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出口拉动增长
由于我父亲是位印度外交官，因此我跟随他到过世界上很多地方。我对印度真正的记忆得追溯到20世纪70年代中期，那是父亲回到德里工作，而我才刚十岁出头。那是一个艰难的时代。我们不算贫穷，但是父母要养活四个孩子，而家里唯一的收入就是父亲在政府工作的薪水。更严重的是，市面上能买到的东西很少，尤其是对于习惯了欧洲超市琳琅满目的商品的孩子，日子更是难熬。每天晚上，我们都会来到超市搜寻面包。当时，政府正在努力限制非必要消费品的生产，面包当时也被认为是非必要的。此外，由于政府对面包进行官方定价，仅有的少量面包都被那些有关系的人买走，并以黑市上的高价转手。因此，我们在空荡荡的超市转来转去，想着怎么取悦于售货员，虽然其价格是政府定价的两倍，还是希望他们会有人从他们隐藏起来的存货中卖给我们哪怕半块儿面包。我记得有一次我一个朋友的哥哥在市场上买下了一个铺位，我们都极其兴奋，这使得我们不必再去市场上苦苦寻觅了。
但是，我们在找汽车上就没这么幸运了。高额的进口税使进口汽车价格十分高昂，让人难以承受。政府只允许三家国内的企业生产汽车，而且产量有限，因为汽车也被认为是非必要商品。能够容得下我们一大家子人的唯一一种印度制造的汽车就是大使牌轿车，这是1954年款的老爷车的印度版，几乎与原版没有什么区别。虽然这种车在其他国家都被认为是老古董了，但是印度想要购买这款轿车的人却要等好几年才能轮到自己。因此，我的父亲决定买一辆小型摩托骑着去上班。因为公共交通很不发达，我们全家很少出去游玩。
政府希望限制消费，并鼓励储蓄，而家庭的储蓄的确很多。但也出现了意料之外的后果。由于商品短缺，而价格定得非常地低，在公开市场上很少能买得到。黑市因此繁荣了起来，如果你有现金或有关系，在黑市上一切都能买到。就业机会很少。增加汽车产量就意味着对餐馆和电影院的需求增加，于是，不仅汽车工人，而且侍应生和售票员的需求也增加了。我想这种现象背后可能有我理解不了的宏伟计划，但政府的政策显然是没有什么作用的，因为印度依然很贫穷。我决定深入了解一下，于是我对经济学产生了兴趣。这本书也是印度政府政策无心催生出来的一个结果。
三十五年之后，描述成功的国家寻求经济增长所遵循的发展道路就变得比较容易了。这种政策一方面注重政府在早期发展阶段加强干预，这正是我为什么将其称为关系资本主义或者管制资本主义，另一方面注重出口。尽管描述起来容易，但实施起来却并非易事。在关键发展阶段，政府的行为必须背离其自然倾向。我青年时期的印度就搞砸了。也许这是为什么近年来只有少数几个国家迅速地摆脱贫困的原因。
政府调控下的外向型增长战略，在得到很好实施的情况下，成为了战后摆脱贫困的主要途径。在这一战略刚出现的时候，出口国的出口量很小，使得世界其他国家能够增加支出并消化其出口商品。不幸的是，当德国和日本这样的出口国富裕之后，他们在长期追求外向型增长过程中所形成的习惯和体制已经使他们无力催生强劲而持续的内需，经济增长也难以均衡化。
他们在全球市场上为其剩余商品寻找那些能够消化这些商品的国家，并吸引世界各地的国家、公司和家庭增加支出。在20世纪90年代，发展中国家担负了巨大的贸易赤字，这对于消化剩余商品来讲是很有必要的。下一章我们将会看到有多少国家为此而遭遇了严重的金融危机并发誓绝不再担负进一步的赤字以及不再借款。
虽然发展中国家在20世纪90年代扔掉了依靠外债增加支出这个烫手的山芋，美国以及欧洲国家，如希腊、西班牙以及英国却接了过来。不过，我想先描述下政府调控下的外向型增长战略，以及这种战略行得通的原因。
寻求增长的不确定性
很少有人会意识到今天很多国家之所以富裕，是因为他们都经历过长期的稳步增长，而不是因为他们增长的速度很快。在1820年到1870年之间，澳大利亚和美国都是当时发展最快的新兴市场，它们的人均收入增长率分别为1.8%和1.3%。相比之下，智利、韩国和台湾这些后起之秀在短期内的增速是这个速度的好几倍，短短几十年内跻身世界富裕经济体之列。日本在1950年不是个穷国。但是在1950年到1973之间，日本的人均收入涨幅高达8%左右。这些后起之秀为今天的发展中国家树立了梦寐以求的发展标杆，但今天的发展中国家的发展道路不同于这些后起之秀，尤其是在增长速度方面。
