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章导读
过去10年，“中美国”之间的关系靠的是利益捆绑，中国生产，美国享受，中国储蓄，美国消费，这是美国能够容忍中国经济繁荣的前提。未来10年，美国面临着债务解杠杆、老龄化带来的消费疲软、生产率提升瓶颈这三大周期的高度重叠，必然陷入长期的经济低迷。美国债务驱动型模式的破产，欧洲和日本也同样不乐观，发达国家的长期不景气使得中国的外向型经济模式难以持续，中国将被迫进行经济转型。国内储蓄增量的减少和向本国内部的倾斜，会瓦解“中美国”合作的基础。在美国看来，中国的利用价值正逐渐缩水。
美国的经济不振会使其信心变得脆弱，缺乏自信的霸权往往会变得更加敏感和富于攻击性。如果中国经济持续繁荣，美国将充分利用东海与南海问题损耗中国的实力，甚至挑动局部战争以削弱中国；如果中国经济硬着陆，美国将落井下石，趁势收拾这个最大的潜在对手。“美国的太平洋世纪”正是其国家战略转变的重大宣诏。
中国经济繁荣的基础其实相当脆弱，石油、原材料供应和海上贸易通道基本被美国掌握，高度外向型的经济模式又严重依赖欧美市场，当双方利益捆绑在一起时，这一切都不是问题；但是，当中美共同利益基础削弱时，一切都将成为问题。
在外部环境出现恶化之前，中国应当未雨绸缪，借鉴欧洲经验，积极推动亚洲经济共同体，把亚洲潜在的对手转化为拥有利益共同体的盟友，以亚元的货币战略来整合亚洲的政治经济资源，同时可稳步推进人民币的国际化。其实，外向型经济体的货币不可能成为主导性的世界货币，日元与马克的经历已经说明了这一点。
中国应当主导亚元的进程，以亚元的货．币杠杆来撬动亚洲的全面合作，最终形成与美元、欧元分庭抗礼的鼎足之势。
9.1 “中美国”的困境
2009年，英国着名金融史学家尼尔•弗格森在《货币崛起》（The ,Ascent of Money）一书中首创了“中美国”一词，来形容中国与美国在经济上的“婚姻”。“中美国”东部地区（中国）的人们在储蓄，而西部地区的人们去消费、从中国的进口，压低了美国的通货膨胀率，中国的储蓄降低了美国的利率，中国的劳动力遏制了美国的工资成本，结果就是“中美国”的经济一片繁荣。
的确，在这一经济“婚姻”中，中国得以进入广阔的美国市场和美国主导下的世界市场，跨国公司对中国的投资热潮带来了资金、技术、管理、市场和品牌的衍生效应，提高了中国社会的整体生产率，成为助推中国经济起飞的第二级火箭。从这个意义上看，中国获得了庞大的经济红利。作为同报，美国要求中国将这一红利中的相当部分“分享”给美国，通过购买美债，中国创造的储蓄回流到了美国的资本市场，在推高美国资产价值的同时，压低了美国的利率水平，在宽松的货币温床之上，金融创新将资产升值转化为美国消费者的“提款机”，刺激着美国的经济繁荣，从而带来了更多的中国产品需求。
不过，“中美国”的繁荣模式既不牢靠，也不可持续。美国以“市场换储蓄”的代价．是其经济整体的负债水平必然不断攀升，以债务驱动经济增长的瓶颈在于消费者的收入与负债压力之间越来越尖锐的矛盾，终将无法维持，导致崩溃。所谓世界经济的失衡，其本质就是发达国家的债务驱动型经济模式。出现了世界范围的大面积破产。
在过去10年间，华尔街创造了巨大的资产泡沫，1%的超级富豪享受了20%的国民收入，比20世纪80年代里根“新自由主义”启蒙阶段高出了1倍！同时，l%的富人占有了全社会财富的43%，这是美国立国以来的最严重的财富失衡！“占领华尔街”的运动，挑战的正是这种不合理的财富分配制度。在财富效应的诱导下，美国最好的理工科人才都去了华尔街，美国几乎所有技术领域的发明专利申请都呈现20%以上的负增长。同时，美国企业利润的40%来自金融领域，高技术制造业呈现出长期增速递减的趋势。美国猎人对弓箭制造的兴趣日益萎缩，而对占有其他猎人的储蓄却越来越痴迷，手段和技巧也不断推陈出新，花样繁多。这实际上就是对其他国家通过美元手段进行隐性“征税”，美国的麻烦越大，发展中国家的“隐性税负”就会越重。
危机之后，奥巴马提出了“岩上之屋”的经济复兴战略，试图把美国经济大厦的基础，从金融的“流沙”变为实业的“岩石”，回归制造、回归创新、回归出口正是该战略的核心。“岩上之屋”理念，出自奥巴马2009年在乔治敦大学的一次演讲。在这次精心准备的演讲中，奥巴马引述《圣经》中的比喻说，建在沙子上的房子会倒掉，建在岩石上的房屋依然屹立二奥巴马的思路同然不错，可是调整经济增长模式意味着重建国家财富的分配制度，金融势力集团必须将口中的肥肉吐出一部分，在“金权天下”的美国，在华盛顿对华尔街俯首帖耳的现状下，这有实现的可能吗？
