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之所以要罚她站，还有一个原因，就是那几天班上迟到的学生也越来越多，虽然就是那么一两分钟或两三分钟，但我认为这是不能容忍的。因此，我现在企图通过惩罚任安妮，提醒全班学生：决不能迟到！
任安妮在外面大概站了五分钟，我想到如果校长看见了恐怕不太好，便叫她进来。她进来后走到自己的座位上想坐下，我说：“谁让你坐了？到教室后面去，在后面那儿再站一会儿！”她的眼泪一下流出来了，但仍顺从地站在那里，并拿出书来和大家一起读。直到早读课结束，她总共站了15分钟。
上午两节课过后，她来给我请假，说头有点昏，想回家去休息一会儿。我一惊，问：“怎么回事？是不是因为早晨站久了？”她说不是，她还说平时她就爱头昏，是老毛病了。于是，我同意她回家休息。
第二天，班上没有一个学生迟到——从教育效果来看，可以说是“立竿见影”。但任安妮却没来上课，听说她回家以后哭得非常伤心，觉得一点面子都没有了。过了几天，任安妮都没有来上课。终于有一天，我从她母亲的口中得知，任安妮要休学了。我以为是因为罚站的原因，但她母亲说是因为生病，我问她任安妮什么病，她却没有给我说，只是说医生要求任安妮休学。当时我对她母亲说：“真遗憾，任安妮不能和我们一起学习了！但请你一定转告任安妮，身体比什么都重要，不要惦记学习！把身体养好了，明年还可以复学的。”
任安妮的母亲听了我的话，非常感动，不住地说谢谢。但她哪里知道，我这些话都是言不由衷的客套，其实当我听说任安妮要休学后，我心里就暗暗高兴，或者说有些庆幸：总算甩了一个包袱！因为学习成绩差的任安妮，每次统考都将我们班的平均分拉下多长一截呀！现在好了，因为没有了任安妮，我班以后的考试排名一定会有很大“提升”的！
半年之后，任安妮返校复学，降到下一个年级学习。在校园不时碰到我，总是羞怯而有礼貌地和我打招呼：“李老师好！”
后来，在半期考试刚刚结束最后一科时，和任安妮同住一个院子的沈建平同学就来告诉我：“李老师，任安妮今天早晨……死了……”当时，我无比震惊：她前几天还在校园里和我打招呼，怎么一个鲜活的生命说消失就消失了呢！说实话，那一刻我的大脑一片空白，但有一个念头很清晰，这就是我一定要赶在她火化之前为她送行！
我和一群学生刚进殡仪馆，她的母亲就迎上来，用哭哑了的声音对我说：“李老师，您这么忙还赶来，真是谢谢您和同学们了！”我心情沉重地说：“太突然了，太突然了。我们根本没想到！”她的眼泪又来了：“李老师，今天我才告诉你，我的任安妮6岁就患上了白血病，当时医生说她最多能活三年。为了让她有个宁静美好的生活，我们一直没有告诉她，也没有告诉任何人。在许多人的关心下，她奇迹般地活了8年。谢谢您啊，李老师！任安妮在最后几天，还在说她想李老师，想同学们。她复学后一直不喜欢新的班级，多次对我说，妈妈，等我病好了以后，你一定要去请求校长允许我回到原来的班级。我想念原来的同学们，想念李老师！”
听了她的话，我真是心如刀绞：在任安妮纯真的心灵中，不知道她所想念的李老师曾为她降到另外一个班而暗暗高兴啊！
我和学生们站在任安妮的遗体旁，向她作最后的告别。想到那个冬天的早晨，我让她站了15分钟；想到她那天上午向我请假时我的冷淡；想到我对她其实并不好，她在生命的最后日子却还“想念李老师”……我终于忍不住恸哭起来！
这是我参加教育工作至今，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因愧对学生而嚎啕大哭……
当天晚上，我含泪写下一篇近5000字的文章《 你永远14岁——写给任安妮 》。在写的过程中，我一遍又一遍地问自己：我对任安妮的愧疚是不是真诚的？我也一遍一遍地回答自己：绝对真诚！但如果往深处思考，我这种愧疚有一个潜在的前提，那就是我不知道任安妮患有白血病，而竟然罚她站。是的，我曾一次次充满悔恨地想：如果早知道任安妮患有白血病，我绝对不可能罚她站的！
问题就出在这里：那是不是如果任安妮没有患白血病，或者说如果她仍然健康地活着，我就可以理所当然地罚她站呢？我之所以流下眼泪，是因为愧疚。但这里的“愧疚”仅仅是因为罚了患有白血病的任安妮站，而不是因为“罚站”本身！那么，我的愧疚还是很浅薄的。我应该为罚学生站而惭愧——不管这被罚的学生是不是病中的任安妮！我已经不可能面对或者对任安妮说声“对不起”了，但我每天都还面对着健康而活泼的学生，我应该也必须把我对任安妮的愧疚化作对我今后每一位学生的尊重与善待！
