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章导读
在改革开放之前的30年里，中国工业化走的是苏联的道路，也就是“中国模式1.O”的时代。中国学习苏联计划经济十分认真，但由于底子太差，人的脑子太活，人口素质也达不到严格计划经济的要求，最终没有僵化到无法变通的程度。结果，苏联师傅从僵化变成了僵尸。
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的知识精英们突然发现西方如同极乐世界一般，一切思想都是那么新颖，一切产品都是如此先进，一切制度都是合情合理，一切文化都时尚而新潮，他们后悔从前拜错了师傅，所以才落后。现在好了，国门打开了，他们决心以西方为师，特别是以美国模式为最终的“彼岸”，开启了轰轰烈烈的“中国模式2.O”的探索。他们毫不犹豫地扑入了水深浪急的全球化洪流，向着“彼岸”奋力游去。越是接近“彼岸”，越是心情激动，仿佛到了那片新大陆，一切困难都将自动消失。
突然，2008年的金融海啸将“彼岸”给淹没了，美国师傅也掉进水里艰难挣扎。退潮后，“彼岸”上到处是“占领华尔街”的抗议人潮。怎么办？知识精英们犹豫了，一些人坚持继续游向“彼岸”，他们幻想着游到那里时，一切都会恢复从前的完美。更多人的则开始往回游，他们发现“回头是岸”才是更好的选择，他们在艰险的全球化大潮跋涉中，逐渐辨清了国家和民族利益的航标，他们决心要秀启一种全新的探索历程。
当苏联和美国这两个师傅都趴下后，中国这个勤奋努力的学生：突然发现失去前进方向的失落和焦虑。在过去的170年里，中国当惯了学生，从来没有当先生的思想准备。不过，现实已经把中国推到了世界潮流的最前端，经济萧条中的美国，债务危机下的欧洲，以及亚洲的贸易伙伴，大家都在眼巴巴地瞅着中国的钱袋子，指望着中国再度启动经济刺激政策，拯救世界于水火。
这一次，中国的道路选择，将影响世界的经济版图！中国的模式，会引起所有国家的关注，中国的命运与世界的命运紧密相连，在近代史上，这还是第一次！
历史也许会把中国的选择称为：“中国模式3.O”。
8.1 “折腾”中的艰难起步
被西方称为30年“中国奇迹”的原点，其实是一个严重老化而脆弱不堪的工业化基础。
工业化技术扩散的红利，曾在20世纪50年代使中国快速接近了当时的世界水平，但随后的20年却基本在吃老本和政治动荡中停滞不前。重工业、轻工业和农业严重失调的痼疾，积累与消费之间的巨大落差，非但没有好转，反而每况愈下。被美国“经济流放”、与苏联交恶之后的中国工业化，丧失了获得廉价快速的技术扩散的渠道。仅靠中国短短30年的自身技术积累，在封闭的环境中，无论中国人有多么聪明和勤奋，也不可能赶上西方200年的工业化沉淀。这种沉淀，不仅仅体现在工业技术本身，更重要的是与之相匹配的人才储备、生产组织、基础设施、设备制造、原材料和能源供给的整个工业体系，以及与工业经济相适应的金融机构、资本市场、法律规范、科研创新、教育培训、医疗健保的社会服务体系，特别重要的还有农业基础。缺乏综合体系的保证，单枪匹马搞工业化，就如同大炼钢铁，不顾协调其他行业一样，不仅后劲不足，而且后患无穷。新兴国家工业化的挫折，往往是只看到了工业本身，而没有看到工业化背后所需要的完备的社会服务体系，在经济“撞上高墙”之后，只得回头再补课。
改革开放之初，制约工业化最大的瓶颈就是农业。中国80%的人口是农民，他们不仅需要提供自身和城市人口所需的粮食，而且在石油化工突破之前，还必须提供轻工业的主要原材料。这两座大山压在农业的身上，已经是不堪重负了，如果积累比例达到25%以上，农业经济将被窒息，工业化也会瘫痪。而从1970年以后的整整IO年里，积累率年年超过30%，到1978年再次上马“洋跃进”时，积累率竟然达到了36.5%，接近三年大跃进的水平(39%)!