美国调整经济模式，不仅需要强大的政治意愿和统治精英的共识，作为制度上的保障，还需要有实实在在的现实基础和经济资源。而在未来至少10年的时间内，美国将缺乏进行经济转型所必备的条件。这一关键时期，恰逢美国三个主要经济周期最不利的交叉重叠。
首先，经济“解杠杆”的周期至少需要10年，才能有效清除“债务堰塞湖”所带来的巨大资产灾害。从1996年开始的信息技术革命，带来了美国社会生产率的大跃进，形成了惊人的财富溢出效应，进而刺激了房地产行业的复苏与繁荣。直到2001年，美国房地产及其下游产业链条，基本处于合理增长时期。不过，从2002年开始，为了替换已经熄火的信息技术增长引擎，以及应对“9.11”之后的“反恐战争”对经济资源的强烈需求，美国启动了刺激房地产泡沫的手段，放松货币供应，强化金融创新，加快吸取别国储蓄，以同时获得大炮和黄油的双重好处，人为制造出了一个炫目的经济繁荣景象。
当2007年资产泡沫最终破裂之后，房价下跌幅度高达33%，超过了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的烈度，而且在未来5年中，美国房价仍可能继续下跌10%~25%。资产泡沫的破裂，导致美国金融系统损失惨重，银行的表内表外资产、股票债券大宗商品市场、金融衍生品交易一片哀鸿，养老医疗保险基金、个人投资及退休账户中的价值灰飞烟灭，金融体系总损失规模达到了惊人的9万亿美元！
80年代末的美国房地产泡沫，从破裂到走出低谷用了六七年的时间，而2007年的房地产泡沫破裂，无论从规模、幅度、烈度，还是危害面、损失量、持久性方面，都远远超过90年代初的房地产危机。这一次，美国走出资产价格低谷的时间不会少于10年，金融体系彻底清除坏账和问题资产的过程将漫长而痛苦。
美联储的货币量化宽松政策，无非是试图进行“资产再通胀”，帮助金融体系冲销资产毒垃圾，这些有害资产的一部分，被美债持有人所吸纳，从而流向了海外，其他部分则被美国经济自身所承受，表现为政府赤字激增、失业痛苦长期化、消费需求持续疲软、经济复苏脆弱等现象。资产毒垃圾无论以何种形式体现出来，化解和排毒都需要漫长的过程。
消除“债务堰塞湖”对经济产生的巨大压力的过程，被称为“解杠杆”。从美国30年代大萧条的经验来看，1933年总负债与GDP之间高达299.8%的悬殊比值，被证明是一个经济体无法承受的崩溃“水位”，不削减负债水平，经济引擎将难以重新启动。美国用了十多年的时间，在二战后才将总负债与GDP的比值降到了120% ~150%的安全区域。2008年美国负债再度超过危机警戒线(358.2%)，这是近80年以来美国最严重的负债比例！
美国的救市方法采用的是一种错误的思路，它不但没有将危险的负债比例降下来，反而使国债的规模飙升到与GDP大致相当的水平，“债务堰塞湖”的水位其实比危机前更高了。如果总负债不大幅降到GDP的150%的安全线之下，美国经济就无法正常和可持续地运转。不经过至少10年的“解杠杆”痛苦，美国的总负债水位将难以退到安全的经济运行区域。
第二，美国人口的年龄结构预示着未来超过10年的消费萎缩周期。以60年代初为中位点的7700万“婴儿潮”人口，已经迈人消费萎缩的年龄阶段（47岁为消费顶点）。
美国的“婴儿潮”世代从来没有储蓄的习惯，他们人生的前半段正好赶上美国成为主宰世界的霸权帝国，他们普遍存在着对未来超级乐观的心态，铺张和挥霍成为生活的常态，肆意和放纵是他们的世代特征。他们没有父辈灰暗的大萧条记忆，也没有你死我活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残酷洗礼，一切都是那么顺利，一切都是那么辉煌。
当60年代初出生的“婴儿潮”世代，经过了47年的奢侈生活，来到了金融海啸的爆发时刻，此时，正值他们开始从消费最旺盛的年龄开始逐步走下坡路的拐点，经济繁荣突然消失，失业狂潮席卷而来。他们发现自己投在股票市场中的退休金出现严重亏损，而由于常年大手大脚地挥霍，银行账户的存款从来就是“薄如蝉翼”，同时，放纵的生活习惯和肆意的超前消费，使得他们早已负债累累。在这样的情况之下，他们的消费将从正常衰老的消费曲线上陡然下滑，以应对未来残酷的经济寒流。