从那以后，我发誓：决不再对迟到的学生罚站！
把教育失误变成教育财富（2）
这么多年过去了，我可以无愧地说：当年面对任安妮的遗容所立下的誓言，我坚守到了今天！
如果仅仅从教育动机看，我当年罚任安妮站似乎是无可厚非的——不过就是想“严肃纪律”嘛！不过是“严格要求学生”嘛！而且如果从教育效果看，我更不应该如此自责而应该很高兴——罚一个任安妮站便换来了班上迟到现象的大大减少。但是，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我所付出的代价是什么？是学生尊严的伤害！
任何时候，我们都不应该以学生尊严的伤害作为代价，去换取所谓的“教育效果”！教育，绝不能为了目的而不择手段！尊重学生，并不能代替教育本身——这只是教育的前提；但剥夺了学生的尊严，就剥夺了教育的全部！教育，一刻也不能没有人情、人道和人性！
——这就是当年体罚（我认为罚站也是一种体罚）任安妮所给我的教训，也是我对此反思所获得的教育启迪。
无意中伤害了童心
在我的教育过程中，我并不是没有犯过错误。这些错误，也许有人觉得微不足道，但对我来说，却刻骨铭心，成了我一生的教训。因为这些错误涉及到孩子的童心。
一天下午，我和几位刚刚能叫出名字的学生在操场的沙坑上跳高。突然，我看到班上的“小不点”王红川向横杆跑去——他竟然想跳过横杆！
这显然是不可能的，因为王红川那患过小儿麻痹症的双腿，一颠一颠地，宛如受伤后逃命的小鹿。我的确没有半点恶意而纯粹是高兴时想开个玩笑，当时居然指着他的背影，笑着大声说道：“一看就跳不过去的！喂，王红川，你干脆从下面钻过去算了！”
他果真没跳过去，在大家的哄笑中，他不好意思地离开了操场。
过了一会儿，我在朝教室走去的路上，看见在教学楼前的树荫下，有一个小男孩儿，正低着头，手里拿着一截树枝，在地面上毫无目的地画着。黄黄的背影那么瘦弱，与龙腾虎跃的操场景象相比，林荫道上的这个黄色小点简直就像是被人扔到一边的物品。
我跑上前去，从后面扶住他的肩：“红川，怎么了？”
可他固执地不让我扭转他的肩膀，使我感到他瘦弱的躯体里蕴藏着一种倔强的力量。
我转到他的正面，用双手捧起他的脸：啊！他的脸上布满泪痕！
我一下意识到，自己刚才“幸灾乐祸”地伤害了一颗童心……
“原谅我，刚才我是和你开玩笑呢！”我诚恳地对他说，并帮他擦着泪水。
他一直没有说话，只是默默地流泪。
尽管当天晚上我就去了他家，再次向他赔礼道歉，但从那以后，他只要看见我便垂下眼帘；而我，只要一看见他，就感到一种强烈的负疚感……
这似乎只是一件“小事”，我甚至似乎可以责怪这个孩子“小气”，“连个玩笑都受不了”，但这里的所谓“小事”和“玩笑”，只是站在我这个成人的角度看问题的；如果站在孩子的角度看，这就是“天大的事”，而我的“玩笑”对这个双腿有残疾的孩子来说，更是“奇耻大辱”！教育，需要我们常常站在儿童的角度看问题。所谓“理解儿童”，不是站在成人的角度去理解，而是以儿童的心去理解儿童的心。
拳头，竟对准了学生
攥紧的拳头终于砸了出去！
我立即感到了手指关节一阵钻心的剧痛，这是自己拳头与对方门牙的激烈碰撞所致；与此同时，我看到一股鲜红的液体从对方的嘴角流了下来；随即，耳边响起了无比凄厉的哭嚎：“老师打人了！老师打人了！……”我这才猛然意识到：我又打学生了！
在我参加工作的头一个月，这是我第三次对学生大打出手了。
第一次打的是一位高一男生，他课间踢球，把我班玻璃窗打碎了，我批评他两句，他却骂我“神经有病”，于是我给了他一拳头！当然，事后我被校长狠狠批评了一顿。第二次打的是一位初三女生，她在我班上体育课时，溜进我班教室乱翻书包，正巧被我路过发现。我叫她出来，她居然就不出来，我于是把她拉出教室，她竟反诬我对她“动手动脚”！“你简直血口喷人！”伴随着我气急败坏的斥责，我给了她一耳光！结果，这一记耳光也打掉了我一月的奖金。
但我并不认为我这第三次打人是“老毛病复发”，相反，我还觉得我是“见义勇为”呢！
下午放学后，我路过操场，远远地听到哭声。循声而去，原来我班王红川被欺侮了——王红川和几个同班同学在打篮球时，一位手持篮球的高三男生要强行霸占球场，几个初一小同学怎敢和他对抗，于是纷纷离去，唯独个子瘦小的王红川“不识时务”，硬要和这位“霸王”理论，结果被对方一耳光把鼻血都打出来了！
如果被欺负的是我班其他同学，可能我还不会这么气愤，偏偏被打的是让我一直深感内疚的王红川，我就不但觉得应该挺身而出，而且自己“赎罪”的机会也到了！