所谓积累，就是前面讲过的猎人的故事里，为了制造弓箭所投入的“兔子”资源，如果这一比例太高，储蓄不足将迫使猎人只能饿着肚子干活。而中国经济，特别是农村经济，1957年以来，基本上一直处在严重透支的状态下。而且过度投资，也造成了农村因缺乏足够的储蓄来交换工业消费品，严重压抑了生活质量的提高和市场繁荣。再加上扭曲的价格制度，使得农民的劳动成果无法获得合理的消费品补偿，大大削弱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
搞活农业，对中国改革开放的成功，乃是生死攸关的考验！
1979年，为了扭转长期对农业的欠债，政府开始大幅度提高了18种农产
品的收购价格，粮食提高了30.5%，棉花提高了25%，油脂油料提高了38.7%，同年又对畜产品、水产品和蔬菜等8种副食品进行提价。此后6年里，农产品的收购价格几乎年年上涨，农民收入获得了历史性的提高。同时，以家庭承包为核心的农村经济改革也正式启动，农民重新获得了土地的经营权和农产品的销售自主权。“保证国家的，留足集体的，剩下都是自己的”的政策，对农民产生了巨大的诱惑，农民的生产热情获得了充分释放，农业生产持续增长，农民纯收入得到快速提升。迅猛提高的农村消费能力，强烈地刺激着轻工业的繁荣，市场供应日益充足，短缺经济的魔咒被打破了。
1978年开始的“洋跃进”的疯狂势头，在1981年终于受到遏制。重工业的投资被压缩了，经济资源开始向农业和轻工业大幅倾斜，积累比例掉到了30%以下。到1984年，重工业、轻工业、农业的比例逐渐协调过来，中国经济出现了改革开放以来的最佳状态。农民代表着中国80%的人口，改革的第一炮，就是让农民直接获得利益，在农业增长的刺激下，轻工业开始获得发展动力，农村与城市同步繁荣，让老百姓真正获得实实在在好处的改革，赢得了民心的真诚拥戴。
就在形势一片大好之际，重工业“投资饥渴症”的痼疾再现，全民所有制的固定资产投资在1984年又开始猛增到21.8%，1985年则达到39.3%，集体所有制的投资膨胀更为猛烈。在产销两旺的兴奋中，工业企业的工资奖金开始滥发，银行信贷逐渐失控，1984年第四季度信贷规模同比增加了164%，奖金增长了1倍！由于政策上对农业过去长期亏欠的补偿，使得农民收入的增长超过了农产品产量的增长。几个因素加在一起，导致了积累与消费的总和超过了国民收入，财政赤字变成了一个大问题。大量的赤字导致了严重的货币超发，1983 -1988年，货币发行量增长了2.5-3倍！这直接导致了1988年两位数的通货膨胀。
反通胀，还是放开物价？这是一个尖锐的问题。
在货币严重超发的情况下，放开物价，这就好比对已经被两位数的物价上涨吓成惊弓之鸟的老百姓，吹响了挤提银行存款、疯狂抢购商品的“集结号”！
通货膨胀，无论何时何地，永远是真实生产力的死敌。
货币是什么？货币是社会财富的契约！当人们付出诚实的劳动时，拿到的是货币这一社会公认人的财富契约，人们相信未来当他们需要时，可以拿着这张契约去兑换相同价值的产品或服务，他们相信市场上那些从未谋而的“交易对手”不会违约，货币这一财富的契约，将千千万万的市场参与者，紧紧维系在“互不相识，但彼此信任”的框架之内。稳定的货币，使全社会交易成本下降，促进社会分工。激发财富创造。破坏货币的价值，就是在破坏财富契约的诚信，无异于瓦解整个社会相互信任的基础！货币贬值最终将增加市场的交易成本，打击财富的创造。
通货膨胀，使货币蜕变为欺诈的工具，财富的契约，变成了赖账的凭证。在市场中玩欺诈的手段，带来的只能是更多的欺诈，诚信之风将荡然无存，投机取巧会大行其道，长远的规划被短期行为取代，谨慎储蓄被无节制的透支所替换。社会普遍的浮躁之风，正是通货膨胀所催生的必然结果。
任何公平与诚实的社会，对通货膨胀的容忍度都应该是零！无论什么人，无论用什么样的借口来主张通货膨胀，他们都是诚实货币的破坏者，都是货币道德底线的践踏者。
在这一点上，德国中央银行反通胀的“顽固与执拗”，虽不能说尽善尽美，但也堪称各国的楷模。
很多人以为，中国的经济发展必然伴随着通胀，这是因为经济的货币化程度在提高，但这决不是合乎逻辑的解释。从前不要钱的东西进入市场，它在产生货币需求的同时，也增加了商品供应，这种匹配的货币化进程，不应该影响其他商品的交易价格。货币超发的现象，主要源于财政赤字的货币化和金融资产膨胀的货币化。
1988年出现的严重通货膨胀，主要根源是财政赤字。而财政赤字的根源在于低效率、高浪费和重复建设的老毛病。中国似乎陷入了一种怪圈，每当追求高速发展时，经济的协调性必会出毛病，最后是欲速则不达。而降低增长欲望时，经济发展反而会更健康更快速。这只能说明一个问题，工业化社会的高度复杂性，超出了计划经济制定者的认知极限。经济过热和紧急冷却的不断“折腾”，反复说明了旧体制存在着无法克服的矛盾。