2009年正好处在人口消费曲线上的悬崖边缘，再往前一步，就是“消费大瀑布”了，然后就是一个剧烈下滑的消费周期，其持续时间直抵2024年。这将是一个长达14年的消费下滑周期。在高度负债的情况下，美国的消费市场将陷入一个漫长的冰河期！
无论货币政策还是财政政策，对于一个衰老的世代都不会发生明显的作用，毕竟这些政策无法使人返老还童。鼓励老年人去大胆借钱消费并不现实，消费的逐年萎缩将使目前看起来鲜亮的经济复苏“绿芽”失去肥沃的信贷土壤。毕竟消费拉动着美国72%的经济增长！
更为严重的是，欧洲的人口周期与美国一致，欧美两大经济板块将同时陷入长期消费冰河期。这对于所有以欧美市场为主要出口对象、生产能力严重过剩的新兴市场国家，将是一场空前的经济生态环境的灾变。
第三，生产率新的革命同样需要时间和技术积累。在1889 – 2000年的111年间，美国经历了三次生产率高涨的时段，第一次是1917 – 1927年，生产率增长为3.8%；第二次是1948 -1973年，生产率增长为2.8%；第三次是1995- 2000年，生产率增长为2.4%。三次生产率爆发的间隔，大致为20~25年，正好是一代人的时间。这种技术集中突破的周期与人口周期相吻合的规律并非偶然，如果一个人的消费力与年龄相关的话，那么他的创造力同样如此。
一般而言，一个社会中最具创造力的人口比例里相对固定的，教育程度的提高只是改变了创新天才们的起点，而并不能改变他们在总人口之中的比例。一个人最具创造力的年龄在25~40岁之间，平均而言应该是在30出头的年纪，此时，他们的经验、智力、精力均达到一生中的顶点。“婴儿潮”世代的出生中位点在60年代初，而他们之中的创新天才们在90年代初达到了最具爆发力的年龄阶段，到2011年，他们已经接近50岁了，创新能力必然大幅下降。而下一个世代的出生中位点在1990年前后，他们有可能带来新的生产率革命的时间在2020~2025年之间。
如果把经济解杠杆、人口消费和生产率突破这三大周期加以综合考虑，可以看出美国下一波真正的繁荣周期应当在2020年之后才会发生，2024年将是一个关键的转折点。不过，在此之前，美国经济将出现“失去的十年”。这十年也将是中国在21世纪前半叶赶超发达国家的最佳时间段。之后，中国老龄化的问题将迅速恶化。
所谓“中国崛起”，其实是有时间窗口的，就如同发射火箭，错过发射的最佳“时间窗口”，只能等待下一次机会的来临。而中国的下一次“崛起窗口”，恐怕要到21世纪的下半叶了。
历史留给中国崛起的时间相当吝啬，如果不能趁欧美实力下滑的10~15年内迅速实现经济起飞，从而摆脱“两方引力”，达到“第三宇宙速度”，那么2025年之后，中国将再度落回到欧美主导下的世界经济轨道。中国的强国之梦将不得不再等待30~50年！
9.2 2012之后的危险10年
未来10年，将是大国格局发生深远变化的10年，也是充满危险和挑战的10年。“中美国”在过去30年里由于地缘政治和经济利益所建立起来的合作基础，将发生根本性的变化。
美国的经济在债务解杠杆的痛苦过程中，还将面临人口老龄化的沉重负担，而生产率的停滞却难以产生新的财源。因此，美国经济的大趋势将是经济脆弱、债务沉重、就业不振、消费委靡、财政恶化和赤字高企，欧洲和日本的情况也大体相同。没有生产率的提高，就不会形成足够的储蓄增量，也不可能刺激真实和可持续的消费与投资。
摆在美国面前的只有两种选择：一是进行经济转型，重建“岩上之屋”，但困难在于政治上的阻力和经济上的乏力，这一战略不仅实施难，而且见效慢；二是重新启动资产膨胀引擎，恢复过去30年债务驱动的繁荣模式。这样不仅政治阻力小，而且经济所承受的痛苦将由其他国家进行分摊。
毫无疑问，第二条道路更符合美国“金权天下”的统治集团的根本利益，因此也是美国的必然选择。不过，这里面存在着一个问题，那就是资产膨胀和债务泡沫都已经走到了尽头，美国消费者再也无力支撑更大的债务压力了。
这就是美国统治精英的美好理想与残酷现实之间存在的必然矛盾。要实现“资产再通胀”，就必须以更大的强度来“抽取”中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国内储蓄。中国持续出口国内储蓄是美国愿意容忍中国发展的基本条件，也是“中美国”婚姻的基础。但是，这就形成了一个逻辑上的死循环，中国创造国内储蓄的主要动力源于美国的消费，而美国的消费又依赖中国的储蓄，在美国资产膨胀无法持续下去的情况下，“中美国”的利益共同体也就走到了尽头。
