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未来的发展模式的核心，应该是毫不犹豫的将发展国内市场置于最优先的战略地位，坚定不移地将出口依存度逐步降到GDP的1O%以下的安全区域，把国民经济的主要资源从输送国外市场，改为向国内市场倾斜。中国人耗费了劳动力、时间、能源、资源、土地、原材料、粮食、电力，承受了交通拥挤、环境污染的压力，所创造出来的社会财富，应该优先由中国的消费者自己享用。
当年美国的崛起之道围绕着高关税、高工资、重科技、强工业、大市场的思路展开，其中心就在于大市场。没有高关税的保护，美国幼稚的工业化就将被英国制造业所摧毁，缺乏强大生产力的社会，将无法形成庞大的消费市场;没有高工资，就不会有更多的消费力，也不会形成繁荣的市场，就只能变成英国那样靠压低工人收入来增加资本家利润的两极分化，对人力资本的认识，使美国意识到高收入对于工人的素质、健康、精神状态、工作热情、创新动力都是必要的保证。工资不仅仅是成本，更是资本，对人力资本的长期投入将能够带来更高的回报；重科技才能产生技术创新，加速生产率的提升，实现社会财富更大规模的创造，形成巨大的储蓄，最终带来更大的市场规模和更多的投资；强工业一直是美国崛起的看家法宝，强大的工业生产力是创造一个繁荣市场的前提，没有庞大的生产能力，美国就不可能将英国取而代之，也不可能成为两次大战中“民主国家的军火库”，在战后建立起“美利坚治下的新秩序”。
除了高关税之外，美国的高工资、重科技、强工业、大市场的战略对于今天的中国完全适用。
用国内市场取代国际市场，以中国消费置换美国消费，把出口资源转向国内，这将极大改变中国与所有国家的关系，贸易冲突变成了贸易和平，激烈排斥转化为热情合作，对中国的敌视，会被中国市场的诱惑所折腰，政治围堵军事遏制的联盟将不攻自破。最大的市场，意味着最大的权力！
要创造一个世界上最大的消费市场，关键的问题在于从何处着手。出口行业所形成的生产规模是面向全世界市场的，难以启动的内需能够消化过剩的生产能力吗？
答案是：事在人为！
8.6 中国经济起飞的第三级火箭——农业的第二次工业化
造成中国经济的瓶颈，往往正是解决问题的出路。
建国以来的经验表明，农村繁荣则国家繁荣，农村富裕则工业化顺利。20世纪50年代如此，80年代也是如此。反之，农村凋敝，经济发展必然遭遇增长的瓶颈。
中国人口的结构，决定了农民仍将是中国未来的主要群体，经济增长忽略农村，既不道德，也不可能持续。城乡经济差距的扩大，同样也是造成社会不稳定的隐忧b而农业经济在90年代中陷入缓慢发展之后，农民收入增长的速度由此前的每5年翻一番，变成了每10年翻一番。虽然政府取消了农业税，但各种摊派和隐形支出，使农业的经济资源，持续不断地处于失血的状态之下。改革开放前15年所形成的宝贵农业资本积累，在后15年中逐渐瓦解。
农村经济不启动，内需振兴就只是一句空话。没有社会中大多数人口的收入增长，就不可能创造出一个国内大市场。
不过，农民收入的增长，绝不应该通过财政补贴或转移支付来实现，所谓救急不救穷，以救穷的心态去发展农业经济必然失败。有效和持久的增长，必须也只能来源于生产率的大幅提高！农民必须通过创造更多的财富，来提高自己的生活水平。
在欧美经济未来长期不振的前景下，启动内需的突破口将是启动农村第二次工业化的进程。只有工业化才能带来比农业更高的生产率，只有超过第一次农村工业化的深度，才能真正振兴农村经济。
城市现代的工业化，特别是信息化、高科技化，以及先进的商业模式，应该再次向农村进行大规模的技术扩散。如果80年代农村工业化是农民主动向城市寻找技术扩散的需求，那么这一次应当由政府和城市主动向农村廉价供应。