电影《侏罗纪公园》中有一句经典的台词， “生命会自寻出路” (Life Finds a Way!)。就在城市经济体制改革陷入沼泽，不得不艰难跋涉之时，在中国经济雷达的屏幕上，一个从来不曾引人注目的新亮点，开始悄然闪烁着日渐耀眼的光芒。
8.2 中国经济起飞的第一级火箭——农村工业化
如果说改革开放30年，中国经济爆炸性增长源于两级火箭推动的话，那么农村工业化则承担了一级火箭的重任。
20世纪80年代初，农业经济在国家经济资源的倾斜政策中，获得了罕见的资本积累。50年代中国工业化起步阶段，靠的是苏联的技术和资本输入，而80年代农村的工业化，则发端于城市工业化的扩散。在农村进行工业化，这是工业革命200年来，世界各国前所未有的创举。中国的农村既是人口众多、广袤贫穷的土地，又是充满巨大生机和爆发潜力的神奇之地。中国革命正是从农村起步，最终形成了燎原之火，“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政权”这一令西方匪夷所思的战略，居然在中国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其实，这一切都是基于一个简单而深刻的现实，中国的大多数人口在农村，中国的命运也就必然与农村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在古代，没有农民参与的武装反抗，就不可能有王朝的更迭；在近代，没有农民参与的革命，就不会是彻底的革命；在经济建设中，没有大多数农民获得实质利益的发展，都是脆弱和不可持续的增长。忽视农村，它将成为一个难以克服的发展阻力；而重视农村，它将会成为一个无法遏制的动力源泉。中国发展之根在农村，中国力量之源也在农村。这个简单至极的“大道”，也正是中国经济起飞的初始动力。
计划经济由于无法深入、透彻和全面地理解工业经济的高度复杂性，因此其计划白始至终都存在着结构上的不合理，由于体制和机制的内在矛盾，又使这些不合理被高倍放大，这使得国营工业在市场中只能占据着“大城市和交通线”，而留出了巨大的市场腹地空缺，造成了所谓的“短缺经济”现象。
当农村获得了微薄的资本积累后，机制灵活和市场嗅觉灵敏的乡镇企业就应运而生了。他们利用城市工业淘汰的二手设备，国营企业退休但仍富有“余热”的技术人员，瞄准巨大的消费市场李白，迅速开动生产机器，以低廉的价格、品质欠佳的产品快速占领了消费品的部分市场份额。
这些企业大者数百人，小到几个人，固定资产多数不过几万元或几十万元，在正统的经济统计中，它们不过和个体户的规模相当，堪称市场经济中的“游击队”。它们素质低，装备差，资金弱，人数少，更缺乏银行贷款的“空军支援”，与国营工业的“国军”相比，简直寒酸得难登大稚之堂。然而令人眼镜大跌的是，堂堂的“国军”居然打不过“游击队”，数百万乡镇企业以蚂蚁雄兵的态势，在市场的各个领域中逐步蚕食“国军”的销售份额。在市场需求旺盛的建材、冶金、酿酒、服装、纺织、化工等行业全面开花，逐渐形成了中国经济板块中不可忽视的一大力量。
“游击队”取胜的主要法宝在于“战略战术灵活”。在战略上，“游击队”进入的领域都是投资少、见效快、回报率高、有一定资源优势、产品市场需求旺盛的行业。在战术上，“游击队”的经营管理表现出很大的灵活性、实用性和高效率，经营者能够根据市场及时作出各种决策。企业内部机构设置和人员配备，也是根据实际需要而定，没有人员编制约束和招工指标的限制，干部能上能下，职工能进能出。在用工制度方面，一般有合同工、临时工和聘用工，非生产性人员少而精。职工干得好就留，干不好就回家。企业可以选择职工，职工也可以选择企业。在分配制度方面，工资一般都由企业自己确定，多数与生产和效益挂钩，工资水平按贡献大小并随企业盈利状况而浮动，报酬能高能低，职工收入拉开了档次，多劳多得，注重效益，充分调动了职工积极性。更为重要的是，“游击队”依托着本乡本土的大力支持，土地资源充足，劳动力成本低廉，与当地政府形成了水乳交融的利益共同体，形成了稳固的“根据地”，进可攻，退可守，回旋余地大。
1980 – 1996年的大约16年中，农村工业化创造了惊人规模的1.3亿个工作机会，占到农业就业的1/3，农业富余劳动力的一半，实现出口6008亿元，总产值高达1.8万亿元！在1980 – 1988年间，全国轻工业产品市场供给能力
增加的份额中，乡镇企业的贡献占32%, 1988年主要消费品产量中，乡镇企
