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斯拉夫的分裂始于1991年，当时斯洛文尼亚和克罗地亚正在争取独立并寻求西欧国家的支持。西方的反应取决于德国，而德国的反应又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它的天主教联系。波恩政府在来自德国天主教集团、执政伙伴巴伐利亚基督教社会联盟、（法兰克福汇杨和其他媒介的压力下采取了行动。特别是巴伐利亚新闻媒介，在激发公众赞同承认克罗地亚独立上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弗洛拉?刘易斯指出：“巴伐利亚电视台，受到非常保守的巴伐利亚政府，以及与克罗地亚教会有密切联系的、强大的和态度坚决的巴伐利亚天主教教会的巨大压力，战争开始后便热切地向全国作了报道，而且报道是非常片面的。”德国政府在承认两国独立的问题上犹豫不决，但在德国社会的压力下并无选择余地。“在德国，支持承认克罗地亚是由于舆论的推动，而不是政府的推动。”德国首先向欧洲联盟施加压力，要它承认斯洛文尼亚和克罗地亚的独立，在确保了这一点之后又先于欧盟在1991年12月独自承认了这两个国家。一位德国学者在1995年评论说：“在整个冲突中，波恩都将克罗地亚及其领导人弗拉尼奥?图季曼作为德国对外政策的某种保护对象，尽管克罗地亚反复无常的举动令人愤怒，它却依然得到了德国的坚决支持。
奥地利和意大利紧接着承认了这两个新的国家，包括美国在内的其他西方国家紧随其后。梵蒂冈在对这两个国家的承认中也起了主要的作用。教皇宣称克罗地亚是”（西方）基督教的防护堤”，并抢在欧盟之前承认了这两个国家。于是梵蒂冈也成为冲突一方的支持者，由此1994年教皇访问这三个共和国的计划受到了影响。由于塞尔维亚东正教会的反对，教皇未能前往贝尔格莱德，而塞尔维亚不愿保障他的安全又致使他取消了对萨拉热窝的访问。不过，他访问了萨格勒布，并在那里向斯特皮纳茨红衣主教致意。这位红衣主教与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迫害和屠杀塞尔维亚人、吉卜赛人和犹太人的克罗地亚法西斯政权曾有过联系。
克罗地亚在西方承认其独立之后，便开始发展军事力量。尽管联合国在1991年9月宣布对所有前南斯拉夫共和国实行武器禁运，武器还是通过德国、波兰和匈牙利等欧洲天主教国家，以及巴拿马、智利、玻利维亚等拉丁美洲国家流入了克罗地亚。1991年战争升级后，西班牙的武器出口在短短的时间内增长了6倍，据说这些武器出口“大部分为奥普斯?戴所控制”，其中大部分可能进入了卢布尔雅那和萨格勒布。据报道，1993年克罗地亚从德国和波兰购买了一些米格-21型飞机，并且得到了两国政府的认可。克罗地亚国防军得到了成百上千名“来自西欧、克罗地亚在外散居者以及东正教东欧国家”志愿兵的支持。他们迫切地要参加“反对塞尔维亚共产主义和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基督教十字军”的战斗。西方国家的军事专家还为其提供了技术援助。部分是由于这些亲缘国家的帮助，克罗地亚加强了军事力量，因而能够与塞族控制的南斯拉夫军队相抗衡。
西方对克罗地亚人的支持，还包括无视其种族清洗、侵犯人权和违反战争法的行为，而塞尔维亚人恰恰是在这些方面经常遭到谴责。1995年当休整后的克罗地亚军队对克拉伊纳地区的塞族人发动进攻，把在那里居住了几个世纪的成千上万的塞族人驱逐到波斯尼亚和塞尔维亚时，西方保持了沉默。克罗地亚还从它为数众多的在外散居者那里得到了好处。居住在西欧和北美的富有的克罗地亚裔人为购买武器和装备而捐款。在美国的各类克罗地亚裔人协会则代表其母国游说国会和总统。特别重要和有影响的是居住在德国的60万克罗地亚裔人。“加拿大、美国、澳大利亚和德国的克罗地亚社会群体动员起来捍卫其新近独立的母国”，他们提供了几百名志愿兵。
1994年，美国也加入了支持克罗地亚军队建设的行列。美国无视克罗地亚人严重违反联合国武器禁运决议的状况，为克罗地亚人进行军事训练，还派遣退役的高级将领作顾问。1995年，美国和德国政府还为克罗地亚军队进攻克拉伊纳大开绿灯。美国军事顾问参与计划了这次美国式的进攻。据克罗地亚人说，这次进攻还得益于美国间谍卫星提供的情报。一位美国国务院官员称，克罗地亚已成为“我们事实上的战略盟友”。据称，这一事态发展表明了“一个深谋远虑的打算，即估计到世界的这一部分最终将由两个地区国家主导，一个在萨格勒布，另一个在贝尔格莱德；前者与美国相联系，后者则加入了一直扩展到莫斯科的斯拉夫集团。