那么，这些后起之秀怎么会发展如此之快呢？在整个人类历史上，日本在1950年到1973之间的增速是任何国家都无法匹敌的。但是从那以后，韩国、马来西亚、台湾和中国已经接近甚至超过了这个发展速度。为了了解这些发展态势，我们必须了解为什么有些国家最初会贫困，以及他们是如何摆脱贫困的。
增加资本对增长很关键吗？
任何一个从富裕国家到贫穷国家的人都会发现他们之间一个明显的区别，即实物资本的层次不同。在富裕国家，巨大的机场里停放着巨型飞机，大型的工厂摆放着高科技机器，灌溉良好的田野里轰鸣着大型的联合收割机，而且家庭里有着各式各样的家庭用电器。这都告诉我们富裕国家的实物资本远远多于穷国。实物资本能够提高收入，因为能够提高每个人的生产效率。一个使用反铲挖土机的工人所挖的泥土比好几个使用铁铲和独轮手推车的工人完成的工作量都要多。
然而，芝加哥大学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罗伯特?卢卡斯在1990年得一份有创意的论文中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如果富国与穷国之间的唯一差别在于实物资本的多少，那么为什么富国的富余资金不流向穷国使穷国能够购买所需的实物资本呢？毕竟，资本投资每增加一点点，穷国从中得到的利益更多。在非洲一些地区，要去数百英里远的某一个非洲城市，乘飞机去伦敦或纽约，然后再转机去这个城市，比直接去还要划算。如果非洲城市之间的道路修好的话，那么非洲的商业将会得到很大的促进。但是，增加一条大路对于交通已经很发达的日本对没有多么大的作用。的确，卢卡斯计算得出，一美元的实物资本在印度创造出的价值将是在美国创造价值的58倍。他提出，即使考虑到在印度投资可能伴随着较大风险，全球金融市场也不能无视这些收益的巨大差别。
卢卡斯总结说，也许是因为在穷国的收益会比计算的少很多，因为这些国家缺少创造收益必需的其他因素，也许是教育或者人力资源的缺乏。也许，一个使用牛和耕犁（已经延续了了五千年的耕作方式）的埃及农民，在使用了拖拉机之后会大幅提高生产效率。相比之下，一个美国爱荷华州的农民在已经使用了多种现代化的农业机械之后，即使在多一个拖拉机，效率也提高不了多少。但是，印度农民也许受教育程度没有爱荷华州的农民高也许不了解废料和杀虫剂，不了解什么时候该使用这些东西实现产量最大化。因此，印度农民使用一辆拖拉机所增加的产量可能低于爱荷华州农民多买一个机器所增加的产量。
然而，即使在考虑到富国和穷国之间人力资本的差异之后，卢卡斯断定，资本的使用效率在穷国还是要高于富国。此外，有证据显示近年来世界各国教育领域的巨额投资，并没有对经济增长产生很大的影响。穷国可能缺少其他的要素，不利于机器和受教育的人实现生产效率最大化，妨碍这些国家变富。少量的外国援助也不会轻而易举地提供这些要素。
组织资本
在我看来，发展中国家在早期发展阶段面临的真正问题，就是没有合理的组织结构支撑实物资本的有效利用。你不能购进一个复杂高速的机器后只雇佣一个聪明的人来操作它就行了。如果想将这台机器投入使用，这名操作员周围必须有一整套组织体系。你可能需要一个可靠的供货商来提供原料，需要买家购买生产出来的商品并将这些商品应用到实际生产中，需要经历决定产品结构，需要一个维修团队来负责机器的维修，需要采购团队与供货商接洽，需要营销团队来与买家打交道，需要安保体系在夜间保护机器，等等。一个小型汽车修理铺和丰田之间的区别，或者一家小药店和 梅奥临床 之间的差别，都是相当巨大的，而且这种差别据定了他们是否能够有效使用现代化的大型尖端设备。
当然，这些复杂的组织并不是在真空中运作的。他们需要其他复杂的组织来提供投入以及优势购买产出。同等重要的是，他们还需要金融，电力、运输以及通讯网络等基础设施。同时，还需要良好的政府管理体制，来确保生命财产安全并推动商业交易的进行。
起步较早的国家如何建立组织资本
奥地利伟大的经济学家约瑟夫-熊彼特曾提出，资本主义是在创新过程中发展起来的，新来者带来了创新性的方法和技术，摧毁了原有企业的生意。工业化国家中资本主义的很多动态确实反映了这一过程。比如，在过去很多年间，摄像行业的很多发展都由于数码摄像技术的革命而黯然失色。柯达这样的公司没有预料到这场变革会进步如此之快，结果现在苦苦挣扎力求重塑自己。
