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没有美元的援助下，苏联依靠自身的努力经过短短的5年时间，就实现了经济的迅速复苏，1950年的工业产值就超过了战前水平。随着经济实力的康复，面对美国的“经济流放”政策，苏联开始了“挖墙脚”的反击战。从50年代初，苏联对一系列美元帝国版图中最薄弱的地区展开了经济攻势。
对于美元帝国而言，苏联每次向另一个地区或国家扩张其经济势力，美国就会失去另外一个正常的市场。
新中国的建立，使得美国丧失了太平洋西岸最大的一块美元占领区。50年代初，苏联大规模对华援助，意味着中国工业化的进程将会大大加速，从而形成了对美元帝国的潜在威胁。
同时，苏联在中东的英镑区也开始发动颠覆性的进攻。1956年，苏伊士运河危机使英法在埃及的势力受到美国的严重削弱，美国对英法一切旨在恢复帝国殖民体系的企图，都毫不犹豫地采取严厉的制裁。但在打击英法之后，美元还没来得及进入，卢布却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扑了进来。到1958年，苏联已经在埃及、叙利亚和也门打入了卢布的楔子。
对于埃及而言，卢布援助符合本国经济发展的长期利益。埃及制订了自己的五年计划，涵盖了整个现代经济的各个领域，只要埃及需要，苏联就会提供帮助。当然，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苏联不是搞慈善。既然美国通过布雷顿体系，建立起美元帝国，为了打破美元区的封锁，苏联就必须建立自己的卢布帝国。经济援助的核心，就是扩张卢布的势力范围，蚕食美元区的势力。因此，苏联对埃及提供的是卢布长期贷款，价值1.78亿美元，时限长达12年，利息仅为2.5%，比西方商业贷款低一半［15］。为了占领北非的卢布桥头堡，苏联可谓不惜代价。在埃及的沙漠中，苏联现代化的石油钻井已经开始生产，未来为埃及兴建的石油精炼厂的计划也在如火如荼地展开。为了从经济上将埃及纳入卢布区，苏联还为埃及的主要出口创汇拳头产品棉花，敞开了国内市场的大门，而此时埃及的棉花出口正被西方拒之门外，这对埃及可谓是雪中送炭。不仅如此，苏联还送来了埃及正急缺的粮食和燃油。埃及人觉得并不吃亏，它得到了宝贵的技术扩散，苏联的出口市场，急缺的重要物资，同时赢得了苏联的政治军事保护。
苏联对埃及棉花的进口价大大高于世界市场价格，使得西方市场对于埃及变得失去了诱惑力。在大量囤积棉花之后，苏联拥有着抛售棉花扰乱西方市场、骚扰美元帝国正常经济秩序的能量。美国扛着维持世界市场秩序的负担，而苏联的市场游击战，搞得美国无比抓狂。高价收购的棉花，再由高价出售的工业设备利润加以弥补，苏联的经济小算盘打得并不亚于美国。
在叙利亚，苏联的工程师们开始忙着测量整个国家，为未来援建的飞机制造厂选址。苏联的石油专家们已经在为东北沙漠地区的石油开采作最后准备。更令中东人开心的是，苏联准备在该地区安装核反应堆，为将来的核电厂提供大笔卢布贷款［16］。
不仅苏联在行动，而且东欧国家也在紧跟苏联的卢布扩张战略。捷克为埃及建设了非洲最大的军火生产体系，在开罗近郊铺开了非洲最大的陶瓷生产企业的工地。在也门，苏联的工程师们正在建设红海最大的现代化港口，这是也门历史上第一个大型公共工程。在苏联的协调下，中国也没闲着，帮助修建了贯穿也门萨那至荷台达的公路。
在约旦，则爆发了卢布与美元的直接对抗。自英镑的势力于1957年撤出之后，美元则了留下来。但是美国对这么小的约旦到底能发挥多大作用，始终举棋不定。而对于苏联而言，苍蝇肉也是肉，只要能撬开美元区在中东的任何一块领地，就意味着卢布能够多一个滩头阵地，未来总有机会将这些分散的卢布根据地连成一大片卢布区。约旦自己有个雄伟的工业化梦想，而圆这个梦的钥匙就是一个连通全国的交通大动脉。就在美国犹豫之际，南斯拉夫和波兰带着卢布杀了进来，约旦在苦等漫长的美国审批援助贷款的流程中，最终耗尽了耐心。卢布区再下一城。