业提供的电风扇占全国的45.5%，丝织品占68.7%，尼绒占52.1%。到1997
年，乡镇企业缴纳税金占全国财政总收入的17.7%，占全国地方财政收入的35.8%。凡是农村工业化发达的地区，也是地方财政收人较好的地方。除了对财政收入的贡献外，乡镇企业也承担起以工补农、以工建农的重任，从资金上支持当地农业的发展。1978年至1997年乡镇企业以工建农、补农累计736.6亿元，农村工业化对农业的反哺作用巨大。
在农村工业化的高速发展阶段，农民收入中约1/3来源于乡镇企业。在这个阶段中，农民收入几乎每5年翻一番，对国内生产总值的贡献度最高曾超过50%，一度成为支撑中国经济的半壁江山！
可以说，从20世纪80年代初直到90年代中，农村工业化是中国经济增长的核心推动力量，农村的富裕和新增购买力，为城市经济注入了强大的活力。以家用电器和日用消费品为中心，爆发了一场持续10余年的消费革命。与人们的感觉相反，不是城市繁荣带动了农村，而是上亿农民通过一种独特的模式，加入了工业化的洪流，他们通过更高的生产率创造出了巨大的社会财富。当农村以这笔惊人的新增“储蓄”与城市进行交换时，刺激了城市以更新的产品、更好的服务、更多的生产资料、更先进的基础设施、更快的能源与电力增长来满足这种需求。农村工业化的成功，远远超出了计划经济者的预期。
与此同时，城市的工业化也在发生痛苦而剧烈的嬗变，国有企业的改革正在日趋深入。经过1989 – 1991年短暂的调整阶段后，1992年邓小平的南巡，再度点燃了中国经济改革的激情，这一次，市场经济全面取代了计划经济，成为中国的基本国策。现代企业制度的推进，加速了城市工业化的步伐，资本市场的崛起，开始为中国经济起飞提供“金融燃料”。1997 – 1998年的亚洲金融危机，使中国经济增长遭遇了暂时的逆风。
此时，农村工业化一级火箭的助推作用也已经逐渐耗尽了燃料。当短缺经济成为过去，当国际竞争开始在中国进行强大的渗透时，农村工业化的弱点日渐暴露，企业在规模、技术、资金、人才、信息、渠道、体制等方面的困难，变得越来越缺少回旋余地。“游击战”的经验已经过去，无边界的资本、技术、信息的“立体战”时代开始来临。
在缺乏新的火箭助推的情况下，中国经济在20世纪90年代末开始出现明显的下滑趋势。农村工业化的生产率的提高已达极限，农民新增的可用于与城市交换的“储蓄”已开始萎缩，而城市生产率的提高尚未突破新的极限。在双方无法实现更大规模的交换时，中国的消费市场开始快速冷却，企业利润出现萎缩。商品交易的疲软，导致了货币供应的疲软。此时，金融交易还远未成为货币供应的主要需求，在这种情况下，通货紧缩与经济萧条的浓雾，开始弥漫在中国经济的上空，亚洲经济危机无疑恶化了中国周边的贸易条件，使问题更加雪上加霜。
1997年10月起，中国零售物价总指数开始了连续27个月的下降，直到1999年年底，而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则从1998年3月起持续下降22个月。人们通常抱怨的通货紧缩，其实质并不是一个货币问题，也无法通过货币扩张加以解决。通货紧缩的根源在于社会生产率增长的停滞。在中国，它与农村工业化在90年代中的停滞几乎同步。
归根结底，中国工业化的整体生产率，在没有外部再次强大的技术扩散刺激的条件下，将不会产生本质性的突破。
当时，巾国居民储蓄已高达5万亿元，有人提出将这些储蓄花出去买房，经济复苏即可出现。这就是用房地产的商品化，来实现以房子换储蓄，从而拉动房地产的庞大产业链，促进经济增长。这实际上是将住房货币化，在鼓励按揭抵押贷款的同时，进行大规模的货币创造．以货币增量来刺激经济产出，同时抵消通货紧缩的效应。如果分析一下这一政策与80年代初，政府通过提高农产品收购价来释放货币，以刺激农民消费力的效果，人们会发现当年的成效更大。80年代初的政策，不经意间形成了两个收益：一是农民收入提高，导致了粮食增产，当农民以此与城市交换时，既解决了轻工业的原料供应，又刺激了消费产品的需求；二是农村初步形成了资本积累，从而掀起了一场预料之外的农村工业化大潮，在此后十余年中方兴未艾，1.3亿人口加入了提升劳动生产率的大军，大量财富创造又反过来刺激城市经济的繁荣。而房地产货币化，虽然能够起到对相关行业的拉动作用，缓解经济下滑的危险，但还不能突破整个社会生产率进一步提升的瓶颈。
真正对社会生产率带来第二次重大革命的事件，莫过于1999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
8.3 中国经济起飞的第二级火箭——全球化