农村现在最需要的是什么？就是减少农产品销售流通环节存在的利润损失。从农产品现代化的流通环节人手，将层层盘剥的低效率高损耗的中间商们挤压出去，实现农产品从土地到城市居民的直接对接，将本该属于农民的流通利润大部分返还给农民，此举将很快增加农民的纯收入，释放出相当的消费能量。这样不仅可以实现农产品高效低成本的流通，还可以有效保证食品安全的源头。这种商业模式可以参考沃尔玛的连锁模式，优先向民营企业开放市场准人，限定此类企业的利润上限，放手让它们在规模上获得增长潜力。在金融和资本市场上，特设农业公司上市的绿色通道，鼓励此类企业优先上市。听到这个“芝麻开门”的资本咒语，众多的资金将挤破脑门儿参与进来，在激烈的竞争后，择优选择即可。
如果阿里巴巴能够向600万中小企业提供国际市场的需求信息，那么为什么不能有公司愿意为数亿农户提供市场需求信息呢？在强大的市场信息的数据挖掘中，公司将能获得高额利润，同时为农民解决最为困扰的信息不充分的难题。不要忘记，信息激荡也能创造出新的商业机会。由于这种全国农户的数据采集与分析具备重大的战略价值，各地政府、研究机构、银行、券商、基金也会成为有兴趣的客户。目前中国有条件上网的农村正在迅速扩大，手机在农村的普及率也越来越高，有条件的地区可以先行启动信息化进程，暂时不具备条件的地区可由政府牵头引导民间资本逐步解决。政府只需要把“芝麻开门”再念一遍，不愁没有民营资本踊跃介入。
第一次农村工业化并不是对农业生产、流通、深加工、集约化进行工业化，而是填补了城市工业化的市场空白，第二次农村工业化应该将重点放在有中国特色的食品工业化。
高技术含量的现代农业将极大地提高生产率，大幅降低水、化肥、农药的消耗量。最着名的案例就是以色列的滴管技术。1962年，一位以色列的农民偶然发现水管漏水处的庄稼长得格外好。原因是水在同一点上连续渗入土壤是减少蒸发、高效灌溉及控制水、肥、农药最有效的办法。这一发现立即得到了政府的大力支持，闻名世界的滴灌技术于1964年应运而生。30年来，以色列的农业用水基本稳定，但农业产出却翻了5翻！滴灌的原理很简单，然而让水均衡地滴渗到每棵植株却非常复杂。以色列研制的硬韧防堵塑料管、接头、过滤器、控制器都是高科技的结晶。在以色列，“水利是农业的命脉”，其真谛不在于挖沟渠，而在于科学灌溉，高效用水。滴灌使每寸土地都透着高科技，电脑控制的水、肥、农药的滴灌系统是现代工业化向农业扩散的典型。
以色列的“滴灌技术”，将沙漠变成了农业绿洲；日本的“一村一品”运一动，使农村变成了环境优美、经济发达的人间天堂；韩国的“新农村建设”，拉平了城乡收入的差距；荷兰的“土地高效利用”，在人口密度堪称世界之最的狭窄土地上，创造出世界第三大农产品出口国的奇迹。这些国家都面临着与中国类似的人多地少的困境，但是在技术扩散、信息化、现代商业的强大支撑下，农业焕发出前所未有的生产率大跃进，使这些国家的农民收入接近或超过了城市居民。所谓事在人为，只要政府肯向农村大规模倾斜经济资源，中国农村的生产率提升并非不可想象。
更高的生产率将产生更多的消费需求，刺激农村服务业的兴起，吸引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形成农业人口四分天下的局面，农业、农业产业集群、城市打工与农村服务业齐头并进，同时，加快城镇建设，废除户籍制度，允许土地经营权转租和流通，提高农业集约化程度。