亚洲在美元与卢布的争霸中，地位举足轻重。亚洲不仅地域辽阔，人口多达世界的四分之一，而且还有为数最多、规模最大的欧洲殖民地体系，其资源种类丰富，原材料富甲天下，既是美国防范英镑区死灰复燃的战略重点地区，又是抗拒苏联卢布经济渗透的前沿阵地。美国从战后重建开始，对亚洲地区可谓不惜血本，已大举砸进10亿美元的援助巨款。美国不仅提供经济援助，而且向亚洲国家开放本国市场，目的只有一个，就是将国民党统治下的中国、日本、韩国以及东南亚地区的国家紧紧绑在美元区之内。到20世纪50年代中，亚洲成了名副其实的美元占领区。难怪国民党撤离大陆后，美国发出“谁丢掉了中国”的惊呼，其实更准确的表达应该是“谁丢掉了美元帝国的中国版图”。
当苏联人缓过战争恢复阶段的经济困难之后，50年代中开始在亚洲地区大举发动卢布攻势。仅仅在1955-1958年的三年中，苏联就向7个亚洲中立国大举投入6.5亿美元的卢布援助［17］，这还不包括向中国156个重点工程投入的3亿美元，其三年投入的经济资源已接近美国十年总投入的3/4。从中国到北朝鲜，从东南亚到阿富汗，到处都是苏联专家和工程师们的身影。
中立的印度，成为美元与卢布在亚洲争雄的主战场。尽管苏联投入的资金规模不及美国的一半，但苏联成功的卢布影响力运作却大大抵消了美元的实力。在印度最大的比莱钢铁公司，计划完工后的钢产量将达到100万吨，占印度全国钢产量的1/5，雇员人数高达5万人，这也是印度第二个五年计划的扛鼎之作。美国人出钱最多，但给印度人的印象却是苏联人是这项工程的主要功臣。原因在于，大批苏联工程师进驻工地现场，他们不像美国专家那样对艰苦的生活条件牢骚满腹，工资待遇只有美国人的一半，但他们却热情耐心地帮助印度同行们尽快掌握和消化技术难点。在大多数情况下，苏联工程师并不是根据合同要求，仅仅提供咨询建议，而是直接上手与印度人一起干具体的工程细节。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苏联在突破美元围困的攻势中，调动了最大的潜力和主动精神。
卢布并不仅限在欧亚非发动了对美元的“反围剿”作战，而且还将“黑手”直接插到了美国的后院——中南美洲。自从门罗宣言之后，中南美洲被美国划入了自己的势力范围。苏联对美国后院下手较晚，同时也更隐蔽。为了不激烈地刺激美国，在更多的情况下，苏联的意志是通过捷克与波兰援助来体现的。1958年，当智利总统准备善意出访美国寻求更多市场机会时，美国却冷冷地甩下一句，即将开始对铜制品的进口恢复高关税，而铜却是智利贸易的生命线。美国不讲情面，迫使智利总统取消了访美计划。智利的贸易面临巨大的危机，此时，苏联与东德出现得恰到好处，他们大量购买智利的铜制品，并暗示更多的订单还在后面。虽然苏联并没有承诺未来一定会采购，但已经在智利激起了巨大的苏联热潮。这是苏联玩影响力杠杆的高明之举。
当阿根廷迫切需要1500万桶石油，而又囊中羞涩没有美元向美国采购时，又是苏联扮演了扶危救困的白马王子，它不仅答应出售石油给阿根廷，而且还低于国际市场价格。没有美元？不要紧，苏联接受原材料支付，而阿根廷正愁原材料卖不动呢。苏联简直成了阿根廷的大救星。
阿根廷的邻居乌拉圭正面临经济破产，它最大的出口产品羊毛，被美国对羊毛的特殊高关税逼得无路可走。同时，美国在粮食市场的倾销，害得乌拉圭的农业身处水深火热之中。而乌拉圭急需的石油、现代工业设备和交通基础设施，却由于没有美元而无法购买。乌拉圭痛斥美国人搞鬼，在即将大选之际，美国试图扳倒现任政府，换上更加亲美的人来掌权。苏联人此刻又如观音菩萨般降临了，它先是采购了1800万美元的羊毛，支付的不是卢布而是硬通货英镑，接着又卖给乌拉圭125万桶石油以解燃煤之急，而且还是低于国际市场价［18］。乌拉圭人举国欢呼苏联人够义气。
紧接着，在巴西再度上演了一出大戏：大选前，巴西首要出口商品咖啡突然滞销，库存大量积压，外汇收支急剧恶化。咖啡对于巴西，正如铜对于智利，羊毛对于乌拉圭的意义一样。而这些大宗商品的定价权都掌握在美国手中，如果中南美洲哪个国家的总统不听话，美国只需通过经济手段，就足以使该国经济急剧恶化，在大选中败下阵来。但苏联进来这么一搅和，美国的好戏纷纷砸了场子。巴西与其他中南美国的国家一样，富有各种农产品和原材料，但缺乏石油和美元，一旦贸易收支逆差，国内经济顿感窒息。苏联还是老办法，石油换巴西的咖啡、可可、棉花和原材料，一举扭转了巴西的经济困境。而此时巴西甚至尚未与苏联建立正式的外交关系。自此以后，巴西开始对苏联热情高涨。
