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第一章中，我指出在美国由于很多人相对停滞的工资增长所造成的压力跟许多在典型发展中国家的情况一样；它们导致美国政客们用扩大信用作为权宜之计。次级贷款只是这一问题的表象，真正的原因是许多人面临的经济机会的缩减。
从纯粹经济意义上来说，并非所有形式的收入不平等都是有害的。更高的工资给更有才能和更勤奋的人，区分出经济中需要更多技能的工作，也给年轻人信号让他们知道投资其自身的人力资本的好处。忽视不同工作者边际贡献的工资的被迫平均化会使人们丧失工作动机并且导致资源的错误分配。
但是，当通往高工资的唯一的可能性路径被认为是出生、影响力、运气、或者甚至是欺骗，这样的话工资间的区分可能不会是刺激人们努力工作的动力。当努力不再是得到相应收益的途径时，为什么要努力呢？的确，正如政治经济学家阿尔伯托.阿里西亚和乔治.阿格雷托论述的，在民主社会里，对于工资或财富的高低程度的认知能够产生一个自我复制的模式。如果一个社会相信高工资是培训和努力的结果，那么它对高收入者的征税就会少一些，进而确保了人们有获得技能和付出努力的强烈动机。但如果一个社会相信高收入来自于关系、机会、或者是欺骗，那么它就会对收入征收重税，而且诚实者很少人会努力工作，只有那些有关系的、幸运的、以及欺骗的人会越来越多。
美国今天的全体选民好像很接受这样的观点，即对富人征更重的税，造成这种结果的原因之一是他们对于富人是谁的认知发生了改变。不是很久之前，美国社会典型的富人是当地自我成就的企业家，比如汽车零售商和电影院所有者，他们跟当地其他人一样曾经上过同样的高中。而今天的富人，是那种让人有距离感的、薪资过高的CEO，贪婪的银行家，或者是进行大量内部交易的对冲基金经理。对他们的成见和认知很重要:富人不再是我们中的一员，富人是“他们”。
不管从现实上还是认知上，美国都需要防止进一步的社会两极化。进行这一任务的具体方法很重要。如果大多数人经历的工资上的不平等扩大，是像我在第一章中所论证的，起源于高人力资本的工人的相对稀缺的话，那么对这一不平等的社会反应就是改进劳动力的人力资本水平。仅仅靠征收重税来将工资平均化对于解决问题没有什么作用，并且会降低努力工作或获取技能的动力。这是为什么我会认为减少不必要的收入不平等的最好方法是降低人力资本培训资源的不平等性。
机会可获得性的公平能够减少冲突的发生。比方说，如果富有的家长可以让他们的孩子上更好的高中，最终更好的大学，而贫穷的家长则不能，这样的结果就是贫穷者会对富人越来越没有容忍度。除了穷富之间不断增长的冲突之外，不平等的机会也可能会导致对扩大机会的经济改革的抗拒。比方说，没有机会上大学的贫穷城市工人可能对于有助于小企业创业的改革没有兴趣，因为他无论如何也没有机会获得这样的贷款。
我们在政治上的取向取决于我们的立场：如果我们处于完全不同的位置，那么我们就很难聚在一起作为一个社会做出互相有利的决定。而且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比机构质量之间的差别更重要的是各自社会中的政治共识以及以此带来的采取行动以短期的痛苦确保更好未来的能力。不平等的机会会导致事实上的不平等，并会破坏社会共识。尽管这一章聚焦于美国，这里探讨的问题对很多国家也都有参考意义，包括像中国和印度这样的发展国家。
问题在于任何改进机会可获得性的政治经济成本——比方说，为贫困家庭的孩子提供更高质量的学前教育——都只是铺垫性的，而其好处要在未来才能显现。很难让公众，以及其后的政治家，对于这样的行动兴奋起来，特别是在目前公共财政拮据的局面下。但是，如果在这方面无所作为的，不平等会自动复制。以后再来处理这一问题的成本会越来越高，而且许多公民也会在社会上由于缺乏必要条件而不能够创造出有生产力的生活。换句话说，目前的状况继续下去会不断积累这种不可接受的不断增长的成本，并拒绝将这种显然的成本作为成本收益计算的必要部分。
在达成解决办法的过程中，我们应该拒绝两项看似具有吸引力但是非常危险的观念。其一是政府支出能够解决任何问题。事实是资金在很少情况下是缺少的关键性因素，正如发展中国家中发生的一样。确实，政府的大笔资金如果没有腐败发生的话，会挤出私人部门的投资。但是，另一方面这不意味着所有的社会问题会通过自发的私人行为来解决，这是另一个危险的观念。政府的努力（有时是资金方面的）在协助个人和社区方面，能够起到关键杠杆作用。一次又一次的，我们看到，成功需要关键市场参与者的聚集，比最初看起来更广泛地界定问题所在（因此也能找到更多的解决办法），以及重构所有参与者共同协作的动力。