农村落后的根源之一，在于基础设施严重匮乏。水利、电力、交通都形成了农业发展的瓶颈。教育资源不足，医疗卫生落后，文化娱乐单调，这些长期欠账恶化了农村第二次工业化的条件。特别是人口素质的问题，制约了生产率的提高。低素质的人口是负债，高素质的人口却是资产，这个道理美国人早在19世纪就搞明白了，日本也从明治维新时代就开始实施全民教育。中国现在也看清了战略上短视的严重后果。如果现在再不痛下决心向农村的人力资本大规模倾斜资源的话，人口素质这笔沉重的负债，将会在未来以利滚利的方式加倍索取赔偿。
农村第二次工业化的所有设想都需要钱，而且是惊人数字的钱，没有资金的投入，一切都是空谈。未来5年，仅水利工程一项的投资规模就达2万亿元！这是对近20年来农村水利发展停滞的补偿。因此，启动农村第二次工业化所需资金的规模将至少数倍于此。
关键是这样大的一笔钱应该如何筹措？目前土地出让金是主流思路，但这并非最佳选择。推高土地价格，就是将土地和房地产货币化的思路，在没有生产率大幅提升的情况下，最终只能导致货币更为严重的超发，在助长资产泡沫和投机盛行的同时，通货膨胀和房价、原材料的上涨，也必将挤压实业的利润空间，从而压制真实的财富创造，削弱经济增长之源。那种靠土地升值，幻想着财富从天而降的想法，与美国老太太把房子当提款机的思路如出一辙。美国老太太可以向中国老太太透支储蓄，而中国只能靠印钞票来创造“假储蓄”。
农村第二次工业化的部分资金，可以由资本市场承担，那些投资短，收益高，能上市的商业模式，不需要政府出钱，只要给足政策诱惑，逐利的资本有的是。而农村基础设施和教育、医疗等长线投资，资本市场一般不会介入，短期资本追求的是3年至少10倍以上的回报，那些5-10年才能见效的投资对它们根本没有吸引力。
对于农村长线投资，比土地出让金更合理的方式是发行“特种农业公债”或地方农业债。这种农业债与地方融资平台债，有着本质区别。农业债是典型的生产型负债，而地方融资平台的许多债务则投向了华而不实的非生产型领域。2010年，中国因水灾、旱灾所造成的直接损失就高达上千亿元，间接的生产停工、商业流通中断等损失就更大。农业水利T程的建设，将减少灾害的损失，这就直接增加了社会利润，提高了生产率，它所创造的现金流虽然不像项目效益那样直观，但总的社会收益是明显而持久的，财政对农业债的利息支出，将从全社会的经济利润增加中得到税收的超额补偿。
农村的教育、医疗等投资，产生回报的时间可能需要10~20年时间。但是，这种投资从长期看，可以将农村人口从负债转化为资本，随着时间推移效益将越来越明显。对于此类投资，可以考虑发行超长期（20年或更长）特种国债，从投资回报的税收上给予减免，鼓励投资人不仅追求经济回报，而且创造社会效益。
债务有两种：一种是生产性负债，另一种是消费性负债。前者好比是肌肉，而后者则像脂肪。生产性负债，如果投资前景明确，负债比率在安全限度之内，对经济发展将发挥正面作用。
发行农业债券的综合好处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可以大规模吸纳十年以来严重超发的货币，减少流动性泛滥所带来的资产泡沫化和投机盛行的严重冲击；二是可以增加银行间交易市场的深度和品种，完善金融体系的建设，使股市与债市更加均衡。在短期内，国债与GDP的比例可能大幅上升，但这没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农业负债是良性负债，与欧美的透支消费模式有本质的差别。农业投资将改善农村的基础设施，降低农业经济的运行成本，提高农业生产率，创造农业储蓄增量，刺激城市经济的产出，逐步消化外向型经济的产能过剩，扩大国内市场规模，增加财政税收。
最核心的出发点还是国内市场规模的不断扩大，增加中国掌握自己经济命运的实力！
8.7 创造就业，扩大市场规模的第二战场