外交的目的，就是扩大一国的势力范围。而所谓的势力范围，就是该国货币能够到达的流通域极限，在此范围内能够有效地影响当地的经济和政治。在国际关系中，从来不存在单纯的政治影响力，有的只是以政治面目体现出的经济影响力，也就是货币的实力！
经济援助和卢布外交，已成为苏联对付美元帝国的大规模杀伤武器。
3.6 粮食困局，高速工业化的恶果
卢布对美元最具冲击力的时期就是20世纪50年代，苏联战后成功而迅速的经济复苏，为卢布版图的大规模扩张创造了条件。但是，苏联经济的好景却不长，进入60年代后，苏联的经济增长逐渐乏力，制约了卢布的扩张势头。美元与卢布进入了战略相持阶段，而80年代美元则开始发动了决定性的反攻。
苏联经济首先暴露出问题的领域就是农业。一个占地球陆地面积高达1/6的庞大帝国，仅有不到三亿的人口，居然在60年代以后的大多数年份，不得不依赖越来越多的粮食进口才能养活自己，这的确是件令人匪夷所思的事情。俄国并非无法自给自足，事实上，俄国直到20世纪初，仍然是世界上最大的粮食出口国，占据了世界粮食出口总量的45%。而苏联1980年以后，却成为了世界最大的粮食进口国，占世界粮食进口总额的16.4%［19］。60年代中期是苏联粮食问题开始恶化的一个重要分水岭。
的确，20世纪30-50年代是苏联经济发展的黄金30年，倾全国之力搞工业化获得了非凡的成功。用丘吉尔对斯大林的评价来概括就是，“苏联在他上台的时候仅仅是一个落后的农业国，而在他去世之际却是一个装备了原子弹的世界超级大国”。但是，极度的倾斜发展必然隐藏了极度的增长隐患。
曾任俄罗斯政府代总理的盖达尔，曾这样概括苏联的农业问题，“集体化，剥夺农民迁徙、选择工作和居住地点的自由，强迫从事无偿劳动，必须依靠个人副业养家糊口，这一切都无异于恢复了农奴制。差别仅仅在于，国家并非充当了农奴主之一，而是变成了唯一的老爷。在拥有监控和实施暴力的现代手段的条件下，在缺少道德约束的情况下，政府坚信，较之对工业基础建设投资的增长，农村所发生的事情无关紧要。所有这一切都突破了农业社会特有的向农民索取资源的最大限度，而将资金从农村向城市实行再分配的规模之大，在世界历史上也绝无仅有。如果农村的劳动是强制性的，如果劳动变成了某种形式的劳役地租，那么就不可避免地会恢复俄罗斯文学中所描绘的俄国废除农奴制以前的劳动道德标准。” ［20］
“只有傻子才爱干活”，正是这种苏联农村劳动道德标准的真实写照，人在为自己和自己家人干活时的热情与为公家打工所表现出的慢怠，已经在许许多多的国家和社会中反复地被验证了。懒惰懈怠的工作态度，二等公民的社会待遇，微薄的收入水平，迫使农村人口中最具文化、最有能力、最身强力壮的劳动力，不惜一切代价也要奔向城市生活，这种“鲤鱼跳龙门”的冲动和压力，使得农村丧失了最具生产力的精华。
在工业革命时代，一个国家最关键的发展，要看工业技术扩散的规模，而进行工业技术扩散的核心要素，就是人才。只有人的创造性参与，才能将技术、设备、资金、原材料整合成最终的产品。在苏联工业化的过程中，它成功地关注了工业技术扩散的效应；而在农业经济发展中，却忽视了农业增长同样需要技术扩散，而实施农业技术扩散的，必须是同工业人才同等优质的农业人才，才可能产生同样的投资效益。大批农业人才的流失，无论是主动还是被动，都造成了苏联农业问题无法用加大投资来缓解的困窘。
在美国或西欧，农场主与城市人口之间，并无阶层地位上的差距，也并不存在收入上的明显鸿沟，选择从事农业或者定居城市，往往取决于个人的生活志趣偏好，因此，发达国家的农业人口素质使之能够承载资本高投入所期待的高回报。