开始，我还比较克制自己的情绪，只是严肃地质问那个高中生“为什么欺负小同学”，然而，他居然冷笑着扬起右手向我展示他的中指，这一个极为下流的侮辱性“国际性通用手势”，终于让我怒不可遏！于是，我自己的拳头就不由自主攥得特别紧，扬起来的时候特别痛快，而砸出去的时候又特别“火爆”！
“是的，我打了你！但我打的是流氓！”我一边揉着还是有些火辣辣的拳头，一边呵斥眼前这个满嘴溅红的“流氓”，并且朗声说道，“走！跟我到校长办公室去！”
哐！我一脚踢开校长办公室的门，一屋子正在开会的校领导惊愕地抬头看着我。我把那个学生拖进去，然后庄严说道：“我打人了！随便你们怎么处置我。具体经过你们问他！”说完，我扬长而去……
以后几天，校领导轮番找我谈话，苦口婆心地对我进行“耐心细致的思想政治工作”。但我都理直气壮：“我打的不是学生，是流氓！”“在他面前我也不是老师，是惩治流氓的警察！”“难道当老师的不该保护自己的学生吗？”“难道老师不应该见义勇为吗？”……
当时，我并不认为我是强词夺理，而是真的认为我没错。
而且，我满以为学生们会为我的行为喝彩，的确也有部分学生觉得“李老师真棒”；然而，不久我批阅学生交来的日记时，读到了这样一段文字——
把教育失误变成教育财富（3）
王红川同学被高年级同学欺负，于是李老师帮王红川打了那个大同学。不少同学认为李老师做得对，帮我们出了一口气，觉得李老师真是爱我们。我也认为，虽然我们和李老师还认识不久，但他的确很爱我们。不过，我觉得李老师不该打人。王红川同学是学生，那个高年级的同学，也是学生，也应该被老师爱。虽然他欺负小同学不对，李老师也不应该打他。李老师说他不是这个“恶霸”的老师，但是，李老师打人的时候，在我们和其他班同学的眼里，李老师仍然是老师呀！
说实话，学生日记所说的观点，我早就明白；而且校长给我谈心时苦口婆心所讲的，正是这个道理；但是当这些我十分熟悉以至有些逆反的话出现在我学生的日记中时，我的心灵真正被触动了。来自童心的忠告，让我感到了真正的惭愧。
以厚此薄彼的态度对待学生，并不是真正地爱学生，所“爱”的一部分学生，实际上成了班主任的私有物，因而这种“爱”是自私的，与师德是格格不入的。同时，对外班学生的轻视、敌视以及任何不负责任的粗暴，同样会在本班学生中损害自己的形象，降低自己的威望，更为严重的是，还会给学生带来不好的影响。因此，我应该随时提醒自己：你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人民教师，而不只是某个班的班主任；你周围所有的少年都是你的教育对象，你对他们都负有同样的爱和教育的义务！
这是1982年3月，我参加教育工作的第一个春天，我的学生用他们的童心为我上的一堂课。
从那以后到现在，我虽然又多次产生过用拳头“教训”学生的冲动，但至今也只是“冲动”而已。
那一夜，我通宵未眠……
星期一下午第二节课，全班学生来到学校逸夫楼集合，准备进行歌咏比赛的排练。我清点人数，发现曹辛没来。学生们告诉我：“刚才上政治课，曹辛发出怪叫，严重影响了课堂纪律。现在，老师把他带到办公室教育去了！”
我一听，一股怒火就直冲脑门：又是政治课违纪！又是这个曹辛！
曹辛是个学习很差，纪律更是一贯让我头疼的男生。上周星期五的政治课，曹辛也是严重违纪，气得老师没法上课。当时，我就决定把他父母请来和我一起教育他。曹辛很怕请父母到学校，便哀求我原谅他，还向我保证绝不重犯。于是，我耐心地和他谈了很久的心，最后一句话是：“我不奢望你从此所有的课堂纪律都非常好，但我希望你下次政治课一定要上好。如果下次政治课再犯同样的错误，对不起，我就只好请你父母来监督你一起上课了。”
没想到，这节政治课他又捣蛋！
放学后，我找到曹辛问他情况。他说：“我上政治课思想开小差，想象两辆汽车相撞，嘴里就不由自主地大叫了一声‘轰’……”
我厉声质问他：“为什么又犯老毛病？”
他说：“政治老师已经教育我了，他也原谅我了。”
“可我不会原谅你！”我越说越激动，“今天我没什么说的了，就按前次说的办：明天请你家长来监督你上课！”
“李老师，再给我一次机会吧！我……我爸爸会……打我……”曹辛满脸惊恐。
“那我不管！”我的回答非常干脆，毫无回旋余地，“我不再相信你的任何保证了！”
他刚离开，英语科代表又来对我说：“李老师，陶奇英语课有意捣蛋，而且不听老师的招呼。另外，他今天又没交英语作业！”
我顿觉得天昏地暗！
陶奇和曹辛是一对形影不离的“铁哥儿们”。开学不久，我就感觉到：陶奇是班上的一颗“定时炸弹”，随时都可能突然爆炸。虽然认识他还不到一学期，但我在他身上花费的心血一言难尽。就在上周周末晚上，我还顶着刺骨的寒风骑车到他家家访，和他谈了很久，鼓励他改正缺点。当时，陶奇满脸真诚，表示一定要“重新做人”。