改进人力资源质量
正如在第一章中所描述的，人力资本指的是一整套的素质能力集合，包括健康、知识、智力、态度、社会能力、同理心等等铸就一个具有生产力的社会成员的要素。学校教育、家庭、社区在其中都是影响因素：要让一个孩子能够从他们的教育过程中得到最大的收益，确实需要付出很大的努力去创造让他们能够这样做的价值观和学习态度。而一旦个人完成了他们的正式教育阶段，雇主在推动雇员的继续培训和鼓励他们在工作中继续积累人力资本中，会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在工作中的个人发展将伴随着我们一生中工作年限的增长而变得越来越重要：现在，一个典型的知识型员工在完成正式教育阶段之后，可能会工作差不多五十年。在接下来的篇幅里，我会对在美国能够改进人力资本质量水平的一些重要途径进行描述。
早期的劣势
让一个人成功的基础在很早就铺就了。对于遗传基因，我们做不了什么，但是怀孕期间和儿童早期的营养对于孩子成人后的智力和健康有着很大的影响。儿童早期的营养不良被认为与晚年的衰退性疾病有关，比如冠心病和糖尿病。孕妇的不良习惯，比如抽烟和喝酒，对其子女的健康有长期性的损害。不幸的是，这些问题更可能发生在贫穷和缺乏教育的家庭的子女身上，这实际上使得贫穷成为了自我死循环。要打破这种循环，更多的资源应该用于贫穷家庭孩子的早期发展阶段，可以采取提供营养补贴、医疗、以及对父母的教育等形式。
早期教育也被认为有很大的作用。在8岁以前，根据一般性的标准，智力发育已经基本完成。因此，对于儿童来说是否能够接收到有质量的小学教育和学前教育资源是及其关键的。研究表明，早期儿童学习项目会减少未来从高中退学的可能性，增加进入大学的比率，进而增加他们的收入。同时，也减少了儿童在未来成为流氓、罪犯、瘾君子、或者少女妈妈的可能。
头脑启动计划是美国一个全国性的儿童发展计划，其主要手段是通过为儿童提供教育、健康、营养、社交机会等等各项服务加强儿童发展以增进学前准备。尽管政府对该项目的评估仍然比较混乱，但是从本地实验和常规评估的视野来看，很难相信由政府资源支持的为贫穷儿童提供的更多的幼儿园和学前教育项目不会产生效果。墨西哥在这方面有很好的成功经验。通过设置一定的标准并为达标的贫困家长提供福利补贴的方式，墨西哥成功地鼓励这些家长在孩子的营养、健康、教育等方面倾注更多的注意力。纽约市长布隆伯格也利用捐款采取了类似的现金转移的手段来进行类似的计划。但现在还太早得出其是否有效的结论。不过，类似计划在世界范围内的成功保证了更多这样的试验会被进行下去。
家庭对于儿童成长而言很重要。早在1966年，影响广泛的《科尔曼报告》的结论中说道，对于学生的在校表现而言，家庭背景比学校环境，包括学校对每个学生的支出等其他方式更为重要。而家庭中，不光是家庭收入重要，父母之间的关系也很重要，这二者影响到家庭对资源的获得和这个家庭能为孩子提供的环境。如果父母是十多岁的青少年，又或者是成长于单亲家庭，这样的孩子成功的几率会小一些。而同样，这些问题更容易在贫穷家庭中发生。尽管政府在巩固家庭关系中只可能是一个作用有限的角色（政府绝对不应该像现在一样对结婚后的家庭征收更高的税），在社区范围内更多地认识到少年父母、单亲家庭、破裂的婚姻对孩子的伤害，这能够成为一项促进改变发生的力量。
正如芝加哥大学诺贝尔奖获得者詹姆斯. 赫克曼所言，更一般的情况是，孩子之间的差别在很早就已经被铺垫下了：大多数在18岁时被观察到的能力差别其实在5岁时已经存在了。而且，儿童是最具可塑性的：年纪越大，要改变能力和行为就越来越困难和代价也越来越大。因此，对儿童成长的早期介入对于改变孩子的成长路径而言是十分重要的。
非认知的技能
介入并不仅仅意味着增进儿童的学习能力。学业的成功与职业生涯的成功一样，与非认知能力有非常重要的关系，比方说毅力、决心、自律等。而且，认知能力相对固定得比较早，非认知能力能够被改变的时间段则长得多。
好的学校能够教给学生好的价值观，这能够在学生以后的生活中起到好的作用。以往的研究表明，教会学校的学生一般而言比城市内的公立学校学生更为成功，这也许是因为教会学校能够让学生更为自律和更有动力。而公立学校学生表现的改善正是由所谓的“家长式”学校带来的，这些学校对纪律加以坚持；学生不允许旷课、必须穿着规范、对违规的学生加以惩罚。但是，没有任何系统性证据可以证实这类学校的成功、以及让其成功的关键性因素、或者是怎样的环境能够更利于成功。不管如何，学习环境和非认知技能的学习都能够通过知识和行为的教育被改善。