这是考虑到这一增长过程，体制派经济学家（只是宽松的定义）提出，政府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就是创造促进竞争和创新的体制环境，即确保财产权、完善专利法、削减准入门槛、减税，之后再让私营部门发挥作用。但是这种观点有个小问题。没有任何一个大国是遵循着这条道路迅速脱贫致富的，部分原因是因为穷国没有必要的私有组织来有效利用这样的环境，而这种环境又不利于快速创造出这样的组织。
比如，殖民地时期的印度具有很多这派经济学家所提倡的特点：政府小而清明、国内税率低、关税低、注重铁路等基础设施建设，并采取了放任自由的政策（甚至在处理饥荒问题上也袖手旁观）。然而，在1820年到1950年之间，印度人均收入的增长几乎停滞，年增长率仅有0.1%，因为英国殖民当局在印度几乎没有培育工业，而是鼓励从国外，尤其是从英国，进口商品，引进管理经验：1880年，印度的关税世界上最低的国家之一。结果，印度的私营部门几乎没有赖以发展组织资本的政府鼓励和必要保护。
实际上，经济学家可能夸大了体制对于经济增长的影响。历史经验表明，体制性变革通常不是先于经济增长，而是在这一增长过程中产生的。比如，发展中国家的开明政府在工业起步之际不会制定强有力的法律体系来保障知识产权，因为这样的法律将会终结对外国人的疯狂的盗版，而这种盗版对其早期的发展是很有裨益的。而他们却会在国内企业足够强大了，能够创新，而且需要保护的时候才通过知识产权保护法。一般来讲，体制似乎是有了现实需要的时候才应运而生的。这些体制在实际运用中得以完善，并防止那些应用这些体制的组织滥用权力。在很多方面，发展中国家的真正挑战是创立各种有效而复杂的组织。
起步较早的富裕国家，如澳大利亚、加拿大和美国等，都是在长期过程中逐步建立其复杂组织的。新的产业最初常常是有很多小公司发展起来的，其中有些公司经营较好，创新能力卓越。他们比竞争对手的利润更高，雇佣的工人更多，而且逐步建立了有效、稳定的组织架构。起初，这些企业发展缓慢，既因为他们需要花很长时间建立起能够确保本企业正常运作的社会关系、组织规范以及组织程序，也因为一个处于起步阶段的企业使用外部融资的能力有限。最终，有些企业获得了良好声誉和财富，很多都是，像安海斯布希公司和美国嘉吉公司一样的家族式企业，它们的名誉可以代代相传。因为银行将这种名誉和财富视为融资的抵押品，这些企业就能获得贷款并实现更快的发展。然而，一般来讲，它们增长缓慢而稳定，很多公司都中途倒闭了，新成立的小公司失败的比率特别高，即使在今天也是如此。
一般来讲，起步早的国家的政府，没有多少能力创造一个有力的发展环境，即使它们有意为之。在大萧条期间政府支出大增之前，美国政府在1930年的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仅为3.4%。那是，人们认为政府的职责就在于国防和法治两个方面，但是要加强国防，也需要财富，而且富有的人不会滋生麻烦。因此，政府的确需要大力发展经济，尤其是通融过贸易壁垒和关税的使用。
笛福是商人、记者和檄文执笔者，也是《鲁宾孙漂流记》的作者，他在其《英国商业方略》中详细描述了早期政府扶植产业的发展状况：都铎王朝的国王如何将英国从一个依赖原毛出口的国家转变成一个依赖羊毛制成品出口的国家。玫瑰战争后，亨利八世即位。即位之前，他曾在低地国家地区流亡。当地羊毛生产带动的繁荣令他震撼，于是他决定在英国鼓励羊毛生产。
他采取了诸多措施，包括确定适宜生产羊毛的地区、从低地国家挖来熟练工人、提高羊毛出口关税，甚至禁止羊毛出口，以及禁止出口布料半成品，同时促进毛呢服装出口。伊丽莎白一世甚至向俄罗斯、蒙古以及波斯帝国派出了贸易专使。只有当度铎王朝的统治者们确信本国的生产者能够使用到充足的羊毛，而且在出口多余原毛上具有国际竞争力，才回允许原毛出口，这充分表明了对工业的支持是多么的用心良苦和谨小慎微。这种政府管制下的竞争结果导致了低地国家羊毛业从业者纷纷溃败。
政府还竭力创设银行业和贸易领域的私人垄断。（当年，东印度公司获得了对印度贸易的某些垄断权，结果摧残了次大陆的很多地方）但是，公民们将这视为一种间接的征税，而且随着民主权利普及，公民们开始反对这些措施。结果国内市场的竞争不受制约，政府几乎不干预。政府干预的程度高低，是起步早的国家和起步晚的国家之间的一个重大差别。
起步晚的国家的战略