直到1999年，中国改革开放的头20年里，工业化基本上被局限在国内市场的狭窄空间里。说国内市场狭窄的主要原因是生产率的低下，无法创造出足够的财富来形成庞大的国内市场交换。
加入WTO之后，中国一下子进入了一个几乎无边无际的世界市场空间。正如战后的日本，狭窄的国内市场无法进一步提升工业的生产效率，而一旦面向广阔的国际市场，日本企业的生产规模开始迅猛扩张，而生产成本则直线下降，劳动生产率的提升达到令人瞠目结舌的程度。人世之后，中国也开始经历类似的生产率的突变。
2000年以来，世界500强公司的大部分都进入了中国，当今世界的几乎所有着名品牌都在巾国开T生产，这是一次难得的技术扩散机遇。20世纪50年代苏联援华的156项大型工程，为中国工业化的起步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正是在上万名苏联专家手把手的帮助下，中国才第一次搞明白现代工业是怎么一回事，工业化社会应该如何运转。成千上万的技术专利被近乎无偿地转移给中国，无数技术难题在全套详尽的图纸和苏联专家的经验传递中，被中国技术人员逐一攻克。不过，这种天上掉馅饼的好事恐怕一百年才能碰上一次。
无论跨国公司来到中国有着自己怎样的打算，它们必然要大量雇用中国员工，这相当于中国利用跨国公司的技术资本投入，为国内的科技人员提供“手把手”吸收西方技术的机会。这些年轻的科研人员在工作中学习了大量先进的技术，哪怕不是最核心的研究，依然能够了解到什么是当今的技术前沿，如何进行科学规范的实验，怎样使用先进的仪器和工具，如何书写标准的研究报告，怎样检索最前沿的科研成果，各研究部门应该如何协调等基本功。他们不会永远在跨国公司工作，当他们流出时，这些技术扩散将大面积地渗透到中国的企业中。没有跨国公司送上门来，中国恐怕没有机会让数百万科研人员受到如此系统和先进的培训。仅此一点对中国未来的长远效益，就远远超过跨国公司在中国所获得的短期利润。
在此之前，中国技术人员与世界先进工业化水平差距已经拉得太大，国有企业也好，民营企业也罢，在科技研发上与世界水平的巨大悬殊，造成了中国经济发展的最大瓶颈。在这种情况下，无论企业改革怎样彻底，公司制度如何完善，都不可能突破技术积累的巨大瓶颈。即便是中国最重视技术研发的华为公司，每年坚持将销售收入的10%用于研发，科研人员超过2.5万人，每年投入七八十亿元经费，经过多年的艰苦奋斗，至今没有一项原创性的发明！如果这种情况延续下去，即使中国经济总规模超过了美国，世界500强里全是中国公司，仍然不能摆脱巾国受制于美国的基本格局！
根据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的数据，中国发明家在2008年共提出203481项专利申请，仅次于日本（502054项）和美国（400769项）。看似lll国的发明在“大跃进”，不过仔细分析下来，却根本不是那么回事。中国超过95%的国内专利申请由国内知识产权局受理，其中大多数只是打着“创新”的旗号，实际上只是对现有设计进行了微小变化。更具说服力的评判方式应当是获得中国以外国家的认可，特别是美国、欧洲和日本的专利局所接受的专利申请和授权。结果2008年中国的20万专利中，仅有473项专利申请获得了以上三方专利局的受理或授权，而美国拥有14399项，欧洲有14525项，日本有15446项一2010年，获得外国专利局受理或授权的中国专利申请数量只占总数的1%!
中国利用跨国公司来培养技术人才，有点像杜鹃鸟借窝下蛋的模式，这如同当年中国大力鼓励出国留学一样，很多人抱怨留学政策导致了人才外流，其实，人才会外流也会回流，如今活跃在中国经济各个领域中的领军人物中，很多人都有着留学的背景。而利用跨国公司培养人才，更将这一“留学”模式在规模上放大了一个数量级。无论这些“留学”人才最终选择创业或进入其他经济部门，他们必将成为未来经济领域的一彪生力军。
全球化为中国培养了人才，这些人才扩散所形成的技术扩散，只能逐步地渗透到国内经济体系之内，假以时日才能最终创造出真正的原创性技术突破。
经济的全球化还为中国带来了先进的公司治理架构和商业模式。人们在与世界接轨的过程中，逐步淘汰了过去陈1日和低效的生产组织方式，解除了长期制约经济高效运转的另一个重要束缚。当沃尔玛、家乐福在中国遍开连锁店时，传统的商人们和普通百姓一起见识了什么是先进的商业模式。过去人们只能通过电视、报纸的媒介间接了解高度集成和高度效率的商业流通体系足个什么样子，当这些连锁店开到了家门口时，人们第一次可以直接体验现代商业的方便和低廉，并逐步了解这一整套复杂的体系究竟是如何构建起来的。复制和模仿商业模式同样带来了中国经济面貌的巨大改观。