中国要实现经济模式的转型，必须也必然要将国民经济的主要资源从向海外倾斜转向国内市场，中国的商品和储蓄出口导向也必将随之而变。中国国内市场的扩张势必伴随着出口依赖的减弱和对美国国债需求的萎缩，这将严重威胁美债帝国的战略利益。尽管中国市场的繁荣能够刺激美国的出口，但是相对于美国的经济规模，这一刺激毕竟太小了。
欧元区的诞生已经将美元流通逐步挤出了欧洲大陆，大大压缩了美元帝国的版图，海外流通的美元面临着日益过剩的趋势，这正是2000年以来世界范围的大宗商品和石油价格暴涨的根源。美债在国际上需求不足，迫使美联储逐渐变成了国债的最大买主。如果中国削弱美债的购买，美国的金融生态环境将更加恶化。
当7700万的“婴儿潮”世代在未来10年中陆续退休时，美国的社保和医保体系将面临不可避免的塌方。仅在这两个领域中，美国政府所承诺的福利保障就形成了100万亿美元的超级“隐性负债” 沉重的医疗社保开支将对美国的财政构成前所未有的压力，未来10年的巨额财政赤字无可避免。到2020年，按最乐观的估计，美国国债的规模也会轻松突破23万亿，如果美国经济复苏不如政府估计的那样乐观，这个数字只会更加恶化。
未来10年，美国需要惊人的资金来弥补财政的亏空，这一需求将远超过各国出口储蓄的极限！
美国经济困境的核心就是储蓄匮乏，当没有足够的真实储蓄供应，美联储只能开动印钞机来制造货币财富的幻觉，其后果就是美元购买力的持续贬值，以及美元信用的不断瓦解。这是一个自我加速的恶化过程，美国越是缺乏储蓄就越需要印钞票，而日益泛滥的钞票又会加速资本逃离美元资产，导致美国丧失吸引别国储蓄的能力。
美国还能出现另一个沃尔克，以高利率和高汇率来拯救美元吗？答案是否定的。80年代初的美国仍然是世界上最大的债权国和最大的储蓄国之一，能够承受超高利率和汇率的短期剧烈震荡。但未来10年的美国，在超级负债的压力之下，高利率和高汇率政策所发射的“经济鱼雷”，会首先击沉美国经济自身，这无异于经济自杀！
一切将重新回到70年代世界货币大混乱的状况，而问题的根源都一样，那就是美国国债本位制所形成的世界货币大厦的根基，原本就是建立在一片“流沙”之上。世界最终会认识到，当今的世界货币体系，其实并没有摆脱“特里芬难题”的魔咒。
美国向全世界提供美元作为储备和贸易货币，同时供应美国国债作为世界货币体系的储备资产，这与当年美元与黄金资产不匹配所造成的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的逻辑一样，美元与美债资产同样存在着不匹配的内在问题，这就是美元和美债无限扩张的需求与美国财政税收只能有限增长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
世界经济和贸易要持续增长，就必须要求美国供应更多的美元，而美元背后的核心资产是美债，因而美债必须不断增加。但是，美元是美国的货币，美债是美国政府的负债，美债增长受制于美国政府财政税收的增长，当美债规模达到财政税收所能支撑的极限时，整个世界的货币体系将面临崩溃。
美债的极限在哪里呢？这就是偿还美债的利息支付占财政收入的比例不能超过临界点！
正如哈佛大学教授尼尔-弗格森在《帝国的衰落》一文中指出的那样，历史经验表明，当一国财政收入中的20%用于国债利息支付时，国家将面临严重危机，恶性通货膨胀无不可避免。当这一比例超过50%后，帝国将陷于崩溃的边缘。
西班牙在1557 – 1696年之间，沉重的债务负担导致14次国债违约，结果是西班牙帝国走向衰落；法国在1788年资产阶级大革命的前夕，62%的财政收入用于支付国债本息，结果王朝崩溃；奥斯曼帝国在1875年时，50%的政府财政收入支付圄债本息，结果帝国濒临解体；1939年二战前夕的大英帝国，44%的财政收入支付国债本息，结果无法应对纳粹德国的挑战。
美国也将面临国债利息支出不可避免地突破临界值的危机。根据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的报告，2011年美国国债利息支出占财政税收的9%，2020年达到20%，2030年突破36%，2040年将直逼58%!
