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国政府或机构的行动也许会影响、甚至是决定性地影响到一个国家的民主化。正如罗伯特·达尔所指出的，在1970年29个民主国家中，有15个民主政权要么是在外国统治期间建立起来的，要么是在从外国统治下独立后建立起来的。外国的势力也可以推翻民主政权，或是阻止一个国家走向民主。外部势力甚至可以加速或者是阻碍经济和社会发展对民主化的影响。正如所指出的那样，当一些国家达到特定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时，它们就进入了最可能朝民主化方向过渡的地带。在一个国家还没有进入这一地带时，外部的影响可以导致这个国家作出试图实现民主化的努力，甚至同样在一个国家达到这一发展水平之后，外部的因素也可以阻碍、甚至阻止民主化。例如，乔纳森·桑沙因认为，1830年之前的外部影响基本上是反民主的，因此阻止了民主化。不过，在1830年到1930年之间，外部环境在民主化方面是中性的；因此，在不同国家民主化的进程多多少少是由经济和社会发展决定的。有点类似的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协约国在中欧和东欧国家造就了民主制度，而这些国家（除了捷克斯洛伐克）在社会和经济上还没有为民主制度作好准备，因此这些民主制度很难长久生存下去。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苏联的干预阻止了在东欧国家创立民主制度，如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和波兰，而这些国家那时在经济和社会上已经为民主化作好了更为充分的准备。同样，非殖民化所产生的许多新国家也建立了以它们的殖民国为原型的民主体制，但是，当地的经济和社会环境极端不适合民主（如非洲）或是对民主发展形成了巨大的障碍。
外部的行动者可以对第三波民主化作出重大的帮助。的确，到八十年代末，世界上主要的权势和影响来源，如梵蒂冈、欧洲共同体（the European Community）美国和苏联都在积极地促进自由化和民主化。罗马（Rome）使天主教国家的威权政权失去了合法性；布鲁塞尔（Brus- sels）为南欧和东欧的民主化提供了动力；华盛顿（Wa－shington）则推进了拉美和亚洲的民主化；莫斯科（Moscow）消除了阻碍东欧民主化的障碍。在上述每种情况下，这些外部机构的行动反映了它们在政策上的重大变革。若是没有这些政策上的变革和外部行动者的这些影响，第三波民主化受到的限制会多得多。
欧洲机构。欧洲共同体起源于1951年在法国、西德、意大利和其他三个低地国家之间签订的条约，这项条约创立了欧洲煤炭钢铁共同体（the European Coal and SteelCommunity）。在1957年，罗马条约又创立了欧洲核能共同体（the European Atomic Energy Community，Euratom）和欧洲经济共同体（the European Economic Community）。同样，成员国还是上述6个国家。在1969年，这三个机构被合并为欧洲共同体。由于戴高乐（de Gaulle）否决了英国在1963年加入欧共体，所以上述新合并共同体的成员仍然只有巴黎条约的最初6个缔约国。不过，在1970年，欧洲共同体改变了作法，并同挪威、丹麦、爱尔兰和大不列颠就加入共同体问题开始进行谈判。在1973年，后3个国家成为欧洲共同体“第一次扩大”中加入的成员国。到七十年代中期，在东南欧进一步扩大欧共体成员已经成为一个中心问题。
欧共体方面在发展方向上所进行的调整与发生在地中海欧洲的民主化进程是一致的，并因此而得到加强。对希腊、葡萄牙和西班牙来说，民主化和加入欧洲共同体是携手并进的。它们都希望获得欧共体的成员资格，而且甚至从经济的理由上看，加入欧共体也是非常必要的；一个国家要想作欧共体成员国首先必须实行民主政治；因此民主政治是经济增长和繁荣的基础性一步。与此同时，欧共体的成员身份会加强对民主的义务并提供防止回归到威权主义的外部依托。当新的民主国家申请加入欧共体时，现有的成员“只能接纳它们。而且赞同扩大欧共体会很快地获得普遍的认同。”