南斯拉夫战争事实上使得东正教世界在塞尔维亚身后紧密地团结起来。俄罗斯民族主义者、军人、议员和东正教领袖都毫不掩饰他们对塞尔维亚的支持，对波斯尼亚“土耳其人”的蔑视，以及对西方和北约帝国主义的批评。俄罗斯和塞尔维亚的民族主义分子一道在两国国内掀起了反对西方“新世界秩序”的浪潮。俄罗斯公众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也怀有同样的情绪，例如，60％以上的莫斯科人反对北约1995年夏天发动的空袭。俄罗斯民族主义集团在几个大城市里成功地召募年青的俄罗斯人加入“斯拉夫兄弟的事业”。据报道，有1，000名或更多的俄罗斯人与来自罗马尼亚、希腊的志愿者一道加入了塞尔维亚人的军队，与他们所谓的“天主教法西斯”和“伊斯兰好战分子”作战。1992年，据报道，一支“穿着哥萨克军装”的俄罗斯部队活跃在波斯尼亚。1995年，有俄罗斯人在塞族精锐部队中服役，而且，据联合国的一份报告称，俄罗斯和希腊的士兵参加了塞族对联合国泽帕安全区的进攻。
尽管有武器禁运决议，塞尔维亚的东正教朋友还是向它提供了所需的武器和装备。1993年初，俄罗斯军事和情报机构显然向塞尔维亚人出售了价值3亿美元的T－55型坦克、反导弹导弹和防空导弹。据报道，俄罗斯的军事技术人员被派往塞尔维亚操作这些装置，并训练塞尔维亚人如何使用它们。塞尔维亚还从其他东正教国家购买武器，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是其“最积极的”供应者，乌克兰也是其武器来源之一。此外，俄罗斯在东斯洛文尼亚的维和部队将联合国的物资转手给塞尔维亚人，为塞尔维亚的军事行动提供设施，并帮助塞尔维亚军队获得武器。
尽管受到了经济制裁，塞尔维亚人依然较好地维持了生存，这是因为罗马尼亚政府官员从蒂米什瓦拉组织偷运了大量燃料和其他物资，以及在希腊政府的默许之下，先是意大利公司，然后是希腊的公司从阿尔巴尼亚组织了偷运。从希腊运来的食品、化学药品、电脑和其他物资通过马其顿进入了塞尔维亚，还有相应数量的塞尔维亚产品被运了出来。金钱的诱惑和对文化亲族的同情加在一起，使联合国对塞尔维亚实行的经济制裁成为笑柄，正如这两者的结合使联合国对所有前南斯拉夫共和国实行的武器禁运成为笑柄一样。
在整个南斯拉夫战争中，希腊政府一直同北约西方成员国支持的措施保持距离，反对北约在波斯尼亚采取的军事行动，在联合国投票支持塞尔维亚，并游说美国政府解除对塞尔维亚的经济制裁。1994年，希腊总理安德雷亚斯?帕潘德里欧强调希腊与塞尔维亚之间的东正教联系的重要性，公开谴责梵蒂冈、德国和欧盟在1991年底草率地给予斯洛文尼亚和克罗地亚外交承认。
鲍里斯?叶利钦作为第三层次参与者的领导人受到了两种愿望的双重压力，他一方面想要保持、发展与西方的关系，并从中得到好处；另一方面想要帮助塞尔维亚人，以借此使那些经常谴责他屈服于西方的政治对手解除武装。总体说来，他的后一种愿望占了上风，因而俄罗斯持续不断地给予塞尔维亚人外交支持。1993和1995年，俄罗斯政府坚决抵制对塞尔维亚实行更严厉的经济制裁，俄议会几乎是全票通过了解除现行的对塞尔维亚制裁的决议。俄罗斯还推动加紧对波黑穆斯林的武器禁运，以及对克罗地亚实行的经济制裁。1993年12月，俄罗斯极力主张放松对塞尔维亚的经济制裁，以便允许它为塞尔维亚提供越冬取暖用的天然气，但俄的提议遭到了美国和英国的阻挠。1994年和1995年，俄罗斯强硬地反对北约轰炸波斯尼亚塞族。1995年，俄罗斯国家杜马几乎全票通过了谴责北约轰炸的决议，并要求外交部长安德烈?科济列夫辞职，因为他捍卫俄罗斯在巴尔干的国家利益不力。同样是在1995年，俄罗斯谴责北约对塞尔维亚人的“种族灭绝行为”。叶利钦总统警告说：继续轰炸将严重影响俄罗斯与西方的合作，包括俄罗斯参加北约的和平伙伴计划。他质问道：“当北约在轰炸塞尔维亚人的时候，我们怎能和它达成协议？”西方明显地采取了双重标准：“穆斯林进攻之时，为什么不对其采取行动？还有克罗地亚进攻之时？”俄罗斯还一贯反对中止对前南斯拉夫各共和国的武器禁运（这一禁运已对波斯尼亚穆斯林产生了重要影响），并经常试图加强禁运措施。
俄罗斯还以其他各种方式利用它在联合国和其他一些机构中的地位保护塞尔维亚人的利益。1994年12月，俄否决了穆斯林国家向联合国安理会提交的一项决议，该决议禁止从塞尔维亚向波斯尼亚塞族和克罗地亚塞族转运燃料。1994年4月，俄罗斯阻止了联合国通过一项谴责塞尔维亚人种族清洗行为的决议。它还阻止任命来自任何一个北约国家的人担任联合国战争罪行公诉人，因为这样的人可能有反塞尔维亚的倾向，而且反对国际战争罪行法庭起诉波斯尼亚塞族司令官姆拉迪奇，并允许他在俄罗斯避难。1993年9月，俄罗斯阻止联合国延长派驻前南斯拉夫2．2万人维和部队的授权。1995年夏，俄罗斯反对不过未否决联合国安理会增派1．2万维和人员的决议，并谴责克罗地亚人对克拉伊纳塞族的进攻，以及西方国家政府未能对这次进攻采取行动。