然而，仅仅过了两天……想到这些，我勃然大怒：“把陶奇给我找来！”
陶奇来了：“李老师……您……找我？”
“不是我找你，是你找我！”我实在控制不住自己的激愤，“你每天都在‘找’我！你能不能让我有一天的清静？”
陶奇小声说：“我错了嘛！再原谅我一次嘛！”
我继续吼道：“少来这一套！这些话我听够了！今天晚上，我再去你家家访！”
陶奇一听这话，更急了：“李老师，再原谅我一次嘛！我一定……”
我打断他的话：“你休想再让我相信你！”
说完，我就走了。
其实，晚上我不可能去家访，因为我还有其他事。但晚上八点以后我还是给他家打了个电话，接电话的正是陶奇母亲，她一听是我的声音，就泣不成声：“李老师……陶奇还没……没回家……”
我一惊，忙问她怎么回事。她在电话中断断续续给我诉说了放学时的一幕——
下班后，陶奇母亲照例到学校来接儿子。一走到教学楼前，就碰见上英语课的易老师，易老师便把陶奇的课堂违纪和不交作业的情况告诉了她。气愤之中，她便冲到教室去找陶奇，没找到。于是，她又在校园里四处寻找。结果在停车棚找到了陶奇，他当时和曹辛正准备推车往外走。陶奇母亲一见陶奇，就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冲上去就给了陶奇一个耳光！并叫他就在原地等着，可等她把自己的自行车推出来时，陶奇和曹辛已不知去向……
“他到现在还没回来。”电话里的陶奇母亲带着哭声说道，“唉！当时我的确没能控制住自己。其实，看到他俩在车棚前鬼鬼祟祟地商量着什么时，我对他们的出走就应该有所警惕，但我仍然太大意了……”
我赶忙给曹辛家里打电话，结果听到的还是一位母亲的哭声：“曹辛到现在还没有回来啊！”
我又给一些学生打电话，问陶奇和曹辛的下落，但无一人知道他俩的踪影。只是不少学生告诉我，下午放学后听到曹辛在叹气：“我不敢回家了，爸爸妈妈肯定会打我的！”陶奇也不停地说：“我爸爸妈妈一定不会饶我的。”
接下来，在蓉城寒风凛冽的茫茫夜色中，陶奇父母在四处寻找，曹辛家长在四处寻找，我也在四处寻找。直到深夜，直到凌晨，仍然没有任何线索……
把教育失误变成教育财富（4）
那一夜，我想了很多很多。表面上看，曹辛和陶奇的出走，是因为他们犯了错误而怕回家挨打，而直接导火索是陶奇母亲的一记耳光。但是，我有没有责任呢？回答绝对是肯定的。当他俩犯了错误请求我原谅时，我却毫不客气地把他们推上了“绝路”：“我不再相信你的任何保证了！”“你休想让我再相信你！”是的，从我的角度看，我有一万个理由这样说，因为他们的确是屡教不改，很难让我相信了。但是，从学生的角度看，既然是从小学起就养成了许多极坏的习惯，那么，指望他们在短时间内就改正，显然是不现实的；而且，对犯了错误的曹辛和陶奇来说，向我表示“要改正”，是他们最好的选择，而且也未必就不是他们当时的真心话，可我为什么就一定要把他们想得那么坏，认为他们是在“敷衍”我呢？如果我今天再耐心一点，情况可能不会发展成这样。特别是我不应该说：“我不再相信你们了！”这无疑是向他们宣告：“你们永远不可能成为好学生！”这就不仅仅是对他们自尊心的伤害（其实，对他们来说，自尊心已相当“坚硬”了），而且是彻底摧毁了他们可能仅存的一丝向上的信心和勇气！
哪怕是面对看起来似乎完全“无可救药”的学生，教育者也不应该对他失去信心，更不应该把教育者对他的绝望变成他自己对自己的绝望！这是多年来我经常提醒自己的一点，怎么今天我恰恰就犯了这样的错误呢？
那一夜，我通宵未眠……
第二天一早，我就赶到学校。令我惊喜的是，我一走到教室门口，便看到了乞丐一般肮脏憔悴的曹辛和陶奇。原来他俩昨晚是在市中心天府广场的毛主席塑像下和乞丐一起度过的。
“嗬，去当了一夜‘毛主席的警卫员’？”我轻松地给他俩开了个玩笑，便让他们进了教室。
我不准备再细写我和他俩整整两节课的谈心过程，因为我不想把这次教育失误写成一次“教育成功”。不过，有一点还是可以说一说：在整个谈心过程中，大量的时间是我引导他们分析自己的高尚之处和卑劣之处，并和他们一起制定了一个比较详尽的“战胜自我”的方案，以重新鼓起他们向善和向上的信心和勇气。
我最后的几句话是：“我不要求你们以后不再犯纪律错误，只是希望你们违纪的频率逐步减弱；但是，对于出走，我希望你们是最后一次。”
他们表示绝不再出走，我却有意问：“如果以后你们又犯了错误怕回家挨打，怎么办呢？”