当苏联政府明白过来不能再继续剥削农业时，工业的积累也具备了反哺农业的能力。苏联政府从60年代初开始逐年增加对农业的投资力度，从1960年农业投资占苏联经济总投资的14.3%，增加到1980年的20.1%，由于经济总规模的扩大，对农村的投资规模无论是绝对数字还是相对比例，都已经达到相当惊人的水平，但苏联的粮食却在多数年份无法满足国内需求。1960年，苏联尚可出口部分粮食，而到1970年却不得不进口220万吨，到1982年剧增到2940万吨，1984年更达到4600万吨！
正如安德罗波夫在60年代所说：“农业尤其糟糕，今后再也不能容忍连国家都养不活、年年不得不进口越来越多粮食的情况了。再这样下去，我们很快就要饿着肚子过日子了。”1963年，由于农业歉收，苏联的外汇又严重不足，苏联不得不出售372.2吨黄金，在国际市场上买粮食。苏联一次就损失了黄金储备的近1/3，赫鲁晓夫视之为奇耻大辱。到1965年，苏联不得不再次出售了335.3吨黄金来购买粮食，这回大家已经习以为常了。再往后就越来越麻木了。
为什么苏联的粮食会出现如此巨大的亏空呢？导致这一局面的直接原因就是30年代的高速工业化和城市化。工业化使得人们的工资收入不断增加，越来越多的城市人口对于食品供应的数量和质量要求也随之提高，特别是对于肉、蛋、奶等高营养价值食品的追求，导致更多的粮食被畜牧业的饲料所挤占，这使得粮食短缺问题更加恶化。
60年代中，国营商店的平价肉就失去了踪影；70年代初，各大城市排队等待购买食品的现象日益普及；80年代连凭票供应的食品也难以搞到。这一切，严重破坏了人民对政府的信任。再加上分配中出现的各种特权现象，更加重了大众的不满情绪。
一方面，苏联工业化造成农业经济长期不振，粮食无法自给自足；另一方面，畸形工业化挤压了轻工业部门的资源，难以生产出在国际市场中有竞争力的产品，无法换回外汇。结果，为了缓解粮食短缺的危机，苏联不得不主要依靠出口石油来换得硬通货。
终于，苏联将自己的经济软肋暴露给了虎视眈眈伺机下手的美国。
3.7 石油峰值，苏联跌向深渊
苏联历来是石油和黄金的主要生产大国，由于黄金的年生产量不足以支撑缺口越来越大的粮食逆差，石油于是成为苏联的最后一条换取外国粮食的希望之路。没想到这条路却是一条美元伏兵埋下绊马索的绝路！
苏联的工业和农业都严重依赖石油，这使得苏联原有油田的生产能力仅能满足国内和援助卢布区内卫星国们的需求，所以无法大规模出口创汇。
1960年西伯利亚大油田的发现，就成为苏联通往粮食富足和政治稳定的美梦的起点。在整个70年代，西伯利亚的石油如同上帝的恩赐，将源源不断的财富塞进了苏联的国库。1971年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美元与黄金的脱钩，严重震撼了国际市场，美元严重贬值加速了黄金和石油价格的飞涨。两次石油危机的爆发，更使得石油价格如脱缰野马一般狂飙直上。苏联就如同中了头奖的暴发户，花不完的银子，享不尽的荣华。石油美元暂时填补了粮食赤字的巨大亏空。在预期油价未来将无限美好的幻觉中，苏联开始了与美国进行核武器的对峙，强化军备竞赛，进而陷入了阿富汗战争的泥沼。
70年代是卢布最后一次与美元势均力敌的较量。当美国收服了沙特等石油输出国，定好了石油美元的基本国策，然后采用了高利率撒手锏，制伏了通货通胀和美元危机两只猛虎之后，美元的困难终于扛了过去。
美国终于腾出手来，准备收拾卢布了。
1977年3月，美国中央情报局（CIA）给美国政府递交了一份秘密备忘录《即将来到的苏联石油危机》［The Impending Soviet Oil Crisis (ER 77-10147)］，在备忘录中，CIA指出“苏联石油产出的峰值将于80年代初来到，在下一个十年（指80年代）中，苏联会发现它自己的石油产量，非但不足以向东欧和西方提供目前规模的出口，而且还不得不与欧佩克国家竞争自身的石油供应。这标志着目前的情形（指苏联石油贸易巨额顺差）将发生逆转，对西方的石油出口占据了苏联40%的硬通货收入。”备忘录明确提出：“当石油产量停止增长，甚至在此之前，苏联的国内经济和国际贸易关系就将受到深远的影响。” ［21］