最广泛而有效的文明集结，是穆斯杯世界支持波斯尼亚穆斯林所作的努力。波斯尼亚的事业在穆斯林国家深得人心；对波斯尼亚的援助来自各个方面，包括公开的或私下的援助；穆斯林国家政府，特别是伊朗和沙特阿拉伯政府，在提供援助上相互竞争，试图通过援助扩大影响。从摩洛哥到马来西亚，逊尼派和什叶派，原教旨主义者和世俗主义者，阿拉伯和非阿拉伯穆斯林社会，都加入了援助的行列。穆斯林对波斯尼亚人的援助有不同的形式，既有人道主义援助（包括1995年由沙特阿拉伯提供的9，0O0万美元），也有对暴力行动的外交支持和大规模军事援助。例如1993年伊斯兰极端主义分子在阿尔及利亚杀害12名克罗地亚人的事件，就是“为报复在波斯尼亚屠杀我们穆斯林兄弟的罪行”。这种集结对战争进程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它对于波斯尼亚国家的生存，以及在塞尔维亚人最初横扫一切的胜利之后成功地收复领土是必不可少的；它强烈地刺激了波斯尼亚社会的伊斯兰化，以及波斯尼亚穆斯林对全世界伊斯兰社会的认同；它还使得美国对波斯尼亚人的要求产生了同情心。
穆斯林国家政府单独地或集体地反复重申它们与波斯尼亚的教友休戚与共。1992年，伊朗率先将这场战争称为反对信仰基督的塞尔维亚族对波斯尼亚穆斯林进行种族灭绝的宗教冲突。阿贾米指出，伊朗为得到“波斯尼亚的感谢预付了定金”，而且为土耳其、沙特阿拉伯等穆斯林国家树立了榜样，刺激它们也照此行事。在伊朗的鼓动下，伊斯兰会议组织讨论了波斯尼亚问题，并成立了一个小组在联合国为波斯尼亚人的事业游说。1992年8月，伊斯兰国家的代表在联合国大会上谴责了所谓的种族灭绝行为，土耳其代表伊斯兰会议组织提出了一个决议案，号召根据联合国宪章第七条对该地区进行军事干预。1993年初，穆斯林国家为西方采取行动保护波斯尼亚人规定了最后期限，期限过后它们将不受限制地为波斯尼亚提供武器。1993年5月，伊斯兰会议组织谴责西方国家和俄罗斯制定的为穆斯林提供避难所、监视塞尔维亚边境但放弃任何军事干预的计划。它提出如下要求：结束武器禁运，使用武力对抗塞尔维亚的重型武器，在塞尔维亚边境巡逻，以及将穆斯林国家的军队纳入维和部队。同年6月，尽管遭到西方和俄罗斯的反对，伊斯兰会议组织还是使联合国人权委员会通过了一项决议，谴责塞尔维亚和克罗地亚的侵略行为，并呼吁解除武器禁运。1993年7月，令西方感到有些尴尬的是，伊斯兰会议组织提出由它向联合国提供1．8万人的维和部队，而这些土兵来自伊朗。土耳其、马来西亚、突尼斯、巴基斯坦和孟加拉。美国否决了伊朗，塞尔维亚人则坚决反对让土耳其人加入维和部队。然而土耳其军队还是于1994年夏进入了波斯尼亚。至1995年，在联合国2．5万人的保护部队中，有7，000名士兵来自土耳其、巴基斯坦、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和孟加拉。1993年8月，由土耳其外交部长率领的伊斯兰会议组织代表团游说（联合国秘书长）布特罗斯?布特罗斯?加利和（美国国务卿）沃伦?克里斯托弗，要求支持北约立即进行空袭，保护波斯尼亚人不受塞尔维亚人的进攻。据报道说，由于西方未能采取这一行动，土耳其和北约盟国的关系曾处于严重紧张状态。
土耳其和巴基斯坦的总理先后大张旗鼓地访问了萨拉热窝，以表示对穆斯林的关切，伊斯兰会议组织则再次要求向波斯尼亚提供军事援助。1995年夏，西方未能使安全区免遭塞族的进攻，因而导致了下述后果：土耳其向波斯尼亚提供军事援助，并为其训练军队，马来西亚违反联合国的禁运决议，向波斯尼亚人出售武器，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同意为军事目的和人道目的提供资金。1995年8月，9个伊斯兰会议组织国家的外交部长宣布联合国武器禁运无效，9月，伊斯兰会议组织的52个成员国同意向波斯尼亚提供武器和经济援助。
波斯尼亚穆斯林的困境在土耳其引起了特殊的反响，而在整个伊斯兰世界，没有哪个问题得到过如此一致的支持。事实上直至1878年，从理论上说则直至1908年，波斯尼亚一直是奥斯曼帝国的一部分。现今，波斯尼亚移民和难民占土耳其人口的将近5％。对波斯尼亚人事业的同情，以及对西方未能保护波斯尼亚人的义愤，在土耳其人中极为普遍。反对党伊斯兰繁荣党利用这个问题来反对政府。政府官员则强调土耳其对所有巴尔干穆斯林负有特殊的责任，并不断地推动联合国进行军事干预，保护波斯尼亚的穆斯林。
