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薄弱的社保体系
巴德里25年前到美国读书，并取得了许多学位，其中包括冶金工程博士学位。1997年他在华盛顿附近的一家美德合资企业找到了工作，这家企业是制造顶级存储芯片的。这是巴德里的第一份工作，任务是协助建立新型芯片生产线，以及降低芯片的次品率。这项工作使他充分运用了他的渊博知识和技术，因为发现残次品需要极其了解十分复杂的程序和机器，每周连续工作70个小时是正常的事。
之后，美国投资方将股票卖出，德国公司就把合资公司变成了拥有全资的独立公司。之后公司分成了两部分，一部分专注于逻辑芯片，另一部分专注于资本密集型存储芯片。所以尽管巴德里数年专注于存储芯片的制造，使芯片由大变小。在盛衰荣枯循环罔替的资本密集型产业里，公司由两大财力雄厚的投资方控股的合资公司，转变为芯片制造多样化的公司，最终成为了一个孤立的、业务单一、债台高筑的公司。
终于，不可避免的事情还是发生了。2008年初，巴德里的雇主发现公司陷入财务危机，因为他之前将巨额资金投入到了最新科技领域。当时他可以选择关闭在美国或德国的工厂，但考虑到关闭德国工厂将会面临更大的困难，而且保留德国工厂还可以从德国政府那里得到补贴，最后他选择了让美国工厂的工人全部下岗。
一夜之间，巴德里发现他的六位数收入蓦然而逝了。因为公司宣告破产，也就不用付给他遣散费来补偿他为公司效命11年的辛劳。此时，他只有每周400美元失业救济金，他不仅要用这些钱来支撑四口之家，还要还银行的抵押贷款。更令人忧虑的是健康保险。失业之前，公司每月都为他交50美元的保险费，这钱对他和他的家庭来说意味着打水漂了。当他去私人保险公司咨询时，他发现这些公司不帮他办理，因为他血糖高，有轻微的糖尿病。即使没有这些病，私营保险公司每月的家庭保险费也高达1100美元，占据了他每月的失业救济金的三分之二还要多。巴德里真的非常需要一份工作，至少在没有保险的情况下不必拿自己的健康和经济冒险。他投了成百上千份简历，但是都如石沉大海。他的失业保险将要花完了，只有动用为儿子上大学准备的储蓄金。从这点讲，巴德里算是幸运的。不像其他许多同样境遇的美国人，至少他还有些储蓄！
同时，巴德里所在公司的美国资产清算很彻底，一些昂贵的机器设备被其他生产商买走了。这些资产被迅速有效地加以利用。在关闭美国工厂几个月之后，公司无奈地意识到他们的业务不是很盈利了，于是德国工厂也被关闭了。
经济刺激的意愿
从上一章我们知道，在20世纪90年代晚期和21世纪早期，由于发展中国家的进口量下降，传统的出口大国纷纷为其剩余商品寻求新的销售市场。随着世界经济在网络泡沫破裂之后进入了衰退期，而美国在一段时期内实行极度扩张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为剩余产品创造了过量的需求，使这些商品得以吸收，而美国的资金来源却是从外贸盈余国家借来的外汇储备。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就像我曾说过的一样，美国毫无选择地成为了消化剩余商品的最后的救星，因为像德国和日本这些国家都自顾不暇。但是，美国考虑继续采用扩张政策没非出于世界公民的义务，而是迫于其国内压力才进行过度刺激经济的。
巴德里的经历提供了一个重要的解释。与其他富裕工业国的工人不同的是，如果经济衰退深入发展而且旷日持久，美国的工人不会自动地得到社会保障。美国人历史上一直反对高福利，结果国家的社会保障体系就比较薄弱，其中包括失业救济。二战以来，美国经济结构进行了调整，可以快速、敏捷地应对困境。银行会拒绝贷款给经济效益不好的公司，而且风险资本家也不会资助那些刚刚起步的、业绩不佳的企业。现有的公司倒闭之后，其资产被清算，并被卖给那些能更好运用它们的公司，就像巴德里的公司所经历的一样。这些举措为新企业的出现创造了空间。另外，因为失业救济不能维持长久，那些失业的工人迫切需要找到一份新工作，即便新工作的薪水低、工作内容变化或者经常出差也在所不惜。
也许正是由于这种形势，二战后到1990年之间的重建进度很快。平均来讲，产出水平不到两个季度就恢复到了经济衰退前的水平，就业率也在经济低谷过后的八个月内得以恢复。政府和中央银行政策的只是在经济下挫时期提供点帮助，那只能解决很小部分问题。大部分阵痛还是由银行、公司和工人们来承受。