任何一个国家的财政税收中，如果仅仅是国债利息的支付就拿走了一大半，那么该国还能存在着主权信用吗？国会的估计只是最乐观的推算，因为美国采取了超低利率政策，由美联储直接出面购买国债，才将10年期国债利率人为压低到2%左右。如果按照过去30年来美国国债5.7%的平均收益率计算，美元和世界货币体系的总危机爆发，将可能出现在2020~2030年之间。
可以说，在未来十几年中，中国将面对空前的机遇和危险。一个信心脆弱的人，往往会表现出超乎寻常的敏感和攻击性；同样，一个实力和信心正在下降的世界霸权国家，也将更加危险。美国重回亚洲的政策，不仅仅是一种口头上的宣示，更可能是国家战略的重大调整。在未来中国的经济转型中，如果中国获得了成功，并继续将国内储蓄“贡献”给美国，美国则可能对中国采取“围而不打”的策略，在纠结的心态中包容中国的进一步发展。但是，如果中国拒绝大规模购买美债，美国将无法继续“坐视”中国的成功。中国周边的争端会越来越具有爆炸性的危险，甚至中国将被迫卷入一场或几场局部战争，从而把没有硝烟的“货币战争”升级为硝烟弥漫的“货币战争”！
9.3 谁能拯救欧元？
如果说美国的问题在于经济，那么欧洲的问题则在于政治。
作为欧盟的势力轴心，德国和法国存在着根本性的理念差异。在政治上，法国始终希望能够当欧盟的“驾车人”，而让德国继续做拉动欧盟经济的“马”。在战后的半个世纪中，德国在二战负罪的心理压力之下，勤勤恳恳地表现出“马”一般的低调和任劳任怨，不过，这绝非德意志民族的天性。随着德国完成了统一大业，牢牢地控制了欧洲中央银行的货币发行权，德国逐渐摆脱了战争的阴影，开始把“驾车人”的缰绳越来越紧地抓在了自己手中。法国在政治上的优势已日渐受到货币大权旁落的瓦解，没有欧洲央行的支持，法国几乎在所有问题上都无法发力。为了平衡权力的天平，法国总统萨科齐力促将“欧元集团”升格为“欧洲统一财政部”，试图以此来制约德国主导下的欧洲央行的势力，但效果还有待观察。
卢森堡首相容克对“欧元集团”是这样表态的：“我相信，欧元集团能在做好自己工作的同时，又不严重制约欧洲央行……为货币政策和欧洲央行争论实在是浪费时间。法国未能成功地推行他们的想法。萨科齐总统建议对欧洲央行实施更严格的政治控制，可欧洲的财政部长中没有人支持他，即使一些国家的领导人也许认同这个观点，也会因为德国人坚决的立场而不了了之。”
在经济上，德国是典型的“弓箭制造”决胜论者，坚信财富的根源在于生产创造，而法国则更注重财富的合理分配。用法国金融领域幕后大佬让•佩尔利瓦德(Jean Peyrelevade)的话说就是，“德国民众意识到，工业产出有一个健康的结构，对经济增长和购买力的提升至关重要。但在法国，支持提高生产能力的做法并不受欢迎。德国企业的利润率要比法国高20%。萨科齐所推崇的政策反映出他的一贯观点，即经济增长的关键在于通过收入分配和削减个人税负，来提高人们的购买力。萨科齐笃信自己的政策，但他将铸成大错”。
萨科齐没有意识到生产率的提升才是一切财富创造的本源，收入分配只能在更高的生产力之下才会发挥作用，做大蛋糕比均分蛋糕更优先。法国人享受生活的心态固然让人羡慕，但德国人勤劳工作的选择却更值得敬佩。法国在欧盟与德国争夺主导权的斗争注定会失败，正如英国前首相撒切尔早就指出的那样，法国不过是在为德国做嫁衣裳，最终将一个完整的欧洲交到德国人的手中。对此，德国前总理施罗德并不讳言：“如果法国的政治目标是将欧元的创立当作削弱德国实力的计划的一部分，进而降低我们（德国）所谓的经济主导性，那么结果会恰恰相反。德国竞争力的增加意味着德国更强大，而不是实力被削弱。可以说，这是显而易见的，而且也是必须的，因为我们是欧洲之中实力最强的经济体”。
主权国家之间的权力博弈只是欧盟和欧元故事中的一条明线，在表面的政治经济斗争的舞台背后，共同推进“欧洲合众国”进程的导演们却始终在设计着一条剧情的暗线。“欧洲统一财政部”从表面上看，似乎是为了制约欧洲央行和德国人的势力，这样会激发更多欧盟国家的老百姓产生对德国的担心，弱化他们对“欧洲统一财政部”的抗拒心理，进而在一片“忽悠”声中，乖乖地将本国的财政预算和税收政策主权拱手让给超主权的欧盟。政治家们也许是在演戏，而且相当投入，以至于他们常常忘却自己是在戏中还是戏外。