中小企业融资难的问题，在货币紧缩的政策下，凸显出中国金融资源配置严重不合理的现状。创造就业机会最多、税收贡献突出、在国民经济中承担重要角色的中小企业，却因为无法从银行系统获得贷款而危机频现。在无法从正常渠道获得资金的无奈中，中小企业不得不依赖超级高利贷的地下钱庄，来维持流动资金或过桥贷款的需求；而一旦稍有意外，年息高达30%、50%，甚至100%的高利贷陷阱，将轻易摧毁一个多年苦心经营、信誉良好的企业。而地下钱庄肆意蔓延，已逐渐形成中国式“次级贷”链式反应的潜在危机。
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的呼声早已延续多年，而问题迟迟无法解决的根源，在于商业银行在市场经济中天然具有“嫌贫爱富，规避风险”的偏好。这与金融海啸之后，美国商业银行普遍“惜贷”的心态类似，美国不是没有公司和个人希望得到贷款，而是银行在遭到惨重损失之后，对风险产生了偏执性的厌恶，造成了美国消费和按揭贷款的萎缩。
更远的例子就是20世纪30年代德国的大萧条时期，一边是30%的失业人口，一边是大量闲置的工业生产能力，只要有资金介入将两者进行结合，就将创造出新增的储蓄，从而刺激其他领域扩张生产，发生市场交换，德国经济也将起死回生。但德国的商业银行拒绝提供信贷来启动经济复苏的进程。银行总是在危机时过度谨慎，在泡沫中却滥发信贷。如果指望私营的银行来激活德国经济，看起来基本不靠谱。刚上台的纳粹政府认为，“我们经济上的问题并不是由于缺少生产资料，而是由于现存的生产资料没有得到充分使用造成的。要减少失业，现今最紧迫的任务就是要使闲置的生产资料被利用起来”。办法就是“投放生产性贷款”。德国政府决定摆脱银行创造信用的传统理论，不受黄金与外汇的制约，由政府创造一种新形式的货币，这就是著名的“创造就业汇票”(Mefo Bill)。德国政府把“创造就业汇票”这种利息为4.5%，期限为3个月的短期汇票直接支付给政府采购商，并规定“创造就业汇票”可在境内所有银行进行“贴现”，银行可以将这些汇票拿到中央银行“再贴现”以获取现金，也可持有汇票到期。这一招相当于政府直接发行以“创造就业汇票”为抵押的帝国马克，完全绕开厌恶风险的银行体系，将政府创造就业的意志通过这些汇票，直接注入德国经济。一旦闲置的劳动力与闲置的生产资料相结合，德国的经济立刻开始恢复活力，仅仅用了5年时间就基本实现了全民就业，失业率降到1.3%，国民生产总值翻了一倍，重新成为欧洲强大
的工业国。
这个例子说明，当商业银行体系出于各种原因，不愿为创造就业提供信贷时，政府可以绕开银行体系，将国家意志通过金融创新的工具直接注入经济体。
目前中国面临类似的矛盾，创造大量就业机会的中小企业正在由于资金奇缺而陷入破产境地，而商业银行宁愿把资金贷给并不缺钱的大型国企以规避风险。这里存在的问题是，如果尊重商业银行的市场经济原则，政府就无法直接要求银行向中小企业贷款，否则未来银行与政府之间将产生复杂的纠葛。同时，中小企业规模太小，无法通过发行债券的方式募集资金，一方面是法律不允许，另一方面也没有券商愿意为挣个几万元承销费而劳心费力。如果将若干中小企业集中起来发行“集合债”，又会出现信用评级的难题，如果其中一家企业违约，其他家企业怎么办等操作困扰。另外，投资者觉得风险大，不愿投也是一个难题。
此时，政府面对的其实是一个战略分析，如果将扩大国内市场规模置于最优先的位置，那么创造更多的就业，就将直接增加国内市场的消费能力。如果需要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的困境，就必须进行金融创新。这种创新的基本特点有两个：一是绕开银行，二是政府支持。目标就是，凡是愿意创造更多就业机会的中小企业，将能够获得低成本资金。