希腊自1962年起，一直是欧共体的联系国。当1974年结束军人独裁时，希腊的新领袖们迅速地开始发展其与欧共体的关系，并在1975年6月正式申请成为欧共体的正式成员。卡拉曼里斯（Karamanlis）政府和支持这一举动的希腊人希望以此促进经济发展，为希腊产品尤其是农产品找到进入西欧市场的渠道，同时减少对美国的依赖，而且也为了抗衡土耳其和斯拉夫国家而加强同西欧国家的关系。不过，同样重要的是，希腊政治中的中间派和保守集团承认加入欧共体会“为希腊羽毛初丰的民主制度提供最好的保障”。
在七十年代中期的西班牙和葡萄牙，人们普遍希望强调他们国家的欧洲身份。旅游、贸易和投资使得西班牙成为欧洲的一部分。同样，葡萄牙对外贸易的一半是与欧共体进行的。胡安·卡洛斯强调，西班牙的使命在欧洲，而且与欧洲连在一起。斯宾诺拉将军说：“葡萄牙的未来与欧洲是明确地连在一起的。”这些情感在两个国家的中产阶级中特别强烈，这也为民主运动提供了社会基础。葡萄牙在1977年3月申请欧共体成为欧共体的成员；西班牙是在1977年6月。如同在希腊一样，在这两个国家民主的确立都被看作是确保欧共体成员的资格带来经济好处的必要条件，而且欧共体的成员资格也被看作是民主稳定性的保障。在1981年1月，希腊变成了欧共体的正式成员，五年之后，西班牙和葡萄牙也成为其正式成员。
在葡萄牙，欧共体对民主化的影响不仅仅局限在被动地提供经济动力和政治保护。西德政府和社会民主党（the Social Democratic Party，SPD）主动积极介入与东德统治集团的斗争，并为葡萄牙政府和葡萄牙的社会党人提供了实质性的资源。他们通过这样作也提供了一种模式。一种动力和一种手段，这样使美国也加入进来，并向为民主而战的社会力量提供了实质性的经费资助。在苏联为共产党人提供了大量的财政经费这一情况下（估计为四千五百万到一亿美元），在1975年，由德国人所领导的西方介入对葡萄牙的民主化至关重要。
第三波的开始或多或少与欧洲安全与合作会议（theConference on Security and Cooperation in Europe，CSCE）及赫尔辛基最后决议（the Helsinki Final Act）是相互契合的，这以后被称作是赫尔辛基进程的开始。在这一进程中有三个因素影响到东欧人权和民主的发展。首先，在最初和以后召开的各次会议中都通过了一系列为民主和自由提供合法性以及为对每个国家的这些权利进行国际监督而通过的一系列文件。有35个欧洲和北美国家政府首脑在1975年8月所签署的最后决议中提出把“尊重人权和基本自由包括思想自由、信仰自由或宗教自由”当作十项原则中的一项。决议的第三部分详细阐述了政府在促进资讯自由流动、少数人的权利、旅行自由和家庭团聚方面所应承担的责任。在1989年1月，维也纳举行的欧安会最后文件中包括了有关人权和基本自由的更加详细的规定。同时它还创立了有关人权会议，这次会议先是于1989年5月和6月在巴黎召开的，然后是1990年6月在哥本哈根召开的。后一次的会议通过了一项全面性的文件，以保障法治、民主、政治多元化和组织政党的权利以及自由和公平的选举。大约在15年的时间内，欧安会的国家就这样从只宏扬有限的人权到保障所有的民主自由和制度。
第二，赫尔辛基最后决议在美国也受到许多人的攻击，指责它使苏联在东欧划定的边界得到了合法化，而只换取了苏联对遵守某些人权所作出的相对没有意义的承诺。然而，随后，欧安会在贝尔格莱德（1977－1978）、马德里（1980－1983）和维也纳（1986－1989）举行的历次会议却为美国和其他西欧国家提供了向苏联和东欧国家施加压力，要它们履行赫尔辛基承诺，并要求它们关注和纠正违背这些承诺的一些具体作法。
最后，赫尔辛基进程也导致在这些国家中成立委员会或观察小组来监督决议的遵守情况。尤里·奥尔诺夫（Yuri Orlov）和其他的一些苏联异议分子在1976年5月建立了第一个这样的集团，随后，捷克斯洛伐克又成立了七七宪章（Charter’ 77）团体以及在其他国家也成立了类似的委员会，这些团体虽然常常受到其政府的迫害和压制，但是却构成了要求民主化的国内力量。