但是，1990年—1991年的经济衰退打破了这种战后发展模式。经济产出迅速增长，但是就业岗位的增速并没这么快。虽然生产量在1991年的三个季度里就恢复了，而1991年经济低谷造成的失业却需要23个月才能缓过来。因此，不难理解，失业者或即将失业者肯定非常焦虑，因为他们积蓄很少、失业保障金有限、没有健康保险，而失业期很可能持续很久。政治家们忽略了公民的这些担忧，产生了很多不利的影响。美国前总统老布什在这方面就上了沉重的一课。尽管在他的努力下结束了冷战，并赢得了第一次海湾战争的绝对胜利，但在总统竟选中他还是败给了比尔?克林顿，最主要的原因就是选民对1990—1991年的经济危机中的大量失业很不满。由竞选谋士詹姆士?卡维尔为克林顿制定的指导原则之一就是“傻瓜，经济才是关键！”。如今，这一教训已经充分被华盛顿政府所吸取。今天，华盛顿政府的主流想法就是，当前的失业率是决定能否连任的主要问题。
薄弱的社会保障体系和失业型复苏的出现表明，美国的选民，与其他工业国的选民相比，对经济下挫的忍耐度更低。自2001年发生经济衰退以来的恢复过程中，美国之所以实施了长期的经济刺激计划，就是因为尽管经济产出在2001年的一个季度里就恢复了，但是就业率只有在此次危机结束之后38个月才得到全面恢复。其实，即便在经济恢复期也会发生失业现象。为了引导不太顺从的企业提供更多的工作机会，政府和美联储，特别是后者，停止了对它们的经济援助，并支持房价泡沫，尽管这可能会引起金融危机也在所不惜。
我在写这本书的时候，美国政府正在努力处理高达两位数的失业率。华盛顿的权力走廊中肯定会弥漫着一种恐慌的气氛。而与此同时，虽然欧洲大陆各国的失业率水平与美国相似，但它由于们的社保体系更加完善，应对起来就显得有点从容不迫了。因此，美国国会和美联储感到格外的创造就业的压力。虽然根据具体形式来制定具体政策的弹性具有一定的优点，但是出于政治目的，而非经济目的，制定出的政策不会是有效的政策。其影响有两大方面：首先，正如我在本章所证明的那样，它将使美国成为世界头号经济刺激方案的实施国家，这会减轻其他国家的负担，使他们不那么愿意改变其经济增长战略；其次，正如我在下一章中将要论证的那样，如果政治动机过于强烈，经济刺激政策就会削弱金融部门的积极性，并有可能再次引发我们刚刚经历过的金融灾难。
薄弱的社保体系
在历史上，美国和欧洲大陆各国之间的一个重大的差别就是失业救济金的水平不同。比如，1989年到1994年之间开展的一项全面研究表明，不仅美国的失业救济金低于欧洲大陆各国的水平（平均来讲，美国的水平是失业前薪水的50%，而德国为57%，法国为63%），而且美国的救济金持续时间更短。平均来讲，美国的救济金不出六个月就会用完，而法国的会持续三年之久，德国的是无限期。那次研究之后，德国进行了改革，将失业救济金的持续时间缩短为一年半。但法国和德国的工资补偿率均有所上调，而美国的却几乎纹丝未动。
美国的失业救济金不仅数额较小，而且还有其他漏洞。尽管失业保险的覆盖率达到了90%，但只有40%的人在失业的时候能拿到救济金。因为有的人资格不够，他们或者因为工作年限不够，或者因为自动离职，有的因为卷入了劳务纠纷，甚至有的人是因为在失业期间没有时间再就业。
由于美国没有全民医疗保健体系，以及廉价的私人医疗保险，美国失业者会更加让人忧心。由于美国的税法只对工人在失业之前、由雇主支付的医疗保险提供补贴，一旦失业，工人则需支付多出好几倍的费用，才能获得与失业前同样的待遇。此外，即使是个人能够支付巨额保险费，私人保险公司也可拒绝让其投保，因为投保人先前可能有轻微的健康问题，正如Badri一样。考虑到即使是生龙活虎的人可能有他们没有注意到的潜在的健康问题，多数美国人对可能会失业的焦虑便不难理解了，失业人员想重新就业的愿望是巨大的。并且，美国人焦虑时，他们不吝于让他们选出的代表们知道。随着失业率上升，政客们面临的压力也就随之增大，他们亟需采取点应对措施。
失业型复苏
我们已经知道，自战后的萧条期以来，美国的就业率迅速攀升。因此，在之前历次经济衰退时，虽然失业救济金的持续时间很短，这些津贴足以在大多数失业者找到新工作之前维持他们的生活。与欧洲大陆国家相比，长期失业的情况很罕见，可能是因为救济金期限太短，这样就迫使失业者加倍努力地找工作，即便工资较少，也愿意稳定下来。
经济学家们至今仍在争论为何美国1990-1991年的经济衰退和2001年的经济衰退不同。一种理论认为：在以前的萧条期，工厂在需求萎缩时暂时裁退员工，等到需求上升时再重新雇佣，而如今却不同。经济正在发生深层结构变革。资源正由成熟老工业流向新兴工业——可以说，从钢铁工业转向软件工业。结果，被解雇的员工不得不更加努力找工作并为可获得的工作接受再培训——因此失业率回升了。尽管这一说法貌似可信，在这些衰退期期间，各产业之间有更大的工人流动的迹象并不明显。