在这一金融创新领域中，创造就业汇票、短期商业票据、垃圾债券都是值得深入探讨的方式。
对于外商直接投资，如果能够增加就业带来税收，扩大技术扩散，自然是应该欢迎，但方法上可以作一些调整。由于中国的外汇储备显然已经明显过剩，这些外汇现在都不知道该买些什么，更多的外汇进入国内反而增加了中国外汇储备的负担。外国企业最有价值的并不是他们的外汇，而是他们的技术、管理、品牌和国际市场渠道。
换句话说，在吸引普通外资的时候，政府可以说“欢迎”。但我们不需要你出钱，我们的外汇投资公司愿意投资，你以技术、管理、品牌、渠道入股，我们做大股东，你做小股东。
如果真是赚钱的好项目，外汇投资公司或国内的投资公司会竞相入股，这样一来，外汇储备就多了一种在国内使用的办法。外商为什么愿意来？因为中国的市场大，他也想赚钱。30年前中国外汇奇缺，外商直接投资倒是没错。可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现在中国愁的是外汇太多。外汇储备国内使用的途径，就是以外汇换外资的控股权。既然中国在海外不容易找到好资产，别人送到家门口的好投资还能拒绝吗？直白地说就是：我们来驾车，而他们当马。
对于那些已经在国内经营的跨国公司，如果赢利良好，垄断了中国的行业龙头，应该择机进行股权回购。目的是把垄断性的外资降为非垄断地位，把外资大股东变成小股东。不是愁外汇储备花不出去吗？在国外买不到优良资产，在国内还不能剪些羊毛吗？他们已经赚了这么多年的钱，本该将部分利润回馈中国社会了。
用外汇储备对跨国公司在华股权进行回购当然要本着“自愿”原则，关键的问题是想办法让外资自愿以合理的价格出让股权。政府其实可以援引中国企业在海外并购中所遇到的各种“说辞”，反其道而用之就可以了。比如无所不包的国家安全隐忧，时尚流行的环境保护，百发百中的税务核查等。办法总比困难多！
8.8 房地产是财富泡沫，还是经济增长的支柱？
要回答这个问题，还是从最简单的猎人的故事来分析，会看的更清楚。
猎人用传统的方式打猎从而形成了猎物的“储蓄”，当他用这些储蓄进行“投资”弓箭制造，他就在提高自己的生产率。而更高的生产率带来了更多的猎物，使他能够将这些剩余“储蓄”在市场上进行交换。如果他需要一件衣服，那么制衣人就会受到生产“刺激”，加快衣服制作，满足猎人需求，从而提高制衣的生产率。当猎人和制衣人都产生了越来越多的储蓄剩余后，他们的增量储蓄在市场交换中，又会刺激更多行业加速生产，结果带来更大范围的生产率提升。
因此，经济增长是从率先提高生产率的部门开始向周边行业“扩散”，从而带来社会生产率的普遍提升。在这一过程中，高生产率的部门扮演着“经济火车头”的角色，低生产率的部门则是受其需求刺激而产生增长的动力，然后逐步提高自身的生产率。
猎人如果是“经济增长火车头”，那么制农和其他行业的发展就是“被拉动”的部门。整个社会生产率普遍提升后，创造出大量的过剩财富，因而产生了“财富窖藏”的需求。在猎人制造弓箭之前，社会并无剩余财富，整个部落的土地并不值钱，如果连肚子都填不饱，谁还会在意土地开发呢？只有当社会；_现“财富窖藏”需求后，黄金、财宝、首饰，也包括土地，才起到了盛装财富溢出的容器作用。于是，土地开始升值。越来越富裕的猎人和制衣者们渐渐有了住房需求，房地产开发商被“刺激”起来，他们在建造房屋的过程中，又“刺激”了砖瓦、木料、家具等行业。
在这个产业链上，猎人是需求的源头，动力是弓箭制造。只有生产率的革命，才是财富创造的真正源泉。
