的情况下，突然宣布西德马克将向东德供应的惊人消息。世界舆论为之哗然，马克早已不再是德国人的货币，它更是欧共体货币稳定的基石。这个消息一方面掀起了货币市场的惊涛骇浪，另一方面，却几乎立刻平息了东德混乱的人心。
1989年11月柏林墙倒塌之后，东德的局面基本失去了控制。人们在欢呼声中，大规模涌入西德“旅游”，不到2000万的东德人，竟有多达1OOO万人跨过边境来参观心仪已久的资本主义“天堂”，东德人被西德的先进与繁荣所深深震撼。东德的社会舆论形成了一边倒的声音，那就是加速实现与西德的统一。在这样的氛围中，东德政府一切旨在改造现有社会机制的努力和尝试，立刻被淹没在一片否定的浪潮中。人们已经无心工作，各种游行示威此起彼伏，政府濒于瘫痪，东德人陷入了一种普遍的狂热，他们恨不得立刻过上西德人那样富裕的生活，而似乎只要统一，富裕和繁荣就会马上自动降临。
1951年以来，政府一直坚持东德马克与西德马克等值，尽管双方的生产力差距日益扩大。到1989年，根据双方贸易指数折算下来，东西德马克比值为4.4：1，11月柏林墙倒塌之后，东德马克直线贬值到20：1。对社会制度信心的崩溃，直接反应在货币的黑市价格中：后来，人们承认，东德的外债规模被夸大了，经济状况并没有想象的那么糟糕。不过，人们信心的崩溃，加速了东德马克的贬值，也破坏了东德经济的基础。
为了稳定东德马克，1989年11月，科尔与东德政府达成协议，西德央行将提供38亿马克，供东德的旅游者们兑换，兑换比价为3:1。由于这一比价远比黑市价更优惠，巨大的套利诱惑促使更多的东德人来到西德，他们以3：1换取西德马克，回去以更高的价格抛出。结果，西德的马克供应，遭遇了东德人疯狂地“需求”，这也许是科尔的“货币计谋”，当西德马克在东德大行其道时，德国将事实上先完成“经济统一”，其他国家再坚持反对德国统一，也不能逆转坚强的货币利益纽带捆绑下的国家统一进程了。
东德人陷入了一种货币误区，他们把西德马克想当然地当成了财富本身，却没有意识到货币的价值在于其背后的生产力。放弃努力T作，只想靠拥有货币而致富的思想，弥漫在整个东德社会之中。东德自身的经济，在这样的普遍心态下，日益沉沦。同时，对西德的马克需求量却越来越大。实现货币统一的呼声，在东德形成了巨大的社会问题。东德人高呼，西德如果不把马克送过来，我们就搬到那边去！
这也正是科尔迫不及待地推出马克兑换的压力所在。
1990年7月1日，科尔宣布的马克兑换比价不是大家猜测的4：l或3：1，而是惊人的1：1。东德人当然喜出望外地实现了“立刻富裕”的梦想，但是，德国的财政和货币，则背负起难以承载的巨大压力。如果东德人能够开始勤奋地工作，那么西德经济的负担就会逐步减轻，但后来的情况远非如此。当“货币富裕”骤然来临时，东德人远不像西德人战后20年那般吃苦耐劳。德国马克的辉煌，在欧元诞生之前，都没有彻底恢复元气。
德国被迫靠印钞票来填补东德的经济窟窿，结果必然是通货膨胀。到1991年8月，德国的通胀已逼近罕见的5%。央行被迫大举提高利息。仅仅在三年前，德国的利息比美国低3%，德国统一之后的一年多里，利息竟然比美国高出6%!这是二战以来，大西洋两岸最大的货币态势逆转！
德国的利率飙升，造成了欧共体各国货币的一片混乱。各国被迫跟着德国提升利率，结果导致20世纪90年代初的经济衰退的进一步恶化。刚刚加入欧洲汇率机制的英国，还没来得及摸到汇率稳定的好处，却在德国升息的压力下，让英镑遭到索罗斯等人的饱和攻击，被迫退出了欧洲汇率机制。意大利、西班牙和法国也接连遭到汇率投机暴徒的血洗。