其实，“欧洲合众国”的策划者们犯了一个战略性的错误，在他们推进欧洲货币联盟的过程中，联盟并不是越大越好，而是经济水平越接近越好。在起步阶段时期，欧元国家应仅限德、法、荷、卢四国，首先完成内部的经济整合，再推出统一财政部。由于联盟规模小，而经济发展程度相似，沟通成本相对较低，可实现度较高。如果一切运行良好，规矩已经成熟，再将意大利、比利时纳入，这两国的财政和债务问题较大，起码需要数年时间才能消化。之后，才能考虑进一步扩张。结果，现在欧元区搞成了大杂烩，良莠不齐，意见不一，德国将耗费大量宝贵的时间去进行协调，而时间是有成本的！要想真正把欧元区做强，该舍则舍，当弃就弃。不懂取舍之道，只能是自取其乱。
正如“中美国”出现的东部人民（中国）负责生产而西部人民（美国）负责消费的现象一样，欧盟也出现了“南北欧”问题，北部欧盟以德国、荷兰为首的国家进行生产创造，而南部欧盟以希腊、意大利、西班牙为代表的国家进行消费。南部欧盟所出现的问题与美国一样，都是以资产泡沫来带动经济繁荣，走上了债务驱动经济的不归路。它们利用加入欧元区所获得的低利率和低通胀环境，大力刺激房地产泡沫，以资产升值带动消费繁荣。在欧元区诞生的头一个10年里，西班牙经济平均增长了3.6%，希腊为4%，爱尔兰达到6%，远高于北部欧盟。资产价格的上涨必然伴随着负债的扩张，消费的繁荣并非源于生产率的提升，而仅仅是资产膨胀的刺激。它们的消费需求拉动了德国在2004 – 2008年之间的经济扩张。结果，在欧盟内部出现了严重的经济失衡，西班牙、希腊、意大利等国的贸易和财政赤字严重恶化，而德国、荷兰等国却积累了巨大的贸易盈余。
当2008年资产泡沫在全世界出现普遍崩溃时，南部欧盟的债务驱动型经济增长模式宣告破产。繁荣大潮消退之后，留下的则是满目疮痍、无法偿还的债务残骸。在资产泡沫和消费狂潮时代，这些国家纷纷选择了放弃实业，购买优质价廉的北部欧盟国家的-业消费品，从而削弱甚至永久丧失了相当规模的“弓箭制造”能力。债台高筑、经济萎缩、失业严重、税收枯竭、财政破产，正是对错误经济增长模式的全面清算。
关键的问题是，谁该出面拯救南部欧盟国家呢？全欧洲都眼巴巴地看着荷包鼓鼓的德国，希望德国将出口创造的国内储蓄“贡献”出来，帮助大家渡过难关。精明的德国人决不会轻易拿出自己的储蓄去拯救别人。
回顾欧盟50多年的发展历史，德国从来就是一个非常“拎得清”的国家，对自己的利益看得清清楚楚，守得严严实实。德国人拯救别国的基本前提就是，其他国家必须首先耗尽它们所有的金融资源，德国从来不会傻救其他国家！英国和法国曾屡次试图从德国身上“揩油”，每次都在碰壁之后无功而返。
英国曾于1972年短暂加入过“蛇形机制”，但很快就被投机资本给打了出来。1973年，英国首相希斯来到波恩，再度要求英镑加入“蛇形机制”。德国自然表示支持，有了英镑和法郎这两只左膀右臂，抗击美元投机资本巨浪的能力就会更强。但是，英同人提出的条件却让德国人踌躇，英国政府试图与欧洲货币汇率挂钩时，屡屡失败，而且历届政府由于支持类似政策也被连累垮台，因此，希斯提出德国必须提供无限制支持英镑的承诺。在德国人看来，这等于要求德国人用自己的外汇储备，为英国人开出空白支票，而英国人拿到这道护身符，很可能会在财政赤字方面失去约束。德国人不愿直接回绝，就提出反报价，建议英国先加入“蛇形机制”，以背水一战的心志，表明捍卫欧洲汇率稳定的决心。结果，英国人退缩了。
1978年启动欧洲货币体系(EMS)时，法国建议用“一篮子货币”为核心建立欧洲货币单位(ECU)，各国货币以FCU为参照点进行不超过2.25%的浮动。法国人的这个设计相当高明，在马克强大而法郎弱小的情况下，相对于ECU进行浮动的思路，对法郎有利。因为在“篮子”中的货币比例固定后，每5年才调整一次。期间，如果德国马克升值过快，为了保证“篮子”中马克的价值不能越界，德国将不得不首先拿出自己的外汇储备干预市场，降低马克汇率。这样，德国的外汇储备就将成为欧洲货币体系共享的资源。同时，ECU将成为各国干预外汇市场的T具，并且最终实际上是由本国货币来偿还汇率波动造成的外债。
德国人一眼就看穿了法国人的用心，坚持汇率稳定操作必须承袭“蛇形机制”，各国货币浮动不能以ECU为基准，而是任何两组货币的相对汇率不能突破上限，这样，各国就只能先动用自己的外汇储备来干预汇率。这一招将法国算计德国外汇储备的计谋，破解得千干净净。另外，德国坚持在偿还汇率干预形成的借贷时，各国必须使用美元、马克或黄金来支付。同时，德国也不同意建立共享的“外汇储备库”。结果，在德国执拗的坚持下，法国只得让步。
建立货币联盟本是德国利益最大化的战略选择，拉拢英国和法国是构建货币联盟的核心，对英法试图染指德国国内储蓄的企图，德国采用了绝不姑息的态度，如果英法不耗尽自己的全部金融资源，就想从德国获得资金？门儿也没有！