2000年以来的“中国制造”革命，借了外国投资的东风，在环渤海、长三角和珠三角地区形成了世界级的制造中心，在100多个生产制造领域占有了世界第一的宝座，“中国制造”的贴牌堆满了全世界的货架。全球化的第二级火箭，将中国经济推到了新的“宇宙速度”。
外向型出口经济的爆炸性增长，为中国创造了巨大的新增财富。持续多年的外商巨额投资与惊人的贸易顺差一起，将中国的外汇储备从2000年的1600多亿美元，一举推高到2011年令人炫目的3万亿美元！形象地说，中国出口经济好比那个猎人，借助其他猎人的技术，在大量外部需求的强烈刺激下，大幅改进了弓箭的精确度和射程，从而取得捕猎的大丰收，尽管他被迫将一半的猎物收获借给了其他人，但仍然剩下了一半的新增“储蓄”。当他拿着这些储蓄到市场上进行交换时，极大地刺激了市场的繁荣。
同样，当中国的出口部门所形成的巨额新增“储蓄”，投入到国内市场进行交换时，刺激着经济领域的各个部门开始扩大生产供应，从而激发了整个社会消费的链式反应，并加速了所有生产和服务部门生产率的提升。从日常用品到家用电器，从互联网到电信服务，从汽车消费到高档奢侈品，从房地产到钢铁水泥，从设备制造到石油化工，从能源电力到煤炭冶金，从交通运输到基础建设,工业化和城市化的所有产业链条同时开足马力，飞快地生产着各种商品和服务，参与到越来越火暴的市场交易当中。滚滚而来的利润在股票和金融市场里，被高倍放大为更大规模的财富效应，货币供应与汇率升值齐飞，房价飙升共物价上涨一色。中国模式2．O的巨大成功，在2008年金融海啸之前，形成了建国以来前所未有的繁荣景象。
很多人认为中国经济增长有三套马车：出口、政府投资和消费。其实这三者存在着内在的逻辑依赖关系，出口是真正的动力，更高的生产率和更广阔的市场创造出储蓄增量，同时带动政府税收增长，形成了投资的基础。消费是一种交换，它同样也是源于储蓄的增量。因此，更高生产率的出口才是真正推动经济起飞的火箭．
2000年以来的中国经济全球化，不同于1980年之后的农村工业化，它在深度、广度、持久度和先进度方面都远远超过了后者，农村工业化的层次较低，牛产率的提升并非依靠科技进步，而主要是拜计划经济所留下的市场空白所赐。
不过，第二级火箭也存在着严重的副作用，这体现在：中国提高了生产率，但只拿到了利润的零头；中国开放很彻底，但进入别国却很难；中国制造名扬天下，但中国品牌却无人知晓；中国经济规模很大，但技术原创很少；中同GDP增长很快，但自己享用的却不多；中国贸易赚回来了巨额储蓄，但大半又被美国借走；中国手上美元一大把，但满世界买不到好东西；中国牺牲了环境压低了生活质量，但西方却是端起碗吃肉放下碗骂娘。简而言之，中国貌似很富，其实却很穷，貌似很有面子，其实缺乏里子。
在全球化的旋涡中，中国人最困惑的问题是，我们究竟要怎样，别人才满意？而美国人的处事风格是，老子这样做了，你们爱满意不满意。
好强与自强是有差别的。好强的人争的是别人的评价，自强的人则只在意自我的评价。好强的人貌似自信，其实自卑，自卑的根源在于缺乏内在的价值体系，而不得不依赖外界的评判标准。自强的人不在乎别人怎么说，因为这些人从骨子里就不认为任何人有资格评判自己。当今的中国在很多方面很好强，非常在意国际的评价，生怕在外国面前丢脸。毛病的根源就在于中国的内在价值体系尚未成熟，外国的脸色成了中国尊严的裁判！没有个性的人不会有魅力，缺乏个性的国家也不可能具备感召力。
8.4 中国的两大出口品种：商品和储蓄
早在20世纪80年代，美国学者就说美国终于发现了自己的“比较优势”，那就是出口美国国债。当时，日本是美国国债的主要进口国，支付的则是国内储蓄。20世纪50年代开始，先是德国人，后是中东石油出口国，然后是日本，现在是中国，陆续承担起向美国出口国内储蓄的包袱。
出口部门就好比猎人，出口创汇就是他的猎物，这些猎物无论以何种货币形式体现，其本质就是中国新增的储蓄。当中国购买美国国债时，实际上意味着国内储蓄流向了美国。猎人本可以用这些储蓄去更好地改进弓箭，更多地在市场中交换其他商品改善自己的生活品质，同时刺激国内更大的消费，创造出更多的就业机会，但是，现在猎人新增的储蓄被借走了一半，这相当于国内新增的技术进步的能力、消费的规模和就业的机会被同时削弱了一半。
当这些中国人的储蓄流人美国之后，它们并没有进入美国的实业领域，帮助美国猎人去改造它们的弓箭，增加打猎的水平，以更多的猎物来偿还借入的别国储蓄，平衡美国的贸易逆差。这些借来的钱实际上流人了美国的金融领域，推高了美国的资产价格。从2001年“911”事件到2003年伊拉克战争，美联储连续13次降息试图刺激经济增长，结果却催生出一个美国200年历史上最大的房地产泡沫，中国人的储蓄变成了美国房地产狂欢的泡沫和伊拉克战火的硝烟。