赫尔辛基进程对东欧民主化的影响虽是有限的但却是实在的。共产党政府承认西方在人权标准上提出的原则，这就使他们在违反这些权利时受到国际和国内的批评。赫尔辛基是可供改革者用来开放其社会的动力和武器。在至少两个国家这种影响是十分直接的。在1989年9月，具有改革倾向的匈牙利政府使用其对个人移民自由的承诺（这项承诺在维也纳会议的结束文件中有具体规定）来违反其与东德政府的协定，让东德人通过匈牙利前往西德。这一过程启动了一系列的事件，这些事件导致了东德统治者的垮台。在1989年10月，欧安会在保加利亚举行的有关环境的会议激发了在索菲亚（Sofia）举行的游行示威，而这次示威受到了政府的粗暴镇压，从而开始了一系列导致在随后一个月废除死硬的独裁者日夫科夫（TodorZhivkov）的事件。
欧洲共同体积极地推动了民主化，而且成为欧共体成员，这对想要民主化的国家也是一个动力。欧安会是一个使共产党政府承诺实行自由化的进程，也是使其国内异议分子和外国政府迫使他们实现自由化的努力得到合法化的过程。欧安会虽然没有创立民主，但它却有助于支持东欧和苏联的政治公开。
美国。美国在其他国家促进民主和人权的政策是在七十年代初开始发生变化并在1973－1989年间经历了四个阶段。在六十年代末和七十年代初，这些目标在美国的外交政策中占据相对次要的地位。进步同盟（the Alliancefor Progress）的积极主张被搁在一边；那时，政府和国家都全力关注于越战；尼克松总统和亨利·基辛格在外交政策上采取一种现实政治的方法。不过，在1973年，潮流开始向另一个方向转变。国会首先发起变革倡议，并由唐纳德·弗雷泽（Donald Fraser）众议员在国际组织与运动的小组委员会（Sub－communittee on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and Movements）中举行了15次听证会，时间是在1973年的下半年。该小组委员会在1974年的报告中敦促美国把促进人权作为主要的外交政策，并建议采取一系列行动促进这一目标。在1974年国会在援外法案（the Fo- reign Assistance Act）、互助法案（the Mutual AssistanceAct）和贸易改革法案（the Trade Reform Act）中增加了人权修正案。三年之后，它又同样对国际金融机构法（theInternational Financial Institutions Act）作了类似的修正。这些修正案通常规定，对那些犯有大规模侵犯人权的国家不得提供援助，除非总统认为有绝对的理由需要这样作。在1974年、1975年和1976年期间，国会对人权的关心及对违背人权者实行经济制裁的想法已变得十分明确。
美国政策的第二个阶段，始于卡特（Carter）政府1977年掌政。卡特使人权成为其竞选运动的一个主题，而且，人权也成为在他执政第一年期间的对外政策的一个重要特征。总统的行动（例如，在就职后不久，他就致信安德列·萨哈罗夫［Andrei Sakharov］，和他在白宫接待弗拉基米尔·布克夫斯基［Vladimir Bukovsky］），由总统、国务卿和其他政府成员所发表的演说和声明终止对几个国家的经济援助以及提升政府机构中人权组织的地位，所有这些都用来强调人权在美国外交政策中的中心位置，正如卡特总统所形容的：把人权纳入“世界议事日程”之中。
里根（Reagan）政府一执政就使得其对外政策与其前任有所不同。其中的一个重要因素是，他批评卡特的人权政策，因为这种政策只关注践踏个人的权利，而不关注拒绝人权的政治体制。最初，里根政府对拉美和亚洲的“威权”国家的人权问题轻描淡写，而强调有必要向共产党政权挑战。不过，到1981年底，在国会和拉丁美洲的民主过渡的压力下，美国行政当局开始改变其立场，里根政府在1982年6月向国会所作的报告中表现出了一个变化。到1983年和1984年，美国的政策进入了第四阶段。其特点是政府采取积极行动以促进共产党和非共产党的独裁国家的民主变革。其象征是美国承诺成立全国民主基金（the National Endowment for Democracy）。这样，卡特和里根政府最后都走了一条类似的“道德主义的”途径来促进国外的人权和民主。