起步晚的国家，尤其是二战后独立的国家，起步时期的组织缺陷和起步早的国家当初的情况相似。印度的政治家们常常回忆到，在1947年独立时，印度不得不进口缝纫用的针线。然而，他们的政府却迫不及待地实现经济增长，尤其是考虑到刚刚获得自由的人们的期待。此外，当他们起步的时候，他们面临着发达国家的竞争，这种竞争是起步早的国家当初所没有遇到的。从起步早的国家开始工业化的时候，到起步晚的国家开始工业化期间，运输费大幅降低，但来自富裕国家的潜在竞争可能会更加激烈。
然而，发展的战略还是很清晰的，即沿着富裕国家走过的发展道路，逐步从低端科技转向高新科技和创新的前沿领域，并利用廉价劳动力保持竞争优势，直至技术得到改进以及可用的资本储备（包括人力资本）增加。
组织资本发展的基础也不是很好。由于起步晚的国家的政府不相信本国小而且不发达的私营企业会引领经济以自己满意的速度增长，政府面临两个选择：他们可以创立官办企业来进行商业活动，或者干预市场运行，为少数企业提供优待，使其能够不受竞争羁绊的情况下实现较快发展。无论哪一种情况，国家的储蓄都是通过金融体系提供给特权企业。政府一般还会通过高关税和进口限制来保护国内市场免受外来竞争，给予国内企业足够的繁荣空间。
制高点
先考虑一下第一种情况，即设立国有企业。在发展中国家，除了军队，政府组织通常算是最完善的了。政府很容易运用现有的组织模式（通常是殖民地时期的产物），另外设立负责管理投资和生产的部门。其实，列宁在1922年发表的一篇著名的演讲中指出了这条道路，他宣布国家必须控制最重要的经济部门，即他所说的“制高点”不过，这是在为其新经济政策做辩护时提出的，而新经济政策主张给农民和商人更大的自由，有点讽刺意味儿。
有些经济体依靠公立企业的巨大贡献而变富，比如法国和台湾，但这种情况不是很多。且不提经营复杂的企业，修建学校、道路和大坝等政府项目的根本问题就在于，其动机不是出于高效利用资源，政府的主要角色就是确保保障公共安全、市场运行以及履行合同等私人活动的上层建筑的有效运转。这意味着政府要保持中立立场，要透明地使用权力，而不能出现权力寻租。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认为，官员的收入应该来自其长期的政绩、职位和为公益服务的知识，而不是来自于滥用权力。换言之，他认为缺乏金钱激励符合官员工作的性质。
此外，由于很多政府活动的表现不好衡量，政府官员通常没有金钱激励，因为如果这样，恐怕他们会将精力放在那些易于衡量的的事情上（比如，处理的文件数量），而不是有用的事情上（比如，决策的质量）。知道他们行为的准则有很多。因为如果组织内部补偿机制差异化过于明显，那么成员之间可能会出现摩擦和嫉妒，这很难处理。所以，在进行可以衡量的任务时，比如进行一个任务明确、时间明确的项目时，金钱上的激励不是很多这并不足为奇。结果，政府项目拖时太久，负责人也不灵活应变。因为这种应变意味着政府官员要发挥主动性，而这可能有悖于某个规定。
极力不足引起的组织内部的低效，被这样一个事实加重了。这个事实是：政府是垄断组织，只要纳税人还可以压榨，不必担心资源不足。激励不足，加上缺少竞争，导致政府在进行本该属于私营部门的活动时，结局往往很差。比如，20时间80年代阿根廷国营的电话系统效率低得出名，等待一根电话线的时间居然长达六年！而且有的公司还专门聘请人负责拿着电话，一直拿几个小时，知道拨通为止。
历史上确实有一些国营企业带来发展的例子。在斯大林时期的苏联发展很快，而世界其他国家正在大萧条的泥潭中苦苦挣扎。日本固然为韩国等东亚其他经济体树立了榜样苏联也以其国营企业的增长速度，为尼赫鲁和毛泽东等领导人树立了榜样。不幸的是，效仿苏联的人并没有意识到，苏联官员的动力来自于革命热情或爱国热情，另外还有一层恐怖的氛围加强了他们的动力，即如果不能按时完成项目，就会遭受搞破坏的指控，可能会被判死刑。这种氛围下，官员的精力异常的充足。然而，这种激励不会持久，热情变成了愤世嫉俗，恐怖也逐渐蔓延。
此外，即使国营企业的激励措施得以维持，但长期来看，随着国家经济实现了基本的自给自足之后，企业之间的关系也会变得日益复杂。经济增长最终不仅需要更多钢铁，还需要一些更多的详细信息，比如需要什么级别的钢铁，需要多少，何时需要以及哪里需要等等。诺贝尔奖得主弗里德里希?范?哈耶克认识到，这种信息分散在社会中，存在于全国的钢铁消费者和分销商那里。这些信息可以被计划部门所获取，但是如果要求把个人的具体感受转化成为冰冷的数字，那么就会失去很多隐含的信息。而且，报上来的数字可能因为人的不同动机而被扭曲，比如，消费者向隐瞒需求量，希望加大产量，进而降低价格，而生产者希望降低生产指标，进而减轻压力。