要想拯救南部欧盟，必须分两步走：第一就是稳定欧洲的金融体系，第二是重新激活其经济引擎。
南部欧盟在资产泡沫破裂的过程中，至少形成了规模高达2万亿欧元的资产损失，这些金融烂账充斥在这些国家的银行体系之内，而且通过国债和企业债的形式已经扩散到了整个欧元区。尽管欧洲的金融问题没有出现类似于美国庞大金融衍生市场的放大效应，但是要消化如此规模的烂账也绝非易事。
办法无非两种：一是通过欧洲央行印钞票，用通货膨胀来冲销烂账，不过这样做违反了德国人近乎偏执的反通胀思维方式，而且同样会导致德国储蓄的损失；二是成立欧洲稳定基金(EFSF)，用该基金来接手烂账。
在欧洲稳定基金的运行机制方面，德国与法国再次发生争执，焦点只有一个，用谁的储蓄来填窟窿。法国人建议把欧洲稳定基金改制为银行，这让人想起当年凯恩斯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设想，没钱的国家总想搞信用透支，银行的主要作用就是创造信用。法国人指望由该基金银行出面购入烂账资产，再拿到欧洲央行去抵押获得资金，然后继续买入，逐步将这些烂账从银行系统转移到欧洲央行的资产负债表上去，这实际上等于欧洲央行将这些资产毒垃圾进行货币化，最终埋单者仍然是德国的储蓄人。
德国人当然不干，他们提出的是一种杠杆式的担保基金模式，由欧洲稳定基金担保20%的损失，募集资金进行数倍放大，在市场中吸收其他国家的储蓄，这样将保护德国的财富，而将其他国家的储蓄置于危险之中。考虑到希腊债务减计高达50%，欧洲稳定基金只担保20%的损失，显然投资风险巨大。
麻烦还不仅在于金融投资的短期风险，而是南部欧盟国家经济发展模式已经崩溃，长期经济衰退已成必然，偿债能力受到了根本性的削弱。所谓“救急不救穷”，稳定金融系统相对容易，但重新启动这些国家的经济引擎却绝不简单。在欧元体系之下，这些国家不可能再用贬值本币来刺激出口，它们的本国实业在德国工业的显着竞争优势面前，已逐渐土崩瓦解，国内消费品日益依赖德国工业。没有货币与关税的保护，缺乏财政和税收的支持，南部欧盟国家要想重新开始“弓箭制造”，与强大的德国，工业产品进行竞争，其难度势比登天！它们只有不断削减财政支出，压制消费需求，而经济会在紧缩中恶性循环。南部欧盟国家的烂账就像割韭菜一般，割去一茬又会长出一茬。事实上，这很可能是个亏损的无底洞。
现在，不管是美国还是欧洲， “妖怪们”贪婪的目光都盯上了中国的储蓄，中国的外汇储备已经成了别人眼中的“唐僧肉”。“妖怪们”提出了各种诱惑，如以人民币计价的融资，给予中国市场经济的地位，反制美元霸权等等，听起来颇具吸引力，但往往华而不实。
不错，美国在一战后，借美元债权国的霸气开始了美元的第一次远征，但最终毕竟以失败而告终，因为货币霸权的基础在于其宰制的市场规模，面对英镑区和法郎区的割据，美元的第一次远征无功而返。只有在二战中，欧洲各国相互毁灭才创造了一个美元独霸的历史机遇。现在的情况是，欧元区规模远大于当年的英镑割据，流出海外的人民币难以形成贸易结算的割据势力范围。在中国形成足够的国内市场规模之前，中国的储蓄应该留在国内发挥更大作用。当中小企业由于缺乏资金而濒临大面积破产的情况下，将国内储蓄输送到欧洲，必然产生“道德风险”。
市场经济地位并不能根除贸易中的反倾销问题。80年代日本与欧美的贸易冲突不断，日本并不存在市场经济地位的问题，其根源还是利益矛盾，市场经济地位不过是发动贸易战的诸多借口之一罢了。
反制美元霸权的说辞也很可疑，欧美金融体系本来就是各大家族在200年的时间里，经过反复博弈最终实现的利益均势，他们之间有矛盾和利益冲突，也有枪口一致对外的基本共识。对于一个外来者而言，恐怕他们共同的利益要大于内部的矛盾。
中国在欧洲债务危机中的角色，还是应该多向精明的德国人学习。
9.4 中国的近忧与远虑
2012年的中国经济，将会很快感受到欧美日三大发达经济体同步降温的寒潮，中国经济起飞的第二级火箭——全球化，已经耗尽了燃料。这将是一种失去动力的滑翔状态，它更像1997 -1999年农村工业化第一级火箭熄火之后的情形。短期之内，中国经济面临着外部需求疲软、内部信用扩张乏力、消费陷入低迷、价格出现下跌、利润开始萎缩、债务问题尖锐、资产状况恶化等现象，2011年备受通胀困扰的中国经济，会突然面对更加难缠的通缩困境。