陶奇说：“我宁可挨打也不出走了！在外面又冷又饿又怕，比挨打还难受。”
曹辛说：“我找李老师，请李老师给我爸爸妈妈打电话，他们都听李老师的。”
“好，今后如果家长再打你们，你们就给我打电话。”我斩钉截铁地说，“从此以后，我就是你们的110！”
绝不培养告密者
我在成都玉林中学教高九五级一班时，曾在周末约上学生到我家玩。正是在一次与学生包饺子的过程中，一位从外校初中考进我校的女生向我说了这样一件事——
我在原来的学校一直是班上的好学生，但我却不喜欢我的班主任。因为她总喜欢在班上安插“间谍”——这些“间谍”其实就是我们班上的同学。
本来嘛，大家都是同学，可一旦接受了老师的“重托”当上“间谍”，就俨然成了“地下党员”：谁上课说小话了，谁在课余说老师的坏话了，谁在自习课上偷偷下“五子棋”了，等等，都得暗中细细观察，然后向老师汇报。最初担任“间谍”的大都是班委干部，后来同学们渐渐知道了他们的“特殊任务”，都对他们敬而远之。于是，班主任便在普通同学中发展“间谍”。这样一来，同学之间都互相猜忌，互相防范。本来很好的朋友，往往因为一方告发了另一方，而中断了友谊。
因为我性格比较内向，在班上很不起眼，所以也曾被老师“信任”。有一次，老师把我叫到她的办公室，对我说了一大堆“关心集体”、“主持正义”的道理，然后就说：“你负责自习课暗中记违纪同学的名字，然后，将这些名字写成字条，悄悄塞在我这本书里面。”她一边说一边指着她办公桌上的一本厚厚的词典。
师命不可违啊！但一想到从此我要充当告密者，就感到恶心，我实在不愿做这样的小人！怎么办？当天晚上，我在作业本上给老师写了一封短信，大意是说我眼睛近视，课堂上看不清远处的同学，所以完成不了这个任务。结果第二天，我再被老师叫进办公室时，她把我狠狠批评了一顿，第一句就是：“你说你眼睛近视看不清，可你的学习为什么那么好？我没见你戴眼镜啊！”她又说我毫无起码的正义感。最后她说：“你实在不愿意就算了！但是，请千万别对任何同学说这件事。”我后来真的做到了没对班上任何人说这件事，但对我爸爸说了，爸爸说我做得对。
然而，我却得罪了班主任。她对我明显冷淡，还常常在班上说什么“一个人不能只管自己的学习，而不管班上的事”、“有才无德的人是不可能成为真正的人才的”之类的话。我申请入团已经很久了，可每次都被她以“没有正义感”而卡下来。
听了她的叙说，我毛骨悚然！
当然，我绝对相信，像以上这位班主任安插“间谍”的行为，现在并不多见。但是，希望学生给自己打小报告的教师，恐怕就不是少数了吧！
有这么一位优秀班主任，长期不深入班级，也很少找学生谈心，但是他总是对班上的情况一清二楚，甚至几乎对每个学生每堂课的表现都了如指掌，因此他总是能够“及时地”、“有针对性地”处理解决班上的各种问题。有人向他请教“经验”，他得意地说：“关键是要在班上培养几个心腹！”可是，这位“优秀班主任”班上的学生却说：“在班上，我们没有安全感。”
的确有这样的班主任，他们总是好心地通过班干部或自己的“心腹”，了解班上的各种情况。很难说，这些老师有什么恶意，相反，他们不过是想尽可能细致地了解班上学生的真实情况，以便更好教育学生。
但这样潜移默化所产生的恶果可能是我们许多班主任始料未及的——
第一，这样做首先是对大多数学生的不信任。不，岂止是不信任，简直就是对他们的极不尊重！因为班主任在大多数学生浑然不觉的情况下，就把他们无端地置于少数人的监视之中。这离我们教育所必须遵循的相信学生、尊重学生的原则何止十万八千里。一旦大多数学生觉醒，他们所产生的羞辱感必然导致师生对立。
第二，这样做实际上也是对班集体的分裂。一个由友好亲密、真诚纯洁的少年组成的班级，应该是多么和睦的温暖家庭啊！可是，由于存在告密者，亲如兄弟姐妹的同学则成了互相防范的敌人。
第三，这样做将在学生心目中播下扭曲的正义观。正义的另一面是善良。让学生在“正义”的旗帜下大行告密之勾当，无疑是对正义的亵渎！当学生逐渐以告密为荣而丝毫不觉得这是人性的可耻时，我们的教育已经为未来培养了许多奴才和小人！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最腐朽也最发达的内容之一，便是“告密文化”！历代封建统治者，为了维持自己的统治，都要豢养一批给自己打小报告的小人。这是人治社会必然产生的现象。这种“告密文化”登峰造极的时代，便是那至今让每一个中国人不堪回首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父子之间、母女之间、夫妻之间、恋人之间……演绎了多少“大义灭亲”的人间悲剧、人性悲剧啊！发展到最后，无密可告干脆自告其密——所谓“向组织交心”！