CIA的备忘录依据的是石油峰值理论。“石油峰值”说源于1949年美国着名石油地质学家哈伯特发现的矿物资源存在着所谓“钟形曲线”的规律。哈伯特认为，石油作为不可再生资源，任何地区的石油产量都会达到最高点，达到峰值后该地区的石油产量将不可避免地开始下降。1956年，哈伯特大胆预言美国石油产量将在1967-1971年达到峰值，以后便会下降。当时美国的石油工业蒸蒸日上，他的这一言论引来很多的批判和嘲笑，但后来美国的确于1970年达到石油峰值，历史证明了他预测的正确性。
正是由于70年代初美国石油峰值的到来，才使中东两次石油禁运对美国经济产业强大的杀伤力，其程度远远超过美国政府的想象。如果以美国市场经济的高度弹性尚且难以抗拒石油短缺所造成的巨大冲击，那么苏联封闭而僵化的经济体在石油危机的影响下，将必然会面临更加沉重的打击。特别是由于石油出口对于苏联粮食供应的重要影响，可能使石油成为一种严重破坏苏联政治稳定的战略武器。
重要的不是“石油峰值”理论是否正确，而是美国业已认识到该理论不仅能够影响市场预期，而且这种预期能为美国所利用，去实现自身重大的战略目的。
80年代初，当里根政府上台后，CIA备忘录明显影响了美国政府的政策选择思路，这就是利用石油战略来打击苏联脆弱的经济平衡和政治稳定。
1979年，苏联为了取得从陆地进入印度洋与美争霸的道路，同时为了获得波斯湾丰富的石油资源，悍然发动了阿富汗战争，一周之内即控制了阿富汗全国主要城市及交通干线，切断了阿富汗与巴基斯坦、伊朗边境上的主要通道。面对苏军强大的压力，中东各产油国无不心惊胆战，它们开始急速调整与美国的关系。
1981年4月，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凯西秘密访问沙特。凯西曾在二战中从事对德国的经济战工作，成效斐然。双方开始策划如何利用石油武器对付苏联。
1985年，苏联的石油开采量在历史上首次开始下降，美国等待已久的苏联“石油峰值”的时刻终于到来了。
在美国的授意下，沙特宣布石油开采规模扩大两倍以上，立刻引发了石油价格出现了史无前例的大暴跌，苏联石油出口创汇的收入随即跌入了深渊。对东欧各国的石油援助无法持续，外债深重的东欧马上陷入了经济衰退和政局动荡。苏联数千万吨的粮食进口希望化为泡影，社会食品的极度短缺加剧了人民对政府的愤怒；已大规模铺开的新建设摊子，由于没有外汇难以进口外国的设备而陷入瘫痪，再加上阿富汗战争的巨大消耗，财政收支严重恶化；为支持新建设所借来的大规模外债，苏联陷入了难以偿还的窘境；军工复合体为了与美国进行军备竞赛所急需的资金，突然没了着落，导致军方不满情绪激增。
苏联在内忧外患、债台高筑、财政濒危、众叛亲离的险恶环境之下，已经滑向了全面的政权危机的边缘。
3.8 美元痛下石油匕首，卢布含恨魂归西天
1971年之后，美元的本位制已经从名义上的黄金转向了实质上的美国国债，而卢布则是从30年代开始一直采用了黄金名义下的“计划本位制”。
在美元的世界里，一切经济活动的本质，都是由一系列交易所组成，而交易的发生，就是货币与商品换手的过程。因此，货币深深地植入了经济活动的一切领域，正是商品交易产生了对货币的需求。
在早期的简单交易中，买卖双方基于一手交钱一手交货的原则，交易规模的扩大与货币的增长同步发生。此时，金钱呈现“刚性”特质，金钱的背后代表着已经存在的商品，其主要形态就是金银。随着交易距离的扩大，买卖双方出于对运输和方便性的考虑，逐渐接受了赊账的方式，由此产生了商业信用，即交易已经发生，金钱尚未支付。商业信用起到了替代金钱促成交易的作用，这种延期支付的体现形式就是商业汇票。随着商业信用规模的扩大，商业汇票与金钱共同形成了促进商品交易的货币供应，货币日益体现出“弹性”特点。这就是西方资本主义的第一个时代 ——商业资本主义货币信用的主要特征。
工业革命的兴起标志着资本主义第二个时代 ——工业资本主义的来临。工业技术带来了商品生产的爆炸式增长，工业发展所需的资金周期长、规模大，为争夺资源和市场所爆发的战争，产生了对货币的更大需求，工业信用、国家信用、商业信用与金钱一同构成了更大规模的货币供应，来促进工业时代巨大的商品交易过程。由于工业与国家信用都是一种未来支付的承诺，而且时间比商业信用跨度更大，因此，货币供应中的“债务成分”更加突出。