伊斯兰世界给予波斯尼亚穆斯林的最为重要的帮助是军事援助：武器、购买武器的资金、军事训练和志愿兵。战争开始后，波斯尼亚政府立即请来了阿富汗圣战者组织志愿兵，据说志愿兵的总人数达到了将近4，000人，多于为塞族或者克族作战的外国人。他们包括来自伊朗共和国卫队和曾经在阿富汗作战的士兵，其中有巴基斯坦、土耳其、伊朗、阿尔及利亚、沙特阿拉伯、埃及和苏丹的国民，也有来自德国、奥地利和瑞士的阿尔巴尼亚籍和土耳其籍工人。沙特宗教组织招募了许多志愿兵。20多名沙特人在1992年战争刚开始的头几个月中阵亡，世界穆斯林青年大会将受伤的士兵运回吉达治疗。1992年秋天，什叶派黎巴嫩真主党游击队赶来训练波斯尼亚军队，此后训练主要由伊朗共和国卫队接替。1994年春，西方情报机构报告说，一支400人的伊朗共和国卫队分队正在组织极端主义游击队和恐怖分子的队伍。一位美国官员说：“伊朗将此作为进入欧洲薄弱地区的一种方法。”根据联合国的消息，阿富汗圣战者组织为伊斯兰特种旅训练了3，O00－5，000名波斯尼亚士兵。波斯尼亚政府利用阿富汗圣战者组织从事“恐怖主义的、非法的行动和突击行动”，尽管这些部队常常骚扰当地居民，并给政府带来了其他问题。代顿协议要求所有的外国土兵撤离波斯尼亚，但波斯尼亚政府通过给予一些士兵波斯尼亚国籍和招收一些伊朗共和国卫队人员作为救援人员，帮助他们留了下来。一位美国官员在1996年初警告说：“波斯尼亚政府多亏了这些集团，特别是伊朗人。但政府已表现出没有能力对付这些人。12个月之后我们将撤离，但阿富汗圣战者组织执意留下。”
以沙特阿拉伯和伊朗为首的富有的伊斯兰国家，为波斯尼亚发展军事实力提供了大量资金。1992年在战争初始的几个月里，沙特政府和个人为波斯尼亚提供了1．5亿美元的援助，这笔钱表面上是用于人道主义目的，但人们普遍认为，其中大部分被用于了军事目的。据报道，在战争开始的头两年，波斯尼亚就得到了价值1．6亿美元的武器。1993—1995年，波斯尼亚又从沙特获得了3亿美元的军火援助，还有5亿美元的人道主义援助。伊朗也是军事援助的主要提供者，据美国官员称，它每年向波斯尼亚提供几亿美元用于购置武器。根据另一份报告，在战争头几年进入波黑的总价值为 20亿美元的武器中，有5O％－90％交到了穆斯林手中。由于这些财政援助，波斯尼亚人得以购置成千上万吨的武器。这些武器中被拦截的第一批武器包括4，000支步枪和百万发子弹，第二批中有11， 000支步枪、30门迫击炮万5万发子弹和炮弹，第三批中有地对地火箭、弹药、吉普车和手枪。所有这些都是从武器的主要来源伊朗运出的，此外土耳其和马来西亚也是重要的武器提供者。有些武器是直接运往波斯尼亚的，但其中大多数是经过克罗地亚转运的，先空运至萨格勒布再转陆路，或者从海上运至斯普利特和克罗地亚其他港口再转陆路。作为准许运输的回报，据说克罗地亚得到了这些武器中的三分之一。克罗地亚人考虑到他们在今后很可能也要跟波斯尼亚打仗，因而禁止经其领土运送坦克和重炮。
从伊朗、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和其他穆斯林国家得到的资金。人员、训练和武器，使得人们所说的波斯尼亚“杂牌”军变成了一支相对来说装备精良、具有实力的军队。1994年冬，外国观察员报告说，波斯尼亚军队在凝聚力和战斗力方面有了巨大的改观。为了将新的军事实力用于实践，波斯尼亚人撕毁了停火协议，首先成功地发动了对克族民兵的攻击，随后又在1994年春攻击了塞族。1994年秋，波斯尼亚第五军从比哈奇联合国安全区出动，击败了塞族军队，获得了波斯尼亚自战争开始以来的最大胜利，从塞族手中收复了大片领土，而后者的实力则由于米洛舍维奇总统禁止对其提供援助而下降。1995年3月，波斯尼亚军队再次破坏了停战协议，开始向图兹拉附近地区大举推进，随后于6月份向萨拉热窝周围地区进攻。穆斯林亲族的支持，对于波斯尼亚政府得以造成波斯尼亚军事力量对比方面的变化，是一个不可或缺的、决定性的因素。
波斯尼亚战争是文明之间的战争。三个主要参与者来自不同的文明，信仰不同的宗教。除了一个例外，第二层次和第三层次的参与者都严格地按文明模式行事。穆斯林国家和组织集结起来支持波斯尼亚穆斯林，反对克族和塞族。东正教国家和组织普遍支持塞族而反对克族和穆斯林。西方国家政府和精英们则支持克族，谴责塞族，对穆斯林普遍表示出冷漠或担忧。随着战争的继续，各集团间的仇恨和分歧加深了，其宗教的和文明的认同加强了，特别是在穆斯林当中。总体说来，波斯尼亚战争的教训是：首先，断层线战争的主要参与者能够指望从本文明亲族那里得到大量的帮助；其次，这种帮助能够极大地影响战争的进程；第三，一个文明的政府和人民不会用鲜血和财富去帮助属于另一个文明的人民进行断层线战争。