这样的悲剧当然不能再重演了。可如果我们在教育中自觉不自觉地鼓励或者只是默认学生打小报告，谁又能保证在21世纪能够不再重演这样的悲剧呢？
坦率地说，在我的教育中，我从来就反对学生给我打小报告。对每一届班委干部，我都当着全班学生说：“我不许任何班委干部给我打小报告！因为班干部是同学们的公仆，也是同学们的朋友！”我这样对班干部说：“班上出现了什么纪律问题，你们按班规办就是了。只要你们解决了，不必给我汇报。动辄给我汇报同学的不良表现，这既说明你们无能，又影响你们在同学中的形象，反而不利于你们的工作。”但是，我同时又在班上说：“如果出现了重大违纪现象，或其他严重的偶发事件，当学校下来调查时，任何知情同学都应如实反映情况。——但这已经不是小报告了，而是‘大报告’。”所以，我班的班干部从没有给我“汇报”的习惯，他们与其他同学的关系自然从来就十分真诚和谐。
但是，我也不得不承认，我也曾有过不知不觉地默认学生打小报告，或客观上为学生提供打小报告机会的时候。
比如，我曾经要求学生写日记、周记、随笔、谈心本等等，本来我的初衷是通过这种形式和学生保持心灵的沟通——而事实上，至少我班绝大多数学生是愿意向我敞开心扉的。但是，在学生交来的本子上，常常写有他们的苦恼，而这些苦恼往往有涉及其他同学的种种违纪（比如，哪个同学上课说话影响自己听课呀等等）。最初，我只当这是学生对我的信任和求援，便根据这反映去教育有关同学。后来，我意识到这样实际上是在鼓励学生打小报告；于是，我便给自己立了条规矩：不管学生在本子上给我反映其他学生的什么问题，我决不依据任何学生的“告状”去追究任何“被告”。
但是，我并未明确阻止学生在本子上给我反映班上的问题，所以，有的学生每天依然通过与我的书面谈心向我反映其他同学的问题，渐渐地这样的学生越来越多。直到有一天，我看有学生在谈心本上对我说，现在有个别同学只要对别人有什么不满，就威胁道：“哼！我们谈心本上见！”我终于意识到，我实际上是为学生提供了一个打小报告的渠道！
很难说所有向我反映问题的学生都居心不良，相反，我相信多数学生是出于对我的信任和对班级的关心，才向我反映班上其他同学的问题的。但是，哪怕只有个别同学以打小报告为乐，我们都应该引起警觉，并杜绝发生这种情况的可能！
所以，我郑重地在班上宣布：“以后在同学们交来的作文或随笔中，决不许写别人的不是，要写只写你自己！”我特别强调：“因为李老师特别反对同学给我打小报告，我也要防止有人给我打小报告！”
要让我带的班级有一种温暖和谐的氛围，要让我所教的学生有一种心灵的安全感，要让我的学生具备一种自我教育的能力，绝不让我的学生长大后成为暗中踩着别人往上爬的小人，所以——
我绝不培养告密者！
教育也是“遗憾的艺术”
人们常说“电影是一门遗憾的艺术”，其实，教育又何尝不是一门遗憾的艺术——如果我们把教育当作艺术来追求的话。
也许有人会不同意我这个说法：“电影一旦拍摄完毕，就很难再修改了。而教育中如果出现了失误，则完全可以在以后持续不断的教育实践中加以改进啊！”这话当然不是没有一点道理，因为我们的确可以在一届又一届的学生中改进我们的教育。但这是站在教师的角度考虑问题的，如果我们站在学生的角度看问题，就会感到，每一个学生只享有一次中学时代的教育，而我们教育的失误给具体的某一位学生或某一届学生带来的不良后果，将是很难弥补的——如果这种失误是对学生心灵的伤害，那么，这种伤害很可能将伴随他的一生。
然而，在我从教十多年来，由于脾气不好、修养不高以及其他种种原因，我的教育不止一次出现失误，其中，最不能原谅也最让人痛心的失误，便是对学生心灵的伤害。
不知我这个观点对不对？
我认为，对任何一个教育者来说，其教育失误是难以避免的也是可以原谅的。经验不足啊，工作粗心啊，方法简单啊，褒贬失当啊等等；但是，最不能原谅的教育失误，便是对学生心灵的伤害。
苏霍姆林斯基在谈到培养学生自我教育能力时认为，自我教育的前提是自我尊重。他这样谆谆告诫年轻的教育者：“自我尊重取决于什么？怎么培养？年轻的朋友，请记住，这是一种非常脆弱的东西。对待它要极为小心，要小心得像对待一朵玫瑰花上颤动欲坠的露珠，因为在要摘掉这朵花时，不可抖掉那闪耀着小太阳的透明露珠。要培养自尊心，只能用温柔细致的教育手段。自尊心是不能容许采用粗鲁的、‘强有力的’、‘凭意志的’手段的。”