学校内外发生的事情都同样重要。不好的家庭和社区让孩子更难获得那些能够帮助他们成功的价值。课余教育和课外辅导——让学生有机会与成功而有爱心的成人在一起——能够弥补部分不良家庭和社区带来的伤害。同样的，社区内的良好领导和家长责任的分担也能起到这样的修补作用。正如在2004年民主党大会上，当时还是参议员的奥巴马说：“到任何一个市内公立学校里和附近的社区走一走，就能够知道单政府本身不能够完成教育好孩子的重任；父母必须教育他们的子女，如果我们不能够关上电视并提高孩子对自己的期望值，那么这些孩子就不会获得成功。”政府对教育的支持需要这样的家长和社区的责任感。
更为一般的，长时段的在芝加哥的深入研究表明一个失败的学校可以通过集体努力加以改变：好的领导能够创造出一个环境，在这个环境中教员互相合作对学生提出挑战，而教员自己则被鼓励去发展他们的技能，学校和其他社会服务组织则一起合作来改进学生的整体学习环境而不是将改变仅仅局限于学校内，家长和社区也能够参与进来成为这项综合工程的一部分。
学校教育总量
研究表明，小学阶段公立学校中，社会经济阶层较低的学生和社会经济背景较好的学生在数学和阅读考试成绩上所取得的进展是差不多的，尽管前者在早期发育中的不足会带来一些劣势。但是，随着时间的发展，不同社会阶层学生间的成绩差异也变得越来越大。最主要的因素是低收入家庭的孩子收获在暑期时间内是停止或下降的，而高收入家庭的孩子的智识在暑期间则是不断增长的。家庭间的学习环境是不同的，高收入家庭的孩子的成长过程中有教育游戏、书籍、私人辅导、暑期学校等等，这些让他们在学校之外也能够继续学习。而一些经济学家因此建议延长学校教育时间：日本的学年长达240天，而在美国则只为180天。还有人建议给贫困家庭提供代金券来帮助他们的小孩参加暑期学校。这两种方法都值得进行试验。
教学质量
很清楚的是，教学质量也影响儿童的教育经历。有动力的、具有启发性的、知识丰富的老师能够带来巨大的差别。同样的，班级的规模也一样。
得到好的老师要从雇佣开始。当给妇女和少数族裔的其它机会受到局限时，很多具有天分的人就被吸引到教师这一职业中来，因为这一职业能够获得尊重并且向他们敞开了大门。那么，随着机会的大门向社会的弱势人群敞开，教师职业的吸引力就相应下降了。薪酬必须成为吸引人才的组成因素。但是，薪酬的增加应该与教师在课堂内外的表现挂钩，而这一表现应该部分地根据学生的学业进步来衡量。额外的薪资增长应该给那些难度大但是必需科目的老师，比如说数学和自然科学；也应该给那些在不好的教学环境里工作的老师，比如市内教师工会就反对薪资差异，特别是仅仅根据学生表现的薪资差异。但是他们慢慢的开始接受改变。
和薪资一样重要的，是能够充分利用教师经验的职业生涯。只有部分教师喜欢，或者说适合担任学校的行政职位。其他的人则能够担任其他的重要角色，比如初级教师的辅导员、开设教学法课程的数学老师、又或者是某学科的专家教师。这些职业生涯必须被清晰地设计并能带来合适的报酬。
某课程的专家教师是重要的，但是我并不认为教师需要获得一个关于怎样教书的学位。可以肯定的是，我自身对教书的学习（必须承认的是，我的学生仅限于大学生）是直接来自于课堂经验和其他同事的指导。要求教师拥有教育学学位可能会大幅缩小教师职业候选人的范围，也可能让很多学科专家没有机会成为教师。学校应该做的不是要求特定学位，而应该是设立更为正规的辅导系统来给予初级教师建议并帮助他们分享经验。而且，学校系统应该找到办法来利用那些有动力有天分、但不把教师视为长期职业的人。比如在“为美国教书”项目中的，想要试试教书职业的年轻大学毕业生，和那些想要用不同的角色重返社区生活的老年人，都应该被欢迎。
人数少的班级利于学生的学习，因为他们能够得到更多的关注。这在孩子的早期教育中尤为重要，因为这段时间是帮助儿童发展注意力和纪律性的时期。我们需要更多的资源来减小班级规模和添置像电脑这样的教学辅助设施。因此，必须基于仔细的成本收益分析来权衡资源的分配方向。
让更多的学生能够获得最好的教师资源的方式之一是通过科技。科技能够帮助教师们分享经验、做课程计划、以及设计课后作业和问题。我是一家总部在印度但业务遍及三个大洲的名为Heymath公司的主管。这家公司给教师们提供设计数学课程和课后作业所需要的工具、模板、以及评估系统。它创造了一个交流社区，让全世界范围的数学老师能够分享最好的实践经验。Heymath也根据老师允许的范围内为学生提供辅导和帮助。因此，技术能够以相对少的投资帮助改进教学质量。
