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4年是美国金融巨变的转折年，国内资本开始从银行向债券市场大规模转移，国际资本流入则由欧洲转向了亚洲。到1985年，沃尔克发现美国的货币供应再度开始爆炸性膨胀，但是美国的通胀率却从1984年的4.4%．降到了1985年的3.5%。由于大量金融创新的出现，Ml作为通胀的指标已经越来越不准确了。银行业在1984年底，开始大规模进入货币市场，支票账户中含有利息的成分在显著增加，这表明资金倾向于“投资”而非“消费”。Ml的膨胀已经不能说明“消费者立刻准备花钱”的冲动在积聚。因此，美联储从1984年开始，悄悄地废弃了以Ml增长为货币政策的目标导向。
1984年以来的货币供应膨胀，已经脱离了实体经济增长所产生的信贷扩张需求的轨道，而越来越多地反映为金融创新所刺激出来的金融交易需求。80年代中期以前，美国股票市值占GNP的比重通常在8%~20%之间，而到了1986年，这一比重剧烈攀升到了100%!这个现象说明，信用扩张已经摆脱了实体经济增长的约束，而成为金融资产自我膨胀的必然结果。美债帝国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美元从此成为“源于金融交易，为了金融交易，服从于金融交易”的工具。
金融全球化本质上就是美元债务的全球化，它导致了金融资产的增长速度和规模都远大于实体财富，这意味着相当一部分资产，由于缺乏财富的对应物，其实只是巨大的债务。金融市场的畸形繁荣，其本质就是债务驱动下的金融资产自我膨胀。80年代之前，美国私人、非金融类企业与政府的总债务，占GNP的比重大约为140%，80年代中则一举突破了165%，这是30年代大萧条以来的最高负债水平！1980年美国家庭负债占可支配收入的63%。到1999年，这一比率上升到90%，企业债务的上升势头也大体如此，而国债膨胀则更为惊人，与此同时，美国的贫困人口却从1979年的2400万，增长到1988年的3200万。
在欧洲美元的互动下，银行体系的表外资产业务空前繁荣，利率掉期、货币互换、信用担保、浮动利率按揭、资产证券化、杠杆收购、金融产品的期货与期权等金融创新层出不穷，仅在1982年，银行体系中就有高达2300亿美元的储蓄，流向了繁荣的债券市场。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对金融市场中过度借贷的“刹车系统”，却渐渐失灵，系统性风险与日俱增。
在沃尔克发动的反通胀战争中，“阵亡”的还有墨西哥、阿根廷、巴西、尼日利亚、刚果、波兰和南斯拉夫等大批第三世界国家，它们全都不幸地落人了美元的“债务陷阱”之中。20世纪70年代，石油暴涨所带来的滚滚石油美元，从中东再度回流到华尔街和伦敦的“金融异度空间”。在“第二次美国革命”的战略中，如何重新分配国际财富是一个1%的富人关注的重大问题，第三世界国家以低廉的价格向发达国家转移原材料，这是必须实现的战略目标。
有了石油美元这笔横财，国际银行家开始对第三世界国家进行大规模放贷，因为它们迫切需要进口价格高昂的石油，但美英银行开出的条件是，贷款利率必须随着伦敦银行拆借利率(LIBOR)而浮动。
美国和英国联手进行的高利率“化疗”反通胀，获得了一石数鸟的美妙效果。第三世界的美元债务国在80年代初，突然遭遇到利息高达20%的“高利贷伏击”，而它们赖以偿还美元债务的原材料出口，却在世界经济严重衰退中面临着价格暴跌的夹击，于是，这些国家纷纷陷入破产境地。IMF作为美元的“国际债务警察”被推上了逼债的第一线，当代“夏洛克们”要从第三世界国家身上，割下鲜血淋漓的数倍“鲜肉”。IMF给第i世界美元债务国开的药方，不过是华尔街大夫们早就准备好的“泻药”，越吃身体垮得越快。IMF要求债务国削减进口到极限程度，财政预算缩水到勉强度日的水平，货币贬值到出口原料跳楼甩卖的低廉，从而将发展中国家的经济资源向发达国家进行史无前例的大转移。经过IMF的债务重组，发展中国家在1980年时的美元债务仅为4300亿美元，到1987年却欠下了当代“夏洛克们”高达1.3万亿美元的新债务，这还不包括已经支付的6580亿美元的本息。第三世界国家遭到了远比两次世界大战损失总和还要高得多的惨重损失，