这个文明模式的唯一例外就是美国，其领导人在言辞上支持穆斯林，然而在实践中，美国的支持是有限的。克林顿政府同意使用美国空军而不是地面部队保护联合国安全区，并倡议结束武器禁运。美国没有认真地向盟国施加压力，要它们支持结束武器禁运，却容忍了伊朗向波斯尼亚运送武器和沙特阿拉伯为波斯尼亚提供购买武器的资金，并于1994年停止执行禁运。美国的这些行为引起了盟国的反感，导致了被普遍视为北约内部重大危机的后果。代顿协议签定后，美国同意在训练和装备波斯尼亚军队方面与沙特阿拉伯和其他穆斯林国家合作。现在的问题是：为什么在战争期间和战后，美国会打破文明模式，成为促进波斯尼亚穆斯林的利益、并与穆斯林国家合作的唯一的非穆斯林国家？美国这种反常行为的原因何在？
一个可能的原因是，这并非是一种反常行为，而是经过深思熟虑的文明现实政治。美国试图通过站在波斯尼亚人一边和建议（尽管不成功）结束禁运，来削弱像伊朗和沙特阿拉伯这样的原教旨主义国家对原来是世俗的、倾向欧洲的波斯尼亚人的影响。然而，如果这便是动机，那么美国为什么默许伊朗和沙特进行援助，为什么不更积极地推动取消禁运以使西方的援助合法化？美国官员为什么不公开警告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可能在巴尔干造成危险？对美国行为的另一个可能的解释是，美国受到了来自穆斯林世界朋友的压力，特别是来自土耳其和沙特阿拉伯的压力，为了与它们保持良好关系而按照它们的愿望行事。然而，这些关系本是基于同波斯尼亚无关的综合利益，它们并不会因美国未能帮助波斯尼亚而受到严重伤害。此外，这一解释也不能说明，为什么美国在其他方面经常向伊朗提出挑战，并在沙特阿拉伯和伊朗竞相扩大在波斯尼亚的影响之时，默许大量伊朗武器进入波斯尼亚。
文明现实政治的考虑可能对美国的态度产生了某些影响，但其他因素似乎产生了更大的影响。在对待外国的冲突时，美国人总想将善的力量和恶的力量区分开来，并与前者结盟。塞族人在战争初期的残暴行为，使美国人将其视为杀害无辜、进行种族灭绝的“坏家伙”，而波斯尼亚人却为自己树立了孤立无助的受害者的形象。整个战争期间，美国新闻界忽视了克族和穆斯林的种族清洗行为和战争罪行，以及波斯尼亚军队对联合国安全区和停火协议的破坏。按照丽贝卡?韦斯特的话说，在美国人眼中，波斯尼亚人成了“他们心目中无辜受难、被他人屠杀却从不屠杀他人的可怜的巴尔干人。
美国的精英也倾向于波斯尼亚人，因为他们偏好多文化国家的观念，而在战争初始阶段，波斯尼亚政府恰恰成功地塑造了这一形象。在整个战争期间，美国奉行维护一个多民族的波斯尼亚的政策，而不顾绝大多数波斯尼亚塞族和克族的反对。既然他们相信一个民族正在对另一个民族进行种族灭绝，那么建立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就显然是不可能的，但美国精英仍将这两个相互矛盾的景象结合在一起，因而对波斯尼亚人的事业产生了广泛的同情。美国人的理想主义、道德主义、人道主义本能、天真和对巴尔干的无知，导致了他们亲波反塞的立场。与此同时，美国在波斯尼亚既无重要的安全利益，也无任何文化联系，因而美国政府没有理由去大力帮助波斯尼亚人，而只是默许伊朗人和沙特人去武装他们。由于美国政府拒绝认识战争的真相，它便疏远了自己的盟友，延长了战争，并协助在巴尔干建立了一个受到伊朗极大影响的穆斯林国家。到头来，波斯尼亚人对美国深怀不满，认为它说得多而做得少，但对其穆斯林兄弟则感激不尽，因为他们提供了维持生存和打胜仗所需的资金和武器。
伯纳德-亨利?利维说：“波斯尼亚是我们的西班牙”；一位沙特编辑也同意他的看法：“在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发生的这场战争，从感情上说已经成了在西班牙内战中反对法西斯主义战斗的同义语。在战争中阵亡的人被当作为拯救穆斯林兄弟而牺牲的烈士。”这个比喻是贴切的。在各种文明共存的时代，波斯尼亚是所有人的西班牙。西班牙内战是一场不同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之间的战争，波斯尼亚战争则是不同文明和宗教之间的战争。民主主义者、共产主义者和法西斯分子都到西班牙去与他们各自的意识形态兄弟并肩作战，而民主的、共产党的，以及最为积极的法西斯政府则分别对之提供援助。南斯拉夫战争同样得到了外界的巨大支持，西方基督教徒、东正教徒和穆斯林都为了本文明亲族的利益加入了支持者的行列。东正教、伊斯兰教和西方主要国家都深深地卷入了这场战争。四年之后，西班牙战争由于佛朗哥军队的胜利而最后结束。巴尔干不同宗教群体之间的战争可能会平息甚至暂时停止，但任何一方都不可能取得决定性的胜利，没有胜利就意味着没有结束。西班牙内战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序幕，而波斯尼亚战争则是不断进行中的文明冲突的又一流血插曲。终止断层线战争