另一种解释跟衰退期的“净化作用”有关。如果森林经常发生小火灾，矮树丛就会被除去，这样就不可能发生更大更具毁灭性的森林火灾。同样地，经济衰退迫使各个公司企业认真思考其资源使用现状，并强迫他们果断地重新配置资源，而这在非危机时期是不会发生的。这一过程有助于避免持久而深刻经济损失。例如，企业的管理层在扩张时期积聚了各种办事效率低下的员工和职位。解雇一个不称职的员工不仅仅对于管理者是痛苦的，这也会降低幸存员工的士气，因此人们自然会倾向于避免不近人情的严厉行为。而衰退期提供给管理层一个来裁减冗员的借口：“我们不得不通过裁员来保证竞争力。”此外，留下的员工的焦虑仅限于在衰退期期间。因此，公司利用衰退来“高效地打扫屋子。”
1990——1991年和2001年两次衰退的不同是每次衰退发生于将近十年的经济增长之后。 根据这一观点，公司企业在扩张期间收取了太多的“矮树丛”：因此需要更多的净化，其影响也更深远。换一种说法，富足的年份越长，饥荒也越长。但是因为战后长期扩张后并没有发生许多经济衰退，也找不到足够的证据来支持这种解释。
然而另一种假设与招聘过程的改善有关。在早期的经济复苏时期，公司会张贴广告招聘，人们通过邮件回复，接受审核，然后等待面试通知，所有这些事情都花费时间。长时间用于雇佣意味着公司要担忧他们有可能没有足够员工满足上涨的需求，如果不尽量提前开始招聘，销售可能遭受损失。随着网络的出现，有空置职位的公司企业和符合要求的应聘者能更容易地实现双向挑选。网络使公司能简单便捷地等待和监管其订货簿，并及时招聘来员工满足生产需求。当然，如果每个公司都这样做，就会减少招聘的动力：不仅仅失业率会居高不下，需求萎缩，可用的应聘人员也会很多，因此，不用着急尽快招聘到最好的员工。
支持“及时”招聘理论的一个证据是，在最近的两次经济复苏中，公司过于依赖临时工，这表明公司不情愿去创造长期性的工作。在目前这轮复苏中，临时性工作也在增加，全美独立企业联盟的威廉姆?丹尼斯也认同了这一观点，他说道：“当一个工作出现空缺时，我们的企业便雇一个临时工，或者延长兼职人员的工作时间，或者找一个自由工作者——之后他们等待着看看接下来会发生什么。”
无论哪个理论是正确的，如果未来的经济复苏都是失业型复苏，那么社保体系薄弱的美国根本无力应对。
社保体系为什么薄弱
为什么美国的失业救济金如此之少呢？就爱心和慷慨而言，美国人不一定逊于其他富裕国家的公民。事实上，美国人在做慈善方面比很多其他工业国的人好得多。根据2000年进行的一份研究显示，美国人平均在作慈善上花691美元，而英国的平均水平是141美元，欧洲整体上是57.9美元。由此看来，美国人并不小气。但如果不是因为小气，那么原因是什么呢？关于这个问题没有固定的答案，但是了解一下这个政策的的起源有助于我们理解为什么美国救济金制度改革举步维艰，并有助于我们理解为什么近期以来经济刺激政策面临如此巨大的压力。
经济层面的答案
漫画之所以有用，就在于其能够把刻画对象的本质特性表现出来。如果非要我刻画美国公司（或者广义上的英美公司，包括澳大利亚、加拿大、新西兰、联合王国以及美国的公司），我会如此描述它们：与供货商、放贷者、客户和雇员关系疏远，思想行动有创新性和极端性，奖惩方面公事公办不讲人情。而欧洲大陆或日本的公司却依赖与供货商、银行、客户和雇员的长期良好关系，思想行为具有渐进性，而且合作伙伴之间更加愿意分享痛苦和成果。促使它们保持交流互动的是这种长期有好的精神，而不是冷冰冰的法律合同。
这些特点既不是一成不变的，也不具有普遍适用性。全世界的公司都在迅速变化。在日本，过去人们会在同一个公司里效力很久，但是现在这种一生只为一家公司效劳的观念却不再被奉为圭臬，很多年轻人的工作都是不是长期的。在美国也不难找到一家有关怀精神、乐于分享的公司，在欧洲也不难找到不人性化的企业。但我已经说了这只是漫画性的描述，总体上正确，细节上略有出入。
刻画这些特点的意义就在于论证他们可能属于同一类，可能催生出不同性质的社保体系。具体来讲，欧美国家成熟的公司面对的是以市场为导向的金融体系，这样的金融体系依赖于透明管理，各种信息及时发布。类似于季度销售、营业收入以及现金流等硬信息能够轻易地传达给市场上的投资者。但是管理层所获得的更加及时的信息，比如当前的销售数据和库存量以及市场传言等，却不能传达给投资者，因为这些信息可能不准确、不具体。此外，诸如管理层性格、能力以及意志力等软信息只有通过投资分析师的评估才能传达给市场，而他们自身的观点也会妨碍其他人做出正确的判断。比如，在投资者大会上，尤其是在公司的首席执行官敏锐地选择回答哪些问题，拒绝回答哪些问题时，投资者们如何才能判断他是对公司内部的一切都了如指掌，还是仅仅在利用别人捉刀的PPT做个陈述呢？