1987年，世界原材料的价格居然跌回到1932年的水平！从80年代初开始的原材料价格低迷，持续了整整20年！直到21世纪初，中国经济开始繁荣，才扭转了这一趋势。
近30年来，1%的富豪从美国中产阶级和第三世界国家身上，获得了现代经济史上闻所未闻的“鲜肉丰收”，世界财富的分配颠覆了20世纪前70年的规律，加速向极少数人集中。2011年9月开始迅速蔓延全世界的“占领华尔街”运动，正是99%的穷人意识到了长期伤害，他们不再是沉默的大多数，重新合理分配。“金权天下”对他们切身利益所造成的他们准备以自己的方式要求社会财富的
里根时代的新自由主义，使美国在短短的几年之内，就从一个世界上最大的债权国，沦落为最大的债务国。当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惊人战争消耗，将大英帝国从世界债权霸主的王位上给拽了下来．美国正是利用新兴债权国的威力，迫使欧洲债务国接受了美元霸权。新自由主义用差不多同样的时间，就重演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所造成的全球债权与债务关系的大逆转。当英国变成债务国之后，大英帝国衰落了，而美国变成最大的债务国之后，反而霸权更加稳固。这表明债务取代了债权而成为统治世界的新权杖，也意味着投资已经让位于负债，变成了刺激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这开肩了一个债务驱动型经济发展模式的危险时代。
7.6 美元的冰火两重天
1985年，当沃尔克最终将通胀降到了3.5%，美元已经基本摆脱了1979年世界范围的美元危机。高油价与美元绑定的货币战略，支撑住了摇摇欲坠的美债帝国，将美元从失去黄金的信心恐慌中解救出来，美围经济则付出了恶性通胀和严重衰退的沉重代价。更为糟糕的是，苏联这个石油出口大户，在70年代的石油危机中赚得盆满钵满，增强了与美国进行“星球大战”的军事实力。稳住了美元的霸权基础后，美国就腾出手来准备收拾苏联了。
1981 – 1984年，苏联政府出口赚取硬通货的唯一手段就是石油出口。1975年，苏联石油产量为9310万吨，到1983年增长到1.3亿吨，然而70年代末以来，苏联过度开采石油导致了后续乍产能力的匮乏一．1985年，苏联石油开采量在历史上第一次出现下滑，由于开采费用的增加与资金不足的问题，导致了石油产量下降了1200万吨，此刻，正好碰上了美国征服通货膨胀的关键时间点一
早在1981年3月26日，里根总统在私人日记中就提到了如何利用苏联的经济状况及其对两方贷款的依赖，对苏联经济进行致命打击的问题。1982年11月，里根总统签发了一项有关国家安全的指示（NSDT – 66），明确提出了给苏联经济造成损失的秘密任务。1985年3月，美国国务卿舒尔茨在给美国驻伦敦的大使馆发去的秘密电文中提到，“国务卿对国务院正在进行的石油价格暴跌将造成何种影响的研究报告，极端感兴趣”。此前一个月，沙特国王刚到过华盛顿，里根总统与他探讨了“石油与经济的关系”这一令人感兴趣的话题。9月，美国开始对沙特施加压力，要求沙特大幅增加石油产量，将油价压倒20美元以下。1986年4月，副总统老布什亲自来到沙特首都利雅得，告诫沙特国王“市场力量（而不是欧佩克组织）才是设定石油价格和产量的最好办法”。此话翻译过来就是，强烈暗示沙特全力增加石油供应，压垮世界油价。