学校也需要一套问责系统。该问责系统的关键是一套全国范围通行的对学生表现的衡量标准，再加上常规的基于该标准的测试。因为学校录取的学生水平是参差不齐的，学生的成绩衡量也必须考虑到学生的被录取时的质量：因此成绩的进步程度和成绩的绝对数值同样需要被衡量。我们也需要找出办法来公布对学校表现的评估，这一评估必须能够在学校之间进行比较而且能够被家长轻易地理解。不好的学校需要给予启动资金进行改善，但不应该给他们多次机会。2002年的《不让任何孩子落后法案》是朝着这一方向努力的，但是还需要进一步加强。
最后，家长的选择也能够帮助学校间树立竞争原则。学校代金券项目如果被恰当地执行，那么学生能够用脚投票从而不好的学校不会阻碍好学生的发展。特许学校也能够起到一定作用。这些准公立学校比公立学校较少受到监管约束，拥有更大的自由的同时也承担更大的责任。他们从学区所得到的经费拨款与其从所吸引到的学生数量成正比。证据表明这样的学校能够带来巨大的成绩改善，特别是相对于那些几乎没有关门风险的公立学校。
表现最差的公立学校显然需要更长的时间来进行改变，因为存在与这些学校和周边社区的问题更深一些。组织化的资本投入和社区介入需要建立起来（这和发展中国家的情况一样）。如果每一个人都认为某一学校会关门，那么集体救援行动就不可能发生。因此，必须有一个特定的时期，在该时期内资源被提供、改变被鼓励、关门的威胁被搁置。但是，如果在这一时期内，没有学习成绩改进要求，安静的非竞争的生活被永久的保证，那么集体努力也很难被引导出来。与发展中经济体一样，初期的哺育和保护与随后的竞争结合起来能够较好地起作用。
奥巴马政府为教育改革铺就了一条道路，其中涉及了比之前的《不让任何孩子落后法案》更为细致的评估学校的方法。该教育改革计划要推动全国范围内的测试标准、根据学生表现对教师进行评估、为进行改革的州和地区提供额外的资金。这些是重要而有用的想法，而且如果被执行下去，将会对改进教育是很大的一步。但是，我们不应该低估对统一标准、公布成绩、以及淘汰不好学校和老师的抵触，尽管他们只是少数——但安静的没有竞争的生活是让人沉浸的而且值得他们为之抗争。
对学生考入大学及大学阶段的帮助
来自家庭收入底部1/5的年轻人中，仅有34%最终进入了大学，而相对的家庭收入在顶部1/5的年轻人则有79%进入了大学。而且，那些进入了大学的学生中，家庭收入位于底部1/5的学生只有11%能够毕业，而家庭收入在顶部1/5的学生则由53%的毕业率。因此，退学的比例在贫穷人口中不成比例地高。
在更早时期被培养的认知和非认知技能对于上述差别的形成具有很重要的影响，而且我在之前也讨论了对此进行弥补的可能性。还可以加上一条，大学可以对这些弱势的年轻人的给予便利，让他们能够更容易对学校进行申请、学费更能负担、更容易能够在学校呆下去并取得成功。
来自于更好的社会经济背景的学生拥有大量资源能够帮助他们完成大学申请过程，包括学校的咨询老师和家庭中曾上过大学的亲戚。而来自弱势家庭的学生则没有这些资源。尽管存在着很多政府的辅助项目，但是其效率值得质疑。最近，有一些项目被建立起来帮助来自弱势家庭的学生与拥有大学申请经验的大学生之间形成联系。如果这一做法起作用的话，那么就值得进行进一步研究和推广。
助学金也能够有所帮助。研究表明1000美金的补助能够将大学出勤率提高约4%，能够提升毕业率，并能够让学生选择用4年制本科教育替代社区大学。大量的助学金计划已经在进行中了。其效果好坏的关键在于能否将助学金发给那些只有依靠这笔资金才能上大学的年轻人手中，同时也要讲申请助学金的程序设计得简单一些——目前这样的助学金项目有很多，但都没有被广泛地宣传，而且每个项目都有独立地申请程序，这些都增加了没有条件上网和打印的贫困家庭孩子的困难。最后，这些助学金的持续发放也要根据学生的在校表现来进行。
工作学徒制和培训
人力资本也能够通过在职训练来获得。学徒制，特别是在私人部门，对于培养工作习惯和行为进而帮助贫困青年拥有一份稳定的工作是很重要的。在美国，人们在其职业生涯中往往会更换工作多次，因此必须有外力来推动公司来提供这种学徒制。在公司自身很可能不能够长时间地使用其培训好的员工以及学徒制所需要的大量资源的事实面前，为公司提供补偿使公司拥有提供学徒制的动力是必要的。
决定什么能够真正起作用
很多关于如何帮助弱势人群增加人力资本的建议已经而且正在被提出。但是，在理论上不错的建议常常在实践中行不通。尽管我们应该尝试那些有证据和尝试表明成功几率很大的建议，并且在理想状态下，这样的项目也应该定期评估。这些评估将能够帮助辨别效用不佳的项目，同时也能够帮助项目的改进。