相反，在欧洲大陆和日本的体系里，公司与投资方之间长期保持友好的关系，他们之间的互动沟通也都是基于良好关系的。投资方往往是银行和保险公司之类的机构。公司往往能和一位相交多年的银行家分享大量的软信息和内部消息。这种关系有助于帮助银行在决定是否放贷时作出正确的判断，有助于影响管理层的行为，而且这种关系鼓励她在公司面临困境时出手相救，因为她甚至当该公司时来运转时不会轻易抛弃自己。
美国冷漠的制度体系迫使公司高层必须拿出硬性的、可衡量的和能传达的结果，因为这是市场评估他们的依据。这个体系中充斥着这种压力，不公布数据的经理会受到警告。在经济下挫时期，压力尤其大，因为营业收入成为了判断公司是否盈利的关键指标，也是决定是否对其提供资助的依据。而公司这时候也不愿意供养过多的人，往往会裁减冗员，等到经济复苏时再把他们找回来，或另招新人。相似地，在经济衰退期，市场会无情地将业绩不佳的公司排除在可贷范围之外，以确保这些公司进行结构调整或者破产清算，市场强迫巴德里的雇主关闭在美国的业务就是这个道理。
依靠关系的制度给予了公司高层更大的回旋余地。因为放贷者熟悉他们，评判的眼光不会局限于经济下挫时期的数据，能容忍盈利能力暂时的下降。裁减冗员的压力相对较小，特别是员工被认为比较重要，长远来讲难以取代时。反过来，员工们会更加忠诚，以更大的动力去发展自己的技能，是自己对公司的价值更大，即使这些技能在市场的其他地方轻易是用不到。最后，政府往往愿意竭力保留现有的工作岗位。
最近发生的事情很好地说明了这种差异。2009年初，由于金融恐慌以及由此引发的贷款困难，全世界的汽车需求量锐减，美国和欧洲的政治家们都批准了数十亿美元的资金援助汽车制造商，因为他们觉得汽车产业创造的是百万就业岗位实在太重要了，汽车行业必须不能崩溃。在美国，通用汽车和克莱斯勒获得政府资金的条件是必须采取大动作来调整公司结构，关闭效益不好难以自立的公司，并出售无利可图的品牌。第一次调整方案被政府官员斥为太怯懦而拒绝，之后，这些公司确实采取了大动作，公司虽然免于倒闭命运，却大为缩小。相比之下，在法国，标致汽车和雷诺汽车获得大批政府资金的条件却是在政府贷款期限之内，不得关闭工厂，不得裁员。
这是否意味着英美冷漠的经济体制一无是处呢？未必。在英美这种体制下，资源能够更为迅速地被重新分配，得到更加高效的使用：汽车产业的规模确实也需要大幅缩小了。除了效率提高，不近人情的意愿有助于创新。过去的经验和关系对于推动人们彻底创新的作用不大，因为实际上人们的本能倾向是重复劳动和服务好当前的客户与需要，过去的关系在这一点上是很不利的。冷漠的方式却有很大的优点。一方面，因为新企业可以找到新的资助方，之后会有更多这样的联系，新思想可以得到资助而被实践。此外，因为不好的思想无法继续吸收资源，这个体系可以进行更有风险的实验。不近人情的风险资本家一旦发现某种思想的盈利前景不好，便会立即将其放弃。这对于资本家的成功的作用犹如在未经雕琢的石块儿中发现钻石的能力一样。冷漠的体系种下一千棵树苗，再拔掉数百棵长势不好的，最后留下仅有的几棵使其茁壮成长。新的机会出现了，而旧的落后的业务被无情地淘汰掉了。这个体制的优点就是绝不努力偏袒任何当前享有特权的公司和工人。
在注重关系的体制下最容易出现的是渐进式变革，因为公司可有足够的自由时间来适当地改革旧体制、旧方法，而银行等贷方对于现有的公司也很了解，愿意资助一些适当的创新。但因为很少有新创立的公司能够进入体制内，而且这种体制不会及时发布可信的硬信息，新的投资者也会感觉很不舒服，这种情况下进行大幅度创新的难度就更大。因为这样的体制不要求无情地淘汰无法盈利的思想，其进行彻底实验的意愿也是有限的。巴德里的雇主之所以关闭在美国的工厂而保留在德国的工厂就是因为两个厂所处的体制环境不同。
德国工厂关闭之前的阵痛更长只能说明竭力维持一个无法盈利的业务只会造成更大程度的资源浪费。
美国研发水平往往更具有创新性，这一点通过以下数据就可以体现出来：2008年，美国和欧盟的国内生产总值的规模大体相同，他们所发表的科学和工程学方面的期刊文章比例也大体相似。（美国为28.1%，欧盟为33.1%）。但引用率最高的文章（也是最有创新性的文章）中美国占51.6%，而欧洲占29.6%。