当沙特开足马力铆劲儿生产， “市场力量”使石油价格从35美元一桶，直线掉到了1986年春的10美元以下。结果，苏联的出口崩溃了，西方的借贷渠道关闭了，粮食进口没了着落，城市食品供应配额紧张，贪污走后门猖獗，苏联民众反政府的情绪日益高涨。同时，石油作为绑住东欧各国的援助纽带断裂了，导致东欧各国在巨额西方债务的压力下离心离德，经济崩溃加速，终于诱发了苏东集团的解体。
战后美国和西方的工业经济基础严重依赖石油供应，石油价格低廉，则带来经济增长与市场繁荣，石油价格飞涨，经济就会陷入通货膨胀和发展停滞。沃尔克用货币手段达到的反通胀成果，只有在1986年石油价格暴跌的强化之下，才获得了持久的效果。
通胀在1986年降到了2%，利率随之深度回落。华尔街沸腾了。
不过，就在美国股市和债券市场一片繁荣之时，一股巨大的货币火山岩浆正在金融市场的表象之下，悄悄地聚集起爆炸性的喷发力量。
美元在20世纪80年代初的升值幅度，已经远远脱离了美国经济的基本面。在强势美元的冲击下，美国贸易逆差迅速扩大，工业经济受到了难以愈合的伤害，美国制造业的产量至少需要扩大30%才能使经济重新平衡，但强势美元挡住了经济平衡的道路。当大量海外热钱在美元高汇率的吸引下涌进美国之后，华尔街的金融资产泡沫迅速膨胀。廉价的信用如同便宜的石油，使得美国的消费者尽情享受着负债的快乐。美国的企业在垃圾债券、杠杆收购这类新兴金融工具的刺激下，开始了规模空前的大兼并热潮。80年代仅垃圾债的发行就达到了1700亿美元的惊人数字。
企业杠杆收购的致命问题，就在于用债务置换了企业多年辛苦积淀出来的资本金。大萧条以来，美国企业的资本构成中，从未达到过如此之高的负债水平。更根本的问题，还在于美国政府无法遏制的财政赤字，这既是美元霸权的福音，同时也是它的诅咒。既然美国选择了一条债务货币的道路，既然债务已经成为了美债帝国的权力之根，财政赤字就是必然的结果，因为盈余将赎回债务，从而瓦解这种权力的基础，那么人们怎么可能去指望美国财政会真正走向节俭和负责呢？
1979年英国放开了外汇管制，日本在1980年跟进了这一政策。由于英国是欧洲美元的最大市场，而日本拥有快速增加的美元储备，这两个国家放开了国际资本自由流动的闸门，世界金融市场从此更加风云变幻，暗潮涌动。美国的储蓄不足，而日本的储蓄过剩，世界经济严重失衡的问题在80年代已经暴露无疑。
沃尔克明白过高的美元估值最终必然以美元暴跌来回到经济的基本面，危险之处在于，必须在这一天到来之前，预备好经济的降落伞，他希望看到美元最终能够软着陆。1986年，美国的经济义到了衰退的边缘，可是华盛顿却没有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
此时，里根政府的财政部长已经换成了詹姆斯•贝克(James Baker)，他是美国统治精英集团中的后起之秀，贝克家族与洛克菲勒石油帝国有着四代的交情，同时还与布什家族渊源深厚。尽管他以前在竞选中曾反对过里根，却仍被里根委以重任。贝克明白美元必须贬值的道理，但却不愿正视沃尔克最悲观的预言，那就是美元会再现1978年遭到世界疯狂抛售的噩梦。如果出现这种最悲观的形势，沃克尔的降落伞就是被迫加息，阻止美元的自由落体。而加息正是贝克的大忌，他领教过沃尔克反通胀时断然加息的疯狂，那将是又一场经济的浩劫。他的铁杆兄弟副总统老布什，已经决定参加1988年的总统竞选，经济衰退将毁掉老布什的前程，同时他也将断送自己的政治生命。贝克决心用自己的一套办法来实现美元的有序贬值。
为此，贝克提出了两个阶段的方案：首先，建立一种类似放大版的欧洲汇率机制(ERM)，让主要货币对美元的汇率在lO%~15%之间浮动，希望用这个法子迫使其他国家拱卫美元汇率，避免可能出现的崩盘局面。然后，建立一套协调各国经济政策的机制，消除美国经济与欧洲和日本之间的不平衡。换句话说，贝克异想天开地希望搞出一个比欧元区更大更复杂的货币体系。经历过欧洲货币联盟曲折进程的各国中央银行家们，莫不暗暗摇头，更何况，贝克是想建立一个由5国集团财政部长牵头、中央银行家们打下手的世界货币联盟，这更是天方夜谭，沃尔克等人当然无法认同。因为一旦绑定各国汇率，货币政策就必须围着汇率转，中央银行就必须承诺利率政策需要服务于汇率变化，中央银行家们岂能俯首听命于财政部长的指挥？