哈耶克最重要的贡献就是认识到市场价格可以在不受到组织缺陷或偏好的影响来搜集信息。比如，不同级别钢铁的价格每天都在根据供求关系的变化而调整，有时也会根据有组织的交换来变动。生产者和消费者并不写报告，而是通过他们期望的买卖价格来表达自己的意向，这些价格反映了他们对市场前景的独立见解。最重要的是，他们不是为了满足官方的要求，而纯粹是出于私利的动机。无论这些信息质量如何，无论对某些人是否有害，只要时常还运作，价格变动就能帮助搜集这些市场参与者的信息。在苏联，经济体制最终崩溃的部分原因是中央部门赖以决策的信息是虚假的，不符合实情，不过这些数据被篡改得如此精巧，就算美国中情局的人也不会知道苏联经济的真正缺陷在哪儿。
总之，确实有一些运转良好的国营企业。但运转最好的那些企业往往会远离政府那一套规则、程序以及干预，除了所有权归国家之外，一切都遵循私营企业的模式。
特权政策
很多政府不再依靠国营企业来拉动经济增长，而是在依靠市场信号来进行资源配置的同时，着力弥补私营部门的组织缺陷，并努力打造国内的龙头企业。这种牵线搭桥的过程常常被奚落为权贵资本主义，换个好听点的说法就是关系资本主义或管制资本主义。在这种经济体制下，政府在鼓励企业提高效率的同时，不仅保护少数企业使其免受外国竞争，而且给予其大量特权，以使这些企业能够实现盈利，增加自己的组织资本。
20世纪50年代，台湾为了促进其纺织工业发展而做出的种种努力就是很好的例子。台湾第一批纺织企业是由中国大陆人士创办的。这些大陆人士在1949年国民党撤退台湾而中共接管大陆时把大量的机器装到了船上，最后来到了台湾海峡的对岸。不就，在20世纪50年代早期，台湾当局开始提高纱线企业的准入门槛，以防止“过度竞争”。之后，为了扶植现有的企业，台湾当局直接给予他们原棉，提前提供周转资金，并购买这些企业生产的所有纱线。对纺织企业的支持也采取了类似的举措。台湾当局还对进口纱线和布料征收关税，甚至在关税不奏效时禁止进口。随着纺织企业逐渐崛起，当局鼓励企业之间相互融合兼并，以实现规模经济效应。
一般来讲，政府使用的工具库包括设立准入门槛、提供减税政策，帮助私营企业实现更多利润并利用现有资金进行投资、鼓励银行与特权企业加强联系，使银行能够给予企业充裕（以及低息）的贷款、向企业提供原料并提供价格补助、征收关税消除外国竞争的威胁。有了政府的补助和保护，少数特权企业便能够快速发展，获得了更多的利润，获得技术、组织能力和稳定性。
政府干预的力度有时候还会更大。尹仲容是一位电气工程师,并尤其钟爱经济学著作（包括亚当?斯密的著作），是20世纪50年代台湾经济的设计师，被誉为台湾工业之父。他在1953年进行得一项研究中，将塑料工业确定为台湾进军的重要领域。据传，他利用自己能够接触银行存款信息的便利，敲定了一个名叫王永庆的人作为扶植对象。王永庆有一定的储蓄资金，而且浓厚的创业激情。尹仲容决定上一个塑料的项目，便指示王永庆去做。台湾第一个生产聚氯乙烯的工厂就是在政府监督下建成的，并在运转良好的时候于1957年转给了王永庆。王永庆接着打造了台塑集团，这是台湾最大的企业。
然而，政府特权政策的干预会产生很多问题。如果政府腐败，那么它就可以随心所欲地将优惠分配给竞争力低下的朋友或亲戚，什么也阻止不了政府的这种行为。菲律宾之类的国家就面临这样的痼疾。即使政府最初的意图是良好的，而且对现有企业进行了仔细的筛选，政府的保护依然意味着慵懒而低效的企业不用遭遇无奈的倒闭。因此，政府面临的一个重大难题就是如何在让特权企业盈利并提升组织能力的同时，依然保留住市场的约束性和激励性。
有些政府努力直接增强企业的效率意识和质量意识。比如，台湾经济的设计师尹仲容曾下令在台北公开销毁两万只不达标的灯泡，并没收数吨不达标的谷氨酸一钠(一种食品添加剂，味精的化学成分)。在这些案例中，生产者能够领会政府的意图。但是政府需要的不是某些官员的心血来潮式的约束，更加系统化的约束机制，这种机制即使在特权企业面前也一视同仁。