随着弱势人群的人力资本质量被改进，工资的不平等也应该逐渐消失。尽管还存在很多的不确定性，比如：是否任何形式的对项目的介入应该被实施，是否某个项目会成功，又或者，这样的成功需要花费多少时间。对于那些在社会资源再分配上落后的人会有政治压力，这种压力要么是直接的要么间接的来自于实施了这样政策的人所获得的好评。相反的压力则会来自于那些承担了更高赋税的人群以及那些不相信收入再分配的人群。在一段时间内，较大的政治分歧还会继续存在。但是，我们必须希望随着弱势人群看到了这些项目提供的社会阶梯能够帮助他们的孩子拥有一个更好的未来，那么机会再分配的前景会减少潜在的冲突和增长的代价。
保险和安全网
正如我在第四五章中所讨论过的，在美国能够在长时间的萧条中支持失业人员的安全网的缺失使得公众焦虑感增加而且会产生不成比例的货币和财政上的反应。增强工人对经济逆境的抗风险能力是改进措施的目标之一。这一问题不是与不平等不相干的。低收入导致人们的安全度低或者说让他们没有能力有足够的储蓄帮助他们自己度过失业期。
在寻找救助方法的过程中，我们应该认识到美国企业和雇佣关系的本质，即强调灵活性和移动性，这可能与欧洲大陆的长时段安全网不相匹配。在接下来的部分我会考察既能提升美国工作者在经济萧条期的抗风险能力同时又能保持其系统固有的灵活性的一些改变可能。
区别对待但规定明确的失业保险
现有的失业安全网依靠的是一个用暂时性延长失业救济的办法来应对长期大量的失业的政治策略。关于失业救济是否会被继续延长以及获得失业救济的标准，劳动者都有极大的不确定性。而且，政治家在紧急立法这一借口的掩盖下，利用公众对于救助行动的需求，不经仔细推敲地推动通过了许多他们个人感兴趣的项目。
如果美国的复苏确实从本质上有所改变，工作机会变得越来越少的话，那么是否失业救济应该更为长期地进行就是一个值得辩论的问题。更长时段的失业救济不仅仅要求更高的成本而且让一些失业人群对找工作这件事情在一定程度上丧失了焦虑感。一个反应不那么灵敏的劳动力市场可能改变美国的雇佣关系本质，同时这种宽松也能让企业能够抓住一些新机会。美国可能想要为了给劳动者更多的保障在一定程度上放弃一部分公司灵活性，但是这一决定是长期性的，所以如果我们能够先更好的分析复苏的本质是否改变会让这一问题更为充分地被考虑进而也能更好地设计解决方案。
但是，有两项改革的净福利是很清楚的。第一，规定明确但又对不同情况区别对待的失业保险的延长对美国是有好处的。用另一句话说，不是基于当下政治形势采取特事特办的失业救济延长，而是将对失业救济的延长决定与一个公式相结合。这一公式的可以是工作职位减少的数据（一些州已经提供了）、创造的新职位和减少的职位的比例、以及萧条已经持续的时间这几个因素的简单函数。更复杂一些的公式则可以考虑加入以下因素：其一，工作的减少是在哪些领域（是那些产出具有周期性的产业还是说特定工作的减少表明的是更为长期的变化？）；其二，新创造工作的性质（是那些全职的、长期的工作还是兼职的、暂时性的工作？）。保持问题简单性的好处在于，劳动者能更容易地预测和计划失业救济的延长，而这正是减轻焦虑感的关键。
第二个需要改变的是医疗保健领域。很多围绕失业产生的焦虑感来自于伴随着失业产生的自身及家庭的医疗保险的丧失。正如我所写的，国会刚刚通过了一项接近于全民保险的法案，——这里说接近全民保险是因为即便法案的条款全部被执行，非法移民也仍然不包括在内。在实现有效全民保险的长期而艰难的征途上，这项法案的通过只是第一步而已。该项法案的许多条款确实在一年内就要陆续开始实施了，但是许多州立法都试图跳出该法案条款之外，当保守党当权后有可能废止该法案，同时主要的法律障碍是否被完全克服也仍然存在一些疑问。即便该法案在立法上的挑战被顺利地克服掉，那么有效的改革也需要想办法在减缓甚至减少医疗保险成本的同时确保把每个人都能被纳入其中。但是，该法案中所反映的政治计算中，强调了医疗保险覆盖范围扩大的好处是清晰而且见效迅速的，尽管法案里关于成本和控制的细节很少。这项法案中有很多好的想法（当然也有一些坏的），但是只有时间能够告诉我们哪些想法能够得到发展的动力。关于全民医疗保险和其成本之间的辩论离最终的结论还很远，这一辩论还将在接下来的很多年伴随着我们；因此更为仔细地研究关键因素是有用的。
全民医疗保险
美国完全没有兴趣对私人医疗保险进行激进的彻底改变。全民医疗保险的关键在于逆向选择问题。如果一个保险计划不成比例地吸引了过多的已经有健康问题的人群，同时吸引的年轻人和健康的人群又太少的话，这一保险计划就是不可持续不经济的，因为前者具有更高的保险风险，而后者对于补贴前者是必需的。