1985年9月15日，强势的贝克干脆甩开了央行行长们，召集5国财长进行秘密会议，讨论美国提出的方案，这就是一周后达成的“广场协议”(Plaza Agreement)。这个协议并未明确对中央银行的具体要求，贝克要的只是美元贬值的趋势。央行行长们如释重负。结果，贝克的“广场协议”本身就产生了巨大的市场影响力，一周之后，美元就对马克贬值了12%，对日元贬值了8%，到1986年1月，美元贬值了大约20%。
贝克初战告捷，信心大振。1986年1月，贝克再接再厉，为了保护美元贬值的成果，力劝德国和日本出台经济刺激政策，并和美国同时降息。贝克的如意算盘是，大家共同降息，美元不会反弹，而且经济都能受益。财政刺激则是指望德国和日本增加对美国的进口，实现美国经济的再平衡。贝克的财政刺激方案被当场拒绝，德国人声称这不是逼迫我们搞通胀吗，德国可以忍受9010的高失业，但历史的惨痛教训让德国绝不会容忍通货膨胀。
碰壁之后，贝克转回来要求沃尔克降息，被沃尔克断然拒绝。结果，贝克利用美联储两位理事换届的机会，为老布什安插进“自己人”，招聘条件就是“敢不敢对沃尔克说不”。经过换届之后，里根一老布什在美联储的人马超过了沃尔克。在1986年2月24日的美联储会议上，沃尔克突然遭到“逼宫”。多数理事建议将再贴现率从7.5%降到7%，沃尔克在完全没有心理准备的情况下，异常愤怒，竟然摔门而去，这是美联储有史以来出现的第一次“政变”。眼看要闹到彻底翻脸的程度，贝克也吃了一惊，他可不是想“废掉”沃尔克，只是希望用“兵谏”的方式，迫使沃尔克就范。他知道沃尔克在华尔街的分量，要是公开闹翻，第二天股票和国债市场就会崩盘，而其他中央银行将坐视美元摔下山崖，到那时，贝克可就吃不了兜着走了。贝克只得妥协，沃尔克虽然面上没说什么，但对这次“政变”恨到了骨子里。
“广场协议”后，美元的贬值并没有使美国经济软着陆，美元承受的贬值压力骤然增加，沃尔克担心的美元暴跌已经呈现出明显迹象。1986年第二季度的数据显示，外国中央银行已经停止了美债购买，海外私人资本流入也在萎缩。美国长期债券的收益率已经出现红色警报。
贝克开始焦虑起来，德国人远比日本人难搞定，他们坚决不肯搞财政刺激，贝克只得提出以美国减少财政赤字作为交换条件，顽固的德国人仍然不为所动。美元在市场密布的贬值阴云中大幅下挫，结果击穿了德国苦心经营起来的“欧洲汇率机制”(ERM)的保护伞，德国企业面对美元的狂贬，惊恐万状，纷纷停止了投资，德国经济增长的势头顷刻间崩溃。
万般无奈之下，德国人只得接受1987年2月的“卢浮宫协议”，贝克要求各国将利率降到美国的利率水平之下，以形成一个对美元自由落体的防护网。当然，作为对价，贝克承诺将美国财政赤字缩小到GNP的2.3%。对于贝•克的承诺，沃尔克相当不以为然，“你明明知道你不可能实现这一目标，那时就会失信于人。为什么不说一个模棱两可的数字呢？”贝克私下承认这一点，但既然里根总统公开表态要实现2.3 010的减赤目标，他不可能公开唱反调。美国自然没能兑现这一承诺，因为在表态的时候，贝克就不打算去认真对待它。对“卢浮宫协议”，英国人的点评最到位，“这就是‘广场协议’的直系后代，那时我们都认为美元应该贬值，现在，我们都同意美元需要稳定”。
“卢浮官协议”之后，美元继续下挫，各国央行使出了吃奶的劲儿，来阻挡劈头盖脸砸来的美元抛单，到1987年9月，各国已经吃进了令人窒息的700亿美元！事实上，它们只得印刷本币来购买美元。央行们号称独立性的核心理由，就是拒绝为政府赤字而印钞票，但它们此刻却正在为美国政府的赤字而狂印钞票。
即便是这样，也没能挡住美元崩溃所引发的1987年全球股灾。
7.7 格林斯潘：金融市场的最后拯救人