发展中国家的特权政策还有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家庭遭到不公正的待遇，导致家庭消费水平往往走低。对于新成立的企业而言，工资往往很低，因为很多在低效率的农业领域的劳动者等待着工厂的低薪工作，构成了随时可以替补的预备大军，结果妨碍了工业领域的工资快速上涨。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政府有可能会干预工资制定过程，这种有利于资方而有损于劳方的行为有助于增加企业的竞争力和盈利能力。此外，特权企业能够以低价购买政府控制的能源和矿产等自然资源。政府为了弥补由此造成的财政收入的损失，便加大对家庭的征税力度，而在这样的垄断市场中，企业向家庭出售的商品价格很高。然而，银行给家庭的储蓄利率是由政府制定的，非常之低，而政府却对企业贷款提供补助，这就进一步剥削了普通家庭，这无异于火上浇油。
总之，打造强势企业的需要，可能会导致政府在牺牲公民利益的基础上，给予企业和银行特殊利益。因此，这些经济体中的国内消费就受到了认为的压制。我年轻时候的印度与我的韩国朋友记忆中的韩国没什么两样，工资低、工作时间长、消费受到抑制。没错，他们很多人都回忆起夜色下的首尔是何其黯淡，因为明亮的霓虹灯是不准用来为消费品做广告的。宵禁既确保了安全，同时也阻止了年轻的工人将经历浪费在跟经济生产无关的也生活上。因此，管制资本主义的第二个问题就是公司由于国内消费不足而丧失了广阔的国内市场。
外向型增长和管制资本主义
约束低效企业并拓展商品市场的一个途径，就是鼓励国内的大公司进军国际市场。通过出口，企业不仅被迫生产出成本更具有竞争力的商品来赢取国际市场的份额，而且国际市场还有可能使这些企业发挥规模经济的效应。此外，由于出口企业不再受制于国内市场的狭小，便可以加大力度生产本企业在国际市场上最有比较优势的商品。
发展中国家中，新成立的企业常常集中在技术门槛低的劳动密集型产业上，比如服装业和纺织业。正如前面所述的那样，一旦国内企业在政府庇护下站稳脚跟，政府便开始鼓励企业进军国际市场。到1961年，台湾的纺织品出口对美国构成了巨大的威胁， 以至于美国不得不对台湾纺织品实行了配额制。这一现象无疑表明台湾的纺织业已然成熟。
一旦企业了解了纺织品制造的基础，便开始沿着技术的阶梯爬得更高，生产更加复杂的商品，比如，阿到1970年，韩国主要出口纺织品，但今天主要出口汽车、硅片和手机等。而中国、越南和柬埔寨依然在竞相出口纺织品。
发展中国家的政府为了加大鼓励出口的力度，提出对出口企业提供更多的补贴。比如，在早期发展阶段，由于外汇稀缺，国家便会限制进口。然而，政府会给一些出口业绩显著的企业发放进口许可证，而这些许可证一转手便能获利，因此，企业便有了扩大出口市场份额的强大动力。如果遭遇了外国的进口配额，或者原料稀缺，政府也会将这些资源更多地分配给成功的出口企业。因此，效率高的企业就这样或直接或间接地收到了鼓励。
外向型增长战略不意味着政府要减少对内向型产业的支持。的确，如果出口企业想要具有全球竞争力，的确会在初期需要更多的政府支持。有些国家依靠认为压低本国货币汇率，或通过压制、笼络工会来压低工资水平，以此向企业提供变相的一般性补贴。这种策略更受专制政府的青睐。还有的政府会向企业提供特定的补贴，压低关键原料或能源的价格，或直接对出口商品或进口生产外贸商品所需的设备提供补贴。
政府加强干预、做大国内企业的战略必然伴随着这样一个问题，即推动这些企业经受出口市场的检验。管制资本主义在使国家脱贫的即期目标上确有奇效，但落实起来绝非易事。
错过转型
管制资本主义初期需要给予企业特殊优惠政策，但这种政策在民粹主义的民主国家中不容易持续下去。然后，政府尽管在企业成立初期给予了大量的优惠，最后还是要将其推向出口市场的。对于台湾这样小经济体，内部市场狭小，使得出口成了燃眉之急。而对于巴西这样国内市场巨大的国家来说，内销转向出口的进程却一拖再拖。
在转型问题上的一个反面教材就是印度。在首任首相贾瓦哈拉尔?尼赫鲁的治理之下，印度着力加强企业的组织能力。尽管尼赫鲁将钢铁和重型机械等产业收归国营，却从未大力压制私营企业的发展。而是实行了一套臭名昭著的“执照管理统治”，表面上是为了谨慎使用国家储蓄，而实际上的意思却是引导投资撤出官员们认为不能为未来增长奠定基础的产业（甚至包括汽车这样的耐用品产业），而是将投资引向重型机械这样的能够为经济增长助力的产业。可是，这种政策的结果就是那些现有的企业，尤其是早已经站稳脚跟的企业，收到了政府保护，无须参与竞争。政府还设法阻止外国竞争，一次来为印度的薄弱产业提供一个成长环境，知道他们羽翼丰满并有竞争力为止。