“任何战争都有终结”，这是常规。断层线战争也是如此吗？是，也不是。断层线暴力冲突在一个时期内可能完全停止，但很少永久终结。断层线战争的特征是：不断地休战、停火和停战，而不是达成解决主要政治问题的全面和平条约。它们之所以具有时起时伏的性质，是因为断层线战争是深深基于涉及不同文明集团间持久对立关系的断层线冲突，这些冲突又源于地理上的相邻、不同的宗教和文化、彼此各异的社会结构和双方社会的历史记忆。在几百年的历史进程中，这一切都可能演化，潜在的冲突也可能消散。或者，如果一个集团消灭了另一个集团，这种冲突也可能迅速、突然地消失。然而，如果上述两种情况并未出现，冲突就会继续下去，暴力阶段就会周而复始。断层线战争是断断续续的，断层线冲突则是漫无止境的。
断层线战争哪怕是暂时的停止，通常也有赖于两个因素。首先，是主要参与者精力耗尽。当伤亡人数达到数以万计、难民人数达到几十万人，城市——贝鲁特、格罗兹尼、武科瓦尔——变成一片废墟，人们高喊着“疯狂啊，疯狂，不能再继续下去了”之时，双方的激进分子就不再能够煽动起公众的狂怒，停歇了几年的无成效的谈判会开始恢复，温和派会重新坚持自己的主张，并最终会达成停止残杀的某种协议。至1994年春，就纳戈尔诺-卡拉巴赫争端展开的持续了六年的战争，已使亚美尼亚人和阿塞拜疆人“精疲力尽”，因而双方都同意停战。1995年秋，同样有报告说，波斯尼亚的“参战各方都已精疲力尽”，因而代顿协议便应运而生。然而，如此停战只是一种自我限制，它使双方都得到了休整和补充给养的机会。当一方看到有机可趁之时，战争便会重新开始。
战争暂时停止所需的第二个因素是：非第一层次的参与者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通过其影响将交战各方拉到一起。断层线战争几乎从来不是通过第一层次参与者之间的直接谈判而停止，也极少通过利益不相关者的调解而停止。文化差异、强烈的仇恨和相互使用暴力，使第一层次的参与方极难坐下来进行有成效的讨论，寻求某种形式的停火。由谁、在何种条件下控制领土和人民的基本政治问题，此时就会凸显出来，并阻止它们就更为有限的问题达成协议。
拥有共同文化的国家和集团之间的冲突，有时可能通过拥有共同文化且无相关利益的第三方的调停得以解决，因为在该文化之内，人们承认这个第三方的合法性，所以双方都能信任它去寻求基于共同文化价值的解决方案。教皇能够成功地调解阿根廷-智利之间的边界纠纷。但是，在不同文明集团间的冲突中并不存在非相关利益方，因此寻找一个双方都能够信赖的个人、机构或国家极为困难。任何一个潜在的调解者都会是属于相互冲突的文明中的一方，或属于另一种文化和其他利益的第三种文明，无法获取双方的信任。车臣人和俄罗斯人，或泰米尔和僧伽罗人都不会寻求教皇的帮助。国际组织在调解时也经常失败，原因在于它们缺乏使双方付出重大代价或满足它们重大利益的能力。
断层线战争不会由不具有相关利益的个人、集团或组织的调解，而只能由具有相关利益的第二和第三层次参与者的调解而结束。一方面，第二和第三层次的参与者集结起来为其亲族提供支持，而且能够与其对等者谈判协议，另一方面，它们能够说服自己的亲族接受达成的协议。虽然第二和第三层次参与者的集结会加剧和拖延战争，但它通常也是限制和终止战争的必要条件，尽管不是充分的条件。在一般的情况下，第二和第三层次的支持者并不想转变成第一层次的直接参战方，因而希望将战争置于控制之下。与第一层次全力以赴的参与者相比，它们的利益是更多方面的，并要考虑双方关系中的其他问题。因此，在某一时刻，它们可能认为停止战争是对自己有利的。由于它们集结起来支持自己的亲族，它们便对其具有了影响力。支持者因此成为战争的制约者和终止者。
没有第二和第三层次参与者的战争比起其他战争来说扩大的可能性要小，但也更难终止，属于缺少核心国家的文明的集团间战争也是如此。涉及到一个已经建立的国家的内部暴动和缺少重要集结的断层线战争，也同样构成了特殊的问题。如果战争延续一定时间，反叛者的要求往往从某种形式的自治升级为要求完全独立，而这正是政府所反对的。政府通常要求反叛者放下武器，以此作为停止战斗的第一步，但反叛者往往不接受。同样非常自然的是，政府反对外来者介入它认为涉及到“犯罪分子”的纯内政事务。将此定义为内政事务也为其他国家提供了不介入的理由，如西方国家与车臣的关系就是这样。