我曾多次在我失误之后，这样原谅自己也这样对学生进行解释：“我是真诚地爱学生，我是一片好心啊！”但是，现在我意识到，不管我们平时对学生有如何深厚的感情储备，不管我们过去在学生心目中有多高的威望，也不管我们以前对学生进行了多少“行之有效”的教育，只要我们深深地伤害了他们的心灵——也许是一记耳光，也许是一句辱骂，甚至也许只是一个鄙视的眼神——那么，这一切都烟消云散了！
根据我的教训，教育者要尽量避免在这四方面对学生心灵造成伤害：打学生，用语言伤学生的自尊心，冤枉学生，在学生面前表现出对他绝望。
刚参加工作那一年，我曾先后三次打学生，而且每次我都有“充足”的“理由”：我是因为爱我的学生，而打欺负他们的高年级学生。但我这种狭隘自私的爱，并没有让我的学生感激我，相反他们也认为我“有失身份”；而被我“教训”的高年级学生则不但长期仇视我，而且对“人民教师”的神圣也产生了怀疑。这点我至今想起来仍然感到深深的内疚。
我批评学生时，有时不注意措辞，激愤之中往往尖酸刻薄。从教育手段来讲，可以说教育的艺术就是语言的艺术，但我的语言常常成了刺向学生心灵的刀子！
每当我自以为“雄辩”自以为“尖锐”自以为“辛辣”的时候，学生的面部表情满不在乎而心灵却在哭泣。更有甚者，有的学生可能已习惯于我的嘲讽而无动于衷了，所谓“哀莫大于心死”——这更是我教育的悲哀！
由于武断和主观偏见，我不止一次冤枉我的学生。说起来，好像冤枉学生也是难免的而且往往是偶然的，但是，如果仔细分析一下，我就会发现，我冤枉的学生往往是那些“后进学生”：科任老师给我反映课堂纪律不好，我首先想到的是某个“捣蛋分子”；教室的玻璃窗打碎了，我首先想到的是那些一贯舞枪弄棒的“调皮大王”；班上的东西丢失了，我首先想到的也是某些有“前科”的学生……不能说，我的这些想法没有一点道理，但如此定势思维，我冤枉一些我心目中的“后进学生”就是必然的了。结果，被冤枉的学生心灵痛苦不说，他们还会在思想上、感情上与我对立起来，以后我所有的“苦口婆心”都是白搭！
教育成功的诀窍之一，就是永远不让学生对他自己感到绝望。但我也曾多次在激愤中说出一些让学生感到绝望的话：“我永远不会相信你了！”“看来你是教不好的了！”“这是最后一次原谅你了！下次再犯，你就别来上学了！”“我没有你这个学生！”……当学生本来是非常尊敬老师并认为老师是在真诚地帮助他的时候，这些话无疑会击碎他内心深处“想做好学生”的美好愿望。一个学生真正的堕落，有时候恰恰是从我们教育者的“绝情”开始的。
因此，我用我的教育失误真诚地告诫我的同行：永远不要对学生扬起你的拳头；永远不要用刻薄的语言对你的学生说话；宁可让学生欺骗十次，也不要冤枉学生一次；无论你的教育遇到了多么大的困难，都千万不要对学生说“你是不可救药的”。
警惕专制的“爱”
说到对教育爱心的误解，其实，在教育实践中，还有另外一种表现，就是在“爱”的过程中，却不知不觉侵犯着学生的权利。我把这种爱称作“扭曲的爱”，甚至是“专制的爱”。
我想到了1998年底在成都发生的一件事：成都某小学一年级的十几名学生因为上课说话，竟然被老师用胶布封上了嘴巴！当时的舆论也是一致谴责那个狠毒的“富有创造性”的年轻教师，谴责他侵犯了儿童的身体，谴责他伤害了儿童的自尊心，谴责他违背了职业道德，谴责他违反了教育法！但是，我却感到，比这些更令人忧虑更令我心痛的是，这样的教育已经使孩子幼小心灵蒙上了阴影。因为我注意到记者在对此事跟踪采访时与一名被封嘴巴的小男孩的对话——
“你被老师用不干胶封过嘴巴吗？”“封过。”“他为什么要封你的嘴？”“因为我上课不专心。”“要封好久呢？”“封到下课。”“老师这样做对不对？”“对，因为我上课说话，老师就该封住嘴巴！”孩子天真地仰起小脸。
看，这位年轻教师的违法侵权行为，竟让天真可爱的受害者真诚地说出了“老师做得对”的话！这足以说明，如此“教育”对孩子心灵的扭曲已经远远胜过对他们身体的伤害。天哪，这些孩子可就是我们“完成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所寄予厚望的“跨世纪接班人”啊！可爱的孩子如果继续被如此“奴化”下去，对我们的民族来说，后果真是不堪设想！
教育是心灵的艺术。如果我们承认教育的对象是活生生的人，那么教育过程便决不仅仅是一种技巧的施展，而应该充满人情味；教育的每一个环节都应该充满着对人的理解、尊重和感染，应该体现出民主与平等的现代意识。虽然就学科知识、专业能力、认识水平来说，教师远在学生之上，但就人格而言，师生之间是天然平等的；教师和学生不但是在人格上、感情上平等的朋友，而且也是在求知道路上共同探索前进的平等的志同道合者。今天我们提倡的爱心，应该体现出民主精神。