美国经济体制的挤出效应和失业救济金的本质可以很清楚地实现完美结合。美国注重在经济困难时迅速进行企业结构调整，关闭垂死的企业并资助新企业。经济衰退既有毁灭性也有创造性。不仅毁灭了很多原来的工作岗位，还创造了种种新的就业机遇。救济金持续时间短，激励着失业者积极去寻找适合自己的工作。公司之间的人员流动性很强，因为被解聘的雇员数量很大，所以失业也没什么不光彩的。实现再就业也比较容易，因为经常会出现人员被解雇的事情，同一个工作岗位不会长久地为现任者所占据。巴德里当初被解雇后很快找到了新的工作，最终去了中东一家新成立的企业，其薪水没有失业前薪水多，但其工作内容更有创造性，负责研究新型材料，他获得了很多的新技能。
在注重关系的体制下，失业救济金不仅数量大，而且持续时间长。这种体制的救济金与工作的长期性和保障性之间不是很协调，因为工作越稳定，越不需要这么久的失业救济金。但是之所以行得通，就是因为工种更加细化，人员流动性大为降低。注重关系的体制下分为内部人和外部人。内部人，即受雇于企业和政府的人，生活富裕有保障。而少数不幸的外部人很难成为内部人，失业之后成为外部人的少数人注定会遇到很大的艰难，因为他们所从事的工种太细化，以至于很难找到合适的工作，还因为外人不容易在短期内进入这种体制内。在这种体制下，失业救济金几乎不能促使失业者加快找工作的进度。但是这种体制下长期而大量的失业救济金使得失业者能够容忍长期失业，进而安抚失业者的愤怒情绪。
因此可以说，每一种经济体制都形成了与其内在的经济结构相适应的失业救济金。这不是说每件事情都是很完美的。巴德里的工作很显然是非常专业化的，但是他一夜之间就成了失业人员，谁也不会摆脱这样的命运。此外，很难说经济结构和失业救济金哪个更重要。实际上，二者的背后可能还会有第三种因素的驱动，即意识形态或政治。
救济金的政治学
美国人的“小气”不仅体现在失业救济金上，还体现在其他社会福利上。在写作本书之际，尽管美国在医疗保险上的支出在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的比重远高于其他发达国家，但仍然没有实现全民覆盖。其他福利项目上的支出也不多。比如，1998年，美国养老金和残障抚恤金在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的比重为7%，而德国和法国的比重分别为12.8%和13.7%。65岁以上人员的退休近只是原来税前工资的19.3%，而德国和法国的退休金为37.2%和58.6%。美国的福利水平之所以低，并不是因为美国人储蓄多得足以补偿失去的收入而不需要社会福利，而。根据麦肯锡全球研究所表示，1945年—1954年生育高峰期间出生的人群中，有三分之二的人退休时储蓄不足，无法过上舒适的日子。
美国社会福利水平较低的背后可能还有一些特殊历史因素的驱动。其中包括自由主义的政治传统，缺少强大的全国性工人组织，部分人群中的贫困集中（与种族有关），国内大规模的人员流动以及经济决策权的分化妨碍统一立法。
一些历史学家指出，美国的文化和政治精神中有些自由主义的根基。按照洛克的解释，自由主义即是崇尚个人自由，反对政府干预正常生活。美国历史上没有受到暴君和封建主义的统治，美国国内不存在强大的贵族集团。因此，美国人没有形成强烈的阶级意识，也没有必要利用政府来征服那些压迫人民的精英集团。调查中美国人依然在述说着这样的信仰：美国的机会几乎是无限的，每个人只要努力奋斗都可以变得富有，贫穷的人是因为没有做出足够的努力和奋斗。这样的信仰和美国福利水平有限很吻合。尽管对于无法流动的、贫困的下层人民以及越来越多的中等阶级的人来说，美国的机遇和流动性是一个无法企及的神话，但是他们的现实遭遇并没有改变美国的国家精神。
另外一套相似的论据将美国福利水平的的现状归结为缺乏强有力的工人组织。美国的白种男性不必反对国内的精英来获取选举权，结果，美国从来没有必要形成全国性的工人运动。这与英国形成鲜明的对比。在英国，工人组织在19世纪争取选举权的斗争中就形成了。选举权是一个涉及面很广的问题，团结起来的工人为此而克服了工作环境和目标的差异拧成了一股绳。如果没有争取选举权的斗争，工会就会处于支离破碎的状态。
确实，在19世纪的后半叶，当世界其他地区的工会蔚然成风时，灭国却有着尚未得到开放的广大边疆地带。这一事实意味着工人如果觉得当地的环境很压迫人，他们大可以放弃工作，迁移到尚未开发的地区。这种流动性反过来又限制了工作环境对工人的压迫程度。因此，在这样一个环境差异巨大， 工人可以自主决定是否辞职的国家中组织一个全国性的工人组织，其难度是何其大啊！