对于缺少核心国家的有关文明来说，这些问题便成了综合性问题。例如，始于1956年的苏丹战争于1972年停止，当时交战双方都已精疲力尽，世界基督教协进会和全非基督教协进会成功地促使双方经过谈判达成了亚的斯亚贝巴协议，使南苏丹获得了自治。这事实上是非政府国际组织取得的唯一胜利。然而，10年之后，苏丹政府撕毁了协议，战争再起，此时反叛分子的要求提高了，政府的立场也更为强硬，另一次停战谈判以失败而告终。阿拉伯世界和非洲都没有既有相关利益、又有能力向参战方施加压力的核心国家。吉米?卡特和几位非洲国家领导人的调解都未获成功，一个由肯尼亚、厄立特里亚、乌干达和埃塞俄比亚组成的东非国家委员会的努力也无成效。与苏丹有深刻对立关系的美国不能直接采取行动，亦不能请与苏丹关系密切的伊朗、伊拉克或利比亚出面斡旋，因此剩下的唯一选择就是沙特阿拉伯，但是它对苏丹的影响也有限。
一般说来，停火谈判参加者的范围会扩大到双方的第二和第三层次参与者相对平行和平等地参与其中的程度。但是，在某种情况下，一个强有力的核心国家可能足以使双方停战。1992年，欧洲安全与合作会议试图调解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的争端，成立了一个委员会——明斯克集团。该委员会包括冲突的第一、第二和第三层次参与者（纳戈尔诺一卡拉巴赫的亚美尼亚人、亚美尼亚、阿塞拜疆、俄罗斯和土耳其），外加法国、德国、意大利、瑞典、捷克共和国、白俄罗斯和美国。除了拥有大量亚美尼亚在外散居者的美国和法国外，后几个国家既无相关利益亦无能力制止战争。这样得到第三层次参与者俄罗斯、土耳其以及美国同意的方案，却遭到纳-卡亚美尼亚族人的反对。然而，俄罗斯单独在莫斯科组织了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之间的一系列谈判，它‘利造了替代明斯克集团的另一种选择……抵消了国际社会的努力”。最后，在第一层次参与者变得精疲力尽、俄罗斯确保得到伊朗对谈判支持的情况下，停火协议终于在俄罗斯的努力下达成。作为第二层次的参与者，俄罗斯和伊朗还就安排塔吉克斯坦停火进行了合作，并断断续续地获得了成功。
俄罗斯的影响将继续存在于外高加索，而且它具有强制实行其倡议的停火的能力，只要它认为这样做对自己有利。这与美国在波斯尼亚的境况形成了对照。代顿协议是基于利益相关的核心国家（德国、英国、法国、俄罗斯和美国）组成的联络小组的建议，其他第三层次的参与国并未积极参与最后协议的起草，三个主要参战方中有两个对谈判持保留态度。协议的执行依赖于美国起主导作用的北约部队，如果美国撤出它在波斯尼亚的军队，那么，不论是欧洲国家还是俄罗斯都不会有继续执行协议的动力，波斯尼亚政府、塞族人和克族人一旦恢复了精力，都会重燃战火，塞尔维亚政府和克罗地亚政府也会寻求机会实现其建立“大塞尔维亚”和“大克罗地亚”的梦想。
罗伯特?普特南强调，各国之间的谈判是一种“双层次游戏”，外交家们同时与其国内选民和来自另一方的对等者谈判。在一个类似的分析中，亨廷顿展示了一个独裁国家的改革者如何既要就向民主制过渡的问题与温和的反对派谈判，又要与政府中的强硬派谈判或作斗争，而那些温和的反对派也要与激进的反对派谈判或斗争。这种双层次游戏至少包括四个方面的参与者，它们之间至少有三种，而且常常有四种关系。然而，一场复杂的断层线战争是一种三层次游戏，至少有六个方面的参与者，而且它们之间至少存在着六种关系（见图11．1）。跨断层线的平行关系存在于第一、第二和第三层次的两边参与者之间。垂直关系则存在于各文明之内不同层次的参与者之间。因而，终止一场“完整模式”的战争可能需要：
●第二和第三层次参与者的积极介入；
●第三层次的参与者就终止战争的广泛条件进行谈判；
●第三层次的参与者用胡萝卜加大棒的手段使第二层次的参与者接受这些条件，并施加压力使第一层次的参与者接受；
●第二层次的参与者撤消支持，事实上是背弃第一层次的参与者；
●上述压力的结果是，第一层次的参与者接受那些条件，当然在它们认为破坏这些条件有利于自己时还会破坏它什1。
波斯尼亚和平进程涉及所有这些因素。个人活动者，美国、俄国和欧盟，为谈判协议所做的努力收效甚微。西方国家不情愿将俄罗斯作为全面参与这一进程的伙伴。俄罗斯则坚决抗议自已被排除在外，强调它与塞尔维亚人有着历史上的联系，而且在巴尔干比其他任何主要国家都有着更为直接的利益。俄罗斯坚持自己应作为解决冲突的全面参与者，并严厉谴责“美国按照自己的意愿制定条件的倾向”。1994年，将俄罗斯包括进去的必要性已变得很明显。在未与俄罗斯商议的情况下，北约向波斯尼亚塞尔维亚人发出了最后通蝶，要他们撤除在萨拉热窝周围部署的重型武器，否则就对他们进行轰炸。塞尔维亚人拒绝了这一要求，因此很可能与北约发生暴力对抗。叶利钦警告说：“有些人试图在没有俄罗斯参与的情况下解决波斯尼亚问题，我们决不允许这样的情况发生。”接着俄罗斯政府掌握了主动，劝说塞族在俄罗斯向萨拉热窝地区派驻维和部队的情况下撤出重型武器。这一外交行动阻止了暴力的升级，向西方证明了俄罗斯对塞族的影响力，并使俄罗斯军队进入了波斯尼亚穆斯林和塞族争议地区的心脏。（注。。）通过这一措施，俄罗斯使自己作为西方的“平等伙伴”处理波斯尼亚问题的权利要求得到了实际承认。