靠土地升值和房地产开发来拉动经济链条的整套思路郜是值得怀疑的。土地升值和房地产开发，是生产率提高的自然结果，而不是其初始原因。颠倒了这一逻辑，就会产生错乱的经济效果。
如果没有生产率的革命性突破，片面追求土地升值，将会造成实业部门的成本提高。土地和房地产的货币化，则导致了货币供应量的增加超过了牛产率的提高，结果就是普遍的通货膨胀，土地成本、原材料、能源和人工的抬升，伴随着市场价格的激烈竞争，将挤压尚未取得生产率突破的整个实业部门的利润。其最终的恶果就是，缺乏利润的实业部门，由于没有必要的“储蓄”积累而丧失了改进“弓箭制造”的能力，弱化了生产率提升的潜力。
土地财政刺激着高地价政策，高地价又刺激着房地产暴利，这种畸形发展模式最终将瓦解实业生产率提升的基础，遏制社会财富创造。GDP总量的增长并非是经济发展的真正目的，健康的经济增长必须以提高生产率为最终导向。房地产及其产业链带来的GDP，本该是生产率提升的结果，现在却变成了压制生产率的原因。上亿吨的钢铁、水泥、原材料被冻结在充满投机而空置率奇高的“鬼楼”中，这与20世纪50年代大炼钢铁和70年代的“洋跃进”一样，都是在浪费宝贵的经济资源，这相当于剥夺了猎人用以制造弓箭的积累，而将其置于闲置和浪费的状态之下。
土地和房地产的货币化刺激了信用创造的狂潮，日益贬值的货币购买力扭曲了社会财富的合理分配。它将储蓄者的财富大规模地转移到少数人的口袋里，它树立了一个“快速致富”恶劣样板。在财富流向的巨变中，土地增值轻易超过了实业生产的微薄利润，迅速瓦解了实业家们艰苦创业的意志，动摇了实业持续改进“弓箭制造”的决心。既然买一块地坐等升值比枯燥、痛苦、绞尽脑汁和充满风险的技术创新，来钱更快、赚钱更多的话，谁还愿意继续踏踏实实、勤勤恳恳地做实业呢？这种短视和浮躁的社会氛围，使“中国制造”的根基越来越浅，抗风浪能力变得脆弱。
土地快速升值和房地产业的畸形发展，从物质和精神两个方面同时摧残着实业生产率增长的潜力。它们所创造的GDP中，毒素含量高、副作用大、泡沫成分重，属于经济发展中的“高污染”行业。
正常的房地产发展有利于全社会的生活品质改善，带来了经济的健康成长，促进了社会消费，扩大了国内市场规模，应该受到鼓励。但是，畸形的房地产繁荣绝非中国之福。
2001年“9.11”以后，美国信息技术革命被资本过度投机所断送，生产率爆发的进程戛然终止。在缺乏新技术突破的困境中，美国走上了以刺激房地产繁荣来拉动经济增长的“资产泡沫型”模式。过度的信用扩张和金融创新，最终导致了30年代大萧条以来最为严重经济危机。日本80年代中期之后的房地产畸形繁荣，引发了20年的经济停滞，亚洲四小龙的房地产泡沫受到了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的严厉惩罚。前车之鉴历历在目，挤压房地产泡沫的手不能软下来！
对于房地产泡沫破裂将引发中国金融危机的西方“高论”，其实不必过虑。所有的金融危机都是债务违约所造成的流动性枯竭，进而摧毁了金融机构的资产所引发的链式反应。注入足够的流动性，救助金融机构，制止违约蔓延并不难，美国已经做到，欧洲正在准备做。难是难在高负债的长期存在，压制了消费者信用扩张的愿望和能力。没有信用扩张就不会有经济复苏的持久动力，也就难以产生就业与生产的良性循环。而政府无权强行调整社会中的债务债权关系，这是问题的症结！