1991年12月，在衰退和危机中，欧洲的首脑们齐集荷兰的马斯特里赫特，共同签署了《马斯特里赫特条约》，欧共体变成了欧盟。根据《德洛尔报告》的调门，以德国央行为首。的中央银行家们，起草了欧洲中央银行章程。《马约》将货币联盟的最终完成时间定在了1997年或1999年。各国的财政赤字、通货膨胀、利率、债务等各项指标，将变成能否迈入欧元帝国的门槛。
欧元的诞生，终于进入了倒计时。
6.9 欧元帝国创世纪
尽管欧洲央行理论上属于超主权机构，但在实际运作中，却很难摆脱主权意识的渗透。1994年，围绕着欧洲央行的筹备机构——欧洲货币局的成立，德法之间再度爆发争执。
首先是欧洲货币局的地址问题，这将意味着未来欧洲央行处于谁的势力范围之中。德国当仁不让，提出法兰克福作为最佳选择，这里是德国央行的所在地，欧洲央行设在德国央行的眼皮子底下，便于施加有形和无形的影响。这是一个实质性的安排，德国总理科尔毫不妥协地拒绝考虑伦敦、阿姆斯特丹、波恩等其他城市。法国人最终还是没能守住底线。
在欧洲货币局的运作方式上，德国人坚持货币局必须拥有公开市场操作的职能，实质上发挥着中央银行干预外汇市场的作用，但法国人却担心大量的外汇交易将使法兰克福取代巴黎，成为欧洲大陆最大的金融中心，因而建议用欧洲央行与各国央行联合操作的模式，试图对公开市场操作进行“分权”。不过，由于德国人提供了货币局的主要货币储备，最终还是钱说了算。
1995年，希拉克在法国总统大选中获胜，戴高乐主义再次获得了政治影响力。希拉克虽不如戴高乐那么具有鲜明的法兰西主义色彩，但对法国主权问题还是非常敏感。他虽然不是欧元的反对者，但至少称得上是个怀疑者。尤其对欧洲央行的巨大权力，希拉克始终忧心忡忡。欧洲央行一旦开始运作，法国在货币、汇率、利率方面的国家主权，将丧失殆尽，法国经济的命运将由法兰克福那帮人来决定，对于笃信国家主义的希拉克来说，这是一个非常纠结的局面。在希拉克的支持下，法国财政部长卡恩(Dominique Stauss – Kahn)建议成立一个欧洲的“经济政府”，以便在政治上对欧洲央行进行制衡。这个卡恩就是后来担任IMF总裁，因绯闻事件被美国拿下的那位著名人物。
在这一非关键问题上，德国人倒是愿意作出让步。这就是1997年成立的“欧元集团”(Euro Group)。“欧元集团”由欧盟的财政部长们组成，他们定期与欧洲央行的官员一起讨论经济问题，尤其是汇率问题。法国人希望利用“欧元集团”，将国家主义的政治势力，渗透进国际主义控制下的货币权力核心。卡恩表达了法国对于加强政府对欧洲央行进行监管的政治必要性，“如果没有实质且合法、正当的政治机构的存在，欧洲中央银行很快就会被公众当作是负责宏观经济政策的唯一机构。”
德国人紧紧抓住货币发行实权，“欧元集团”对欧洲央行的所谓制衡，仅仅是没有约束力的“定期交流”。而德国人却实际得多，他们不仅嘴里吃着货币发行权的“肥肉”，还把筷子伸向了锅里的“财政大权”。
1995年，德国人建议搞一个《稳定公约》，对于那些财政赤字超过GDP3%的国家进行罚款。这下可惹恼了法国的希拉克，什么？德国人居然还要觊觎法国人的财政预算大权？罚款制度，不仅会使法国无法再动用财政力量去刺激经济，改善就业，而且会让法国在不得不这样做时，将被欧盟国家和世界舆论贬损地体无完肤，在欧元启动之前，法郎还得承受投机资本在汇率市场上的血腥屠杀。在希拉克的尖叫声中，德国人降了一些调门，把《稳定公约》改为《稳定与增长公约》（Stability and Growth Pact），严厉惩罚的效果被削弱了。