在第三波中美国政府用了种种手段，包括政治的、经济的、外交的和军事的来促进民主化。它们包括以下若干方面：
（1）由总统、国务卿和其他官员发表声明拥护民主化的总趋势和具体国家的民主化进程；由国务院每年对各国的人权状况作出评估报告；由美国新闻总署、美国之音、自由欧洲电台和自由电台宣传民主思想；
（2）经济压力和制裁，包括由国会限制或禁止美国对15个国家的援助、贸易或投资；在另一些情况下则由行政部门终止援助；同时在由多国金融机构提供贷款时投反对票或弃权票；
（3）外交行动，包括启用新一族积极“推进自由”的美国大使（其中的典范是1975年出任葡萄牙大使的福兰克·卡卢奇Frank Carlucci），这些人中包括出任乌拉圭和尼加拉瓜大使的劳伦斯·佩左罗（Lawrence Pezzullo）、出任菲律宾大使的史蒂芬·波斯沃斯（Stephen Bosworth）、出任萨尔瓦多、巴基斯坦和巴拿马大使的迪恩·辛顿（Deane R．Hinton）、出任秘鲁、玻利维亚和萨尔瓦多大使的埃德温·考尔（Edwin Corr）、出任巴拉圭大使的克莱德·泰勒（Clyde Taylor）、出任智利大使的哈里·巴恩斯（Harry Barnes）和出任匈牙利大使的马克·帕尔莫（MarkPalmer）；同时也还包括美国南方司令部总司令在厄瓜多尔和智利施加的影响；
（4）对民主力量进行物质支持，包括由中央情报局（the Central Intelligency Agency，CIA）在1975年为葡萄牙社会党所提供的可能达数千万美元的援助，对波兰团结工会的实质性财政援助以及由国际开发总署（the Agency for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AID）和由全国民主基金会提供的数百万美元，以确保1988年在智利举行对皮诺切特将军的一次公平的全民投票，还在1979年向尼加拉瓜提供经费以促进其民主化；
（5）军事行动，包括卡特政府在多米尼加共和国部署军舰，以确保在1978年的选举中选票统计的公平进行，里根政府在1983年入侵格林纳达以及布什政府命令军用飞机飞向马尼拉上空，以示支持阿基诺在1989年入侵巴拿马；在菲律宾和萨尔瓦多的由民主选举产生的政府在与左派叛乱组织的战斗中提供军事援助，以及为在阿富汗、安哥拉、柬埔寨（Cambodia）和尼加拉瓜进行反对非民主政府的叛乱活动中提供财政支持；
（6）多边的外交，包括由卡特和里根任命马克斯·坎佩尔曼（Max Kampelman）在贝尔格莱德和马德里进行欧安会谈判中就赫尔辛基协议中第三部分的谈判向苏联施加压力，以及通过动员联合国诸机构来反对一些臭名昭著的侵犯人权的国家。
这些行动在多大程度上会有助于民主化呢？无疑，最重要的作用是使得人权和民主成为国际关系中的一个重要问题。国际人权同盟（the International League for HumanRights）注意到，在1977年，人权“第一次在许多国家中成为国家政策的一个主题”，而且成为“在国际组织的讨论中和世界新闻媒介中寄予更大关注的焦点，导致这种变化的一个最重要的因素是卡特总统和美国的人权政策”。正如亚瑟·施莱辛格（Arthur Schlesinger）所写到的：卡特的人权运动“改变了国际环境，把人权纳入了世界的议事日程当中，同时也纳入了世界的良心之中。”里根总统在其就任的第一年就制定了“民主规划”，其在1982年对国会的演说，1984年全国民主基金会的创立以及其在1986年3月向国会发表的咨文中，再加上美国外交官在一系列国家的活动都有助于使民主化一直成为八十年代国际事务的一个焦点，同时也加强了有利于民主的全球性总体思想环境。