然而，印度政府向这些企业提供的保护，却使企业堂而皇之地成为了“彼得潘”(苏格兰剧作家 James Barrie 所著的剧名，及该剧主角，一个不肯长大的小孩) ，即永远壮大不了的公司。汽车工业即为明证。将近四十年中，印度只生产了五种款式的大使牌轿车，而且不同款式之间仅有的区别就在于头灯和风栅得形状上。印度取得独立之后，其经济实现了快速的增长，但现在却陷入了人均实际增长率仅有百分之一的泥潭中，这一增长率被奚落地称作“印度增长率”
早在20世纪60年代，印度就应该像韩国和台湾那样，转向出口市场，建立更加开放的经济。但由于印度国内市场受到保护，而且市场很大，至少与一般的发展较晚的国家相比，企业全然不顾国家鼓励出口的政策，而甘于仅仅开发国内市场。这不是说政府试图变革极其艰难，尤其是考虑到受到保护的企业为执政党角逐选举提供了重要的资金来源这一事实。这一阶段的民主国家却显示了很多的缺点：韩国朴正熙和新加坡的李光耀却不必为这样的细节所忧虑。结果，在韩国等国家爱的经济腾飞了很久之后，印度依然封闭、贫穷、没有竞争力，而早在20世纪60年代印度与他们的人均收入水平相似。
出口国富裕之后的情况：德国和日本
并不是每个国家都能成功地实施外向型增长战略。而且，这种战略会随着国家的富余而逐渐显露其局限性。为了理解这些局限性， 我们需要仔细地考察一下德国和日本这两个国家的情况。二战之后，两个国家都不算真正地贫穷，它们拥有受教育程度高的国民、明确的组织发展蓝图，而且一些制度基础也得以幸存，但两国的经济都在战火中遭到了严重的打击，股金总额大幅减少，大型企业或联合企业或者崩溃或者被占领当局压制着，而且家庭破败，无力消费。显然，出口成了他们解决问题的必由之路。
由于很多人依然在农业领域，而且劳工组织都很温顺，战后的工资最初并没有与生产力增速的迅速提高保持同步（生产力增速用于衡量生产性投入的使用效率，因此，也可用来衡量利润率）。结果，公司能够暂时获得巨大的利润。
在德、日两国，成熟的银行体系承担了国家的部分职能。企业与全能银行之间的密切合作由于相互持股而得到了巩固，催生了国内卡特尔，弱化了国内市场的竞争，这就使企业能够将精力集中于角逐国际市场上。与德国相似，企业与银行之间的关系是经典版的管制资本主义。日本的企业集团以银行为中心，受到财政省和国际贸易工业部的监管。
然而，一旦农业部门的劳动者被完全吸引到了工业部门，出口企业中的工资水平难免会与生产率的增长保持同步。 截止到1975年，德国每小时的工资水平已经赶上了美国的水平，而日本则在20世纪90年代赶上美国的水平。因此，出口企业不再因为低工资而在国际市场上享有相对优势。更大的问题在于，一旦德国和日本的初期的发展阶段结束，赶上了美国等发达经济体的人均资本水平，则其经济增长率和资本商品的进口大幅下降。由于家庭消费在战后受到抑制而内需不足，而且历届政府关注的是宏观经济政策领域的调控而增加生产，因此，这些国家难免出现大量外贸盈余。起初，这些盈余能够帮助这些国家支付外国借款，但最终会加剧本国货币升值的压力。
为了保持竞争力，德国和日本不得不进入到价值链的上游和需要创新的领域，制造出更多科技含量高的技术密集型产品。更为重要的是，他们还不得不稳步提高生产效率。当然，在贸易部门，两国做到了这一点。但在国内不可贸易的部门，问题还是出现了，比如建筑业、零售业和宾馆业这些外国竞争不存在或者被刻意消除的领域。虽然政府为了支持出口企业而对市场进行的干预受到国际市场竞争程度的制约。毕竟，无论政府提供了多少帮助，如果一个产品的生产成本过高，那么必然失去国际市场的份额，而国内不可贸易领域不存在这样的问题。这些部门生产增长率之所以低下，就是因为迫使低效企业收缩或彻底倒闭的市场力量受到了抑制。
在这方面，日本的表现要逊于德国。德国是欧盟的一部分，在国内竞争方面受制于欧盟的规则。因为德国在欧盟内部权力很大，因此一旦自己打破规则很容易使这些规则彻底失效。而日本在亚洲则找不到任何相同的外部规则。结果政府和企业之间的密切联系对于内向型生产部门提高效率具有极大的危害。
很多到过日本的人都惊奇地发现，日本宾馆的电梯尽管灯光明亮，指示清晰，任何人都能看到，能听清，竟然会有专职的女士负责为宾客升降电梯。也许这些女士在电梯是个新生事物的时候有这一个职责，因为那是正确使用电梯对很多人来说都是挑战，而且老年人必须费尽口舌才能诱使他们进入电梯。这些年来，这一工作一直都存在，也没有经过改革而保留其迎宾的必要职责，使得这些女士可以做其他有用的工作。这说明日本的服务业还没有竞争力。