在欧洲央行行长的任命上，德国与法国的争执达到高潮。1997年11月，欧盟的成员国的央行行长们，一致提议欧洲货币局局长杜森贝赫，担任即将诞生的欧洲央行行长。但是，实际上决定行长人选的最终权力，仍然掌握在法国和德国的政治家手中。杜森贝赫是荷兰代表，而荷兰从来就是德国人的小跟班。其实，在欧洲央行的“宪法”中，已经将德国央行的制度全面进行了贯彻和强化，无论是谁来坐这个位置，执行的只能是德国央行的政策。这不仅是德国经济与货币的力量决定的，而且也被法兰克福所提供的一切软性辅助体系所强化。但是，法国人咽不下这口气，执意要将法国央行行长特里谢推到这个位置上。
所谓超主权的国际主义，从骨子里就弥漫着国家主义的色彩。权力只有一个，争抢的人却有一大帮，而且竞争者都是主权国家所推荐，这就形成了一个无法逃避的逻辑陷阱。
1998年5月，欧洲的首脑们为了欧洲央行行长人选，争执不下，几乎不欢而散。德国和法国各不相让，法国人坚持，如果杜森贝赫担任行长，那么他必须在2002年7月离职，也就是启动欧元纸币的半年之后。在12个小时的辩论之中，德、法、英、荷首脑们滑稽可笑地互相吐口水。
希拉克：“是谁让我们必须把所有的时间都浪费在讨论他能多工作几
个星期上？”
科尔：“你问‘是谁’，他可不是刚从街上随便冒出来的人，你心里
清楚。”
希拉克：“他（杜森贝赫）是牛！”
科尔：“我不喜欢大家这么说他。我相信他德才兼备。我们有必要以
尊敬的态度来讨论这个问题。”
希拉克：“是媒体这么叫他，我们才知道他有这个外号的。我可不能
让媒体这么叫我。我们已经接受了欧洲央行设立在法兰克福的事实。”
布莱尔（英国首相，主持会议）：“我们这次讨论没什么意义。”
希拉克对布莱尔：“也不严肃些。你是个这么明智而严谨的人，但这个程序一点都不明智和严谨。”
希拉克以否决杜森贝赫的候选人资格相威胁，科尔则宣布德国已准备好提前离开，结果又是一番争论，最后终于达成妥协。1998年5月3日，官方正式任命杜森贝赫为欧洲中央银行行长。杜森贝赫则立即发表声明，如果他不能完成8年的行长任期，那完全是出于“自愿”，至少在欧洲纸币引进之前，他不会辞职。
1999年1月1日，万众瞩目的欧元，在经历了近半个世纪的难产后，终于诞生了。可笑的是，人们仍称欧元为“体弱多病的早产儿”。
欧盟各国货币，以欧洲货币单位(ECU)为l欧元基准，按照1998年12月31日的市场汇率，进行货币兑换。此时的欧元，还是一种抽象的无形货币，主要用于金融市场、银行业务和电子支付领域。直到2002年1月1日，新的欧元纸币和欧元硬币启用，欧元正式成为了欧元区的法定货币。
欧元源于欧洲货币单位，而欧洲货币单位则是由“一篮子”欧洲国家货币所组成，每种国家货币背后的货币储备，主要仍是外汇和国债，因此，欧元从本质上看，就是以成员国的国债与外汇储备为抵押，所发行的货币。
这就形成了欧元内在的一个问题，成员国的国债与各自的经济发展和财政政策密切相关，因而，欧元价值的根源，来自各国经济和财政的健康。无法控制各国的经济与财政，就无法保证欧元的价值。欧元目前的困境，症结正在于此。
欧元已是开弓没有回头箭，欧洲统一的财政部是确保欧元继续发展的前提。目前的欧元危机，提供了一个“危机倒逼改革”的机遇。从欧元的发展历史中，可以得到明确的答案，推动欧洲一体化的力量早已树大根深，欧洲财政部的建立，不是会不会的问题，而是什么时间的问题。
当统一的欧洲财政部最终出现在地平线上，欧洲合众国的诞生还会遥远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