在美国“金权天下”的制度下，华盛顿执行的是华尔街的政策，而债权对于银行而言就是最核心的资产。所以债权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因此，美国政府用了最不合理，也是最浪费的方式去拯救金融危机。银行坏账的根源是贷款人不堪债务重负而发生违约所造成，本来最简单和效率最高的方式应该是，美国政府用救援资金直接冲销坏账，债务债权关系一笔勾销，这样一来，没有负债压力的消费者将能够轻装上阵，经济复苏很快就能重上轨道。但银行家不同意，减免消费者的负债，银行还怎么赚钱？银行家坚持拿政府的钱来充实银行的资本金，让负债沉重的消费者们继续做债务的奴隶，甚至债务负担更重，还不上就让政府用财政持续贴补，两房就是明显的例子。结果是，政府的钱补了银行的亏损窟窿，负债人继续承受高负债的压力，还不上时政府进行补贴，而政府的钱全部来自于透支未来的国债，国债飙升的压力最终还是由纳税人承受。经济体的总负债与GDP的比例非但没有下降，反而越来越高。消费者在更大的债务负担之下，丧失了扩大消费的能力，经济复苏陷入泥潭，就业复苏则希望渺茫。
中国与西方的根本区别在于债务债权关系可以由政府强制重新调整。早在井冈山根据地时期，由于农民负债沉重，经济发展凋敝。红军提出的政策是“工人农民该欠田东债务，一律废止，不要归还”。当农民债务的沉重枷锁被解除之后，根据地的经济很快就繁荣起来。 废除债务债权关系意味着社会财富的重新分配，这事实上就是一场社会革命！西方社会的统治基石就是金融集团的利益，改变债务债权关系，等于“革他们的命”，当然是行不通的。
在中国，由于政府是社会权力的中心，在危急时刻，一切皆可变！包括债务债权关系，可以随时调整，从而使西方的金融危机在中国难以出现。而这种制度上的差异，却很难被西方学者所理解。如果房地产泡沫破裂，政府可以直接抄底收购房产，再廉价租给低收入人群，不仅可以为资产价格筑底，而且还省去建设大批廉租房的成本。随着经济的恢复，房地产价格将健康复苏，银行体系的坏账会大大缓解。
8.9 摆脱美元，人民币需要“刮骨疗毒”
1922年热那亚会议上，英格兰银行行长诺曼发明的“外汇储备”概念，一直是个令人生疑且效果失败的货币制度。英国人在一战后缺乏黄金，因此想出了这个货币“水变油”的伎俩，提出英镑和美元一起作为各国央行的货币储备，支撑各国货币发行，这就是金汇兑本位制的实质。各国货币与英镑、美元这两种核心货币挂钩，核心货币再承诺白由兑换黄金。这一货币制度造成了20世纪20年代世界流动性泛滥，最终以30年代大萧条收场。
1944年的布雷顿森林体系，将这一制度进行了全球版升级，核心货币变成了美元，美元储备成为各国货币的基石，结果导致了1971年全球货币体系崩溃。
1971年美债帝国诞生后，特别是1979年美联储主席沃尔克采用货币“化疗”巩固了美元霸主地位之后，美元储备再次大行其道，直到欧元诞生。
实际上，以主权国家货币及其背后资产国债作为世界各国货币发行基础，存在着不可克服的内在逻辑矛盾，这就是当年着名的“特里芬难题”，这一矛盾如今仍然适用。从逻辑上分析，美元体系迟早会再度崩溃，而以美元和美债作为外汇储备核心资产的国家将无一幸免。这只是个时间早晚问题，而不是会不会的问题。
既然明确知道这一点，再将美元储备作为人民币的发行基础，就违反了“君子不立危墙之下”的原则。持有美债，无异于将国内储蓄输出，压制国内市场规模的扩大。持有美元，也就是间接持有美元背后的美国国债，同样相当于为美国赤字提供融资。
可这些美元到底能买什么东西呢？中国积累的外汇储备规模是如此之大，以至于突然发现手中拿着大量过剩的美元，其实除了美国国债之外，其他好东西啥都买不到。这时，中国是不是该反问一下，这种出口创汇还有意义吗？美元资产的真实购买力每年都在贬值，这不相当于把出口商品的一部分直接倒进了太平洋吗？为了就业，中国消耗了资源、能源、人力和物力，难道就是为了把产品一批批地倒进大海吗？能不能干点有意义的事呢？有人认为中国必须持续购买美国国债，否则现在持有的美国国债资产就会缩水。这个逻辑也有问题，如果你持有一只亏损公司的股票，而且你知道它未来还会亏下去，你会选择继续疯狂购买来维持股价吗？除非你准备拉高出货！可最不幸的是，你突然发现其实自己就是那个最大、最后和最笨的接棒者了。