确实，当壮大的理发连锁企业开始在全国迅速开设美发沙龙，提供快捷廉价的理发服务，并削减现有的理发店数量时，就引起全国理发店协会的注意了。这个协会要求加强对其管理，并提出抗议说如果没有在理发之前先用香波清洗的话，会很不卫生，并最后通过一个法令，要求所有的理发店都必须采用昂贵的洗发设备。这里既就削弱了新发展起来的企业，并打击了这些企业的低价战略。
由于外贸生产部门的工资上涨推高了其他经济部门的工资水平，高工资（相对于生产率而言）以及理发、餐馆饭菜、宾馆房价等不可贸易商品的价格上涨，削弱了国内民众对它们的需求。因此，创造了出口奇迹的国家看起来有点发展畸形，颇似只有一半肢体的人：因为在这些国家中，效率奇高的生产部门和病态的服务部门想并存，即使国内需求萎靡却依然注重外国需求。
断层线：日本的案例
日本和德国对外向型增长的依赖在其发展的早期问题并不是很大，因为他们相对于世界其他国家来说相对较小。但随着他们成为了世界第二大和第三大经济体，它们便会给其他国家创造超额需求带来巨大的负担。
对遵循外向型发展道路的国家的未来而言，尤其有警示意义的是日本并虽然曾经努力实行变革，却没有成功。在1985年的《广场协议》中，日本迫于美国的压力而同意允许提升日元对美元的汇率。由于日本的出口面临压力，日本银行大幅削减利率。根据日本银行一位高官说，“我们打算首先提振股市和楼市。如果有这两个不断繁荣的市场作支撑，出口导向型产业会重新洗牌，能够转型适应高内市场。这一步骤之后将会推高每一个经济部门的资产价格。这种财富效应之后便会刺激个人消费和住宅投资，之后工厂投资和设备投资也将增长。最后，宽松的货币政策将推动实体经济的增长”
然而，宽松的货币政策引发的是大规模的股市泡沫和楼市泡沫，一时间导致人们普遍认为东京帝国广场那块儿土地比美国整个加利福尼亚州还要值钱。当然，这种说法有点夸张。公司投资的确增加了，但并不是投向了内需型生产上，很多资金都投到了那些劳动成本低廉的东亚国家，其投资的目的依然是为了增加出口。日本的建筑量和个人消费确实增加了起来，但这都是暂时的高涨。20世纪90年代早期，当日本央行在一片惊恐中开始加息之际，股市和楼市的崩盘导致了严重的经济大崩溃，其影响至今犹在。
因此，依靠出口拉动增长的国家非但没有在富裕之后自然而然地实现经济增长均衡化，反而发现依靠自身实现进一步发展的难度极大，因为增加最终消费的正常渠道在着力扩大出口的过程中已经趋于萎缩。由于银行习惯了政府庇护下的市场，并习惯了根据上级命令来决定放贷对象，因此，当他们有了自主决策权的时候却迷茫彷徨，不知如何放贷了。由于政府与企业之间关系密切，因此，政府更容易通过国内企业加强消费引导。不过，虽然企业的影响力大，却未必有效。在日本，政府支出越多，新建的路桥越多，但多数时候是没有必要修建的。只是建筑领域的游说能力多余强大，因此，得到了大量的政府刺激资金。尽管日本国内到处都铺遍了为刺激经济而导致的混凝土，但其经济病态依旧。
结果，不仅日本这样的国家不能帮助世界经济走出下挫泥潭，反而需要其他国家伸出援手拉它们一把。这是很深刻的断层线。事实上，在20世纪90年代，日本经济弊病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美国并没有完全克服它在1990年到1991年之间所遭遇的经济衰退，因此对日本商品的需求很小，（历史上去很大），也就无力帮助日本走出衰退。知道21世纪早期，日本为了摆脱经济泥潭的多次努力都失败之后，美国为了应付互联网泡沫破裂而采取的措施才增加了日本的出口量，再次帮助其走出了困境。
要摆脱对出口的依赖，进而实现经济的均衡发展，这个过程定然不会是自然顺利而没有曲折的。暂且不说出口部门的作用及其继续带来的巨大收益，但是转移经济发展的侧重点就需要付出很大代价，而且政府用来扭转过去造成的经济结构失衡的工具也是很有限的。比如，国内部门的工资较之于这些部门的生产率还是相对比较高的。允许工资差别化，虽然对于促进服务业繁荣来讲具有一定的作用，但是将会使当前在服务业就业的人群的收入大幅下滑。他们反对这种变革的动力很强。此外，外国资金进入服务部门将有助于提高效率。但多年的政府保护和过度调控却很难客服，而且强大的利益集团，比如日本的理发店，就爱个年会反对竞争和外资进入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