但是，苏联所建立的计划经济模式，从制度上否定了私有制，也就间接排斥了商品交易的理念。卢布的需求，不再源于交易，而是计划的产物。
如果由国家来统一制订经济各部门的生产计划，这种计划足够精确，而且足以涵盖所有经济活动细节的话，那么，生产部门所创造的一切产品，将正好满足消费领域的需求，经济活动将如时钟一般精确无误。货币的本质就是促进交易，如果交易各方所需的产品数量和种类，事先都已被全部计算清楚了，那么交易的本质就成了以物易物，货币仅仅是统计交易发生的计量单位。
基于计划经济的理念，卢布是严格根据经济活动的事先计划，由国家银行创造并直接被塞进经济运转的链条中，不是作为一个主动的参与者，而是作为一个被动的记录者而存在的。卢布所统计的只是产品周转的总量。
从发行的角度来看，卢布是一种典型的“计划本位”制货币。
30年代初，当苏联完成计划经济模式后，在金融领域首先废除了企业之间的商业信用，实施了银行直接信用，因为商业信用是企业之间的“私下交易”行为，这种交易所产生的信用扩张效应，干扰了计划经济对产品周转的精确计算。同时，政府废除了旧经济组织之间的商业票据流通，使得国家银行成为企业非现金结算的唯一机构，这是考虑到从前的商业票据结算组织在票据清算过程中，将迫使企业沉淀相当的资金用于结算准备，这些散落在计划之外的货币，同样会干扰经济时钟的准确运转。1931年，国内各经济部门的资金陆续集中到国家银行的清算账户上，国家银行正是用这笔钱进行了73%的短期贷款。
在计划经济模式下，货币与银行的功能大大萎缩，形成了“大财政、小银行”的格局。苏联除了国家银行之外，只保留了四家长期投资的专业银行，央行基本上成为一个超级出纳，负责货币发行、短期贷款、结算等简单业务。
第一个五年计划中，银行体系对国民经济长期投资增加1倍，短期贷款增加1.4倍，结果，工业生产量同期增长1.3倍，商品交易总额增加1.4倍。卢布与经济的时钟基本同步。
可是，随着经济体系的进化，产业类别逐渐增多，相互关系日益复杂，计划的难度呈几何倍数地迅速飙升。苏联的国家计委仅仅为最重要的产品作出计划，也至少要制作2000种产品的复杂平衡计划表，其他下属部门则据此再计算出20000种产品的详细计划，然后逐级下达［22］。经济活动中的各种变数层出不穷，企业面临的现实困难千奇百怪，计划的制订者们根本无法为经济活动的所有细节提供相应的预测，更谈不上监督所有企业的生产效率和产品质量了。而企业关注的焦点只是完成计划，缺乏改善工艺、提高质量、增加利润和强化竞争力的基本动机。
在斯大林时代，计划就是法律，完不成计划的后果与犯法无异，处罚、判刑，甚至枪毙都有可能，因此，计划执行的纪律性有着相当的保障。但从赫鲁晓夫时代开始，政府的权威性下降，计划的执行变成了可以“讨价还价”的过程，经济时钟的运转变得越来越不准确。
计划失效，不仅体现在计划本身的难以执行到位，更在于对经济内生的进化特质无法作出事先有效的人为安排。
麻烦的是，生产计划虽然频繁地出现难以完成的局面，而卢布却严格按照计划在进行投放。于是，经济活动中未完成的计划，体现为产品和服务的短缺，而货币供应根据计划的“精确扩张”，则产生了缺少实物对应的卢布过剩。苏联的通货膨胀，在初期并非以物价上涨的形式体现出来，而更主要的是以物资短缺为特征。从表面上看，苏联人的收入水平在增长，而在实际生活中，这些钱却买不到所需要的食品和消费品。同时，苏联缺乏金融市场的各种投资产品，使得过剩的卢布形成了更大的政治负担。
卢布的“计划本位”制与计划失效之间的矛盾，形成了苏联货币危机难以治愈的病根。
美元作为世界范围流通的货币，使美国得以有效地整合全球资源。国际贸易结算大部分采用美元，迫使苏联和卢布区国家必须出口石油和原材料，才能获得硬通货，以进口粮食和西方的技术设备。