沃尔克走了，因为未来的总统老布什觉得他靠不住。在1987年6月，沃尔克知趣地提出辞职，放弃要求再度连任会带来的尴尬。格林斯潘来了，他的圆滑让人觉得他可能会比沃尔克更听话，华尔街喜欢他，华盛顿也接受他，格林斯潘更像一位老练的政治家，而不像沃尔克那样不食人间烟火。沃尔克上任时正赶上美元崩溃的重大危机，算得上是临危受命，格林斯潘就职时再度碰上了美元失控的危机，8年时间历史正好走完一个轮回，美元当年疯涨上去，如今正在狂跌下来。
贝克此时已是惊弓之鸟，在1987年9月30日的世界银行和IMF年会上，贝克出人意料地提出用包括黄金在内的商品价格来作为通胀指标，以减低汇率动荡之苦，老布什的竞选团队中也有不少人建议重新考虑黄金的货币化问题。很显然，当美元失控时，同定汇率和坚挺货币的好处会让政治家们有所心动。英国财政大臣的发言更令央行行长们大跌眼镜，他竟然提出了更加激进的“永久而可调整的汇率机制”。以黄金为代表的布雷顿森林体系，是以财政部为权力中枢的机制，央行们只是配角，而欧洲汇率机制(ERM)将汇率大权逐渐移交给了央行，到了欧元时代，欧洲中央银行更是完成了货币集权，英国财政大臣的建议是布雷顿森林的路子，央行们岂能答应？
当美国贸易逆差远超预期的报告出来后，连最配合美债帝国的日本人也开始疯狂抛售美元资产，美国30年国债收益率应声突破10%的心理大关。此时，国债收益已接近股票收益的4倍！
焦头烂额的贝克最大的希望就是其他国家降低利率，并推动经济刺激，给美元留出喘息的空间。而美国的利率最好不变，高度负债的经济和严重泡沫化的股市，经不起加息的刺激。顽固的德国最令贝克头痛，他们非但不愿刺激经济，反而准备加息，甚至给贝克支招，美国“应该来一次衰退”，这样就解决失衡的问题了。贝克气得险些背过气去。
1987年10月18日（星期日），满脑子想着如何迫使德国人就范的贝克，在全国电视节目中不经意间脱口而出：美国不会“坐视那些贸易盈余国家加息，挤压全球经济增长的希望，他们还想期望美国也跟进”。15这话被市场解读成“卢浮宫协议”的合作面临破裂，德国和日本加息而美国不跟进，那么美元必然加速暴跌。这样一来，谁还敢持有美债资产？大家狂抛美债，美债收益率将急升，股票回报的吸引力将荡然无存！
星期一，纽约股票市场刮起了股票暴跌的风潮，爆发了历史上最大的一次崩盘事件。道琼斯指数一天之内重挫了508.32点，跌幅达22.6%!创下自1941年以来单日跌幅的最高纪录。6.5小时之内，纽约股指损失5000亿美元，其价值相当于美国GNP的1/8。这次股市暴跌横扫整个世界，伦敦、法兰克福、东京、悉尼、香港、新加坡等地股市均受到强烈冲击，股票跌幅多达10%以上。股市暴跌狂潮在西方各国股民中引起巨大恐慌，许多百万富翁一夜之间沦为赤贫，数以千计的人精神崩溃，跳楼自杀。这一天被金融界称为“黑色星期一”，《纽约时报》称其为“华尔街历史上最坏的日子”。
格林斯潘刚上任就碰上这等重大危机，他深知所有人都会将他与沃尔克作比较，扬威立万的时机到了！他果断宣布“为履行作为中央银行的职责，美联储为支持经济和金融体系的正常运作，今天重申将保证金融体系的流动性。”这句话实际上是表明中央银行准备动用印钞机来挽救股票市场，这一声明意味着美联储不仅是银行体系的最后贷款人，而且也成了金融市场的最后拯救者。
股票市场暂时稳住了恐慌情绪，但由于美联储的救市行为导致了美国的长短期利率齐降，这样就加大了与德国利率的差距，美元将面临更大的下跌压力。全世界都将关注的目光转向德国，德国人会出手拯救美元和世界股票市场吗？
10月22日，德国央行照常开会。行长波尔若无其事地首先发表观点，“贝克闯了祸，我们只是应对而已”，这就为会议定了调。接下去，各位理事们慢条斯理地分析德国国内的经济情况，几乎没有过多关注全球的股市灾难。被邀请参加会议的德国财长斯托登伯急得两眼直冒火，当他被邀请发言时，他极力强调国际合作的重要性，“（股灾前）加息是错误的”，斯托登伯被全球股灾震惊了，经常参加国际会议让他对别国的焦虑感同身受。但波尔不为所动，他不相信政府能够决定市场。最终，德国央行宣布不减息，甚至暗示在一定情况下还会加息。