关于为什么美国没有形成全国性的工人组织，还有一个相关的论点，即在美国（南部除外），缺乏备受压迫的农民阶级，而只有农民阶级才能与工人阶级结为同盟，而且美国也没有经历过每次世界大战之后的极度剥削和权威崩溃，而欧洲各国却经历过。实际上，西欧国家在一战之前只有20%的劳动者享受某种形式的保险，只有22%的人有健康保险，至于失业救济金根本没听说过。在一战的战壕里作战时，很多工人的政治觉悟都形成了，他们在战争结束后纷纷组织起来以要求在经济困境中得到某些保障。在战后的混乱中逐渐壮大的社会主义党派表达了工人的利益诉求，欧洲很多国家也确实颁布了一些法律来保护工人的利益，而美国的社会主义党派一直没有获取足够的选举权。
我们也不应该小看了人口多样性的重要性。美国人常说“若非看在上帝份儿上，,我非走不可”这句豪言壮语，这为社会保障提供了强有力的逻辑依据。如果人们觉得自己所交的税是用来帮助与自己境遇类似的人，而不是帮助自己并不认同的人群，那么他们还是很愿意交税的。他们在选择受益人的问题上更有控制力，这正说明了为什么美国人会在做慈善问题上慷慨解囊。如果政客们企图阻止救济金立法工作，就会立即提出这样一个老生常谈的论调，即纳税人辛辛苦苦挣的钱可能最后被用来资助那些没有责任感、不值得救助的懒人。如果这些人的行为和长相与这些政客的选民不一样时，这种蛊惑人心的论调尤其嚣张。
在20世纪的很多时候，这些论调都指向了非洲裔美国人，但随着时间的推移，美国人开始了解了这种言论背后潜藏的阴谋。近来，非法移民成为了这种论调新的攻击对象，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担心美国人纳的税可能被用来救助这些非法移民。其实，在最近一轮医保改革中，美国人围绕是否允许非法移民享受社会福利（以美国纳税人的钱为基础）展开了激烈的争论。在这场争论中，很少有议员问道这样一个问题，即如果美国社会里有一群身患疾病而得不到任何保障的人，美国社会是否还能依旧是一个健康和人道的社会。
最后，企业利益和金钱的力量一直是美国社会中非常重要的力量。除非某一项法案影响了所有的企业，迫使这些企业团结起来一致抗议，否则，将这些企业组织起来的难度，绝不亚于在一个幅员辽阔、多样性明显的国家把所有工人组织起来的难度。这些企业有着两方面工人不具有的优点。首先，尽管公司的老板们组织程度低，但他们积累了巨额的财富，比任何工人都有权有势，。其次，如果一个州的投资环境不利，他们会转战其他州。有的州，尤其是那些工业化水平较高的州，由于担心会失去引进投资的机遇以及相关的税收，就会尽心竭力地维持低水平的社会福利，以期保障企业再本州的盈利能力。
当然，并非所有的社会福利项目都会降低企业长期的盈利能力。公司老板也并非都像狄更斯笔下描述的那些榨干工人每一滴血的冷血动物，其实，这样刻薄的行为根本实现不了利润最大化。如果工人能够得到足够的失业保险和养老金，他们就有安全感，如果他们得到医疗保险，便会拥有健康的体魄。这样的话，他们的心情就会更加愉快，就会以更加饱满的精神为其雇主效力，在技术要求较高而难以监督工人是否用心用力的那些岗位上，这种怀柔政策的效果更加明显。然而，在20世纪早期，相当一大部分的美国雇主资金都不雄厚，无力支付员工福利，他们提供的工作岗位的性质也不需要工人有高兴的心情和饱满的热情。由于担心这些公司丧失竞争力，担心在争夺这些公司的过程中会输给其他州，公司所在的州往往会避免通过立法的形式强迫公司给予员工福利。
然而，美国的社会保障体系虽然很薄弱，的的确确是存在的。尽管上述的种种困难，美国还是在大萧条时期通过了保护工人利益的法律。这些法律的核心部分就是1935年的社会保障法案。这项法案不仅规定了老年人的社会福利，还规定了失业救济金。为什么社会保障法案会在大萧条时期通过呢？答案是非常有趣的，因为这些答案解释了美国社会演变的轨迹。
首先，在大萧条时期，失业的工人长期感到了巨大的痛苦。截止1930年中期，失业率迅速攀升到10%以上，到1933年达到24.9%的最高点。整个20世纪30年代，尽管人们认为可能会出现一次复苏，之后会有另一次下跌，美国的失业率都一直徘徊在10%以上。1939年，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早期，失业率在18%左右。而且，这次失业是全国性的。约翰?斯坦培克经久不衰的小说《愤怒的葡萄》中，乔德一家是一个农场的雇农，当这个农场无法盈利时，他们被怕来到充满希望的加利福尼亚州寻找工作，但却无奈地发现加州也没有什么工作机遇。在失业的影响下，全国的工人的要求开始趋于一致。