然而4月份，北约再次未与俄罗斯商量便授权轰炸塞族阵地。这一举动在整个俄国政坛引起了严重的负面反应，加强了民族主义分子对叶利钦和科济列夫的反对。紧接着，第三层次的相关国家英国、法国、德国、俄国和美国，组成了设计解决方案的“联络小组”。1994年 6月，该小组提出一个计划，将波斯尼亚 51％的领土划归穆斯林一克罗地亚族联邦，49％的领土划归波斯尼亚塞族，这一计划成为后来的代顿协议的基础。次年，安排俄国部队参与代顿协议的执行便成为必需。
第三层次参与者之间达成的协议必须得到第一和第二层次参与者的认可。正如俄罗斯外交官丘尔金所言，美国人必须依靠波斯尼亚人，德国人必须依靠克罗地亚人，而俄罗斯人则必须依靠塞尔维亚人。在南斯拉夫战争的初始阶段，俄罗斯曾作出重大的让步，同意对塞族进行经济制裁。作为塞族可以信赖的亲缘国家，俄罗斯有时也能对塞族施加强制力和压力，迫使他们接受他们原本可能拒绝的妥协方案。例如在1995年，俄罗斯和希腊一起要求波斯尼亚塞族确保释放其扣押的荷兰维和人员。然而，波斯尼亚塞族有时亦会违反其在俄罗斯压力下签署的协议，从而使俄罗斯因无能力为其亲缘国家代言而感到难堪。举例说，1994年4月，波斯尼亚塞族曾答应俄罗斯停止对戈拉日代的进攻，然后又撕毁了协议。俄罗斯为此大发雷霆，一位俄罗斯外交官就此说，波斯尼亚塞族“成了战争狂”，叶利钦则坚持“塞尔维亚领导人必须履行向俄罗斯保证承担的义务”，而且俄罗斯还撤回了对北约轰炸的反对。
通过支持和加强克罗地亚的实力，德国和其他西方国家也得以制约克罗地亚人的行动。图季曼总统急切地希望他的天主教国家能够为欧洲国家所接受，并获准加入欧洲的组织。西方国家利用它们为克罗地亚提供的外交、经济和军事援助，以及克罗地亚想要加入“俱乐部”的愿望，诱使图季曼在许多问题上作出让步。1995年3月，西方国家向图季曼提出，如果克罗地亚想成为西方的一员，就必须同意联合国保护部队驻扎在克拉伊纳。一位欧洲外交官说：“加入西方对于图季曼来说非常重要。他不愿意被留下来单独对付塞尔维亚人和俄罗斯人。”西方国家警告图季曼说，他的部队在征服克拉伊纳和塞族人居住的其他领土时不得进行种族清洗，不得将进攻区域扩大到东斯洛文尼亚。在另一个问题上，西方国家警告克罗地亚人，正如一位美国官员说的，如果他们不与穆斯林组成联邦，“西方的大门将永远向他们关闭”。作为克罗地亚外部财政援助的主要提供者，德国处于影响克罗地亚人行为的特别强有力的地位。美国与克罗地亚发展的密切关系，也有助于阻止图季曼追求其经常表现出来的由克罗地亚和塞尔维亚瓜分波斯尼亚一黑塞哥维那的愿望，至少在整个1995年是如此。
与俄罗斯和德国不同，美国与其波斯尼亚受援者之间没有文化共性，因而在迫使穆斯林妥协方面处于软弱地位。此外，除了在口头上说说外，美国对波斯尼亚人的帮助，不过是对伊朗和其他穆斯林国家违反武器禁运视而不见，结果使得波斯尼亚穆斯林对更广泛的伊斯兰社会群体的感激之情和认同感日益增长。同时，他们指责美国采取“双重标准”，没有打击对他们的入侵，就像美国打击伊拉克对科威特的入侵那样。他们将自己装扮成受害者，因而使美国更难以迫使他们接受和解。这样，波斯尼亚穆斯林便得以拒绝和平建议，在其穆斯林朋友的帮助下增强了军事实力，最终采取主动收复了失去的相当一部分领土。
在第一层次的参与者中，抵制妥协的情绪十分强烈。在外高加索战争中，得到亚美尼亚族在外散居者坚决拥护的极端民族主义者组织——亚美尼亚革命联盟党，控制了纳戈尔诺-卡拉巴赫，拒绝了由土耳其、俄罗斯和美国于1993年5月提出的、已为亚美尼亚政府和阿塞拜疆政府接受的和平建议，发动了被指控为种族清洗的军事进攻，使战争出现了有可能扩大的前景，并使它与较为温和的亚美尼亚政府的关系发生了恶化。进攻纳一卡的成功给亚美尼亚带来了问题，因为它正急于改善与土耳其和伊朗的关系，以便缓解因战争和土耳其的封锁而造成的食品和能源短缺。一位西方外交官评论说：“卡拉巴赫的战况越好，埃里温遇到的困难就越大。”亚美尼亚总统彼得罗相同叶利钦总统一样，不得不在来自立法机构内的民族主义分子的压力与同其他国家和解的更大外交政策利益之间搞平衡。1994年末，他的政府开始禁止亚美尼亚革命联盟党在亚美尼亚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