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近几年来，我思考得比较多的，不是所谓“爱心教育”，而是民主教育。爱心不一定包含着民主，而真正的民主必然蕴含着爱心。我认为，民主教育应该是当今中国教育的时代主题。
培养学生的自我教育能力
学生自我教育的重要性已日益引起不少教师的注视，但这不意味着班主任可以放任自流。恰恰相反，强调学生的自我教育，这对班主任的要求更高了，要求班主任必须研究、采用一些科学的办法，教育学生自我教育，让被教育者不仅仅在学生时代而且终身都具备自我教育的能力。
培养学生的自我教育能力，首先是教育学生能正确认识自己，评价自己，这是自我教育的起点。所谓自我认识，主要还不是指学生看到自己的缺点、弱点，而是让学生在集体活动中认识到自己在思想、品质、智能、才干等方面表现出来的突出的甚至是独一无二的优势。做到了这一点，他会自然而然地激发一种人的尊严感、自豪感，从而产生一种内在的乐观情感和进取精神。
培养学生的自我教育能力，还要引导学生乐于并善于自己控制自己，自己战胜自己。要让学生懂得，自己所做的一切，首先是面对自己的心灵，自己就是自己行为的审判官。对自己的约束力量，不仅仅来自纪律，更主要的是自己的意志、义务和良心；如果做错了一件事情，首先想到的是对不起自己，要让学生养成“吾日三省吾身”，随时自己批评自己、自己鼓励自己的习惯。
培养学生的自我教育能力，还表现在增强学生的独立工作能力和组织能力，让学生自己管理自己。应当指出，学生自治自理能力的培养，决不应仅仅限于少数学生干部，而应对全体学生；自治自理的内容，也不仅仅是班干部工作，而应包括班集体的一切活动。学生通过具体的工作锻炼，不仅可以培养多种能力，还可以发现自己某些潜在的特长，并体会到劳动、创造的乐趣，更主要的是，能够培养起对他人、对集体的一种义不容辞的责任感。
培养学生的自我教育能力，还必须造就一个良好的班集体。纯正的班风，健康的集体舆论，对每一个学生都是一种强大的约束力量。让学生集体中的一部分学生去影响、感化另一部分学生的转变，让每一个学生能够出于对班集体的由衷热爱而自觉地严于律己——这正体现了学生的自我教育。
学生的自我教育能力一旦形成，不仅使学生在校学习期间受益匪浅，将来步入社会，也能抗御不良社会风气的侵袭，自我净化，成为一个有利于社会的合格人才。
学生评语能否换张面孔（1）
恐怕很少有班主任不感到写学生评语是一件苦差事。其苦多半不在“写”本身，而在于评语内容空泛、枯燥、乏味。上级部门常批评班主任的评语写得“千篇一律”，其实这未必不是上级部门的评语要求所造成的。试想，既要“全面”，又要“一分为二”，还要“有发展的眼光”，班主任只好面面俱到：从政治观点到思想品德，从纪律观念到学习态度，从劳动情况到卫生习惯，从“有时上课不爱发言”到“希望今后严格要求自己”……如此写来，即使每次上级都要求“写出学生特点与个性”，但学生已成了政治思想、道德品质、观念作风等抽象术语的符号，其有血有肉的灵气与个性又怎能体现出来？失去了学生个性的评语成了政治评价、道德评判、观念评论的冷峻公文，又怎能体现出作为思想政治工作的班主任所应有的温馨人情？缺乏个性与人情味的评语，又焉能不“苦”！
因此，要使评语真正体现个性、充满人情味，必须突破以下几点：一是少写“观念”，多写“行为”。与其写一位学生“热爱党，热爱祖国”，不如写他如何“热爱”；是积极争取入团，还是自愿参加党课学习；是一丝不苟地举行升旗仪式，还是主动捐助希望工程。……写出不同学生的不同“爱法”，个性便出来了。二是不求全面，只求特点。那种逐一评述德智体美劳，既写优点又写缺点的做法，藐视“全面”，实质上是最大的片面，因为每位学生都在教师的“全面评价”中丧失了自己的个性。而抓住了学生某一方面或某些方面的突出点予以描述，虽然也许不“全面”，却把这个学生与其他学生的不同点凸现出来了。三是态度平易，用语亲切、幽默。摈弃“庄严”的公文式语言，代之以温和、诙谐、饱含真诚感情的语言，使学生通过评语感到师生之间的人格平等与尊严平等。四是变换口吻，改变人称。把冷静的评判变成亲切的对话，把严肃的鼓励变成殷切的叮咛，把第三人称（“该生”）换成第二人称（“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