其次，弗兰克林?罗斯福获总统得了强有力的政治授权，并开展了全国性的立法工作。这种统一的立法消除了各个州的隐忧，使他们不必担心只有自己立法保护工人权益会将本州的工厂吓到其他州去。
再次，立法也有意外。比如，农业工人的利益就没有得到法律保障，可能是南方民主党人不愿增加黑人劳工薪水，他们的势力很强大，迫使联邦政府不得不表示赞同。另外也有可能是因为一些政客的“黑人可能会享受福利”的言论造成了民众恐慌，从而使立法流于破产。
最后，强大的企业也支持立法，这一点令人感觉有点意外。
最后这个原因很有趣。既然立法会增加企业的成本，他们为什么还赞同呢？如果工人的福利由州政府负责，这对企业，尤其是大企业，有两方面的好处：首先，如果企业原本就给工人提供了养老保险之类的福利，那么立法之后可能会将这个负担转移给州政府一部分；其次，一毛不拔的小公司不得不承担一些额外的工人福利支出，无论这种成本的提高是否会带来利润的增加。假如一个公司对工人的技术熟练程度没有要求，那么增加工人福利会提高成本而不会带来相应的利润。如此一来，即使是新设立的企业也不再享有支付低工资和低福利的优点，也就弱化了州与州之间对新企业的争夺。罗斯福新政时期颁布的很多新法律都带有反竞争的特点。
我们应该从这些事情中得到什么教训呢？不利的经济大震荡十分有利于汇聚全国的智慧，因为每个人都受到了影响。因此，经济形势的震荡就成为了实现变革的良好机遇。最后，我们往往需要在安全与竞争、创新、灵活性、准入以及效率之间实现平衡。安全就意味着保护特权，而为了安抚民众的焦虑情绪，这种对特权的保护必须不加区别地普及到每一个人。这就意味着，资源将会不可避免地被转移到所有受益人手里，无论其使用的效率高与低。为了保证一个人的利益，就会牺牲另一个人的效率。一项好的法案会谨小慎微地实现效率与公平之间的平衡。
自主刺激的弊端
我在前面已经谈了很多了导致美国的社保体系薄弱的因素。但这一事实却很令人费解。毕竟，美国民主制度健全，对国民方方面面的问题都能照顾得到，在经济下挫时期也能颁布法律保障困难人群的利益。不幸的是，这种形格势禁之际的政策往往是为了应对某种特定的局面而急匆匆地制定的，考虑不全面，带有机会主义的特点。虽然深刻的经济危机给予了我们一个认真反思、实现变革的机会，但是如果我们在每次经济下挫时期都被动地制定相应的新政策来应对时局，那么最终的结果将会是不合适的、不好预测的，立法任务会过于繁重。
约翰?梅纳德?凯恩斯，也许是继卡尔?马克思之后最有影响力的经济学家，提出经济衰退是由需求不足引起的，政府应该增加支出，促进经济复苏，即使出现预算赤字也在所不惜。他的观点在二战之后深入人心，但其失业保险等政策建议早在大萧条时期就得到了有效实践。如果需求下降，政府应自动将购买力转移给民众，比如日通过失业救济金之类的形式来进行。此外，由于公司由于利润下降，纳税减少，政府的税收大幅降低。大多数主流经济学家认为，若非经济形势到了危若累卵的地步，政府大可不必煞费苦心地增加支出力挽狂澜，因为经济体制之内存在着自动稳定因素。他们认为，推动经济复苏的主要任务主要不是依靠财政政策，而是要依靠货币政策。
然而，由于美国的社会保障体系相对薄弱，再加上经济复苏期间就业率依旧难以恢复，从政治角度来考察，备受经济衰退折磨的每个人的情况都相当严重。因此，政府就面临着巨大的刺激经济发展的压力。这种刺激方案既有减税、增加支出等财政政策，也有宽松的货币政策。有的刺激措施有助于完善社会保障体系，比如，在当前这轮经济衰退期，很多失业人员的失业救济金和健康保险都大大增加。但一篮子刺激方案总是能做得更多点。因此，关键问题就出现了：如果就业率恢复依然缓慢，一味地进行自主刺激经济而不加强社保体系的做法会有什么问题吗？
答案是肯定的！首先，工人自己会感受到很大的忧虑，因为他们不知道衰退期是否会长期深入地发展下去，是否会促使政府增加支出来刺激经济，而且即便会这样，他们是否会受益。
其次，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都有滞后性。今天筑路的投资也许到数月之后才能落实到位。但选民们要求政客们关心眼前的需求。如果政客建议民众保持忍耐，就会被认为是无能的表现，这对其连任很不利。如果当前的失业率和就业增长率是某项政策的动因，那么这项政策可能会在很长的一段时期内都有刺激作用。如果今天制定预算修建公路，肯能个一年之后才动工，而那时经济开始复苏，可能会导致经济过热，迫使政策调整，而调整的代价很大。
