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致第三波民主化的第五个因素也许可以用示范效应、感染、播散、仿效、滚雪球，甚至是多米诺骨牌效应（domino effect）来形容。一个国家成功地实现民主化，这会鼓励其他国家的民主化，要么是因为这些国家也面临着同样的问题，要么是因为其他地方成功的民主化意味着民主化可以治疗它们所面临的问题而不管这些问题是什么，或是因为已经民主化的国家十分强大，可以被当作政治或文化典范。阿尔蒙德和蒙特在其《危机、选择与变迁》（Crisis，Choice and Chanse）的研究中发现，示范效应在他们分析的五项环境肇因中起着一定的重要作用。对政变和其他政治现象的统计研究表明，至少在某些环境中民主化是相互传染的。分析示范效应在个别案例中的影响是困难的，而且需要更广泛的研究，这里作不到这一点，但是，可以不妨就示范效应在第三波中的一般角色提出若干个可行的假设。
示范效应在实践中又示范了一些什么呢？首先，示范效应向一个社会中的领袖和社会团体示范了另一个社会中的领袖和社会团体的在结束威权体制方面和建立民主体制方面的能力。他们的示范表明这一点能够做到，这样大概就激发了在另一个社会中的那些领袖和社会团体去做出这样的尝试，来模仿第一个社会中的领袖和社会团体的作为。其次，示范效应表明了如何做到这一点。一个社会学习并试图模仿在其他社会曾成功实现民主化所使用的技术和方法。韩国的社会团体有意识地模仿把马科斯独裁政权拉下台的“人民权力”的方法。而且这种学习时常是民主化人士之间直接磋商和自觉的教育过程的产物，就像发生在匈牙利的民主人士和西班牙的民主人士之间那样。第三，新一波的民主化人士也会学会如何避免危险、克服困难。例如，在1974年和1975年间，葡萄牙所出现的社会动乱和社会冲突就使得西班牙和巴西的民主化领袖们试图进行“一种受控的政治变迁过程，以完全避免像葡萄牙所遭受的那种中断。”同样，西班牙的民主领袖们认为，1980年9月土耳其的军事政变是应该在西班牙加以避免的“一个危险的先例”。
示范效应在第三波中的一般作用可以归结为以下三个命题。
第一，示范效应在第三波民主化中比在前两波民主化中或者说比二十世纪任何其他一次政治波浪的重要性都大得多。原因是在全球通讯和交通方面的急剧的扩展发生在二十世纪后数十年，特别是电视和通讯卫星在七十年代覆盖了全球。政府可以仍然控制着当地的新闻媒介，并不时地消除其民众获得当局不愿他们获得的信息的能力。但是这样做的难处和成本在显著增加。这可能会导致建立一个广泛的地下传播网，就像在波兰和其他国家所出现的那样。短波收音机、卫星电视、电脑、传真机使得威权政府越来越难以对其精英和公众进行信息封锁，以防止他们知道发生在其他国家有关反对或推翻威权政府的斗争。在很大程度上，由于全球通讯的作用，到八十年代中期，“世界性的民主革命”的形象无疑地已在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政治和思想领袖们的心中变成了一个现实。因为人民相信它是真的，它在后果上也是真的。人们可以、而且的确会关心在遥远的国家所发生的事件对他们自身的相关性。在波兰团结工会的斗争和在菲律宾马科斯的倒台都在智利引起了回响，而这在数十年前却几乎是不可能的。
其次，尽管日益发达的通讯变天涯为咫尺，但是在地理上相近、文化上相类似的国家中间示范效应仍然最为强烈。威权体制在葡萄牙的倒台对南欧和巴西有着直接的影响。正如一位雅典人在1974年6月，即葡萄牙发生政变发生之后的两个月、希腊军政权垮台的一个月之前说道，“我们需要的正是一位希腊的斯宾诺拉将军来推翻军人统治集团并回归到立宪政府。”长达45年的葡萄牙独裁政权的终结“对其西班牙的难友无疑是一个极大的冲击，对反对派的士气则是一个极大的鼓舞。而且，彼国的穷亲戚居然能实施民主，这只能在西班牙加剧实行变革的要求。”照道理说，希腊的民主化对其他地方应该没有什么影响。不过，西班牙的民主化却对拉丁美洲意义重大。正如一位阿根廷人所观察到的，“要效法美国是我们绝对不敢奢求的，但仿效西班牙则完全是另一回事情。”在西班牙和葡萄牙实现的民主过渡最令人信服地表明，伊比利亚文化并不是内在地，而且永远地反民主。