全球股市大失所望，贝克更是恨得咬牙切齿，他终于领教了德国央行坚如磐石的独立性！就算天塌地陷，只要德国央行觉得自己是正确的，没人能撼动他们的决心。相比之下，格林斯潘好说话得多了。
同一天，德国央行的声明立刻触发了美元新的暴跌，欧洲汇率机制也陷入了危机。不过情况很快就稳定下来，原来日本人在美国股票暴跌时，以每天20亿美元的惊人胃口狂扫市场，美元暂时获得了支撑。然而，美国长短期债券的利率与国际市场水平的差距仍在扩大，这就如同一把高悬的利剑始终悬在美元汇率的头一卜，国际投机者们仍像秃鹫一般盘旋在病弱的美元的上空。从理论上说，中央银行并没有直接操纵外汇市场的职责，作为市场经济的捍卫者，格林斯潘应该对市场多空双方的厮杀袖手旁观。美国经常指责别国试图操纵汇率，但当有人敢在美元的头上动土时，美联储将毫不犹豫地操起屠刀。
1987年底，在美元危机仍在加速恶化的情况下，格林斯潘决定发动一场“美元空头绞杀战”，总攻时间定在1988年1月4日星期一，趁着各国的外汇交易员们刚回到交易席前，就杀他们一个措手不及。这次格林斯潘亲自出马组织，日本和德国央行同意联手行动，纽约美联储银行成为主要操盘手。格林斯潘所面临的挑战在于，如何扭转市场对美元下跌的预期。国际外汇交易市场每天有高达6400亿美元的交易量，中央银行如果与市场硬性对抗，那几十或几百亿美元的干预资金将很快被市场所吞没。格林斯潘知道，在外汇交易的战场上，最重要的制胜之道是心理战。在恰当的时机高调出手，以泰山压顶的气势，打垮最主要的美元空头，促使羊群效应逆转，所谓兵败如山倒，剩下的工作将由市场自动解决。
1月4日星期一，亚洲市场即将开盘，刚过完节的外汇交易员们还处在假日的慵懒之中，他们的大脑对市场走向还没有来得及形成明确的判断，美元似乎仍然会在疲软中下滑。此刻，纽约还是周日的晚上，纽约美联储银行的外汇交易员们密切关注着海外市场的动向，“就像赛马场的赛门在开启之前，躁动的马匹紧张地感受着周边的任何异动，那将是它们开始飞奔的信号”。
等到市场正式开盘，纽约美联储银行的交易员立刻给日本和其他亚洲国家的银行打电话询价，亚洲的外汇交易员们都大吃一惊，他们几乎从来没有接到过纽约美联储银行外汇交易员的直接询价，而且不管美元是什么价，见货通吃！这说明今天行情非同寻常，很可能是各国央行联手的重大行动？格林斯潘要的就是这种高调出击，先声夺人，震慑市场。美联储的埋单涌动而出，势头越来越猛，在外汇期货与现货上同时发力，间歇式地不断推高美元。亚洲市场的美元大空头们很快感觉到大事不妙，他们立刻拔腿飞奔，夺路而逃。外汇市场中的中小散户不明就里，只见空头大户正在败退，一时间外汇市场人仰马翻，乱成一片。紧接着，各大媒体开始竞相报道外汇市场中美元的强劲反弹，进一步放大了格林斯潘期待的市场心理震撼力，羊群效应顿时逆转过来。欧洲和美国市场顺势扩大战果，美元空头被杀得血流成河。周一、周二仅仅两个交易日下来，国际外汇市场中的美元空单就近乎绝迹。美元两天之内对日元劲升了8.3%，对马克反弹高达10.4%。纽约股市大幅飙升4%，美国30年国债价格同时大幅上涨。
后来，美联储透露，格林斯潘在外汇期货市场布下的奇兵是一种“创新”。格林斯潘在美元保卫战中，以正合、以奇胜的战略，加上心理战、舆论战、诱空陷阱、主攻亚洲市场的战术，均取得重大成功：各国央行实际投入的干预资金出人意料的微乎其微，总共不到40亿美元，其中日本央行可能出了10亿，德国央行大约8亿，美联储仅为6.85亿。以如此之低的成本，取得如此之大的效果，可谓各国央行干预外汇市场以来，最为骄人的战绩。