第三，也许是最重要的一方面，自主刺激经济的做法会导致权力被滥用。如果政客们在非常时期行使权力，可能会动机不纯，引起很多问题。具体来讲，在经济衰退时期，政客们会提出各种项目，无不是打着刺激经济复苏的大旗来提出的。政府支出的很大一部分都是政客们为了强大的利益集团的回报，或者是为了履行自己选举时期的承诺。他们几乎没必要解释这些项目的短期效益。奥巴马政府在最初的几个月里通过的刺激计划中，超过三分之一的都涉及到一次性退税。众所周知，这对增加支出的作用微乎其微，更大程度上不过是奥巴马履行精选承诺的举动而已。
政府支出还有更加不合理的情况。为了安抚某个参议员，联邦政府批了65亿美元用于癌症研究。短期来看，癌症研究不可能创造很多的就业机遇。与其仅仅为了兑现增加拨款的承诺而将大批资金盲目用来资助一个研究项目，还不如循序渐进地增加投资。但由于每位议员在是否要通过一揽子经济刺激方案的问题上都有投票权，所以刺激方案就必然带有这种特点。
最后，即使在我写本书之时，房地产产业已经确保会重新给予首次购房者临时减税，理由是如果取消这一措施将会对房价造成重创。这样的减税无异于对少数人的补贴，其中包括首次购房者、房产中介及建筑公司，对促进经济增长的作用往往非常有限，因为这些措施只是提前将未来的销售实现了而已，总销售额并未变化。如果有什么有点的话，那就是这些措施是临时性的，而且能在经济活动萎缩之际促使人们纷纷购买，从而为经济注入活力。这一措施之所以得以长久维系，是因为利益为少数人享有（游说强度大的那部分人），而代价由多数人（游说强度不足的那部分人）承担。
机会主义可以说是没有党派之分的。当2001年的经济衰退袭来之际，美国财政部采取了积极措施。为了刺激经济，并履行竞选承诺，布什政府在收入所得税、资本收益和红利领域进行了减税。布什政府的这一举措不同于奥巴马政府所拥护的凯恩斯派经济刺激处方（即增加政府支出），反映出布什政府保守的、奉行供应经济学的根本特点。所谓供应经济学指的是通过减税来鼓励企业增加投资和生产。但在世界贸易中心遭到恐怖袭击之后，国家安全方面的支出渐增，这一做法对政府的财政造成了很大的影响。更重要的一点是，由于工业领域的投资大增，布什政府的经济刺激措施无论有什么样的长远效应，短期来看是不可能推动投资和就业的。
从更广的角度看，自主决定的财政刺激手段往往基于意识形态和之前的义务或利益，而不是基于具体形势的需要。很显然，如果创造长期性工作或者规避自我毁灭的经济下挫，很少有人会质疑支出的必要性。一般来讲，这样的措施意味着有限的、有针对性的支出或减税。然而，在实际操作中，联邦政府只是在经济衰退的掩盖下做了之前一直想做的事。奥巴马的幕僚长拉姆?伊曼纽尔在奥巴马政府就职之前曾表示，“永远不要浪费这次严重的危机所带来的机遇”。
在这样的危机时代，容易以立法的形式确定下来的政策往往带有党派特点，不可能是中立的。当现任政府有机会通过其较长期政策时，自然会先通过那些可能在长期而合理的争论中被毙掉的政策。因此，经济危机时期的紧迫性就会导致一些党派特色明显的政策，过去如此，将来也是如此，因为国会中的党派对立日趋严重，这就意味着如果一项法案不是绝对中立的，一旦没有了危机时期的大好机遇，就很难被通过。由于党派性质明显的法案总是容易被未来另一派的政府推翻，有效保障体系的缺失不仅会导致资源浪费，还会引起政策的动荡和不确定性。
在失业型复苏的情况下，有效保障体系的缺失还有另外三个负面作用。首先，尽管政府可能会出台自主刺激方案，工人们却不知道他们是否会受益，何时能受益。这种不确定性导致工人阶级的担忧，导致政治压力逐渐增大。而社保体系的宗旨之一就是避免政治压力。其次，世界其他各国的人很容易理解为什么美国缺乏强有力的社保体系，以及为什么美国人愿意经济刺激措施延续到就业率彻底回升方休。当外向型战略导致结构性需求下降，而全球经济低迷使其影响持续更久之际（2001年便是如此），不仅很多国家发现很难有效刺激经济，他们还知道在全球性的政策较量中，最先打退堂鼓的肯定是美国。很多国家的经济与美国经济挂钩，他们只是认为靠着大树好乘凉，因此他们独立采取的措施远远少于美国。美国拉动经济增长的压力，以及自身经济遭到重创的的可能性大为增加。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点，自主刺激过程中所采取的长期性的、基于政治动机的货币政策，可能会对美国经济的长期健康发展造成更大的威胁，因为这种政策严重影响金融部门的行为。现在我回到断层线的问题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