人民币基础货币供应在历史上曾有四种渠道：再贷款、再贴现、财政透支和外汇占款。1994年以前，再贷款是人民币的主要投放方式，1983 – 1993年占基础货币投放的70%~90%。在这段时间内，人民币与本国经济发展的相关度很高，因为再贷款是国内金融机构从中央银行拿到的贷款，这些贷款投向了国内的经济循环。1994年汇率并轨后，人民币发行机制逐渐变异，外汇占款比重越来越高，人民币基础货币的抵押品日益依赖外汇储备，人民币发行的独立性逐渐遭到削弱。
人民币的发行越来越与本国经济发展水平无关，而与外国货币，特别是外国政府的信用捆绑在一起。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的经济发展模式发生了重大变化，从依靠国内市场变成依赖国际市场。独立自主的人民币曾是中国金融元老们定下的根本原则，50年代陈云就提出人民币既不与美元、英镑和黄金挂钩，也不与苏联的卢布挂钩，因为老一辈的人曾目睹了蒋介石的法币与英镑、美元挂钩后，货币主权旁落，金融高边疆沦丧，国家经济日益殖民化的严重后果。
纵观货币史，任何大国的货币崛起，都是以本国的财富作为货币储备，为本国的经济或本国主导下的世界经济循环提供信用的血液。大英帝同主宰世界时，是以黄金为货币储备；美元横行天下时，是以美国国债为货币本位：欧元横空出世后，是以欧洲国债为发行基础；人民币未来纵横江湖时，岂能在美债的卵翼之下搏击长空？
外汇储备，是货币边缘国家被核心货币强权统治的标志，而绝非货币独立自主的象征，它不代表货币的强大，而仅仅体现出货币依附性的深重。
外汇占款问题，不是一个技术细节，而是中国货币战略方向的抉择。
为使人民币重新取得货币发行的主导权，使国内信用创造服务于本国经济循环，必须切断外汇进入央行的通道。具体做法是：建立“外汇平准基金”，由它出面以国家信用发行特种“外汇公债”，募集人民币资金，在中国银行间市场上，替代中央银行扮演外汇“最后购买人”的角色，阻断外汇流入央行的通道，杜绝仅仅为了收购外汇而大幅增加的基础货币投放。同时，这种“外汇公债”还可以大大丰富债券市场的品种和为保险公司、银行、基金等投资机构提供新的投资选择。
“外汇平准基金”的主要职责包括：对汇率市场实施干预，实现人民币的汇率稳定；作为外汇最大的集散地，对需求外汇的机构进行放贷，只要放贷收益超过发行“外汇公债”的成本，基金自然可以盈利。基金本身并不直接进行外汇投资，这个工作可以外包给中投或新成立的其他外汇投资公司，它只是以放贷人的身份与外汇投资管理公司打交道。
至于央行已经存在的外汇储备，可以分批以资产置换的方式逐步解决。例如，农村第二次工业化所需要筹集大规模的建设资金，可以用国家信用发行超长期的特种“农业债”，以此置换外汇资产，将人民币与国内经济转型紧密联系起来。同理，为解决就业问题所发行的“创造就业汇票”，为发展技术创新的“国家创新债”，为改善中国城市乡村的看病难就医难的“医疗保健公债”，为解决住房难的“廉租房公债”，为保证经济增长原材料料来源的“国家资源储备公债”等新的债券品种，都可以用来分批置换央行的外汇资产。这样，人民币将真正成为“人民的货币”，“为人民服务”，为中国的经济服务。
只有彻底摆脱美元的困境，人民币未来的国际化才会有扎实可靠的经济基础，才能最终牢牢地掌握自己的命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