如果西班牙和葡萄牙能够做到，“拉丁美洲也能够摆脱专制”。阿尔方辛广泛地使用这个西班牙的“比喻”来使其在阿根廷的活动合法化。这样，用玻利维亚总统的话说，“阿根廷的民主化支撑着整个拉丁美洲的民主”，而且对其邻国有着特别的影响。对乌拉圭的影响既是正面的，也是负面的。毗邻的大国已经实现了民主；那么乌拉圭的民主就变得不可避免了。然而，阿尔方辛政权过早地起诉前军事统治者，这一举动刺激了某些乌拉圭的军方人士，他们从让出权力的许诺上后退了。胡里奥·桑格内蒂哀叹道，“阿根廷人给我们造成了这样可怕的损害”。阿根廷的民主化激励了智利和巴西的民主人士。而且据报道，也使反对秘鲁和玻利维亚新民主政权的军事政变打消了念头。阿尔方辛个人会见并支持其他拉丁美洲国家民主反对派团体的领袖。
1986年2月，马科斯的垮台在亚洲其他地方的威权领导者们和反对派民主人士中分别产生了焦虑和希望。受影响最大的是南韩。在辛主教实现在菲律宾政权变革中扮演了中心角色之后的一个月，金主教也第一次要求在朝鲜进行宪政改革和实现民主。反对派领袖金大钟说，“在亚洲，有许多独裁政权，但是，只有在南韩和菲律宾才有人民积极地追求民主。他们在菲律宾成功了，也许我们在这里也会成功……。现在是亚洲的发展中国家人民运用自己权力的时候了。我们对此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有把握。”尽管现成的证据很少，但是似乎可能的是在菲律宾发生的事件对激发1988年夏天在缅甸发生的事件起着示范作用，以及对发生在台湾的自由化也有一定的影响。
最戏剧性的滚雪球效应发生在东欧。一旦苏联默认、也许甚至鼓励非共产党人士1989年8月在波兰掌权，民主化的浪潮就一下子横扫了整个东欧，先是9月份涌人匈牙利，10月份到了东德，11月份到了捷克斯洛伐克和保加利亚，12月份到了罗马尼亚。正如一位东德人士所说的，“我们看到了在波兰和匈牙利正在作的事情；我们听到了戈尔巴乔夫的话。每个人都感到了。我们为什么要被别人丢在后面呢？”正如阿什所说的，在捷克斯洛伐克，“每个人都从他们邻居的经验中知道这件事情可以办成。”一些国家的民主化也激发了其邻国的自尊心。难道发达的、工业化程度高的、中产阶级多的西班牙要落在弱小、贫困的葡萄牙后面吗？既然乌拉圭和智利已经有了很长的民主政府的经历，难道要被阿根廷和巴西比得相形见绌吗？难道捷克斯洛伐克作为东欧唯一有真正民主传统的国家应该被其他国家甩在后面吗？
东欧和东亚的民主化进程说明了示范效应的第三个重要特征：民主化波浪的肇因随着时间的推移在相对重要性上发生了变化。示范效应显然不能影响到第一个民主化的国家。第三波民主化中较早的国家是另一些触发因素的产物，而不是雪球。一场打不赢的殖民地战争、在塞浦路斯的一次军事失败、佛朗哥的死亡触发了葡萄牙、希腊和西班牙的民主化。福克兰群岛战败、暗杀贝尼基·阿基诺、教皇的访问对阿根廷、菲律宾和波兰产生了类似的影响。在很大程度上这些进程是原地生成的，即原生的。不过，一旦这种进程启动了，在领头国家的变化，如西班牙、葡萄牙、阿根廷、菲律宾、波兰，就有助于激发其邻国或文化上类似的国家产生进行相同变化的要求。示范效应的影响未必显著依靠在接受国出现有利于民主的经济和社会条件的存在。随着这些雪球继续滚下去，这些进程自身趋向于成为上述条件的替代物。这一事实反映在其加速度中。在波兰，随着这一阶段的推进，民主化花了十年的时间，在匈牙利花了十个月，在东德花了十周，在捷克斯洛伐克化了十天，在罗马尼亚花了十小时。
在1989年底，一位埃及人在评论阿拉伯世界的政治前景时这样说到，“现在没有国家能够逃避民主。”他的预测集中说明了滚雪球作为肇因的假设：因为民主化在那里发生了，它也将在这里发生。木过，滚雪球下山，不仅有加速度，体积会增加；而且也会在不适宜的环境中溶解。到八十年代末，示范在那些具备其他有利于民主化的条件和民主自身都很薄弱或根本不存在的国家出现了要求民主化的努力。在菲律宾、波兰和匈牙利开始出现民主运动之后，韩国人、东德人和捷克斯洛伐克人也一致问道：“为什么我们不干？”在这些人开始发动民主运动之后，罗马尼亚人随后又自问道：“为什么我们不干？”不过，就这些国家而言，对这个问题已有明确无误的答案。这一效应把第三波从里斯本的石竹花推到了布加勒斯特的大屠杀。