传统思路认为，中国经济发展有三架马车：出口、投资和消费，如果出口出现问题，那么投资和消费尚且可以支撑中国经济继续以较高的速度增长。这种分析忽略了三者之间的逻辑从属关系。经济增长的原动力是生产率的提高，增长的逻辑是生产率“加速度”最快的行业在向较慢行业的需求扩散的过程中，创造出足够的储蓄增量，从而为消费和投资提供经济基础。在三架马车中，真正带来了生产率快速提升的部门是出口，它以世界市场为导向，以接近世界水平的技术装备为基础，以低廉的劳动力和资源成本为代价，以全方位密切配合的地方政府支持为依托，以最优的生产组织模式为保障，以产业集群效应为发力点，创造出一个质优价廉在国际市场中所向披靡的“中国制造”的神话。没有出口部门创造的生产率奇迹，就不会有充足的国内储蓄增量，也无法为政府巨额的基础设施投资和繁荣的市场消费提供资金。从这个角度看，出口才是中国经济真正的火车头，而投资与消费是“被刺激”出来的。
当欧、美、日面对债务驱动型模式的残局时，它们还有短期之内无法解决的债务困境、人口老龄化和生产率瓶颈等难题，要想重新焕发经济活力，没有10年时间，是难以实现的。发达国家的经济困境对中国的出口部门造成巨大阻力，这是改革开放30年来前所未有的新问题，人民币的大幅升值使出口经济雪上加霜。
出口部门当然会向新兴市场全面渗透，也将取得相当的成效。同时，发达国家的中低端市场的容量也能提供出口最起码的基数保障。因此，中国出口部门能够维持一个依然庞大的规模，不过，增量将逐步递减，经济助推火箭的功能会弱化。
生产率提升的速度代表了社会进步的基本趋势，而生产率的“加速度”则意味着重大的技术突破和生产方式的进步。因此，生产率的“加速度”远比经济规模更有意义。这就是为什么18世纪中国的GDP规模高达世界的1/3，却最终仍然落得被动挨打的根源。
在出口助推火箭熄火的过程中，国内真实储蓄的增长速度会逐步放慢，这将导致消费需求的疲软。关于消费，人们常常会陷入一种误区，以为刺激消费能够带动经济增长，这完全颠倒了两者之间的逻辑关系。当一个农民拿着100个鸡蛋到市场中进行交易时，他要求换得一件衣服，这就是他用储蓄在进行消费。消费从本质上看是一种交换行为，而消费的前提则是生产，没有生产就不会有消费。要产生更多的消费，必须生产更多的产品。如果农民通过提高生产率增加了鸡蛋产量，当他拿着200个鸡蛋参加市场交易时，就丰富了市场供应，他除了要求交换衣服之外，还会要求交换更多的东西，这就刺激了经济增长。刺激消费不能带来持久的经济增长，只有提高生产率才能带来更多的消费，从而促进经济增长。
刺激居民花掉银行中的大量存款能够带来经济增长吗？存款是储蓄的货币体现形式，农民的鸡蛋才是真实的储蓄。储蓄的本质是当人们不再从事生产后，能够在社会中继续存活多长时间的度量。存款只是一种延迟的消费，它的本质还是产品交换。在没有生产率提高的情况下，花掉银行存款相当于缩短自己的“社会寿命”，这能够维持经济，但不会带来真正的增长。
消费必须源于某个经济部门的生产率大幅提升，从而创造出大量更为低廉的新产品，在市场交易中要求更多的交换，来刺激其他行业的发展。经济的爆炸性发展，总是由新行业的出现所带动，当50年代石油化工的异军突起，90年代的信息技术席卷社会时，新的产品和服务在市场交易中创造了新的消费，刺激了更多新的需求。因为是从零起步，牛产率的提升在新行业中表现得更为突出。
当中国消费市场开始出现疲软时，不能够盲目产生刺激消费的念头，尽管这一想法是如此具有诱惑力和煽动性，但绝不是能够根治问题的良药。
如果政府采取无为而治的做法，那么经济冷却和通货紧缩将会加剧。此时，各方要求财政刺激的呼声将会震耳欲聋。问题在于，政府应该如何正确地刺激经济？2009年以来的很多措施，在未来的经济困境中，不会产生可持续性的效果，它们不过是试图延长第二级火箭的寿命而已。政府加大投资力度能够维持经济增长的态势，但如果用在不能提升生产率的领域，或者难以在短期内形成效益的经济部门，那么中国的债务问题将会变得尖锐起来。最终，不可持续的债务只能由货币增发来解决，这将会在经济冷却的困境中，增加通货膨胀的麻烦。通货紧缩和通货膨胀可能同时并存，但将出现在不同的领域。消费市场的价格持续低迷和资产领域的价格不断膨胀，会把中国经济置于冰火两重天的艰难境地。
经济转型的关键就是要点燃第三级助推火箭，政府的投资必须用在正确的领域才能产生可持续性的效果。能够推动中国经济继续增长的领域，必须具备一系列前提条件：首先就是实现生产率加速的潜力巨大；其次，惠及社会中的多数人口，规模效应突出；最后，牵动行业范围广泛，经济各部门全面受到拉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