在这次美元保卫战中，格林斯潘比沃尔克高明的地方体现得淋漓尽致。格林斯潘根本不用加息保美元的笨办法，而是动用了外汇期货这一战略空军力量，在美元空头的后方进行狂轰滥炸，并在外汇、股票、债券几大战场协同作战，取得了低成本高收益的奇佳战果。如果说沃尔克打的是耗资靡费、伤亡惨重的越南战争，那么格林斯潘进行的则是精确打击、非接触作战的海湾战争。从此，强化美元地位的战略战术，不再是靠传统的加息，而是在外汇、期货、股票、债券、大宗商品、媒体、评级机构、经济学家、地缘政治、军事、外交等领域进行高度协同的“超限战”。2011年5月，就在世界普遍看衰美元，看多黄金之时，美国突然发动了新的一场美元保卫战，再度体现了这一战略的精髓。
但是，格林斯潘的美元保卫战也暴露出一个更大的问题，中央银行对外汇市场的干预，还算不算是自由市场经济？央行作为外汇市场的裁判员，本该对多空双方的博弈作壁上观，维持市场秩序，现在居然直接下场，而且是抱着足球直接撞进了一方的球门。
所谓操纵汇率，格林斯潘当获头奖！
7.8 信息革命，何以短命？
从里根到老布什，整个美国20世纪80年代的经济增长，主要是建立在负债扩张的基础之上。资产膨胀带来了债务膨胀，而偿还债务的资金最终还是源于实体经济。当实体经济无法再提供足够的现金流，而外国储蓄借入也面临干洞之时，资产泡沫的破裂将凸显出原先被繁荣所掩盖的丑陋负债。经济衰退就成为难以逃避的宿命。
1990年日本股市崩溃，经济陷入长期萧条，美国最重要的外国储蓄来源被切断了。德国正忙着国家统一，国内资金被调入东德地区恢复经济，无力再输出更多的储蓄。这对严重依赖外国储蓄的美债帝国，可谓是祸不单行。
美国公司的负债膨胀速度，大幅超过了设备和工厂等有形资产的增长，导致公司净资产从1980年占GNP的94.5%，降到了1988年仅占74.3%，有形资产所能创造的利润，已经无法支撑巨额债务。当资产泡沫破裂后，公司债务本息偿还的压力翻了一倍。公司倒闭和违约的比例较1953 -1980年间增加了2.5倍!2000亿美元的垃圾债券市场，陷入失去流动性的严冬。商业地产惨不忍睹，普通房地产一片哀鸿，l万亿美元的按揭抵押证券市场险遭灭顶之灾。过度透支的消费者被迫紧缩开支，加速偿还债务。房地产缩水、消费贷款拖延、公司债务违约，导致银行体系险象环生，近1/4的银行已处在弥留之际，它们控制下的7500亿美元的问题资产，令美联储夜夜惊魂。更为致命的是，美国政府的财政赤字已达到了令世界瞠目的4000亿美元，占到GNP的6.5%!一个曾经无比强大的工业国，变成了在世界市场上逐步丧失竞争力的“经济病人”；一个曾经是世界最大的资本输出国，变成了没有外国储蓄输血就难以生活自理的“经济瘫痪”；一个曾经让99%的普通人通过勤奋工作就有富裕生活希望的中产阶级天堂，变成了只有1%靠投机冒险巧取豪夺的金融家才拥有特权的乐园。
这就是美债帝国自80年代转型为债务驱动型经济增长模式所留下的全部遗产！
格林斯潘面对的正是战后首次出现的债务内爆型经济衰退，这仅是此类危机发展的早期阶段，比起2008年远为深重的债务危机，不知道要简单多少倍！毕竟此对美国的总负债规模只占GDP的180%，远比1929年的300%，和2008年的350%要小得多。
降低负债，使企业和消费者能够重新轻装上阵，是走出危机的唯一出路。尽管如此，1990 – 1991年的衰退，比战后其他衰退来得更复杂，恢复期更漫长。1990年的房地产价格，直到10年后才逐渐恢复。整个经济景气，直到90年代中才开始重新振作起来。
而这次经济繁荣的动力，就是令人充满遐想的信息革命时代。
人类的科技进步往往需要漫长的积累，当分散的各个领域的技术突破逐渐向共同的焦点汇集时，将会突如其来地形成巨大的生产力爆发。信息技术的爆炸同样如此。二战之后半导体的出现，拉开了信息革命的帷幕。1958年集成电路的发明，将计算机推向了信息革命的中心，微处理器、网络、卫星、光纤、激光等领域的技术突破在通信领域形成了汇聚效应，并奠定了互联网技术的基础。当1995年第一个图形浏览器“网景”出现后，一场轰轰烈烈的信息革命迎来了第一次高潮。