如果不少的年轻和健康人群选择不保险的话——年轻人对于其自身的健康有着很强的自信——那么，在每一个计划都不能拒绝有健康问题的人群加入而同时能保持适当水平收益的全民保险系统成功的关键在于确保那些年轻和健康人群付钱加入。激励机制可以是胡萝卜和大棒的组合——胡萝卜可以是对没有求偿的人给予回扣，大棒可以是对没有参加全民保险的人进行罚款。罚款和回扣都应该足够高可以使让那些健康的个人加入全民保险，而不会宁可交纳罚款而只在需要时加入保险。并且更多地吸引了有健康问题人群的保险计划应该从那些较少吸引有健康问题人群的保险计划得到补偿。
全民医疗保险也会需要对穷人进行补贴。我在第四章中讨论过无条件再分配，对穷人进行补贴显然会造成与那些讨厌的上述再分配的美国人的矛盾。很多美国人确实相信那些倒霉的、收入低的美国公民仍然应该给自己及家人支付健康保险，这并不正确。而且，许多没有保险的病人最后也会得到治疗，但是由于之前没有任何的预防性治疗，这恶化了健康问题并增加了治疗成本。最后，全民健康保险有更大的好处。在世界上其他地方的政策制定者都被告知需要扩张宏观政策时，全民健康保险在萧条期带来的焦虑感的减少以及相应的对更大范围宏观政策的减少，都能够使美国能更好地根据实际运用其财政和货币政策。
扩大医疗保险覆盖范围的最主要问题在于，一旦逆向选择问题被解决，美国医疗保险似乎就不再需要成本收益分析了。2006年，美国在医疗保障上花费了15%的GDP，而该比例在德国和法国为11%，在英国和日本则只有8%。以人均水平来说，美国在医疗保障上花费6347美元，而日本则只有2474美元。这一区别在一直在扩大：1970年美国人均在医疗保障上的花费比上述其他国家多花40%，而2004年这一差别扩大到90%。但是人民的健康水平则没有得到相应地提升：1970-2004年间，上述其他国家在65岁人群中的预期寿命增加都高于美国，只有加拿大除外，加拿大和美国一样只有3.7岁的增长。
三个因素对于成本上升很重要。第一，在美国投入的价格更高：比方说，美国换臀的价钱是加拿大的两倍。造成这一差别的原因部分在于美国医生的报酬水平。第二，由于支付医生和医院报酬的依据是其提供的服务而不是疗效，由于保险最终买单，这样的系统容易导致对健康保险的过度使用。第三，该系统倾向于使用创新产品即使在有效性的证据还不那么充分的情况下。比方说，核粒子加速，花费了超过1亿美元，对罕见的脑部和颈部肿瘤很有效；但是它也被用于治疗普通的前列腺癌，但却不会带来额外的好处。一项好的法案能够鼓励更多的竞争，能够为结果而不是投入买单（同时给每个用户都设定一个每次看医生的减免费用水平，这一水平含有对特定医生的判断在内），能够更多地把注意力集中在已被证明有效的治疗上而不是只关注更便宜的替代性治疗手段。
还有其他三个因素对美国医疗保险的高成本有影响，但不是最主要的。第一个因素是行政成本。这一点很难准确的估量，但据一个估计显示2006年美国人均行政成本约为465美元，而日本则仅为52美元。之前提到的美日人均医疗保险花费的差别有十倍之巨，显然行政成本的差别并不是唯一的因素。然而，改进成本效率的方法是很重要的。信息技术革命能够最终被应用到医疗保险中去，比方说通过标准化病人的电子病历从而使病历档案转移能够更容易。
第二个因素是操作效率。美国的医院间能够从彼此之间进行学习，同时也能够从别的国家的医院学习，比如说印度就通过将在制造业中完善了的大型生产技术应用到医疗之中降低了成本。印度的医院已经发现当医生专攻某一类手术时失误率会降低。手术时间也在没有降低安全率的同时被缩短了。降低不必要的冗余和最有效地使用像医生时间这样的昂贵资源也有所帮助：即使印度的好外科医生和美国的赚得一样多，手术的总成本在印度却比美国低得多。美国的规章制度使得美国的医院成为“全能”医院而不是专门医院，这又使得成本上升。医院之间更强的竞争也能降低成本；鼓励跨国竞争的简单做法是让像墨西哥和泰国这样其他国家的授权医院里进行的手术也能够得到医疗保险以及医疗报销。
第三个因素则是医疗事故索赔的威胁，这使得内科医生会向病人推荐会保护他们在未来避免法律诉讼的治疗方案，即使这些治疗对于病人的健康毫无必要。医疗受益人的支出在一些医疗事故赔偿高的州能比其他国家高5个百分点：这一区别是很明显的，但仅这一条也不足以解释美国高昂的医疗费用。不过这些都是导致高昂医疗费用的因素，而且关于医疗事故索赔的改革也应该是有效法案的一部分。