房地产泡沫助长了金融创新的烈火，美国人房产增值部分得以轻松套现。如果一个美国老太太去年买的房子价格是40万美元，今年房价涨到了50万美元，银行将鼓励她把一年中增值的1O万美元以“增值抵押贷款”的方式打折贷出7万美元，在没有任何收入增加的情况下，美国老太太白白多得了7万美元的消费能力，她开始疯狂消费，整修厨房、改造花圃、看电影、下馆子、四处旅游、商场购物，当她把钱花出去的时候，就刺激了美国的消费，带来了就业和经济的增长：结果，更加繁荣的经济指标，带来了更大的股市泡沫和房地产上涨，美国老太太第二年有了更多的消费资金。于是，美国老太太不再储蓄，2005 – 2007年，美国的储蓄率自30年代大萧条之后，第一次连续三年出现负增长，为什么还要储蓄呢？反正有中国老太太在省吃俭用地打工和储蓄，反正这些储蓄都会流人美国老太太的钱袋里，这样一种模式不是皆大炊喜吗？中国老太太负责储蓄，美国老太太负责消费，中国经济增长，美国经济繁荣，这样一种“中美国”的合作，岂不是美国的“天上人间”吗？
中国的出口导向型经济增长，与美国的资产膨胀型繁荣配合得天衣无缝。从本质上看，正是美国的资产膨胀拉动了巾国的经济增长，中国的第二级火箭的燃料就是美国的资产泡沫。只是这中间存在着一个爆炸性的问题：资产膨胀能够无限持续下去吗？
别忘了，美国老太太每次用房地产提款机取钱的时候，都增加了她的负债，而她的收入增长却远远赶不上她的债务膨胀，资产膨胀背后其实是债务膨胀，越来越大的债务负担使得美国老太太的还本付息的压力与日俱增，她不得不指望着利息永远保持超低的水平，凶为她的财务状况已经到了压力的极限。最后等来的却是美联储2004 – 2005年的连续7次升息。
如果美联储继续维持超低利息政策呢？那么房地产泡沫的规模将会更大，泡沫破裂的杀伤力也会更强。美国老太太的“债务堰塞湖”在2007年终于开始崩溃了，2008年更多的美国老太太m现了集体债务违约，美国的资产膨胀型繁荣终结了！
伯南克试图用印钞票的法子来进行“资产再通胀”，恢复美妙的资产膨胀型繁荣。可是，印钞票能带来真实的储蓄增长吗？能创造真实的投资和消费吗？美国老太太在原有的沉重债务负担之外，义增加了拯救华尔街的巨大社会成本，不断飙升的国债为美国老太太的“债务老虎凳”又加上了一大块砖，美国社会的痛苦指数飙升到30年代以来的最高水平，不堪痛苦折磨的美国人纷纷涌上街头，点燃了“占领华尔街”的世界风暴。高失业伴随着沉重的债务，再加上退休账户上金融资产的萎缩，已压垮了美国老太太的进一步透支消费的任何念头。美联储超低的利率政策，一轮接一轮的货币量化宽松，打消不了银行贷款经理们如惊弓之鸟般的狐疑，也提振不起美国老太太再去炒房的欲望和能力。
这是一个时代的结束，这是一种模式的终结！
80年代以来，美国的债务驱动型经济增长带来了资产价值的膨胀，这一新型经济模式在21世纪的头7年，为美国赢得了快乐而逍遥的美好时光，为中国经济起飞的二级助推火箭提供了充足的燃料。如今，这一美妙的经济“永动机”熄火了，“中美国”必将开始分裂。
那中国老太太借给美国老太太的储蓄该怎么办？美联储的法子就是QE1、QE2以及未来的QE3，甚至QE (n+l)。所谓量化宽松货币的本质，就是稀释货币购买力，变相冲销负债压力，美元对其他货币贬值的主要目的，正在于侵吞其他国家的储蓄！
除了第二级火箭带来中国经济增长的实际储蓄面临着重大损失之外，更为严重的是，第二级火箭的燃料没有了！中国新增储蓄的能力面临日益枯竭的困境。没有新的生产率大幅提升，就没有新增储蓄的来源，也就不可能进行真正的投资和消费。中国政府的财政刺激和投资推动，带来的必然是通货膨胀的压力，最大的效果仅仅是维持经济运转，而不会带来真正的繁荣！
8.5 中国模式3.0：形成世界最大的消费市场！
中国必须转型，这不仅是中国经济发展自身的要求，更重要的是除此之外，中国已别无选择。这就提出了一系列重大的问题，中国模式3.O究竟要实现怎样的目标？路径又是什么？如何实现这种新的路径？
中国近170年来，一直是个勤奋好学的好学生，先效仿西洋，后学习东洋，然后师从苏联，最终倾心于美国。中国将世界各国学了个遍，结果发现全盘照搬哪种模式在中国都有问题，中国必须也只能走自己的道路，同时借鉴其他国家的经验二
必须首先明确，中国不是德国和日本，更不是亚洲四小龙，在国家目标的定位上，只有美国是中国的参照。出口导向型经济发展模式，绝不是大国的根本出路：学习美国的经验，应该主要借鉴美国1971年以前的实业崛起时代，特别是l9世纪美国实现跨越式发展的决胜之道。而80年代以来，美国的债务驱动型经济发展模式则十分有害，应当小心谨慎地避免重蹈覆辙。