在某些国家，美国的角色是直接的和关键性的。就像主教和教皇的公使一样，美国的大使不时地促成反对派的团体之间达成协议，并在这些团体与威权政府之间充当调解人。在1980年、1983年和1984年，美国政府出面干预阻止在萨尔瓦多、洪都拉斯和玻利维亚策划中的军人政变。在1987年，里根总统和舒尔茨国务卿规劝韩国的全斗焕总统与反对派保持对话，而且国务院还对韩国的军方发出了“严厉的警告”，不要试图进行政变。1989年1月，在秘鲁一场军事政变似乎迫在眉睫；美国大使有力地宣布美国反对这一政变；结果政变没有发生。在好几种场合下，美国政府采取行动以反对军事政变维持了菲律宾的民主。美国在这些国家和其他国家的行动也许是决定性的，也许不是。但是它们在支持民主中的作用却是重大的。事实上，在卡特、里根和布什的执政期间，美国政府采纳的是一条民主版本的勃列日涅夫主义（Brezhnev doc- trine）：在其势力范围之内不允许民主政府被推翻。
卡特和里根的努力所发生的影响当然是因不同的国家而异，而且要评判在每一个国家所产生的影响需要作出极大的努力。也许可以从两个方面来进行衡量。一个是从这些政策要使之受益的人这一方面来衡量。例如，在1989年，1981－1984年在位的厄瓜多尔民主总统胡尔塔多（Osval do Hurtado）说：“美国从未像今天这样致力于民主制度；若是没有卡特和里根总统所奉行的拥护民主的政策，拉丁美洲的某些民主进程绝不会出现，也不会达到今天这样的成功。”在1989年12月，即乌拉圭自1971年以来出现的第一位民主选举总统就任刚满一周年，胡里奥·桑格内蒂（Julio Sanguinetti）表达了类似的情感：“卡特政府的许多政策对乌拉圭的民主化进程是最重要的外部影响。在独裁的那些年代里，我们这些处于反对地位的人实际上是在黑暗中进行抗争。我们在为数不多的支持来源中有一个就是美国政府的政策。这一政策不断地寻找践踏人权的行为。”在菲律宾，辛主教在对反马科斯所作的成功斗争进行评价时观察到，“没有美国的帮助没有一个人会在这里取胜。”即使苏联也感受到了这一影响。大赦国际莫斯科分部的领导人在1980年评论道，“我不知道卡特能否被写进美国历史，但是他因为这项政策已经被写入了俄国历史。”
判断美国对民主化所产生影响的第二个尺度是那些要求维持独裁的人。在卡特和里根政府期间，巴西、阿根廷、智利、乌拉圭、菲律宾、苏联、波兰和其他国家独裁政权的最高领导人们一再苦苦抱怨美国“干涉”他们的内政。这一证据强烈表明在多数情况下这些抱怨是有正当理由的。
许多专家所观察到的情况也加强了由当事者对这些国家所作的判断。根据路易斯·阿布加塔斯（Luis Abugattas）的观察，1977年在秘鲁：
这样重新民主化。由于卡特政府的人权政策以及
外国的债务谈判来获得外部合法性的必要性达到了加
强。自1976年以来，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
的谈判一直是中断的，而且军政府没有能力恢复这些
谈判，因为他们不愿意采纳国际货币基金会所要求的
“休克政策”（Shock policies）。民主的开放引起了美国
国务院的关注，朝着这个方向每前进一步都得到了积
极的回应，例如增加对该政权的援助。此外，美国的
大使馆也接到命令，要求反对右翼军官和地方的顽固
派，因为他们试图使军人在南美国家长期掌政，并公
开表明卡特政府不接受这一选择。如果重新民主化在
1976年7月之后还是一种可能性的话，那么到1977
年7月之后，这已成为一个事实。
在厄瓜多尔，美国的压力“似乎是阻止1978年威权复辟”的三个要素中的一个，而且当费布雷斯-考得罗（Febres－Cordero）总统要求终止1985年中期选举时，他最终不得不“在受到美国大使馆的重大压力下如期举行选举”。在1984年当玻利维亚的总统被保安人员绑架时，他是由于“受到工人、军队中的效忠力量和美国大使馆的严重反对”时才得以释放的。在多米尼加，民主化被贴上了“‘来自外部的’变革”这一标签，因为美国出面干预了，而且直到第三次干预才确保对1978年选举的投票进行公正的统计。在智利，“持续的美国压力”有助于使在1988年对皮诺切特政权进行自由和公正的全民投票成为可能。里根政府在鼓励向智利、萨尔瓦多、危地马拉和洪都拉斯这些国家的民主化方面具有特别的影响，因为这些国家的军队基本上对里根政府持友善的态度。