需要发生的复杂改变很容易被最小化。医生们需要向病人推荐必要的治疗，包括预防性的，但是不应该有由于附带的费用带来的过度治疗的动机。统一的医生工资、参加健康维持项目的每名病人的费用、或者是对特定小病的治疗方式，这些都是吸引人的，但却都不是万灵药。 比方说，没有其他的激励来源，统一工资能够扼杀努力的动力。相同的，如果对医生、医院、医疗程序的效果进行信息公开，那么病人就能够对去哪里就医以及他们希望如何被治疗有更好的判断。最终，大部分的人的决定还是会基于权威，也就是我们的医生的建议。伴随着教育的发展，许多试验正在进行，来探讨如何正确地混合激励、透明、竞争、以及组织变化，让医生、医院、保险公司、病人、以及政府一起创造一个有效的医疗卫生系统。我们需要找出什么样的解决办法能够起效，并能让这样的解决办法按比例增加，并在运作过程中持续对其进行评估，并意识到各种不同的方法会使整个系统抗风险性更强。这都需要快速地完成。有效的改变不会容易，但可负担的全民医疗保险的好处远远不只是美国社会民众的身体和精神健康；它还能延伸到美国经济体的健康。
改善社会救济以及劳动者的可流动性
增进个体劳动者在经济萧条期的抗风险能力，其中一个重要因素就是储蓄和养老金的可流动性。依赖雇佣者提供长期储蓄的劳动者——比方说，如果他们足额支付养老金计划，或者在其公司持有大量股份作为计划的一部分——在其雇佣者有麻烦时会遭受双重打击；他们会同时丧失工作和养老金。理论上来说，养老金计划必须保持足额支付，但是陷入困境的雇佣者往往不会足额支付。尽管政府能通过“养老金保障公司”部分买单，但更好的长期解决办法是让劳动者的储蓄独立于公司的健康状况，具体方法则是通过确保他们投资于多样化投资养老计划（在这样的计划中，多样化互助基金的雇佣者投资形成了养老金积累）。更一般而言，让收入一般的劳动者包括医疗保险在内的长期福利独立于其供职公司的健康情况，能够降低劳动者的焦虑感和政府为了保护劳动者必须救助陷入危机的公司的政治压力。
对劳动者流动性的限制也是导致焦虑感的原因之一。工作场地越来越要求保密和资格证明：比方说，医生和律师在不同的州需要不同的执照。对于美国乃至世界而言，很重要的是不要被各种一旦迁移到新地方就需要重新建立的各种职业标准所割裂开来。法律上的考虑和职业资格要求（以及考试程序的质量）可能在不同地区间不同，而正是对精通领域有所要求，证书有时的用途在于将竞争挡在外部而给现有证书持有者更多的收益。比方说，很难相信医疗实践在在不同的州之间会有很大区别。这一程序需要被仔细地再审视以缩小标准之间的差距，或者是在可能之处推动跨地区证书，并简化考试和证书的再授予。有钱的职业组织没有任何动力放弃他们的既得利益，因此要靠公共压力迫使他们重新审视资格要求。
在现在的萧条之中，另一个限制流动的因素是住房所有权。案例证据表明很难售出的住宅以及那些市场价值低于所欠贷款的住宅让劳动者不堪重负并阻止他们到别处找工作。很多建议家庭购买房价下跌保险的金融创新已经被提出了，而且在现在的危机之中，对这类工具的需求也会上升。这也是为什么政府对住房所有权的关注需要重新考虑的原因。
尽管现代经济需要一些工人专业化，比如在第四章中所提到的Badri，但这可能导致一个产业变得过度专业化。耶鲁大学的罗伯特.希勒所探讨的“生活”保险——一项对劳动者所从事的专业化领域的工作和收入下降进行保险。在某种意义上说，长期失业保险是社会提供的“生活”保险的一种形式。这种保险的缺点在于它降低了劳动者保持其自身人力资本与时俱进的动力。但有一个不具备生产力的依靠保险生活的下层阶级比有一个贫穷的下层阶级好；然而最好的还是让保险支付仅仅作为帮助失业人群培训再就业的过渡阶段的支持手段。
另一替代性手段是让劳动者通过打造自身人力资本的灵活性来保持流动性。公司没有直接动力来鼓励劳动者学习该公司利用不了的技能。然而，更大潜在的流动性却能让劳动者更安全。为了吸引到好的劳动者，企业应该提供人力资本发展的机会。一些公司已经这样做了，但是更多的公司却没有。也许问题在于年轻的高质量的劳动者不害怕他们的未来，而企业不想要通过提供职业发展机会吸引不安全的劳动者。也许劳动者自身一旦踏入了公司门槛，也会延迟利于其流动性的技能发展——返回学校并不容易——直到对他们而言已经太难去进行发展。
不管是什么原因，随着工作生命的延长和技术的快速发展，越来越多的劳动者，特别是在知识密集产业，越来越容易发现他们自己拥有过时的和过度专业化的人力资本。在学术界，一般每七年就会有一年公休假用于知识更新。（芝加哥大学的教员除外：那里的人认为除了没有别的地方能够比芝加哥大学学习到更多东西，因此没有必要公休。）随着越来越多的劳动者像学界一样，也许雇员公休应该变得更为普遍一些。因为政府能够从劳动者人力资本更新中获得好处，所以可以考虑为已经工作了一定年限并决定休假进修或者再培训的劳动者提供税收优惠。这样的动作能够给公司施加压力，让他们也允许这样的公休。