美国崛起的核心之道，就是永远掌握自己的命运！在这种立国精神的指引下，美国一切国内国际政策，皆以实用为原则，凡是符合美国利益的事，有用就用，无用则弃，绝没有半点含糊。可以说美国是所有国家中最“拎得清”的一个，它对于自己想要得到的利益，极其清晰，毫不妥协，在实现的过程中体现出一种近乎偏执的坚持，而对于那些不符合其利益的选择，却总能相当圆滑地推三阻四，不了了之。
美国在经济崛起的过程中，坚持永远掌握自己的命运，这体现为美国刻意保护自己的国内市场，根本不理睬英国人拼命“传销”的所谓自由贸易理论，实行的是高关税、高工资、重科技、强工业、大市场的思路。自由贸易和比较优势理论的推动者和鼓噪者，正是世界霸权国家自己，其目的就是将其已获得的巨大竞争优势，永久性地固化成制度。任何赶超型的国家都不能受这种有害的理论的蛊惑而自断经脉，中国必须确定的全球化的原则就是，于我有利者用之，于我有害者弃之！
当美国在这种实用主义的指导下，发展成为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市场后，她就牢牢地掌握了自己的命运！罗斯福之所以敢颠覆了1933年的伦敦经济会议，任由美元贬值摧毁欧洲的货币稳定，就是因为美国出口仅占经济总规模的3%，即便是到了77年后的2010年，也只有8.8%!当英国人在30年代将美国势力逐出欧洲大陆后，罗斯福理所当然地拒绝了成为“负责任大国”的虚名，颠覆英镑帝国，才是他的真正企图。二战后，美国之所以不理睬欧洲人对货币稳定的渴望，还是因为美国的国内市场足够大，而欧洲国家市场空间有限，货币稳定对欧洲的重要性远远超过了美国。美元贬值符合美国的利益，同时义不依赖欧洲的市场，美国当然无所顾忌。
当债权是武器时，美国就用债权大棒砸得大英帝国眼冒金星，当美国成为债务国时，美国义将债务变成权力，拎着债务权杖追着债权国暴打。每当中国减持美国国债，甚至只是买人量不足时，中国的周边总会H{现稀奇古怪的事端。比如美国总统突然宣布会见达赖，或向台湾出售军火，或挑唆南海诸国闹事，或鼓动日本在东海强硬。中国一旦大幅增持美国国债，则周边环境就会清静一段时间。这就是美债外交！事实上，美国是通过国债来向中国收取保护费。不交？就整得你寝食难安！
美国为什么这么横呢？因为它算准了中国依赖美国大于美国依赖中国，没有美国的市场，中国制造就会崩溃，大量失业人员将成为中国政府每晚的噩梦。说到底，债权或债务的大棒对于美国来说，都能挥舞自如．其本质原因在于各国都需要美国的市场，谁被美国市场所拒绝，谁就相当于遭到了“经济流放”，欧元对美元的挑战，力量的来源不是货币，而是欧盟统一的超大规模市场！当欧盟国家不一定非要依赖美国市场的时候，欧洲就能真正掌握自己的命运。这正是当年罗斯福对丘吉尔的英镑区非常忌惮的原因。
日本的悲哀就在于虽然它有自己强大的生产能力，但却先天不会拥有巨大的国内市场。它原来企图用战争的手段占领亚洲的原材料基地和庞大的市场，在失败后，日本不得不投靠世界市场的主宰者美国，没有世界市场，日本就什么都不是。
中国的脆弱很大程度上也是源于对国际市场的严重依赖。2010年中国出口占GDP的26.8%．而美国仅为8.8%，谁更依赖谁，一目了然。在这样不对等的情况下，中国无法不受制于美国，也无法真正掌握自己的命运！
所有的强者和社会中的成功人士，可能有性格、脾气、爱好等诸多不同，但是，他们永远共享一个特点，那就是“自己的命运，自己操盘”！从来没有一个强者将自己的命运交给别人主宰，而获得了最终的成功。当一个国家，特别是像中国这样庞大的国家，将出口视为发展的主要动力，这无异于将命运的主宰权拱手送人！当GDP中26.8%的经济活动直接依赖于外部市场，中国就不可能成为自己命运的操盘者，更不可能成为世界级的强国！
对外部市场的高度依赖，只能使中国经济更加脆弱，让中国外交难以坚挺，让国家安全更多顾虑。它不仅带来与别国的贸易激烈摩擦，产生危险的政治对抗情绪，也使中国无法形成真正的凝聚力和号召力。现在，中国能够生产的绝大多数出口产品，十年后就可能移到印度、墨西哥、越南或其他国家，无非是看谁更廉价。当中国的货币升值、劳动力成本、世界原材料价格、环境污染恶化等因素到达一定的临界值，跨国公司抛弃中国将如弃敝履，不会有丝毫犹豫和半点怜悯。将国家命运寄托在这样的增长模式上，实在是危如累卵，令人寝食不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