美国在1985年苏联石油产量下跌之际，刻意压低世界石油价格，人为制造苏联外汇短缺，迫使卢布区国家向西方大举借债来满足进口需求。进口的刚性需求体现在，如果削减进口粮食，则会引发社会矛盾，激化政权危机；如果停止进口外国设备，就会拉大与西方的技术差距，从根本上削弱卢布区的经济潜力。更重要的是，苏联和东欧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不是源于技术创新所产生的竞争力，而是靠不断新建项目扩大生产规模所形成的膨胀力，大型项目需要引进庞大的国外进口设备，停止进口就意味着无法承受的巨大的投资浪费。即便是到了苏联财政穷途末路的1989年底，未完工工程的规模仍达到1809亿卢布，这些未完工工程在国家深刻的财政和货币危机的背景下，吞噬了财政收入的4/5。
苏联的石油收入危机，迅速波及粮食进口和财政平衡，财政赤字又引发外债困难和经济萎缩，进而导致苏联对卢布区国家的外援减少，促使各国内部的离心力增强。
美国对付苏联的“石油匕首”，正好一刀扎在卢布的要害上，甚至连美国自己都没想到效果会如此之好。
1988年，美国在苏联石油产量再度下滑之际，故技重施，这一次产生的却是致命的后果。
1988年，苏联和东欧的外债总额已达到2060亿美元，其总规模已达到即使不增加新的外债，仅仅是债务成本也会导致债务总规模的不断攀升。到1990年，为偿还外债本息，苏联就不得不耗尽能源出口的全部所得。
苏联丧失了石油援助的魔棒，自身深陷粮食危机，硬通货告罄，再也无力维持需要紧急救助的卢布区其他国家。树倒猢狲散，苏联苦心经营半个世纪的经互会解体了，与之同时崩溃的是苏联的半个对外贸易市场。卫星国们纷纷改嫁西方。
在经济危机之下的政治改革，弱化了中央集权的向心力，加速了苏联各加盟共和国的主权独立。原本高度一体化的内部经济所形成的统一市场，为苏联提供了经济周转总额的半壁江山，随着各国相继独立，连接苏联整体的经济血脉被人为割断，国内市场陷于瘫痪，经济最终彻底崩溃。
苏联，一个曾经不可一世的帝国，在饱受内在经济病痛的折磨中，在美元破坏性的外部打击之下，终于土崩瓦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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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Ib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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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Ibid.
［14］Michael Hudson，Super Imperialism – New Edition： The Origin and Fundamentals of U.S. World Dominanc，Pluto Press； New Edition edition (March 21， 2003)，Chapter 6.
［15］Howard K. Smith， The Rubble War： A Study of Russia’s Economic Penetration versus US Foreign Aid， Columbia Broadcasting System， Inc， 1958.
［16］Ibid.
［17］Ibid.
［18］Ibid.
［19］E.T.盖达尔，《帝国的消亡：当代俄罗斯的教训》，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第四章。
［20］Ibid.
［21］CIA， Intelligence Memorandum： The Impending Soviet Oil Crisis， March 1977.
［22］徐向梅，《俄罗斯银行制度转轨研究》，中国金融出版社，2005年，第26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