大学也应该采取行动。在美国，寿命预期自1900年以来已经延长了30年，这几乎是整个的工作生命长度。尽管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取得了高级学位，但大多数人仍然在其生命的较早时期就停止了正式教育，正如100年以前一样。教育仍然指向第一份工作，即使技术革新、竞争、更大的工作流动性意味着对大多数人而言，第一份工作或者是第一个职业生涯并不会是最后一个。
一个正式教育结束于21岁的系统很可能提供了太多第一份职业生涯头几年的信息，但是却提供太少关于之后半世纪的知识。那么，减少对早期专业化的强调而更多地在日后提供正式教育，是不是更合理呢？这样的话，个人就能够更好地应对环境和偏好的改变。
通过对那些觉得自身MBA教育培训的技能需要升级的高级执行官提供开放注册更新课程，商学院在这方面已经走在了前面。但是仍然有可能需要对美国高等教育的整体结构进行再思考，因为这一系统结构是被设计为当学生离开校园时一般而言会在一生中受雇于同一家企业并从事于同一个职业。我们需要更多的模块式学位和在一生任何阶段都能够进入的高等教育系统（至少是各种教育项目），因此学生能够在需要的时候选择什么才是他们想要的。
远程教育的发展运用互联网技术帮助个体在进行全职工作的同时也能及时更新知识，并帮助减少高等教育的成本。一些学校已经提供只需要几周集中上课的MBA学位，其大部分必要的交流和讲授则是通过网络讨论组、电子邮件和网络讲课完成。这种项目会扩张。因此，帮助普通公民应对其生命中更大不确定性的一个重要工具将会是高等教育的一项革命。
储蓄
最后，劳动者在有足够的储蓄时面对不幸遭遇时的抗风险能力更强。对太多的美国劳动者来说，其财富增长的幻觉都来自于不断增长的房价。在这一次的危机之前，也就已经存在着财富幻觉——毕竟，如果你必须住在某处，那么如果你所住的房子价值的增长并不意味着你真正拥有了额外的可支配的财富——这种幻觉最终随着房价的崩溃和留给借债者巨额贷款而破灭。
美国人需要更多的储蓄，而政府不应该鼓励人们更多的消费。随着普通家庭从这次危机中挣扎出来，储蓄率会增加。很多鼓励储蓄的方案被提出，这值得进一步去探索。比方说，我芝加哥大学的同事理查德.塞勒建议用普通家庭采取创新的方法进行更多的储蓄。在他与斯罗莫.伯纳兹一起倡导的“明天储蓄更多”计划中，劳动者和他们的老板以及金融服务提供者一起签约，承诺他们会将未来工资增长的一部分存入储蓄计划之中。该建议的关键在于，当劳动者承诺这样做时，额外增加的储蓄并没有让预算缩水而且不要求牺牲现有消费。因此，劳动者被“引诱”进行更多的储蓄，这一决定会被劳动者长时间自愿遵守——不然的话，他们能够在任何时间毁约。
也许对大多数美国人而言，未来安全的最重要来源是社会保障。不幸的是，社会保障系统是一个现购现付的系统，在这个系统里现在的付款者为现在的收款者买单，这在长期内由于人口老龄化是不可持续的。现在的劳动者不得不延长工作年限而未来的退休金获得者则不得不领取更少。这些真实的改变不得不发生，对社会保障我们不应该假装会存在没有痛苦的改革方式（比方说，通过在公司资产里进行投资）。这一系统需要被改革，主要方式是通过延长退休年龄和放慢福利增长的速率；越快地完成改革，那么成本就越能被公平地分散到各代人之间。
政府能力
最后，政府财政在这次危机遭受的巨大损失后必须重塑健康。政府支出的能力总是萧条时期银行和公众抗风险能力的来源。也许美国政府最大的资金不足的欠债就是医疗保险和补助。这又使得把健康保险成本控制排在政府议事日程前列多了一条理由。
通过公平和有效率的方式减除不必要的支出和增加税收来降低赤字，必然是答案的一部分。我们需要两党派共同的努力来找寻所有的可能方案——包括加值税（一种全国的消费税）和碳税，这些方案都已经出台了。贫困人口可以通过其更高的收入税减免而抵消这些加诸于消费至上的税收。但是，只有富有者需要被征税来修补政府财政健康的概念与这一事实相抵触：这一税收概念对富者工作动力的扼杀效果大得多（因为他们不是为了谋生而工作），而且他们也很可能可以通过往税收低的地区搬迁和制定税收计划来实现避税。在所有可能性里，所有人必须扎紧腰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