这一进程非常类似于战后石油化工对工业化所产生的重大推动，石油与化学工业分别在不同的领域积累了数十年的研究成果，当成千上万的技术突破在中东发现廉价石油的汇聚效应之下，立刻引发了石油化工产业的爆发，从根本上突破了工业能源与原材料的瓶颈，带来了欧美日战后经济20年的持续繁荣。
从美国100多年的生产率数据上，可以明显发现这两次重大技术革命对经济产出的巨大影响。1889 – 2000年的111年间，美国经历了三次生产率高涨的时段：第一次是1917 – 1927年，生产率增长为3.8%；第二次是1948 – 1973年，生产率增长为2.8%；第三次是1995 – 2000年，生产率增长了为2.4%。三次生产力爆发的间隔，大致为20~25年，正好是一代人的时间。
无论是石油化工，还是信息技术，都对人类社会的方方面面产生了直接而深远的影响。石油化工所创造出的各种新材料，改变了人类所能触摸到的几乎一切物质，而信息技术所带来的海量信息，则提供了人脑所能感知到的近乎无限的体验。两者共同之处就在于，它们突破了原有的供应瓶颈，催生了一系列新的产业，渗透到传统领域的各个角落，创造出社会普遍接受的新的产品和服务，当它们为其他产业提供原料、设备或服务时．将极大地提高这些产业的生产效率，当它们形成新的产业时，又都以超高的速度增长。它们牵动着经济各个层面的神经，它们汇集起众多科技领域的发明，它们对人类生活品质的提高，形成了永久而不可逆转的影响。
不过，石油化工对世界繁荣的持续推动力延续了整整20年，而信息技术为经济增长所作出的突出贡献似乎只维持了短短的5年，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
了两者形成了如此巨大的落差呢？
原因就是经济增长模式的改变！战后经济繁荣的20年中，世界经济在布
雷顿森林体系之下，维持着稳定的汇率制度和货币内在的价值，各国经济发展
的原动力，建立在实实在在的国内储蓄之上，投资和消费相对平衡。无国界的庞大资本所形成的“金融异度空间”规模尚小，投机资本实力未成气候。投资是踏踏实实地促进着发明创造、改进技术、节约原料、降低能耗的努力，经济繁荣建立在实体经济稳步增长的基础之上。这种投资推动型经济增长模式，在稳定的货币环境中，创造出巨大而真实的社会财富。在相对公平的社会财富分配机制下，穷人与富人，统治精英和中产阶级，能够共同分享经济增长的成果，从而形成了社会均衡的生产与消费，使得经济繁荣能够长期维持。石油化工业的20年扩张，对工业经济繁荣所产生的持续推动作用，正是得益于此。
1980年之后，美国与英国率先进行了经济增长模式的转变，投资推动的健康发展模式，被债务驱动的脆弱增长模式所替代。美元的长期超发，在80年代形成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金融异度空间”，在这个空问里生长出一批贪婪而巨大的金融怪兽，它们具有超级饥饿的逐利胃口，实体经济的正常回报，根本难以满足它们快速自我膨胀的贪欲。它们以惊人的速度用钱生钱，以巨大的泡沫置换有形的资产，以高倍杠杆豪夺社会财富。它们打破了产业正常的生长周期，它们用“金融激素”催生尚未成熟的技术果实，它们不顾行业协调增长的经济逻辑，它们赚钱的要诀就是一切都要快、再快、更快。
信息技术的不幸，就是在远不成熟的阶段，遭遇到了资本疯狂的过度投资，在信息技术仍在逐步向其他行业渗透，尚未形成可观效益的时候，就在自身产业链中形成了无法产生足够回报的严重过剩。过度投资形成了不可挽回的储蓄浪费，泡沫破裂的贻害覆盖了信息革命的光辉。拔苗助长的恶果，将信息时代的良好前景推后了不止10年。
2000年纳斯达克崩盘之后，美债帝国又祭出了更大的房地产泡沫，一个远比1990 – 1991年债务泡沫大得多的金融危机，又将信息革命的复苏推向了更遥远的将来。
经济终究要发展，技术革命还将星火燎原。不过，在债务驱动型的增长模式之下，下一个繁荣也将是短命的昙花一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