美国在促进其他国家民主化方面最公开的和最有争议的努力是国会重新通过被里根否决了的1986年对南非进行制裁的全面反种族隔离法（the Comprehensive Anti－Apartheid Act）。在有关这一措施辩论中，支持者认为，制裁将会对南非的经济产生重大影响，会促使南非政权尽快结束种族隔离。持反对意见者则争辩道，制裁会严重地影响到南非的经济，会消除黑人的就业机会，会恶化黑人的生活标准和改进的前景。这两种主张都有言过其实之处。美国的制裁和欧洲共同体不太严厉的制裁对八十年代的南非经济形成了某种冲击。尚不清楚的是，它们是否对南非摆脱种族隔离的运动产生重大的影响。这一运动始于1979年，其直接原因是南非的经济发展、向黑人开放熟练工种、允许设立合法的黑人工会和改善黑人的教育、允许劳工自由流动及增加黑人的购买力方面的必要性。种族隔离与相对贫困的农业经济是相互一致的；它与复杂的、富裕的、城市的工商业经济是不能并存的。正如在其他国家一样，经济发展产生了政治自由化。美国和欧洲在八十年代的制裁无疑影响到南美白人的心理和孤立感，同时也为摆脱种族隔离提供了额外的诱因。制裁可能影响到这一进程的速度和性质，但是其影响与南非国内经济和社会变迁的影响相比则是相对次要的。
对美国在第三波民主化的角色不可能在这里作出确定性的评估。不过，从总体上看，似乎美国的支持对多米尼加共和国、格林纳达、萨尔瓦多、危地马拉、洪都拉斯、乌拉圭、秘鲁、厄瓜多尔、巴拿马、菲律宾的民主化至关重要，而且它也是葡萄牙、智利、波兰、朝鲜、玻利维亚和台湾民主化的促进因素。如同天主教会所起的作用一样，若是没有美国参加这一进程，向民主过渡的国家将会少得多，而且时间上也会晚得多。
苏联。八十年代末，东欧出现的民主化是苏联政策出现变革的产物，这种变革比国会和卡特总统在七十年代美国政策中所作出的变革意义更为深远、更富有戏剧性。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总统废除了勃列日涅夫主义，而且向东欧各国政府和反对团体转达了这样一个明确的信息：苏联不会采取行动来维持现有的共产党独裁，相反苏联赞同采取经济自由化和政治改革。戈尔巴乔夫支持和期待政治改革的程度究竟有多大，这一点还难以确定。但毫无疑问的是，他赞同解除像东德的昂纳克（Erich Honecher）、保加利亚的日夫科夫和捷克斯络伐克的雅克什（MilosJakes）这样的老保守派领导人的职务，并用主张改革的共产党人士来取代他们，因为这些人会成为他的天然同盟军。尚不清楚的是，他是否也赞同在东欧国家实现全面的民主化，以及是否主张取消苏联在所有这些社会中的影响。然而，这却正是他的行动所产生的后果。
苏联的新政策为废黜现有的共产党领导人、非共产党团体参与权力以及通过竞争性选举产生政府，开放与西欧的边界，加强朝向市场导向的经济体制迈进的努力敞开了大门。波兰在1988年至1989年的过渡显然主要来自于其内部的发展。不过，在1989年8月，据报道，戈尔巴乔夫出面干预敦促共产党领导人加入团结工会领导的政府。在9月，苏联人没有反对匈牙利人开放他们与西方的边界。在10月初，戈尔巴乔夫访问了东柏林，并宣称“那些不肯改革的人将会付出生命的代价”，这导致了昂纳克的下台。克林姆林宫明白表示苏联军队不会被用来镇压在莱比锡和其他城市的抗议。在11月，苏联人通过鼎力协作，在保加利亚废除了日夫克夫作为党的主要领导人的职务，建立了一个在彼得·姆拉季诺夫（Petar Mladenov）领导下的改革派政府。至于捷克斯洛伐克，据报道，戈尔巴乔夫在1989年夏天敦促改变雅克什和阿达梅奇的领导体制。同年11月，苏联人表示，他们将在1968年的入侵事件上认错。这样就使捷克的共产党的领导集团失去了合法性。同时苏联人还严厉警告捷克人不要用武力来阻止变革。
在拉丁美洲和东亚，美国人运用其影响促进了民主化；在东欧，苏联影响的退出也产生了类似的效果。苏联的转变导致了高度民主主义取向的游行者在莱比锡、布达佩斯、布拉格的街头高唱：“戈比（Gorby）！戈比！”（即戈尔巴乔夫的明称——译者注）戈尔巴乔夫加入了约翰·保罗二世、吉米·卡特、罗纳德·里根作为二十世纪末民主变迁的主要跨国促进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